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的君道观与臣道观述论

于氏谷城2009

于慎行的君道观与臣道观述论
君道指君主应遵守的一套行为规范，包括修身，处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臣道指 大臣应遵守的一套行为规范，包括修身，处理臣君关系、官民关系等。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君主是政治权力的中心，君主对王朝的兴衰更替起着关键作用，但君主的意志是通过臣僚来贯彻的，臣僚对君主乃至王朝的兴衰更替也能产生很大影响。因此，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重视君道与臣道。《孟子》中就出现了“君道”、“臣道”的表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上》）《荀子》、《说苑》、《贞观政要》中有《君道》篇。《荀子》中有《臣道》篇。另外，不少的历史文献中都有关于君道、臣道的论述。明朝大臣于慎行（1545-1607）在研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的过程中，写下了《读史漫录》一书。该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主要评价自远古至元朝的事件及人物。 “阐述历代兴衰治乱之由，与为君为臣之道，纵论君子小人之分，与为公为私之别，意在借古喻今，‘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大旨不外希求君明臣忠，行仁政，奖节义，斥小人，亲贤良，惩贪养廉，勤政爱民。”（《读史漫录》，齐鲁书社，1996年8月版，P2。以下凡引自此书只注页码）在评价历史上一些君臣的过程中，反映了作者的君道观和臣道观。本文将对此略加评述。 一 在于慎行看来，作为国君，应遵从哪些行为规范呢？ （一） 立纪纲。纪纲指法制；伦常。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纪纲的建立与完善。《礼记·乐记》：“纪纲既正，天下大定”。于慎行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纪纲的传统，认为，如果纪纲瓦解，即使再英明的君主对治理国家也无能为力。立纪纲，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他说：“天下治乱，惟纪纲……如王纲解纽，太阿倒持，虽聪哲之主，坐拥虚器，无可奈何，其所由来者渐矣。欲察天下之治乱，舍纪纲其奚以哉！”（P316）他把纪纲比作人的元气，“善理身者，不恃疾病之可除，而恃元气之无损，善理国者，不恃强国之无警，而恃纪纲之不弛，则延年永命之道也。”（P320） 于慎行认为，纪纲不立，封建王朝就失去了根本，到一定时期便会出现积重难返的局面，他举例说：“国之将亡也，如人元气已丧，形神不固，百病交作，莫知救疗。攻之于阳，则病发于阴，攻之于表，则病发于里，何者？其本病也。桓帝愤梁冀之横，而与宦官图之，冀诛而权归于内矣；何进愤宦官之乱，而召外兵诛之，内靖而权归于外矣。总之，乾纲不正，太阿倒持，不彼则此，不左则右，国事至此，何可为者？观治乱之原，不可不深求其本也。”（P120） 于慎行指出，元朝初年即出现了吏治腐败的现象，主要是因为纪纲不立。他说：“自三代以来，开国之主，未有即以理财为急者。而胡元初有天下，理财之臣，如卢世荣、王文统之流，相继进用，搜刮钩考，中外驿骚。岂以世祖雄图，甘为末世之政？固有以也。元自太祖以来，上下无纪，勋臣贵戚，擅兵专柄，攻城下邑，帑藏仓庾，公入私室，甚至连州跨郡，奄为己有。利归臣下，公家匮诎，不得不取足于榷会。而一二掊克之臣，因得售其奸术，以中人主，此固不在理财，而在纪纲不早立也。”（P501）元朝的速亡，也是纪纲不立的结果。“元自世祖统一，诸帝相传，类皆中才之主，非有淫虐悖乱，失德之事也。亦能响用儒雅，兴起文教，颇采先王之法，以变旧俗，亦非有倾覆危乱之机也。惟是立国以来，朝无纪纲，国无章程，上无家法，下无职守，大臣可以杀亲王，妃后可以笞宰相，太子可以阻兵，诸王可以衡命。国师之体，与人主同尊，将相之体，与奴隶无异，其鄙朴狙犷之风，与女真、契丹已自悬绝，况于中华之声教乎？所谓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P514） （二） 慎用人。各封建王朝的官僚体制虽有所不同，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确是相同的。在这种体制下，再英明的君主也需要一大批臣僚的辅佐。君主用人得当，可以建立政权，巩固政权。于慎行曾将汉高祖和光武帝进行比较，发现二人之所以取得天下其原因有许多不同，但也有相同点，其相同点之一便是善于用人。指出二人“至于任贤使能，蠲苛除暴，其得天下之心一也。”（P99）用人不当，则会导致王朝的衰落乃至灭亡。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于慎行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举例说：“山东诸侯，西面而与秦争权者唯齐耳。当君王后在位，与秦结欢四十余年，国不被兵，以五国为之蔽也。后胜相齐，受秦间金以事秦，诱王不修攻守之具，不助五国攻秦，以故秦无东顾之忧，得肆力于五国。五国灭矣，秦亦奚爱孤国，而与之为东、西帝邪？故亡齐者后胜，非秦亡齐也；亡赵者郭开，非秦亡赵也；亡吴者伯嚭,非越亡吴也。小人贪秋毫之利，而忘丘山之祸，以至丧国亡家灭宗绝祀，皆起于一念好利之心耳！彼其始受秦越之间，以为偷得锱两，为旦夕之谋，岂虞其祸之至此烈邪？”（P26） 在封建社会，选拔官僚尤其是高级官僚的权力掌握在君主手里。是否善于任用有才能的人？如何选拔人才？就成了君道的重要内容。于慎行已经认识到，君主的爱好和治国思想影响了其选拔人才的标准，所以，同样的人才，在不同的君主统治时期会有不同的境遇。如“汉文帝好黄老之言，以‘无为’为理，故于礼乐制度，谦让未遑。即一时才博善画之臣，如晁错、贾生，多言更定法令，帝皆奇贵其人，而不用其画，此其所以致治也。使晁错、贾生当武帝之时，言安有不用者哉！故人主有能听言，有能不听言；人臣有能进言，有能不进言。当可以有为之时，能听者治；当可以不为之时，能不听者治。当众人不言之时，能言者贵，当众人皆言之时，能不言者贵。吁！此未易为一二浅夫道也。”（P46） 于慎行认为，君主任命的宰相等高级官吏，只有亲历民事，具备了治理地方的经验，才能承担治天下的重任。他指出：“尝谓宰相之职，上佐人主，下总万国，必当亲历民事，知钱谷刑名之详，然后可以赞理万几，不涉悬断。故汉唐以来，宰相之任，往往起家郡邑，未有以文学侍从，不出禁门，而进宅端揆，任天下之重者。汉宣以箫望之才任宰相，欲试以政事，乃从少府左迁为冯翊，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故试之于三辅。此宣帝任相之法也。天下之事，百闻不博一见，百知不及一行。虽有圣人于此，使以己之所闻而制人之所见，以己之所知而裁人之所行，必不及矣。故一邑一郡之事，即天下之事也，非若一官之长，司其所守而已。人有历一郡一邑，则天下之事，无不出其所历，其视握六寸之管，而悬治万里之命者，相去何如哉！”（P77） 于慎行主张，高级大臣要选那些敦厚之人担当。他举了汉朝的例子加以说明。“卫绾以戏车郎得幸，位至三公，终无可言，景帝以为敦厚，可相少主。此有深意，如高帝之用绛侯，孝武之用博陆，皆此意也。夫相少主何取于敦厚哉？辟人家养儿，求一阿保，必择年长朴实之妪，以儿委之，何也？其志颛也。若少年妖冶，其志必不在儿，敢以付之邪？”（P51） 于慎行主张君主用人要论功行赏，而不能论亲行赏。他对汉武帝的做法进行了赞赏，对汉安帝的做法进行了谴责。因为“卫青大败匈奴而归，武帝使使即军中拜为大将；邓骘出屯汉阳，为羌所败而还，安帝亦使使迎拜大将。胜败殊辙，而恩数一轨，怙宠恃权，恬不愧畏，汉政之不纲，始于此矣。”（P111） 于慎行认为，君主对选用之人，要充分信任，忌猜疑。发现问题，要直言相告，命臣僚改正，这样可以避免君臣之间的隔阂和将矛盾激化。他特别摘录了唐朝李德裕劝戒唐武宗的言论，并进行了分析。“德裕告武宗云：‘先帝于大臣，好为形迹，小过皆含容不言，日积月累，以致祸败。兹事大误，愿陛下以为戒！臣等有罪，陛下当面诘之。事苟无实，得以辨明；若其有实，辞理自穷。小过则容其悛改，大过则加之谴责，如此，则君臣之际，无疑间矣。’此一段切中人主猜疑之弊。君之于臣，犹父之于子，喜则色笑，怒则呵责，及其能改，旋亦复初。若乃外示含弘，内为藏宿，非君道也。所以然者，正由明有不足，故不能断，既不能断，则不能忘尔！”（P316-317） （三） 善纳谏。君主不是全知万能的，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需要集思广益，需要臣下指出其错误。君主纳谏的程度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存亡。善纳谏是君道的重要内容之一。于慎行对历史上那些善于纳谏的君主进行了赞赏。他举汉朝文帝的例子加以说明：“文帝闻张释之论上林啬夫，以秦事为比，即召参乘，徐行。问秦之敝，具以质言。闻冯唐言廉颇、李牧，怒如禁中，良久，复召唐，使毕其说。顾治之君，听言纳善，惟恐补不及如此。”（P48）“汉文过郎署，与冯唐论将。唐言云中守魏尚，即召尚复以为云中守。问田叔以天下长者，叔言云中守孟舒，即召舒复以为云中守。两人事甚相类。文帝之受谏求贤，可谓有帝王之风矣。”（P48）作为君主，对那些明哲保身，不发表个人见解的大臣则应加以罢免。于慎行特别赞赏唐宪宗的做法：“李洚、李吉甫为相，数以议事不合，争于上前，而权德舆居其中间，无所可否。宪宗不厌二李，而鄙德舆，遂罢其相，此真英主之见也。夫人臣甲可乙否，意见不叶，虽非国家之利，然犹有所问难往覆，以开人主之听。若乃容容默默，无所建明，此真伴食之徒，何益于国？宜为人主所轻矣。”（P200） 于慎行认为，为了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治理国家，君主不仅要征求朝中大臣的意见，也要征求那些已致仕的贤能大臣的意见。他举例说：“董仲舒罢官，朝廷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赵充国以老罢政，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古之重旧臣如此。”对明代对待元老重臣的态度他进行了批评：“今世公卿大臣，得请里居，则阙廷万里，邈不相即，安有使命及门，临问大政者耶？此无异故，士大夫以趋仕逐利，不重于人主，而上以敝屣弁髦视其臣也。亦薄矣哉！”（P80） （四） 常恤民。于慎行并不反对刑法，但与推行仁政比起来，他更强调后者，他奉劝君主实行仁政，推行恤民政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人和”，才能建立政权、巩固政权。他认为刘邦与项羽进行楚汉战争，刘邦之所以取得胜利，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汉王入关，约法三章，父老以牛酒劳师，惟恐不为秦王。及项王一入，即坑降卒二十万，焚烧宫室，火三月不灭，此固已关成败之数一矣。”（P34）他对西汉实行的恤民政策大加赞赏。“汉文振贷之令，八十以上，月赐米、酒、肉，九十加赐帛絮，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吏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职者督之。此三代之法也。天下事惟患以虚文应塞，如此良法，若得其人，以实心奉行，王道可兴。”（P44）“汉武以山东大水，郡国仓廪，不能救振，乃徙贫民关西，及充朔方以南新泰中七十余万，衣食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此虽非良法，然能虚府库之藏，以业贫民数十万，亦三代以后，所不多见也。”（P64-65）于慎行反对对民众剥削过度。对那些能轻徭薄赋，体察照顾百姓生活的君主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举例说：“惠帝三年，城长安，发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作三十日而罢。五年，又发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作三十日而罢。凡十四万人，作两月而城成，可谓省矣。”（P43）汉代规定：“‘民有产子，复勿算三岁’。至章帝，又下诏，令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 于慎行评价为：“汉时法度，犹有三代遗意。”（P107） （五）严执法。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有远见的君主总是尽量按国家颁布的成文法处理问题。如果君主带头不执行法律，法律就失去了信誉，朝政就必然混乱。可是在历史上，君主有法不依的事情屡有发生，于慎行对历史上发生的这类典型案例进行了评述。他说：“自古昏庸之主，未必尽呆愚无知，皆由不断耳。如封諝、徐奉事发，灵帝诘责常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郎中张钧上言：张角‘兴兵作乱，皆由十常侍父兄、子弟，典据州郡’，贪利害民所致。帝以其章示十常侍，皆免冠徒跣，乞自致诏狱，乃诏冠履视事如故。帝既知其情，彼又伏其辜，尚何所疑虑，而忍之不诛？知而不法，甚于不知也。”（P127）他还指出：“夫庆赏刑威，帝王御世之大柄也。故有功必赏，有罪必刑。然功而有罪，则有议功之典，贵而有罪，则有议贵之法，未有曲为迁就，以赏为辱者也。”他对汉文帝、唐太宗处置违法大臣的做法给予了尖锐批评：“汉文帝之愧张武，（《汉书·文帝纪赞》：‘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唐太宗之愧长孙顺德，（《唐书》：‘顺德以受赇，为有司劾发，帝因赐帛数十，愧切之。’）失刑赏矣！张武诚故旧有功也，以功议之，顺德诚贵而亲也，以亲议之，法虽不行，而愧在其中矣，奈何以赏辱之！太宗曰：‘彼有人性，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此非御下之言也。……夫天下之顽钝无耻，至于大辟，禁之犹不能止，今詈以禽兽而慨之不杀，则事有大于受赂者，亦将甘心于禽兽，而免刀锯之刑矣。人主将何以操天下之命邪！”（P210） （六）匿好恶。在封建社会，君主的好恶一旦显露便会产生极大影响。这些影响有些可能是消极的。其最大的消极影响可能是有些大臣会投君主之所好，迎合君主，影响君主的视听，导致国家政策制定的失误。于慎行对宋朝大臣富弼劝戒宋神宗的话深表赞同：“神宗即位，首召见富公，访以治道。对曰：‘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恐奸人得以附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皆得其实矣。’此虽预为安石所发，要之帝王御下之道，无出于此。有至虚之心，则不为意见所使，有至公之心，则不为爱憎所移，而后可以待人之功罪，行己之诛赏。此即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体，天德王道，一以贯之者也。彼申韩之学，所以操主术，伺下情，其形亦类于此，而本原之地，非出于至公至虚之心，不过以法术为治而已。此王霸之所以分也。”（P425） （七）节声色。在中国古代社会，君主贪恋声色导致朝政腐败乃至亡国的例子屡见不鲜。于慎行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赵武灵王，七国之英主也，以胡服变俗，并有中山、代北之地，其雄才大略，固有并吞六合之气矣。及其得一吴娃而不能自制，遂废太子而立吴娃之子。及吴娃之死也，又怜故太子之诎于其弟，而欲两王焉，遂及于难。夫以万乘之主，而饿于环堵，探雀鷇而食者，以衽席之爱故也。才足以辟地兼国，远迹振业，而不能割爱于妇人，声色之移人，固若是哉！”（P22）至于唐朝的唐玄宗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以致导致安史之乱的例子更是尽人皆知。于慎行认为，从直接原因看，安史之乱是杨国忠导致的，但深层原因则是唐玄宗迷恋声色的结果。他对此评述道：“安禄山之反，国忠激之也，哥舒翰之败，国忠成之也。国忠之所以擅主，徒以贵妃耳。一妇之宠，至于亡国！”（P251） 二 在于慎行看来，作为大臣，应遵从哪些行为规范呢？ （一）利国家。在封建社会，评价一个官僚的标准有许多，但最主要的标准是看其行为是否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众。于慎行对历史上那些一心为国、为民众谋福利，不计个人恩怨的大臣进行了赞赏。他举西汉晁错的例子评述道：“晁错更令三十章，诸侯欢哗。错父从颖川来，责错曰：‘公为政，人口语多怨公者，何也。’错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错父之言非也。人臣辞亲而仕，身非己有，苟利国家，死生以之，顾其策于国家何如耳？”（P50）对霍光的评价，人们大都集中在其拥立昭、宣帝的功绩上，但于慎行看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霍光对国家经济的复兴，民众负担的减轻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他说：“霍光之功，不在拥昭立宣，而在承武帝之后，培养元气。何也？盖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少，譬人当大病之余，腹虚体羸，而光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宣帝所以中兴，未必非光启之也，其功亦不细矣。”（P74）对宋代大臣刘挚在受到贬谪的情况下还心系民众，“不忧身之将危，而忧民之受害”的品质于慎行大发感慨：“刘挚之谪也，语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顾国事，不迁怒百姓，但谪吾曹，死无所恨。正虑意在报复，法令益峻，如天下何！’悲哉！贤人君子之用心，不忧身之将危，而忧民之受害也。夫惇之迁怒，岂惟民受其灾，即宋之宗社，从此丘墟，其祸一何烈哉！世主迷而不悟，甘于危亡，亦足悲矣。”（P446） （二）忠君主。在封建社会，由于宣扬君权神授，君主是国家的中心，逻辑上就要求大臣必须忠君，忠君是臣道的重要内容之一。于慎行的臣道观也没有摆脱这个局限。忠君可以表现在多方面，从维护封建王朝的角度出发，最突出的就是要敢于向君主讲真话，不欺君。于慎行对宋代的大臣马知节等人表示了由衷的钦佩：“真宗东封礼成，劳宰臣等以久食蔬素。马知节独言：‘蔬素惟陛下一人，臣等在道，未尝不私食肉。’上顾王旦，旦曰：‘诚如知节之言。’鲁宗道为从官，微行就饮肆中，真宗亟召，入迟，遂以实对，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真宗以为忠。予尝读此三叹。宋之大臣，以至诚事君如此，无论才略何如，即此二事，其不欺之节，可贯天日矣！”（P397）于慎行认为，忠于君主，不欺君，应该“公事则公言之”，不应用“密启”的方式。他以宋真宗和李沆的故事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真宗谓李沆曰：‘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对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人臣有密启，非谗则佞，臣尝恶之，岂肯效尤。’此大臣事君之体也。宰执之僚，同心为国，有言于上，无非为公，何者不可使同事与闻，而可以私启也。盖非其阿人主之志，而不可使闻于人，即其言同列之短，而不敢公言于众也，故曰非谗即佞。后之人臣，有欲建社稷大计，而欲以密启收功，其亦未闻沆之言邪！”（P389） 于慎行不仅对以诚事君的古代大臣表示敬佩，实际上，他自己也是按这个原则要求自己。神宗曾要求大臣对御府中的图画题诗，于慎行善于写诗，但都请人代为书写，神宗询问其中的原因，于慎行便据实告诉神宗是因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神宗对于慎行的诚实大加赞赏，当场书写“责难陈善”四字赐给他，这在当时成为美谈。 （三）善直谏。向君主谏诤本是大臣的本分，但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要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一旦遇到不愿意纳谏的君主，进谏的大臣就可能受到处罚甚至丧失性命。尽管如此，历史上不少能履行臣道的大臣还是能直谏君主，对此，于慎行也进行了评述。“李晟典方镇，谓僚佐曰：‘魏征好直谏，予窃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为，非勋德所宜。’晟敛容曰：‘司马失言，晟任兼将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为臣！’”于慎行认为：“此大臣之言也。人臣位至卿相，若视国家得失漠不相关，真不忠之大者，岂若一官一职，各修其所守，即足塞责者比邪！”（P281-282）于慎行认为，那些为保利禄不敢向君主直谏的大臣，最终会遭到君主的鄙视；而那些敢于直谏的大臣即使遭到谴谪，君主经过反思，也会认为他们是忠臣。他记述道：“宪宗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使奸臣得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上曰：‘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朕幼在德宗左右，见政有得失，当时宰相，亦未有再三执奏者，皆怀禄偷安，今日岂得归罪于德宗耶！’即此观之，人臣循默苟容，无所可否，虽人主一时相安，终以薄之。若能犯颜苦口，指陈得失，即一时迕旨，或至谴谪，然人主虚心思之，未有不以为忠者也。”（P299）宋代的赵鼎，敢于直谏君主的过失，并处罚迎合君主而违法的大臣，被于慎行称为有“王佐之器”。故事大概为：“赵鼎为相，遇户部进钱入宫，召至相府，切责之。翌日问帝曰：‘其人献钱邪？’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当献，陛下不当求。’遂出其人于远郡。此等风节，三代以下，所不几见也。鼎可谓有王佐之器者矣。世之为宰相者，遇主上之求利，而能正色以谏者有乎？遇佞臣之献利，而能执法以裁者有乎？周官以太宰制国用，王宫之会计皆使与闻，其指深矣。”（P469） （四）严奉法。官吏代表国家管理民众，其重要职责就是维护国家法律，执行国家法律。所以，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法律就成了臣道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战国时期赵奢、平原君的故事于慎行进行了评述，由此表达了自己的臣道观。“赵奢为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杀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为贤，荐之于王，使治国赋。平原君可谓贤矣。后世贵戚权宠之臣，往往怙宠专利，渔食小民，不入公家之租，吏不敢谁何。即有奉法之吏，摘其奸私，如卵击石，祸不旋踵。使有平原之风，则法何患不立？故曰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P14-15）对西汉的田仁秉公执法，不畏权贵，于慎行也进行了记载。“汉时刺史权重，即今御史之任，而专生杀。丞相长史田仁，出按三河太守，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贵人，仁皆刺举下吏诛死，可谓奉法不阿者矣。”（P55）在治国思想上，于慎行强调实行“仁政”，但他也认识到，治理国家也离不开法律，官吏要明法、执法。“刑法之名，虽非王道所先，然谳议刑名，不通律法，亦不可以从政。先王之教，礼律并设，出乎礼，则入乎律，故明习法令，亦所以佐礼教之不及也。”（P429） （五）贵廉洁。中国古代社会，官吏的贪污受贿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它影响到吏治，影响到官民关系，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因而廉洁必定成为臣道的重要内容。于慎行也认识到，在封建社会，清廉大臣何其少，因而对那些能廉洁自律的大臣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记述了唐代大臣牛僧儒和明代大臣严讷的事迹：“韩弘既没，主藏奴与吏讼于公府。穆宗取其财簿阅之，凡中外主权，多纳弘货，独有一行云：‘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上素厚僧儒，得此大喜，即以为相。此一段乃奇章实事，李党不能没也。万历十年，籍没冯保，阅其簿籍，公卿大僚皆有问遗，惟司寇严公无名。上甚重之，内使宫人，因呼为严青天。未己，拜为太宰。此二事相类。士人平居高谈矩步，各立局面，至于辞受取予，可对天日，能几何人？使不阅二君之情操，何由而见？同时公卿大臣，负愧多矣！”（P306-307）对历史上的聚敛之臣于慎行也进行了揭露。他说：“古人有云：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然至官民俱空，公私两竭，则财亦必有所归。如汉诛梁冀，卖其资材三十万万，以充牣王府，减天下租税之半。当时上下匮竭，征求无已，岂知有三十万万之藏在于贵戚！近日抄没严相至二百万，冯珰亦不下此，皆天下租税之半。此非盗臣，乃聚敛之臣也。”（P121） （六）不结党。朋党问题，是中国封建王朝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它不利于君主驾驭臣僚，不利于贯彻政令，不利于治国。自东汉以后，中国的封建王朝每每苦于朋党之争。于慎行反对大臣结党，不结党是其认为的臣道内容之一。对唐朝出现的党争进行了客观分析。他记述道：“牛李之构党也，人主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此虽无可奈何之辞，而事理实有然者。河北之贼，所伤在支干，朝廷之党，所伤在腹心。去河北之贼，所资者兵、马、钱谷，难办而易筹；去朝廷之党，所仗者纪纲、法度，易知而难行也。嗟夫！‘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非建其有极，孰能为之？然有故焉。党何为而成？成于私，私何为而起？起于利。利者，得失之心也。有得失之心，则爱憎之情入；有爱憎之感，则恩怨之迹明；有恩怨之分，则胜负之形立；有胜负之较，则倾轧之机出矣。原其所自，不过一念之得失，而使士类荼毒，宗社丘墟，祸乱一成，不可复救。故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P310）于慎行认为，是否结党营私，是君子小人的分界之一。他对唐朝大臣李德裕和明朝大臣滕甫的话进行了发挥。 “李德裕对武宗曰：‘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此数语者，可谓尽君子小人之情状矣！尝以是语推之，特立不倚，非但不失己，且不失人，何也？无所倚，则无恩无怨；无恩无怨，则无所用其好恶，而大公之道立矣。有所附者，虽可以树群，亦可以贬交，何也？其人可附，则就之惟恐不亟，其人不可仗，则去之惟恐不早，非其性薄也，不能无所趋，则不能无所避，其势然矣！嗟夫！正人君子，岂但自无所倚，亦不为所附，女萝施于木上，自荣自枯，而松柏无心焉矣！”（P316）“神宗问君子小人之党，滕甫对曰：‘君子无党。譬之草木，绸缪相附，必蔓草，非松柏也。’予尝以其言验之古今，无不符合。然要其所以，又自有说。君子何以无党？无所用之也。进退决之礼义，用舍听之君相，浮沉付之命数，建树度之技能，故职业相与，则同心共济，出入相友，则同道为朋，非有固结之欢，唇齿之援也，何以党为！小人则不然，利害得失之念，日滑于方寸之中，而立身行己，又无墙壁可恃，一时无所附丽，即如蛩蛩距虚，相离而不能行也，使之无党，安可得哉！且如松柏之干，亭亭直上，自足干霄，不必傍有支撑，方能树立。若乃藤萝葛蕌，无所扳援，则委于泥沙，不能尺寸，以此知小人之党，其势然尔。嗟夫！丈夫七尺之躯，戴员履方，奈何不为松柏，而为蔓草哉！（P427）于慎行对历史上那些能同心同德、同心辅政的大臣进行了赞扬。他说：“韩魏公为首揆，欧、曾二公同参大政，典故问曾，文学问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一时称治平焉。揆路大臣，第能同心一德，不为形迹所间，而首事之臣，兼取众人之长，以资化理，天下之治，安得不成！若韩公者，所谓休休断断之臣，可以为万世法矣。”（P418） （七）博闻事。于慎行认为大臣应具备丰富的知识，博闻习事，以利于军国大事的处理。他举了两个例子说明其重要性。“魏世祖伐凉州，命群臣议之，皆谓圉水以西，地皆枯石，绝无水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崔浩折之曰：《汉书·地理志》称凉州畜牧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畜何以蕃？魏主乃决意西征，至则水草丰饶，乃无燥地，世言百闻不如一见。然读书当以意推之，如浩非藉二语，何以折廷议？士不博闻习事，欲谈天下利害，真妄论也。”（P174）“军国大事遇有疑难，必当考稽故实，不可妄举。宋时契丹议争地界，朝廷遣使数辈，虏指分水岭为界，相持久之，无以难也。及谴沈括往使，乃阅枢府故牍，得往岁所议疆地，指石长城为界，与今所指相去三十余里。神宗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几误国事！’括持是以往，契丹遂不能夺。此可为后世法程……士不通当世之宜，而欲谟谋庙朝，建不世之业，鲜不殆哉！”（P435） 三 于慎行继承了宋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十分关注社会现实，注重探索封建王朝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表现出了一个有良知的士大夫所应有的高尚品质。作为一个已经退居朝野的封建官僚，仍勤奋著述，完成了《读史漫录》的写作，其所作所为尤其难能可贵。于慎行是一位学者，又是政治家，他做过大臣，有实践经验，对君臣之道的总结有许多有利条件。他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文化中有关君道、臣道的一些思想观点，另一方面又结合历史和现实发展了君道、臣道观。于慎行的君道观和臣道观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对当今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我们也注意到，《读史漫录》不是专论某一问题的专著，对君臣之道的论述也是不系统的。我们只能从它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和编排中，以及对历史事实的评论中，探讨其君道观、臣道观。因而，仅限于本文对于慎行的君道观和臣道观作全面系统的分析显然是不够的，有待于发掘更多的资料，对其君道观和臣道观进行更充分的探讨。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