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于门贤祖“天福”轶事

于老五

我代解乐晨老先生转贴咱家论坛

大水于门贤祖“天福”轶事

我在倡议创办民间社会团体“威海于植元书法艺术联谊会”的过程中，专门研读了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于植元先生的族谱——文登大水泊《于氏支谱·一分》。同时，接触了不少大水泊于氏徙居荣成、乳山、威海等地的后裔宗老，有幸听到了东海望族、大水泊于氏祖先们颇多轶事传闻。“天福”一说，属其中之最。


大水泊于氏，在清朝出现过一位功名卓著者——顺治乙末进士、康熙户部左侍郎于可讬，侧室张氏育有二子：长子其（王+召），次子其珣。其珣出生之日，正是父亲侍郎任上运筹得意之时，举家欣喜若狂，寄予深情厚望，遂命名“天福”，意谓天降鸿福。

于其珣，字华白，号蓉蒲，岁贡生，历任康熙朝刑部山西司主事、广东肇高廉罗道按察司副使——道台，诰授奉政大夫，例晋忠宪大夫。“肇高廉罗”为“肇庆、高邮、廉州、罗定州”四个地名的简称；“道”为一级建制，在任官吏属“路”一级四品官；按察使属检察官。于其珣，不负众望，为官清廉，业绩非凡。康熙帝连下金牌，急令进京，拟委重任。对此，其旬判断有误，疑为执法过严，触犯小人，招致污陷，大祸临头，吞金死于任所。尸骨末寒，最后一道金牌传了下来，令其无须进京，直接上任，方才真相大白。“天福”归天，朝野痛惜，御批厚殓。灵枢从江南运回故乡，在离大水泊村西北十八华里处一个风光秀美、群峰环抱的小山包上，“天福”安息了!后人因敬其人其事，遂称此山为天福山，由族内传到族外，如同一颗石子投进一镜池塘，荡起了层层碧波，向周边扩散，经久不息。

其珣故乡族人，为了世代怀念“道台爷”，曾建有“观察于公祠”，俗称道台家庙，悬挂影像，官服，常年供奉，春节跪拜；可惜毁于抗日战火。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其珣墓被盗，棺椁如初，衣冠完好，眉目可辨。后来散于肆间随葬宝物甚多，可见当年葬礼规格之高。

其珣育有九子，一子留在江南，谱载称“其后繁衍富庶，人文蝉连，远逾乡邦，观察府君实九子也。惟关山修隔，庆吊不通，一切详情，莫由查悉”（按：仰赖借助于氏论坛这个平台，请广东的宗亲多加关注搜寻联络）；其余八子，扶灵归里。
其珣后世子孙中最有成就者为：
于令湙，乾隆丁酉举人，江西武宁知县。
于令淓（1713——1801），字箕来，号方石，晚号方石老人，老当益壮，乾隆癸巳70岁中顺天府举人，甲午71岁山东乡试副贡，74岁任莘县教谕，78岁乾隆55年钦赐翰林院检讨。清代著名书法家，擅榜书，名闻朝野，争相宝之；乾隆帝有专评：山林之气有余，庙堂之气不足。清代著名书法评论家包世臣在《艺舟双辑》中，对近清初至道光二百年间百名书法家的作品，分档别次列出，方石书法列为能品。晚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曾为之题署“树笔堂”匾额，赠与道台家庙。一生著述颇丰，有《勤贻堂稿》《蔚斋试草》《古今文》《古今体诗》《四书讲义》《方石书话》《于氏族谱》，凡18卷，诗作入选《山左续诗钞》
于书佃，字泉南，号牧叟、田云、东海散人，方石长子，清代书法家，书作亦属能品。嘉庆3年（1798）戊午科山东乡试中举、三魁，官至济南府学训导，济南“大明湖”牌坊匾额为其传世流芳之作。
于湘兰，字香海，号春畹，道光壬午举人，文武双全，历任新台县、平原县教谕，调补福建省寿宁县、台湾县知县。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廿四日，打响胶东抗日救国第一枪的武装起义在天福山举行，一时间“天福山”三个大字，响彻齐鲁大地。一九五二年，为了纪念天福山起义，中央拨出专款，创建了天福山中学。半个世纪以来，莘莘学子，走出校门，遍布全国，其中不少人成为建国兴邦的栋梁之材。校运昌盛，誉满神州，曾震动了省府和京都，新闻媒体、党政官员、兄弟学校领导，纷至沓来，取经寻宝。一九六二年，一代文豪郭沫若，为建校十周年题诗志贺，妙语如神：
“义旗高擎廿五年，学宫新建海东天。继承革命英雄业，开拓红砖子弟田。天福原由人力造，前徽专赖后生传。理琪日夜雄狮吼，为国献身要占先。”。其珣在天之灵，想定为此感到欣慰。世人闻此，常为之感叹不已：天福隆德，泽被后昆!

谨以此文，献给与我的工作岗位相伴二十五个寒暑，令我此生萦
怀不已的天福山中学五十华诞。


        解乐晨
2002年8月10日原稿， 曾经于植元先生修改过，在《文登文艺》《威海晚报》《天福山中学校志》上发表过，2009年4月10日修订， 拟发“于氏论坛” 与遍布五湖四海的姬出于氏宗亲共享。

于老五

于老五

说起“天福山”起义，不得不说于烺。
          于烺(1903—1940)，今文登市大水泊镇井南村人，出身地主家庭，1937年6月入党，曾任国民党高村区区长、启民小学校长。
         
      区长任上，他惩邪治恶，为民谋福。高村地处沿海，海匪出没，前任明剿暗纵，从中受贿。他上任后，积极训练壮丁，并亲自带队抓获海盗头目，救下被抢民妇。青龙河汛期泛滥，水灾为患。他软硬兼施，迫使地主出让土地，修筑防洪大坝，现在仍造福两岸民众。
         
      校长任上，他注重改革，勇于创新。当时，小学春季开学，中学秋季开学，他始倡小学改为秋季开学；小学多是多级复式教学班，他首推小村联办，改为单级单式班。此外，他还将学田改为教学试验田，推广体育运动。这些做法，一直沿袭至今，成为定制。
         
      面对政治腐败、外寇入侵，他离开了原先的阵营，毅然投身革命。理琪在他家中长住，特委们吃的粮是他的，用的纸是他的，天福山起义前战士吃的饭是他筹办的，“三军”初建时战士用的枪是他从石岛买来镟床制造的。“三军”西上以后，他担任五支队军法处长、掖县人民政府县长等职，率领县政府保安大队多次与日伪军交战，战之必胜。他还办起了短期师范学校，为抗战培养了一大批教师和干部战士。
         
      但是，他死了。1940年10月12日，原东海地委以贪污公款叛变投敌、重新拉队伍与东海地委对着干的罪名，将其处决，开除党籍，终年三十七岁。1985年，中共烟台市委对此案进行复审，并为此专门发出72号文件。
         
      ……复审的结果证明：于烺的所谓舞弊侵吞公款千元以上，查无证据；逃跑叛变投敌问题，毫无事实根据；拉队伍与东海地委对着干的问题，纯系一种传说和猜疑，根本不能成立。当时将该处死，永远开除党籍，是十分错误的，确属冤案。
         
      于烺同志是胶东的老党员之一，参加并组织领导过天福山武装起义；参与我党与牟平、文登、威海国民党的谈判；为了资助革命，献出大部分家产。他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对胶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一定的贡献。为了落实党的政策，经市委研究决定，并报请中共山东省委同意，给于烺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其党籍。对他的不幸去世，表示深切地哀悼。
          四十多年过去了，历史还了他一个迟来的公道。

于乐晨

于琅一文，出处？也是鄙人关注的于门英士。紧赶慢赶都跑不过于之兄。威海党史研究室编了一本《威海著名英烈》，共收录122人，于琅赫然其中，已使人略微有点安慰。不过，只四叶文字，仍显不足，拟在适当时机积累点资料扩写一篇。

于老五

于琅一文，出处？也是鄙人关注的于门英士。紧赶慢赶都跑不过于之兄。威海党史研究室编了一本《威海著名英烈》，共收录122人，于琅赫然其中，已使人略微有点安慰。不过，只四叶文字，仍显不足，拟在适当时机积累点资料 ...
于乐晨 发表于 2009-4-12 23:03

在此谨遵老先生指示，我今后一定抓紧收集此方面的信息汇总。

于老五

于烺（1903～1940．10）　字炳斋。大水泊镇河北村（今井南村）人。出身富裕家庭，自幼桀骛不驯，性豪爽、耿直、高傲、善言辩，活动能力强。在省立第八中学读书时，积极参加“五四”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后去济南市私立正谊中学读书。课余关心政治，研究社会，加入国民党。1922年毕业后，相继在威海金线顶小学、高村仰寿小学任教员、校长。1929年，任国民党文登县四区区长，禁赌博、销烟馆，反对贪官污吏欺压百姓，约束区丁、乡丁的不法行为，打击地痞流氓，严惩土匪盗贼，主张修筑高村河大堤，使水患得到根治等，深得百姓拥戴。因与国民党文登县政府意见相悖，被免去区长职务。后，任县民众教育馆讲演部主任。现实使他逐步认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由不满到绝望，终于转向共产党。
　　1932年秋至1935年春，在大水泊启民小学任校长。此间，深受中共党员王翼之影响，开办夜校，宣传时事，教唱救亡歌曲，创作排演“文明戏”，宣传革命。1935～1937年，在文登营小学任校长期间，因急于找到共产党，冒险聘任“一一.四”暴动中已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王台、张玉华等为教员，开展党的地下活动。1937年6月由王翼之介绍，正式加入中共。1937年7月，于烺参与组织天福山武装起义，为筹集经费献出大部分家产，多次受命与牟平、文登、威海国民党当局谈判，促进当地国共两党联合抗日。1938年1月，胶东军政委员会成立，于烺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在大水泊村，他代表“三军”公审枪决了汉奸地主曹云汉，扩大了“三军”影响。同年1～2月任“三军”第二大队大队长。“三军”西上，因故免职，他要求留在文登。同年5月，写信给特委，检讨错误，要求随三军三路指挥部西上。到特委后，“三军”改编为五支队，任五支队军法处长、支部书记。10月，任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保安大队长、县政府党团书记。1938年12月至1940年9月，任中共胶东区委执行委员。1939年9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为排挤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要另委县长。时中共掖县县委、县政府针锋相对，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拥于”运动。迫于民众呼声和舆论压力，国民党省政府不得不收回成命。
　　1940年秋，掖县部分党员群众反映于烺有贪污腐化和阶级路线不清等问题。胶东北海专署于9月13日在掖县西周廷村将其缴械和扣留，令其交待问题。于烺顾虑重重，潜逃他处，脱离革命队伍，后被家乡党员发现。10月21日，中共东海地委报请胶东区党委批准，在柘杨山南将其处以极刑。
　　1985年5月13日，中共烟台市委发72号文件，为于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肯定他对创建胶东革命根据地作出的贡献。

于老五

于得水（1906.5～1967.2）　原名于作海，化名于海、高得胜、刘二伦、林得胜。铺集镇洛格庄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10岁便下地种田。15岁时，其父于连登因交不上租息，被县衙监押，祖父母、长兄及弟弟先后冻饿而死。于得水18岁开始拜师学武术，练得一身好功夫。1931年5月，参加农民协会。1933年春，由刘振民、于绍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拉起十多人的武装，秘密活动于牟平、文登、海阳一带，被当地群众誉为飞檐走壁的独胆英雄。1933年7月23日拂晓，于得水被葛家联庄会武装百余人堵在家里。他急中生智，跳上柜子，顶破屋笆，蹿上房顶，越过几家院墙，冲出敌人包围。敌人将于得水的父母打伤，1个孩子踢死，家门贴上封条，国民党文登当局悬赏大洋1000元通缉他。1934年3月，任中共文登县委武装小组负责人，负责保卫县委、除奸、筹集党的活动经费。11月，他根据党组织指示到东北暂避，1935年6月，返回胶东参加“一一.四”暴动，任东路第三大队（即特务队）队长。同年11月28日晚，他率队偷袭石岛国民党守军，因敌先有察觉，偷袭未成。他立即决定改为袭击人和、鹊岛、黄山、高村、宋村等国民党镇公所、盐务局，两天一夜行程150公里，缴获长短枪80多枝，大刀50余把，土枪30多枝，子弹2000余发。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在艰苦的环境中，于得水率领仅存的30多人在昆嵛山区开展游击战，巩固和发展了红军游击队。1936年6月，中共文登县委成立，于得水任军事委员。1936年6月2日晚，经中共胶东临时特委同意，他与王亮率队袭击国民党界石联庄会，缴获长短枪20余枝，子弹2000余发。战斗中，他腰部连中两弹。后伤口恶化，他忍着剧痛，让战友用剃头刀割开伤口，取出弹头。翌年春，率20多名队员奇袭垒于盐所，缴获长短枪20多枝，子弹千余发。1937年12月24日清晨，于得水率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员带着30多枝短枪，参加了由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山起义，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大队长。回忆几年来为掩护自己而牺牲的众多革命群众，遂改名于得水，激励自己永远不脱离人民。1938年2月，改任第二大队长。是年3月19日，率队攻克福山县城，促使国民党福山县长陈昱反正，接收改编陈部300余人。同年7月17日，率队粉碎三军二路指挥周拥鹤叛变阴谋，改编周控制的4个大队。1938年9月18日，调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五支队六十三团团长，奉命到达黄县，招远边界，保卫八路军兵工厂和玲珑金矿。1939年3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十五团团长。是年7月3日，率十五团设伏于龙（口）招（远）大郝家、大傅家之间，击毁日军汽车3辆，缴获机枪1挺，步枪40余枝，歼敌30余人。是年在五子峰一带反“扫荡”，他受徐向前命令，坚守阵地。战斗打得很激烈，徐总始终坐在阵地上。于得水横下心反复击退敌人，守住了阵地。战后徐总说：“于得水不光会打游击，也能打硬仗么!”1940年3月，调任东海指挥部副指挥。是年9月，调任山东纵队第五旅十四团副团长，率部由平度返回文登，部队很快发展到2300多人，在南黄集歼灭顽固派秦毓堂部征粮队300余人，收复文登县境内的高村、张家埠、登登口、上庄（今属荣成市）等日伪据点，巩固扩大了东海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8日，于得水率十四团配合胶东第五支队二团向盘踞昆嵛山的顽固派“抗八联军”发起进攻，激战3昼夜，解放昆嵛山区，歼敌2000余人，缴获轻机枪30余挺，步枪1500余支。是年10月，任东海公署专员。1942年7月，任胶东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8月，兼任文西行署主任。1945年，协同刘涌指挥部队解放烟台。是年10月29日，指挥东海军分区独立团和特务营1200余人，收复崆峒岛。1946年1月，升任胶东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1949年4月，奉命率部渡江南下剿匪，任浙江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
　　1950年，于得水任浙江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军区建筑委员会主任。1961年8月，转业到地方，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安徽省第三届政协常务委员。“文化大革命”开始，他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入狱，于1967年2月16日含冤惨死狱中。党中央和周总理对此极为关注，指示追查此案。1979年2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举行追悼会，给于得水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于得水是胶东人民心目中的传奇式英雄。在土地革命战争和创建巩固胶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出生入死，英勇善战，7次负重伤，13次受上级嘉奖，立下丰功伟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又立新功。1959～1961年，奉党组织指示，写下17万字的《革命回忆录》。

于老五

咸丰10年台湾知县于湘兰对联
台湾知县于湘兰对联，老裱，长186  宽40 。
于湘兰，中国清朝官员，本籍中国山东。于湘兰于1860年（咸丰10年）接替雷以镇，于台湾担任台湾府台湾县知县。管辖约今台湾南部之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县、市全境及高雄县部份区域。该区域面积约为4500平方公里，也是清治时期台湾岛之汉人集中地所在。





于湘兰的《因英夷入寇》，记述了1840年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的史实，最后两句“圣朝多卫霍，雀鼠莫啾啾”，反映出作者对外强的仇视和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

于振华

咸丰10年台湾知县于湘兰对联
台湾知县于湘兰对联，老裱，长186  宽40 .转让。
于湘兰，中国清朝官员，本籍中国山东。于湘兰于1860年（咸丰10年）接替雷以镇，于台湾担任台湾府台湾县知县。管辖约今台湾南部之嘉义 ...
于老五 发表于 2009-4-13 20:02

遗憾的是保存可能不完好了啊

于乐晨

老五提供资料十分珍贵！鄙人多年关注春畹先尊台湾任事，终无获。今得一见，至宝也，功德呀！
    于湘兰为于方石之孙方石夫人系湖南康熙乙未进士、江西泰和县知县赵中遴之爱女，性慈惠，谙大义，侍奉翁姑夙夜无少懈；方石客京华期间，独撑家业，教养诸儿游泮者二，完婚嫁者三。积劳成疾，先府君十六年而逝。贤名远播。湘兰之名由是对祖母的敬仰和缅怀。赘述于此，还望江西和湖南宗亲关注赵进士事迹及后裔情况。
    鄙人尚见过湘兰书联：“垂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书法文辞俱佳。

于乐晨

于之兄将于琅、于得水二公英雄事略发掘出来、发表于此，堪称颇具编导眼光，无愧于超级版主桂冠。

于乐晨

补记：湘兰原配戚氏，威海城里望族之后，敕赠孺人；继配邢氏，敕封孺人。育有六子：镇玉、桓玉、信玉——原配出；珽玉、琮玉、珙玉——继配出。
   信玉独子宝璋之独子——湘兰曾孙锡齢，迁居文登硝滩村

于老五

于书佃书法

《书法》　作者：于书佃　规格：115cm×69.7cm　形式：轴
作者简介：

于书佃，生于乾隆年间，山东文登人，嘉庆年间高级官员。大明湖南门为一民族形式的牌坊。 1952年，由济南府学（文庙）迁此。原为木结构， 1984年改建。高8.38米，宽14.7米，通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样式依旧。5间七彩重昂单檐，饰有吻兽。坊顶黄色琉璃瓦覆盖，檐下云头斗拱承托，额枋彩绘“旭日云鹤”、“金龙戏珠”、“西番莲”等图案。匾额上书“大明湖”3个镏金大字。12根斜柱支撑着三阶式错落的坊顶，柱础由石鼓夹抱。整个建筑金碧辉煌，宏伟壮观，被视作大明湖的标志。牌坊西侧，立有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大明湖”石碑。为登州（今文登）于书佃手笔。牌坊匾额“大明湖”3字，即依该碑字迹刻成。

于老五

于老五

大明湖之“明”与船户子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这“半城”大的大明湖，位居济南“三大名胜”之首，自古至今装了一肚子的故事，有说不尽的名人胜迹，道不尽的野史传说。
　　大清乾隆皇帝老儿与纪“大烟袋”如何在大明湖畔斗诗斗嘴，刘“罗锅儿”与和珅如何斗智斗法，鱼鳖虾蟹们怎么上岸接圣旨和“蛇不见、蛙不鸣”等等传说，自不必说了；杜甫诗、曾巩文、稼轩词，以及刘鹗《老残游记》里所写“佛山倒影”与明湖湖畔美人绝调，也不必说了。今天不妨只说点芥末小事儿，就一个字和一段野史。　　先说说这一个字儿。
　　就是现今大明湖公园正门牌坊上，“大明湖”三字中的那个“明”字。
　　也许，许多济南人已熟视无睹，但却“瞒”不过一些好奇而又眼尖的外地游客：怎么这大明湖的“明”字多了一点，不是日月之明竟成了目月之“ ”了呢？这时，导游小姐说话了：先生们女士们，大家都注意到了，这“大明湖”的“明”字多了一点，刚才咱们看了“趵突腾空”胜景，那趵突泉古石碑上的“突”字却少了一点，妙就妙在这里。那一泓水，是被吕祖殿的吕洞宾仙人拂尘轻轻一甩，腾空落到这百泉之汇的“大明湖”来了！
　　聪明的导游小姐尽管 “关子”卖得巧妙，却并未如实解答这“明”字多了一点之谜。须知这“大明湖”三字，是从清嘉庆大明湖碑上拓下来的，碑则为嘉庆书家登州人于书佃书丹。时任济南泺源书院教授(训导)的于先生，可不是当今那些走江湖的书法家，写错别字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他何以又多写了一点，岂不怪乎哉？
　　其实，答案是有的。济南已故蒲学大师路大荒先生，早就对此做出过绝妙而令人叹服的解释。他说：于教授之所以这样写，与后来在济南泺源书院当博导(主讲)的另一位书家何绍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画龙点睛之笔。何博导当年在四川作学政时，就把成都武侯祠称颂诸葛亮的匾额“明良千古”，多点了一点，有意将“日”书为“目”。
　　你细想想，大荒先生所言极是。
　　当年三国鼎立，那蜀主刘备“刘大耳儿”虽说本事不大，但也绝非有眼无珠之辈，他龟儿子那双长目——眼睛还是蛮有识人之明的哩，看准了诸葛亮是古今难得忠贞不二的良臣，所以临死前才没把这位老臣打倒，而是白帝城放心托孤，死而瞑目。于是这刘“明”主也就沾了“良”臣的光，跟着武侯诸葛亮一起名传“千古”了。
　　古诗云，山是眉峰聚，水是眼波横。其意正在表明——大明湖就是济南的眼睛！
　　原来如此。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只“眼睛”却也与现在有两大不同：其一，昔日的大明湖是城小湖大。作为老济南的眼睛，可不是现在的小眼独目，不仅本身浩浩渺渺阔大得很，而且还有东湖和小明湖。其二，却也绝没现在这般娇贵，像保护首长或大熊猫似的，就是一个庶民之湖，乡野之湖，这眼睛自然也不过就是普通百姓、市井小民的眼睛罢了。
　　这也就说到了一段野史。
　　原来，昔日的大明湖还养育了一个城市特殊族群：大明湖的船户子。
　　当年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大明湖，迎湖东、南两岸，街巷栉比烟火万家，而湖北铁公祠一带，则是满眼乡野风光：百十余户湖民茅舍人家“割”湖而居，门前屋后有古柳垂杨，堤塘之间有公共水道，进出“湖庄”则靠舟楫，一派江南水乡周庄的味道。
　　早年这里就叫“老北城”。老北城的湖民，老济南话称“船猴(户)子”，据说祖上多是明代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老鸹窝”迁徙来的移民，落脚济南府谋生，便以“种”湖活人。这也可算是山东移民史上的又一段野史吧。
　　大明湖是个“聚宝盆”。鱼鳖虾蟹，应有尽有，而且浑身是宝，蒲菜茭白白莲藕，荷根浮萍苇子老蒲草，哪样都可卖钱。所以无论是冲船揽客的“船户”，捕鱼捞虾的“腥户”，还是割蒲踩藕的“田户”，要想混个温饱，都比岸上容易得多，虽非“万户侯”，也顶个百户长吧。
　　当然，最为风光的还是船户。所谓“过了三月三，大米干饭也嫌酸”，民初时客人乘画舫进湖游玩一趟，船家拿到的船钱可买20斤“洋面”。船户都集中在鹊华桥司家码头候客，船分画舫、篷子船和布篷船三等。最上等者为带阁楼的画舫，雕花门窗镶嵌玻璃，舱门两旁挂木刻名诗佳句对联，门楣上方悬四字匾额，算是船家的招牌字号。舱内，方桌圈椅，摆细瓷茶具和干鲜果品，舱后设凉席卧榻，为游客想得十分周到。自大清至民国，贵客在船上赏湖游玩，可以点菜、点书曲，还可叫“条子”。那时在滨湖的后宰门、曲水亭、庠门里、茶巷一带，既有酒家、书场，更不乏秦楼楚馆。经皮条客传唤，堂倌提着盛满酒菜的食盒，说书、唱曲儿的身穿大褂手拿折扇，烟花女子花枝招展浓妆艳抹，只要给“银子”，都会跑来“应差”。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舍长篇小说《大明湖》，所述烟花女子的故事，皆取材于此。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游客们坐船逛大明湖，不仅可沿两边芦苇丛生，塘内荷花盛开的水道，从南岸经历下亭到北岸北极庙铁公祠一带，往返游湖一遭；还可经府城墙北水门汇波桥下出城，然后一路逶迤向北，穿行于稻田、藕池、水村之间，直达华山脚下的鹊山湖。船行数十里稻荷飘香一路，两岸景色宜人一派乡野风光，大约也就像如今的郊游或城乡一日游了。
　　不过，实话实说，早年大明湖里的这番湖庄野趣与田园风光，虽可谓天下少有之城市景观，但既无高楼大厦也没啥现代化设施，还多少有点脏乱差的味道。在当时一些吃过洋面包的现代文人眼里及后来一心要横扫一切四旧改天换地的人物看来，简直就是愚昧加落后的象征。
　　现在好了，当年千代民湖共融的城中湖，变成如今人湖相隔的园中湖。尽管“大眼”变“小眼”，但毕竟“万方极乐，一片大明”(郭沫若句)，一切皆干干净净了。
　　什么叫恢复大明湖的亲民性？什么叫还湖泉于民和保护泉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据说一些城市开发商及其合作者们对这类问题的兴趣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