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竹坡、于以振父子小传

于老五

于竹坡先生名凤藻，字竹坡，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先生幼小敏悟，喜读书，早年经试院举为秀才，素有爱国为民之志。光绪末年，满清政府选派公费留学生出国学习。当时被选中的一些人不愿出国学习，他毛遂自荐，被荐派赴日留学，成为金坛的第一个赴日留学生。

　　于竹坡考入早稻田大学林业系学习。那时孙中山旅日组织同盟会，他热烈拥护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主张，毅然参加了同盟会。回国之后，他在乡里倡导革命，秘密宣传，唤醒民众，揭露清廷政治腐败对外丧权辱国。辛亥革命之初，于竹坡先生在金坛发展同盟会新会员，参加的有于秋墨、谢用卿、李进之、吴企南、陈培均、陈平均、巫爱棠、谢培德等人。

　　辛亥革命时期，民间掀起剪辫子的热潮。于竹坡先生首先自己带头剪掉辫子，“割去尾巴”，表示与清廷决裂。于竹坡还身穿西洋燕尾礼服，头戴高统大帽，手拿剪刀，站在大街心，看到拖辫的人，走上去就把人家辫子剪掉。那时不少人怕“变天”，不肯剪。有些士绅、秀才更是引经据典说什么发肤乃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还诽谤先生说：“于疯子胡闹了，在街上拦人乱剪辫子哩！”

　　剪辫风过后，妇女“放足”兴起。于竹坡先生在茶馆或庙戏场上，向民众宣传：一千几百年以来，封建社会为了压迫和愚弄妇女，把脚裹成三寸金莲。俗话说得好，“裹足成三寸，眼泪淌几盆”。这是束缚妇女、摧残妇女的恶习俗。那时一班有知识的妇女纷纷带头响应，把小脚放成了“黄鱼脚”。

　　前清金坛没有学校，只有私塾。清末民初，于竹坡先生会同吴企南、段惺吾、许励卿、李进之等先生创办了私立启明小学，校址在试院西边文昌宫内。初级班为4年制，高小班为3年制。管文蔚、管文炳、贺洪生（后改名仰先）等人都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于竹坡先生曾说过：“启明，就是启发文明，我们要使后一代有新的知识，光是‘子曰’、子曰’死读四书，是不合潮流了，要用启发式灌输文明知识。这就是启明学堂办学的宗旨。”民国建立后，于竹坡又创办第二所私立小学，名之乐(音“校”)群小学。校址在孔庙内的尊经阁和西射圃庑屋里，聘请了朱孟科、邓正芳等先生为老师。还附设手艺学习班，招收贫家子弟入学。除教文理算各科外，还传授竹木工、编织、林圃等技艺，实际含有勤工俭学的意义。

　　金坛过去没有公园，是于竹坡先生带领师生们在东门城脚根一片荒地上，广植树木，冠名为“学校园”。后来于竹坡先生又把城隍庙前的两棵合抱的大梧桐树移植到“学校园”门口。绅士们讽刺说：“于疯子又在胡闹了，这么大的树能移得活吗?”于竹坡是学林业的，他用一块红布系在一根绳子上，记好朝南的方向，两棵合抱的大梧桐树，居然给他移活了。他利用每年整枝下来的树枝搭了个茅亭，园林才粗具雏型。后来北伐胜利，民国十七年“学校园”正式开辟为中山公园。

　　孔庙西侧，原是明清时代老县衙官舍，经太平天国战争，已变为瓦砾场。于竹坡先生为乐群学校开辟操场和苗木基地，自己带领学校师生平整土地，捡去瓦砾。北伐军兴起，驻城部队平日在此军事训练，基地面积随之扩大。民国十七年这里正式开辟为体育场，命名为“公共体育场”。

　　于竹坡先生晚年，愤世疾俗，家境困窘，患有精神病。数年之后，这位有抱负、爱家乡、热心教育事业者，英年病逝，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享年49岁。

于老五

于以振
出生于金坛城内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其父于竹波，是清末秀才，190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农林，并在日本参加了由孙中山、黄兴组织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10年回国后，致力于振兴教育。倾其家财，先后创办了启明小学、乐群小学。他8岁进乐群小学读书。17岁在金坛中学毕业后，考入了上海水产学校。1922年8月，在沪江大学听了孙中山的演说，从中受到深刻启发教育。同年8月下旬，与十几名同学支援上海海员罢工斗争，遭上海护军使署逮捕。经其父营救获释后，又被校方开除。1923年春前往武汉，参加了中国-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武汉工人纠察队，后任队长。1924年，被选调广州黄埔院军军官校学习，并任黄埔学生军教导团的连长。1925年5月参加中国-党。同年8月，教导团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任某团党代表。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发布北伐宣言进行北伐，遂随军抵达上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上海率部分革命人员到达江西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武装起义。几经转折、辗转，到达陆海丰地区，在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参加了陆海丰农民第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向陆海丰大举进攻时，他突出重围，经长途跋涉，到达上海，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分配在法租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12月17日，以“煽动工人、学生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罪，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随即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公安局。经数次审讯，未暴露身份。不到一周，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后，仍在上海坚持工作。1929年2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主义大学学习。1931年初回国，先后任中共上海南区，南市区区委书记，易名肖炳生。当时，革命虽处于低潮，仍不畏艰险，机智勇敢，忘我地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1933年2月，外出工作途中，被敌跟踪，到公共体育场遭逮捕，关押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经严刑审讯，拒不供认。被判徒刑14年，转押到苏州国民党军人监狱。在狱中，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联系了狱中的-党员11人，建立党支部，并任书记。组织和领导了改善狱中生活待遇等斗争，由于叛徒告密，狱中党组织遭彻底破坏。他等9名中共党员被押解南京，由国民党军政部军法司重判，被加刑8年2个月，交军人监狱执行。1936年3月18日，在狱中遭惨毒打。拖回监房时，口吐鲜血，卧倒不起。尔后，伤势日益加重，又便血不止。经难友斗争，狱方才派医诊治，但并不采取急救措施。4月11日下午3时，与世长辞。临终前，难友们应他的要求，扶他站立起来，手扶铁窗，唱起了《国际歌》，面对敌人嚎叫斥骂，怒目视之，坚持唱完。对难友们说：“要坚持斗争，要站着死，不要跪着生。”在微弱的“中国-党万岁”的口号声中，停止了呼吸。中共中央组织部称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布尔什维克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