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怀旧系列之四：从粮票到粮本子

于文华

乡土怀旧系列之四：从粮票到粮本子

粮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共和国历史上沧桑往昔的苦涩见证，也是新中国那段特殊年代不平凡岁月的曲折反映。从小小粮票到城市居民粮本子的发行，折射着中华民族凝重浑厚的创业奋斗史，囊括着国家计划经济时农业、商业、服务业在内的民族发展史。

在粮食严重匮乏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不论是干部工人还是布衣平民，身无粮票就寸步难行。因为所有的饭店和食堂，仅仅凭借人民币是不可能吃到一口饭的。粮票流通使用了40多年，影响了好几代人。因此，几乎所有上点岁数的中国人，都会有一种或隐或现、或浓或淡的“粮票情结”。小小粮票，方寸之物，却伴随着国人生活了半个世纪。

那个年代，谁家都似乎一年四季为嘴忙碌，一天到完为生计操劳，但日子依旧过的寡淡而清苦。虽然贫穷苦难，虽然物质生活平乏，但人们能够以一种纯真的情怀看待世界，能够淡然处之眼前的处境，始终相信未来是美好的。岁月风华了我们的那份酸涩记忆，好在记忆留下了心灵的宁静：因为贫穷教会了我们顽强、忍耐、克制、坚毅的精神品质。

尽管许多的往事渐渐淡入了无尽岁月的河流，成为模糊的的背景，那些刻骨铭心的关于粮票和粮本子的片段，让我没有理由不时时回味和咀嚼它们。我是农村娃，祖宗几代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按道理是无缘接触粮票的。但我十多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并且知道了粮票。那天，妈对刚放学，肚子饿极了的我吩咐说把院子打扫一下，她出去借点白面，说是工作队的同志要到我家吃饭。听完那话，好像咕咕直叫唤的肚子叫得不那么厉害了。因为我知道；今晚的饭不同寻常，最起码应该好于往日。从听了那话以后，我浑身似乎焕发出力量——工作队的人到谁家吃派饭，证明这户人家根正苗红，主妇茶饭好，家里干净、卫生，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是队长和社员们心目中的好人家。工作队的同志吃一次饭，就等于在全村人心目中贴上标签：这家各方面都不错！
   

院子扫了个干干净净，我又铲了些新土，把厕所垫了垫。一闻，怎么还有味道——原来是猪圈里散发出来的臭气。我忙忙再往猪圈里倒了十几锹土，厚厚垫了一层，才感觉好闻些。可妈半天还不见回来，想必谁家都没有多余的白面。正等的心焦，母亲笑吟吟地端着升子，上面盖着她的天蓝色头巾，我知道我可以拉风匣烧火了。
   

厨房里有些暗，可是灶火的火苗经风匣一拉，吐出来腥红的火舌，屋里瞬时亮堂了许多。先烧了几勺开水，罐在家里唯一的那只竹皮包的暖瓶里，母亲已经和好了面——那面在母亲灵巧双手的反复推擀下，变成了又大又薄又均匀的一大张子，然后层层叠起来，用刀细细匀匀地切下去，面头上抓起来抖几下，长面就做好了。然后，母亲在碗里打3个鸡蛋，用筷子搅拌一下，在锅底拿油搭子使劲擦了好几下，鸡蛋“刺拉”一声和油扑在一起，一股刺鼻的清香味立时弥漫了我的心房，弥漫了好久不闻香味的厨房，也弥漫了清贫的农家小院。
     

汤做好，臼在一个小汤盆里，再添水——准备下长面。这当儿父亲已请来工作队的同志和队长。母亲把面下到锅里，均匀地捞在几个碗里。看了看，又从每个碗里捞出几条面，扣往，才让我拿了筷子和醋，她端着饭到了书房屋里。




我见长面都捞完了，都端到了炕桌上——他们几个盘腿坐在那儿，吃得津津有味，而忙乎了半天的我和母亲连一根面条都不曾尝，就有些生气，嘴撅得老高老高。母亲说：娃呀，不着急，人家吃与不吃，都得多预备下几碗，他们吃剩下的，你先吃。


可是，我从门里瞅见父亲把一碗碗饭起到了队长和那同志碗里，他们也一点儿不客气地吃起来。他们大概是饿了，也或许是母亲做的饭香。反正我吃不到又长又细又滑又美的长面了，我一屁股坐在厨房的门坎上，眼里直冒泪花。母亲像变戏法似的，端出来半碗饭——原来是她匀出来的那碗！我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扒了个净光，抹抹嘴皮，还有些饿。还是母亲有办法，她把案板上剩下的碎面下到锅里面，又拌了几把面，把吃剩下的菜汤倒进去，我和母亲吃着不伦不类、但比往日好的多的饭的当儿，工作队的同志说说笑笑和队长转出了院门，母亲让我去收碗——我想吃完了饭再去。母亲笑着说：去迟了你会后悔的！一听这话好像有什么含意。我扔下碗，撒腿跑到书房，炕桌上只有几个空空的碗，没有吃剩下的饭！我诅丧地一个个把碗摞起来。哎，碗底下怎么有钱，5角钱，还有肆两甘肃粮票，我喜孜孜地把钱和粮票交给母亲。母亲说钱你拿去买本子和铅笔，粮票在公社食堂可以换到镘头——原来是这样。工作队的同志吃饭真好，不但能给我们家带来荣耀，让家里人脸上有光，足下生风—— 还有顶实惠的事！我是多么盼望那说话细声细气，看起来和言悦色的工作队同志再来我家吃饭啊！
   

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队长总是把饭派到能拿出像样饭食的体面人家。而那珍贵的四两粮票，和父亲不知从那里弄来的四两，总共八两粮票，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弟弟妹妹实在饿的难受之时，母亲叫我去公社食堂换几个馒头。我有些为难，因为没有钱，单单这点粮票，人家会给买吗？母亲央求我说：你去试一下，换不成就赶快来！我犹犹豫豫地来到食堂，吞吞吐吐地说明了来意。公社食堂的那位大师傅，可能一辈子只见过一面的好心人也没有为难我，说要是有钱，可以给我八个。没钱只能给四个。我听说可以换，高兴的喜出望外，拿出一块小手绢，仔细把还冒着热气的四个小小白白的“刀把子”包好。一路上我的口水是流了又流，忍不住缠开手绢看了几回，只是把几个刀把子的皮子轻轻撕着吃了。母亲接过我双手递给的馒头，既没有责备我的“不轨”行为，也没有问为什么只有四个，只是小心翼翼地把馒头剥开，一小块一小块撕着给我们几个吃了。当时吃的太香，根本没有在意：母亲竟然连一口都没有吃！

后来学历史，查阅有关史书，约略知道了一些关于粮票的知识。古代粮票的雏形，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一种用竹片作成的形如令箭的竹签，叫“粮签”。当时，诸侯王公领用生活口粮时，要凭国君发给的这种“粮签”，到粮库领取米粟。到了汉代，朝廷在九卿中专门设立治粟内吏，来掌管国家的租税钱粮，包括制发各种田赋票证。当时，“有事军及下县者”，均由国家统一供给“廪食”，官府分月按人供应口粮，并且记入“食者籍”。这里的“廪食”即生活口粮，而“食者籍”则类似于我们后来使用的粮本子。那时，吃饭是有身份的象征，喝粥则是下里巴人的生计所迫。因此，最早的粮票是为有身份的达官贵人发行的。可以想象的到，当那些王公贵族手持国君发给的“粮签”，迈着八字步，神采奕奕地到粮库领取米粟时，该是何等的威风。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面对战乱后接近崩溃的国民经济，开始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以满足全国人民的基本温饱。1955年，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拉开了中国“票证经济”的帷幕。几年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
这时需要凭票购买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日用百货。于是，从粮票又发展出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缝纫机票等等。总之，在所能想得到的吃穿用的方方面面，票证都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购买欲望，把中国人纳入全国统一的分配制度之下。听老人说：如果你要出差去外地，不仅需要准备钱，更重要的还要准备粮票。由于全国各省的粮票都不相同，并且不能流通，所以到外地去时，必须用本地粮票兑换“全国通用粮票”。另外，对食用油、白糖、肉、鸡蛋、牛奶、肥皂等副食和日用品，也是定量供应。与票证时代相配合的，还有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那个时代的人们，是不可能自由流动的，农村人不可能像今天一样随意进城打工，因为每月定量供给的粮票、油票只有城市人口才有，没有城里人的身份，就拿不到这些票证，因此农民离开了土地，根本就无法生存。在城市里，每家都有一本购粮证，规定了几口人，每月的口粮数量。不仅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迁移，同样由于粮食关系的束缚而相当麻烦。当时的粮票分为全国粮票和省级粮票两种，省级粮票只能在省内流通，只有全国粮票才能在中华大地都有效。出差的人必须持单位介绍信去粮店换一定数量的全国粮票。出远门前去换粮票在当时寻常得就和往行李里装上换洗衣服、牙膏牙刷一样，谁都不会忘。

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其表现之一就是，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生活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发生着悄然而巨大的变化。

1985年我去兰州上学，着实让全家人高兴得扬眉吐气，总算有了一个人吃国家粮。我和父亲拉着架子车，拉了200多斤麦子，交到了公社粮站，转好了粮食关系。而和我们家关系一直僵化的尕爹，把我“邀请”到他家，像模像样招待了一顿，好像我的考试给家族改换了门庭，立了大功似的。一向吝啬的他，从钱包中小心地取出了40斤全国通用粮票，递给我，算是我上学给予的最高奖赏。好在学校供应的粮我基本够用，那些来之不非常珍贵的粮票，我一直舍不得使。后来我们中午休息时，每每有从定西来的“倒粮（票）队伍”，拿着各式各样的生活零用品和书籍，从同学们手中倒换。我看他们换的起劲也有些心动，想想粮票在那个时节好像用处不大，就和一位矮矮胖胖的妇女讨价还价，用剩余的粮票换了几本书和一些东西。

我参加工作后，除了发工资，还可以凭粮本子从粮店买到便宜的面粉，过年过节还发5斤大米和一些清油。记得但凡听说来了一批好些的面粉，人们就会风云而至到粮库排队，拿着自己和家庭的粮本子，先开票，再去库房取面粉。家里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我把省吃俭用的面粉给家里用自行车驮去几袋子，算是反哺养育过我的家庭。不知从何时开始，粮本子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粮食被全面放开，昔日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国营粮店，如今“门前冷落鞍马稀”，寂寞地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景象。

于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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