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瓷并非神篨创烧

于老五

钧瓷并非神篨创烧
作者:大河报首席记者于茂世

核心提示： 下白峪是神篨钧瓷遗址上的一个自然村。 这个村庄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好瓷跑的故事——清代末年，两位于姓兄弟娶妻生子，和和睦睦生活在父母的屋檐下。 有一天，弟弟突然提出分家，一时全家惊愕。 不过，弟弟的分家条件倒也“厚道”：不要任何家产，只要家...


下白峪是神篨钧瓷遗址上的一个自然村。
　　　　这个村庄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好瓷跑的故事——清代末年，两位于姓兄弟娶妻生子，和和睦睦生活在父母的屋檐下。
　　　　有一天，弟弟突然提出分家，一时全家惊愕。
　　　　不过，弟弟的分家条件倒也“厚道”：不要任何家产，只要家里的三分薄地。
　　　　只是“三分薄地”，弟弟需要“钦点”，不待父母“分给”。
　　　　弟弟非要分家，“要价”低廉，父母、哥哥也就点头同意。
　　　　弟弟欣喜若狂。
　　　　原来，弟弟一早下田犁地，在“三分薄地”上发现了一个钧瓷窖藏，里面藏有很多钧瓷器皿。“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何况一个完好的窖藏？
　　　　于是，弟弟做了记号，赶回家里，闹起分家。
　　　　家分了，弟弟回到属于他的“三分薄地”，却再也找不到那个钧瓷窖藏了！
　　　　“钧瓷是有灵气的，如人一般，它会逃匿，躲避不义之人。”当地村民对记者说。
　　　　这位村民，正是２００１年为北京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看护神篨钧窑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的于沟行政村下白峪自然村村民吕镇先生。
　　　　“我上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当，说好的是一晚４０元，两人看守，结果看了一个多月，到结账的时候，人家给的是每晚４０元，但不是每人４０元，而是两人每晚一共才４０元。”
　　　　吕先生看守的考古发掘现场，正是故事中所说的弟弟“钦点”的那“三分薄地”。
　　　　只不过，这儿没有发现窖藏，发现的是３个古代窑炉遗址！
　　　电线杆下，就是下白峪唐代窑址。北大考古发掘后，又回填。
　　　　问当地村民，说不出这支山流的名字；查找地图，寻不到这条三四公里长的小溪。因为自东向西流淌，最后汇入汝水支流“清龙河”，有的文章中称它是“倒流河”、有的文献干脆还称它为“清龙河”。《文物》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刊发署名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章《河南省禹州市神篨镇下白峪窑址发掘简报》，把它叫做“白峪河”——为方便计，记者姑且从之，把其称为“白峪河”，把“河滩地”上的窑址称为“下白峪”窑址。
　　　　神篨镇西南坐落着一架东北、西南方向的山岭，是谓“大刘山”；发端于“大刘山”东北麓的山溪汇流而为一条小河，它自东向西、抛却神篨镇而去，是谓“白峪河”。
　　　　“白峪河”冲出山口后，进入比较平缓的山间谷地，流淌变得缓慢起来，成为适宜陶瓷生产的水源。河道两旁，星散着唐、宋、金、元时代面积都不算大的众多窑址，构成一个时代连续的窑群。
　　　　从山溪刚冲出山口的刘家（造字：“门”内有“外”）、白峪（也称上白峪）到下白峪、于沟，这三四公里的小河两岸，是宋、金时期中国钧瓷重镇。
　　　　“御用”遮望眼
　　　　在河南，“大师”云集的所在，恐怕不是郑州、不是开封、不是洛阳，而是一个似乎并不文化、也不怎么艺术的县级小市——禹州。而禹州的“大师”，则大都聚集在神篨一镇。
　　　　在神篨，几乎每个古街上，都“隐居”着几位“大师”；一个有年头的小院倒掉，也许会砸伤几位“大师”。
　　　　这些“大师”，都是怀揣证书的“大师”；“大师”之名，都是国家、省里的权威部门隆重相授的。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８日，在“禹州钧瓷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当地领导发布权威信息，曰：禹州市有国家级大师３人，省级大师７２人。
　　　　“大师”之前，或冠“中国”，或冠“河南”——全称无外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等。
　　　　查阅《现代汉语词典（第５版）》，“大师”只有３种解释：１．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艺术大师。２．某些棋类运动的等级称号：国际象棋特级大师。３．对和尚的尊称。
　　　　按图索骥，禹州７５位“大师”，当是“艺术大师”，都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
　　　　尽管有些人昨天种地，今天烧瓷，明天就可能成为“大师”；尽管神篨的地摊上，摆卖的都是“大师”的力作，其“插草卖身”的价格，也就是一件作品３０块钱。
　　　　禹州当然有名副其实、“为大家所尊崇的”“大师”，譬如任星航先生、杨志先生、王金合先生，但屈指可数。
　　　　真的大师，也不见得没有“毛病”。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理事长杨自鹏先生在“研讨会”上，当着当地领导与“大师”的面，就曾“指桑骂槐”，撂下这样的“狠话”：“阳春白雪，孤芳自赏；下里巴人，胡作非为。”
　　　　“说的是几年前的景德镇，如果禹州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也不会当着人家的面乱说。”会后，杨先生对记者解释道。
　　　　同样一件钧瓷，今天１８０元，明天就是１００００元——这大凡是“大师”的一种“胡作非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无非是某位重量级的人物，接受了自己钻窟窿打洞白白送上去的一件钧瓷作品。之后，这件钧瓷的“克隆版”就摇身一变，金贵起来。
　　　　至于这位重量级的人物懂不懂钧瓷，抑或他转脸就把这件钧瓷扔给了他的司机，乃至“钧无双”的千年盛誉……似乎这一切，一点儿都不重要了。
　　　　奇怪的是，如此折腾一番，１８０元没人去买的这类钧瓷，１００００元倒有人抢购了。至于抢购了去干什么，某些“大师”的所言，倒把我惊出一身冷汗：“你要是送我这件东西，那你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钧窑是官窑，官是“官家”，“官家”是皇帝，这个皇帝指的是那个亡了北宋的宋徽宗——但千年以来，当了一回“官窑”，为徽宗的亡国之山艮岳烧了一批花盆的禹州，总在怀抱“御用情结”，一路狂奔，永不释然。zx.findart.com.cn
　　　　“从郑州送到北京，从北京送到联合国，还能再送到哪儿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钧瓷评论家对记者说，“我猜想，下一步该有人捣鼓钧瓷升天了——搭载‘神舟’飞船，让宇航员送给月亮之上的嫦娥姐姐，再让嫦娥姐姐送给老天爷鉴赏。钧瓷是天工造化之物，送给老天爷，一来最最应该，二来最最恰当嘛！”zx.findart.com.cn
　　　　虽系调侃，道理不歪。
　　　　但是，在这条道上走下去，钧瓷到底会走向何方？
　　　　平心而论，不论何种“孤芳自赏”，不言怎样“胡作非为”，今日禹州钧瓷在钧瓷界的霸主地位，是神篨人乃至禹州人干出来的。
　　　　只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会一味地往前冲，乃至不免莽撞……
　　　　向前冲的时候，是否也该向后看看，回望一下钧瓷走过的道路呢？
　　　　至少，只记忆“官钧”，只记忆“御用”，是有害的。
　　　　至少，“御用”是钧瓷的“峰值”，是钧瓷至高无上的荣耀，亦是钧瓷急转而下的败因。甚至，因了“御用”，钧瓷迷失了自己的路，以致到了今天，还在“克己复钧”，不管、乃至不知世界陶瓷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革命”——陶瓷作为一种文化、一种传统，无论是在实用上，还是在审美上，随着这个世界的变革，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至少，失去记忆，或“记忆偏执”，只看“官钧”，似乎会迷失自我，乃至无力创造或缺乏创新冲动。
　　　　套改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历史上写着钧瓷（当然不只是“官钧”）的灵魂，指示着未来的方向。
　　　　只是鲁迅那儿，不是“钧瓷”，而是“中国人”而已。
　　　　“腰鼓”擂新音
　　　　钧瓷与钧州或钧台（禹州古称钧州、古钧台在禹州城区）有关，以“钧”冠瓷，故有“钧瓷”，这似乎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钧瓷发端于神篨，下白峪窑址是神篨时代最早的一个窑口，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唐代窑址，这似乎也是神篨乃至禹州人的一种共识。
　　　　下白峪窑在唐代烧制黑釉带斑点的器物，时称“花瓷”，今言“唐钧（唐代钧瓷）”，对大家熟悉的“宋钧”乃是“官钧”以铜釉着色，烧出玫瑰紫、海棠红等器物有直接影响，这似乎也是一种共识。
　　　　下白峪“唐代花瓷古窑遗址”（禹州人喜欢这么称呼）是１９７７年冬天进入当代学人的视野的：窑场面积约３０００平方米，窑区内有花瓷器残片、窑具、炉灰等；窑炉上部已坍塌，只有半个窑底，系在平地上深挖的土质窑炉；器物釉色以黑、褐居多，也有少数黄色；“唐钧”彩斑多不规则，有的稳定，有的从器物口部流到足部；“唐钧”斑块有月白色、灰白色、蓝色，亦有蓝白相间，温润典雅，潇洒自然；窑址发现木炭灰，未见煤渣，不见匣钵，器物当为木柴“裸烧”等。
　　　　也许因为下白峪窑身在“钧都”神篨，它的发现，很快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全国顶级陶瓷专家、教授先后考察下白峪窑址，认为这是一次重大发现，与鲁山段店窑、郏县黄道窑的唐代花瓷，当为同一类型。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这样写道：“此后不久，河南禹县……在小白峪（当为下白峪）也发现了一处唐代瓷窑遗址。在采集的标本中，也有不少腰鼓残片，釉色斑点、形质与鲁山段店窑的基本一致。由此得知河南唐代烧腰鼓的除鲁山窑外，还有禹县小白峪窑……提示了钧窑早期历史与唐代花瓷有关。”“花釉瓷……利用釉的流动，使它出现像窑变一样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淋漓酣畅，大胆泼辣，似有意，似无意，似有形，似无形，妙趣横生，变幻莫测，为后来的钧釉彩斑开启了先声。”赵青云、许天申在《钧瓷的兴起及其工艺特征》一文中也说：“唐代花瓷的出现，为钧窑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钧瓷在北宋成为五大名窑之一，是与唐钧的先导作用密不可分的。”
　　　　唐代花瓷与宋代钧瓷有着渊源关系，“始于唐，盛于宋”不但“镌刻”在苗锡锦先生主编的《钧瓷志》封面上，也是中国陶瓷史学界的一大共识。
　　　　为什么“花瓷”在鲁山段店窑被率先发现？这，缘于文献的记载与故宫博物院珍藏了一件传世花瓷腰鼓。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故宫博物院依据《羯鼓录》所言“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一般以为，《羯鼓录》所记乃宰相宋瞡在开元年间与唐玄宗论鼓的对话，青州石末、鲁山花瓷分别是以石、瓷为质的鼓腔）”，奔赴河南鲁山寻找花瓷窑址。他们在段店窑发现的黑釉花瓷腰鼓残片，其特征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传世花瓷腰鼓完全一致，从而也就证实了故宫传世花瓷腰鼓确系鲁山段店窑所出。
　　　　腰鼓是由西域传入中原的木腔乐器，历两晋、南北朝、隋，到了唐代，不仅收入唐乐，而且还烧制出瓷质腰鼓——“鲁山段店窑花瓷腰鼓”造型硕然（长５８．９ｃｍ，鼓面直径２２．２ｃｍ），曲线柔和，通体漆黑明亮的黑釉与富于变幻的蓝白釉斑相互衬托，美轮美奂，堪称唐代瓷器精品。
　　　　当然，这次调查最重要的收获，不是为故宫博物院的腰鼓找到了“娘家”，而是“提示了钧窑早期历史与唐代花瓷有关”——“唐钧”概念，自此随着考古调查的展开，一步步在中国陶瓷史界确立起来。
　　　　尽管“唐钧”的说法得到学界的认同，但对花瓷古窑进行考古发掘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展开。
　　　　下白峪窑址发现于１９７７年，直到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北京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才联合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考古工作者对生产花瓷的窑口，进行的第一次科学发掘。
　　　　整合文献记载与当下考古材料，主持下白峪窑址发掘工作的北京大学教授秦大树先生认为：“花釉瓷器很可能于开元年间或稍早在鲁山段店窑首先创烧，其成为名品后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展，下白峪窑在稍后的天宝年间也开始烧造瓷器，并以花釉瓷器为其最重要的产品之一。”“下白峪窑是一个以生产质量较差的黑釉和青黄釉瓷器为主的窑场，与相距不远的巩义市黄冶窑相比，在产品种类和质量方面都大为逊色。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表明，其生产的花釉瓷器是窑场中的精品，行销范围较广……不过，窑址中最大宗的产品还是青黄色釉或褐黑色釉的直口碗。这种器物仅在一些平民使用的土洞墓中发现，从而表明下白峪窑产品的主要行销对象是广大的平民，而且行销的范围主要是周边地区。”
　　　　下白峪窑只是唐代，特别是晚唐时期在中原地区广泛出现的一个普通窑场，这类瓷窑集体登上历史舞台，是瓷器手工业工艺、技术走向成熟的发端，是瓷器产品从面向上层贵族变为广大民众普遍使用的一种日常器具的重要体现。
　　　　钧瓷因宋代禹州而光照千秋，这也许不在于什么皇帝“御用”，更在于禹州先民以开放、学习的心态，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再回首，忘却钧瓷曾经“御用”；再回首，抛却唯我神篨独尊……
　　　　说到底，尽管禹州已有７５位“大师”，但禹州缺少的，也许恰恰正是能够创造历史的“大师”。
　“三分薄地”是由山流冲积而成的一块不大的“河滩地”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