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家的四代女人

于老五

地主家的四代女人
上海大学出版社张燕燕 著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第一代女人嫁给了大连旅顺口于姓大地主家。此后的岁月，她穿过的那件红嫁衣又打扮过与她一脉相承的三代女人。其实，女人们之所以要穿同一件红嫁衣，并不是为了证明身份，而是为了给自己向前走的信念。正是这个信念，让她们中的一代女人写出了这个悲喜交加的故事。
    我姥姥无言以对，因为她的母亲已经得了大肚子病，就是肚子里长了肿瘤，我姥姥以为，母亲的病是替她发愁得的，她觉得很对不起母亲。可她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治好母亲的病，她只能继续坐在窗前绣鸳鸯。
    再说旅顺口长城镇刘家村，有一户姓于的大地主，他家的祖先是山东省文登县登州府大水坡人，早年闯关东，跨过渤海海峡在旅顺口登陆后，便在刘家村生根开花结果。这只是大水坡老于家的一支，另外几支闯关东的老于家人，则继续向北，一支在金州安家，一支走到熊岳，还有一支走到了吉林。不管走到哪里，老于家人都喜欢置地，所以，出了不少大地主。旅顺口刘家村的老于家，到了于世富这一辈儿，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了，从旅顺口到吉林都有他家的地，每年收租子时，需要坐马车走3个月。于世富后来成了我姥姥的公公。
    于世富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于显龙从小就很聪明，于世富送他进学校读书，学校里只有两名中国学生，其他都是日本学生，老师也是日本人。于显龙因此不愿意上学，虽然他还是个小孩子，但他的抗日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可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对他说：“你恨日本人我理解，我也恨他们，可这所学校是旅顺口最好的学校，你只有接受最好的教育，将来才能有出息，才能继承家业，才能报效国家。”于显龙只好继续上学，但他在学校里，从不和日本同学一起玩，对日本老师也充满敌意。
    学校用日语教学，外语教英语，于显龙勤奋好学，他的日语和英语在班里都是第一名，日本老师因此很赏识他，对他格外器重。于显龙从日本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对日本老师也不像以前那样充满敌意了。于显龙身高1米94，很有运动天赋，日本老师常带他去打网球，他很快就成了老师的球友。老师还想教他击剑，但他坚决不学，他认为剑是武器，是杀人用的。他听旅顺口的老人们说起过1894年冬天，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人攻进旅顺城后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那场大屠杀中，很多日本人就是用军刀屠杀中国人的，他们几乎把全城的中国人都杀光了，仅有36人活了下来，日本人留下他们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需要他们掩埋同胞的尸体。于显龙和每一个旅顺人一样，对这段历史刻骨铭心，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
    日本老师对于显龙不学剑术很不理解，他问于显龙：“击剑是一项很好的运动，而且是贵族运动，你为什么不学呢？”
    于显龙说：“我连日语都不想学。”
    日本老师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到这所学校读书。”
    于显龙无奈地说：“我父亲说这是旅顺口最好的学校，是他坚持让我来上学的。”
    日本老师说：“我理解你对日本的痛恨。不过，日本也是一个国家，日语也是一种语言。语言是无罪的。”
    于显龙低头不语。他对这位日本老师的感情很复杂，老师的国籍令他痛恨，可老师给他的教育和帮助又让他感激。于显龙没想到的是，这位老师后来竟然还成了他的红娘。
    因为于显龙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于世富的独生子，在他长大成年后，给他提亲的媒人就开始上门，她们几乎把老于家的门槛都踢破了，提的都是旅顺口有头有脸人家的闺女，可是于显龙一概不同意，父母亲干着急没办法，他们也弄不清楚儿子到底想娶个什么样的女人。
    于显龙完成学业后，在旅顺口的一所学校当校长。有一年过节，学校开庆祝会，从奉天来了一些官员出席庆祝大会。于显龙作为校长在会上做了演讲，年轻有为、风华正茂的于显龙，受到与会官员的赏识，他们在庆祝大会后单独接见了于显龙，其中一位官员还想把女儿许配给于显龙。他说女儿刚从日本留学回来，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他的女儿是不能吃苦干活的，所以，他给女儿准备了丰厚的嫁妆，还要让女儿带着丫环和厨师出嫁。他以为这门亲事于显龙肯定是求之不得，所以当即就问于显龙意下如何？没想到于显龙说：“对不起，我不想找会说日语的女人。我在外面说日语，回到家里还说日语，我不成日本人了。”这位官员碰了钉子，满脸不悦。

于老五

回到家，于显龙向父亲说起这件事，父亲着急地说：“你这不是得罪人么，我看你得赶快成亲，不然麻烦就大了。”父亲还劝于显龙不要太挑剔了，说中国话的姑娘多得很，差不多就行了。不料，于显龙说：“我不找说日语的，也不找小脚女人。”这个条件让父亲大吃一惊，他说：“中国女人都是小脚，你到哪里找大脚女人啊。”于显龙说：“反正我不娶小脚女人。”可是，大脚姑娘在那时真是凤毛麟角啊。

于显龙从学校毕业后，还时常和日本老师打网球，有一次打完球，老师问于显龙为什么还没有成亲，是不是条件太高了。于显龙对老师说，“我没有什么太高的条件，我只想找个大脚的中国姑娘，没想到就这么难。”日本老师想了想说：“我曾经教过一个中国女学生，是大脚，她姓陈，我们都叫她陈大脚。不过，她毕业好几年了，可能早就出嫁了。”日本老师看着于显龙由希望变失望的表情，说：“不管她出没出嫁，我一定替你找到她，如果她还没有出嫁，那就好了，说明你们两个有缘分。”

这是于显龙第一次听说陈大脚，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他想，“这个年代敢不裹足，肯定是个奇女子，但愿她还没有出嫁。”回到家，于显龙忍不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高兴得连称难得。没过几天，日本老师就找到了陈大脚，这已经是陈大脚在家绣花等待出嫁的第6年了，她绣的枕头等绣品足够她用几辈子了。于显龙父子听到陈大脚尚未出嫁的消息，如同听到天大的喜讯。于世富马上请媒人上门提亲，而这时，于显龙还没有见过陈大脚的面儿呢。

媒人来到赵家坊老陈家，进门就说是来给陈大脚提亲的，父亲惊喜得满脸放光，马上热情招待媒人，他根本没问男方家的情况就一口答应下来。这年头儿，有人要这双大脚，他就烧高香了，只要能把大脚女儿嫁出去，什么人家都行啊。陈大脚久病的母亲听说有人来提亲，也高兴地从炕上下了地，仿佛注射了一针强心剂，我姥姥的婚姻大事让她母亲的病减轻了一大半，这是令我姥姥十分欣慰的。听媒人回来说了老陈家的情景，于世富马上请人选黄道吉日到老陈家送彩礼，并商定了娶亲的日子。大地主于世富给独生子娶媳妇，立即成了老于家的大事，也成了村里的一件大事，于世富一心想把儿子的婚事办得气派隆重。

据说老于家娶媳妇儿那天，村里村外人山人海，婚宴的喜棚从刘家村一直搭出去40里，沿途村屯的男女老少都来吃婚宴，家家户户都不做饭了，40里之内，只有老于家的烟囱冒烟。端盘子送菜的人都是骑马跑，还要20里一回勺，怕菜凉了。这是我姥姥日后向我描述的，我不知道这是真实的情景，还是加入了夸张的成分，只好用了“据说”。

我姥姥被大花轿抬进了村，那时新娘子下轿先伸脚，如果伸出来的是一双三寸金莲，众人会惊呼漂亮，而我姥姥伸出来的是一双穿38号鞋的大脚，人们看到这双大脚都惊叫起来，比看到三寸金莲还吃惊，但是没有人说漂亮，只有一个人说：“这不是一双老爷们的脚么。”

我姥姥的一双大脚稳稳地站到地上，她穿了一件大红色的新嫁衣，衣服的面料是非常名贵的剔花丝绸，做工非常讲究，还是马蹄袖的，那是我姥姥的母亲在我姥姥16岁时就一针一线为她做好的嫁衣，直到6年后，我姥姥才穿上它出嫁。这件嫁衣后来成了我们家的传家宝，可在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它，人们都被我姥姥的一双大脚吸引住了。老于家大张旗鼓地娶回来一个大脚女人，立刻成了十里八村的大新闻。我姥姥虽然对此有所准备，但对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还是有些吃不住劲，幸亏她的头上蒙着红盖头，不然她会感到无地自容。

按照那时的规矩，新娘子下轿要坐床，早有人在床上放了一把斧头，让我姥姥坐斧（福），我姥姥在斧头上艰难地坐了一天，屁股硌得生疼，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并没有把自己的幸福坐住。

很多年以后，当我姥姥历经人生的磨难，已经成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时，她向我描述她结婚时的情景，我仍然能从她苍老的脸上看到一个女人自豪的神采。就在这一天，于显龙成了我的姥爷，我从没有见过面的姥爷。

这一年是1934年，我姥姥虚岁22，我姥爷虚岁20。

于老五

我的大脚姥姥是个“地主婆”
张燕燕，大连一家出租车公司的老板，她是当年旅顺长城镇刘家村大地主于世富的曾外孙女。
     张燕燕从出生到成人，一直跟姥姥睡在一张床上，她的特殊的聪明、智慧与敏感，使她对姥姥的一生充满理解和同情，在姥姥晚年的最后时光里，将埋藏在心底一辈子的家族秘史讲述给这个可以走进她心灵的外孙女。
     地主家后代的历史折射了旅顺乃至中国近代史中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和思想的变迁，她利用十年时间，写成一部《地主家的四代女人》。
上周，张燕燕应记者之约讲述了她的家史以及她写这部书的过程。
为写家史读了6年纪实文学
   《地主家的四代女人》今年夏天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书的封底上说：“本书真实记录了大连旅顺口大地主于家四代女人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从1934年第一代女人陈大脚出嫁开始，到2009年第四代女人张晓蕊成婚，不同的时代给了这四代女人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生活经历又给了这四代女人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归宿。尽管她们都善良、顽强和坚韧，但不同的情感、婚姻、家庭成了她们命运的归宿……”通过这家四代女人的人生经历，反映了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及时代人物性格、命运的磨砺和塑造。
     很多读者把这部书当成小说去读，情节的生动，人物的传奇，命运的悬念让人不容怀疑它的文学价值。张燕燕的讲述就从这本书以及书中的故事讲起。
我书中的人物故事全部是真实发生的，用的全部是真名。我写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个一直跟她生活在一起的“地主婆”是多么善良，多么坚韧，多么坎坷，没想到会得到这么高的评价。也是这本书，让那些不了解我的人一下子明白了我内心里埋藏着这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一年，我姥姥身体开始每况愈下，她预感到留给自己的日子不多，就把两个儿子叫来，她想把埋藏了一辈子的家史告诉儿子，但是她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个舅舅惊慌地捂住母亲的嘴说，“妈，咱不提那些事。”我意识到，姥姥有很重要的事情要交代，我说：“姥姥，你有什么话，跟我说。”事后，我才明白，由于两个舅舅在童年的时候就经历了难以抹去的创伤，他们一辈子都忌讳再提那段历史。
     从此，我每天下班回家就拿着笔和本坐在姥姥身边，听姥姥讲述那不堪回首的家史，一共讲了三个月，每天大约讲3个多小时。
     真实地了解了这个家族的历史，并敏感地意识到这不是一家人的故事，而是中国近百年来的普通百姓的故事，我决定把它写成一本书。
     从此，一直延续着读书的历史的地主家的后代的我的书架里摆满了各种世界各国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我花费6年时间读了所有我能找到的报告文学，我寻找纪实文学的写法，找寻写作的灵感和技巧。
     当我感觉自己可以驾驭这部家史时，我开始动笔了，写了4年，才有了今天这部书。
姥姥陈大脚成了地主家的儿媳妇
   我姥姥是本世纪初出生的女人，那个年代的女人如果不裹脚简直是大逆不道，但是，姥姥没有裹脚，一直长成了“陈大脚”。她不仅没有裹脚，而且还像男孩子一样读过书，受过教育，学过日语。
     陈大脚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因为脚大无人上门提亲，母亲给她做的红嫁衣一直在箱底压了6年。今年2月，这件珍贵的红嫁衣经历了四代女人穿过后捐赠给了大连现代博物馆，成为珍贵的馆藏。
     旅顺当年有个大地主叫于世富，他一辈子省吃俭用，有了点钱就买地，地租一直收到吉林。每年秋天，于世富就出门收租，一直到年关才能回来。
     大地主于世富的儿子于显龙在日本人开的学校里读书，后来留在学校里教学，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眼看着大地主的儿子到了成家的年龄，可他偏偏看不上小脚女人，他要找个没有裹脚的读书女人。满旅顺扒拉，也就陈大脚一个人符合他的条件。他的择偶条件成全了嫁不出去的陈大脚。
     我姥姥嫁到大地主家表现特别好，勤奋、聪明，家里、地里的活都干得滴水不漏，给个长工都不换，后来大地主就把当家的钥匙交给了她。
“地主婆”的悲惨命运
   地主家的日子很快与灾难深重的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旅顺口联系在了一起。我姥爷受的是日本教育，上学的时候必须说日语，穿和日本学生一样的黑色校服，这严重伤害了他的民族感情，但是，日本人多次威逼利诱，希望这个有背景的教书先生能够与他们合作，后来，日本人追得太紧了，姥爷背井离乡，踏上了抗日的道路，再没回来。
     由于姥姥也懂日语，与日本人能说上话，她曾经机智地救过放火团的人，曾善良地救过抗战胜利后与父母失散了的日本孩子。虽然是地主家的儿媳妇，但是姥姥十分善良，并没有像地主那样剥削人，姥姥当年在旅顺是很有威望的。
     但是，1947年在旅顺农村开始的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姥姥的命运。土地改革分了大地主于世富的土地，由于于世富反对把他一辈子积攒的土地分给穷人，遭到了批斗，坚决拥护土改的姥姥同样受到了连累，她被揪到台上去批斗，还遭到了毒打，为了逼出地主家的金银财宝，我姥姥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这是《地主家的四代女人》书中写得最让人揪心的一幕，我的母亲和两个舅舅当时尚小，他们看到妈妈遭遇如此暴行，只能无助地放声大哭。当时，我妈妈只有12岁，最小的舅舅只有3岁，当一个人一鞭子抽到姥姥身上时，妈妈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不幸的是，那人揪住妈妈的头发一个巴掌打在妈妈的脸上，一只耳朵从此失聪。
     后来，地主家的房子被分了，姥姥无奈带着年幼的孩子投奔娘家，后来又无奈到沈阳投奔了亲戚。一辈子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母亲成家后，姥姥就住进了我家。我的出生给了姥姥住在女儿家的理由。
     由于“地主婆”的身份，姥姥常年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不敢出来，一有动静就躲起来，我家的门上也经常被贴上“为什么还养着地主婆”这样的纸条。
     这种生活伴随姥姥的一生，我在姥姥的生活中成为了她的支柱。她总说我像姥爷，她这一生从来没有半句埋怨自己命运不好嫁给了地主的儿子这样的话，她一生都对丈夫充满了感激，是专门要找不裹脚的读书女子结婚的姥爷成就了她，给了她一个家。姥爷在抗战胜利后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时被派了回来。其实姥爷只是一介书生，也不一定懂政治。当年，他被关在沈阳监狱里，姥姥没敢去看他，就再也没有见到，后来他被镇压了。
地主家大小姐13岁开始养家
    地主家的四代女人中，妈妈是第二代，是地主家的大小姐。可是不幸的遭遇让母亲早早成熟，担负起养家的重任。我妈妈于洁12岁时和两个还不懂事的弟弟亲眼目睹了姥姥遭到毒打，鞭子抽打在母亲身上，也抽打了于洁幼小的心，她从13岁开始到沈阳投奔亲戚，让亲戚帮助安排到工厂里做工，她在做工的同时，咬牙在路灯下坚持读书，考上了财会学校。
     姥姥带着母亲在沈阳流离失所的日子是让人心碎的，母亲在沈阳监狱见到了父亲后，变得更加懂事了。她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次见父亲，再去找时，父亲已经不在了。
     母亲记下父亲在监狱里对她说的话：一定要读书。她不仅自己拼命读书，还供两个弟弟读书，她担负起的是一个父亲的责任。
     母亲在工厂里工作时，一个学徒工见母亲聪明漂亮勤奋，对她特别好，当他知道母亲要养着全家，要供两个弟弟读书时，他开始帮母亲分担起养家的重任，年仅18岁的母亲还不知道爱情为何物时，在权衡了家庭的负担后嫁给了我父亲。
     由于地主出身，母亲一辈子都夹着尾巴做人。在工厂，她总是多干活少说话。别人能做的事她不能做，别人能说的话她不能说，她要用自己的谨慎小心换来一家人的安宁，躲过各种运动可能带来的冲击。
     就这样，母亲在工厂里小心谨慎又积极认真地工作着，但是，她一直没有泯灭上大学的梦想，她通过自学，52岁大学毕业，那时离退休只有3年。
我和我的女儿终于走出阴霾迎接彩虹
我的家史延续到我这一代开始有了转机。尽管同样受到了地主出身的冲击，但是，我赶上了改革开放，赶上了国家大发展时期。那是1992年，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帮助一家私营企业老板买下一家出租车公司，事后发现，他们被人家骗了，500万元只买到了一张纸，车、人都在街上，公司变成了一个空壳，走投无路之下，我承担起了爸爸被骗的后果，开始下海为爸爸还债，这就是今天的中意出租车公司。
     我算是地主家的第三代女人，女儿完全是新时期的青年，她15岁就出国留学，大学毕业时击败了澳大利亚本土的很多优秀毕业生，获得荣誉学士学位，最终进入到澳大利亚国家跨级立法委员会，成为该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也是其中的第一位华人。
地主家四代女人的故事远没有本文叙述的这般单薄。张燕燕说，姥姥在讲述家史时，无论讲到多么悲惨的遭遇都没有掉一滴眼泪，而她在写的过程中，几度嚎啕大哭，不能自已。“有时候，为了写作能继续，我不得不用胶带纸把手和笔缠到一起将写作继续下去。

于炳林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