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官至兵部尚书。于谦同里后学孙高亮在章回体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的第五回，以于谦观石灰窑所感，口占七绝《石灰吟》一首。《石灰吟》映现于谦生命历程有着四种境界：这就是“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一
于谦同许多英雄杰烈一样，在其登上历史舞台之前，都要经过一番艰苦磨练，方能横空出世，扮演人杰角色。于谦是读书人，苦读——“千锤万击出深山”，是于谦生命历程的第一种境界。 于谦出生于仕宦之家，祖父做过兵部主事，父亲则“隐德不仕”。乃祖乃父诚信忠直、鄙污轻财的品格，予少年于谦以极大熏陶。 少年英才，志向高远。一个人在少年时期养成的素质——优良素质福益终身，劣弱素质祸殃一生。于谦在六岁时随家人清明扫墓，路过凤凰台，其叔口占：“今日同上凤凰台”；于谦对曰：“他年独占麒麟阁”。一日塾中读书，学友因淘气，塾师要惩戒。于谦请作联对，免受责罚。先生曰：“手攀屋柱团团转”；于谦对：“脚踏楼梯步步高”。先生又曰：“三跳跳落地”；于谦再对：“一飞飞上天”。他聪颖机智，以联对代罚。少年于谦，不惧官宦。他十岁那年正旦，红衣骑马穿巷，往长亲家贺岁。于谦刚从巷中冲出，不料撞上杭州巡按。巡按问道：“小子何敢冲吾节导？”于谦回答：“良骥欲上进而难收，正望前程耳。”巡按见其出言不凡，便让他应对：“红衣儿骑马过桥”；于谦对曰：“赤帝子斩蛇当道”。巡按惊异，赏银十两。他虽是年少，却抱负远大，立下志向，信守名节：“自是书生守名节，莫惭辜负指迷人”。悟到真谛，终生不渝。 品晶节清，题赞铭志。叶盛《于少保文山像赞》记载：郎中张遂持文山像求题，像上有于少保赞辞。赞辞88字，全文照录如下：“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再向南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攸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上文又云：于公座侧，悬置此像，数十年如一日。于谦为爱国英雄文天祥画像所题写的赞辞志在君民，不为身计，宁正而死，不苟而活——大志大勇，高风亮节，笔墨坦露，英雄气概。
勤奋好学，足不出户。于谦不仅聪颖，而且勤奋，“少读书，手不释卷，过目辄成诵”。他读经书，疏通大旨，见解精辟，语惊四座。他12岁时，寄住慧安寺，专心读经书。16岁时，又读书于吴山三茅观。17岁时，乡试不第，遭到挫折。一个人，在挫折面前，是挺进，还是退缩？这是英雄与懦夫在性格上的分水岭。于谦在挫折和失败面前，不服输，不气馁，学益笃，志更坚。于谦后来回忆自己苦读的经历时说：“我昔少年时，垂髫发如漆。锐意取功名，辛苦事纸笔”。史书也记载他发奋读书的情景：面壁读书，废寝忘食，“濡首下帏，足不越户”。廿年寒窗，千锤万击，24岁考中进士。一个读书人，一个平常人，不历炼千锤万击，不经过刻苦攻读，是不能金榜题名的。
古今中外，英烈雄杰，只有经受千锤万击，磨练慷慨刚毅大志，学养聪明才智，陶冶优良素质，才能登上历史舞台，做出一番恢宏事业。
于谦考中进士，标明他走出深山，迈入仕途，生命跨进一种新的境界。
二
于谦同许多英雄杰烈一样，在其登上历史舞台之时，都要经过一番艰苦考炼，方能惊世骇俗，炼化成为人杰。于谦是官宦，清官——“烈火焚烧若等闲”，是于谦生命历程的第二种境界。
于谦从24岁中进士，到50岁丧父（翌年丧母），其间26年，是他居官清正廉明、心受“烈火焚烧”的时期。贪官当道，做名清官不仅要严于正身律己，而且要严防群小诬谤。明代另一位保卫京师的民族英雄袁崇焕有段名言：“勇猛图敌，敌必仇；振刷立功，众必忌。况任劳之必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劳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来如此”。在众贪独清之时，谤书盈箧，毁言日至，自古至今，概莫能外。所以，专制时代，做名清官，既要净化自我，更要战胜群魔。于谦为官、任事，志在抚民、锄殄：“豺狼当道须锄殄，饿殍盈岐在抚巡”；“寄语郎官勤抚字，循良衣钵要人传”。他在河南，屡布大政，生平《行状》，列举十端：劝籴粮米，备物堰水，减价粜卖，诚祷祈雨，税粮折色，种树浚井，分豁差遣，修筑堤岸，抚赈流民，减征粮布。于谦任官江西、河南、山西时，昭雪冤囚、兴修水利、疏解流民、落狱论死，都是在烈火中焚烧其身。
第一，昭雪冤囚，疏劾贪官。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成进士，宣德元年（1426年）选授山西道监察御史。后出使湖广，返京复命，疏劾贪功冒杀将吏，永乐帝下旨切责之。他守按江西，轻骑简从，遍历所部，延访父老，清理积案，厘革乡民之疾苦，平反冤狱以百数，“雪冤囚，数百人”。他疏奏陕西官校，掠民为害，诏遣御史，捕之问罪。他在山西，令“尽夺镇将私垦田为官屯，以资边用。威惠流行，太行伏盗皆避匿”。他劾治“王府之以和买害民者，一道肃然”。他还不避权贵，清理官船货匿私盐者，河道以清。他巡抚地方时，办理个案，惩处贪吏，疏解积困，救民水火，“然公持重，不苟为名，凡所规画，莫不计久远”。不图急功近利，而求造福一方。按惩贪官，为民雪怨，“一方若涤，颂声满道”。
第二，咨访民隐，兴修水利。于谦巡抚河南、山西，这是两个多灾的地区。以河南为例，非旱即涝，遇上河决，汪洋千里，灾民遍野。山西也是十年九旱，北边兵荒，黎民受苦。于谦上任后，“遍历诸州县，察时所急、事所宜兴革，即草言之，一岁章数上”。他还奏免山西山陵役夫17000余人。宣正年间，黄河屡决。如宣德六年（1431年），于谦疏奏：开封等府，“夏秋水溢，田多淹没”。于谦殚心竭虑，治理河患。《明史》本传记载：“河南近河处，时有冲决。谦令厚筑堤障，计里置亭，亭有长，责以督率修缮。并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据方志记载：黄河决，噬汴堤，“谦躬至其地，解所服衣以塞决口”。水退民安，民众怀念。今开封城北辛庄尚有于谦督造的“镇河铁犀”，是其督率民众治理黄河的历史铁证。
第三，赈灾免赋，疏解流民。宣德间，河南、山西等地灾荒，于谦受命为巡抚御史。他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时，是两者利益兼顾，而不是攀上损下。宣德十年（1435年），于谦疏奏：“河南连岁灾伤，人民艰食，乞减半取之。”获允。正统六年（1441年），他疏请开官仓、济穷民：“今河南、山西，积谷各数百万。请以每岁三月，令府、州、县报缺食下户，随分支给。先菽秫，次黍麦，次稻。俟秋成偿官，而免其老疾及贫不能偿者。”其州、县官吏秩满当迁，“而预备粮储未完者，不得离任”。未完成任务者，不得异地做官。此疏诏行之。时山东、陕西流民，携家带眷，就食河南，20余万。此事处理不当，或会酿成民变。于谦行事慎重，妥善对待：一是请发官仓积粟赈济，二是奏令布政使授给田、牛、种，三是抚籍立乡都10万余户，四是请乡里有司监察之。由是，化解流民，定籍耕农，疏缓民瘼，安定社会。
第四，得罪宦官，落狱论死。于谦为官正直，上不贿要，下不纳赂。他每入京议事时，人问其何不橐金银、带土物，贿赂当路耶？谦笑而举其两袖曰：“吾惟有清风而已。”汴人诵其见志之诗，曰：“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史》本传亦载：于谦“每议事京师，空橐以入，诸权贵人不能无望。”他痛恨贪官污吏，将其比作吞食民羊的虎狼。其《犬》诗云：“于今多少闲狼虎，无益于民尽食羊”。好人谋事，小人谋人。谋人者怠于任事，谋事者疏于防身。古往今来，莫不如此。于谦在朝在省，革积弊，立新章，执法严，敢踬决，得罪了一些人。“太监王振持权势，以谦无私谒，属言官廷劾谦冤望”。于谦遭到诬奏，下狱论死。但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周、晋诸王亦言之，乃赦谦以大理寺少卿复往巡抚”。后得释，迁京官。一个官员不为民做点实事好事，百姓是不会伏阙恳留的。
于谦之为官、为人，恤民公廉，品行高洁：“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正如元好问在《薛明府去思口号》中所说：“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于谦之所以能居官公廉，是缘于他“不辞辛苦出山林”，走出书斋，踏上仕途，便立下《咏煤炭》中的官箴偈言：“但愿苍生俱饱暖”。他一生清素，廉洁方正，“食不重味，衣不重裘，乡庐数椽，仅蔽风雨，薄田数亩，才供饘粥”。籍没之时，家无余赀。他步入仕途，众醉独醒，官场生涯，险象环生。廿年官宦，洁不同污，烈火焚烧，视若等闲。一个做官人，不经烈火焚烧其身，不能成为公廉清官。 古今中外，英烈雄杰，不经过烈火焚烧，不经受三灾八难，不能战胜群魔，也就不能成佛。
于谦成为清官，百姓景仰，建祠祀之，标明他将承担大任，生命升华到一种新的境界。
三
于谦同许多英雄杰烈一样，在其登上历史舞台之巅前，都要经过一番艰苦淬炼，方能锋利坚刚，淬砺成为人杰。于谦官尚书，彻悟——“粉身碎骨全不怕”，是于谦生命历程的第三种境界。
于谦临大事，决大议，毅然果断，莫可夺志。他生命中的最大烤炼是遇上“两变”——“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后节论述）。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额森）崛兴，其权力所控，西迄阿尔泰山，东达鸭绿江边，成为全蒙古的大汗。也先骄横，屡犯塞北。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他率骑大举南犯，兵至大同。瓦剌兵所过之处，剽掠人畜，“草房焚烧，人迹萧疏，十室九空”。时明朝已走过洪武、永乐、洪熙、宣德的兴盛期。但明英宗年轻气盛，在有着“父亲、母亲、老师、朋友、保姆”五重身份的太监王振怂恿下，不察敌情，毫无准备，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师至土木，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王振等皆死，“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败兵裸袒，争竞奔逸，“相蹈藉死，蔽野塞川”。这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朝鲜李朝世宗李裪也认为：“中国之变，千古所无”。败报传京，举朝大震。留守京师的兵部侍郎于谦，面临社稷兴亡、民族盛衰之际，显出大智大勇、英雄壮色。于谦在历史转折关头，“得失纷纷随梦蝶，公私扰扰付蛙鸣”，不计得失，不顾安危，大义凛然，勇担重任，内总机宜，外修兵政，“保固京师，奠安社稷”。
第一，斥迁都，惩阉奴。英宗被俘，国中无主，君出虏入，朝野惶惧。在廷议战守之策时，“群臣聚哭于朝”，人心惶惶，明祚危危。侍讲徐珵言：“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于谦恸哭斥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独不见宋南迁乎”！众是其言，守议乃定。在朝堂之上，廷臣议请族诛王振，振党马顺抗辩，相互击打，朝班大乱。王疑惧，欲避退，大臣亦多敛避。时“谦坚立不动，掖王且留，请降旨宣谕顺罪应死”！于是，王宣谕曰：“顺等罪当死！”众官激情渐稳定，于谦袍袖，为之尽裂。以上两事，见其胆识，时于谦仅为贰卿。明大学士叶向高评论道：“当其时，举朝仓皇，莫知为计。至倡南迁之议，而忠肃公以一贰卿，奋然当祸变之冲，独任天下之重，力排邪说，尊主重皇”，国体弥尊，辰枢再奠。
第二，立新君，主战守。英宗被俘，社稷危难。“上北狩，廷臣间主和，谦辄曰：‘社稷为重，君为轻’”。于谦等拥立郕王即位，是为景泰帝。于谦为兵部尚书，主持京师防守大计。他精心备战：分派官将，严守九门；缮备器械，简兵补卒；支出仓粮，坚壁清野。他提督各营军马，列阵九门外，抵挡瓦剌也先来兵。他移檄切责主和者，由是“人人主战守，无敢言讲和者”。他申约束、严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军纪为之肃然，军威为之大振。
第三，督军民，卫京师。十月，也先率军，拥载英宗，兵临北京城下。于谦“躬擐甲胄，率先士卒，以死自誓，泣谕三军”。官兵皆受感奋，勇气百倍，矢志“捐躯效死，以报国恩”。于谦提督各营军马，镇于九门，奋力御守。明军在德胜门、西直门、彰义门先后分别击败瓦剌军。也先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中炮死。也先又移军京师北土城，“居民皆升屋，以砖瓦掷之”，号呼击寇，哗声动天。军民合力，奋勇打拚，激战数日，击退瓦剌，取得保卫京师的胜利。景泰元年（1450年）春夏间，败瓦剌军于万全，并加强了居庸、大同、宣府的御守。也先兵攻不胜，用间不逞，始有送还英宗之意。
第四，迎英宗，设京营。是否迎回英宗，于谦处境两难：朝臣意见不一，景泰帝亦不悦。于谦从大局着眼，劝景泰帝奉迎太上皇。景泰帝勉强言曰：“从汝，从汝”！《明史》本传载：上皇归，“谦力也！”这是对当时舆论界认为于谦反对迎归英宗的辩驳。朱祁镇回京，被安置于南宫“一时君臣自信，旧君决无反正之理”，但是，“嫌积衅开，恨深仇巨”，易位之变，埋下祸根。于谦为加强皇都卫戍，改革京营旧体制，设立团营之制。先是，永乐帝迁都北京后，逐渐健全京军三大营，即五军营（肄营阵）、三千营（肄巡哨）、神机营（肄火器）。但土木之败，京军败没几尽。于谦认为传统军制弊病在于：三大营各为教令，不相统一，临期各地调拨，兵将互不相识。这种军队，不能适应新形势御敌之需。他整顿军伍，严肃军纪，加强卫戍，奏设京营。于谦奏请：“于诸营选胜兵十万，分十营团练”。其意义在于：一是统一指挥，二是选拔精萃，三是严密组织，四是分明责任，五是兵将相习，六是严明号令。京营之制，由此一变。《明史?兵志》说：“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但是，英宗复辟，于谦死，团营罢。后复之，旋又罢。尔后，京营腐败，武备废弛，军“官多世胄纨绔，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临阵时，“驱出城门，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变色”。京营军制的腐败，后来在嘉靖庚戌之役和崇祯己巳之役，先败于蒙古军，后败于满洲军，就是两个例证。
于谦保卫京师的历史意义，查继佐将其比做朱棣的靖难之役：“而谦之再造，更光于靖难”。此论偏隘。前者仅囿于帝统血胤的承续，后者则干系民族文化的盛衰。袁裘则论曰：“于公以一书生，砥砺狂澜，屹然不动，坐使社稷，危而复安。观其分守九门，移营城外，坚壁清野，三鼓士气，空房设伏，诱败敌骑。而丧君有君，庙算无失，专意战守，罢诎和议，计擒喜宁，芟除祸本。故能返皇舆于绝漠，正帝座于黄屋。谋国之善，古未闻也”。同上评论，轨出一辙，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揭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于谦率领中原军民，抗击瓦剌也先南犯，其历史意义在于：不仅是维护大明社稷、保卫皇都北京，而且是捍卫农耕文明、抵御草原文化侵扰。于谦保卫京师之业绩，实践了其文山像赞辞：“衣间别有文山句，千载令人拭泪看”。一介书生，一个官员，不经粉身碎骨锤炼，焉能成为英烈豪杰。
古今中外，英烈雄杰，不经过大悲大劫，不身历大苦大难，绝不能建树大功大业，盖不能成就千古英烈。
于谦成为勋臣，国之栋梁，百姓景仰，但是，泰极否来，月盈则亏，他的生命又升入一种新的境界。
四
于谦同许多英雄杰烈一样，在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都要经过长期历史检验，受得历史检验者，永留清白在人间，取义成仁薪火传。于谦身后谥忠肃，成仁——“要留清白在人间”，是于谦生命历程的第四种境界。
于谦真正经受粉身碎骨的锤炼，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土木之变（前文已述）和夺门之变。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死生之争。与谋者徐珵改名有贞，临事诀别家人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祸。去矣！归耶，人；不归，鬼！”有论者曰：于谦应在徐有贞、石亨等发动政变之前，将其阴谋粉碎，党羽一网打尽。于谦是一位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人，忠君是其基本的理念。他当时的处境是，一仆四主——朱祁镇及其太子见深和朱祁钰及其太子见济，左右不是，前后为难，易主易储，不暇两全。朱祁镇复辟成功后，如何处置于谦？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既然是“夺门”，又要称“迎驾”。徐有贞说：“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于谦无罪，被“意欲”两字成狱，定谳谋逆，被处死刑。于谦成了朱祁镇和朱祁钰兄弟皇位争夺的替罪羊。朱祁镇是其太上皇，朱祁钰则是其今上，二者你死我活，于谦站在何方？屠隆论曰：于谦“顾念身一举事，家门可保，而两主势不俱全；身死则祸止一身，而两主亡。方徐、石兵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景庙自全，功则归人，祸则归己。公盖可以无死，而顾以一死，保全社稷者也”。此种评论，颇中肯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言干天位，事关社稷，于谦作为一位正统高级知识官员，其最佳的选择只能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正如陈继儒所言，于公“敢于任死，而闷于暴名”。做社稷之忠臣，结社稷之正局。此非豪杰之勇，实乃大贤之仁。这从于谦的政治理念、生命价值、道德情操、处世原则四个方面可以得到诠释。
于谦的政治理念是，重社稷，爱苍生。他以“功在朝廷，泽被生民”作为人生的旨归。一个英雄的生命源泉，必有高尚之爱。爱之愈深，情操愈洁；爱之愈广，品格愈高。于谦虽出生于官宦世家，家风勤俭清励，乃父清介不仕，故经济并不宽裕。他的《祭亡妻》文云：“吾家素贫，日用节俭”，仅为中产，当属实情。他居官“门第萧然，不容私谒”。他节俭的生活，朴素的思想，比较贴近平民，也容易怜悯百姓。仅据《忠肃集》粗略统计，他写下34首悯农诗，占其诗作总数的近百分之十。诸如《田舍翁》、《采桑妇》、《收麦诗》、《悯农》以及《喜雨》之作等。其《田舍翁》云：“可怜憔悴百年身，暮暮朝朝一盂粥。田舍翁，君莫欺。暗中朘剥民脂膏，人虽不语天自知”。其《悯农》诗亦云：“无雨农怨咨，有雨农辛苦。农夫出门荷犁锄，村妇看家事缝补。可怜小女年十余，赤脚蓬头衣蓝缕。提篮朝出暮始归，青菜挑来半沾土。茅檐风急火难吹，旋热山柴带根煮。夜归夫妇聊充饥，食罢相看泪如雨。泪如雨，将奈何。有口难论辛苦多，嗟尔县官当抚摩”。这是于谦能够成为廉洁清官，其心灵基因的灵魂写照。这般高尚之人，不趋炎邀利，不乘时迎合，而重名节，轻财帛。
于谦的生命价值是重名节，轻财帛。他的《无题》诗略云： 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 所以古志士，终身甘缊袍。
胡椒八百斗，千载遗腥臊。
一钱付江水，死后有余褒。
苟图身富贵，朘剥民脂膏。
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
于谦澹泊名禄，冀求清白，尝以“清风一枕南窗卧，间阅床头几卷书”自慰。他一心任事，不怕丢官：“好在故园三亩宅，功成身退是男儿”。他廉清公正，不摆官谱：“因葬亲徒步还乡，不烦舆传”。他生活简朴，衣食清素：“衣无絮帛，食无兼味”。他笑看长生，安于清贫：“修短荣枯天赋予，一官随分乐清贫”。他爱民如子，看重清名：“有司牧民当体此，爱养苍生如赤子。庶令禄位保始终，更有清名播青史。剥民肥己天地知，国法昭昭不尔私。琴堂公暇垂帘坐，请诵老夫收麦诗”。于谦重视国法，爱养苍生，珍重名节，轻薄利欲，体现了其高尚的情操。
于谦的道德情操是志高远，内自省。于谦有远大的目标，宽广的襟怀。他念苍生，悯农夫，这在明朝腐败官场中是十分可贵的。他以诗词表述自己的念农情怀：“好挽银潢作甘雨，溥沾率土润苍生”；“安得天瓢都挽取，化为甘雨润苍生”。他希望自己能有一把天瓢，挽取银河之水，化作甘霖，滋润禾苗，获得丰年，乐安苍生。于谦以儒家内省，严于律己，不断反思。人之所以犯错误，多源于自是自私，而鲜于自察自省。据初步统计，于谦反思的诗如《自叹》四首、《自咎》四首、《初度》四首，都充满了自律、自省、自责、自咎的可贵精神。这种内心自省，不仅净化灵魂，而且趣近自然。 于谦的处世原则是分善恶，辨正邪。君子与小人，水火不相容。明永乐十九年于谦同科进士刘球，官翰林侍讲，以直谏，触王振。振大怒，下球狱，属太监马顺杀之。“顺深夜携一小校至球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颈断，体犹直。遂支解之，瘗狱户下”。于谦敬仰他的同年，作《刘侍讲画像赞》。其文曰：
铁石肝肠，冰玉精神。超然物表，不涴一尘。古之君子，今之荩臣。才足以经邦济世，学足以尊主庇民。持正论以直言，遭奸回而弗伸。获乎天而不获乎人，全其道而不全其身。……噫斯人也，正孔、孟所谓取义成仁者欤！
上述赞辞，像面镜子，映照出一位英烈的崇高形象：铁石肝肠、冰玉精神，全其天道，不顾尔身，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伟哉烈哉，忠肃于谦！
人生于自然，死归于自然。于谦藉煤炭喻人生：“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煤炭是无私的，它的出山，为着人间的温暖。于谦又藉孤云喻人生：“大地苍生被甘泽，成功依旧入山林”。天云也是无私的，它造福万民后，不求报答，遁入山林。于谦说：“人生不满百，常为千岁计。图利与求名，昂昂争意气。昼营夜复思，顾恐力弗至。一旦寿命终，万事皆委弃”。于谦遭诬，虽死犹生，后世民众，立祠景仰。河南父老，建庇民祠祀之。帝都北京，“公被刑日，阴霾翳天，京师妇孺，无不洒泣”。后将其故居改祠，堂三楹，中塑公像，春秋享祭。颂云：“庙食帝城东，巍峨天人表”。京师于少保祠成为北京历史文化胜迹。在杭州，于谦祠墓，受到景仰。明宪宗在追录于少保时，借用李荐之语：“皇天后土，鉴生平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超然物我，一身正气。明孝宗弘治帝以于谦“能为国家建大议、决大事而成非常之功”，谥曰“肃愍”，祠额曰“旌功”。明神宗万历帝以于谦“有鞠躬报国之节，有定倾保大之勋”，改谥曰“忠肃”。后又“祠于谦‘忠节’”。于谦被尊称为“于忠肃公”。
古今中外，英烈雄杰，经过大苦大悲，大劫大难，成就大义大仁，大智大贤，受到百姓敬仰，万民颂传，载诸历史典籍，千古不朽。中国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于谦、袁崇焕等都是如此。他们的人生，都经历了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粉身碎骨的三种境界，最后升华为第四种境界——留下清白在人间，完善人格，史册永垂，为中华文明，为人类正义，增加新的财富，增添新的光彩。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是他留给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即：其品清介，清励忠介；其性清鲠，清素骨鲠；其官清廉，清正公廉；其人清白，清芬洁白。于谦像一颗明星从天庭中陨落，划破黑夜的长空，给人间带来光明。于谦之死，程敏政曰：“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有人称此话为公论，愚实以为不然。应当说，于谦以伟功取奇祸，死于英宗之意。在帝制时代，君为主，臣为客。黄宗羲历明清甲乙之际，睹君主专制腐败，因之痛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在君主专制时代，柄臣、言官、法吏、阉宦，都是皇帝的奴才和鹰犬。有了主子的隐示，他们便幸于迎合，锺于忌贤，趋炎阿鄙，乘时邀利。应当说，于谦之冤死，主于英宗之心，出于佞臣之谋，行于群小之诬，裁于污吏之手。真乃“此一腔血，竟洒何地！”冤死西市，苍天悲泣。黄宗羲曾言：“杀其身以事其君，可谓之臣呼？曰：否！”然而，对于谦不能做超越时代的苛求。
于谦生命历程的四种境界，是其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于谦之死，不仅是于忠肃公的个人悲剧，而且是中华文明的一场悲剧。于谦以陨星的悲鸣，给予世界这个烛笼——虽去一条骨，却增一路明。
（注释和备注略）
（文章整理自阎崇年先生2000年《故宫博物院院刊》同名文章，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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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1 08: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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