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谈文登大水泊
单方面与于延友宗亲交流以下七个问题
延友兄：您好，您在大水泊群里“半段讲话”我特别感兴趣，“半段讲话”内容十分丰富，四个时间节点和三个方面问题是：
一、于氏家族从郯城迁斥山约在公元489年；
二、于氏家族从斥山迁往崮山约在公元888年；
三、于氏家族从崮山迁往洪水澜约在公元1053——1078年；
四、从洪水澜迁大水泊约在公元1160年；
五、之前有于茹振说大水泊系诸城整公率五子迁入大水泊，纯粹是胡说；
六、另大水泊我近支一姑婆即嫁给刘墉之孙，由此引起的其它传说不可知；
七、我手头有多本资料证实文登大水泊迁入诸城的信息。
以上七项内容对全面重新解剖文登大水泊具有全新的突破，促使全国的于姓宗亲转换全新的思路，研究、分析、探索大水泊有了新的依据。感谢延友兄给全国宗亲改变思路研究分析的机会。
一、于氏家族从郯城迁斥山约在公元489年：
假如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就和以前认定的于氏家族邘叔后裔第三十六代从郯城迁斥山，再到于敬祖七十代对不上，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三十六代到于敬祖七十代，于氏在斥山居住繁衍不低于34代人，大约有780年。按照延友兄的说法再从斥山迁出约在公元888年，从公元489年到888年有399年的时间段，按照34代人计算每代人繁衍周期不到12年，与常理相差的太悬殊，无法让全国于姓宗亲信服。您们大水泊宗亲向全国公布的资料是三十六代迁斥山，同时也说您们从郯城郡西边二十里高大寺村迁入斥山，“赤山系”还存在吗？究竟是从哪里迁入的呢？准确的迁入时间究竟以哪个为准？
二、于氏家族从斥山迁往崮山约在公元888年：
全国于姓宗亲特别高兴，高兴的不是888年吉利数字，是延友兄终于承认先祖于敬祖是唐末迁出的。
1、既然承认大水泊的始祖于敬祖是唐朝末年从斥山迁出，就等于承认了“大水泊家谱记载的和文登县志记载的金季的于敬祖”不是大水泊于姓始祖，还原于坚祖是大水泊于姓的始祖，否认了于士达一支脉于姓既不是十四翁于澂祖的后代子孙，又不是十六翁于敬祖的后代子孙，目前还不知于士达祖一支脉于姓是谁的后代子孙。
2、既然金季的于敬祖已经不是大水泊始祖，那么“洪水兰于氏老茔碑阴宗派图”就不会是真的了，是假的，“祖系表一”（大水泊于氏）那个谱页也是假的，是拼凑的，否定了于礼公不是鼻祖邘叔的七十一代孙，于坚祖不是七十二代孙。
3、延友兄您承认了先祖从斥山迁出约公元888年，就否定了您以前写的材料上面关于于敬祖迁出的朝代、年代、等一系列的说法。
①否定了“大水泊于氏太始祖为十六翁于敬祖，字孝先，时任登州千户”，其所处的时代，恰为“金兵乱华”之时，因此于敬祖一生是抗击金人的战斗中度过的。
②否定了“我是文登大水泊人，于延友大水泊26世（现24世），大水泊一世祖于敬北宋元佑五年1090年去世，享年80岁”。“据海阳市郭城于氏（其一世祖与大水泊于氏一世祖为同一人）一世祖敬祖（敬）公系1090年生人，卒于1145年，享年55岁”。“五世孙于江生于1267年卒于1353年，享年86岁，去世后葬于洪水兰，从敬祖到于江公历时177年，一世约35年”。（经考察海阳市郭城于江公与于士达公后代子孙于江不是一人，是同名）。
③否定了于敬祖生五子，长子士达，次子礼，根据卧碑宗派图谱记载，在立碑之时士达之后“人丁兴旺”可惜的是至今为止，士达后人究竟分布于何地？有多少人？无从知晓。于敬次子于礼为迁出斥山第二代……，于礼生一子为于坚，于坚又由洪水兰迁至现在的文登大水泊，祖孙三代，三迁徙，就是大水泊于氏家谱中所提到的三迁。（洪水兰于姓卧碑是假的，以上所讲的均不是真的）。
4、既然金季于敬祖不是大水泊于姓始祖，洪水兰于姓卧碑又是假的，我们就应换个思路研究分析，唐末的于敬祖888年从斥山迁到哪里？
①从郯城迁入斥山的于氏是鼻祖邘叔三十六代，到七十代于敬祖外迁居住了三十四代，780年左右，从郯城到斥山是坐船，不是一人，是多人，经历了几百年，不是一批是多批，陆续到斥山，没有任何记载从郯城到斥山的多人，不一定全到了斥山，有的可能直接到了崮山、成山、烟台、海阳、乳山等地。也可能在斥山居住了五代，第四十代或过了十代四十五代，居住了二十代，第五十五代已经有多支脉于姓提前迁居到虎山、石岛、崂山、寻山、俚岛、成山、崮山、威海、烟台、海阳、乳山等多个地方，统称斥山，有可能由于元朝兵部侍郎于钦出书后有了记载才知道斥山。没有记载怎么知道888年七十代先祖迁到崮山呢？如果三十六代到六十八代有多批多人之前就到了崮山，七十代于敬祖还能往崮山迁吗？
②斥山经过近800年的繁衍，已容纳不下，斥山生活条件差，天灾多，必须外迁，如从斥山迁居崮山等于从南边的苦窝又迁到东边另一个苦窝，不符合人往高处走的常理。元朝兵部侍郎于钦公的曾大父端叔府君，从斥山直接迁居昌阳（今莱阳），大父瑞叔府君，又从昌阳迁居益都（今青州市）后又分布潍坊市各县市和全国各地。按常规七十代先祖外迁不会选择崮山。
③七十代于敬祖没有于钦公这样做官的子孙，没有任何记载，不能认定迁到什么地方？更不知先祖有几个儿子？
④崮山老茔有土坟三座，石碑七座，崮山老茔最早去世的于海公、于国用公碑文记载，元朝泰定六年1330年去世，最晚去世的于奉先明朝洪武二十九年1397年去世。于敬祖888年迁出，与崮山老茔最早去世的人，年代相差350年左右，相隔近三个朝代，崮山老茔不是于敬祖及后代子孙的老茔，以上四个方面的考量分析，于敬祖不会迁崮山，他的子孙也不会从崮山迁洪水澜。
三、从崮山迁往洪水澜约1053——1078年;
1、没有任何记载于敬祖从斥山迁崮山，其子孙不存在从崮山迁洪水澜，从三十六代到七十代近800年时间，有几千家于姓，有可能之前有人早已迁到崮山，成山，洪水澜。
2、从崮山老茔和洪水澜老茔各有七块碑，两个老茔碑文记载去世的人是同一个朝代，同一个年代去世的人，不存在先到崮山后迁洪水兰的问题，应该是同一个朝代有俩支脉于姓，同时有一支脉迁崮山，有一支脉于姓迁洪水澜。
3、洪水澜老茔只有七块碑，最早去世的人和崮山老茔去世的人一样，是元朝泰定六年1330年从朝代、年代计算与于敬祖没有任何关系，相差350年以上。
以上三点依据足以说明，不存在于敬祖的子孙从崮山迁洪水澜。
四、从洪水澜迁大水泊约在1160年：
是顾头不顾尾的认定。
1、洪水澜迁大水泊的提法是不尊重历史，应该是从洪水澜迁赵家庄，按照前面的说法于敬祖是唐末的，根本就不是金季的于敬祖，洪水澜于氏卧碑是假的已经成立，那么于坚祖从洪水澜迁大水泊也就是你们所说的于坚祖1160年迁赵家庄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成立的，我帮您算一算与洪水澜究竟有没有关系。
于坚祖按20岁左右迁居赵家庄，是1140年左右生人，洪水澜老茔碑文记载于盾公1330年去世，按享年六十年计算，大约1270年生人，比于坚祖晚130年，绝不是于坚祖的家族墓地，更不是于坚祖的父亲以上长辈的墓地，于坚祖比于盾公早生130年，按照你们提供的所有信息和说法，1330年于坚祖还在世活着，此时于坚祖大约是190岁左右的高龄人，可能性为零。充分说明于坚祖不是从洪水澜迁居赵家庄的时间是错误的，另外在洪水澜老茔找不到于坚祖的父母墓地，怎么证明其祖在洪水澜？按照大水泊家谱谱页上记载于盾公是于坚祖侄子，前面已经计算了二人相差130年。延友兄1160年于坚祖迁赵家庄时间节点算错了，一错最少错了140年。从这点上看洪水澜于姓卧碑有托假嫌疑，宗派图是假的，祖系表一（大水泊于氏）谱页是拼凑起来的。
2、没有任何依据记载于坚祖1160年迁居赵家庄（今大水泊）
一是延友兄您的半段讲话已承认金季于敬祖不是大水泊于姓始祖，就彻底地否认了三迁大水泊的理论。三迁大水泊误导了全国众多的于姓宗亲，他们纷纷按三迁大水泊给自己排世、代，如果按邘叔祖第一代排到于坚祖七十二代计算，和从邘叔祖第一代排到于敬祖七十代计算，往现在排列，两者大约差17代左右，无疑乱套了。我认为从鼻祖邘叔第一代排到唐末于敬祖七十代为基准排下去，按2800年到3000年，世、代大约120代到122代。如从于坚祖七十二代排，只有102代左右。
二是洪水澜老茔不是于坚祖父亲的墓地，于坚祖的父亲没有葬在洪水澜老茔里边，于坚祖绝对不是从洪水澜迁居赵家庄（今大水泊）。
于坚祖的墓地在大水泊东老茔，村东一里地，于坚祖是东老茔的始祖。
三是年代差距太大，洪水澜老茔碑文记载是元朝后期、末年，明朝初年去世的人到1160年，相差130年。
3、从洪水兰迁居赵家庄用世辈衡量年代，差的太悬殊。
一是1160年是南宋初年，到元朝统一中国还有120年左右。2018年往前，推算到1160年是858年，每世按23年计算应繁衍37世代。大水泊于姓从始祖于坚至今31世，相差6世、代×23年＝138年，怎么算也对不上。
二是明朝成化七年1471年迁到蓬莱市村里集镇小柱庄始祖于现，是于坚祖的五世孙，于坚祖按90岁有了五世孙，往前推算90年大约1360年，于坚祖从外地迁居赵家庄，距1160年相差200年，以前我计算的于坚祖应在元朝1300年左右迁居赵家庄，是留有余地的。
三是我的计算第一个依据，大水泊村1992年村委会立的碑，碑文记载于姓是元朝迁居赵家庄；第二个依据是于坚祖迁居赵家庄繁衍了三十代，每代23年是713年，2018年往前推算713年应是1300年左右；第三个依据是明朝成化七年1471年，迁居蓬莱市小柱庄。于现公是于坚祖的五世孙，按于现公21岁外迁，说明于现公1450年生人，于坚祖90岁有了五世孙，公元1360年是于坚祖出生的年代，考虑到大水泊谱书记载的不一定准确，不一定是五世孙，把于坚祖迁赵家庄的年代定为元朝1300年。多方面计算考量，于坚祖不可能是公元1160年迁居赵家庄（今大水泊村）。
延友兄您认定1160年迁赵家庄，没有任何依据和记载。一是从于敬祖888年外迁到现在没有记载；二是于坚祖繁衍了三十代子孙不符逻辑；三是与1992年大水泊村委会立碑的碑文对不上不统一，碑文讲元朝于姓到赵家庄。您认定南宋朝1160年于坚祖迁赵家庄，是您顾前不顾后主观想象的。
大水泊村边的碑已发到全国于姓宗亲的群里，全国于姓宗亲几乎都知道于姓是元朝第一次迁居赵家庄（今大水泊村）。请您不要坚持宋朝1160年迁居赵家庄的。
请延友兄放下架子，不要顾忌面子，尽快承认事实吧。听听一般人的意见，不能再怄气了。
五、之前有于茹振说，大水泊系诸城整公率五子迁入大水泊纯粹是胡说。
1、首先我向全国于姓宗亲们说明：沧州于茹振不知道大水泊于坚祖九世孙于整公是从诸城迁入大水泊的，以后真的是从诸城迁到大水泊的，这个“功“，我不要。是于延友宗亲对我有成见，强加到我头上的。
真实情况是诸城一位宗亲在“于姓的天空”网上发了两条信息，第一条“于整从诸城县迁居文登县大水泊的”，并没有说率五子。2014年10月26日诸城市这位宗亲又发了第二条信息“现在已经有可靠的证据说明五大支于整是从诸城到大水泊的”，任何事情只有相对的，没有绝对的。
2、我看后一字不落的抄录下来，认为可能是真的？不然诸城这位宗亲为什么连续两次向全国于姓宗亲公布此事呢？无风不起浪，在后来写的材料中用了“可能”两个字。
六、“另大水泊我近支一姑婆即嫁给刘墉之孙，由此引起的其它传说，不可知”。：
这个传说可能是诸城市的宗亲“有可靠证据说明五大支于整是从诸城县迁到大水泊的”，是其中一条可靠的证据，其原因：
1、刘墉是诸城人，他孙子也是诸城人，延友兄您的一个近支姑婆是怎么嫁到诸城县去的呢？
第一种可能，刘墉的儿子，孙子在省城或京城做官，于延友的姑婆的父亲也在省城或京城做官，是同僚，两家要好做亲。我们查了资料，刘墉的儿子，孙子没有在省城、京城做官的记录。
第二种可能，延友兄您应该考虑，于整五大支有可能真的是从诸城县迁到大水泊的，年代应是于整祖没有迁居大水泊之前，在诸城县您的近支姑婆已嫁给了刘墉的孙子。
第三种可能，大水泊于姓始祖于坚公真的可能从诸城迁出，比如于整公老谱记载，于坚公外迁或外出来归，经过元朝、明朝无音信，不知迁到何处？到了清朝赵家庄改为大水泊后兴旺发达起来，出了巨富，不少人做了官，大水泊出名了，才知道大水泊始祖于坚，知道了于坚迁居到文登大水泊，于整或子孙到大水泊寻亲、认亲，后落户大水泊。
于延友的姑婆是刘墉的孙子媳妇，有可能解开于整公是从诸城迁居文登大水泊几百年之谜。
七、“我手头有多本资料证实，文登大水泊迁入诸城县的信息”。
延友兄：您手头的信息并不能说明什么，我去诸城寻亲见到不少本谱书，还有扒老房子新扒出的谱书，放在U盘里，回到家第二天复印出来，复印费花了四百多元，有几十斤重的复印件，但没有一部是明朝时期编修的谱书，绝大多数是清朝后期、末期编续的谱书，还有民国时期的，有的前十世无记载，定为失考，有的写从文登择居，也有写文登赤山系大水泊的，但不能证明真的是从文登县大水泊迁出的，其原因：
1、文登县大水泊是清朝之前，宋朝、元朝、明朝三个朝代没有记载文登县有个大水泊。是清朝由赵家庄改为大水泊村的。
2、大水泊始祖于坚有三个儿子：于演，于闰，于千，四个孙子：于祐，于渊，于进，于瑛。孙子已经到了明朝，一个也没有外迁，奇怪的是全国各地很多支脉于姓是明初、洪武年间，永乐年间迁出的，他们谱书上也记载从文登县大水泊迁出，我要问您们的始祖是于坚祖四个孙子的哪个孙子，怎么不到文登大水泊寻根寻亲呢？大水泊于坚祖有十五个重孙，德淮、德江、德渊、德沼、德津、于泽、于清、于真、于能、于昌、于政、于云、于林、于成、于和十五个重孙，一个也没有外迁，全国各地于姓的谱中记载的从文登大水泊迁出，您们查一查您们各支脉的始祖哪一位是于坚祖的重孙（四世孙），您们知道老家从文登县大水泊迁出，怎么不到文登大水泊寻根寻亲呢？
3、这里边有几个界线，清朝之前的明朝、元朝文登县（文邑）只有赵家庄没有大水泊村，大水泊村是清朝赵家庄改为大水泊村，明朝没有大水泊村，只有赵家庄。所以明朝的谱书不知道有大水泊，更不会是从大水泊迁出。第二个界线：只要谱书中记载是从文登大水泊迁到全国各地的于姓一般是清朝后期、末期编修的，赵家庄已改大水泊，并且大水泊已有名气了，大家已知道大水泊村，但不知道哪个县的大水泊。第三个界线：口耳相传，代代相传老家是大水波、大水坡，大水泊，只说老家山东大水泊、波、坡，只知山东省不知是哪个县的大水泊、波、坡，大水泊村山东省及全国有十几个大水泊村，到了民国或解放后有了地图，地图上只有文登县有个大水泊，现代谱上一般写的是文登大水泊。
5、怎样识别老谱、新谱。
老谱是文言文，我们一般人看不懂，没有标点符号，是繁体字，由上自下竖写，从右自左，主要看谱序。时间一般解放前，解放后是一个界线，解放初几年还有用繁体字。
新谱好识别，读起来顺畅，简体字，有标点符号，句号、逗号分明，比如谱序上面原籍是山东省文登县大水泊是简体字，有标点符号，一般要打问号，知道是现代五十年内写的，如明朝之前一般不写省，写山左就是山东，以太行山为界，左山东，右山西，河北省明朝称北直，清朝称直隶。
延友兄在大水泊群里半段讲话七个方面的内容，我已回复您了，问题也摆出来了，请您要虚心一点儿，正确的对待我提出的不同意见，我们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全国的于姓正确的对待于姓的发展历史。延友兄也不能只为您们大水泊于姓考虑，您不知大水泊有些错误的认定，错误理论已经误导了全国于姓的宗亲们，并引起严重的混乱。比如：
一、三迁大水泊，于敬祖七十代，于坚祖七十二代，于敬祖七十代是从于姓的始祖于叔排下来。我是维护于敬祖七十代的，所以没有按3000年计算，按2800年计算，如果将于坚祖定位七十二代，大水泊才102代，相差18代左右，从始祖于叔到现在至少120代，现在不少于氏宗亲从于姓始祖排世、代，按七十二代于坚祖往今天排就乱套了。
二、不承认大水泊村是清朝赵家庄改为大水泊的，是造成全国于姓大多数认为从文登县大水泊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1、沧州市于姓今年春节之后建了一个“沧州于氏各支脉联谊群”，现已有400多于姓加了群。有大多数的于姓误认为是从文登县大水泊迁出的，入群的支脉大约占五分之三，至少还有五分之二没有入群，初步估计沧州最少有一百多支于姓。沧州市于姓大体以南北大运河，南北津福铁路为界，以东到沿海，绝大多数是永乐二年，永乐年间政府从山东、河南、安徽招募到沧州开发来的，开荒屯田。于姓是其中一姓。以西是从山西移民和南北各地到沧州搞开发的。目前统计来看，实际上各支已查老谱，于姓是从山东莱阳县、潍县、即墨、海阳、栖霞、乳山、利津、昌邑、枣庄、诸城、昌黎、德州、青城（现高青县）还有安徽、凤阳、山西移民。从沧州市于姓状况说明，京津冀，东北四省可能也属这种状况，误认为是从文登县大水泊迁出的，也有不少谱书中记载是从文登县大水泊迁出，我也很纳闷，绝大多数是明朝永乐二年、永乐年间从山东迁居沧州的，明朝文登县没有大水泊村，只有赵家庄村，是清朝赵家庄才改为大水泊村的，我们清朝末年的谱书上怎么是文登县大水泊呢？我还纳闷，如果几十支上百支于姓到大水泊寻亲往大水泊谱上什么地方放。再说大水泊始祖是于坚公，他的孙子已经到明朝，于坚祖四个孙子谱中没有外迁，于坚祖十五个重孙没有外迁。
2、从“于姓的天空”网上录下一个材料《于氏宗亲迁居状况备考》一、二。
①天津西青上辛口，始祖国仁、国义（会川于）明永乐二年从大水泊迁河北永清又迁辛口。
②山东栖霞，始祖忠臣，明永乐二年大水泊迁栖霞寨头村（以上两支没写哪个县的大水泊）
③天津塘沽，始祖英、潮，永乐年间自文登大水泊村二兄弟逃荒到塘沽于家堡。
④山东即墨，始祖富、都，明洪熙年间从大水泊迁至即墨。
⑤清朝迁到东北四省的更多，有可能因清朝赵家庄已改大水泊村。
为此捋顺这些事，对“赤山系”，对全国于姓正确的对待于姓发展历史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交给的任务。错误认定不是我们这代人的错，是1819年以后几代人的事，但我们有责任修正过来，不要让后代子孙再纠正我们的错。
八、是什么原因绝大多数的于姓支脉的家谱、族谱记载的不真实？
1、年代久远，我们只知道二十六代至三十五代在山东郯城，三十六代到山东半岛，我们认为到了斥山，到七十代于敬祖从斥山迁出，这些认为没有记载，三十六代是哪位先祖到半岛斥山？是一人？是多少人？没有记载，于公和于定国公是三十六代到半岛吗？是否到斥山居住吗？没有记载。
三十六代到斥山，不是一人，是多人。不是一批，是多批到半岛，不一定都到了赤山居住，有的到了斥山，有的可能到了石岛、寻山、俚岛、成山、崮山、威海、烟台、蓬莱，没有记载，这一代海边可能统称斥山。
三十六代到七十代于敬祖外迁，于姓在斥山一带居住了34代，大约780年左右。三十六代到四十六代十代有多少支脉于姓外迁？迁到什么地方没有记载，四十六代到五十六代又是十代，有多少支脉于姓外迁？迁到什么地方没有记载，斥山一带人越来越多，斥山容纳不下必然外迁。比如，文登大水泊于坚祖繁衍了三十代用了713年左右，很多于坚祖的子孙外迁，斥山近800年繁衍的支脉能少的了吗？
七十代于敬祖唐末888年外迁到现在1130年左右没有记载，只有唐末，不知具体年代，只能大约数，唐末没有记载，整个宋朝、元朝、明朝、清朝都没有记载迁到什么地方，兄弟几人？几个儿子没有记载，我们所知道那些东西，有些文字只是没有依据后人写的。
2、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造纸，有些文字记在纸上，纸是不好保管的，如受了潮，几十年，上百年就毁了，古代水患频繁，容易毁掉，传不下来。
穷人多，不识字，不会写字一般没有谱书之类的东西，有谱书不识字看不懂，不知道贵重，认为没有用途，当卫生纸用了，冬天糊窗户用了。有谱书的人是极少数富人，知道谱书的重要，保管着，三代之后出了败家子穷了，败家子当废品卖了，换酒喝了，传不下来。
宋朝、元朝山东多兵难，志书多不存，民间族谱一类更保存不下来，是其中一个原因。
3、清朝政府为了统治汉人，搞“文字狱”康熙年间搞了10次，雍正年间搞了25次，一年搞两次，乾隆年间搞了135次“文字狱”一年搞两次还多，最坏的是社会上的混混游手好闲充当统治者的走狗，欺压百姓，借此搞栽赃陷害，搞的乡间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不该毁。
发表于 2018-6-30 20:2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