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中与乾隆皇帝

于老五

于敏中与乾隆皇帝（ 一 ）
金坛设县置1300多年的历史，清代文人于敏中算是最大的官。于敏中，字叔子，号耐圃，江苏金坛人，清乾年间的状元。他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文渊阁领阁事、首席军机大臣等，并兼任《四库全书馆》和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馆总裁。于敏中一生深得乾隆皇帝的信宠，享尽了荣耀与显赫；死后，乾隆皇帝以诗痛悼，诏优赐恤，入祀贤良祠，谥“文襄”；但在其死后第6年，随着用权纳贿的行径败露，又受到乾隆皇帝严厉的惩戒（被撤出贤良祠，并剥夺了子孙世袭）。正因如此，二百多年来，邑人乃至家族后裔把其看成是才高德低、口碑极差的奸相。以至当今许多表现乾隆皇帝雄才大略的电视剧中，于敏中的才智可在纪晓岚身上再现，贪欲可在和珅身上集中，而皇帝身边第一重臣的他，却被历史漠视而在人们的心中消褪。

乾隆皇帝卿点状元

　　于敏中出生于金坛名门望族。于氏家族五世皆居金坛金城镇（原洮西）王母观，明代于契玄迁居金坛县城沿河街。之此往后，于氏子孙中有25人考中进士，出过“三世中丞”和“兄弟状元”，而成为金坛科举史上的盛事。
　　于敏中幼承家学，天资聪颖过人。他5岁接受启蒙教育，力学《四书》。他的祖父和母亲对其的学业要求十分严厉。祖父于汉翔（清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在他年幼时，就授以《大学》章句，他就能依集注解不发生错误。他的母亲更是常立于窗外屏息静辨，直到室内的于敏中熟读成诵，不错漏一字，方才离去。于敏中10岁开始习《五经》，经史子集认真评点，探其本原，直到通晓其间故实，并手录为文章为至。
　　雍正七年（1729年），于敏中15岁，应江宁乡试，中试举人。谁也没有料到己是饱学之士的他赴京会试，却困于公车，失手落第。这可引起家族内部的高度重视，一则，于氏祖先累世科甲，世代为官。二则，宋元明以来，朝廷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尤其是清朝对考试科目、程序和内容，有了愈加明确而严格的规定，也就是说要想出人头地，唯有发愤苦读！其父于树范、嗣父于枋（清雍正二年进士），即为于敏中选择老师，并决定由同邑雍正癸卯进士、清代文宗王步青（字己山）为其重授四子之书。王步青采用“四书本义汇参，潜心经学，钻研理奥，以已之精神，会古圣贤之精神” 的方法重温学业。因为汉唐以来，诸儒对四子之书，解说纷繁复杂，举子难以掌握精习，只有以程朱理学为纲，诸书为目，判断取舍，汇其本义，才是习举业者应走之路。于敏中不负重望，承师教授，对《四书》本义学有所成，掌握精当，并作《四书疏义》3卷。18岁开始，他又根据王步青的训导，苦研《十三经》。《十三经》含义深奥，晦涩难懂。他不畏其难，借助老师许多著名疏文，以及家藏的历代名儒著作，昼夜力学，几乎忘却了寒暑饥渴、蚊蝇叮咬，苦诵不辍。对《十三经》逐章逐句一一理会，以至老师随出一题，都能对答如流、应手成章。
　　乾隆二年（1737年）恩科会试。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左都御史福敏、副都御史索柱、吏部侍郎姚三辰为考官，试题为“既庶矣又”二节，“君子之所至见乎”、“人皆有不至政矣”。于敏中的试文博得众考官一致称道，大学士张廷玉将他的试文列前，进呈，得中贡士。五月殿试，乾隆御临太和殿策试。于敏中不动声色，操笔立成。乾隆皇帝秉烛夜览策文，御示：“详赅有据，议论剀切”甚合帝意，擢进士第一。
　　这年于敏中23岁，他的仕途由此步步高升。但是，文采风流和政治理想碰出火花的同时，等待于敏中的是名留青史的殊荣还是声名狼藉的惩戒，他似乎并没多想。

逸气横发的翰林侍讲

　　于敏中以才受乾隆皇帝百般宠信这一点，不容置疑。皇帝曾多次评价他是“人似小聪明”。而于敏中正是凭靠自身的才气和精明，得以翰林院供职7年，之后又在京师为官。
　　于敏中初入懋勤殿，开始在皇家的翰林院修撰，为皇子伴读、侍讲，还主持过山西的乡试，到山东、浙江当过主考官。他依靠特有的才气和过人的精明，深得皇帝的欢心。乾隆令其译抄《华严》、《楞严》两经，他深知皇帝崇信佛学，令自己译抄，当然是用来揣摩治人治世之道。于敏中完全把此当作是皇帝对自己揣摩，而自始至终表现出不是一般的译抄。他先画出一座宝塔形状，用小楷抄写；凡是栏柱、詹瓦、窗阶、铃索之处都有经文，且宛转依线，读之成文；更为难得的是，经文中每个“佛”字，都算定抄写在柱顶或詹际尊贵之处。为这轴《华严经宝塔》，于敏中整整排算了两年，抄写了将近一年，成为书法史上一段佳话。更何况他能集译抄、宣讲于一身，还有纵论政事极为得体的表现。
　　于敏中时时处处博得乾隆的欢心，他的书法学乾隆体，不仅如此，他还在进入翰林院后就学习满文。由于对满文掌握颇有水平，不但使他长期能在翰林院供职，而且仅凭这一点，便博得乾隆的格外赏识。为什么这样说？乾隆皇帝即位时，已经是满人入关百年之后，有相当多的满洲贵族已被汉族同化了，成了“既不识满文，也不会说满语”的八旗子弟。乾隆对这种“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俗” 的现状极为不满。为了保持满族的优势地位，乾隆一再强调学习满文，甚至把掌握满文的程度视为衡量翰林院官员对满清朝廷忠诚程度的标准之一。于敏中作为一名汉人官员精通满文，又有状元这块金字招牌和精明得体的表现，由此而受乾隆皇帝的青睐，便不足为奇了。
　　于敏中比乾隆皇帝小3岁，在宫廷行走42年，面对盛年的皇帝没中途翻车，相反却能大展才华，可见其办事小心谨慎、周密稳妥的过人之处。清代有作为的皇帝，是开国皇帝世祖顺治、圣祖康熙、世宗雍正，下来就算高宗乾隆了。乾隆作文赋诗，常常是即兴而为，事先并无草稿。每次乾隆吟诵之后，于敏中便能默记于心，然后再恭恭敬敬誊抄出来。有一天早上，于敏中随乾隆皇帝游幸御花园，乾隆即兴赋诗七首、作文二篇。到了夜里，乾隆收到于敏中所记之言，欣赏之余不觉拍案惊奇。乾隆三十一年，新科状元梁瑶峰进入军机处，乾隆皇帝命其掌管诗文，而令于敏中负责国家政务。一日，乾隆皇帝召于敏中和梁瑶峰入宫，又吟诵起诗文，于敏中赶紧给梁瑶峰使眼色，梁却茫然不知其意。乾隆皇帝吟诵完毕，二人出来，于敏中等待梁瑶峰将诗文誊写出来，等了好长时间却不见动静，他便问梁瑶峰皇上的诗文誊抄好没有？梁恍然大悟，不免有些惊慌失措。于敏中说，我以为你是专管圣上诗文的，所以便不在默记了。现在事已至此，你看该怎么办呢？梁瑶峰非常惭愧，无言以对。于敏中长叹一声道：“让我试着替你回忆一下吧。” 这样，他默默地独自坐在屋里仔细回想，不一会儿便靠记忆全背写出来，通篇只错一字。

受帝恩宠的第一权臣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 于敏中晋升为军机大臣, 主管全国的户籍、税收、土地、钱粮和民政事务，其权力范围相当于如今的财政部长和民政部长。并在上书房行走，辅助乾隆皇帝处理政务，当时能在军机处参与政务的只有6人，而汉人只有2人。乾隆三十六年擢升为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两年后又拜文华殿学士兼户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皆为宰相之职, 正一品, 赞理机务, 表率百僚。军机之首又称领班， 总揽一切， 除处理机务外， 凡特旨简放大员, 如大学士、六部、九卿、督抚、将军、提督、都镇、学差、主考及驻外使臣， 皆由军机大臣开单请旨。幸运的大门是为有准备的人而洞开， 但历代的内阁是权力斗争最为激烈的地方，一是与皇权的摩擦，二是阁臣之间的争斗， 很少有人能在那枢机之地呆得长久。而于敏中从入军机处到去世的十多年中，能固安其位，且巍然不动， 无论施政或为官，无疑他算是最优秀的。
　　于敏中处理机务颇得乾隆赞赏。他参与机务朝事后，“每日军书旁午, 犹如雪片飞来”，缅军侵扰边境，云南总督杨应踞奉旨反击，收复失地，却中了“木邦土司归附中国”的诱饵之计，误入缅境腹地，以至全军覆没。乾隆又派新督明瑞率军征战，结果亦遭惨败。第二年，经略使傅恒率军再征，谁料征途中又染病败走麦城。若大清廷似乎无人能征服小小缅军，乾隆急于雪耻，但派出的将帅是一败再败，非常恼火。于敏中深察帝心，遂上疏派阿桂出战。结果阿桂没让乾隆皇帝失望，缅败议和，承认年年来朝，十年一贡。于敏中以举荐阿桂有功，加太子太保。
　　于敏中久直枢廷军机，书谕得体，乾隆三十六年擢协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当时正值金川两酋索诺木、僧格桑动乱，川督阿尔泰征败之际。他疏奏《出师行孙“知彼知已，百战不殆”策》，阿桂乘番众骄怠不备，潜察得实，夜半突袭，平了小金川动乱。乾隆三十八年，小金川酋僧格桑又开始作乱，于敏中再次上疏“一劳永逸”之计。三年后，朝廷平定了小金川、大金川战事，按其功勋给予嘉赏。于敏中以“承旨书谕，夙夜殚心，且能钜细无遗”，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袭罔替”，开创了汉官“赏戴双眼花翎，赐穿黄马褂、图形紫光阁”的荣耀。
　　至此，于敏中已成朝野尽知的京中第一权臣，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巡幸在外，他都是乾隆身边不可离开的最显眼的人物，朝中许多重要决策，有些就是乾隆采纳他的意见后做出的。　（未完待续）

于老五

于敏中与乾隆皇帝（ 二 ）
顷心总纂《四库全书》
于敏中不仅军机政要集于一身，权倾朝野，是乾隆盛世的政治家、著作家，而且尽力推行文治天下，使乾隆盛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文化高潮。《四库全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编纂历时10年，聚集4200多名饱学之士，于敏中在编纂这部巨著上是功德无量。
　　乾隆三十七年（1773），安徽学政朱筠上疏《开馆校书折》，奏请搜辑《永乐大典》中佚书。当时东阁大学士刘统勋谓非政务要事，不与动议。于敏中对奏议则深为赞赏，他掌握乾隆皇帝欲表现“贤俊蔚兴，人才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 传统学术繁荣发达时期的强烈愿望，认为朱筠所奏，“合我朝文治天下之大计，应予纳用”。果不其然，乾隆下诏开四库全书书馆，特旨钦命于敏中、刘统勋为总裁，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并由此派出儒林学者4200余人参编，一道普通的征书谕旨，因缘际会，而引发出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
　　不久，乾隆考虑自己已63岁，希望尽早看到开馆修书的成果，因而下令同时编纂《四库全书荟要》，汇选重要典籍及必备图书于一堂，以便早日观览。为了保证“荟要”编纂速度和收书质量，又命四库全书总裁于敏中、王际华“专司其事”。《四库全书荟要》按乾隆构想，用6年时间修成。《四库全书》经10年始成，共收书3503种，79330卷，分经史子集4部。如果当时听了刘统勋的话，只在永乐大典的基础上修修补补，那我国的古籍就十有八九毁于战火了。
　　于敏中受命《四库全书》的正总裁，出京犹不忘馆事，与总纂官陆锡熊通数函，于《四库全书》之分别部居、厘订体例等，多有指示。大学士戴爱莲在《素余堂诗文集》序中说：“公在避暑山庄，日接庶僚……披阅馆书，卷帙从积，殆无刻暇，用力单异”。为使《四库全书》不出舛误，十年内于敏中与总纂官陆锡熊通函论书56封，后人于1933年以《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札》刊行于世。除主持修撰《四库全书》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外，他还兼任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馆总裁，主持修撰《钦定临清纪略》、《钦定日下归闻考》等十部卷帙浩繁的大作，为缔造乾隆盛世、推行乾隆“文治天下”做出了贡献。
　　于敏中一面在军机处办理军政，一面又兼管内廷笔墨之事，文章冠绝一时。于敏中身居高位在勤政之余仍著书立说，被时人称为一代作手。他一生著有《素馀堂集》34卷、《浙程备览》5卷等著作。他的书法学乾隆体，端庄华润，朝廷所撰诰命、制书、传记、诗联、典要，多出其手。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于敏中病喘卧床，乾隆遣御医视治并恩赐人参，还曾谕差内务大臣和珅伴帝驾辇行视，赐其七律一首：儒服由来体称身，气恩因以画麒麟。讵图章采荣梓里，亦谓勤劳同荩臣。缁席宁如赤带了，莺衣和著鹫翎人。木天从此增佳话，黄绢原旧冠榜宾。乾隆盛赞于敏中是“梓臣”，一再彰昭其文人武略，此诗可谓他一生的如实写照。于敏中死后，乾隆又以诗悼念：遗疏不堪视，挽词那可望；悲今如伯施，述古叹文皇。

乾隆皇帝的君臣之义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月，于敏中死后6个月，京城却发生了文武百官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的事：于敏中的孙子于德裕，到官府控告堂叔于时和侵吞其祖父在京资产。这是于敏中生平评价的重要转折点，他因此陷入朝廷几桩重大收贿案中，直到6年之后，万般无奈的乾隆皇帝龙颜大怒，下令将于敏中撤出贤良祠。以如此出人表意的方式为于敏中的政治生涯划上了一个惊叹号。
　　皇帝都是翻脸不认人的独裁者，可在处理于敏中用权纳贿的问题，乾隆皇帝充满着君臣之情。于敏中生前以当朝第一权臣受帝恩宠，其孙状告自己的堂叔，当然引起了乾隆的十分重视。于敏中生病期间，乾隆遣医视，赐人参；于敏中死后，乾隆又优诏赐恤，祀贤良祠，亲颁谥号“文襄”。于敏中的丧事办得十分隆重，可谓极尽哀荣之至。乾隆特命大学士阿桂、英廉查办此案，因于时和已先行回了金坛，乾隆又传谕江苏巡抚吴坛立即亲赴金坛，查明于时和所占于敏中原籍的家产。乾隆皇帝以其的早熟和亲操政柄的威严，对一手提拔起来的于敏中，是从没有威权震主之忧的，但面对如此广袤的国土，如此纷繁的政务，独力驾驭也绝非易事，他也得依靠于敏中这样的重臣。于敏中权极一时有二十多年，凭靠乾隆皇帝的宠信，对下属送来的金银财宝不以为非。当朝显官贿赂的肯定不是少数，他们或尊亲贺寿，或岁时请安，或专程拜望，或馈送珍玩，趋奉巴结，络绎不绝，于敏中就能免俗？
　　查办的结果令人震惊，素有廉直之名的于敏中京中与原籍的家产竟值银200万两。乾隆皇帝十分恼怒，认为于敏中的巨额遗产“非得之以正者”。但这又怨得了谁？毕竟是皇帝亲自培植起来的。这位还算清明仁义的君王，没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的威风，他更懂得否定了于敏中，等于否定了他自己，但他也没有承认失察的高风亮节。乾隆仍然欲保全于敏中的名节，谕示办案大臣不必追究死者生前之罪。此案经江苏巡抚吴坛审明，于时和吞占家产属实，将于时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其带往原籍的属于敏中的遗资，酌情给于德裕3万余两，其余全部充公，留给金坛地方作开河费用。
　　紧接着，苏松粮道章攀桂私下为于敏中营造花园的事情败露。乾隆皇帝虽有难以诉述的懊恼，但仍认为，于敏中受地方官员的逢迎，是情理中事，既然人已去世，也就不必追究了，仅仅将章攀桂革职处理。
　　于敏中死后第二年，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及甘肃通省官员在捐监折收中，假灾冒赈的贪污大案败露。经过一年多的调查核实，共计处死正法者56人，免死发遣者46人。该案冒赈贪污银款达281万两，涉嫌此案的甘肃省官员无一漏网。王亶望贪污案处理之后，乾隆觉察出酿成这起空前巨案的元凶不是王亶望，而是两年多前死去的于敏中。当杀掉了最后一批甘肃省的贪官，乾隆颁布一道洋洋千言的谕旨。开头便说，当年甘肃秦请恢复捐监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言饰奏，朕误其言，遂尔允行”。乾隆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失误后，接下来说，“其时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持有于敏中为之庇护”，以至放手大贪其污。最后，谕旨笔锋一转，说于敏中“宣年力久，且已身故”，“朕不忍追治其罪”。显然，这是一道经过精心推敲斟酌再三的谕旨，又将于敏中的罪责轻描淡写地掩饰过去了。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二月初八日，乾隆皇帝在把玩古董时，为了一件明朝嘉靖年间的古瓷触动了心思。他由嘉靖皇帝的昏庸想到权奸严嵩的专擅，又由严嵩而想起了于敏中。为此，乾隆再次颁发谕旨，指责于敏中借着皇帝的恩典，用权纳贿，并联系甘肃省贪污大案，推断“于敏中拥有厚赀，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赂谢”。乾隆皇帝认为，“贤良祠为国家风励有位，昭示来兹，盛典攸关”，因此决定将于敏中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
　　乾隆六十五年（1800年）五月，于敏中死后20年，国史馆进呈《于敏中列传》，乾隆又下诏书说：“于敏中简任纶扉，不自检束，既向宦寺交接，复与外省官吏夤缘舞弊。即此二节，实属辜恩，非大臣所应有。若仍令滥邀世职，何以示惩？其孙于德裕现官直隶知府，己属格外恩施，所袭轻车都尉世职即撤革，以为大臣营私玷职者戒”。这一次，算给于敏中最后的盖棺定论。
（未完待续）

于老五

于敏中与乾隆皇帝（ 三）
乾隆帝理应为失察埋单
于敏中秉政期间私德出现问题，涉及苞苴馈遗的贪迹。他的贪污证据，就是身殁后被查出200万两，这雄厚的财富“绝非是其合法官俸所能获致的”。事情出在于敏中身上，但恐怕不仅仅是自身问题。因为，比于敏中更大的贪官和珅仍“睡”在乾隆身边，而察觉不到。于敏中一生犯过四次较严重的错误，次次都受到乾隆皇帝的偏袒，而免于处罚。于敏中用权纳贿之事败露后，乾隆一而再、再而三为其开脱，毫无顾忌承担起用人失察之责。谁都清楚，于敏中深受乾隆信宠是无人可比。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于敏中的父亲在家乡去世，按照儒家礼教规制，应立即停职“丁忧”，回家守孝3年（至少也得27个月）。于敏中是回家守制了，而守制之前他刚被任命为代理刑部侍郎，偏偏在为其父守孝期间，嗣父于枋、生母又相继去世。于敏中急于回京上任，没把丧母之事向朝廷汇报，生怕为其母再守制，让到手的乌纱再悬3年。于敏中隐匿生母去世之举，有悖于宋明理学所标榜的行为范式，御史朱嵇义无反顾地采取决然举动，说于敏中把“两次丧事蒙混为一”，显情恳切地认为，奔丧守制，事关纲常，弹劾于敏中“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
　　于敏中在“丁忧”问题上，确有权势欲的发酵、功业心的鼓舞，以及自我意识的膨胀等内在的主观因素。然而，乾隆皇帝却表示能够理解，偏袒说：“于敏中才力尚可造就，刑部侍郎缺出，一时未得其人，是以降旨起用。” 见仍有官吏义愤填膺，乾隆皇帝又援引先例为于敏中婉转开脱：“此事正与从前用蒋炳、庄有恭为巡抚而夺情，同一不得己之苦心。而该御史以为侍郎、巡抚应有区别，岂外任封疆不妨从权，而内任部务竟不需人办理吗？” 因“工作需要”、“组织安排”而不必守孝，称之为“夺情”，有了乾隆的辩护，于敏中才得以不倒。
　　第二件事是于敏中勾结内监，获得不应该让他知道的朱批。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的：云贵总兵，想调到湖广、江浙一带来，多次到朝中打点，银子也花了不少，但兵部、吏部总没有动静。于是通过关系找到了于敏中，想请其摸摸皇帝的底，而于敏中虽在军机处却不分管军事和人事。为了获取情报，于敏中找到了太监高云从，从高那儿获取了人事任免的机密，及时将消息返回给云贵总兵。云贵总兵经过一番对症下“银”的活动，果然调到了湖广，于敏中肯定从中得到不少好处。后来，太监高云从因买地涉讼，请于敏中帮忙。于敏中投桃报李为其从中斡旋，偏偏这件事给乾隆知道了，龙颜大怒，当面指责于敏中。于敏中自知有罪请求处分，乾隆却没对其严惩而是免治其罪，仍让其享受前所未有的荣耀。
　　乾隆对待于敏中恩宠有加还表现在，他的儿子于齐贤，乡试未考中，仍加恩以尚书品级，不经考试就当上大官。于敏中的原配夫人死了，乾隆又将其妾封为淑人。乾隆有位公主，姿质妙丽，是孝贤皇后所生，皇帝对这位公主十分钟爱。不足之处是这位公主的左眉间，长有一块黑痣，相术者说这块黑痣主灾，破灾的唯一办法是移姓，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谁比王公大臣更显贵呢？除了皇家只有孔府是唯一的选择。孔子后裔叼沾圣人福泽，孔府衍圣公可在皇宫御道上与皇帝并行，皇帝到了曲阜，也得向衍圣公祖先孔子，行三跪九叩之大礼，这是别的王公贵族无法企及的。可是，按清律规定满汉是不能通婚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乾隆就把女儿寄养在军机大臣于敏中家中，并过继于敏中改姓于氏，然后以于家女儿的名义嫁给孔府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公主出嫁后，孔府中的人也不得称其为公主，而称于夫人。
　　据《 孔子家庙碑 》载：“于氏列金坛文襄公讳于敏中第三女，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完婚”。并称于氏聪颖贤惠，性酷嗜书。尤精经学，小学致力甚深，精工书画，诗作娴静清新，常与义父论古纪事。于夫人结婚时，娘家陪嫁的礼品都是宫中的重要文物，如紫檀雕刻多宝阁、十六尊者座屏、百鹿尊、天球瓶、碧玉仙山、名书画及龙风衣、文房四宝等，并带有太监守内宅门。文武百官也都有厚礼相送。据说，有一位府台只送了一把小金斧，乾隆问他何意，他说，这把小金斧留着以后给御外孙砸核桃吃。这把小金斧因此成了孔府珍贵的传家宝。
　　官场就是这样，一个人权势鼎盛，事业成功，达官显宦笼络权贵，什么事都做的出来。于敏中既然是乾隆皇帝的掌上明珠，投其所好谁不会做呢？于敏中的家财来源中，可以说，相当部份是众官吏趋炎附势巴结讨好所致，而当中的另一部份，恐怕正是乾隆皇帝做主送的礼。乾隆在位时“灯下黑”是有名的，他虽然晚年处分了于敏中，而对和珅这样更大的贪官，处理还得靠嘉庆皇帝。
功过是非自有公认
　　乾隆皇帝作为一代明君被歌功颂德，尤其是三下江南的风流逸事，在江南民间广为传播。而生于江南长于江南、皇帝身边的第一重臣于敏中，却没留下任何痕迹和印象，他随着被撤出贤良祠的惩戒，在人们的心中消褪。
　　金坛人提起于敏中会想到于家祠堂，会想到相府、相府花园，且说出许多带有神话色彩的民间故事。说什么于敏中是被乾隆错杀的，后来乾隆觉醒了就赐给他一个金头。说于敏中死后，相府出丧一共出了六口棺材，分别从东南西北和大南门、丹阳门六个城门出去，都是丧幡飘飘，吹吹打打，哭哭啼啼，至今无人晓得于敏中到底葬在哪里，等等。
　　于敏中欺上瞒下，如何用权纳贿的事在民间传的有鼻有眼：他能把朝庭所拨的修桥款大部分侵吞私囊，顾龙山下九里长桥因缺款而成为断桥。地方官为了讨好巴结这位军机大臣，应付钦差实地巡查，暗中派人召集几百条渔船，配发灯笼，将这些船从小南门水关处沿河一直停靠到九里断桥。夜间，醉醺醺的钦差登上南门水关，见一路灯光摇曳，直呼：“如此长桥，世上少有。”
　　传说只能是说说而己，但于敏中官德差没人缘，可从朴学大师段玉裁求学求职的事上说明。乾隆二十五年，于敏中晋升为军机大臣， 而这一年26岁的段玉裁来到国朝京都会试。段带着于敏中的家信，来皇宫参见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其目的无非是想得到他的提携与帮助。更何况吏部侍郎兼江苏学政的尹会一，在于面前夸段是个人才，担心在批阅试卷中手高手低而被埋没了，并准备去礼部找主考官打个招呼。于敏中却坚持说，是才不是才，考场见分晓，朝廷科举选才有标准，你要相信礼部；他还关照尹会一，切莫说我与段是同乡。正因于敏中的推诿，结果段玉裁三次会试未中。而段在京11年，得到戴震、姚鼐的倾力帮助，而同邑军机大臣于敏中却表现得十分冷漠。难怪后人有这样的评论:于敏中确实清廉，倒也是个说辞，可他不是，这只能说于敏中会当官会用权。攫取钱财，要凭借政治权力，聚集更多钱财，就要经营权力得法。于敏中的贪欲没有止境，为了攫取更多的权，可在官场上无穷地奔竞、追逐，这就使他贪权的特征连续不断地表现出来。偏偏段老夫子不明事理，没向“第一权臣”意思，最终只能落个七品芝麻官，而且只能在穷乡僻壤的地区当职，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段玉裁自己才能体味出来。但他毕生以“不种砚台无乐事，不撑铁骨莫支贫”的精神，完成辉煌巨著《说文解字注》，成为清代杰出的经学家和语言学家，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位大师级的学术巨擘。于敏中总纂过世界上最大的《四库全书》，学术成就非同一般。但同邑百姓对段玉裁敬若神灵，名人碑颂扬有嘉；对于敏中羞于提及，也不屑一顾。
　　于氏属金坛名门望族，但与地方士绅有着较深的矛盾，也是不争的事实。小南门外有个大水塘，名为“老鸦塘”，是地方士绅动员百姓人工开挖的。“老鸦塘”与城内于氏宗祠近在咫尺，老鸦即鱼鹰，是捕鱼的能手，“于”、“鱼”谐音。在于氏宗祠近处开挖老鸦塘，意欲破坏于氏的好风水。而且，以前金坛古城城墙是个“口”字，丹金漕河穿城而过，正好形成一个“中”字。“中”对于氏家族有着特殊意义，于家世代相传的春联为“一中衍庆，万戴流芳”。开了“老鸦塘”，漕河水出南水关，由护城河向东，然后向南，拐弯经入下坵河，再向西，流入金溧漕河。“中”字不出头，民间对此寓意十分清楚。
　　现代中老年人留有于氏祠堂的记忆：那是一座典朴古雅的明代庭园建筑。祠堂门是石砌的，围墙很高。进门之后，古木森森，碧水潺潺，亭台轩榭，高屋辉煌，给人一种阴森、威严的感觉。门前一座高大的花岗岩石牌，挺拔的柱干。石柱两边有台座和靠背石，堂皇的梁枋两面镌刻着“敕赐”、“御史中臣”几个大字，浑朴而厚重。石柱呈方形，柱上有浅浮雕的云纹。过了牌坊，有金水桥、放生池、钟楼、碑亭，往后才是高大的祠堂庭屋。
                                                                          --秦宝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