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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民 一心为公 ——写在于右任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 三原县于右任纪念馆馆长 巨志忠 于右任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真诚的爱国者、辛亥革命和民国元老、著名爱国诗人、教育家、近代书法大师。他一生爱国爱民、一心为公、自奉节俭、清正廉明的精神和风范尤其值得我们今天纪念和学习。
一、以百年树人之计 植民族复兴之基
有远见的政治家，没有不重视教育的。远在20世纪初期，于右任就倡导：“以百年树人之计，植民族复兴之基”。
主正义，协助马相伯筹建“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是上海复旦公学，是于右任等协助马相伯先生创办的。1903年3月，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私立高等院校——震旦学校。1905年春，马相伯先生不幸染病住院，法国教会对马先生宣传新思想不满，借机夺了主事权，强迫学生接受宗教课程，学生大为不满，纷纷退学。马相伯支持学生的行动，毅然脱离震旦，在于右任等进步学生的倡议下，决定再办一所与震旦同等的学校，并采纳于右任的建议，定校名为“复旦”，既有不忘震旦之旧，又含复兴中华之意。同时，推于右任等七人组成筹备委员会。但不久，情况有变，仅留于右任和叶仲裕两人。于、叶二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四处奔走，协助马相伯先生筹集资金，寻求地址，打通关节。几经周折，搬动了两江总督，划出吴淞营七十亩，拨款一万余元，加上多方筹凑，复旦公学于1905年中秋节得以正式开课。从此，于右任始终与复旦休戚与共，每遇危难之时，必挺身而出，全力以赴扶持复旦。
施义举，创办“中国公学”。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提出“三民主义”，留日学生争相传学，一时革命势力大增。于是清廷与日本文部省勾结，公布实施《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激起中国留学生反对，许多留学生纷纷罢课、退学进行抵制，进而相继回国，其中回到上海的最多。他们被清廷视为“异端分子”跟踪监视，无依无靠，无家可归，许多人踯躅于黄浦滩上，忍饥受寒。为了安置这些留学生，于右任与王敬方、张邦杰一起，发起创办了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培养了许多献身我国民主革命的志士，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饶辅庭、饶国栋等五人，参加徐锡麟安庆起义的马宗汉，此外，还有胡适等人。
苦经营，兴办“民治学校”。1918年，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驻节三原。公余他常去西关小学询问教学情况，帮助解决问题。1919年他捐资修建了一座教室，并接收了“西关小学”，改制为“民治小学校”，并亲书校牌。从此，学校经费全由他筹措。1922年前后，他接受学校提议扩建初级中学，筹资购买了土地，建起了三原第一座两层教学大楼，扩建校园1万平方米，下设中学、小学二部，在校学生1000余名，使该校成为当时渭北各县规模最大、教学设施最好的学校。为了筹措学校经费，1935年，他把多年历尽心血购藏的稀世珍宝鸳鸯七斋志石三百八十多方捐赠给西安碑林，无任何个人要求，只叮嘱：“希望碑林门票和拓片收入，资助三原民治学校”。直到晚年在台，对学校仍惦念不已。
维本根，开办“渭北中学”。于右任在主靖国军时，为了给民族和革命培养更多更高人才，决计再办中等学校。1919年9月到1920年，陕西大旱，五谷无收。在靖国军战事紧急，经费十分困难的形势下，撙节军费，紧缩开支，多方筹资，在学古书院旧址创办了渭北中学（今三原县南郊中学）。他曾多次到校演讲，向师生宣讲十月革命情况。同时勉励学生“不要读死书，应该担当国家兴亡民族复兴的重责大任。”渭北中学创建初期，在于右任关怀、倡导下，来校任教者多是具有民主思想的学界名流，有的是早期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学校又是共产党和共青团在三原地区活动的重要阵地，党团组织在学校开展学生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先进分子和革命骨干。在此期间，他还在清朝驿站旧地（今县幼儿园）创办了渭北师范（后改为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联中共，创办“上海大学”。1922年陕西靖国军解散后，于右任返上海，在中共党人的积极参与下，与邵力子、叶楚伦等共同创办上海大学，于右任任校长。他放手起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先后聘请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沈雁冰、肖楚女、张太雷等到校任职任教。还邀请李大钊到校演讲，宣传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上海大学由开办到国共分裂后解散，先后培养本科生近2000人，附中生200人，并为黄埔军校输送了一大批学员，在大革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
重人才，创办“中山军事学校”。1926年11月，西安解围，于右任主持陕政。为了“培养革命实际斗争人才”，1927年1月在中共陕甘区委的配合下，成立了西安中山学院，聘请共产党人刘含初、李子洲为正副院长。该校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同年二月，于右任支持共产党人史可轩、李林、邓希贤（邓小平）、许权中等创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培养了不少革命人才，有“西安黄埔”之称。
开先河，创立“三原女中”。1931年，于右任归故里住在民治学校。这时该校有十几个女生将毕业，到西安上女中有困难，就请于右任帮助解决。恰逢省教育厅厅长李范一（三原县北城人）来三原看望于右任，于遂与李商榷在省立三中先设一个女子初中班，此后一年增一班，三年后即可成立一所女子中学。设想如期实现，三年后在三原城隍庙街前清招待过路官员的公馆挂上了“陕西省立女子中学”的牌子，后来改为三原女子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防空袭，迁至北城前街，直到1962年撤并。
力倡导，建立“西北农学院”。为了发展农业，于右任首倡，提出“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1932年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并决定成立“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任于右任、张继、戴季陶、邵力子、杨虎城等为筹备委员。同年12月，该机构更名为“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推于右任、张继、戴季陶三人为常务委员。1933年元月，于右任率领建校筹备人员，顶风冒雪踏勘校址。1934年3月，筹委会公推于右任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同年4月20日，在张家岗校址举行了大楼奠基典礼，宣布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成立。1939年，经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取名“国立西北农学院”。现发展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全国重点院校之一。
设基金，鼓励好学之风。为了鼓励好学之风，1936年于右任在三原倡导奖学金，并捐资设立“右任奖学金”，由教育局约聘地方名流组成“于右任先生补助国内各大学三原学生学费经理委员会”，对本县的国内各大学学习成绩优异者予以奖励。当年，全县在国内各大学的8名学生，就有5人得到奖励。
于右任先生在国难当头，战火连绵的旧中国，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坚韧不拔的决心，从爱国、救国、兴国出发，为我国教育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孙中山先生赞扬于右任“放眼远大，深维本根”。于右任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杰出教育家。
二、兴农创办试验场 教子自力铭石碑
于右任投身革命活动，涉足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各省，远及日本、苏联，深刻体察到家乡农业落后，民众受苦。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西又遭大旱，先生专门回故里，举办赈灾事宜。目睹家乡田园荒芜，人们纷纷卖地外逃，斗口村一带土地，多为豫、鄂、外省客户购买。年馑的惨状激发他毅然办场的决心，便以自己祖遗和本户族的土地约三百亩为基础，以公平价钱收买外省客户转售的土地千余亩，于1931年筹办起“斗口农事试验场”。设立农作、园艺、副养等部，推广农业新技术，繁殖新品种，举办“农技训练班”，免费向农民传授技术，低价供应品种。
1932年，聘请西农园艺教师杨蕴章先生为场长，主持规划作物种植布局，美化环境建设，先后引进各地优良果木品种，计有苹果、桃、杏、梅李、葡萄、海棠果、樱桃等50几个品种，建园面积400余亩；种植良种粮、棉、豆类作物约700亩；繁殖果木花卉苗圃30亩；开辟菜园10亩许，引种外地稀有菜蔬“西红柿”、“花叶菜”等品种。在农场良种示范和推广下，附近群众争种优良品种，并尝到了丰产的甜头。农场还不定期地派出技术人员，分赴泾阳、三原等传授栽培技术与管理知识。此外，还选购各地的马、牛、驴、猪、羊良种，开展配种业务，改换劣种，造福群众。
于先生任监察院长，常住南京，为了与农场易通信息并加强领导，特设农场董事会。农场共有员工60多人，设农艺、园艺、总务三个组，聘请农园专家分管业务，还开办了三期农技练习生培训班，招收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农场供给伙食及文具用品，实行半工半读，使理论通过实践达到学用结合。既给场内积蓄了技术力量，又对外输送了农技人才，先后共计毕业学员百余人，大都成为我省农业科技界的骨干力量。其中4人曾在农场任职，现已获得副研究员职称，均有农技知识专著出版发行，桃李遍西北，为农业建设输送了人才、建立了功业。
于先生回陕返场时，多次拒绝当地驻军沿途设岗护送。当行至临近农场的西秦堡时，即下车步行，沿途不时和乡亲旧知或握手寒暄、或招手致意，显得十分亲切。一些老工人赞叹地说：“你看人家那样大的官，穿得多么平常，对人不摆架子，看得起咱们工人。办农场他自己不图一分一文，还每年把出产的粮食，给民治学校几百石做经费呢！你说，他办农场图了个啥？”
于右任为表明建场初衷，预留遗嘱刻石铭心：“余为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起见，因设斗口农业试验场。所有田地，除祖遗外，皆用公平价钱购进。我去世后，本场不论有利无利，即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有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立于南院中。1981年夏天，他的孙子于志桥由美国回来探亲，看到碑文以后凝视良久，风趣地说：“谨遵祖训，我不能回来自耕，地没有我的份！”这通石碑至今挺立在“斗口村农事试验场”庭院，昭示着一代伟人爱国爱乡的风范和博大崇高的情怀。此后试验场累经扩展为“咸阳专区试验农场”、“陕西省棉花试验站”，现为“国家农业部棉花原种基地”、“陕西省棉花研究所”、“西北农林大学三原试验站”，继续发挥着农业科研作用。
三、修水利为民办事 倾心血解民饥危
三原地处渭北旱腰带地区。于右任青少年时代，就常与同窗好友李仪祉、茹卓亭等讨论如何减除干旱，拯济乡亲，“青年学子各言志，独悯生民遭旱荒”。1919年就任靖国军总司令，战火纷飞中，即与爱国将领胡景翼等筹划并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请水利专家李仪祉担任总工程师，勘测设计泾惠渠蓝图，制作沙盘供各界参观，引起泾（阳）、三（原）、高（陵）一带民众轰动。1929年先生与当时西安行辕主任杨虎城将军合力周旋，争取各方救灾款，用以工代赈形式开工修建。其间于右任不断呼吁激励，亲自视察慰问，民工热情很高，工程进度很快，1932年即开渠放水，浇地60万亩。七十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加高渠首、扩大蓄水、改造渠系、完善设施，有效灌溉面积扩大到200多万亩，泾、三、高及临潼民众至今仍念念不忘最初倡导兴修泾惠工程的于右任、杨虎城、李仪祉三大功臣。
三原有条清峪河，穿县城而过，谷深岸伟。河自西北而下，直冲县城西关南岸，转弯向东，西关大片居民房，时有被冲塌危险，遇到洪涝，威胁更大。于右任在靖国军时期就忧虑在怀，曾亲自和李仪祉现场勘察，制定方案，苦于无力施工。1931年，大灾刚过，他即两次捐筹5500多元，委托陕西省建设厅以以工代赈形式修建，120多天即挖断“老虎鼻梁”，开辟新河道。通水之日，万家欢腾，不仅解除了西关居民的危难，且新辟了不少水浇田。人工河岸至今屹然耸立，河水循道而流。这是一座无字功德碑，像这条清水一样，永远在家乡流传。
四、体恤民众赈灾情 一生无私留青史
1920年前后陕西干旱无收，于右任率领的靖国军面临军阀压境，械备不足，粮草短缺的局面，战士每日生活费仅有400文制钱，总部几乎断炊，各路将军建议征放债券，增加捐税。于右任满含热泪奉劝众将：“民众已是挖草根、剥树皮、卖儿鬻女顾饥，我们军队是解民倒悬，岂能雪上加霜。”他硬是在“干戈饥馑连三辅”的战乱年代，“空手安慰万人饥”。这支军队，就这样在缺粮短秣中坚持四年抗击北洋军阀，呼应孙中山发动的南方革命，为国民革命史写下了光彩的篇章。
1928年开始，陕西又连续两年大旱无收，即“十八年年馑”，百姓冻饿死亡达200多万。灾荒牵连着于右任的心，他竭尽全力向社会呼吁，向各界募捐赈济。1929年8月，长子望德结婚，一贯简约克己的于先生这次一反常态，大发请柬，在上海一品香饭店设宴请客。庆贺喜仪完成，答谢来宾，出乎意料，于右任正色沉痛地说道：“本拟早日回陕救灾，只因足疾不能成行，并非留沪待儿完婚。余久抱同家乡父老同生共死之念，各位所赠之贺仪，全作赈款送回陕西，于某代表乡亲，致敬各位，仅以薄酒相谢。”语出泪下，来宾无不感动。随即于右任不等足疾痊愈急回陕西察灾，把贺仪全部捐济家乡。是年冬，在上海继续募筹救灾款，并购回小米100石，在三原南大街，南关西巷设“舍粥场”，救济灾民。
年馑刚过，1932年春陕西各地瘟疫流行，于右任闻讯,立即选购应急药10余箱,委托夫人高仲琳、女儿于芝秀回三原防疫救急。高夫人回到家乡邀请县城各医院名医，会商防治方案,在三原、泾阳附近城乡，连续十天，公布医疗处方，注射防疫针，施舍药物，传及相邻各县，大大减轻瘟疫灾害。现在一些健在的老人对“国民廿一年” 防疫救治之事，仍叨叨念之。
五、重华夏历史文明 护祖国文化遗产
捐珍石，西安碑林添瑰宝。民国二十四年（1935），于右任决定将自己收藏的鸳鸯七斋志石全部送归陕西省公有。鸳鸯七斋志石，是于先生所收藏的唐代以前二百多方刻石总称，因其中有北魏时期七对夫妇合葬的墓志铭而得名。所送刻石中，有《汉石经·周易》一方，左思手书北魏孝武帝昭书一方，这两方刻石是金石中的珍品。现在省档案馆还保存着完整的原始资料，记载送归刻石的来龙去脉。档案中有于右任的“真”电译稿，当时省长邵力子的复电、批示、催办训令、函稿以及刻石清单等。现选两件刊登于后，并综述梗概，以助读者了解。
1935年10月11日，于右任由上海来电，全文是：“邵主席力子兄，杨主任虎城弟钧鉴：我所藏鸳鸯七斋志石，计唐以上二百余方，尚有《汉石经·周易》一方。现决送归陕省公有，在西安集中藏处，拟以将来摹拓所得之款，补助三原民治小学经费。唯存放处所，得一妥当地方，即由二公酌定。转运时，盼由陕派人，此间即分别通知。于右任，真（电报代日）。”邵力子接电后，先商定由马文彦负责装运事宜，又复电于右任。电文是“上海，于院长右任先生钧鉴：真电奉悉，灰电亦计达览。存放处决与虎城妥择地方，以酌盛意，仍希说示雅切。弟力子叩。”同日，又通电三原县长邱铣“三原邱县长，请嘱马文彦君即来省。”马文彦先赴北平，后赴南京、洛阳，共运回二百零五块碑石，暂放西安文庙内。邵力子即训令省教育厅长周学昌，训令称：“……除函谢于院长暨考古会随时照料外，合行抄发碑石清单一份，令仰该厅，即便遵照，即日派员按照清单所开，如数点清接收，妥为保存，俾供研究。惟《汉石经》一块，应由考古会特别保存，并应俟接清后，即送交考古会张扶万先生妥存为要。……”碑石的送归、接收事宜，仅经四个月紧张工作，即基本就绪。之后，邵力子正式复电于右任。因文庙存放了于右任所捐碑石，加之原收藏的历代石刻，渐成“碑林”。新中国成立之后，几经扩展修葺，并不断征集全省范围内石刻珍品，使碑林更加规模宏大，井然有序，成为中外闻名的石雕艺术荟萃之地。
提议案,敦煌石窟得保护。今天一提起敦煌,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是古老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东方艺术宝库，是已经载入联合国“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的胜地之一。可是，100年前的敦煌明珠，却伤痕累累，布满尘垢，孤苦凄凉地卧在沙漠戈壁央中，蒙罩着坍塌毁灭的阴影。
1900年5月，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今编号第17窟)以来，敦煌这座久已湮没的古老重镇，又一次放射出了熠熠异彩，成了世界考古界、文物界、文化界的瞩目焦点。但紧随着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沙俄的奥布罗切夫、鄂登堡，日本人吉川小一郎、橘瑞超等人接踵而来，采取种种欺骗手段，把藏经洞内的珍贵文物劫掠而去，致使敦煌文物散落全球，在外国却产生了一门新兴学科——敦煌学。
当时的莫高窟，根本无人管理，无人修缮，自然更无人去研究与宣传，再加上长期的风沙侵蚀，致使这伟大的历史艺术宝库，呈现出破败的荒凉景象。
更为严重的是，每年四月初八传统庙会期间，赶会者人山人海，在洞内住宿，举炊做饭，烧水取暖；而平时，这些洞窟又成了南来北往的客商、旅人、淘金者的“免费旅馆”，甚至还有牧人常将牲畜赶到窟内养殖、住宿。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对敦煌艺术常年累月的人为破坏。
1941年5月，张大千到莫高窟考察、研究敦煌艺术，看到这种景象，极为痛心，认为任其下去，这座千年宝库必将毁于一旦。因此，他曾向当时政府的有关部门多次建议赶快把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专门机构，派出专人保护管理。与此同时，他还在莫高窟的空壁（即没有壁画的白墙壁）或空隙中多次题字，以提醒游人爱护文物。然而，他的这些努力，收效甚微。莫高窟依旧处于孤苦无助的风雨中，继续遭受着大自然与人为毁损的悲惨命运。
1941年秋，于右任到西北视察，10月5日，正值中秋节，他一到敦煌，即于当日赶到莫高窟。张大千陪同参观，并同于右任提出了他的想法，建立敦煌艺术学院，寓管理、保护、研究、教学于一体，于右任完全赞同。
10月下旬，于右任回到兰州，随即向甘肃省的党政军要员们谈了自己西北之行的感受，希望他们能重视敦煌这一伟大的文化艺术遗产。
于右任又在兰州多次约见新闻记者，介绍、宣扬敦煌文物艺术的宝贵，痛陈自己亲眼所见的今日莫高窟之惨状，再三强调敦煌文物的巨大价值，在新闻界产生了很大反响。10月25日，中央通讯社播发了于右任讲话的通稿，大标题即名《监察院长于右任在兰州公开倡议迅速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由名画家张大千予以主持》。10月26日，重庆《中央日报》、《新闻日报》，兰州《西北日报》，成都《新新新闻》等许多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条消息，顿时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
同年11月，于右任经西安返重庆时，在西安又发表讲话，大力宣传敦煌文物的重要，大声疾呼须立即行动起来，尽快建立起敦煌艺术学院，以积极设法保存石窟艺术文物。于右任还指示陕西省政府的有关机构，召集名画家王子云等人前来商谈，要他们以官方名义，组织起一个“西北文物考察团”，专门去敦煌地区深入考察石窟艺术。当年底，陕西省的有关单位即组织“西北文物考察团”，由王子云任团长，率领美术、历史、考古等各方面的专家十多人，前往敦煌进行科学考察与临摹壁画。
于右任千方百计促成政府重视敦煌文化保护。1941年12月14日，于右任回到重庆，当天即向国民政府呈交一份正式提案，要求尽快建立敦煌艺术学院，妥善保护管理及研究发扬敦煌文化艺术。为了扩大敦煌的影响，表明敦煌艺术学院的成立是实有必要与迫在眉睫，于右任还把自己的这份提案，全文发表在1942年2月重庆出版的《文史杂志》第二卷第四辑中。此提案公开后，迅即引起很大的反响，得到了社会的极大关注。
于右任的提案，经过有关方面的多次讨论，认为可行，遂决议交给当时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由此进入“行政程序”。1943年1月18日，国民政府通过决议：正式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隶属于教育部；并从即日起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不久，教育部正式行文公告：聘请高一涵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常书鸿任副主任委员，王子云、张维、张大千、郑西谷、张庚由、窦景椿等五人为委员，王子云兼秘书。
1943年初，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筹备委会副主任常书鸿，经过一番艰辛的准备后，立即西行赴敦煌做筹备工作。
经过一年的筹备，重庆教育部终于行文，宣布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1月1日正式成立，由常书鸿任所长，负责开展对敦煌文物艺术的管理、保护、研究等工作。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对这一座文化艺术宝库，终于有了第一个官方保护与研究机构，濒于毁灭边缘的敦煌艺术，从此得到了保护与新生。同时它还标志着全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敦煌的莫高窟、西千佛洞及安西榆林窟等艺术宝窟，从此被正式收归国有。
饮水思源，在今日敦煌已名扬世界，敦煌学已经回归故里，中国的敦煌学艺术研究大放异彩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敦煌的今天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老一辈学人和艺术家，尤其是不能忘记为促进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而奔波呐喊过的于右任、张大千，以及它的第一任所长常书鸿。
六、三十功名风两袖 一箱珍藏纸几张
布衣大臣，自奉节俭。于右任先生生长农村，家世贫寒，自幼丧母，依靠亲友抚养，浓重的乡土情份滋养，深厚的中华优秀文化陶冶，先生一生克已奉公，生活十分俭朴。所居家宅系父亲新三公所置。房屋是极普通的坯墙瓦舍。民国初期，先生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次长；民国八年反袁入陕，任靖国军总司令；民国十六年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一日起连任监察院长31年，先生先后担任国民要职五十多年，终年86岁。无论居乡、住城，在大陆，到台湾，穿着一直是布衣、布鞋、布袜，吃家乡饭食，尤其爱吃锅盔、宽面、红豆小米稀饭。晚年在台湾，每逢生日和陕西同乡友聚会，总是和乡友会餐关中小吃。先生数十次回乡探亲，从没有警车开道、岗哨林立，亦不见前呼后拥、门口警卫。每次都在三原南城外下车，步行进城，与亲友边走边谈。碰见熟人、老人主动招呼，一路互问不止。高龄后腿脚不便，便坐在马车辕口，拱手向乡亲问好。
晚年在台湾，生活拮据，所住的台北青田街寓邸，是向一家公司借用的。每天的饭菜单，他亲自核阅询价，不准奢费。冬天取暖用不起电热炉，搭的柴炭火盆。有一年冬，蒋介石、宋美龄发现后过意不去，从总统府拨专款支付，从此才用上电热取暖。先生身在台湾，心系祖国，1962年后心劳体衰，常常闹病，但无力住院治疗，总是门诊就医。按规定作为民意代表，可获优惠贷款新台币40000元。1964年夏，先生贷款40000元，其中以15000元接济了同盟会老友遗属生活费，以20000元偿还了所借副官宋子才的部分欠债。8月12日国民党行政院长蒋经国来探病，见情力促并亲陪先生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
一生为官，两袖清风。先生一生不爱、不要不义之钱，不贪不占公家之钱，不攒不留私财。中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当政，敦请于右任当总统府顾问，允月送银三千，颁赠一等勋章。于右任不屑一顾地说：“我不要官，也不要钱，这些勋章都是狗戴的。”
于右任是近代书法大师，他的书法在海峡两岸极受欢迎，人们以高价竞相收购珍藏，可先生写字向来不收润笔费。有人向他索字，绝不受人分文。上海富商周湘云逝世之后，他的家人求于先生为之写墓志铭，因花的时间很多，遂送来一笔可观的笔墨钱，于坚决不受。事后改送来一副文房四宝，于笑而受之。有时求墨宝者带一些土产，于右任见到这种东西也笑而不谢。于右任最喜欢的就是索书的人带一罐墨汁，但必须是人工磨成的，因为他没有时间磨制，但如果是市上买来的，绝不接纳。
先生在台日常自用一保险箱，1964年11月病危，弥留之际，在侧的副监察院长李嗣聪，监察委员刘延涛、王文光、陈肇英，立法委员程沧波，长子于望德，次子于彭等，会同开启保险箱。箱子打开，没有一张股票、存单，没有一张台币、外券；惟藏夫人高仲琳手制布鞋、布袜，日记、书札，已清偿借据十余张，就时日推断当系小儿中令赴美留学，学费困拮，向亲友的借款，以及平日向副官宋子才借款近3万元的帐单。除此，箱内别无他物。在场的亲友部下，见此情景，无不潸然泪下。“三十功名风两袖，一箱珍藏纸几张”。1964年11月10日傍晚8时8分，海峡两岸同胞、全世界华人、华侨共同敬仰的“布衣大臣”于右任先生，满怀对故乡大陆的思念，与世长辞了。大海号啕，高山仰颂，先生清清白白地走了，但他的爱国豪情，崇高风范，将永远活在炎黄子孙的心里。 | 
发表于 2009-6-9 05: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