于七造反上牙山

于老五

人称“牙山自古多英雄”，此言不虚。三百多年来，于七(实名于乐吾)牙山造反的故事世代相传，人们一直赞颂他抗清起义的惊世奇迹。　　牙山，又名锯齿山，位于栖霞东南部,最高海拔806米，群峰争雄，高峻险恶，易守难攻，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清兵从海上直驱山东半岛，首破宁海(今牟平)，接连又攻陷福山、栖霞、莱阳、文登、平度等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为，时值连年亢旱，天灾兵祸，民不聊生，反清怒火，一触即发。
　　清顺治五年(1648年)，于七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号召武勇千余，奔上牙山，高高竖起了义军大旗，开始了武装反清斗争。经过两年的准备、教练，抗清力量日益壮大。顺治七年，于七率起义军2000余人，东出牙山，与昆嵛山的义军合力围攻宁海州。起义军斗志昂扬，冒死爬城，锐不可当，很快攻破宁海城，杀死知州刘文淇，声威大震。清廷闻报，惊恐万分，急命登州调集各路人马来与于七交战，但都被义军打得丢盔卸甲，大败而回。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调集精东将军济席哈、兵部郎中舒穆禄图喇、山东总督祖泽傅等所谓三大帅，重兵“会剿”于七，列营牙山周围。由于义军迭次主动出击，重挫清兵于十字线、营盘一带，但终因寡不敌众，只得退居牙山，誓死扼守。在几次争夺战中，义军居高临下，越战越勇，清兵屡攻屡败，伤亡惨重。据说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当清兵攻到大牙的唯一通道口时，于七身处这里的“橛子石”旁，挥动大刀，奋勇拼杀，将陆续爬上来的清兵，一个个砍下山崖，横尸遍谷，血流成河，一直杀了三天两夜(山前有个小村叫“血灌亭”，即因此而得名)。
　　面对牙山天险难攻，清兵无奈，便采取长围久困的战术，以三万多人马把牙山围得水泄不通，到翌年二月，被久困的义军粮断水穷，牙山终被攻陷。战斗失利后，义军殉难者甚多，于七趁夜幕突出重围，潜逃崂山削发为僧，躲过劫难。在崂山住持华严寺20多年，寿至94岁。
　　于七起义，留给人们的遗迹和传说很多。他在牙山屯兵时，立义军大旗于山峰之上，旗穴尚存，粗若碗口，深如竹筒。在义旗右侧有一座老庙，是当时义军首领的议事厅，惜已坍塌，名存实无。由大牙向东，依次可见傲然挺立的三个山头，称之“大寨”、“二寨”、“三寨”，而寨名由来，系于七当年布兵而得。在牙山前麓有一潭碧水，宽阔数亩，清澈见底，相传这就是当年于七的饮马湾。

于振华

"在牙山前麓有一潭碧水，宽阔数亩，清澈见底，相传这就是当年于七的饮马湾。"
那能饮多少马啊,老五

于老五

                        于七墓塔

【于七墓】　位于华严寺塔院内，墓上建一经幢。于七，名乐吾，山东栖霞人，清顺治五年在锯齿牙山聚众起义抗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被困，康熙元年(1662年)败，史称于七“不知所终”。据传于七突围后，在即墨望族黄氏的掩护下，到华严寺避过清兵的追捕，后拜住持慈沾为师，皈依佛门，法名善和，是该寺第二代住持。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圆寂后葬于此。

于老五

3# 于老五
關于清朝初年反清義軍首領于七與螳螂拳創始人王朗之間的關繫曾經引起過不小的爭議.
我從網上看到一篇從歷史的角度攷證于七生平的文章,寫的很好,非常的客觀.轉貼過來,大傢感興趣的話不妨看看.可以對于七其人有詳細的暸解.


华严寺善和方丈的来龙去脉
黄非木　　
崂山华严寺塔院中埋有善和僧遗骨，他，“也就是曾经率众抗清的农民领袖于七”，到如今已是不会有人怀疑了。但是，关于这位古人的身世，特别关于他当年缘何兴兵，后来又怎么成了释门方丈的来龙去脉，因史料奇缺等原因而鲜为人知。笔者虽涉及过这方面的内容，也只能说略有发现，却远远谈不上窥得全豹。鉴于文史委相约之盛情难却，才仓促写下本文应命，不妥处还望明白人教正。　
(一)善和僧俗姓于，名乐吾。栖霞县唐家泊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廿一日。初字小喜，后依兄弟之长曰“孟”的成俗改字孟熹。又因在同胞十人中排行第七，而有“于七”之别号。
　　迄今为此，我们仅仅知道于乐吾的父亲绰号草上飞，明末曾充防抚铺兵。后来随父经商，家境逐渐殷实。万历四十八年，14岁的于乐吾以不善习文改而学武，日有所进。至22岁得中武举后，不求入仕，但热衷于以艺会友，竟频频同绿林中人往来。久而久之，自谓光明磊落，却不免招来“寇首”之嫌。好在他那重义气和爱打抱不平的秉性，博得了当时处于最下层的农民百姓尊重;其出色的武功，尤著称于百里方圆。　　
然而，即使对于于乐吾的这些基本情况，学术界的说法也并不完全一致。
例如:
　　1.有人认定“小喜”才是于七的本来名字。他们强调的理由是《东华录》有如是的记述，却忽略了该书既属御用文人之作，其在于七名字问题上，最有可能蓄意贬低的用心，本来，《莱州府志》中“大兵过境，讨栖霞于乐吾”一句，已明确指出了于七的本名，把“乐吾”同“小喜”联系起来看，也反映出名和字两义相关的名字学的基本规律，是知御用文人以较为粗俗的小喜(字)，易比较文雅的乐吾(名)，纯属曲笔罢了。　　
    2.对于乐吾之又称于七，也有同胞排行说和拜把座次说的不同。笔者则认为:迄今为止，还不曾发现一个同于七有八拜之交，因而冠以“某几”序号的人物及其事迹，相反，林竹岗《于七抗清记》中写有于七上有六位姐姐，下有两弟(于九、于十)的详情。以之同杜延*《谭略》写下的“草上飞生十子“(康熙字典:女子亦称子——笔者)相互印证，足见排行说之无可挑剔。
  　　3.对于七是否还有一个叫“孟熹”的“字”，有人也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即使排除“于七刀”上面刻有“孟熹”字样，“孟熹”之作为“字”，仍可以从名字学上来得到证实。因为，在于乐吾刚刚出生时，无疑是同胞七人中最小的又是惟一的男性，被称作“小喜”是十分贴切的。只是后来有了于九、于十，才合情合理地改作“孟熹”了。在这里，“孟”寓弟兄之长，“熹”示喜之多数，仅此而已。　　
    4.关于乐吾一家的经济状况，历来有避而不谈和蓄意夸大两种偏向。前者，源于史家的顾忌，怕直说了于家的富豪，便无法说明于乐吾同农民百姓，乃至同绿林中人交往的阶级基础和所以然。而由后者所渲染的“巨商”、“金矿主”一类说法，不过小说家言而已，也是难以取信的。因为，据《栖霞县志》，知明末清初，整个栖霞县内的商贾状况是“小小贩易，元千金之赀”，说具体点，也只是“或贩榆树皮于京师，或收买防风、黄岑等药材者”。至于那些赶集市、鬻东货者，“然非土著，亦无大商”。又关于黄金的生产，《栖霞县志》也不乏“间或有之，淘汰终日仅得微屑少许，矿于何有”;“以淘金病民，历禁无烦焉”等记述。是故，说于乐吾家是兼及农、商的财主可信，强称巨商、金矿主则脱离实际。　　
    (二)顺治五年二月的一天，官兵一队到唐家泊敲诈勒索，随即捆绑了几个拒不听命的农民，危急中，应被难者家属的请求，于乐吾出面营救。酿成拘捕者和反拘捕者的格斗，并以前者的抱头鼠窜和后者的救回人质为结局。事后，唐家泊百姓为了防范报复自行组织了起来，形成了一县之内农民起而抗清的星星之火。一时间，“唐家泊反了”，“于乐吾反了”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把胶东各地怀有反清情绪的各阶层人士，吸引到一条战线上来，大有揭竿而起之势。于乐吾，被推为这支义军的当然领袖。　　   其时，清廷正把主要精力用于对南明的战事;府、县的防营又不足以镇压方兴未艾的义军，这才使于乐吾领导下的义军节节胜利，逐渐壮大，并同邻县的反清力量建立了可靠的联系。同年的某个时候，于乐吾一度集中二三千之众，攻克宁海州城。　　
    但是，因于乐吾本人并无“抗清复明”这样一种明确的意识，故在攻克宁海州城，旋即退出之后，再无大的进取。甚至于把义旗仅仅举到顺治七年，遇登州知府张尚贤，“单骑携一幼子”，亲赴于乐吾家实行慰、谕并举，特别表示“如不见信，愿留儿子为人质”的时候，他终于欣然受抚降清，同时接受了把总印信。这样，就导致了众多希望恢复明朝的志士(其中不少是知识分子)的纷纷离去和整个义军的解体。
　　遗憾的是，关于于乐吾两载抗清，一旦投降的事实，史家的认识也并非一致的。主要方面有:　　   1.有人说于乐吾之受抚出任把总，是名符其实的投降，只是似乎情有可原，而且据说他后来的举动表明能够改正错误。还有人强调说，于乐吾之受抚，不过是对官府的“虚与委蛇”，旨在“利用合法身份暗中进一步组织力量，以图大举”。对上面两种说法，笔者认为都是大可商榷的，一是于乐吾受抚后确有“擒贼自效”的表现，并以有功升作裨将。这当然是对旧日朋友的背叛和对官府上司的迎合。二是在起初打抱不平的时候，在后来攻宁海州的时候，都不曾想到利用合法身份的于乐吾，怎么等到与清军抗衡了两年，并且站稳了脚跟之后，反而要向往“合法”了;三是从顺治七年至顺治十八年的整整10年中，于乐吾暗中组织的力量又在哪里呢?析而言之，情有可原也好，虚与委蛇也好，都反映着一种美化当事人的目的。却同历史真实无缘。
　　2.常见一些辞典和史话都把于乐吾攻宁海州的时间记作“顺治七年”。甚至有同志依据这个“顺治七年攻宁海”说，推论出顺治八年于七始受抚降清的新的命题。在此，有必要引两节志书文字，来澄清上面几种不正确的说法:
　　其一，根据林畴《于逆纪略》有关资料撰写兵事部分的《宁海州志》写道:“国朝顺治五年，于七率众寇宁海州城，寻平。”
　　其二，康熙十一年成书的《栖霞县志》也明确记作:“顺治五年，于七寇，破宁海州。七年，知府张尚贤招抚之。”
　　按照“地近事易核，时近迹真”的考据原则，史学界似乎没有继续沿袭“七年攻宁海”说的任何理由了。
　　(三)于乐吾受抚降清之初，本希望坚守讲义气的原则，来维系新、旧两部分朋友的关系。一方面，他确实频频同旧友往来，另方面却又把张尚贤这样的人看成莫逆之交。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系的桎梏和变化，逐渐上升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呈现出两义难全的态势。以“捕盗”这一官方要求为例，任何懈怠都无法向上司交待;每捕一人则往往使旧日朋友寒心。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朋友同于乐吾反目为仇。促使他在当了10年把总(后升任裨将)之后，不得不接受自己夫人和几位知己朋友的建议，作了辞官避仇的抉择。
　　殊料事隔不久，乐吾之弟于九在顺治十八年夏的莱阳宝泉山庙会上，同当地豪绅宋彝秉结下仇怨。宋氏倚仗其父曾任兵部侍郎的权势，竟而挟嫌上告兵部，“称于七谋不轨”。接着，当府县兵丁奉命捉拿于乐吾的时候，先是于九、于十“拒伤官兵”，后是乐吾本人在一怒之下杀死本县县令翟进仁，骤然造成了非反亦反的事实。旬日之间，出现了一方惊骇事大，连忙调兵遣将，挥师锯齿;一方自料祸不可免，匆匆招集旧部，迭运粮草入山的局面。同年十二月初，3万清兵便包围了锯齿山地区。
　　能够使于乐吾自豪的是，他的被迫再次同清军对垒，使昔日义军兄弟顿释前怨而迅速集结到他麾下;他那个“清兵来屠吾县”的口号，更使成千上万的、不明所以然的百姓，莫名其妙地奔赴唐家泊一带，听命于于乐吾的指挥，或求得到庇护以不死。
　　不过，以10万徒手之众，对3万训练有素的精兵，其结局是不难预料的。尽管于乐吾依靠尹应和父子等骨干的支持，取得了最初几次夜战的胜利，无辜百姓的血却汇成了赤色的河流。很快，由主动变被动，由优势变劣势，被迫退守锯齿山内的几座山峰，凭险节节抗敌。相传，于乐吾本人曾亲自扼守在通向“大牙”(锯齿山三主峰之一)的一处叫作“门槛石”的隘口，只要有敌兵出现在眼前，莫不被挥刀砍下山崖。如此循环，竟然凝血于寒刀，时时需以沸水洗之。此举，既显示了于乐吾的不屈和强悍，也大大鼓舞了所部的士气。更迫使清兵统帅们改而采取围困的战略。直更次年二月，才发起最后的总攻。　　 在这里，有必要就于乐吾在顺治十八年的抗清可不可以称作“第二次起义”，甚至和郑成功相提并论的问题稍作辨析:
　　1.从起因上看，顺治五年之抗清源于打抱不平，亦即为了伸张正义，解救民困。对当事人于乐吾来说，是一种向异族压迫开火的主动行为。而顺治十八年的抗清，明显的是以同宋彝秉的私仇为导火索，一旦受到缉捕，当事人于乐吾不是依靠事实辩白，相反，却以拒捕，杀官兵乃至手刃邑宰的鲁莽行为，由并非谋反而走上了真正谋反的道路。其再次招集旧部，不免带有保护个人的一面。
　　为了证实笔者的观点并非凭空而出，引两则旧志记述于下:
　　其一，康熙《栖霞县志》称:“十八年，莱人宋彝秉控于七不轨，九月遣官捕之，于七遂据锯齿山以叛。”
　　其二，乾隆《栖霞县志》称:“至十八年春，其弟于九殴莱阳宋彝秉于宝泉山，秉辄投兵部告变，称七谋不轨……既发兵擒捕，七有两弟皆骁勇敢斗，拒伤官兵。于是始惧罪，迫胁居民据锯齿牙山，聚粮为反谋矣……”
　　由以上文字不难得出结论:在宋氏挟嫌上告兵部前，于乐吾并无谋反(或不轨)的事实，两志执笔者才用了“称”和“控”的措词。那么，可以称之为真正反谋的行为，只在“拒伤官兵”和惧罪上山了。
　　2.从战事经过来看，顺治五年至七年之抗清，一直是向官府采取进击的方式，包括攻克宁海州在内，大长了各阶层汉族人的志气，灭了满族统治者的威风，于乐吾本人也理所当然地得到真诚的广泛的拥戴。至顺治十八年的战事，从一开始，于乐吾就处在被动应付的地位。他之所以重集旧部，迫胁居民，乃至真正的上锯齿牙山，都不属于事先胸有成竹的安排。
　　3.从结局来看:第一次抗清时，义军是胜利者，只因他们的首领于乐吾受抚降清，才落了个骤然解体的下场。第二次抗清呢?清兵的损失可说很小很小，而栖霞等地无辜百姓的死难者当以数万计。　　(四)事后知道:于乐吾是在清兵发起总攻之前夕，得到绿营(清军中由汉人组成的“部分)中两位将领的救助、利用能见度很低的黑夜，由山前清军阵地某处逃出重围，并且身背大刀，跨着一匹快马直奔崂山东海岸来的。
　　虽然，笔者的这个说法同正史中“七窜入海”的记述有矛盾，却是依据科学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1.那个由于七师父某某教于七“前山脱靴、后山夺路”的故事，不能证明于乐吾由后山突围而出。相反，恰恰证明它是清军方面为了推卸“正犯失踪”的责任而蓄意编造的把戏。因为，从军事常识上说，于乐吾如果真的决定从后山突围，一不需他人特别不需要清军中的所谓老师献计;二不需于突围之前，先跑到前山去脱下一只或一双靴子。
　　2.“两将军伏法”的故事，也足够证明于乐吾之得以突围而出，与“伏法”者的救助有关的实际。我们从野史得知:早在围困期间，清军中的汉人就曾同于乐吾的部下和平共处，甚至暗通过信息。这便是后来两将军设计放于乐吾一条生路的基础。当然，这项计策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只能是本质上具有汉民族爱国心的，并且拥有相当权力的将军。而没有这种“内应”，任何人恐怕也不可能突围而出。两将军后来被追查“伏法”，他们作为无名英雄理当受到崇敬和缅怀。
　　3.锯齿山后距海近在百里，故于乐吾会从后山逃走的可能性，早在清军统帅乃至某些文人学士的预料之中，与之相适应，自然是加强他们的后山防线和盘查措施。如此说来，让于乐吾单人独马，通过前山(正面战场)扬长而去，完全是一种出其不意的战术。事实表明设计者获得成功。
　　4.整个战斗结束后，清军统帅部发现正犯失踪时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首先，他们必然追查于乐吾在逃的真相，由此杀了那两位将军;也由此加紧了对即墨地区(包括崂山)的搜查和实行连坐法。其次，便是面临着一个如何向兵部和最高统治者奏报的问题。若据实以奏，那么，两将军的上司——济席哈·图喇和祖泽溥等“三大帅”岂不也难逃出撤职查办，甚至迎来照样伏法的危险，其统一口径，用“七窜入海”上奏，也就容易理解了。
  (五)可以说:于乐吾的崂山行，是在突围之先就已经考虑好的，故尔，他必然再借助于两将军赠与的一匹快马。于遁出前山防线后，尽快地向着正南方向疾驰而去。其目的，只能是首先远远离开战场，争取生存下去。
　　但是，当代的一些于七研究家总喜欢把当事人的崂山行，同“东山再起”和“发动第三次起义以抗清扶明”联系起来，除了蓄意美化而外，显然忽视了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元年发生在锯齿山的实际。　　 1.即便我们同意把于乐吾在顺治十八年间的所作所为算作第二次起义，那么，面对这次起义的失败，作为领袖人物，于乐吾不会不接受这个连自己也只是靠人救助才逃出重围的事实。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在脱身之初，他考虑的第一件事只能是避开官府的严密搜查，寻得一个隐身藏形之所，这个能够隐身藏形的所在，不是处于锯齿山两翼的昆嵛和大泽，而是离锯齿山较远些的崂山。
　　2.对一些同志所说于乐吾由董樵先生介绍来黄氏私庵华严寺的说法，笔者认为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于乐吾之抗清得到广大知识层人士的支持是事实，却不能用来解释他选择崂山的原因。董樵先生有诗云:“亡国须眉盖献媚，入山血泪自藏书。”他或者真的做过于七的谋主，其不满受抚降清而离去，也是可以想见的。何况，于乐吾逃离锯齿山之初，决不可能考虑到去华严寺为僧的前景，也不可能和没有脸面去昆嵛山找久已隐居不出的董樵啊!
　　3.至于说“于七来崂山的目的，是想与段忠续、林万鹏、高起英、庞英奎等人取得联系，以便了解他们的详细情况，如有可能，在即墨县崂山一带再发动第三次起义，抗清扶明”云云，更显得缺乏常识了。试想:段、林、高、庞等或有其人，或有其领导下的力量，比之锯齿山下10万之众又何如?难道于乐吾还要忽视无辜，一味蛮干!况且，时至顺治末，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也已经彻底失败，满清的统治明显巩固，再说“扶明”，岂不失之无的?
　　(六)据说，于乐吾骑马疾驰来到崂山东海岸后，所选择的第一个隐身藏形的地点，正是异常险峻而当时尚无庙宇的白云洞。他心下自然明白:虽然已经远离战场，却不可掉以轻心。一方面，他相信同情其遭遇者会大有人在，另方面，又不可不防患于万一。苟为一二恶人首告，引来清军之追捕，凭他那口大刀，似不难利用白云洞的地势，再演一次“门槛石”的故事。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人是铁，饭是钢”，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谨慎地开始了去王哥庄、港东一带觅取生活来源的活动。使他感到幸运的是，起初，其地“风声”不是太紧，肯于向他这个陌生人作施舍的也并不止于某某财主一家。其中一位颇具有汉民族爱国心、而又敢于掩护清廷要犯的主人，同他那位名义上的长工——于乐吾，双双演出了戏剧性情节，构成了一个民间传说故事的最原始的内容。
　　又经过一段时间后，由于“于家连坐法”在即墨境内的严令施行，连偏僻的小渔村也不免人心惶惶。先是同情者和掩护者们，为了于乐吾和自身的安全，有了另作他图的动机;继而果不出所料，因于乐吾行迹渐次暴露而有官方骤然前往搜查之事发生。这才迫使于乐吾匆匆避入附近的华严庵，由慈沾长老施以沸水烫面的应急处置，奇迹般成了出家人。其时间，当在康熙二年，至晚亦不晚于康熙三年。　　 当然，传说毕竟是传说，从合情入理的角度出发，于乐吾初来崂山东海岸，至入华严庵为僧止的一年左右时间内，至少有两类说法是不可信以为真的。
  其一，是说他在财主东家面前显示了无与伦比的臂力;更挺身战清将，大长了自己的威风。
  其二，是说他曾经使用了一个叫作“干四三”的化名，其实，夹马槽也好，干四三也好，无不同主人公以隐身为主的宗旨背道而驰。不要说崂山地区找不出第二个姓“干”的百姓，即“四三”二字，又哪里像个名字?析而言之，无非是“英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精神的蓄意表现。若属实，岂不等于率直告知当地官府:称“干四三”者，逃犯于七是了。

于老五

4# 于老五
(七)于乐吾既剃度出家，遂由其师慈沾为起法名“善和”。及受戒，始依法派得戒名“寂彻”。又10余年后，继师兄大泽成为华严庵的第三代住持。
　　在这里需要着重澄清的是:关于善和僧的戒名是叫“通彻”还是叫“寂彻”，以及由此推论出他的师父是不是慈沾(海空)的问题。
　　1.现存的善和墓塔文字可以作证。
　　请看，塔文一共15字，叫作“庄严示寂弘戒大师彻公上善下和塔”。其中的“塔”字无需解释;“弘戒大师”和“公”，很明显是建塔者对墓主的尊称;“庄严”则从总的方面指出为墓主纪功一事之非同小可。这样，便只余下“示寂”、“彻”和“上善下和”等7个字需要再加推敲了。其实，此7字中恰恰包括墓主的戒名、法号，以及穿插于其中而体现着某种因果关系的字词。假如对“善和”一字，人们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话，通过上下使之联系后，即可体现慈沾为于乐吾命名的主旨。换句话说:其人当既善且和，善、和俱修而已。
　　2.华严庵的修建史和慈沾和尚的生卒年，也充分证明于康熙二年或三年入庵为僧的于乐吾，只能拜慈沾为师，而决不会拜“普”字辈的某某方丈为师。
　　本来，黄坦先生在《崂山志·仙释补》中说得明白:“那罗延窟，所称在昔诸菩萨止息处者，传世久。上人(这里指慈沾——笔者)惧不修则渐而夷也，日思所自始托足于此者谁也，而奉持者不能保有故址乎?吾责也，吾责也!谋之坦，鸠工集事，营殿宇，设旌阁，禅室僧寮之居次第以举。诚于劳费，故无下逮之力，此所谓修其本者哉。”说的恰恰是在顺治九年后，由慈沾动议，黄坦资助修建了华严庵的事实。若慈沾果于此前故去，那么，黄坦先生的话岂不成了无稽之谈?
　　现在，我们假定慈沾是在顺治九年后不久即圆寂了的。那细究起来，至康熙二年于乐吾进华严庵出家的时候，至多不过12年时间。然而，若要使于乐吾拜“普”字辈方丈为师成为可能，就必须具备一个“海、寂、照”三代方丈均已作古或提前禅让这个条件。各代方丈之间相隔不过四年，对比之下，从道光间的续灯和尚，上距“通”字辈祖师亦不过三代，其总的历程却相当于一个世纪。由此看来，于乐吾为僧之前后，华严庵众方丈之寿数，何其悬殊乃尔。
　　3.还有两个一向被忽略了的细节，也各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揭开了善和师承何僧之谜。
  其一。在华严庵塔院中，善和塔据说原来排在第三位。说明早在于乐吾出家前，慈沾已有一位称“大泽”的弟子，当康熙十一年慈沾圆寂后，大泽成了当然接班方丈。只是等到大泽故去，寂彻僧才被推举为第三代方丈的。
  其二，有人说“按法派应该属于第十代传人的本乾僧，不知为什么成了第十一代方丈”的问题，看似费解，但当我们弄明“寂”字辈俩方丈(大泽和善和)的真相后，能不豁然开朗么?
　　(八)康熙十五年前后，已届古稀之年的善和僧被推举为华严庵住持;百岁前，以年事高的缘故禅让于“照”字辈弟子。后曾迁即墨准提庵静修，其间或回华严庵暂住。据传，其于康熙五十八年圆寂时，享年113岁。
　　由于善和僧的这段经历并无史籍可查，研究家的说法很不一致，有必要就笔者的思路说明三点:　　1.作为野史留传下来的林竹岗《于七抗清记》，是惟一涉及到于乐吾出生月、日和可推年份的书。其中的“五月二十日”，只得沿袭，也无由不信。但所称“崇祯即位之初……名列武庠”，笔者是把它当作发生在天启七年的事来看待的(因崇祯之继位实际在天启七年，亦即崇祯元年之上一年)。这样，就可以利用《于七抗清记》中“次年中武举，时年二十二岁”的条件，推算出于乐吾的生年。其或因虚实年龄之计算习惯不一而难免有出入，谅也不至于相差两年以上。
　　2.善和僧的享年，显然是联系到他圆寂于何时的一个问题，历来也有多种说法。也有必要略作辨析。　　
  首先，关于善和“圆寂于康熙十一年”的寺僧传说，显系张冠李戴之误。
  一者，其时善和还不足70岁。倘于这年圆寂，那“住世七十首功华严”的续灯和尚赞词，岂不是无中生有了?
    二者，由纪润先生作于康熙二十年的《崂山记》中只称华严庵“慈沾塔”，也足以证明:至少其时善和僧还健在。据考，原来圆寂于康熙十一年的华严庵方丈正是庵的创建者——慈沾。史料说他“居即墨三十载，享寿八十四”，今剔除他先住准堤庵的10年，由顺治九年至康熙十一年，恰得慈沾后住华严庵20年之数。
　　其次，善和活到90多岁，即他于康熙四十一年圆寂的说法，显然是人们从善和画像的容貌推测出来的。也许，还是从否定“十一”，联想到易混的“四十一”，才得出的结果。不过，以画像面目为根据的同志，焉知他恰恰画成于圆寂之年，而不是禅让之年?何况，野史称于乐吾其人本来“白面微髯”，单从画上看，也只怕难以猜出主人公的实际年龄啊!
　　近年来，笔者在整理有关史料时。发现1960年的《栖霞县志》(稿)，为于乐吾的年龄，写下了“113”这样一个毫不含糊的数字。虽未注明出处，却是比较可信的。
　　3.同善和僧圆寂时的细节相联系的，有一个命徒儿“发石取刀”的故事。然而笔者认为:仅仅是一种可能，却并不一定是事实。因为，于乐吾入崂山之初，他并不在华严庵，自不会埋刀于华严庵院内。既而剃度出家，大概也不容许带刀前来拜佛的吧!至于在做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和尚后，仍念念不忘其兵器。甚至还要当众舞弄一番，似也有损于一位最受尊敬的住持的形象。所以，前说“于七刀”的故事，充其量只能说明于乐吾反清时用过的大刀，确在崂山什么地方埋了几十年，挖出后又在什么地方保存了几百年，用来考证乐吾曾字“孟熹”不无价值。但，“孟熹”、“梦溪”、“慕羲”等寺僧的传说之异，说明他们谁也未曾亲见其刀。甚感遗憾的是，1934年修县志时，确有寻得于七刀的记录，却不知如今刀之安在!
      (九)据说，在于乐吾出家之初，曾尽出其所带钱财，帮助了华严庵的建设。成为第三代住持后，则肯定从继续扩充庙产，提高本寺声望等方面有功于华严。
　　1.作为佛门弟子，其被徒众称颂不忘的，当然首推弘扬法戒的“前住”。善和塔碑中的“弘戒大师”四字，已经清楚地说明这点。虽然，刚出家的时候，于乐吾的动机里不免含有迫不得已的成分，却无论如何不能认作权宜之计。以康熙二年拜师论，他肯定经过一番前思后想。如安全与否莫测，东山再起无望，往事依依，现状如此，其追求某种解脱，便是合情合理的了。加上华严庵慈沾长老曾是老相识，这才将计就计，决定皈依佛法。自此，主客观条件都促使善和僧把尘缘割断，而去接受临济宗特有的禅法。
　　再者，于乐吾并非纯属武夫，而是读过四书五经的半拉儒生，故在聆听讲经过程中，表现了入门既速，领会尤深。一方面得到慈沾师(彼无文化)赏识，另方面又使包括大泽僧在内的众僧自叹莫如。从坐禅、解经、持戒等方面看，善和堪称后来居上。
　　当然，善和僧能够在华严庵迅速得到尊重的原因，还在于他有前半生那些经历。他不像尚未受“具足戒”的小沙弥那样不懂事，仅凭着半百年纪，也足可让僧众另眼看待。尤其是看他刚刚从是非场中出来，能够“驾大般若之慈航，越三有苦津”，也就越发感到此人了不起。因为，佛经所强调的善和恶，首先是从杀生与否上区别的。这就要求善和僧安于现状，即在“忍”字上下大功夫。当他这样做了以后，原有的是非观念很快得到改变，用佛门的话说:他开始奔向“涅*’。
　　等到大泽圆寂之际，善和僧已是众望所归的长者，于是被举为方丈。其时，弟子们为他画了第一张像。至20年后禅让时，又留下了第二幅画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获得了连海空禅师(即慈沾)也不曾有过的殊荣。
　　2.笔者曾听说过一个故事:是说于乐吾落发之先，表示愿意尽出随身所带金银财宝，一来证明自己确已看破红尘，决心礼佛;二来作为请求长老为之保密的交换条件。对此事有两种说法:
　　一是于乐吾兄弟“拒伤官兵”之后，自知祸不可免而将村中粮草悉数迭运入山时，那些能够作为经费的钱币、金银之属，亦当在收集、运送范围中。虽然，在被围困的日日夜夜里，后者派不上用场。但等到于乐吾决定脱身的时候，便不能不尽量携带了。这些资财交到慈沾手中后，都被用于华严庵的建设了。
　　二是史料表明:慈沾僧和黄坦先生百年后，华严庵的扩建还在继续进行。虽然其中饱含善和的功绩，却受政治气候的影响而在过去不便明说，今天又还覆盖着一层迷雾。崂山人知道，华严庵址处于几乎陡峭的山坡，每扩充一个项目都需开山夷地。其工程之艰巨不难想象得到。而且，彼时不似现在，庵僧既无机械，也无调用大批人力、物力之权力，惟一的手段是用金钱雇来工匠，长年累月惨淡经营。　　 除以上两个方面，曾有人把教授寺僧习武也算作善和僧对华严庵的一大贡献。其实不是实际。因为，对一位隐姓埋名的和尚来说，轻易暴露自己的武功根底也是不适宜的。何况，有清一代，不闻华严庵有习武的传统。而且，如发石取刀故事所说:只是到了善和行将辞世的时候，面对高龄长老的演练，芸芸众僧才目瞪口呆，大吃一惊。
　　(十)善和住持华严庵期间，佛教在崂山地区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加上满族统治集团对宗教(佛、道)采取既不提倡，又不干涉的态度，这才造成了华严庵香火旺盛不衰，以及俨然崂山诸庵盟主的局面。作为年长而有贡献的方丈，善和僧一直受到僧、俗的尊敬。本着古人以结交几位方外人为雅趣的儒生习惯，当地的许多能文善诗之士，也确乎同善和方丈不时往来。前者，即所谓“俗家弟子”是了。
　　但是，在善和的俗家弟子中，有无为其佛门师尊画像(指今藏于烟台博物馆的善和画像)题诗的“华阳耕者”和“不其山人”呢?　　首先，让我们看两首“善和画像边跋诗”。其一，它有明显的政治倾向。除称画中长老为“壮士”为“英雄”、“豪杰”之外，还盛赞他是“生死原自轻”、“是非任世评”、“一片慈心阔”、“从来恶暴横”的救世主。即以僧人身份论，也是一个“偈谛奥深”、“死化慈航”的菩萨。其二，它清楚地点出了画中人原来是抗清首领于七。诗中“四面云山”和“三更水月”，正是“七”字的分解。还有“颠倒士文于暗隐，四三数合七殊清”，更使人了然。
　　其次，从背景和年代看，按理，从“死化慈航”句，知边跋诗应作于善和圆寂之后不久，就以康熙末、雍正初为大致年代，那是同文字狱盛行的阶段并行不悖的。从史料知，早在康熙二年，补《明史》的庄廷*被开棺焚尸;雍正七年，曾于书中抨击君主制度的吕留良又遭到了几乎同样的命运。更有甚者，当过翰林院编修的戴名世，因所撰《南山集》等书中引述过南明事迹，流露出怀念前朝的情绪，遂使受株连处斩者达百余人，流放者达数百人。时在康熙五十二年。
　　由此而知，善和画像的两首边跋诗断然非清代崂山某人作，更非康、雍两朝的什么俗家弟子作。远看庄廷*，近看黄培，相信彼时的统治阶级——文字狱的制造者是决不会怜悯这种反清诗的作者的。　　诚然，“华阳”和“不其”的命名，确乎给人以崂山确有其人的印象，这正是作伪者的高明处。但是，只要我们把两个所谓俗家弟子的名号同即墨的黄氏、蓝氏联系起来看，黄宗昌先生和蓝田先生的后裔似乎都不曾承认他们的祖先有如此之大胆。甚至于蓝田的远孙蓝水先生告诉笔者:
  一、他们的远祖，一向轻视于七其人;
  二、以他长住崂山30载的经历证明，该画像本无边跋诗。从知诗属伪作无疑。
　　至于此诗出世的年代，笔者认为只能从国民党青岛市政府及沈鸿烈本人曾住华严庵(此后改称华严寺)的起迄时间去考虑。而且，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纪于乐吾起兵》恰恰写于其时;栖霞修新志“得于七刀”的事，也发生在1936年。
　　(十一)正由于善和僧(于七)遁迹崂山达半个世纪，其许多轶事趣闻，也便渐次出现和流传开来，并构成了崂山民间传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
　　从总的方面来看，同所有民间传说一样，关于于七的传说，既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至少，透过这一系列故事，可以窥见同于七有关的部分史实，对文史工作者研究善和僧的来龙去脉，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在这里，仅仅就笔者所知，从总体上对崂山地区的于七传说故事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1.一部分故事是以当时的实事为依据，经口头传播，逐渐演化而成型的。虽被糅进一些夸张、渲染性情节，也仍属大致可信的范畴。如初到崂山时的“隐身白云洞”，入华严庵躲避搜捕时的“沸水烫面’，圆寂前的“命徒弟发石取刀”等等，可称当事人的三部曲，也是比较合乎逻辑的。只不过，其中的细节真假参半。相比之下，那个把烫面一事说成有两次。即认为于乐吾早在逃到锯齿山后草庵庙的时候，就由该庙方丈烫过一次，就显然不合逻辑了。试想，草庵庙离锯齿山近在咫尺，在已经经过了三个月战事之后，那方丈如何能够从容不迫地做他的法事呢?假若是真的，又何必在后来有劳慈沾大师。　　 2.另一部分故事，如“拔树当枪战清将”、“立刀吓差官”和“拦路杀倭寇”等，则显然是由于乐吾的崇拜者编造出来的。第一，它不符合于乐吾来崂山只是为了隐身藏形的目的，第二，也不符合出家人身份。似乎于乐吾仍然还是于乐吾，不是善和僧。是依然枪对枪、刀对刀地同清兵清将对着干的英雄。尤其是，故事里说于七本姓杨，乃弟竟然不知道惊动清廷3万兵马的人是他的亲兄长，弟兄俩从天明战至天黑，才互相从黑痣、刀疤上认出对方来。如果不是当作闲话，谁会信天下有此等奇事?
　　3.还有一些故事是既让人觉得可信，而又觉得不可全信，亦即很容易看出其中牵强附会的成分来。笔者认为:对这类故事，历史学家倘若能够正确对待，取其合理部分，剔除附会部分，那对研究、寻找于乐吾在崂山的陈迹，还是有相当价值的。譬如:“马山来历”的故事，反映于乐吾骑马来崂山可信;由于总是快马加鞭，结果把马累死了也可信。但是，那马却不会真是同于乐吾共同战斗了三个月的专用马;肤色也不一定是枣红色的。而说马山和马山洞之得名于乐吾埋死马，越发显得荒唐。又如:于乐吾在港西一带为某地主家当长工一事或有，而那个描绘其人吃饭时量大如斗;举马槽时力大无穷的细节就纯系夸张了。至于还要擎马腿越墙头，坐到刀尖上去戏官差，其真实性几乎等于零，是不能拿它当历史看待的。
　　(十二)对有兴致研究善和僧和缅怀于七的崂山人和崂山游客来说，华严寺塔院中现存之第二塔，是最好的遗存物了。

于老五

5# 于老五
螳螂大师郝宾先生的拳剑枪
李德玉口述  张庆云撰文
造化随缘，我跟郝宾先生相识得非常偶然——1979年春天，沈阳市传统武术比赛在铁西区体育馆举行，当时我是大会裁判长。比赛第一天早上，门口有人争吵，我过去一看，见一伙人想进来观看，又不甘心买票入场，其中一个瘦老头就跟我讲：“俺姓郝，山东来的，俺喜欢了一辈子武术，到沈阳看看武术表演怎么还要钱呢？天下武林不是一家么？”我当时见他手腕虽细，小臂却十分粗壮，不像常人，心里一动，就让门卫放行，并把这老爷子让到主席台，在我老师王庆斋身边坐下。王师也是山东人，善长七星螳螂和青萍剑，见来了同乡，自然亲热地聊起来。这一“盘道”，王师下来告诉我：“这可是个明师，明白的明哦，你可不要当面错过。”原来这老爷子叫郝宾，又名郝斌，字善卿，山东牟平县初家镇庙后村人，自幼随父亲郝恒禄习练家传螳螂拳，“郝家拳法”在螳螂拳界赫赫有名，颇具独到之处，郝宾先生是“郝家拳法”集大成者，尤精螳螂摘要和达摩剑法，曾担任过牟平县国术馆馆长。
比赛进行了三天，郝先生天天来看。最后一天，我邀请他下场表演，郝先生就让自己的儿子郝维志下场表演了达摩剑法。看到这趟剑法朴实无华，刚柔相济，灵活多变，结构严谨，果然不同凡响，我就跟郝先生攀谈，了解到他近年来在全国巡回授艺，这次来沈就是应邀教拳，地点在铁西区工人露天俱乐部。第二天，我赶去看郝先生教拳。过去武术界有讲究，教拳的时候不喜欢闲人旁观，我就蹲在100米外远远地望。没想到郝先生眼尖瞧到了，让人把我喊过来，说：“这不是德玉么，干嘛大老远蹲着，喜欢就过来一块练吧。”就这样，我也加入了学习者的行列。
要说郝先生在沈阳教拳的缘由，就不能不提两个人，一个是螳螂前辈祝老先生，一个就是我后来的师弟孙溪勇。祝老先生名伟堂，字德森，过去曾是张宗昌帐下一员猛将，少将军衔，跟郝恒禄同僚，一个内勤一个外勤，交情颇厚。一次郝恒禄与人比武失手，大枪把对方肚子豁开了，结果对方的同门找来寻仇，祝先生就带了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去给郝恒禄助阵。幸亏郝恒禄机灵乖巧，跟对方为首一老者动手时，趁对方发力，就势摔出，在地上一滚就拜倒认师，才把一场危机化解了。
大约1975年吧，祝老先生开始在沈阳劳动公园教螳螂拳，祝善技击，好动手，但对套路研究不多，只会一、二段摘要和一趟指路，还记不完整。时间长了，一些弟子就提出来要多学些套路，祝先生无奈，只好说：“那俺给你们介绍个把式篓子来吧。”于是就提起故人之子郝宾。当时郝先生正在原籍被管制，不能外出，大家就委托跟郝先生同乡的孙溪勇回老家去找郝先生学拳，回来再转教大家。孙溪勇到了牟平费了不少周折才见到郝先生，当时郝先生一个人被安排在山上养鸡，难得见到外人，见有人远道来求学，当然高兴，就要什么给什么。第一次，孙希勇就带回了梅花路、达摩剑和一段六合棍。第二次去，郝先生又换个地方被安排打洋铁壶了······直到被解除管制，郝先生这才出来到各地教拳。
郝先生跟王庆斋同龄，都是1906年出生，属马的，但当时已70多岁的人了打起拳来身法又快又活，发力又脆又整，一招一式腾腾作响，看了真是一种享受。据郝先生讲，“郝家拳法”叫做太极梅花螳螂拳，“太极者，圆也”，讲究弧线运动、阴阳转换；称梅花，则是因为出手成撮，每一组动作都是五下组合；叫螳螂拳，不是学螳螂之形，而是取螳螂之意，讲“手上不能空，回手得有东西，不然几个手指头不是白长啦”，另外，螳螂是小虫，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所以有“螳螂不回门”之说。过去一个拳趟子很长，打出挺远，现在的螳螂拳为了表演才改成在原地来回练了；“郝家拳法”讲究内养，属内家拳，有专门的内功练法，前、后“八大势”都讲究呼吸和内意，作为每趟拳起式的“为行手”，也需要随着双手的托起深深吸气，再随着双手下落缓缓沉气，纳入丹田，称做“装气”，同时舌顶上腭，虚领顶劲，沉肩坠肘，涵胸拔背，吊裆松胯，十趾抓地，整个身体巍巍然如青松挺拔、泰山屹立。
郝先生教拳讲究劲路，强调单操，说“练功夫其实很简单，就是千百次单调而又枯燥的反复练习，没有更多窍门和捷径。”当年“郝家拳坊”是烟台八大拳坊之一，常年主持拳坊的四叔郝恒信，兼善猴拳，就经常穿一双10多斤的鞋练功，人称“四彪子”。拳坊有很多练功古法，比如练“鸳鸯脚”，是并排吊起两个棉球，只踢一个，另一个不许动才行，踢起的那个要直着向上弹起，不能向后飞出，这样劲路才是对的。示范时，郝先生踢的是树叶，一脚过去只踢中一叶，别的树叶果然不动。再有练“卧帮”，讲究的是放送之劲，方法是把两个大杆子平行架起来，上面吊着几百斤的牛皮口袋，一个“帮手”过去，袋子滑出越远越好，袋子要是在近处晃荡，那劲路便错了。对练则是地面铺上谷草，一人引手，一人施技，称为“喂手”，由慢到快，后期则是“抢手”，就是冷不防打你，你得立刻反应过来，还得技法正确，功夫才算小成。我曾经问过郝先生这辈子真正打过人么，郝先生仔细想了想，才说：“只有一次，但也没别的体会，就是个手快。”教拳同时，郝先生也常讲手，经常讲的就是掌手雷、霸王摘盔、仙人搓嘴巴等几个动作，过手强调要清楚，要带尺寸，比如“封”字诀，就要求掌立臂竖，中规中矩，不能随便扬手一招乱了章法，而这“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来自于常年磨练。
“郝家拳法”最著名的就是创自郝恒禄的39式达摩剑了。郝恒禄行二，是郝家五虎中功夫最强者，人称“二老道”。他根据螳螂拳特点，吸取众家剑法之长，编创的这趟剑法，非常注重技击性，剑身比普通的剑长出一大截长，也重不少，很多动作都是靠双手握剑完成的，后世流传的螳螂双手剑，就是脱胎于这趟达摩剑法。到了郝宾先生手里，这趟剑练得出神入化，人剑合一。套路快收式时有一个动作是身体一缩，长剑在怀中转一平圆，郝先生作则快速、潇洒、自然，我们则不是碰到自己就是划不成平圆，动作始终不十分过关。郝先生非常注重步伐练习，说“步法不对，身法就错，身法一错，样样都错”，你练剑他可以不看，听脚步声就知道你练得对不对。比如说，剑法中的“石牛摩角”一式，脚下要走出像牲口刨槽的动静来，身上的劲路才正确。郝先生与人比剑往往一上手就点中对方虎口，对方撒手弃械，虎口只留下一个红点并不受伤。日伪时期，有个日本人看上了郝先生的剑法，出重金欲学，郝先生怎肯教日本人，又不想惹麻烦，就离家出走去了青岛，在青岛传了一批弟子。
世人都道郝家剑法出名，其实郝家一直视为家珍的是一套枪法，叫做太乙枪，从不外传。据讲清末时期，山东出过一个“于七造反”的事情，当时郝家先人跟于七是同门师兄弟，于七想借助师兄武功加强实力，就邀请师兄一同造反，郝家先人看出于七难成大事，就百般推托，最后约定以比武定去留。结果郝家先人用一式“迎门解带”枪法，挑开了于七前襟一串纽襻，于七遂不再勉强。师弟孙溪勇回老家后，父亲对他讲了这段历史，告诉他要学就学郝家枪法。后来孙溪勇跟郝先生提出要求，郝先生只是笑，不说话，求了好几次，郝先生才答应传授，孙溪勇也许就是外人得郝家枪法的第一人吧。郝先生练枪特别注重眼法，要在房中四角吊挂铜钱，人站在当中，不扎前面的，而是猛然回身扎身后的铜钱眼，要求意到、眼到、手到、枪到，枪枪中的。太乙枪讲“托、带、封、刺”四字诀，贯穿于每一枪式当中，交手时只要枪械相交的声音一响，胜负就已分出了，这就是“千金难买一响，枪扎滚豆之力”的说法。练达摩剑讲回身扎木桩上原点，扎桌子上黄豆，其实就是借鉴的练枪之法。
1979年春季，郝先生在沈一共不到两个月时间，传授的是他最善长的达摩剑和一段摘要。我到郝先生这里之前，先后经了李振明、王庆斋两位师父，有了二十六年的习武经历，获得过多次省市比赛冠军，由于基础扎实，跟郝先生学拳就上路很快。郝先生非常高兴，当众说：“你们看看人家德玉练的，够劲！”郝先生临离开沈阳前，宣布这次来沈，承认有5人为正式徒弟，其中就有我一个。从师时间这么短，却能得到郝先生如此青睐，我心里也异常惊喜，从此改口，郝先生便成了我第三个师父。郝先生跟大家讲：“德玉社会面宽，你们要通过德玉多跟外界联系，不要固步自封。以后德玉想学什么，你们要串给他，师兄弟团结才能把螳螂拳发扬光大。”那以后，孙溪勇师弟多次专程到我家，把后五段摘要串给了我。郝先生走后，隔上一两年就会再来一次，给大家指点。直到1984年，郝先生去世了。在给郝先生立碑时，我参加了，曲滋君等众师兄弟推我捧像、揭幕、第一个上前祭拜。
多年来，郝先生走南闯北，在牟平、烟台、青岛、哈尔滨、朝阳、大连、沈阳和广州等地广泛传播螳螂拳，弟子众多，仅沈阳的主要传人就还有孙德龙、孙德尧、孙德孝、汪宜臣、王聚胜、郝明利、于永顺、王学敏、姜道泉、郑兴书、孙溪勇、孙立来、傅泽东、王忠利、张铁生、王仁华、陈文革等人，每年的春节，大家还聚在一起，谈论“郝家拳法”，缅怀我们的恩师。

于老五

于七名叫于乐吾，乳名孟喜，因排行第七，又叫于七。明朝万历三十五年，出生在栖霞县牙山脚下的唐家泊村。于七祖父和父亲两代经商，家境殷富，为一方大户。可惜这样一户人家，媳妇肖氏连生六个闺女，没有一个男孩。闺女虽多，最终将属他姓，这严重威胁到于家祖脉何以为继的问题。
　　一家人，常常为此发愁。肖氏不免偷偷向上苍祈祷，婆婆也暗暗焚香跪求。但这又如何能保证生个男孩呢?恰巧这年逢庙会，据传庙中的送子观音十分灵验，何不也去许上一愿，求她一求呢?婆婆去与媳妇商量，媳妇正求之不得。既有婆婆相陪，她们便一起去了庙会。
　　说来事有凑巧，数月之后，竟就有了身孕。虽然说不准是男是女，但也无不欢欣鼓舞，单等足月降生，再见分晓。不过肖氏仍是焦虑不安。她日日想，月月盼，希望生个儿子。她想起焚香时观音的笑容，也牢记跪拜时观音的眼神，无不是在告诉她，答应了她的请求。一天夜里，熟睡中她做了个梦，梦见送子观音怀抱一个胖小子，正笑笑嘻嘻地向她走来，到身边，柔声对她说道："你要的儿子，送来了，请你接着。"肖氏大喜过望，连忙去接，身子一纵，惊醒了，却原来是个梦。虽是梦，但婆婆说："这是喜梦。"
　　不久，肖氏竟真的生下一个胖儿子。大家都说这孩子是观音娘娘送来的，于是便起名叫"梦喜"。以后肖氏又连生二子，梦喜为大，才写成了"孟喜"。
　　顽劣少年
　　少年于七，生得眉清目秀，机警敏捷，深受家人钟爱；但越长越顽劣，也深受家人恼恨。在外，他爱爬山，爱玩水，爱钻山林、抓鸟兽；在家中，则爱爬墙上屋，惹鸡撩狗，院里院外，处处摆开战场，闹得鸡犬不宁。他常常斩木为马，削竹为枪，与小伙伴们翻沟越堑，追逐打斗，从早到晚，呐喊冲杀，直搅得天昏地暗，也不知疲倦。一次跟母亲去渔稼沟外婆家，乘大人不注意，他不见了。待大家找遍，才发现他爬上了屋梁，把几个陈年燕窝砸了个净光，惹得燕子满屋乱飞，齐声抗议。
　　如此顽劣，很使祖父生气，便早早让他进了家学，想依靠老师严加管束，然而这样一匹野马，老师如何管束得了。他一入学校，便把学校当成了打斗的乐土，桌椅板凳都成了攻守的堡垒，老师在场，他还规矩点，老师一离开，就成了无王的蜂群，乱哄哄地闹起来。
　　一次，老师进书房，闻着满屋臭烘烘的，心里很纳闷儿。找了半天，发现在书柜上面，用废纸盖着一堆粪便，不禁勃然大怒，仔细一查，原来这又是于七干的，老师告到祖父面前，祖父气得两眼发昏，直打得他连声告饶，才罢手。但事后仍然如故。祖父想："如此下去，必成祸根，上学还不如不上学。"一气之下，令其退了学，每日随佣人，或上山放牛，或下田锄地，对他做了惩罚。
　　斗牛显威  
　　山野的风吹日晒，使少年于七变得体格健壮，膀宽腰粗，真真成了个大力士。
　　各种农活中，他最喜欢的是放牛。把牛赶到山上，放牛娃聚到一块，整个山野便成了他们的天下。他们最喜欢打石头。30米外打个目标，百发百中。最初是打物，往后由打物变成对准人打，躲得开免打，躲不开就挨着。天天练，月月打，直练得任石块多如飞蝗，快如流星，休想碰着他的皮毛。
　　最让他激动的还是斗牛。在山野中，两头牛愤然杀向对方，以决雌雄，确实使人惊心动魄。有一次，一头花犍来斗一头灰犍。两牛相比，灰犍瘦小力弱，不是花犍的对手。而花犍却咄咄相逼，灰犍无奈，只好奋起应战，几个回合下来，灰犍就不支了。在少年于七看来，这也与人一样，是大欺小，强凌弱，算不得好汉。于是他大喊一声，冲上来制止。但花犍正杀得性起，根本不理，反而乘灰犍一松劲的工夫，一头顶去，直把灰犍挑了个四脚朝天，半天才挣扎着爬起来。
　　这一下可惹恼了小于七，他一定要替灰犍报这个仇。便掷了手中的赶牛鞭，赤手空拳冲上来，对准花犍的右眼就是一拳，这一拳直打得花犍哞哞大叫，一时性起，把头一梗，直朝于七顶过来。于七并不惊慌，他拉开虎架，横里一躲，花犍顶了个空，不等花犍转身，他迅速窜到牛的后腚，一把抓住了花犍的尾巴，又趁势跳到一块大石上，居高临下，用力只一扯，只听牛尾巴喀叭一声，被折为两截。花犍哪里受得了这断尾之痛，惨叫一声，拖着断尾，一路逃下山去。在场的人看了，无不惊得目瞪口呆。
　　拜师学艺
　　人盼成气，树盼成材，于七眼看一天天大起来，却什么也不是，祖父心里十分焦燥。他十三岁那年，唐家泊突然来了一位武术师。此人祖籍沧州，名叫胡登选，人生得高大魁梧，说话声如洪钟。一顾一盼两眼奕奕生辉。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是一位江湖好汉。落脚唐家泊之后，不几日，就吸引了众多年轻人。而武术师对于七，认定他非同一般，格外喜欢。

　　于七的父亲，小时候也很顽劣，外号叫"草上飞"，对拳脚棍棒略知一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胡登选一来，他就颇有好感，加上祖父对于七正苦于无法处治，与其让他胡作，还不如拜师学艺，免得无个管束，惹事生非，祸及家人。如果把他交给胡武师，俗话说"家有家法，教有教规"，也就由不得他了。于是便留下胡登选做教头，广收徒弟，在唐家泊办起了武术馆。
　　一时间除了本地之外，莱阳、宁海、福山一带的富家子弟，纷纷投奔而来。于七这一下真如久旱的禾苗逢到甘露，如饥似渴地学起来，刀枪棍棒都练，日日有进，月月有成，只数年间，其武艺便成了一方高手。
　　此后，他为了进一步深造，考中了登州武庠；崇祯三年，他又高中武科举人。一时名震一方，也为他已死去的父亲和祖父增了光。从此他走上了正道，每日不是起而练武，就是坐而论道，很学了些布阵方略，用兵之道，为日后反清斗争，打下了基础。
　　揭杆举义
　　时间到了顺治年间，除了南明尚在作抵抗，北方大半个中国已为大清天下，栖霞自然也已为顺治统治。清朝官兵到来，无不耀武扬威，凭着武功而得天下，个个横行乡里。此时的乡民，全是明朝遗民，接受清朝管束，已觉是受辱，又见其如此横行，更是义愤填膺。
　　一天，一队官兵窜到唐家泊来，进村就要钱要粮，要吃要喝，敲榨勒索，无所不为，一时村中被搅得人喊马嘶，哭声四起。众百姓毕境是练过武的，先是聚到一起，怒目相对；后便起而论理，拒绝交钱交粮。这一下可惹怒了官兵，一个个如狼似虎，挥刀上来，把最强壮的几个汉子抓住，团团捆了起来。一时全村震动，空气马上紧张起来。百姓要人，官兵拒放，这样对峙街头，相持不下。
　　此时已有人奔告于七。于七一听，剑眉倒立，二话没说，拉起家伙，直奔街头而来。众乡亲见于七来了，无不磨拳擦掌，立时喊声震天，形成了滚滚的反抗怒潮。官兵一看不好，纷纷抱头鼠窜而去。
　　这一次交手，以众百姓的胜利而结束，这使大家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无不欢欣鼓舞。不过谁都明白，官兵虽然逃了，绝不会善罢干休，为防报复，大家自愿组织起来，燃起了抗清的星星之火。
　　一时间"唐家泊反了"，"于七反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一下把四方饥民和不堪官兵压榨的百姓动员起来了，纷纷投奔到唐家泊来。自然于七便成了大家的领袖，一场农民起义，就此在胶东大地揭杆而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