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振起--从天津走出的知青外交官

于老五 · 发表于 2009-2-22 14:28:19

本帖最后由于老五于 2009-2-22 14:51 编辑

于振起在任驻白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大使期间，被两国总统授予最高勋章——
从天津走出的知青外交官
今晚报记者穆娴静

于振起被授予“老山”一级勋章
《驻外札记——一个知青大使的外交生活片断》一书近日在天津出版，引起强烈反响。昨天，记者专程采访了该书作者、从天津走出来的中国外交官——于振起，听他讲述外交官的故事。

首位博士驻外大使

1966年，于振起在天津耀华中学(当时称十六中学)高三毕业，1968年7月，到内蒙古插队落户。1978年国家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后，他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国家恢复博士学位制度后，他又报考了首批博士生，获得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史博士学位，也成为首位具有博士学位的驻外大使。
于振起说，天津是我的故乡，我有幸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为祖国效力,更为自己始终是一名知青外交官而自豪。

饭店中的建馆经历

  在老百姓眼里，当外交官很神圣，令人羡慕。但于振起说，其实在出入大小宴会的潇洒背后,有许多斗智斗勇的考验。
  1991年底，苏联解体，一分为十二。除俄罗斯外，我国面临在前苏地区新独立国家开设大使馆的任务。1992年2月，外交部任命于振起为中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带2位同志去乌克兰首都基辅建立大使馆并开展外交工作。当时在乌克兰他们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抵达基辅时，只有乌克兰外交部礼宾局长到机场迎接他们，随后把他们三人安排到涉外宾馆——罗斯宾馆，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就这样在罗斯宾馆开始工作了。
  首先要向乌克兰外长递交中国外长签署的代办任命书。时间已约好，但是没有自己的汽车，一时又找不到出租车，外交上遵守时间是第一位的，于振起和助手小赵步行走到乌克兰外交部。以这种方式参加重要外事活动不能不说是外交界的“新闻”。
  建馆初期非常艰苦，人手少工作多，一人要顶几个人用。住在饭店里只能吃西餐，连续吃了二十几天后就吃反胃了。后来他们托人从莫斯科带来一些方便面，三个人用电饭锅煮方便面吃，觉得香得不得了。直到1993年夏天，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才有了正式的馆舍，搬出了饭店。据说这种建馆方式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从未有过。

获得两枚最高勋章

2002年于振起被任命为驻白俄罗斯大使。3年后在他将卸任时,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授予他“人民友谊勋章”，这枚人民友谊勋章是白俄罗斯首次授予外国使节的，以表彰“于大使为中白友谊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个人贡献”。
2005年他又被任命为驻保加利亚大使，他在维护中国公民尊严和权利的同时,与朝野各界广泛交友,为中保友谊积极开展工作。在他离任前,接到保加利亚总统办公室通知，珀尔瓦诺夫总统要授予于大使“老山”一级勋章。“老山”一级勋章是该国最高荣誉,体现了保加利亚对他为中保关系所做工作的高度评价。

于老五 · 发表于 2009-2-22 14:30:41

本帖最后由于老五于 2009-2-22 14:32 编辑

从天津走出的中国外交官
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采访，，我们有幸会见了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于振起先生。聊起来，从于大使话音中偶尔蹦出的“天津味”，使我们猜想于大使可能是天津人，或和天津有渊源。一问，果然如此。于大使高兴地说，我就是天津人，你们是我就任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两年多来，接待的来自家乡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
累人的“国宴”
6月8日，我们到达明斯克已是夜间一点多，这时正临白夜期间，欧亚大陆呈楔形延伸10460公里，其尖部在西方，白俄罗斯就位于这个尖部，因此夏季昼长夜短，而冬季昼短夜长。虽是午夜却似傍晚，街上、草地上还有游人。这种天很难让人入睡，而天只朦胧黑了一会儿就又大亮了。上午我们参加了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关于市场经济问题的学术研讨会，这是专为天津社科界代表团来访而举行的，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对天津的开发区特别感兴趣。
当晚，于振起大使在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为天津社科界代表团访白举行欢迎宴会，同时邀请白俄罗斯科学院的有关领导参加。第一次在国外参加大使举行的宴会，感到很新鲜。宴会厅悬挂着中白两国国旗，所有的餐盘都是“国徽瓷”，菜单上也印着国徽，每个人的名字都印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座签上，正式而又隆重。这是驻外使领馆对外活动的最高礼遇。再加上丰盛精美的中国菜，纯正的茅台酒，令我们和白俄罗斯客人都很高兴。宴会前，于大使给我们讲了这类宴会的惯例，白俄罗斯人很讲究礼仪，宴会上主人与客人的轮流致词要贯穿宴会的始终，以便营造出热烈气氛。于大使第一个站起来，用一口流利的俄语欢迎天津代表团来访，祝这次学术交流访问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明斯克和天津加强经济、文化友好往来。他还介绍了中国企业在白俄罗斯投资的情况。
接着白俄罗斯科学院第一副院长维佳茨致词。然后是天津代表团团长万新平谈访问白俄罗斯的感受。接下来白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热情赞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再接下来，中方一个，白方一个，每个人都要讲话，无一幸免。不过，从这里我们又获得了许多新的信息，宾主双方越来越兴奋。只顾说话和听别人说话。看着满桌丰盛的饭菜上来又撤下，茅台酒也没空喝。心里暗想：这样的宴会真累啊。
于大使说，每年国庆节和新年、春节前，都要以大使的名义举行一系列大型宴会，以增进两国友谊。许多事情就是这样沟通，促成解决的。看来外交官的生活真不是那么轻松。
于振起说，在老百姓眼里，当外交官很神圣，令人羡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13亿中国人民。也正是因为如此，外交官的责任重大。外交工作直接关系国家利益，方方面面不能出一点差错，“外交无小事”。另一方面，外交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外交官有不少特殊的酸甜苦辣，比如长时间远离祖国和亲人，思乡之情是很重的。于大使一家三口分别在三个国家，妻子在中纪委工作，女儿在美国读书，一家人已经连续6年没在一起团聚过年了。过去靠电话，现在除了电话还靠发“伊妹儿”通信系，诉亲情。
他是天津老三届
于振起1966年在天津16中学（现耀华中学）高中毕业。当时，毕业考已考完，正复习准备参加高考。他的理想是报考清华大学，学工科。可此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不久中央又宣布废除高考制度，上清华的理想也随之破灭了。1968年，他和同学一起到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插队。在这个半农半牧的地方，他学会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了直接认识，在这里他度过了难忘的四年。如今，他仍然十分怀念当年插队的“第二故乡”。他初中、高中学的是俄语，劳动之余也喜欢念念，俄语一直没丢。1972年他被选调到天津师范学院（现天津师范大学）上学，工科学不了他想学物理。那时入学前有个摸底考试，考语文时他图省事写了一首诗，没想到此诗得到校领导的赏识，分班时，学校非让他上中文系。他不想上，仍希望学物理或俄语，和学校争取了几次，也没结果，最后还是上了中文系。这期间他读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和马列著作，当然俄语也没扔。毕业后，留校在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1978年国家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后，他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他基础好，俄语好，一考就考上了。当时他的爱人马还在内蒙古插队，1977年刚生下他们的女儿于凡，第二年便参加了高考，并且也考上了南开大学历史系。此时马还不知道于振起报考了研究生。在北京站，于振起接到刚从内蒙古坐火车回来的马时才告诉她：“我也考上南开历史系了”。
1981年在南开硕士毕业后，他又回天津师大任教。1985年国家恢复博士生招生制度，当他得知北京外交学院招俄苏外交史博士研究生后，决定去考，并考了第一名。1988年博士毕业时正值中苏关系开始解冻，他被分到外交部苏欧司苏联处工作，从此开始了外交官的生涯。
建馆的艰苦
“一般人往往只看到外交官风光潇洒的一面,不大了解他们工作的艰辛。”于振起谈到，1991年底，一夜之间，苏联解体，一分为十二。除俄罗斯外，我国面临在前苏地区新独立国家开设大使馆的任务。时间紧，任务急。1992年2月，外交部任命他为中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带2位同志去乌克兰首都基辅建立大使馆并开展外交工作。从接通知到出发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个人的事没时间考虑，先把建馆的事办好再说。当时在乌克兰他们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抵达基辅时，只有乌克兰外交部礼宾局长到机场迎接他们，随后把他们三人安排到涉外宾馆——罗斯宾馆，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就这样在罗斯宾馆开始工作了。首先要向乌克兰外长递交中国外长签署的代办任命书。时间已约好，但是没有自己的汽车，饭店一时又找不到出租车，外交上遵守时间是第一位的，于振起和助手小赵决定步行走到乌克兰外交部。以这种方式参加重要外事活动不能不说是外交界的“新闻”。
建馆初期非常艰苦，人手少工作多，一人要顶几个人用。住在饭店里只能吃西餐，连续吃了二十几天后就吃反了胃，每次到饭店餐厅门口都不想进去。后来他们拖人从莫斯科带来一些方便面，三个人用电饭锅煮方便面吃，觉得香的不得了。直到1993年夏天，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才有了正式的馆舍，车配上了，各部门人员陆续到齐了，搬出了饭店，有了做中餐的条件，终于自己可以做中餐吃了。据说这种建馆方式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从未有过，这也叫特事特办吧。
经历苏联解体阵痛
于振起经历了苏联解体以来变化的全过程。
1991年12月，前苏联三个加盟共和国的三个领导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在白俄罗斯西部的别洛韦日森林签署协议，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这个协议被称为“苏联的死亡证书”。
此前，于振起正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在校园、在街上，都能感到当时苏联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威信降到了相当低的程度，政治笑话满天飞，而经济状况越来越差。那时他住在列宁大街，要买点肉，要很早就去排队，商店开门之前没人告诉你有还是没有，排了好半天等开门后也许只有五六个人能买到。只好第二天再来。牛奶和面包也时有时无，好大精力要用在抽时间买这些生活必需品上。鸡蛋就更难买到，菜只能卖到胡萝卜、洋葱、土豆“老三样”。西红柿和黄瓜很少见。尽管食品短缺，但这里的人很文明，排队不吵架，没有加塞儿的，不少排队的人都带本书，边排边看，不着急。
那时虽然东西少，但也很便宜，买一套名牌西服不到十美元。当时国内人到了莫斯科大多喜欢买西装、大衣，有的还买墙纸、纱帘、圣诞树等带回来。那时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百姓也受了苦，乌克兰一位官员说，我们一家人有住基辅的，有住莫斯科的，也有住哈萨克斯坦的，苏联解体一夜间我们变成国际家庭了，真是有苦难言。
然而 1992年新年刚过，俄罗斯政府宣布放开物价。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物价似脱缰的马，一发而不可收。“苏联解体综合征”造成的各种经济社会后果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商品多了，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包括各种世界名牌商品，但物价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他们1998年于振起被派到驻俄罗斯使馆工作，一直干到2002年2月，住公使衔参赞。在那里他目睹了叶利钦辞职，普京上台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借鉴中国经验
现在于振起在白俄罗斯任大使，这里的人对中国人从心里佩服。中老年人特别是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对中国改革更有浓厚的兴趣。总有当地机构请于振起去做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演讲。一些老战士听后激动地说：“苏联解体后，西方舆论认为共产主义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成果证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再一次宴会上，白官方人士祝酒时说：十九世纪是欧洲的实际，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他们开玩笑说：“再过几十年伦敦交易所将不是用美元，而是用中国人民币做比价了。”每当这时，于振起总是从心里为伟大祖国感到无比自豪，同时也会实事求是地告诉对方，中国改革开放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清醒地知道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努力克服。
于振起深有感触地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公认，白俄罗斯人在佩服的背后还有向中国学习的愿望。
苏联解体以后，独联体各国所走的改革道路不同。俄罗斯实行的是经济上的全盘私有化，即所谓激进的“休克疗法”。这种办法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公有制在很短时间内变为私有制、社会财富很快被少数人把持，造成社会穷富悬殊太大，社会不稳定，官员腐败严重。而白俄罗斯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
白俄罗斯国土面积有20多万平方公里，近1000万人口，综合经济实力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位居第三。苏联解体以后，白俄罗斯也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白俄罗斯特别欣赏中国的经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三次来中国访问，并在本国培养高级干部的总统管理学院讲话时，要求他们认真学习中国的改革经验。白俄罗斯分6个州，每个州都借鉴中国经验搞了一个自由经济区（类似中国的开发区）。白俄罗斯科学院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情况特别感兴趣，因此特别就这个问题与代表团进行了深入研讨。白俄罗斯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渐进式发展。他们提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首先是面向全民、面向大众，考虑大众的承受能力并要给大众带来好处。在社会保障方面，白俄罗斯目前还基本沿用前苏联的方法，国家财政要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补贴居民的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这对国家财政来说虽然是个负担，但它关系到千家万户，所以对这方面的改革当局相当慎重，避免引起太大的波动。目前，已经开始在教育和医疗方面进行局部改革，适当收费。
白俄罗斯特别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实行经济成份多元化。目前个体和民营经济在整体国民经济中占20%，由于白俄罗斯坚持稳健的经济改革政策，保证了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平稳发展，避免了许多独联体国家政治动乱、经济混乱的局面，是“苏联解体综合征”较轻的国家。从1996年开始，整个经济结束下滑局面，开始回升，并一直保持持续增长势头。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到6.8%，人均达到近1700美元。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是9%。白俄罗斯经济发展较平衡、城乡差别不大，收入差距不大，为4倍左右（人均收入差距世界平均水平为10倍），但第二产业发展快一些，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愿中白加强合作发展
于大使介绍说，白俄罗斯的工业实力较强，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白俄罗斯的微电子、光学仪器、激光、家电、载重汽车工业等相当发达。重型载重汽车的销量占国际市场的30%。白俄罗斯的许多科技成果由于缺乏资金，很难转化为生产力。因此，他们非常希望和外国合作。目前，我国的山东省、河南省都与白方建立了“中白科技园”，一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白俄罗斯的科技成果很实用，也基本没有转让障碍，因此对于我国来说，在这方面的合作潜力很大。另外，白俄罗斯第三产业欠发达，超市、旅馆、餐饮服务等行业欠缺，也希望外国前来投资、合作。
于大使说，目前国内对白俄罗斯的了解不足，双方民间交往不多，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相互了解和沟通。你们是我接待的来自国内的第一个社科界的代表团，开辟了两国合作的一个新领域。希望你们把在白俄罗斯的所见所闻介绍给国内，首先是天津。另外，白俄罗斯政治稳定，各方面基础都不错。中白两国关系很好，在一些方面的合作潜力很大。
近日，于振起借回国述职机会回到老家天津，正值今晚报二十年大庆，他应邀到今晚报参观，兴致勃勃地登上今晚大厦顶层，凭栏眺望天津景色，备感欣慰。他说：天津的变化太大了，真是一年一个样，如果几年不回来，肯定会不认得了。从这些高楼大厦和四通八达的道路可以深切感受到天津的飞速发展。
于振起表示，祖国日益发展强大为外交事业提供了坚强后盾和强大动力。我愿意在明斯克接待家乡更多的代表团，为家乡与白俄罗斯架起一座友好合作的金桥。
摘自今晚报

于老五 · 发表于 2009-2-22 14:36:08

本帖最后由于老五于 2009-2-22 14:44 编辑

于振起

天津耀华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曾先后就读于天津师大、南开大学、外交学院，先后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和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

于维立 · 发表于 2009-2-22 19:13:04

顶一下

于老五 · 发表于 2009-5-6 20:10:12

驻外札记(1)
---------于振起

　
苏联解体
　　自1990年年底，苏共内部的传统派与亲西方的民主派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表面上以中派自居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在两派之间虚与委蛇，然后逐渐倒向民主派。与此同时，有关军队中的强硬派酝酿推翻戈尔巴乔夫的传闻盛行。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出席在伦敦举行的“7＋1”峰会后，彻底抛弃了中派伪装，在内外政策上公开倒向民主派和西方，从而促使苏联国内左、右两大势力的斗争趋于白热化。
　　8月19日中午，我们看到一份外电快报，主要内容是：据法新社、美联社报道，当天塔斯社发布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政令，称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规定，总统一职已由副总统亚纳耶夫接任。亚纳耶夫随后宣布，在全国实行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会由以下6人组成：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
　　我们随即接到驻苏使馆报告说，莫斯科时间19日早上6时（即北京时间上午11时），苏联国家电视台播发了戈尔巴乔夫已下台、由亚纳耶夫接任的消息。
　　莫斯科时间21日晚9时10分，塔斯社报道，1小时前戈尔巴乔夫在黑海休养地克里米亚发表声明，称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并恢复了一度中断的与全国的联系。莫斯科时间22日凌晨3时，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飞回莫斯科。他随即发布命令，任命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大将临时代理国防部长，舍巴尔申临时代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特鲁申临时代理内务部长。莫斯科时间当天上午，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宣布，亚纳耶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季贾科夫已于22日凌晨被拘留，因病住院的帕夫洛夫已被就地监护。另据塔斯社当天报道，前内务部长普戈已自杀身亡。
　　“8·19”事件之后，苏联国内局势急转直下，试图维护苏联的势力彻底失败。12月8日，苏联三个斯拉夫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即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森林中的维斯库利政府官邸签署《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别洛韦日协议标志着苏联的解体。面对三个最有实力的“地方诸侯”签署的这份苏联死亡判决书，戈尔巴乔夫除了下台，已别无选择。12月17日，戈尔巴乔夫被迫与叶利钦达成年底前解散中央政府、交出中央权力的协议。12月23日，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讨论了后者辞职后的待遇问题。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将相当于他现在的工资。此外他还可以保留别墅、2辆汽车、20名警卫和服务人员，以及目前享有的医疗服务。24日，叶利钦向报界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25日晚发表辞职声明，然后将立即把核按钮的控制权移交给他本人。当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联合发布命令，要求苏联所有联盟机构从1992年1月2日起停止活动。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决定，将国家名称改为“俄罗斯联邦”（简称俄罗斯）。
　　1991年莫斯科时间12月25日19时（北京时间26日凌晨1时），戈尔巴乔夫在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宣布由于当前国内的形势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建立，他决定停止在苏联总统职位上的活动。
　　—— 一个知青大使的外交生活片断
　　于振起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于老五 · 发表于 2009-5-6 20:12:08

受命赴乌克兰建馆　　戈尔巴乔夫回顾了1985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来走过的道路，承认这些年来所进行的种种改革“都失败了”，“国家失去了前途”。他还说，他主张保持联盟国家的完整，然而事件却沿着另一条路发展，分裂了国家。
　　戈尔巴乔夫发表辞职声明后，克里姆林宫穹顶上的苏联国旗黯然降下，几分钟后，升起了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这个在世界现代史上曾经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从此时起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1991年12月1日，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经过全民公决，宣布独立，成为压断苏联这只大象脊梁骨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此时起，任何挽救苏联的努力实际上已经无济于事。一周后别洛韦日协议的出炉，预示着苏联解体已成定局。
　　鉴于苏联即将不复存在，外交部苏联东欧司更名也势在必行。
　　12月中旬的一天，苏欧司司长来到苏联处，就苏联司更名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提议：一旦独立国家联合体正式取代苏联，“苏联东欧司”可依据地理概念改称“东欧中亚司”，类似外交部现有的西亚北非司。主管范围可以不变，仍包括东欧地区和原苏地区。苏欧司后来向部里提出的建议采纳了我的意见。
　　1991年的最后一天，外交部决定，同意苏欧司意见，将苏联东欧司更名为东欧中亚司，从1992年1月1日起生效，主管地区范围不变。
　　12月底，苏欧司领导通知我，经部里批准，决定派我到乌克兰负责建立使馆的工作，任中国驻乌克兰使馆临时代办。为我配备了两名外交官协助工作，一位是范先荣三等秘书，一位是赵向荣随员。他们是夫妻，也是我在苏联处的同事。部里要求我们作好1992年2月中下旬赴任的准备。与我们同时接受建馆任务的还有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个国家的同志。
　　1992年1月4日，中乌双方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签署建交公报。
　　2月24日，我们三人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从那里再转飞基辅。
　　2月24日晚，我们抵达莫斯科谢列梅杰沃2号国际机场，下榻驻俄罗斯使馆招待所。25日至26日，我拜会了乌克兰驻俄罗斯外交副代表利西茨基，并与驻俄使馆有关部门进行工作接触。
　　为了便于到乌克兰后开展工作，我特意请驻俄使馆教育处同志提供了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派留学生会成员名单。
　　27日中午12时，我们由莫斯科飞抵基辅。
　　乌克兰外交部礼宾局一秘菲里波连科代表乌方到机场迎接，然后带我们下榻罗斯饭店。他解释说，由于乌克兰没有现成的外交馆舍和外交公寓，原来在乌克兰设有领事馆的国家可以将领馆馆舍改为使馆馆舍，其他在基辅没有领馆的国家的使馆暂时都安排在罗斯饭店，既作为临时馆舍，又当外交公寓。中国大使馆被安排在饭店7楼。
　　28日上午11时30分，我到乌克兰外交部与礼宾局局长塔拉年科会见，向其递交了临时代办介绍书副本，请其尽快安排我与兹连科外长的会见，以便向其递交临时代办介绍书的正本。
　　—— 一个知青大使的外交生活片断
　　于振起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于老五 · 发表于 2009-5-6 20:16:00

成为中乌关系开拓者　　根据外交国际惯例，两国正式建交后，即应互派外交使节。如果暂时不派大使，可以先派临时代办作为外交代表，并由本国外长向对方签发代办介绍书，由临时代办面交对方外交部长。这与一般情况下大使临时离开驻在国，指定一名外交官（通常为使馆二把手）担任临时代办不同。后者只需使馆就此照会驻在国即可，无须由本国外长签发正式文书。
　　塔拉年科说，兹连科外长正在议会参加会议，今天已经是周末，估计得下周才能安排会见，确定具体时间后会尽快通知我。没想到当天下午２时乌方告，兹连科外长下午５时会见中国临时代办。我意识到，这显然是兹连科本人临时作出的安排，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乌中关系的重视程度。
　　我接到通知后，便准备再次前往外交部，赵向荣陪同。本打算像上午一样乘出租车去，当我们来到饭店门前才发现，一辆出租车也没有。怎么办？我想，无论如何与外长的第一次会见不能迟到，否则会造成不良影响。好在外交部离饭店不太远，我们决定步行前往。这一来可苦了小赵，她穿的是高跟鞋，走路本来就不方便，中间还有一段上坡的花岗岩石子路，平底鞋走在上面都吃力，何况高跟鞋！我当时担心小赵把脚崴了，一再叮嘱她别着急，要小心。最后我们总算顺利准时到达外交部。
　　兹连科外长首先对中国临时代办的到任表示欢迎，称这是乌中关系的良好开端。他说，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与中国相比，乌克兰是个比较小的国家，但在欧洲是个大国。乌克兰愿在平等基础上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我首先对兹连科在我到任第二天即与我会见表示感谢，此举表明了乌方对两国关系的重视，然后转达了钱其琛外长对他的问候，并递交了钱外长签署的临时代办介绍书。
　　我接着表示，中乌两国人民有着传统友好关系，乌克兰独立后，中方十分重视发展与乌克兰的关系。一个多月前两国签署了建交公报和谅解备忘录，只要双方遵循这两个文件的原则和精神，相信中乌关系一定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兹连科完全赞成我所说的发展两国关系的原则立场，表示愿与中国发展最广泛的联系和互利合作，他也对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关于使馆馆舍问题，他表示，目前乌方虽有困难，但会争取尽快协助解决。他最后请我转告钱外长，他将积极支持中国临时代办的工作，并向钱外长致以良好祝愿。
　　回到罗斯饭店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３０年前与乌克兰中学生的通信使我成为中国与乌克兰人民之间传统友谊的见证人。３０年之后，我以中国首任外交代表的身份来到这个国家，有机会亲自为发展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作贡献。能够有这样机遇的人是不多的，我应该感谢命运之神的眷顾，更应该珍惜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当晚我在日记中写道：“中乌关系从此正式进入运行轨道。我为自己能够成为中乌关系的开拓者感到荣幸，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
　　到乌克兰首先遇到的是一场涉台斗争。１９９２年１月底，拉脱维亚政府与台湾当局签署所谓“建立领事关系的联合声明”，并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于２月上旬允许台在首都里加开设“总领事馆”，造成事实上的“一中一台”局面。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从拉脱维亚撤出大使馆，但没有断交，以为以后留有余地。
　　
　　于振起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于老五 · 发表于 2009-5-6 20:18:42

乌克兰提出要求

　　虽然根据独联体国家协议，俄罗斯是继承前苏联国际条约的国家主体，但是，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乌、白、哈三国境内的核武器，世界上就会出现三个新的核武器国家，就数量而言，乌克兰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的第三核大国。这不仅对美苏之间原来签署的裁减核武器条约构成威胁，而且会对国际核不扩散条约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同时也会给我国的核安全带来新的变数。
　　当时美俄两国出于共同需要，希望这三个国家自动放弃核武器，由俄美双方协助解决与此相关的问题。乌、白、哈三国虽然也知道自身无力保留核武器，但又不愿意拱手交出，而是想用核武器这张牌与美俄两家讨价还价。于是，围绕三国核武器去留问题展开了一场复杂困难的多边谈判，成为当时国际瞩目的焦点问题之一。
　　在谈判过程中，乌方始终坚持的一条是，在乌克兰放弃核武器后，美、俄、英、法、中五个核国家，首先是俄美两国要对其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包括中国在内的五个核国家先后都对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问题作了原则表态。但乌方不满足于这种一般性表态，进一步向俄、美、英、法四国提出新要求，要求它们明确说明是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确定具体保障方式。而俄美两国则提出反要求，即要求乌克兰必须正式加入核不扩散条约。
　　经过艰苦谈判，至１９９４年１１月中旬形势出现转机。乌方提出一个新建议，即由俄、美、英、法四国在定于１２月５日举行的布达佩斯欧安组织首脑会议上共同签署一项备忘录，声明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写明在乌克兰受到威胁时四国进行共同磋商。这一措词没有规定签字国必须提供具体安全保障的义务，只是进行“磋商”，从而为寻求妥协创造了条件。俄、美、英三国表示可以接受，法国也原则接受，但不愿意参加共同签署，而是要单独与乌克兰搞一个双边文件。得到四国的承诺后，乌克兰议会于１１月１６日批准了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签署的乌克兰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法令，但规定以四国正式签署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备忘录为法令生效的前提条件。
　　１１月１７日，我专程拜会乌克兰议会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穆辛，了解有关情况。他介绍了议会有关讨论情况后表示，如果中国能够加入这一进程，乌方将十分高兴。穆辛表达的这一愿望显然代表了官方立场。我把与穆辛的谈话情况报告了国内，以便国内预作准备。
　　果然不出所料，１１月２９日，乌方在基辅和北京同时向中方正式提出参加签署布达佩斯备忘录或单独表态的请求，并提交了乌方与俄、美、英三国拟就的备忘录草案。国内对乌方请求没有正面回应，只是重申了５月份的原则表态，即：中方赞赏乌克兰政府的无核立场，理解乌方对提供安全保障的要求。中国的一贯立场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呼吁所有核国家都作出此承诺。如果这样，乌克兰的安全可望得到可靠保障。当时国内之所以没有正面回应乌方请求，主要是因为我国没有对单一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先例。
　　我得知上述情况后，认为有必要向国内提出自己的建议。
　　
　　于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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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老五 · 发表于 2009-5-6 20:19:24

中国第一份“安保”声明　　我的看法是，鉴于美、俄、英三国已同意在１２月５日布达佩斯欧安组织首脑会议上签署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备忘录，法国也准备与乌克兰单独签署类似文件，由于乌克兰作为有核国家自动放弃核武器是没有先例的举动，因此，其安全保障请求亦有特殊性，应作为特例予以特殊对待。建议以政府声明的方式表明中方立场。
　　１２月２日，我得到消息，国内准备积极考虑使馆建议，近日将会有动作。１２月４日早上，使馆收到国内外交部传来的《中国政府关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的声明》文本，指示我们立即转交乌克兰外交部。声明全文如下：
　　中国政府欢迎乌克兰销毁其境内全部核武器的决定，对乌克兰议会于１１月１６日批准乌克兰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表示赞赏。
　　中国完全理解乌克兰希望得到安全保证的要求。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无条件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一原则立场适用于乌克兰。中国政府呼吁所有核国家作出同样的保证，以增进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
　　中国政府历来反对在国家关系中施加政治、经济等压力的做法，主张通过平等协商和平解决分歧和争端。中国恪守１９９２年１月4日中乌建交联合公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３１日中乌联合公报和１９９４年９月６日中乌联合声明的精神，承认并尊重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中乌友好合作关系。
　　同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这份声明。第二天，美、俄、英三国与乌克兰在布达佩斯正式签署了商定的备忘录。
　　乌克兰官方和媒体对中国政府发表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的声明普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举“非常适时”，“是对乌克兰非常宝贵的支持，直接推动了布达佩斯备忘录的顺利签署”。乌克兰各界人士也以各种方式对我们表示感谢。多年以后，一些乌克兰朋友见到我时还时常提起此事，认为这是中乌关系史上的一个亮点。
　　在乌克兰期间，有不少令人难忘的见闻，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基辅城建于公元５世纪下半叶，早于莫斯科建城近７００年，是东斯拉夫文明的摇篮。公元９世纪末，东斯拉夫人以基辅为都城建立了第一个统一国家——基辅罗斯。东斯拉夫人皈依东正教也是始于基辅。公元９８８年，当时的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决定把东正教定为国教，从此结束了东斯拉夫人信奉多神教的历史。基辅罗斯灭亡之后，东斯拉夫人分化成三个支系：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
　　１６５４年，为了争取沙皇俄国对乌克兰反抗波兰统治起义的支持，乌克兰哥萨克首领博格丹主持召开的哥萨克代表大会通过与俄罗斯合并的决定，并就此与俄罗斯签订了著名的《佩列亚斯拉夫协定》。在此后的２００多年，由于沙皇俄国对乌克兰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使得乌克兰人内心对俄罗斯始终存有不满。另外，乌克兰人认为自己是东斯拉夫文明的发祥地，文化上要高出俄罗斯一筹，不甘心寄俄罗斯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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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老五 · 发表于 2009-5-6 20:20:28

乌克兰的“去俄罗斯化”

　　乌克兰领土面积居欧洲第二位，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在前苏联都位居第二。乌克兰的黑土地占世界总量的１／３，土壤肥沃，素有“欧洲粮仓”之称。因此，乌克兰人还有一种欧洲大国心态。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适宜的国际国内政治气候条件下，这些历史和民族心理因素迅速发酵，成为促使乌克兰走向独立的重要动因，也成为乌克兰独立后与俄罗斯关系一直不顺的内在原因，同时也造成了乌克兰国内俄罗斯族人聚居的东部与乌克兰族人聚居的西部政治上的分裂。
　　我们抵达基辅的时候，正值乌克兰３００多年来首次获得独立之时，民族情绪高昂。官方为了凸显独立，对俄罗斯采取极端排斥态度，形成一股“去俄罗斯化”浪潮。最突出的是确立乌克兰语为唯一官方语言，排斥原来的官方语言俄语。所有的乌克兰电视台都使用乌克兰语，绝大多数报刊也是如此。乌克兰官方人士在正式场合都讲乌克兰语，甚至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也只讲乌克兰语。我在参加了一次这样的新闻发布会后，单独约见新闻司司长，向他提出一个建议：如果贵国不愿使用俄语，也可以用英语进行翻译，否则，新闻发布会对外交使团来说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据我了解，使团里懂乌克兰语的人寥寥无几。对方觉得我的建议很有道理，答应向上级转达。后来乌克兰外交部采纳了我的建议，每次有外交使团参加的活动都配备了英文翻译。
　　这种乌克兰语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乌克兰语虽与俄语相近，但毕竟是两种不同语言，我们基本听不懂。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聘请了２名当地秘书，由她们负责乌克兰语的口头和文字翻译工作。
　　在乌克兰，俄罗斯族是仅次于乌克兰族的第二大民族，人口约１１００万，占总人口的２１％，主要居住在东部地区。乌克兰官方的“去俄罗斯化”政策使得长期享有优越地位的俄族人心理上感到失落，他们难以接受沦为二等公民的地位。不会讲乌克兰语的俄族人在干部晋升、劳动就业等方面还受到各种限制，从而引起俄族居民的极大不满。
　　乌克兰的“去俄罗斯化”政策不仅激化了国内的矛盾，也激化了与俄罗斯的矛盾。
　　乌克兰在国内推行“去俄罗斯化”政策的同时，在对外政策上特别是独联体政策上也与俄罗斯对着干。叶利钦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俄罗斯为首的关系紧密的独联体，这样俄罗斯就可以以新的形式继续当老大，为此积极倡导建立独联体经济联盟。乌克兰却不买账，拒绝签署独联体经济联盟条约。后来又联合独联体内三个离心倾向较重的国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组成“古阿姆集团”，使得俄罗斯推动独联体一体化的目标彻底破产。与此同时，乌克兰积极向西方靠拢，提出融入欧洲的目标，表达了加入北约的意向。乌克兰在前苏地区地位重要，其上述外交取向符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遏制俄罗斯重新崛起的战略需要，因此，西方支持乌克兰便成为必然。
　　尽管叶利钦当初出于埋葬苏联的需要支持乌克兰独立，但也不愿接受一个与自己作对、与西方亲近的乌克兰。更何况，俄罗斯不可能对乌克兰境内上千万俄族人的状况无动于衷。这样，俄乌关系变冷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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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振华 · 发表于 2009-5-6 20:36:18

好,希望以后多点这样的人才

于老五 · 发表于 2009-5-7 12:50:24

涉台斗争　　台湾当局在拉脱维亚暂时得手后，又进一步提出进军独联体的目标，首先要在前苏联最重要的两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取得“外交突破”，“重演拉脱维亚模式”。
　　我们抵达基辅后的第二天，莫斯科的《消息报》就刊登一则消息称，据悉，机身上写有“中华民国”字样的台湾飞机将于３月底飞抵基辅，向乌克兰提供药品援助。显然，台方给乌克兰送药只是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是谋求在乌克兰的外交突破。打破台方的这一企图，防止乌克兰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便成了我们的首要任务。
　　３月３日，我专门宴请乌克兰外交部主管对华关系的双边关系局局长克尔涅延科，就台湾问题做工作。我首先请他澄清《消息报》报道的这条消息。他表示，他本人不清楚此事，但乌克兰官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将会认真履行在与中方建交公报中所作的承诺，不会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乌方知道，中方不久前对拉脱维亚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作出了撤馆的强烈反应。请中方放心，乌克兰不会那样做。他还主动透露，我们抵达基辅之前不久，台湾“外交次长”曾来乌，乌克兰官方人士没有与其接触，他只与非官方的“促进对外经济活动基金会”进行了接触。我提醒他，要警惕台湾当局利用“金钱外交”搞“两个中国”。他表示，目前乌克兰议会和经济界的一些人的确经不住台湾方面的经济诱惑，主张与台湾发展正式关系，不过乌克兰外交部的态度很坚决，坚持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看待对华关系，反对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经过内部斗争，外交部的意见占了上风，但面临的压力仍然很大。我对克尔涅延科表达的正面立场及通报的情况表示赞赏和感谢，同时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的严重性，希望今后继续就台湾问题保持沟通。
　　随后，我又与乌克兰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库里尼奇见面，向他通报了台湾问题有关情况，请他协助了解台方在乌克兰的活动情况，以及乌方内部对台湾问题的有关动向。我与库里尼奇是在１９９１年３月认识的。当时我从莫斯科来基辅进行学术交流，我们两人很谈得来，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此人对中国很友好。他表示，会尽自己所能在台湾问题上协助我们，因为这对两国关系有利。
　　４月７日下午，我从莫斯科获悉，据台湾报纸报道，台“外交次长”将于７日乘援助乌克兰药品专机抵达基辅，届时他将与乌方签订经贸协定及在基辅设立台湾代表机构的协议。我于当天下午４时３０分紧急约见乌克兰第一副外长马卡列维奇，要求其澄清上述消息。马卡列维奇称，此人今天的确要到基辅来，他是应乌克兰非官方组织“促进对外经济活动基金会”邀请来乌进行私人访问的。关于台湾在基辅设立代表机构一事，他没有听说。我提出，此人是台方重要官方人士，希望乌方严格履行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不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
　　会见结束后，我便派小范和小赵二人立即飞往莫斯科向国内报告交涉情况。他们二人走后，使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一直守在电视机前，看有无相关报道。夜间１２时３０分，乌克兰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出现了关于台湾运送药品飞机抵达基辅的报道，只播放了从飞机上卸货的场景，现场没有乌克兰官方人士。电视报道称，８日下午将在机场举行交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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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老五 · 发表于 2009-5-7 12:51:19

卫生部长挨批

　　８日上午，我给库里尼奇打电话，请其协助了解台“外交次长”在基辅的活动情况。然后请中国留学生会的同学下午去机场，现场观察有无乌克兰官方人士出席交接仪式。鉴于使馆人手太少，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一到基辅就把学生会的同学请到使馆，向他们介绍使馆的工作任务，请他们协助使馆开展工作。这些同学政治热情很高，表示协助使馆工作责无旁贷。有了他们的支持，我心里踏实多了。后来我曾多次讲过：“乌克兰建馆，中国留学生功不可没。”
　　经留学生在机场现场观察，乌克兰卫生部部长出席了交接仪式。我接到报告后，立即约见马卡列维奇，就卫生部部长出席台湾药品交接仪式向其提出严正交涉，指出这是具有明显官方接触性质的举动。马卡列维奇听后说，他对此不知情，允了解情况后向我作出解释。两天后马卡列维奇告诉我，卫生部部长的确出席了交接仪式，但那是他自己未经请示的擅自决定，请中方谅解。克拉夫丘克总统得知此事后很气愤，已在内阁会议上点名批评了卫生部部长，并宣布，今后任何政府官员都不得参与涉及台湾的任何活动。
　　１１日，台“外交次长”离开基辅。１２日，库里尼奇告诉我，他从知情人处获悉，乌克兰官方以及“促进对外经济活动基金会”未与此人签订任何协议。至此，我们与台湾当局在基辅面对面的第一回合较量告一段落。
　　这场短兵相接的较量意义重大。一是有效阻止了台方在乌克兰取得“外交突破”的企图。二是使乌克兰官方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严重性和中方不可妥协的严正立场，纠正了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促其打消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念头，同时也遏制了乌克兰内部亲台势力的活动。三是在台湾问题上奠定了对我方有利的政治基础，为后来在乌克兰开展涉台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台湾当局在此次较量失败后仍不甘心，陆续又采取过一些行动，但在我们严密监视和有力制约下，均无功而返。
　　我们结交的乌克兰友好人士在涉台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乌克兰议会开会时，曾有亲台议员公开主张与台湾建交。当时在场的库里尼奇立即发言表示反对，他提出一个非常有力的论据：“如果乌克兰与台湾建交，就无异于让中国承认克里米亚独立。请各位认真想一想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此言一出，全场顿悟，纷纷表示今后不能再讨论与台湾建交的议题。
　　由于我们对台湾当局在乌克兰的渗透活动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及时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台方一直没有在乌克兰取得“外交突破”，始终未能在乌克兰建立任何形式的立足点。
　　接着是工作条件存在问题。设在罗斯饭店７层的中国驻乌克兰使馆没有任何保密设施，更不具备收发外交电报的条件，重要事宜都要到驻俄罗斯使馆处理。建馆初期，工作千头万绪，而外交工作“授权有限”，作为在前方工作的使馆，重要情况必须及时报告国内，重要事情必须及时请示国内，因此，飞莫斯科就成了我们的常事。记得当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斡旋中东问题时曾频繁往来于阿以双方，史称“穿梭外交”。而我们往来于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的飞行与基辛格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 一个知青大使的外交生活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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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老五 · 发表于 2009-5-7 12:52:06

“穿梭外交”死里逃生

　　我几乎每周都要飞莫斯科一到两次，遇到特殊情况飞得还要多，时常当天就跑一个来回。由于我们只有三个人，一般是小范和小赵二人搭伴同行，我自己跑单帮，为了保证使馆的正常工作，到莫斯科办完公务，就赶紧赶回基辅，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穿梭飞行”。这种情况持续了约半年时间。
　　苏联时期基辅至莫斯科的航线属于国内航线，苏联解体后变成了国际航线，然而，俄罗斯方面却没有及时建立起规范的边防海关检查制度，机场里一片混乱。有一次我在出关时出示了外交护照，边防警察还是要打开我的随身行李检查，我告诉他，外交人员享有免检特权。他却说，没听说过。这可真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但我坚持不让他检查，无奈之下，他找来一个负责人，好在此人还懂得外交惯例，按照我的要求解决了这个无中生有的问题。还有一次，飞机落地后，忽然上来几个边防警察，未做任何说明就把所有乘客的护照都收走了，让我们到候机室等着取护照。我们在候机室等了将近半个小时，还没有人理睬。我便和另一名外国乘客一起找到边防办公室进行交涉，他们仍然不作解释，只是说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把护照还给我们。当我们终于拿回自己的护照时，仍然不明白这些俄罗斯警察在搞什么名堂。
　　往来于基辅和莫斯科的飞机都是苏制的图－１３５，有一百多个座位，比较陈旧。一次与一位驾驶员聊天时，我问他这些飞机安全性能如何，他说，我们的飞机虽然旧，但驾驶员的水平都是一流的，有丰富的飞行经验，能够处理各种困难情况，你们完全可以放心。在不久以后从莫斯科飞回基辅的一次航程中，我领略到俄罗斯飞行员的高超技能。那天是雨天，我坐在靠舷窗的位置。当乘务员通知乘客飞机准备降落时，我开始朝外面看。飞机先是在云层里穿行，乌黑的云层很厚很低。当飞机从云层出来的时候，离地面已经很近。此时我发现不对头，飞机下方不是机场跑道，而是一大片树林，眼看着飞机离树林越来越近，最后只有一百米左右的距离了，此时机舱里响起一片惊叫声。正在大家感到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候，飞机猛地扬起了头，开始爬高。乘务员在广播里喊道：“大家不要惊慌，我们又升起来了。”不少乘客听后开始在胸口画十字。当飞机最后安全落地的一刹那，全体乘客热烈鼓掌，庆贺死里逃生。事后据乘务员讲，此次险情原因是机场导航出了差错。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其中也包括俄罗斯飞行员处变不惊、化险为夷的本领。
　　随着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机要员的到馆，我们这种不寻常的“穿梭飞行”终于结束了。使馆在饭店办公区安装了一个简易的收发外交电报装置，基本解决了我们的一大难题，飞莫斯科也就不那么必要了。尽管“穿梭飞行”很辛苦，也有相当的危险性，但是这种不同寻常的外交体验还是很难得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外交创业的艰辛。
　　后来，我们在乌克兰完成了一件史无前例的外交举动——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苏联解体后，如何解决前苏联境内的核武器问题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重大问题。当时除了俄罗斯，其他三个新独立国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也都拥有核武器，单是乌克兰就拥有前苏联２１％的核武器，包括１２７２枚洲际弹道导弹、２５００枚战术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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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老五 · 发表于 2009-5-7 12:53:42

在饭店安营扎寨

　　俄罗斯对乌克兰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支持克里米亚的分离倾向。克里米亚半岛位于乌克兰南部，２７０万居民中约７０％是俄族。该半岛有前苏联在黑海的重要出海口，还是黑海舰队所在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该半岛原属于俄罗斯，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在１９５４年以纪念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３００周年为由，决定将俄罗斯的克里米亚作为“礼物”划归乌克兰。当时俄罗斯与乌克兰同为一个国家，这种划归类似于行政区划的更改，没有引起什么政治问题。然而，乌克兰独立后的“去俄罗斯化”政策引起克里米亚地区俄族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脱离乌克兰，独立或回归俄罗斯。１９９２年５月，俄罗斯议会通过决议，公开宣布１９５４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的决定违反宪法和立法程序，不具有法律效力。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还亲自跑到克里米亚，呼吁那里的居民举行全民公决，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俄罗斯一些政治力量也公开表态支持克里米亚独立，主张收回克里米亚。
　　俄罗斯对付乌克兰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能源。乌克兰属于能源短缺国家，石油需求的９０％、天然气需求的８０％都依赖进口，进口来源主要是俄罗斯。随着俄乌关系的恶化，俄方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也越来越少，致使乌克兰冬季供暖系统无法保证民宅的正常供暖需求。记得１９９４年冬天情况最为严重，当时我住房内的暖气基本不热，白天室内温度不到２０℃，夜间更低，只能靠电暖器取暖。夜间睡觉时要盖上厚厚的棉被，外加一条毛毯。过去由于供暖充足，冬天民居室内温度都在摄氏２５度以上，当地人习惯进屋穿衬衣。现在这样的人为“寒冬”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磨难。
　　自乌克兰独立以来，影响这个国家局势的一直是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乌克兰东西部之间的民族和政治裂痕，二是俄美双方在乌克兰的角逐。２００４年年底的所谓“橙色革命”实际上是这两对矛盾在新形势下激化的表现。这场较量的结果是亲西方的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在西方的大力支持下，战胜了俄罗斯支持的来自乌克兰东部的亚努科维奇，当上了总统。然而，总统选举的结束并没有带来政局的稳定，而是造成了新的不稳定。乌克兰自独立以来政局时有动荡、经济发展始终不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两对矛盾作用的结果。可以预言，今后我们还会继续看到这两对矛盾对这个国家的影响。
　　自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７日入驻基辅的罗斯饭店，直到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６日从该饭店搬出，我在这里前后工作和生活了整整２０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我在基辅工作任期的１／２是在罗斯饭店度过的。这个特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给我留下不少深刻和有趣的记忆，这里略述一二。罗斯饭店是当时基辅唯一的涉外饭店，安全条件和饭店设施相对比较好。作为中国首任外交代表，我向兹连科外长递交代办介绍书后，首先想到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办公和生活的饭店７楼挂上大使馆的馆牌。７楼中间是过厅，过厅两侧是客房。我们当时租用了过厅西侧的几套房间。过厅与西侧楼道之间有一道门相隔。经过商议，我们决定把馆牌挂在过厅西面的墙上，这样，这道门就成了大使馆的“大门”。按照常规，中国驻外使领馆馆牌都要使用汉字，同时可以配英文或驻在国文字。我们在订制馆牌时却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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