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专题系列

于氏谷城2009

于慎行与邢侗的师生关系
于慎行（1545—1608），字可运，又字无垢，山东平阴东阿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主考官设“鹿鸣宴”宴请众位举人，于慎行以未奉父命辞谢，在当时传为佳话。隆庆二年（1568），于慎行考中进士，因文学出众，改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万历初，任侍讲官。万历二年，刑侗去北京参加会试，于慎行任主考官，他看了邢侗的文章后，惊叹道：“子天下才，徐淮以北固无此。”收邢侗为自己的弟子。于慎行称自己与邢侗是“莫逆之交”。
       万历六年，张居正的父亲病故，神宗下诏让张居正“在官守制”。张居正没有回家去处理父亲丧事，只派了自己的儿子回家安葬父亲。此事遭到编修吴中行、赵用贤、郎艾穆等人的严厉批评。惹的张居正怒不可遏。神宗下诏将四人在午门廷杖六十，削职为民，永不录用。侍讲官于慎行、赵士皋等人上疏解救，再一次触怒张居正，张居正说：“你是我提拔重用的人，为何如此？”于慎行答道：“正是因为你重用，我才这样的。”张居正更加不满，于慎行就以身体有病辞官归里。在家赋闲四年，邢侗写诗赞到：“讲廷初散转铜凫、思绕冬青一万株。闻到后堂时值洒，可能还忆戴崇无。”
        万历十年，首辅张居正病故。于慎行又重新起用。很多大臣又上疏揭露张居正种种不法之事。神宗大怒下诏刑部查抄张居正的家产。于慎行闻讯以后，连忙给负责查抄的刑部侍郎丘橓写信，希望他手下留情，不要连累张居正无辜的老母和儿子们。显示出于慎行大公无私，敢说真话的凛然正气，天下很多士人称赞于慎行仗义执言。
       于慎行给神宗授课，神宗称赞道：“于先生朗朗超著，一字朕所会心，此岂咄咄偶合者。”于慎行宽容大度，做事量力而行，他从不在众人面前争论什么，人先我后，老成持重。翰林院一些自视满腹经纶的人见了于慎行以后，都自愧不如，在他的面前非常谦虚。一些翰林前辈们也私下称他“海涵泰峙，我辈所不及。”不久，于慎行由侍讲官升礼部侍郎，改任吏部左侍郎，万历十七年升为礼部尚书。于慎行处事小心谨密，一旦认定则又胆大无比。他经常告诫邢侗说“你的文章好，万万不可清高自大，一定要谦虚小心。碑版志传、要突破汉季魏初约束。”他还用大义教导邢侗说：“做臣子、必当以死诤阉宦干政，当以赤城回照蜀洛。”“若非伦常庸行，不与为徒矣”。
       于慎行与邢侗往来十分频繁，他曾数次到临邑来看望邢侗，他与邢侗名义上是师徒关系，而实际上是莫逆之交。邢侗的父亲七十、八十、九十大寿时，于慎行都写了祝辞，对邢如约终生行善，救济贫苦的做法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奉寿封君邢邑翁先生九十长歌》里称赞道：“公年七十八十时，我曾两度为祝辞，今翁算十复过九，我辞三祝翁许否？济南古有九十人，辕生伏生席上珍。辕生为郎官不起，伏生授女口不真。翁今有官复有子。方瞳绿发身着紫。江南辞客久停毫，惆怅山东邢柱史。片纸真同片玉看，鸡林传宝出长安。书法妙入钟文室，骚命早陵屈宋坛。苍梧碧竹复不少，何言玉山与琼岛。人生百岁苦多愁，如翁千龄颜更好。泲园东望是蓬瀛，清浅桑田几无经。自是升平多景端，珠    已现老人星。”
       明万历十八年，神宗皇帝因为册立东宫之事与大臣们发生矛盾，神宗因为宠爱郑贵妃，就想立郑贵妃生的三儿子为太子。从而发生“三王并封”事件，而大臣们坚持立长子，神宗则以皇长子庶出，身体多病为由拒绝。在大臣们多次上疏以后，神宗仍置之不理。于慎行上疏道：“圣人举事，必须人心，人心所同，即天意所在。”“册立臣部职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违决大计。”神宗勃然发怒道“尔等职司典礼，要君疑上，混乱国本、亦唯逃责，各罚俸三月”将于慎行连同礼部的同僚一齐罚俸三个月。
       万历十九年山东举行乡试。不知为何泄露出执掌这次乡试的官员名字，御史弹劾礼部失职。神宗下诏礼部官员一律罚俸，于慎行认为自己失职，要求乞休。神宗不允。于慎行连章上奏，恳求引罪辞官，神宗批准。于慎行在回家的路途中写道“向来多远梦，从此闭重关。不似终南路。依栖慕世间。”表达了他此番辞官归家要真正耕读田园，潜心著书的决心。这是于慎行第二次辞官，这次辞官他在家闲赋十五年。
       于慎行辞官回到谷城以后，邢侗经常去东阿看望恩师，并且与于慎行四处游山玩水，饮酒赋诗。邢侗在《起居宗伯尊师于公》里写了三首五言律诗：
一、七上书移疾，三经月改弦，臣心霜露切，帝命起居骈。去任通今日，迟回易长年。独馀秋夕梦，常绕汶阳田。
二、玉体神明护，春卿礼乐需。门人方慰籍，乡思复须句。日鉴孤情剧，朝憐绝调无。寄言黄石侣，先佩赤灵符。
三、劝讲头堪白，金门隐星客。不随严子钩，已授伏生经。衮阙辛勤补，卷阿一再聆。八方怀舜德，薰吹及焦螟。
        万历二十一年（1592），于慎行邀邢侗去游虎窟洞，师徒二人在途中遇到大雨，邢侗写了一首《暮春宗伯尊师邀游虎窟洞偶雨》五言律词；
“幽洞何年辟，芳筵此时开。依希望虎啸，飒还见人来。曲细廉织合，淡深凿落催。吾师能好客。泥滑尚徘徊。”于慎行虽然是邢侗的恩师。但他的年龄只比邢侗长七岁。师徒二人年龄相仿，自然是更加拉近了师徒二人的距离，俩人名义上是师徒关系，实际上犹如莫逆之交，一切亲密无间，无话不说。
       在于慎行这一次辞官十年的时间里，师徒二人来往非常密切，书信往来也是更多，邢侗又写《再奉宗伯尊师北楼宴出鲁藩名酒又法书作》
“莫问平原饮，东阿同若何。上楼开鲁洒，中馔出齐鹾。帙散春云满，歌停堞日过。心期欣共赏，宁惜醉颜酡。”
        记述了师徒二人闲步田野。饮酒赋诗、逍遥自得的快乐生活。于慎行这一次居家很久。他除了设馆授徒以外，把大部分时间用到读书著书上来。《谷山笔实》，《读书漫录》《谷城山馆集诗》等著作都是在这十多年里完成的。于慎行明习典制。谈古论今，无所不能。他在《谷山笔尘》里记载的人物、兵刑、财赋、礼乐等等，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他记述的内阁大臣互相倾轧，腐败等事都是他本人亲身经历的，都是有根有据的。
万历三十年，邢侗的父亲邢如约去世。邢侗万分悲痛，派弟弟去东阿找于慎行给父亲写传，写了一篇《上谷城座师于宗伯》衰辞切切，刮心折骨，令人簌然泪下。
“孤侗连岁所遭值荼毒极矣，刳心折骨几不能自存。而以先大夫平生，先夫人贤德，不忍无传埽，孤抆泪以不腆之言进焉，念吾师当朝鸿钜，百代儒宗，一语嘘枯，足垂不朽……，又先大夫奉教席者且三十年，于世缔足称知己，使樽三锡，    于草茆，今则其泉下者此所用。死生肉骨，颙颙南乡而百稽上，恩觊之，曹史者也。葬期太迫，误以形家之言，为正诸不得改移，所于志撰万万不能及时。乡人之请庶几可期，石大而字亦大，拟与颜鲁公碑同制，千言上下，撮其大略足矣。欲及三月初旬付之，佳枣侈会宾也。遣弟代陈送之，血泪孤侗则于襄事后抵谷城，跪而膝席称明思，愦愦不伦，仰惟尊慈照察。
        于慎行与邢如约交往多年，他非常了解邢家的事情，他不光给邢如约写了碑文还写了《敕封监察御史庄惠先生邢公画像赞》，表达了自己对邢太公的敬仰。
万历三十三年，神宗下诏起用于慎行执掌詹事府，这个官职是负责皇后，太子生活起居的，没有实际权力。于慎行又上疏辞官，神宗不许。于慎行又连续上疏辞官，再一次回到东阿。这时，于慎行已经快六十岁了。第二年，于慎行又捎信给邢侗，约邢侗一起去登泰山。于慎行一生多次登岱，而且每次登岱都有记载，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在登岱的路途中，或是回家以后创作的，于慎行登岱山似乎是在雄伟的山涧之中寻找灵感，每次登岱都有得意作品问世，他在《登泰山记》里，对岱顶月色的精采描述道：“月出，羽人吹笙，和以歌音，极醉而返。山气懔懔，枕席皆湿，不可以寐。出立坛上，月光荧荧，星斗可拂。俯视万壑，烟云一气，茫茫正白，银海玉波，不可辩识，道家所谓三宫空洞之天也。”描写轻风渺渺，仙境若画的美丽自然景观。
       邢侗在《岁暮东阿尊师邀游东郭园亭即席漫赋》中写道：“学士池亭傍谷城，山光画面晓岚生。幽栖欲下寥天鹤，倚杖如闻上苑莺。槛外花香供酌酒，松间春籁入调笙。十年才到杨雄宅，欢极候芭更添情。”这一次是邢侗陪思师最后一次出游。
       万历三十二年，于慎行六十岁了，他的面容红润，心情愉快。在朝廷的再三召唤中，他终于写完了自己的《谷城山堂诗草》。他来到临邑对邢侗说：“此余平生所为韵语也，子其为我校之，纪之。”让邢侗给他校对和写序。邢侗愉快地为老师的诗稿进行校对。不久，是于慎行的六十大寿，于慎行的一些门生们认为甲子寿不同寻常，必须隆重地庆贺一番。他们肯求于慎行的儿子于绍元给邢侗送信，要求邢侗给于慎行写六十寿序，于绍元写信说：“诸生受于先生德厚甚深。知先生宜莫如足下，足下其为诸生飏言。”邢侗答应以后，刚刚过了十多天，东阿的报喜书又来了。紧接着，于慎行寿辰的介绍和东阿乡绅、学校联合推荐邢侗写寿序的荐书接踵而至，声称要举办隆重的庆典，向邢侗表达了真诚的邀请。邢侗不敢推辞，连忙写了《大宗伯尊师东阿于公六十寿序》，歌劳颂德，洋洋千文，对于慎行的功绩进行赞扬。
        明万历三十五年，朝廷公开推荐有声望的大臣入内阁参赞军国机务，于慎行因为德高望众被推为第一人选。神宗当即下诏于慎行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办公，成为宰相。于慎行上疏辞官，神宗不准。于慎行上任之前专程来临邑看望邢侗。于慎行随车携带六十盆菊花。师徒相见，自然是格外亲切，再者，于慎行这一次复职是宰相，这也预示着邢侗也很快就要复职了。于慎行叹道：“子是天下才，惜无人能识者”言外之意一定要重新重用邢侗。邢侗则谦虚地说：“天下才子众多，先生为国荐贤，不应该偏心自己的弟子，否则，天下人将称先生私心。”于慎行闻言更加器重邢侗，评价邢侗的人品高尚。于慎行辞别邢侗回北京以后，邢侗挥毫写下“谷城师辇至，黄花六十，色色俱足、仆报以家酿雪酒甘盛，”二十二个行书大字，记录了恩师到临邑来的这一过程。
        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慎行不幸病故于任上，临终前他写了遗书和奏疏，安排军国大计和推荐贤才。消息传到临邑以后，邢侗在震惊之余又悲痛万分，他不顾自己身患惧怕寒冷的风湿疾病，骑马前往潞河迎接恩师的灵柩，他在《又与黄抚台》中记道：“侗于正月三日裹粮北首，十七日抵张湾，侨居萧寺候谷城尊师还柩……”。在《与俞参加》中进一步说：“不肖伴护先师还榇，已抵东阿城矣。于长君迫在柩次。不肖原拟躬指，堂皇代长君有所丐请于赐坛之重，不意节旄尚在济州，是用未敢以羁旅之踪远……”。邢侗迎接于慎行的灵柩以后，一直护送到东阿，直到办理完了恩师的丧事。
       于慎行的不幸去世对邢侗的打击非常大，辞官二十多年以来，邢侗连续遭受到丧妻失子、双亲病故，亲姊病故的打击。邢侗二十几年来一直是忧闷不乐，唯一能让他感到一丝安慰的是经常能与恩师在一起饮酒赋诗。万万没想到敬爱的恩师才六十三岁就去世了，这个打击让他悲愤欲绝，万念如焚。他用饱含着血泪写的《先师谷城于文定公碑》文充满了感情，让读者无不嘘嘘落泪。他写的《祭东阿尊师于文定公文》更是郎郎上口，对于慎行的去世表达了无限的哀思。在东阿处理完恩师的后事以后，他回到临邑又写了《自东阿回祭文定尊师文》：“
        客冬送师绿洒恩州。今春迎师潞河素旒，我还我随以抵故邱，皇辍孔殿闾叹咿呦。孱侗相之惟礼是求，休阳福唐是尸厥谋。长君芃芃二连抗驺。我服加麻我怀日抽，台兄建祠作计千秋。垂当复穿侗则疾邮。暂斯告还一杯清流，师其鉴旃神弥六幽。
        邢侗又给山东巡抚黄克赞写信道：“先师文定公捐谢翟门之署，业自撤帷之辰，尊台兴言，旧雨竖谊千秋，爰有概于辅巨之重，特属材官逆之境上，旌旗在前，弓弩在后，续食县道，在所钦承高门之裔，生者、死者获保于家，秋毫皆大赐矣。厝棺之夕，辍赗临门……”邢侗为了办理于慎行的丧事，一直在东阿呆了一个多月，其中五次给黄克缵写信，请求黄克缵给于协助，每次都得到黄克缵圆满的答复和资助。
       于慎行的丧事办的特别隆重，因为他是神宗皇帝的老师，各省的巡抚都派人前来吊唁。其中有八个行省的巡抚还写了祭文或是赞文，八块都由邢侗书写上石的巨大石碑屹立在于慎行的墓前，成为百年不遇的盛事，受到天下人士的人赞叹。
       于慎行留世的作品众多，其主要著作《谷山笔尘》、《读史漫录》、《谷城山馆诗集》、《兖州府志》等，于慎行曾长年在翰林院任职，以史书为已任，每与神宗讲史，对成败得失分析精辟，有理有据，深受神宗的信任。于慎行享年63岁，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于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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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氏谷城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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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氏谷城2009

千秋流芳话邢侗

邢侗纪念馆座落在临邑邢侗公园内。邢侗纪念馆所存展的邢侗、邢慈静兄妹诗文书法作品及其上石的王羲之《十七帖》、《兰亭序》、《子昂墨竹》、《右军像》、《东坡枯木》等大量的诗书画文物，吸引了海内外客人留恋忘返。人们对他的人品、文品赞不绝口。四百年来，邢侗像一颗明珠，仍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一）少年灵慧

邢侗，字子愿，少灵慧，容峻伟。七岁（1557年）时，他的书法就剑拔弩张，神采飞扬。十三岁时作王庞楷书。十四岁阅尽家藏书卷。十五岁时，邹督学到济南看到邢侗楷书说：“此儿书法有前辈风，是天下才也。”于是，召他到济南读书，传为齐中美谈。二十四岁登进士第，殿试卷，杂用沈度等三名人数千言，一字无遗。主考官于慎行惊叹说：“徐淮以北固无此！”自此，于慎行成为邢侗的恩师。

（二）气度凛然

邢侗仪容峻伟， 声如洪钟，气质凛然。及第跨官骑马游于京都，围观欣羡的人群把道路都堵塞了。行走到西华门，看到前边一伙吏卒鸣锣开道，张牙舞爪的驱赶众人回避，是什么人这么威风？

原来是宦官冯保由此经过。当时，葛守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长，高拱为首辅（宰相）。高拱为抑制司礼监宦官冯保日益膨胀的权势，与冯保斗争激烈。而冯保依仗太后的势力，公开与高拱对抗。六岁的神宗皇帝完全听命于太后，次辅张居正借助于冯保，运用太后的权力下旨将高拱驱逐回了家。鸡犬得势，恶于虎狼，朝里文武大臣无不对冯保恨之切齿，却也无可奈何。冯保因而更加跋扈，肆无忌惮，气势嚣张。

邢侗一听是冯保，义愤填膺，当即勒马挺胸，大气凛然，高声吼道：“我是山东邢侗，怕过何人？我要叫他大太监。”冯保一看邢侗那让五岳倒倾、大江倒流的神态，只得对手下人说：“碰到这位进士，还是不要多事的好！”立即回轿改道而行。这件事，立时轰动京城，传遍全国。四方文士学子，都以和邢侗交友为荣。

（三）在官廉正

万历三年四月，二十四岁的邢侗授南宫知县。赴任前到宿安请教他的父亲邢如约，“考何为政？”他的父亲说：“我们家能温饱，不需你做官来养我，去为南宫人民谋福利去吧。”还“教之，在官廉，岁农入佐之，”即不要贪污，每年以家里农田收入供应补助你。

邢侗来到南宫，一炮打响。官方规定，县衙设两本账，一本是“官拨”，知县不得动用，否则以贪污论，直到免官；一本是“杂入”，可以机动。邢侗坐堂干的第一件事，下令将两本合为一本。表示：我绝不动用一两为己，谁敢动一两为私？这样的举动，很快传遍全县，全县上下都很拥护。在南宫，邢侗和他的家眷的生活费用悉自家中具之，不以烦邑人。即都是宿安老家供给，不让南宫负担。

（四）明镜高悬

南宫旧案堆积如山，邢侗任南宫知县后，不管大案小案一一理清。凡是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的案件，不管案犯根大根小，还是求上司打招呼的，邢侗一律不徇私情，尊重事实，秉公办理。如山积案，邢侗只用了三、五日，处理的清清楚楚。有冤者得申，有罪者伏法。涉案双方都称赞邢侗“公正清明”。邢侗断案公正神明的美誉很快就传遍南宫县和周围邻县。邻县枣强县多年难断的旧案，也请邢侗帮助去审理。在南宫断案中所得的“赎金”和粮食大部入库，以备荒年。剩余一小部分，开玉带街，修藏书楼，建学宫，救济贫困户。邢侗在南宫任职三年，考绩优良，又任职了二年，南宫实现大治，人民安居乐业，“野无不耕之田，下无废学之士。”百姓尊称邢侗为“邢父”。万历八年六月，邢侗提升到京城，当了监察御史。邢侗离任后，南宫人建“一生祠”，寄托对他的思念，歌颂他在南宫的功德。

（五）为民除害

三吴即苏州、常州、湖州一带。三吴的大盗张帮陵，以海为穴，抢掠民财，作恶多端，为害三吴百姓二十年。官府对他束手无策。万历十一年（1583年），邢侗去三吴执行公务，巧设方略，将张帮陵擒拿在案，按律在大街当众斩首。当时，一同擒拿的还有张帮陵的三个小头目，也应当杀掉。邢侗可怜他的亲友子女就把他们三人释放。为此事，邢侗受到停发三个月俸禄的处分。邢侗却笑着说：“我以三个月报酬，成全三人性命，还是上算的。”从此，匪盗灭迹，民众过上了平安日子。当时正遇上荒年，邢侗当即下令开仓放粮，事后才上报皇上。为此，邢侗被外放湖广，在转任湖广参议时，一路上所经过的地方，老百姓焚香祝送。

（六）敬人孝亲

待人亲和，孝老爱幼，和睦乡里，是邢侗的美德。若外出，在路上遇到老人或乡亲，乘则下车，骑则下马，谦和礼让，使人感动。邢侗36岁辞官。四年后，他父亲八十岁。“为中大人欢”，邢侗在临邑城东南城墙下，买下一块空闲荒旷之地。按地形特点，邢侗营建了“泲园”。园内设“来禽馆”、“犁邱台”等二十六景。泲园建成后，他的父亲已八十多岁了。邢侗让年轻人用车推着老人观景，邢侗拿着铁铣站立在一旁。每过一景，邢侗都是走在车前，用铣铲平路上的垒块，垫平小坑沟，让车平稳前行。

（七）美名远播

“来禽馆”是邢侗晚年读书写字的地方。邢侗辞官回乡后，在这里作学问、研诗文、工书画、会文友达二十六年。正是这二十六年，使他名冠九州，流芳百世。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皇上下令要看邢侗字扇。邢侗书写的字扇呈献给皇上。皇上欣赏，击节称善，命令女史学习邢侗书法，并让画士绘图记录这件事。有一次邢司马奉旨到高丽出差。高丽国有一个李状元的妻子，托邢司马给邢侗带来书信。书信中述明愿当邢侗的弟子，只恨自己是女子，不能来中国。还有一次，朱宗伯出使高丽。朱宗伯顺便带去了邢侗的两幅字，到高丽后，让人以与黄金等值的价钱买去。还有琉球岛国使者来进贡，宁愿多等几天，也要买邢侗的书法作品带回去。

邢侗书法“三至”，兼临唐宋。当时四大书法家，邢侗占首位，号称“邢（侗）、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他的文章及五百余首诗收入《来禽馆集》，抄入四库全书。

其次邢侗主修了《南宫县志》，应邀编修了《武定州志》十五卷，十万字。邢侗还创修《临邑县志》十六卷，四万字。

万历四十年（1612年），邢侗六十二岁谢世，葬于城西南大芦家村西南。万历四十五年，“来禽馆”改为堂，于邢家柳行立“太仆公祠”。

（八）酒香天下

邢侗辞官后，天下名士纷纷前来拜访。他家门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来访者，东水马龙，他家自酿“雪水莲花酒”，用来招待客人。“酿出藕花缸面碧，分将降雪百壶春。”酒质芬香清艳，成一时盛名。明万历三十五年，明神宗的老师，也是邢侗的恩师，当朝宰相于慎行上任前来到临邑。于慎行随带六十株菊花赠予邢侗。这六十株菊花，品种不同，颜色各异。邢侗以自己酿造的二十器“雪水莲花酒”回赠。于慎行回京进献皇帝朱翊钧。皇上品尝后，“雪水莲花酒”得到称赞。“雪水莲花酒”自此称为“贡酒”。明代名流冯时可、李维桢、范景文等或新缺赴任，或进京求职，或评论古今，或写字绘画，或品酒会友，争相来临邑。

现在山东洛北春集团积极挖掘传统工艺，嫁接高新技术，“雪水莲花酒”获得新的青春。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题写了“洛北春”“邢侗”商标名称。“洛北春”、“邢侗”系列白酒，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酒招天下客，香飘全中国。

于氏谷城2009

张居正与于慎行的关系

　　几年前，读过一本《张居正大传》，有件事，始终是想不太明白的：窥张居正居功至伟，何以身后会被人彻底地清算呢？张居正，明代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字叔大，少名白圭，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其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晚年主持明朝一切军政大事，“当国 ”十年余。张居正最大的历史功绩，当属其改革之举，甘为明王朝毕生奉献。其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 “一条鞭 ”法，使明王朝重获生机，因而被人誉为 “宰相之杰 ”。古人评价：“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 ”。

　　万历十年（1582年）7月 9日，张居正病故，万历皇帝曾为之 “辍朝 ”，赠上柱国、谥文忠。然而，张居正辞世后第 4天，便有御史雷士帧等 7名言官弹劾潘晟。潘晟者，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之官也。于是，清算张居正的斗争开始了。

　　此时，有人呈进了前任首辅高拱的一份《病榻遗言》（高拱是被张居正和太监冯保赶下台的），既为申冤之作，也历数张居正之过。辽王妃王氏也上奏疏，说张居正诬陷辽王，霸占王府（张居正在老家江陵住所即为获罪辽王之府），司礼太监张诚等人也纷纷出动，攻击张居正。正所谓 “墙倒众人推”，万历神宗皇帝，一个尊其为师的人，终于给张居正加上了众多罪状： “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 ”等。

　　212于是，万历神宗皇帝下诏，查抄居正之家，削尽其宫秩，录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其子其弟等，全部发配 “烟瘴地面 ”。

　　史料记载，万历神宗皇帝清算张居正是惨无人性的。继万历十一年三月，神宗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再诏夺文忠公谥，斥其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为民之后，明万历十二年四月，再“诏令查抄居正家产，司礼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橓，及锦衣卫、给事中等奉命前往 ”。请注意，张诚和邱橓，都是张居正生前的政敌，他们心狠手辣，挟私报复，都是有目共睹的。

　　张居正家远在江陵。四月诏到，当地政府即荆州府、江陵县的大员亲自到张宅封门。遥想当年，这些人吹牛拍马，可以说 “视张宅如朝廷 ”，反差之大，令人嗟叹。张家子女，全部被赶到一个没有食物甚至连一口水也没有的空屋里，不得出门。直到五月初五，邱橓等钦差大臣才姗姗来迟，打开宅门之时，已饿死十余口人。然后，又是搜检，又是拷问，应有尽有了。但是，邱橓等人还不满意，重刑拷打，非要张家人招出寄存宅外的 “子虚乌有”的 200万银两。张居正长子张敬修不堪拷问，自缢而死；张懋修投井不死，绝食又不死，侥幸保一条性命。张敬修自缢前，留下血书一封，洋洋千言，写得人心都碎了：“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 ”，他指责邱橓等人 “含沙以架奇祸，载鬼以起大狱，此古今宇宙稀有之事 ”，最后直呼 “邱侍郎 ”是“活阎王 ”，“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怜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 ”。

　　张居正共有六子一女。即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和静修。其长子张敬修自缢之后，其妻高氏，捶胸顿足大哭，几次上吊自杀未成，后竟然取茶匕，刺伤自己眼睛，左目遂枯瞎。此时，张敬修之子张重辉仅有 5岁，后在高氏抚养之下，不到 27岁也死了。张嗣修、张懋修等亦被发配到人烟稀少、瘴气充溢之地而死。张居正还有一个儿子张允修，亲见家破人亡、长兄死去，一家人受尽凌辱，亦几次寻死未成，几近疯狂。他曾经脱掉衣服，打着赤脚，在恶毒的太阳底下抱着其父的遗稿，以及他给孩子们的尺牍信札号啕大哭。不过，仅有此人，后来活到了 80岁，直到明末张献忠义军攻下荆州城，张允修才绝食而死。也有一说，此为张懋修。

　　张居正之被清算，固然有很多原因。比如，有人说张居正 “时政苛猛 ”、 “刚鸷 ”，“执事太严 ”，他以 “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 ”为原则，雷厉风行，刚正严酷，因而得罪了许多人。同朝的海瑞曾有评价，说其 “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是有道理的。也有人说，张居正曾为儿子谋前途，不惜科场作弊，据说其子张敬修和张懋修考进士的策论，都是枪手代笔的。另外，张居正还纵容家奴游七捐钱买官，谋官得势，“势倾中外 ”。不过，这些事情，不得其详。再说了，即便有之，也不足以有此下场的。

因此，清算张居正，最主要的策动者，就是万历神宗皇帝。张居正 “当国”10年，正是神宗皇帝年幼之时。张居正是有 “震主之威 ”的。其所揽之权，当然是神宗的大权，张居正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 “蔑视主上 ”。

　　据说，神宗清算张居正，首先是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张居正是神宗皇帝的老师，从小，神宗就受到张居正的严格管束。实际上，神宗看到张居正是非常害怕，即使在他即位做了皇帝，也从心底里惧怕张居正。当时，太监冯保受命照料神宗的生活，如果神宗不听话，冯保便会去报告慈圣太后，慈圣常说一句话，“要是张先生知道了，你怎么办？”可见，神宗皇帝惧怕张居正的程度。

　　其次，作为首辅之人，张居正却摆不正自己的位置。皇帝的事情，他都是要管的。比如，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 10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张居正居然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甚至要求神宗节省 “一切无益之费 ”，其结果，不仅免除了 10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了。此后，张居正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连皇帝的御服费用都要省，等等。这种锱株必较的态度，尽管 “节用爱民”、“以保国本 ”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神宗皇帝怎么会高兴呢？毕竟，朕即天下啊。

　　其三，张居正晚年权倾一时，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父亲去世，他可以不守孝，以丧服办公。这在当时，可说是不大敬的事情。但是，张居正不以为然，居然还廷杖、贬斥甚至流放反对其遵旨 “夺情 ”之人。可是，一年之后，张居正又请假回原籍安葬父亲，一走 3个月。张居正带随从和护卫还乡，地方大员郊迎郊送，送尽赆仪和奠金，江陵城更是倾城出动，葬礼空前盛大。其回京之时，皇帝和两宫太后，居然都要派员郊迎，其礼数，已不是所谓的恩宠概念了。皇帝嘴上不说，心里则是不悦的。当然，神宗皇帝最爱不了的，就是张居正晚年的干部任用，其升贬官员，多凭个人好恶，不例循旧制，甚至根本不征求皇上意见。这还了得！不过，张居正活着，神宗心底惧怕，阴影在胸，自然不敢有什么动作。

　　张居正一死，神宗虽说还装模作样地大哭了一场，可是他很快就擦干眼泪，开始报复了。他积聚了十几年的不满和怨恨，突然爆发。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从张居正任用的干部开刀的。什么事儿解恨，他就怎么干。于是，张居正一家就入地狱了。

　　据说，张居正遭清算，整个万历一朝，咸有人为此鸣冤的。仅有一个叫于慎行的大臣，曾给办案的邱橓写书一封，洋洋千言。其中有一段话，很是值得深思：“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 ”。其实，历史之遗、官场之中，这种事还少吗？“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 ”，政治这种事，大抵都是会玩过头的。

　　有意思的是，于慎行当年是张居正选定的帝师之一，却曾在 “夺情 ”事件中得罪张居正而受到排挤。正是这个人，却敢担生命之虞，不计前嫌，公开站出来为张居正主持公道。此后，明朝又有两个皇帝，“渐进式 ”地替张居正平了反，这就是天启二年（1622）的明熹宗，以及崇祯三年（1630）的明思宗。而其时主张替张居正平反的大臣，比如，礼部侍郎罗喻义、左都御史邹元標等人，有的受过张居正的贬斥，甚至被张居正打断双腿终生残疾，但是他们都没有公报私仇，依其政治品格主持公道。这样的人，都是值得称道的。

　　张居正一家被清算了 4个月。他的家产被没收。仅有其 80岁的老母，据说获空宅一间，田千亩，以此体现 “皇恩浩荡 ”，其被没入的财物，计 110抬，全部运送进京。不过，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远远不及太监冯保家中查抄的财产。这一点，万历帝也是有点失望的。

于氏谷城2009

作为改革家与政客的张居正

编者按：有关晚明首辅张居正的故事，一直是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张居正的形象也大多是正面的、完美的，他扭转了明朝后期持续颓靡的局势，营造了明史上最后一段辉煌。但为什么张居正病死后，其家被抄，其子自杀，其功绩也被全盘否定？对此，樊树志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威权震主。不仅如此，樊教授还从多角度、多侧面、立体审视了历史人物张居正鲜为人知的“灰色的”一面。


既是改革家又是政客


　　张居正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人所共知。张居正既有改革家的一面，又有政客的另一面；既有公开示人的一面，又有隐私的另一面。


　　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他的改革成就，连提倡“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都难以比肩。因为他不像王安石那样，把《周礼》作为理论根据与出发点；而是秉承法家“不法古”、“不循礼”的作风，革故鼎新，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他首先从政治改革下手，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改变官场流行的颓靡习气——“一味甘草，二字乡愿”（这是海瑞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表述：“医国者一味甘草，处世者二字乡愿。”甘草医不好病，也治不死人，死马当活马医，能混一天算一天；乡愿者，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力求构建“朝下令而夕奉行”的氛围，使得“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然后才有可能大力推行财政经济改革，清丈耕地，整理赋税，把隐匿、逃税的耕地清查出来；继而把在南方部分地区出现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使赋税和徭役货币化，人头税向土地税转移。


　　他以理财家的独到眼光，在财政经济改革中，强调“不加赋而上用足”（不必增加赋税而使得国库充裕），为此两手并举：一手是“惩贪污以足民”；另一手是追查逃税、漏税，增加国库收入。这比那些只会仰仗加税来解决财政赤字的理财家高明多了。


　　这是他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明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既肯定他的改革业绩，也指出另一面：“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这十六个字，刻画的就是一副政客面貌。当时的一位言官江东之对他的批评，也有类似的概括：“才太高，性太拗，权太专，心太险。”张居正这个铁腕人物，在权力斗争中，常常不择手段，他的口头禅是“嫌怨有所弗避”、“不拘泥于常理”。这种政客作风，在“附保逐拱”与“王大臣案”中，流露得淋漓尽致。


　　隆庆皇帝去世以后，内阁首辅高拱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之间的权力争斗白热化，高拱发动言官弹劾冯保，企图罢黜司礼监，把权力收归内阁。在双方的权力博弈中，张居正的动向是举足轻重的，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同盟军。按理说，作为内阁次辅，他应该全力支持内阁首辅，打击太监势力，加强内阁权力。然而，张居正的考量非常功利主义：如果支持高拱打倒冯保，那么他依然是第二把手；如果支持冯保打倒高拱，他就可以由第二把手上升为第一把手。于是乎，他表面上敷衍高拱，说什么打倒冯保就好比除掉一只死老鼠那么容易。暗地里，他与冯保密谋策划，把高拱在内阁中的牢骚话：“十岁孩子如何治天下？”叫冯保告诉隆庆皇帝的遗孀——皇后与皇贵妃以及小皇帝，利用他们的孤儿寡母心态，除掉高拱。


　　直到御前会议之前，高拱还以为张居正是支持自己的，今天的会议一定是宣布冯保的垮台。结果恰恰相反，太监宣读的“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指责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这份皇后、皇贵妃与皇帝联名签署的圣旨，以不容争议的慎重态度，宣布对高拱的处分：“回籍闲住，不许停留。”罢了他的官，必须立即离开北京。


　　这就是所谓“附保逐拱”（依附冯保驱逐高拱），人们领教了政客的手腕。



打击对手冷酷无情


　　至于“王大臣案”就显得更加荒唐了。高拱被罢官后，冯保害怕他东山再起，一手策划了“王大臣案”。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清晨，皇帝上朝的轿子刚刚抬出乾清门，“警卫人员”抓住一个打扮成宦官模样的刺客，从他身上搜出刀、剑各一把。张居正与冯保密谋，诬陷高拱是幕后指使人，用他的话说，就是“借以诛高氏灭口”。冯保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东厂总督，一手包办对刺客王大臣（本名章龙）的处理，用升官发财为诱饵，炮制假口供，牵连高拱。


　　这一事件闹得朝廷内外沸沸扬扬，大多数官员认为，高拱虽然作风跋扈，但不可能作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来，要求张居正悬崖勒马。张居正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转弯，听从吏部尚书杨博的建议，派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与冯保一起“三堂会审”。朱希孝事前已经查明，王大臣提供的是假口供，要王大臣在会审时如实交代。


　　冯保满以为会审是稳操胜券的，结果大出意料。于是匆匆判处王大臣死刑，顾全了冯保和张居正的面子。


　　时过境迁，张居正与朋友谈起此事，居然振振有词地说，他是一向反对牵连高阁老的；由于他的鼎力相救，高阁老才逃过一劫。奇哉怪也！看来政客的言论，往往需要从反面去理解，才能识破事情的真相。


　　张给人的印象，道貌岸然，气宇轩昂，他身材颀长，美髯及胸，加之身居高位，办事雷厉风行，让人感到不怒而威。这是公开示人的一面，他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有人或许会问：张居正究竟是一个贪官还是一个清官？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路未免简单化。我只能说，他既不是严嵩那样的贪官，也不是海瑞那样的清官。在贪赃枉法、贿赂横行的官场，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他善于敛财，却不随便接受一般官员的贿赂。辽东总兵李成梁，由于他的提携，获得朝廷的嘉奖，特地派人送来大批黄金、白银，张居正婉言谢绝，便是一例。可见他不像严嵩那样贪婪。但是他也不像海瑞那样“两袖清风”，死了连丧葬的钱都没有，是朋友帮助殡殓的。据王世贞说，严嵩的抄家物资，十分之九进入宫廷，以后又陆续流出，其中最精的十分之二为张居正所得。这种情况非熟悉内情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张居正是一个好色之徒。他致死的疾病公开的说法是痔疮，其实不然。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说他的病根：“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说：张居正“以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天遂不御貂帽。”原来道貌岸然的首辅张大人，是一个好色的登徒子。因为“多御内而不给”，大量服用房中药，再用寒剂来排泄燥热，不仅损伤脾胃，而且慢性中毒，毒性已经进入头部，即使治好了痔疮，也难免一死。他的管家亲信游七，投其所好，专门收罗各种房中药，供他纵欲。野史说，戚继光给他送来两名“胡姬”（少数民族美女），也是投其所好。这一面以往很少提及，大概是为尊者讳吧。其实这是晚明上流社会的普遍风尚。



悲剧根源是威权震主


　　张居正卓有成效的改革，扭转了持续走下坡路的颓靡政局，营造了明朝历史上最后一段辉煌，彪炳于史册，有目共睹。甚至对他有所非议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对于他死后遭到彻底否定，而耿耿于怀，说道：“江陵（指张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这段话是值得细细琢磨的，他把“宰相之杰”与“身死之辱”，用“故有”两个字联系起来，说明其中的必然关系，难道是因为他做得太杰出了，终于招致“身死之辱”吗？做得太杰出，有两种含义：一是“功高盖主”，二是“威权震主”。张居正两者兼而有之。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时，万历皇帝是一个虚岁十岁的孩子，他的母亲（当时的皇贵妃，后来的慈圣皇太后）把辅佐和管教小皇帝的双重责任，全权委托给了张先生。在皇帝心目中的张先生，以首辅兼帝师的双重身份，代替他来摄政。无怪乎张居正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非相，乃摄也。”意思是，我并非一般意义的首相，而是代替皇帝摄政的人。所以当时人说，张居正“相权之重，本朝罕俪”，原因就是“宫府一体”，宫廷和政府大权集于一身。


　　一些官僚深知其中奥妙，对他拍马奉承，企图获得青睐、升迁。有人制作了黄金对联：“日月为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把“太岳相公”（张居正号太岳）和“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是十足的“僭越”，张居正却安之若素。他从北京回家乡江陵安葬父亲灵柩时，有一个官员送给他一座硕大无比的轿子，前面是起居室，后面是卧室，边上有走廊，简直是“一室一厅”的活动房子。皇帝的出巡也没有如此排场，张居正却坦然受之。


　　难道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功高盖主”、“威权震主”吗？那倒也未必。他回到江陵举行父亲葬礼时，皇帝接连发出三道诏书，催促他尽快回京。湖广地方官以为是乡梓的无上光荣，建造了一座“三诏亭”，以资纪念。张居正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清醒地说，建什么“三诏亭”，多年以后不过是一座普通的凉亭而已，到那时我恐怕连居所都没有了。这是他的忧患意识，他在给湖广巡抚朱琏的信中，吐露了内心的忧虑，由“三诏亭”联想到“威权震主”者的下场，说了一句令人瞠目结舌的话：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顾命大臣霍光终于难以避免灾祸。


　　霍光如此，更早的辅佐成王的周公也是如此；张居正是如此，此后辅佐顺治帝的多尔衮也是如此。


　　原因何在？任何一个帝王，都不能容忍首席大臣的威望与权力凌驾于自己之上，使他感受到震慑，除非他是白痴。



两次请辞未获批准


　　像张居正这样精通权术的人，当然也担心代帝摄政没有好下场，在他权势显赫的后期，向皇帝提出辞职，希望急流勇退。汉朝的张良，明朝的刘基，功成名就以后，急流勇退，显然是一种谋求自身安全的策略。张居正也想自谋安全，万历八年，向皇帝呈上《归政乞休疏》，透露了自己内心的惶恐：“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如果继续硬撑下去，干得好，无非锦上添花；干不好，中途翻车，前功尽弃。这样的话从一向无所顾忌的张居正口中说出来，是不同寻常的。皇帝不可能理解张先生“骑虎难下”的忧虑，毫不犹豫地驳回了“归政乞休”的请求。


　　张居正再次“乞休”，他向皇帝进一步袒露心迹，说：八九年来“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每一天都惴惴不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还说了一句令人惊讶的话：“恒恐不保首领，以辱国家”——恐怕保不住自己的脑袋，给国家带来耻辱。


　　皇帝接到张先生的第二份奏疏，有点犹豫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没有感受到张先生的“威权震主”，他何尝不希望张先生早日“归政”！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一切听凭母亲与张先生安排，如今张先生要“请长假”，必须请示母亲。没有料到慈圣皇太后态度坚决而恳切地挽留张先生，对儿子说：让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


　　张居正想急流勇退，没有成功，固然与慈圣皇太后的挽留有关，也与他自己没有固执己见、坚持到底有关。他太贪恋权位了，内心深处实在割舍不下位高权重所带来的一切，“视富贵如浮云”，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他至死也没有急流勇退。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使得皇帝的亲政提前到来。皇帝既然亲操政柄，必须消除笼罩在他头上十年之久的张居正阴影，否则无法树立自己的威权。首先要除掉与张居正结成权力联盟的冯保。仅仅六个月后，皇帝就指责一向被他看作亲信的冯保“欺君蠹国”，本来应当处死，念在先帝顾命大臣的情分上，从宽发落，到南京去赋闲养老。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于是掀起一股声讨张居正的浪潮。在皇帝眼里，原先与他联手缔造新政的功臣，一下子变成“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的奸臣，本来应当“断棺戮尸”，“姑免尽法追论”，但是必须“抄家”，从政治上彻底否定张居正。他的长子张敬修受不了主持抄家的刑部侍郎丘橓的严刑逼供，自缢身亡。临死之前悲愤地喊出了：“丘侍郎，活阎王！”


　　张居正死后的悲剧是令人感慨的，根本原因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死后功绩被全盘否定


　　张居正死后，最值得注意的政治动向，是他一手提拔的副手张四维、申时行的“反戈一击”。


　　冯保企图让退休的礼部尚书潘晟出任内阁首辅，让张居正作为遗言向皇帝提出，皇帝起初接受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如冯保希望的那样发展，由于张四维、申时行策动言官揭露潘晟的劣迹，皇帝遂收回成命，令潘晟“着以新衔致仕”。后来言官们对冯保的弹劾，也是张四维、申时行导演的。他们虽然是张居正的亲信，但是对他的改革措施过于“操切”，有所不满，希望在他们执政的时期，宽大从事，不再深求苛责，可以稍安人心。


　　皇帝与内阁在对待张居正问题上，态度如此合拍，预示着新的政治动向：张居正时代已经悄然落幕！


　　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有时确实难以低估。假如张居正、冯保仍然在政治舞台上，其他人要想改变万历十年以前的政治走向，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此时此地，早已今非昔比，张、冯二位令人望而生畏的铁腕人物，一死一去，皇帝挣脱了钳制他的大手，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主持内阁的张四维、申时行，极力与张居正划清界限；长期受到压制的言官如释重负，抨击张居正，政治形势剧烈动荡。


　　皇帝关于查抄张府的圣旨，在朝野上下引起巨大震动。一些清醒的官员希望皇帝冷静、宽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曾被张居正打压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力排众议，挺身为张居正讲几句公道话。他批评皇帝对张居正的惩罚过于严酷，必然使得今后内阁大臣产生恐惧感，手足无措，形成政治后遗症。


　　皇帝根本听不进去。


　　原任礼部尚书，后来升任内阁大学士的于慎行，和赵锦一样，都算不上张居正的亲信，当年“夺情起复”时，他和同僚反对张居正的做法，受到张的谴责，被迫辞职。张死后，他重新被起用，得知查抄张府的消息，不计前嫌，写信给主持抄家的丘橓，对官场的世态炎凉，刻画得入木三分。他说：张居正“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在他掌权时，“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他死了以后，“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都不是实情。《明史·于慎行传》提到这封信，给予八个字的评论：“词极恳切，时论韪之。”可见，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讲这样的大实话，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张居正的悲剧，无疑是一桩冤案。天启二年，熹宗皇帝给张居正平反；崇祯三年，思宗皇帝给张居正的后人平反。为什么？因为大明王朝行将就木，为了挽救颓势，朝廷需要张居正那样的铁腕首相再度出来，力挽狂澜。


　　人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启迪良多，最值得回味的莫过于海瑞对张居正的评语：“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在海瑞看来，张居正善于为国家谋划，不善于为自身考虑。实在是深得其中三昧的精彩点评。《明实录》讲到张居正的功过是非时，也这样说：“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人们当然希望政治家“工于谋国”，并不希望他们“拙于谋身”；希望他们“功在社稷”，并不希望他们“过在身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拙于谋身”或“过在身家”呢？确实值得深长思之，这也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了。

于氏谷城2009

官宦世家，谷城望族

古东阿县城（现东阿镇），为春秋时谷城旧地，是齐相管仲的采邑。[汉书].[水经注]等均记载谷城有三归台,现遗址尚存。[左传]记载，齐鲁等藷诸侯国多次在此期遇、会盟。汉设谷城县。张迁曾在此任谷城长，故有著名的张迁碑.谷城山即今黄石山。秦未隐士黄石公圯桥授书后，居于此，更名黄石山。明洪武八年，因黄水为漶，东阿县迁于此至解放初。于慎行以家乡居此而引为自豪，所以他的诗集、文集等多以“谷城山”为名。此时的于氏家族因世代为官，又出了于慎行这位阁老爷，使于氏家族声望达到顶峰，也成为当地之望族。于氏祖居登州府文登县赤山盘龙村，于明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三年）由一世公于深迁东阿杨柳渡(东阿县杨柳乡)，即现黄河西东阿县杨柳渡，因是始迁之祖，后世故称一世公。于深生子于忠，为于氏二世公。字楮村，为邑三老。于忠生三子，长隆、次盛、三时。于时号翠峰，封寿官赠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后长住云翠山下。此后，于氏家族便迁于黄河东居住。于时为人忠厚，乐于助人，深得乡里称颂。于时为于慎行族支的三世公。于时生五子，长子于玺，次子于壁，三子于莹，四子于瑶，五子于仳  ，字子珍，号册州，自幼聪惠。曾在副都御史刘隅等所办的东流书院读书。十三岁即考取庠生。又补廪生，后又在山东生员竞考中获第一名。被称为神童。十七岁中嘉靖戊子科举人，任许州知州，服阕宁、靖州知州。因他判案公道，断案如神，又体恤百姓，并亲到民间放赈救贫，众皆交口称颂，三年后升平凉府同知。又三年后，因政绩卓著，再升庆阳府知府。累赠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后谢居家园。其原配便是刘隅兄，进士刘田之女，诰封淑人。生四子，长子于慎动，次子于慎思，三子于慎言，四子即于慎行。于仳又娶一侧室黎氏，生五子于慎由。

    这个时侯的于氏家族，可以说是自他们迁居东阿以来至今六百余年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创造这个辉煌家族史的主要人物就是于慎行父子、兄弟及儿侄等几代人。最使于氏后人引为骄傲的当然是于慎行。至今，他的后人均尊称他为“阁老爷爷”，各地族系的族长们每到过年仍把阁老像请出，供奉。除于慎行外，于氏其他显赫人物也使于氏家族如锦上添花。

    于慎行父亲于仳已解绍。于慎行长兄于慎动，字无咎，是他弟兄五人唯一居家为农，料理于家农事的。性静儒雅，喜泉水，号阜泉，晚年筑屋山水间闲居，赐礼部儒士，受乡人尊敬。配陈氏，六十一岁卒，生三女。二兄于慎思，字无妄。受其父影响，少年负志，博览群书，尤爱兵家著论，且记性极强，过诵而不忘。家居东阿西济水与大清河交汇处的王庄，即现班鸠店镇王庄。曾随父戎边。受大中丞张子立青睐。十九岁入乡试时，因考场兵备森严，强令考生解衣光脚，视考生如犯人，因而恼怒，从此不再科试。万历十五年，于慎思入京师，居于慎行官坻，“欲试词林游太学，”不幸逝世于京师，享年五十八岁。朝中各部，皆去挽吊。留有著作《庞眉生集》，于慎行为其作序。所作《石淙记》、《游监山记》，是描写洪范山水的好文章。因他钟爱褚村石淙景致（即今洪范镇纸坊村东南），特在此构筑别墅，会四方文人墨客赏景赋诗。于慎行也常到此处闲居。于慎行《夏日过二兄石淙别业二首》中赞其景致道：“桃花落尽武陵溪，碧草芊芊岸柳齐。洞口主人今不在，青山如画鸟空啼。”至今石淙遗址尚存。元东平路严实书“石淙”二字尚存。于慎行的同窗挚友，万历进士，累官大理评事，工部尚书的朱维京（字可大）题写的“石淙漱玉”犹在。于慎思配陈氏，生一子于綮、庠生。綮生一子名元广，庠生。

    三兄于慎言，字无择，号冲白。十四岁，入省试，虽御史赞其文，但参政万豫章，见其年青不予入取。后又赴省闱，被举为高魁。十七岁中嘉靖壬子科第八名举人。未入仕，后因会试落榜，心情怨愤，年二十九岁卒。著《冲白集》传于世。娶李氏，生二子，长名系，庠生。次子名绍，附贡授河南开封府经历。绍子鸿勋，拔贡，授推官，改授知县，赠文林郎。

    于慎行，字无垢，十四岁，试童子科，六人为首。十七岁入进士弟，授翰林院庶吉士，破格授翰林院编修。擢升经筵日讲官，后累升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万历三十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著有《谷城山馆文集》、《谷城山馆诗集》、《读史漫录》、《谷山笔麈》、《兖州府志》、《东阿县志》等百余卷留世。他娶妻秦氏，累封淑人。关于两人婚配，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泰安萧大享所撰秦氏墓志铭中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说秦氏父母在一天同时做一梦。梦见“五色云中有两锦衣儿，同乘一龙而翔天际，下立一朱衣指以示翁媪，此而女而婿也，寤,各语其梦，益异焉，朔明,保母抱文定公过其门，翁出谛视之,曰，“何似吾梦中乘龙儿，亟缔姻焉。”不必去追究秦氏父母做梦的真假或是古人迷信与否，但必须相信秦氏父母的眼光，一是夫妇俩从襁袍中就看出于慎行准有出息。二是借老天授意想攀于氏高门而动了心计。反正把女儿嫁给于慎行准能大富大贵。事实也是如此。天作之合，于慎行十七岁，便娶了秦氏。这位秦氏夫人十分贤惠，对于慎行体贴备至，家中内外大小诸事，都有她操劳，于慎行求取功名，入朝为官，与她的辛劳是分不开的。秦氏恪守夫唱妇随，随夫入朝，归家里居皆无怨言。于氏族谱没记载秦氏生子，墓志铭记载有一女，嫁与布政使乔学诗之子。其子于纬是继子。是于慎由次子过继给他的。在那个封建时代，于慎行竞未续娶，可见其品德之高尚，也可见他与秦氏感情之深厚。总之，两人实为美满婚姻。

    于纬，字长文，号小谷。从小受于慎行熏陶，又在秦氏的教养下：能“继文定公志。”为中书舍人，历户部主事员外郎，广州雷州知府。配王、梁、郝氏,生三子。长子元煐煐英，字伯彦，官生。任河南南阳府通判。娶于慎行门生，大书法家邢侗女为妻。住谢庄村。次子元煜，字郎叔，号认斋。恩贡，任山西崇信县知县。广西上恩州知州。住现洪范镇纸坊村。

    于慎由。于慎行同父异母弟。黎氏生。字无欺，廪生，赠户部郎中。住东阿县单庄乡东于庄村。生于嘉靖二十九年，卒于万历十四年，妻李氏，生二子。长子于绶，字印台，庠生。初封常州通判，再封顺天府通判，三封刑部陕西刑部司员外郎，四封刑部四川清吏司郎中，诰封奉政大夫。配赵氏，生五子。长子于元景，字伯荣，别号斐然，以廪例贡，任福建邹武府通判。升顺德府长吏。次子元烨。中书舍人，历迁常州、顺天二府通判，刑部员外郎中，莉平府知府，兵部尚书兼七省督师，赐尚方剑终殉国。三子元美。字魁人，京卫、京历。四子，元煦，字季和，以廪例贡，任广西隆安县知县，升桂林府兵巡道终检查司。绶五子元昆，庠生。

    于慎由次子于纬，嗣于慎行，已介绍。

    在此仅解绍于慎行前后四代人身世，其他不再一一赘述。仅此几代人，足显于氏家族之显耀。在其后至今的三百多年中，于氏后裔未达到于慎行及父子兄弟们的显赫地位，但也不乏官宦、学者、名士之辈。据统计，明末至清，八品以上入仕为官的如：奉政大夫、知县、文林郎、鸿卢寺，六品军功、修职郎，登士郎，奎文阁典藉，圣庙书写官等共二十八人；把总，拔贡，文武庠生、廪生等55人；太学生、儒学训导、奉祀生、贡生等五十一人。民国时，入南京武备大学学习，后升军官及在直鲁军任军官等三人。新中国，有在领导岗位上任地区专员，主任，公安局长，黄委等中高级干部，又有世界文化名人，众多大学生，工程师、军官、军医等，可以看出，受其祖上遗传，以文职为多。于氏家族主要以于慎行兄弟五人为族系，经三百余年世道变迁，迁徒，分布于北京、天津、东三省、广东、广西、贵州、河南等十几个省市，山东省几乎遍布十几个市县。主要以济南、泰安、聊城、菏泽为最多。而于慎行直系后裔以东阿镇、洪范镇为最多。于氏可谓家族兴旺，人才辈出。

    显示于氏家族荣耀地位的建筑标志是原东阿县（今东阿镇）古城内的于阁老府及其御敕建筑，以及于氏前后茔地、于慎行神道碑。

    东阿县以狼溪河横穿其中而分东西两城，形成“东阿县城两半，狼溪河中间串”的美景。东依少岱山，东北、西南，分别有黄石山、狮耳山拱卫。于阁老府座落于狼溪河东古东阿县衙南，武衙门街前，总占地二十余亩，分前后于街，于慎行府坻即在前于街中部。单脊挑檐的大门，左右两块上马石，饰花卉等浮雕。五级台阶。宽厚的木漆大门，雕有花卉纹饰，门上匾额雕刻：“黄阁调元”四个大字，大门内迎面是影壁。前院内北屋即正厅，三楹，单脊青瓦，全是砖、土、木结构，墙是里生外熟，即外墙用砖，里皮用土坯垒成。正厅是于慎行会客迎宾的地方。客厅正面墙上挂万历皇帝亲自书写的“责难陈善”木匾，是因为于慎行“不善临池”并向万历说实话，万历褒奖的。显示了于慎行诚实品德，曾哄动京师，永为荣耀。

    过二门入后院，于慎行夫妻和父母卧室及书房都在此院。于氏其他族人居住在阁老府东与西面。

    于氏祠堂建于阁老府后,祠堂内有乾隆时家谱碑三块，于氏自迁东阿以来的族人皆刻其上。此处还有两座御敕石坊。一是万历皇帝为于仳  侧室黎氏夫人敕建的，曰卽《千秋著即  蔇》。另一座碑坊是崇祯年建，曰：《三世承恩》，是恩封于慎行，于慎由，子辈于绶、于纬，孙辈于元  憬，于元晔三代及其夫人们敕建的。

    在西城，还有几座石坊。一是万历十八年，为于纰敕建的《玉堂振藻坊》.永济桥西，为于慎行敕建的《宗伯坊》；城北门为于慎行敕建的《黄阁调元坊》。另外，还在黄河西杨柳渡为于氏敕建了《于氏始迁坊》。

    这些古建筑，几百年来，不但记载了于氏家族的光荣历史，显耀地位，也极大丰富了这座古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内涵，从而提高了它的地位。以至成为古代至解放初鲁西南一带的名城和商阜重地。遗憾的是，从公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至今，于阁老府及其建筑随着这座古城一年一年逐步被被毁。幸运的是，《责难陈善》匾虽然在“文革”时被村里的付业组当作案板裁剪衣服，字有损害，但该匾仍被村里老妇女主任保存下来。今天阁老府坻已被夷为平地，种了粮菜瓜果，更幸运的是，两扇大门被当作屋梁被人盖在屋内，《黄阁调元》四字尚存。二门西望柱尚存，原于氏祠堂内的家谱碑，还在原地子然而立，她们和永济桥，东城门一起，象几个失去家园的孤寂老人，昼夜默默地看着狼溪河水缓缓流去。

    于氏祖茔，最初是于时（于慎行祖父）的长子孙于忠从杨柳渡迁至今洪范镇谢庄村前的，今叫后于林。于慎行辞官里居后，用朝廷赐给他的金币重新修建的，除于慎行外，于氏家族一应人等皆葬于后于林。于慎行为他祖上修了坟茔，拉了林墙，植了松柏树，祖茔立有御敕牌坊《龙骧世袭》。现在的于氏祖茔已全部毁坏，地上建筑已荡然无存，只有于  仳、于暨元等墓志铭存于于氏后人家中，茔地被毁前，归谢庄村于氏后人管理。

    于慎行墓地，在祖茔前。是于慎行死后万历皇帝敕建的，占地60余亩。所葬全是于慎行后代。归纸坊村于慎行后代管理。叫前于林。

    于慎行墓地，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墓前甬道两侧，立有石俑，石马、石羊、石虎和华表各两对，华表上雕有望天吼。石刻形态逼真，惟妙惟肖。墓地前门外有两高大石狮，雕刻精细。生动逼真。前门外还各有两块石碑，东阿县令监立，东边碑额书“恩光金壤”，西边碑额书“崇溢春秋。”墓前建《帝锡玄卢》坊一座，并刻有万历御书“责难陈善”四字。石坊两边立有十三块碑，每块碑皆在前文刻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应为圣旨碑，其中有一块无字碑，据说是传圣旨碑，即圣旨来后，挂于碑上。《于文定公墓碑》由邢侗书写。墓内除去植柏树等外，万历还御植白皮松五十九棵，此种松树为希有树种，至今仅存44棵，在全国仍属集中面积最多的。

    该墓地有如此大的规模，是万历恩准，并按一品官例给他这位教师建的，当时并派刑部郎中金继震等亲自护送。工部侍郎刘元霖奉旨遣通政司在右通政王永光亲自建造。于慎行的得意门生邢侗在于慎行死后，帮着求敕，求谥及办理丧葬诸事，于慎行墓地及神道碑刻多由他书写，直到把墓地建筑全部完成。

    于慎行墓地这座御敕园林，除曲阜孔林.邹县孟林外，在鲁西南一带是很少见的。它和阁老府一样，显耀着于氏家族的地位。几百年来，是来东阿洪范一带游赏者的必游之地。但是，它的命运与阁老府一样，也是毁于轰轰烈烈地“文革”时代，但它没毁于当地造反派的手中，却毁于远在百里之外的聊城师范的“革命小将”手中。倾刻之间，这位阁老爷就被撒骨扬坟,园内石刻全部推倒。除去当时的大趋势，“革命小将”可以易地革命的原因外，于林被毁还有两种传说，一是于慎行当年得罪了人，他的后代进行报复。二是文革前，聊师的学生来于林游玩，摘了一些松壳、被看林人训斥，学生借机报复。所幸的是，前大门基本保留。于慎行夫妇墓志铭几经磨难未被破坏，他是被于慎行的第十九代孙于庆坤等在当时施巧计保存下来的。于慎行墓地被毁后，全部石刻被用来修桥和垒石渠，大都破成石料，分为碎块。为了保住墓志铭不被毁坏，于庆坤等便想出一条巧计，请当时任洪范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高长齐（属东方红造反派头头），在墓志铭背面写上毛主席语录，这样，谁也就不敢毁坏了，高长齐的毛笔字写的不错，他欣然同意，挥笔便写下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地动力''。果然，建桥时没有人敢砸一锤。在桥上多年，完整的保存下来。与其说当时高长齐是显示自己的字写的好，不如说，是他做人的良知，使于氏夫妇墓志铭这件文物保存下来。他与于庆坤等应千古留名。于氏夫妇墓志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修桥时，有民工欲把它们解成小块石料，又被当时曾当过民办教师的民工拦住，并给民工讲了它的意义，民工们主动找拖拉机把它运到洪范乡政府，现保存于洪范池内龙王庙廊檐下。于氏夫妇墓志铭是曾任首辅的叶向高撰文，它保存下来，为研究于慎行生平提供了重要资料。原来的五十九颗白皮松，现仅剩四十四棵，仍枝干挺拔茂郁葱翠，向今人昭示着，这里就是近四百年前于阁老墓地。

    坟茔等被毁后，墓地内陆续建起了供销社、粮所、预制件厂.粉房、食品站等。

    近几年来，当地政府结合洪范山水旅游，欲把这处文物古迹修复起来。经过努力工作，供销社、粉房等陆续迁出，现已修复了部分石刻。但愿这座御敕园林能恢复旧貌，以告慰于阁老在天之灵。并希望它重现昔日光彩，为现代文明服务。

    显耀于慎行地位和为他扬名的另一个重要古迹，就是立在现旧县乡古御道[现二二零国道]旁的于慎行神道碑。就因为它立于古御道旁，几百年来凡到过东阿县的官员、名流、文人、商客等，都要观瞻此碑，并惊叹不已，津津乐道，因此也使此碑闻名遐迩。该碑的高广创中国碑刻之最，“文革”时被毁。据当地人或当年毁碑人回忆，该碑高约十八米左右，宽约一米八，厚约六十多公分，这在全国是极为少见的。碑额书“大明”二字，碑文为：“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谷山于公神道。”字为大书法家邢侗所书，万历皇帝敕建。建造如此大的神道碑，足见万历皇帝对他的这位老师的尊敬，也是对他老师的一生功绩的肯定。于丗家族,谷城人的骄傲

于氏谷城2009

谷城于氏宗派修谱题辞

登文堂

宗派题辞：

于氏先世登州文登人也明洪武二十五年一世公深迁於东阿之杨柳今三百余年矣恐世远年沿支派莫考今将各支祖先列於上各支子孙随於下序次详明昭然易辨一展卷而较若列眉其益於后岂鲜哉且内所载者俱系本宗的派凡非一脉相传者一名不录诚以箕裘之绪原非可以殉情而伪为者也即后日在有重修者亦当仰体前人深水源木本之思断不可不抱养一概列名於上致宗派紊乱使宗公怨恫於九泉也慎之

大清康熙五十三年仲冬上浣           吉日刊



重修族谱序：

   家之有谱所以明一本教亲睦也，世或目为具文略焉，不修迨分派远宗系无徵往往庆吊不闻往来不通甚至尊卑易位同姓为婚相视如路人焉试思此视如路人者其始固兄弟也兄弟本一人也夫以一人之深而至相视如路人亦大可慨矣我于氏自文登迁居以来四百余年时历两朝代凡十五随盛衰不一而的派相传昭然可考其不蹈世俗之讥者凡以斯谱之存而世世动修於无替也老泉云观谱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此物此志也今复修订以贻来序次一遵先人胪列皆属一本亲睦之意今之昔窃愿后之视今也

大清乾隆五十七年花月吉日重修



夫谱何为而修乎曰敬宗也曰收族也夫敬宗收族而必载其母氏者何曰身之所自出自外而内也亲也而不载其女氏者何曰已之所出自内而外也疏也明乎此则修谱之意思过半矣至本宗的派与寄生螟嗣之辨前已悉言之又何多赘焉

时

道光拾年岁次庚寅月重修



夫家有谱无异水之有源无源则川流易竭家无谱则宗派难言我于氏之谱修自康熙之岁沿及道光之年载末二百绪经再三创者弗惮心力之劳恐紊流派述者愿效笔墨之力不忘渊源至今先人遥迈子孙蕃衍载方四十人添数千苟不编次听其流传先人有绝绪之恫后世多渎伦之嫌於是族中共同议论遵式重刊非谓后人之能述聊延先人之一线是以为序

         时

同治十二年岁次癸酉桐月重修谱序



凡著书立论不可无序无序则其意不详我于氏之谱前辈序之详矣始则曰凡非一脉相传者不录示人不乱宗也继则曰尊卑易位同姓为婚示人之知无谱之可恫也再者曰敬宗收族示人之无报本追远以亲九族也余之前序亦曰家有谱无异水有源示人知万殊归於一本也今又何言哉虽然亦不可无序夫谱自始祖蝉联而下其法甚善其式宜遵但恐年远代繁而长科难容望后之修谱者自始祖起至十四世止至止之世但书其名不书其所配某氏所有几子作为上卷至下卷仍至十四世起则书其所配某氏所有几子则上下便於考核支派易於分明也将谱修完藏板椟中俟三十年修下卷而上卷仍旧可也再至三十年仍修下卷而上卷或有残缺即取旧板而印之则庶乎事半功倍而所费亦略省云且为后之起名者酌定十字曰传广昭宪庆作脚瑞连贵思祥以后接按此十字起名则庆吊往来之际一问名而尊卑之分庶乎其不差矣

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小阳月重修



重修族谱序

民国十五年春我于氏会於文定公之祠堂修谱事也继而天下鼎沸戎马在郊其事逐息越至今岁复有修谱之议木刻为石印工省价廉及事告竣属予作序为记予思谱何为而修也曰敬宗曰睦祖曰木有本水有源也及螟蛉义子费一脉相传者概不胪列前人述之备矣予又何言哉夫读义经而念人类之聚考禹贡而思姓氏之锡人情大抵然也我于氏自文登迁阿以来多历年所瓜瓞绵蔓椒聊蕃衍生齿日繁使不修谱以纪之则世序混淆予念及此不觉瞿然是以因前人起之十字曰传光昭宪庆曰瑞连贵思祥再起十字曰丕承登龙脉曰良泽乐兴长后嗣按字起名一闻名而世序昭然夫而后庆吊往来不至有视如路人之叹岂不美哉虽然吾且望后人之有感斯序一修再修世世相传无或替焉是则吾之厚望也故序

民国十九年岁次庚午花月    重修





重修族谱序

民国三十八年冬族中会於我于氏之先茔内议修谱事也夫谱何为而修乎曰敬宗收族是也而敬宗收宗之义报本追远以亲九族也我于氏自文登迁阿以来六百余载也时历南北盛衰不一吾先人终於此子孙迁移四方栽末三十人添数千使不修谱以纪之则宗派难言世序紊乱矣我于氏之谱绪经已六次矣序次详明且内所载者局系本宗的派凡非一脉相传者一名不录再则曰螟蛉义子寄生抱养概不列入示人不乱宗也前人序内己言之备矣予又何言哉我于氏之谱自始祖蝉联而下其式甚善其法宜遵於是族人公同议论遵式同刊自十四世以上全族族辈次并未归一十四世以下全族辈次一律归一曰传广昭宪庆瑞连贵思祥又曰丕承登龙脉良泽乐兴长后嗣皆按字起名庆吊往来之际序次详明尊卑之分一闻名而世序昭然夫而后不至有视如路人之叹岂不有谱之美哉

閤族人同监修

公元一九五零年十月吉日     重修





重修族谱序言

     我于氏先人一世公深爷於明朝洪武帝二十五年公元一三九一年从文登迁东阿杨柳距今已有五百玖拾柒年时历明朝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我于氏族终居於此其子孙迁移四方我族历史悠久瓜瓞绵蔓椒聊蕃衍子孙兴旺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五世祖阁老慎行文采渊博为国效劳廉洁奉公德高望重全国闻名著有兖州府志笔尘等书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当时称为明朝文官主三代帝王师人皆尊敬光宗耀祖全族荣幸

    我于氏族谱经前人弗惮心之力效笔墨之劳已绪谱六次前人所续修的族谱各支祖先列於上各支子孙随於下记载清楚序次详明昭然易懂展卷即明为此该次重修族谱仍按前式重刊本次修谱经理事人共同研究议定再次起绪十辈即    正宗昌开明  仁礼德洁清

    家族有谱无异水之有源木有本水有源水无源则川流易竭家无谱则宗派难言为敬宗收族报本追远以亲九族为使后人相继入谱永不乱宗閤族人早有敬宗睦祖之议於公元一九八八年一月全族各支代表云集谢庄村共同商议修谱之事确定重修我于氏族谱思念前人深水木本之恩本次重修族谱由于全族齐心协力自愿献资理事人弗惮心之力效笔墨之劳於本年九月竣工这表明我于氏家族团结和睦文明相传后继有人并望后人相继不断发扬光大一修再修

       公元一九八八年一月洪范谢庄

于氏谷城2009

四世祖于玭之诗
登云翠山                 于玭         

      （一）

倚马山椒步夕阳，

岚烟香霭湿吾裳。

岧峣孤岫疑铜柱，

峻削三峰像笔床。

学士碑馀苔藓护，

仙人鼎在薜苈荒.

乘风忽出丹梯上，

十二河山入混茫。

      （二）

秋原落日气佳哉，

百丈峰头坐不回，

旷野千山横地坐,

深萝一磴倚天开.

关河渺杳云边树，

烟雨凄凉洞口杯，

二十年来今欲醉，

不知尘世有仙台。

注：于玭，字子珍，号册川，明东阿人，于慎行之父，累官至平凉府同知，有文名，才名，表庆阳知府，未任而归。

于氏谷城2009

一世祖---于深

深     于氏祖居登州府文登县赤山盘龙村，于明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三年）由一世公于深迁东阿杨柳渡，即现黄河西东阿县杨柳渡，因是始迁之祖，后世故称一世公。于深生子于忠，为于氏二世公。字楮村，为邑三老。

    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三十二《告高祖墓文》：“显高祖考处士，讳至深府君。”（明万历于纬刻）王锡爵《赠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翠峰于公墓志铭》（以下简称《翠峰于公墓志铭》）：“其先籍登州文登县，洪武间，公祖一世公奉诏徙东阿之杨柳渡。”（见《王文肃公全集·王文肃公文草卷十》，明万历王时敏刻本）殷士儋《明平凉府同知于公墓志铭》：“其先籍登州文登县，洪武间，公祖一世公奉诏徙东阿之杨柳渡。”（见道光本《东阿县志》卷二十一）按，洪武三年五月颁布徙民政策，终洪武之世，徙民最多。杨柳渡：即今山东省东阿县杨柳镇。

于氏谷城2009

二世祖---于忠


于深生子于忠，为于氏二世公。字楮村，为邑三老。 ③三老：古代掌教化之官。乡、县、郡均曾先后设置。班固《汉书·高帝纪》上：“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高大父忠，为邑三老。”王锡爵《翠峰于公墓志铭》：“一世公生忠，为乡三老。”（按，道光本《东阿县志》卷二十一刊载此文作“邑三老”）

     于忠生三子，长隆、次盛、三时。于时号翠峰，封寿官赠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后长住云翠山下。此后，于氏家族便迁于黄河东居住。于时为人忠厚，乐于助人，深得乡里称颂。于时为于慎行族支的三世公。于时生五子，长子于玺，次子于壁，三子于莹，四子于瑶，五子于仳  ，字子珍，号册州，自幼聪惠。曾在副都御史刘隅等所办的东流书院读书。十三岁即考取庠生。又补廪生，后又在山东生员竞考中获第一名。被称为神童。十七岁中嘉靖戊子科举人，任许州知州，服阕宁、靖州知州。因他判案公道，断案如神，又体恤百姓，并亲到民间放赈救贫，众皆交口称颂，三年后升平凉府同知。又三年后，因政绩卓著，再升庆阳府知府。累赠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后谢居家园。其原配便是刘隅兄，进士刘田之女，诰封淑人。生四子，长子于慎动，次子于慎思，三子于慎言，四子即于慎行。于仳又娶一侧室黎氏，生五子于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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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祖---于时（三支）


于时（1465—1537）：字世和，号翠峰。于慎行祖父。于深生子于忠，为于氏二世公。字楮村，为邑三老。于忠生三子，长隆、次盛、三时。于时号翠峰，封寿官赠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后长住云翠山下。此后，于氏家族便迁于黄河东居住。于时为人忠厚，乐于助人，深得乡里称颂。于时为于慎行族支的三世公。于时生五子，长子于玺，次子于壁，三子于莹，四子于瑶，五子于仳 。王锡爵《翠峰于公墓志铭》：“公为人大度，有才气，所交皆豪长者，竟自致百金产，缘手散失略尽……而兄坐法当死……公慷慨自诣吏请代。吏怪之，已试问，知为出分弟，益大惊，使前毕其辞。而公涕泣对曰：‘某不幸早孤，兄鞠之成人，某视兄犹子视父也，子为父死无所辞。抑兄未有子而某有子，死何疑？吏疑其诈，即佯许出其兄于狱。公望见兄，大恸曰：‘兄果出乎，吾得死所矣！’趣自着械入狱，不返顾。吏为之泣，竟两释之……尝行道上，拾遗钱归而悬之门，以待其人至还之……邑民故苦赋，公具条便宜，为白直指前，得宽减而赋不失额。尝数称往古事，教道乡里。乡里有疑事，若斗讼，吏不能决者，往往质平于公，公所平曲直甚侃侃，而尤以温良岂弟得人欢……性雅好渔，已忽感古人阴德事，取渔具焚之，其笃行至此，年七十，以布衣为乡饮宾，里中贵人皆为公逡巡让左，无怍容。后奉诏予冠带，而公之第五子某举嘉靖壬子乡试。”东阿县治，即今山东省平阴县东阿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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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祖---于玭（五支）


于玭（1507—1562）：字子珍，号册川。嘉靖七年戊子（1528）举人，二十年辛丑（1541）谒选，先后为许州、静宁州知州、平凉府同知，三十一年壬子（1552）辞官归。朱赓《朱文懿公文集》卷六《于册川先生传》：“先生生而岐嶷，十岁能为文，即禀学于邑中丞刘公所，刘公大异之……年十三，从翠峰公避仇泰安，人有言先生泰安守者，守以白学使姜公。姜公召试之，奇；杂诸郡邑中试之，愈奇，乃廪学宫载归济南，所至人聚观，诸藩臬争迎入舍，赐笔札，车常满，齐鲁间称神童云……去之东流泉，益力学，厚自淬琢，行常带经，止则诵习之，至躬自汲炊，不为悔。弱冠举于乡，五上春官不第，遂谒选，领许州……补陕西静宁州……满考迁平凉府同知……时督府稔知先生可属大事，方表为庆阳守，而先生顾郁郁思归……上书求去，不俟报去矣。先生守二州佐一府，去皆见思，各肖貌祝之……平生不问产业，好读书，工古文词，以作吏，故著述不多，今其集有六卷，存于家。”（明天启刻本）殷士儋《金舆山房稿》卷十《陕西平凉府同知册川于公墓志铭》：“余雅闻济南长老称说于公少年岐嶷，美文词。读公太史状，即古所称南阳朱季何以加焉。两扑巨豪，谈笑擒之，从容陈语利害，千乘之主改颜巽谢，气雄万夫矣。而斗酒自奉，甘蔬茹薄，俨然儒生，又何难于解官归也。”（万历十七年邵陛刻本）贾三近《于氏家藏诗略序》：“余髫稚时，数从家大人闻册川翁童丱称神，落笔万言，翩翩李供奉之流也……翁诗二卷……翁古诗直逼汉、魏，近体当于武德、开元中求之……翁官南州西土，所在有惠政，吏民尸祝，类朱仲卿；投绂归田，家徒四壁，澹然诗洒，类陶靖节；殷殷种德，卒应高门，如持左劵，类君家于公。”（见道光本《东阿县志》卷十八）邢侗《于氏家藏诗稿后序》：“我册川翁，夙蕴瓌奇，天挺间世，薄生人之常恋，营竹素之令图。虽复稍婴轮鞅，而冲襟雅韵，一寄之诗。思既川腾，辞亦林蔚，朝华夕秀，丹霞之气，以舒写物伦，类黄钟之律……今览兹集，即言不相袭，格以类殊。而究厥体裁，率沈雄朗润，妙入元解，盖缘本乎天趣，发之性灵，是以机动神随，意无乏绪，微云河汉，抑亦庶几秋水芙蓉。畴庸雕饰洋洋乎，纚纚乎，斯已奇矣！”（见同上）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三十四《先考遗集跋语》：“先考赠宗伯公，少负才名，数奇不偶，薄游关陇，官业萧条，平生赋咏撰述，遂多散佚残编，旧箧中馀二三，未尽其大都也。往岁，邢子愿氏略取二卷，刻于南宫，李北山先生及中立王孙裒集海岱名家，皆有采摭。及同年张子阳氏来，索全稿刻于安州，始幸有成集矣。悬车之日，奉归家塾，守舍不戒，烈于赤熛，每每谓怅然念之，不忍手泽之复湮、家学之终郁也。爰取安州旧本，重加校定，锓而藏诸祏，使子子孙孙永有遵奉云尔。先考文宗《国》、《左》，以冲和典奥为体，而不尚浮夸；歌诗雅澹湛深，取法韦、杜，视促数绮丽之调将凂焉。盖能自得于古人之矩，而非求合于流俗者。守丞边郡，周旋幕府，值西陲有事，参与行间，故塞上之咏为多云。”道光本《东阿县志》卷四《古绩》：“玉堂振藻坊，在县前桥头，万历年为平凉府同知于玭建圯。”卷七《泰安府志东阿所祀乡贤》：“明兵部尚书张本……平凉府同知于玭……”《书院义学》：“东流书院在城南十五里东流泉上，即故洪福寺也。嘉靖中拆毁淫祠，改为书院，祀宋儒周、程、张、朱五贤，以……明参政刘约、员外郎刘田、都御史刘隅、同知于玭配今院祀。”卷十七《著录》：“《诗略》二卷，于玭著。”按，于玭著述今佚。

          刘太淑人（1506—1555）：东阿苫山人，（即现东阿县刘集镇东苫山村）。道光本《东阿县志》卷十四：“刘淑人，户部郎中田女也。幼好学，静慈孝恭，孝经诸史，靡不遐览。长适平凉同知于玭，生五子。（按，经考实为四子，即慎动、慎思、慎言、慎行，第五子慎由，系妾黎氏生。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四《亡弟稚川茂才墓志铭》：“少弟无欺者，名慎由，庶母黎孺人出也……先妣淑人，有四男一女，皆已成立，而会府君客游陇西，卜簉金城，孺人在侍，逾年归里，举弟于舍。府君为其少也，貌清而慧绝，锺爱之。淑人之爱又甚，朝夕抱弄膝上，口枣粟啖之；夜则置诸怀而卧；时啼不休，辄为披衣起坐，至申旦不寝。孺人性卞善，折梃笞儿，夫人闻辄谯之：‘若母敢笞吾儿也！’出则携以自随，时诧内党：‘此吾老生儿！’兄娣以淑人爱之，故亦忘其异母出者。”又同书同卷之《亡兄阜泉处士墓志铭》：“于氏自海上西迁，四世而为先考宗伯府君。府君五子，妣淑人出者四。”《亡兄太学都讲航隐先生墓志铭》：“吾家故居海上，西迁四世而为先宗伯府君。府君举五子，先淑人出者四焉。”）经书皆其口授。三子慎言，嘉靖壬子举人。四子慎行，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定。其诸子皆为邑名士。淑人随夫任秦雍、河洛间，题咏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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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祖---于慎动（长支）

于慎动（1528—1588）：字无咎，号阜泉，小字双喜。于慎行长兄是他弟兄五人唯一居家为农，料理于家农事的。性静儒雅，喜泉水，号阜泉，晚年筑屋山水间闲居，赐礼部儒士，受乡人尊敬。配陈氏，六十一岁卒，生三女。于慎行《亡兄阜泉处士墓志铭》：“出就外傅，不乐学书，据案呻吟，视日早暮。及读稗官小史，入耳辄记，终不复忘也。府君、淑人，相谓长子家督，固宜使司筦籥……而为兄纳妇，使居田间，岁登所获，以共膏火。伯兄弗乐也，曰：‘丈夫生不成名，终不作田家儿，从五挬蹄涔求活。’日召褐父洒人，拍浮笑呼，口占歌曲，顷刻数百语，左手持杯，右手击案为节，穷日夜虞乐未厌……初兄衣布衣，及行游长安，为受儒士冠带，号为傅小侯，伯兄亦弗乐也，曰：‘业已浮湛田里，即着犊鼻，何至举阿堵物博一士冠，令市儿睇笑。’强为第一服，斥不复御，而衣故布衣日饮，宾客及门，辄走自闭，不称仕人兄也……宗伯北海冯公觞之，其辞曰：‘于长公达人非酒人也……长公学不慕儒，隐不谋生；入赀为儒士，例得受秩，弃而去之，亦有汉阴漆园之指耶。故达人非酒人也。予因而为铭曰：其生也不事也，自以为适；其没而不烝也，世以为戚。己之所适而世之所怛，然而愁世之所戚而己之窅然而休，此其与人者睽而与天者游与，故曰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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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祖--于慎思（二支）  


于慎思（1531—1588）：字无妄，号航隐，又号庞眉生，小字襕衫。东阿诸生、太学生。善古歌行，尤工古赋，有《庞眉生集》、《群书题跋》等。二兄于慎思，受其父影响，少年负志，博览群书，尤爱兵家著论，且记性极强，过诵而不忘。家居东阿西济水与大清河交汇处的王庄，即现班鸠店镇王庄。曾随父戎边。受大中丞张子立青睐。十九岁入乡试时，因考场兵备森严，强令考生解衣光脚，视考生如犯人，因而恼怒，从此不再科试。万历十五年，于慎思入京师，居于慎行官坻，“欲试词林游太学，”不幸逝世于京师，享年五十八岁。朝中各部，皆去挽吊。留有著作《庞眉生集》，于慎行为其作序。所作《石淙记》、《游监山记》，是描写洪范山水的好文章。因他钟爱褚村石淙景致（即今洪范镇纸坊村东南），特在此构筑别墅，会四方文人墨客赏景赋诗。于慎行也常到此处闲居。于慎行《夏日过二兄石淙别业二首》中赞其景致道：“桃花落尽武陵溪，碧草芊芊岸柳齐。洞口主人今不在，青山如画鸟空啼。”至今石淙遗址尚存。元东平路严实书“石淙”二字尚存。于慎行的同窗挚友，万历进士，累官大理评事，工部尚书的朱维京（字可大）题写的“石淙漱玉”犹在。于慎思配陈氏，生一子于綮、庠生。綮生一子名元广，庠生。

于慎行《亡兄太学都讲航隐先生墓志铭》：“先生生有异质，跌宕负奇气。年十六七即遍读群书，日课一帙，凡诵数十万言，率能记忆。工为文赋，尤嗜《离骚》，亦好兵家……己酉乡试，先生年十九……故事士子入闱，解衣裸跣，陈兵夹索。先生叹曰：‘此录囚耳，安取礼士？’念欲弗入，恐见不能，入而著义七篇，楷书如法，故为不具草。出则走城西伎馆，大醉累日，长歌而归，誓不从诸生试矣。后三年壬子，无择偕计上，府君在平凉得报，怡然曰：‘少者既举，长者可坐待也？’归而督课先生。先生亦自念长大，无致身策，不得不俛首一经。于是始帖括读书，焚膏呻吟。然自其少年时，独好古文辞，即勉为举子业，终不能工，人亦弗善也……及不肖行仕二十年，先生且老又病酒，稍衰，犹屣履诸生中……及岁丁亥，乃驰至长安，入赀游太学，从博士诸生一再摳衣，辄愤邑不自胜，然业已就之，无如何也……先生为人魁梧长大，渥颜丰顺，谈说经史，擘画世事，奇伟不凡……为文奥雅雄浑，取法迁史，而不事模拟，为一家言。诗工长歌，喜孙太白。常楼居之，调至为骚赋，沈酣楚声，尤非俗好所及。而近体声病，则时有出入焉。亦间为元人乐府，大有风韵，多从狭邪中得之……吾两兄皆异才也：先生博物闳览，贯穿百家，而精丽少谢无择；无择文词瓌钜，挥翰辄数千言，而多识不及先生。然皆文苑之英也……先生著述，可十馀种，校其一二梓之，他不能遍也。”（《谷城山馆文集》卷二十四）于慎行《庞眉生集叙》：“先生渔猎最博，论议最豪。然其为文，茹古涵今，自立机轴，气骨本迁史，体裁出昌黎氏，雄浑渊博，苍然古色，宁违绳削，终不肯雕刻字句以兢周容；所乏者，栗密耳。诗善古歌行，好常楼居，孙太白之调，骏发踔厉，有足喜者。近体不纯于唐，亦不落宋，至傍人口吻，龋齿效频，亦薄不为也。少时喜读《离骚》，其为骚体甚富，稍长亦复弃去。尝以数首呈文宗吴霁寰公，吴公谓其‘真得楚声，可霸骚坛’，非谩语也。先生虽游于艺文，志在取世，尚论古豪杰人，于唐慕郭无振，于宋慕张忠定、陈永嘉，议论押阖，又慕苏氏父子，其志趣可睹矣……先生遗稿，自题《庞眉生集》者，尚可二三十卷。及行归田，颇多暇日，乃从于綮索取之，亦多散佚于残编断简中，定其可读者若干首，付綮梓之家塾……先生又工为宋元词曲，深研其声病，谓：‘近代所为，即被之管弦，于古无当也。而成文之音亦寡，又半从狭邪得之，乃其愤邑之志借以抒写，有足怜者。自宋诸名家，皆以乐府入集，亦文之一体，不可废耳。’他所论著，有《剑术》、《说林》、《兵略》、《八阵图解》、《诸家要略》、《论文博采》、《群书题跋》，虽施之当世，未必尽合，而能掎摭千古，成一家言，亦必有识之者。然不能尽梓也。”（《谷城山馆文集》卷十二）道光九年本《东阿县志》卷十四《人物下》：“于慎思，字无妄，郡丞玭之子也。年十六七时，从父之关中，过古秦汉陵墓、宫阙之墟，辄击剑悲歌，洒泪徘徊，不知者目为狂生，慎思自谓不狂。尝为安边策欲上之，不果。省试时，见陈兵夹索，以为非待士礼，愤不入；即入，故阙其草而去，遂逃于酒间，曰：‘吾不从科名进矣！’所著有《庞眉生集》。”朱观熰选刻《海岳灵秀集》：“无妄集中，《望岳吟》、《河平谣》诸篇，天才跌宕，笔阵激跃，有太白风骨。”（隆庆五年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二百七十九《别集类存目六》之《庞眉生集》提要：“是集诗七卷、杂文八卷、乐府一卷，皆有纵横排奡之气，而颇涉粗豪。”王士祯《渔洋诗话》卷上：“东阿于慎思，号庞眉生，文定公慎行之兄，诗才情过文定，尤工古赋。”（《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