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作者应为于谦

于振华

作者：惠康祐    陕西第二印染厂

《（满江红》一词并非岳飞所作, 学术界对此早有议论。本文作者通过对该词历史背景与作者身份、心境及其用词习惯的仔细考察, 得出了《满江红》作者应为于谦的新论。其推论依据虽略嫌单薄, 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本刊特予发表, 以期引起学术争鸣。）

我国历代词作中, 最为人民推重, 以至家喻喻户晓的, 当属相传为岳飞所作的《满江红》一词, 这首慷慨激昂的诗词, 激励了多少热血青年爱国志士, 每逢民族存亡之秋, 总是鼓舞着人民的斗志, 甘愿为保卫祖国而流血牺牲。
词作者是民族英雄岳飞也是妇孺皆知的事。可是有些学者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对该词是否为岳飞所作抱有怀疑态度。最早提出疑问的是余嘉锡先生,他在《四库提要辨正》中首先提出疑点。他认为这首词在宋元两代没有人提到过, 也未见录于任何典籍, 甚至岳飞孙子岳珂所编撰的文集中都找不到。
据徐著新先生说此词最早见于明弘治十五年( 1502) 五月树立在杭州岳坟的碑石上。同时他认为词中最不可理解的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这一句, 贺兰山在古代并不著名, 到北宋时始见于史籍,当时属于西夏, 而西夏与宋并未发生战争。岳飞是要“直捣黄龙府”, 和贺兰山没有关系。因此他认为此词非岳飞所作, 可能是曾在贺兰山打败鞑靼的明代将领王越所作。(《明报月刊》1980 年10 月)孙述宇先生则认为“三十功名”、“八千里路”都是岳飞事迹, 诗人不可能用自己的典故作词, 同时认为这首词和岳飞的另一首词《小重山》意境风格相差太远, 不像是出自一人之手。文章还把“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这两句联系到岳飞军士乏食, 曾“刲虏尸以继廪”。文章认为《满江红》不会是岳飞写的, 若不是后人写来怀他咏他, 便是别人拟他的身份写的。并认为即使不是岳飞所写,《满江红》仍会流传下去, 并无损于它崇高的历史地位。(《中国时报》1980 年9 月10 日)
上述各位的观点, 都是言之有理的, 认为此词非岳飞所写, 我完全同意, 下面准备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们假定这词是岳飞所写, 那末应该研究一下此词写作的时间。对岳飞而言不外乎在被诬蒙冤之前或被捕入狱之后。先谈被诬以前, 当时岳飞虽已离开抗金战场, 但他年未四十, 仍抱有抗击金兵直捣黄龙迎回二圣的志愿, 同时他仍担任枢密副使的重要职位, 他决不会写出“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诗句, 把自己的一生定格在“三十功名”和“八千里路”, 更不会把自己奋斗半生的业绩说成是微尘贱土浮云水月。兀术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 而岳飞方为河北图, 必杀飞始可和”, 可见岳飞仍在为抗金谋划, 不可能为自己的事业划上句号。
如果说写于入狱以后, 那就更不可能了。一则从入狱到就义不足一年时间, 二则在狱中生死未卜。据史载张宪在狱中被拷掠至体无完肤。岳飞怎会有心情写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这样的诗句呢?至于词中那句“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缺”, 确如一些学者所言, 宋与西夏并无重大战事。岳飞志在“直捣黄龙府”, 地在东北, 贺兰山则在西北, 方向完全相反。如果说是用典, 则贺兰山古代无名, 并不像“阴山”、“燕然”等常为诗文所用。
至于“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则是有出典的, 和岳飞军士“刲虏尸以继廪”毫无关系。苏舜钦“马跃践胡肠, 士渴饮胡血”, 后一句就是用的典故。这典故出于《汉书•王莽传》: 校尉韩威向朝廷请缨时, 曾说过“饥餐虏肉, 渴饮其血”的豪言壮语。
至于徐先生认为此词是明代王越所作, 可能性不大, 一则王越操守不佳, 勾结宦官汪直、李广, 当李被弹劾时, 他就忧恚而死了, 这种人不可能写出如此优秀的爱国诗词, 二则王越那时并没有“靖康耻犹未雪”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从“靖康耻”谈起, 我国历史上皇帝被少数民族掳去, 共有两次, 一次就是北宋末年( 1126) 徽宗、钦宗二帝被金兵所俘, 这就是大家熟知的“靖康耻”; 另一次是明代的“土木之变”, 皇帝英宗被瓦刺也先所俘, 但当时明朝并非衰败之时, 瓦刺兵力微不足道, 此次兵败完全是由于宦官弄权, 皇帝昏庸所致。在土木堡( 今怀来县) 五十万明兵死伤殆尽,公候高官死五十余人, 皇帝被俘。消息传来, 举国震惊, 民情愤慨, 认为是奇耻大辱。
“土木之变”发生在正统十四年( 1449) ,而《满江红》这首词首见于碑刻是弘治十五年(1502) , 相隔仅半个世纪。所以我认为《满江红》作者当是英宗被俘后, 一位爱国诗人联想到“靖康之变”, 借岳飞的抗金事迹而抒发胸中愤慨激烈的心情而写的一首爱国诗词。
最有力的证明, 就是词中的“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缺”之句。我们知道当时瓦刺就在现今宁夏一带,
而贺兰山正是该地的主要山脉。只有“踏破贺兰山缺”才能迎英宗回朝, 再“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 雪明代的“靖康耻”。因此从该词出现的时间上和词的内容上考察,《满江红》一词应是“土木之变”后一位爱国诗人所写。
要查出这位诗人的真实姓名确有一定困难。五百多年过去了, 很难找到当时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因此只能从词的本身作一些深入的探讨, 从中发现些蛛丝马迹, 以查考出可能性最大的作者姓名。
我们从词中得知,《满江红》作者自称“臣子”, 似乎是有条件“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有能力“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并且有资格“朝天阙”的这样一位人物。因此查考作者的范围就缩小很多了。
史载“土木之变”明兵溃败, 皇帝被俘, 消息传到京师,“群臣聚哭于朝”, 精兵良将都被英宗带走, 京师守卫困难, 有人主张迁都南京, 当时兵部侍郎于谦讲“京师天下根本, 一动则大事去矣, 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得到多数大臣支持。于是立英宗弟郕王监国( 后接位为景帝) , 升于谦为兵部尚书( 原尚书死于土木堡) , 于是于谦组织附近兵力, 击退瓦刺也先, 京师转危为安, 以后屡败瓦刺, 也先见无机可乘, 一年后释放英宗回京。
从这一段历史看于谦是“土木之变”后朝廷上最重要的大臣, 皇帝亲征前, 他竭力反对, 但皇帝只听信王振之言, 以致兵败被俘。事变后于谦竭尽全力支撑危局, 终于使国家稳定, 英宗被释。从于谦的一生看, 文治武功, 名标史册, 文才武略可称兼备于一身。
于谦( 1398- 1457) 杭州人, 永乐十九年( 1421) 中进士, 从此步入仕途, 巡抚河南、山西十二年, 做过很多有利国计民生的好事, 深得民心, 正统六年( 1441)因他进京从不谒见王振, 被王振陷害入狱, 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 终于恢复官职, 他在山西、河南兴修水利, 植树凿井, 发展农业, 当时山西、河南积谷各数百万石。从他的《平阳道中》一诗, 就可以看到当时农业丰收的喜人情景。
于谦为人刚正不阿, 以致得罪权贵, 他那首家喻户晓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就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另外《咏煤炭》诗中“但愿苍生俱温饱,不辞辛苦出山林”同样抒发了这种关心民瘼的胸怀。
于谦屡败瓦刺后, 写过一首《入塞》诗, 描写士兵凯旋时的威武气慨和人民欢迎的热烈情景, 也是很动人的。《满江红》后半阕完全符合于谦当时的身份和志愿, 把洗雪明代的“靖康耻”引为已任, 有措施, 有目标, 而且充满了信心。
词的前半阕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似乎是写岳飞事迹, 但仔细推敲, 并非如此,词中的“三十功名”和岳飞没有关系, 这“三十”如果指三十年, 则岳飞被害时年仅三十九岁,“三十功名”就得从十岁左右开始, 显然是说不通的, 如果指年龄同样无法解释, 因为岳飞事业的巅峰不在三十岁, 建炎四年收复建康( 南京) 是他的第一次抗金业绩, 绍兴四年( 1134) 他三十一岁时收复襄阳、信阳等六郡是他的第二次抗金业绩, 至于他抗金事业的巅峰, 则是在绍兴十年( 1140) 他三十七岁时, 是年他在郾城大败兀术主力军, 收复郑州、洛阳等重要城市, 前锋达到离汴京只有四十五里的朱仙镇, 当时军士意气风发, 斗志昂扬, 所向无敌, 金兵发出“撼山易, 撼岳家军难”的哀叹。收复汴京, 渡过黄河指日可待, 岳飞也充满了信心, 曾对部下讲“直抵黄龙府, 与诸君痛饮耳! ”就在这胜利在望的时候, 秦桧与金人勾结, 把岳飞召回临安, 以致前功尽弃, 所以把“三十功名”理解为岳飞事迹是不符实际情况的。于谦反对迁都, 讲“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可见他是以史为鉴不愿步南宋和岳飞后尘的。
至于“八千里路”, 岳飞转战中原十余年, 行程无法精确计算, 但肯定不止“八千里路”, 因此我认为“八千里路”, 可能是用韩愈“夕贬潮州路八千“这个典故, 无非表示路途遥远, 不一定指岳飞一生的行军路程。
既然“三十功名”、“八千里路”和岳飞事迹无关,那末该作何解解呢? 我认为这两句名言恰好和于谦的事迹相符合。于谦在永乐十九年考中进士, 进入仕途, 时年二十三岁,“土木之变”时年五十一岁, 如果他把二十八年的仕宦生涯说成“三十功名”, 举其成数是完全符合事实的。韩诗的“路八千”只是指长安到潮州的单程距离, 而于谦从杭州赴京赶考, 以后在晋、豫巡抚十余年, 经常往返京师述职, 最后在京师任职, 路程无法精确计算, 只能用“八千里路”表示行程的漫长而已。
如果说“三十功名”、“八千里路”是于谦写自己的经历, 那末为什么要把它说成是“尘与土”和“云和月”呢? 这得从诗人写词时的心情考虑。“土木之变”消息传到北京,“群臣聚哭于朝”, 可见当时形势的艰险情况, 于谦的心情, 词中写得很清楚,“怒发冲冠”、“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皇帝被俘, 社稷危殆,回想自己的“三十功名”、“八千里路”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价值, 国家已到危急存亡之秋。摆在面前的问题, 不是回顾而是前瞻, 而是如何组织兵力, 保卫京师, 再“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击败瓦刺迎英宗回朝,使国家转危为安, 作为全国军事领导人是责无旁贷的, 当时于谦年已半百, 虽未满头白发, 但时间已不多了, 就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激励自己, 以期抓紧时间, 洗雪明代的“靖康耻”。这句诗对岳飞而言, 同样是说不通的。
如果《满江红》是于谦所作, 为什么《于忠肃集》内没有此词? 这和后来的局势发展有关。“土木之变”后一年左右, 明朝兵力恢复, 国家稳定, 瓦刺无机可乘, 就释放英宗回朝, 当时皇帝是英宗的弟弟景帝,英宗回京后成了不是自己让位的“太上皇”。宫廷矛盾就开始了。
景泰八年( 1457) 景帝病重, 他自己的皇太子已在景泰四年病死, 没了继承人, 又不愿恢复他侄子英宗长子的皇太子身份。于是部分朝臣认为与其拥载这位病危无嗣的景帝, 不如恢复英宗的皇位, 于是发动了“夺门之变”, 使英宗重新登上皇位, 并把景泰八年改为天顺元年, 这对拥立景帝的于谦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于谦随即被捕入狱, 并以“谋逆罪”处极刑, 藉其家, 家属戍边。“谋逆”是封建社会最大的罪名。这首讲“靖康耻”的《满江红》当然不会收入于谦的文集, 那些藏有此词的文人也不敢写上于谦的名字, 宪宗成化年间为此案平反, 只是赦免家属, 直到神宗万历年间才追谥于谦为“忠肃”, 彻底恢复了于谦的声誉和历史地位, 他的文集就署名为《于忠肃集》。可是时间离于谦被害已一百多年了。漫长的岁月, 使《满江红》一词始终没有和于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弘治十五年( 1502)《满江红》出现在岳坟碑石上, 仍未署上作者姓名, 于是被认为同样是志在雪“靖康耻”的岳飞所写是完全符合情理的。加上岳飞崇高的历史地位, 谁也不会表示怀疑。直到近代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正》中首先提出疑问, 夏承焘先生《岳飞<满江红>词考辩》一文中, 也论证了该词非岳飞所作, 这一问题才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综观《满江红》全词和“土木之变”后于谦的身份和心情是完全符合的, 这首激昂慷慨、忠心耿耿的爱国词作和于谦的《石灰吟》、《咏煤炭》、《入塞》等作品相比较, 意境风格完全一致, 在文笔上也有相似的地方, 如“烈火焚烧若等闲”,“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闲”一词也许是诗人习惯性运用使然。

于老五

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请看——————


岳珂因何漏辑《满江红》？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满江红》这首词的作者是宋代著名爱国将领岳飞。并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和岳飞本人的高风亮节一起在中华大地传颂。不知何故，有人撰文道：《满江红》不是岳飞所作，甚至以《打假“满江红”》为题，认定《满江红》是后人伪作。其主要根据是说，岳飞之孙岳珂编纂《家集》时也没有将其辑入。此文的观点，其实还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余嘉锡先生的说法。
　　当年，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提出了一个重要疑问：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金佗萃编》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的文稿时，曾是不遗余力的，此集从编定到重刊，历经31年，为何未收此词？余先生的质疑，应当说，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一则在此之前没有人提出过疑义，二则余先生也是权威人士。因此，此论一出，为学术界所注目。
　　是否岳飞所作，多位史家如邓广铭、王曾瑜、李安等对此作了分析考证，认定《满江红》词是岳飞所填。邓先生在《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论说最力，令人信服。对于没有辑入之因尚未展开。岳珂专为其祖辨认而作的《金佗萃编》，作为岳飞传记的资料汇编，确实未能把《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收入。岳珂尽管花了力气，也无法辑齐，遗漏原因有三：
　　其一，岳飞冤案重大，文稿多遭灰烬之灾。岳飞被“莫须有”定为十恶不赦的“谋逆”者，此为滔天之罪，属“凌迟之刑”。杀害岳飞罪魁是皇帝赵构，下毒手的则是秦桧。司汤达有言：“冤案比灾祸所遭的破坏往往要超过千倍。”其意是说，冤案不仅在精神而且在物质上都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岳飞被冤杀，岳家存文全部被查封没收，连奏议文字亦遭毁弃。正由于此案直接由中央皇朝处置，弄得朝野紧张，坐视不救。在岳飞身后的二十年间几乎没有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要保存岳飞之著述更是相当困难。在那白色恐怖情况下，有关岳飞的文字资料大量佚失或是化为灰烬。当时藏有岳飞手迹者也不敢保留，连给居家屏风题辞也遭厄运，有文载：岳飞题辞，“后陷入罪，其家洗去之，今尚有迹隐然。”（《云麓漫钞》卷一）存有岳飞文稿者更是生怕犯忌而连累自己，皆私下焚毁，如周南《山房集》卷五载：“劫于告密罗织之威，虽奥渫寒士箧牍私小文字，家人所不可得而见者，亦畏避删除，而不敢尽存。”且不说路人，交谊至深者也不敢保存岳飞文稿，致使“不尽存”，“多遗落”，“遗岳侯书亡”，或是“多涂抹”。由此可见政治迫害所造成的文祸多么深重，正如对《金佗萃编》精加校注的王曾瑜先生深有感慨地指出：“这些片断的记述，都反映了当时‘秦火’之烈。”
　　岳飞平反昭雪后，其文稿也“迟而未置”，发还文稿时，“其佚篇盖不可殚数”；“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于蠹蚀灰烬之余”（《四库全书总目》卷158别集类十一）。对此，特别是对“归还文稿”事，岳珂自己也躲躲闪闪，不敢直言，有时还回避宋皇杀害岳飞的罪责。《鄂国金佗萃编》和《鄂国金佗续编》是研究岳飞的主要文献，但是还有不少错误，王曾瑜先生称这两部著作“是现存最重要、最详尽的记录岳飞事迹的史料”，同时，也明确指出两书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就是：“抹煞宋高宗与岳飞的矛盾，回避宋高宗杀害岳飞的罪责。”“岳珂本着强烈的孝子慈孙之心，对祖父的事迹不免有虚美的成分，其史笔也有不少错讹与疏漏。”（见中华书局《鄂国金佗萃编续编校注》）
　　其二，编綦者治学不严，掇拾不备。对于编綦者岳珂其人尽管正史记载十分简略，有的还避而不谈，但大致情况还可了解一二。全祖望在他的《跋岳珂传》中有一个推测：岳珂固然是文才出众、学问渊博，同时却也是一个结党营私、搜刮民众的酷吏。有的专家据此进而推测，岳珂未能坚持自己的操守而继承祖德，带来了治学上的不严谨。岳珂所作《礼记集解》被誉为“卫正叔以后第一”，应该说还是颇有所成。卫正叔之《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收入《四库全书》，而岳珂所作《礼记集解》不仅未能收入《四库全书》，也无版本行于今世，似已失传。由此看来，从中多少反映了岳珂的学识有所不富，而留下缺憾。说实话，后人对岳珂学术成就乃至品行没有真正全面的了解，“至于对岳珂的较高评价，与其说是对本人的肯定，倒不如说是对岳飞人格的仰慕所致”。（朱隽嘉《岳珂行实考述》）此言甚是。有鉴于此，由于岳珂搜集不细而出现漏编，致使没有将岳飞的《满江红》辑入也是很自然的。
　　对于漏编一事，岳珂自己也承认，他在《家集序》中说，其父岳霖对于搜集岳飞的各类作品，确实是作过一番极大努力的，但是，岳珂本人却没有作过什么工作，只是加以编次刊印而已。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以命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阙其卷尾，以俟附益。”有的文章对岳珂文风作了考证，认为“岳珂也没有取相参订，或迳改用其文，而却标了一个极为费解的《五岳祠盟记》作题目，这也足见岳珂对于搜访岳飞遗文，是不够辛勤认真的。”
　　其三，文稿散轶时久，难以搜寻。岳飞的文稿包括所填写的词，有不少是被佚失或销毁了，由于年久而不得寻遗。岳飞被害之后近四十年，宋孝宗决定要给他定谥号，可是有关岳飞的功绩“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实”，为了定谥，手边没有更多的文稿作证，官员只能四方去寻访故将遗卒。对此，袁甫很有感叹说：“先辈有闻多散轶，后生谁识发潜幽。”岳霖父子整理岳飞文稿确有极大的困难。时日的流逝，故友的离去，越是不利岳飞文稿的保存和搜集。岳飞的冤案被平反时，次子岳雷已在流放期间饮恨而死，重担自然落在三子岳霖身上。岳霖面对文稿大量佚失和销毁的情况，尽管花尽气力，多方搜集，终因属于岳家军的重要部将、幕僚，如王贵、董先、李若虚等都已先后去世，一时难以补遗。再说，岳霖在岳飞被害时年仅十二岁，世事不涉，记忆甚少。在此重重困难下，遗漏在所难免。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如果排除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断定是假的，那么，这首诗如果又因为《宾退录》的失传后而出现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对此怀疑吗？岳珂编的《家集》还遗漏了一些别的作品，后来陆续地被发现。个中原因自有，失散的诗文往往又落在文人之手，没有适应的时机，不会公开。实因理学家朱熹一再说岳侯“识道理”、“亦大段是有见识”（《朱子语类》卷127《孝宗朝》、《高宗朝》），民族英雄文天祥也称颂岳飞“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文山先生全集》卷6《回岳县尉》）。此后岳飞的诗文才逐渐受到重视并得以流传的。
　　时至今日，王瑞来还发现了岳飞《送轸上人之庐山》诗（详见《人民日报》1990年2月15日第八版《一首岳飞佚诗》）。据称，没有收录的文稿还有不少，如《光明日报》1983年5月13日，报道了江苏丹阳县丹凤岳家村发现《曲阿培棠岳氏宗谱》，载有岳飞临刑前对他的审讯录、岳飞致秦桧的信以及新发现的岳飞诗数首。像岳飞“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这样的激昂诗，未能收录，是不应该的。
　　不能因为岳飞那首《题新淦萧寺壁》的七绝不曾被岳珂辑入《家集》之中而否定其为岳飞所作；同样，也不能因为《满江红》词不曾被岳珂辑入《家集》之中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以推理、假设的方法往往不能成为历史。宋词不见于宋元载籍而见于明清者例子许许多多。岳飞《满江红》词宋元文献未存录，并不能证明该词一定就是伪作。其实，宋元之时就在传诵了。对此，邓广铭先生作了大量的考证后指出：“完全有理由说，在宋元之际，岳飞《满江红》词在民间已有了传布和影响，并非如余氏所以为的那样始出现于明中叶以后。”
　　岳飞《满江红》词的刻碑还是较早的，亦非像余先生所言：在明朝弘治年间赵宽写出刻石时才首次出现的。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迄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此为汤阴县秀才王熙在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惟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余俱同。在石碑上还明明白白地写着“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字。在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99年）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便不攻自破了。
　　有一种说法：岳飞出身一员武将，没有水平能够填写《满江红》这样一首词。那是一种猜测。岳飞确是一员武将，且不是一般的武将。岳飞之孙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中对岳飞的好学精神有所记载，说岳飞在少年时即于“书传无所不读，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此话多少反映了岳飞的好学与博学精神，此为一；其二，当赵构在应天府即帝位之初，岳飞就已能够“上书论事”了，且因此而致得罪、免职。此时岳飞的军职尚在卑微之列，自然不可能有幕僚替他代笔，而是由他自己亲自起草、誊录。从中足证，岳飞当时的文化水平已非同一般了。其三，岳珂以《家集》名义收录的岳飞的作品共有十卷，自奏议、公牍、书檄，以至律诗、歌词与题记，无所不有。其中的奏议和公牍等虽不排除有出自幕僚之手者，而诗、词、题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随地记下来的，应是他当时真实内心的记录。以上足证，岳飞具有填写《满江红》这首词的才能。对此，邓广铭先生从岳飞写作的一些“题记”和诗篇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满江红》词必是岳飞所作，他指出：“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可以作出判断说，谱写这首《满江红》歌词的，和写作上引那些《题记》与那些诗篇的，正是同一个人，即南宋名将岳飞。”其论其据令人信服。毕生从事岳飞研究的李安先生作了详尽考证之后，认定《满江红》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江”。鲜明之说，持之有据。
　　近见媒体说，某某大师的“全集”，多篇佚失，要求补版。今天尚且如此，古人又何尝不是呢？                                                                      （郭志坤）

延伸阅读



岳珂(1183-1243)南宋文学家。字肃之，号亦斋，晚号倦翁。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宋宁宗时，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事，有惠政。自此家居嘉兴，住宅在金佗坊。嘉泰末为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历光禄丞、司农寺主簿、军器监丞、司农寺丞。嘉定十年（1217），出知嘉兴。十二年，为承议郎、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十四年，除军器监、淮东总领。宝庆三年（1227），为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制置使。绍定六年(1233)元宵，岳珂在京口观灯，作诗提到宋徽宗被俘事，被人构陷以罪。嘉熙二年(1238)被重新起用，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卒于淳祐元年后。
　　岳珂著述甚富。居于金佗坊时，因痛恨祖父被秦桧陷害，著有《吁天辩诬》、《天定录》等书，结集为《金佗粹编》(28卷，续编30卷)，为岳飞辩冤，是研究岳飞的重要资料。又著有《桯（音听）史》15卷、《玉楮集》8卷、《棠湖诗稿》1卷、《续东几诗余》、《小戴记集解》(稿佚)、《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1卷等。嘉定七年(1214)，在嘉兴曾主修《嘉禾志》(未成书)。《桯史》以辨明“公是公非”为目的，通过对南宋朝野各阶层人物的言行的记载，表现了他对主战派和投降派人物的鲜明爱憎。书中所载之事，大都翔实可信。如《乾道受书礼》、《（范石湖）一言悟主》、《开禧北征》等条，可补史传之阙。其中对文人轶事的记载，诗文作品的转录，可资辑佚、校勘，也有助文学史研究。
　　所著《玉楮集》 8卷，有《三恬堂丛书》本。《棠湖诗稿》 1卷，有《丛书集成》本。《金陀粹编》28卷，《续编》30卷,有清刊本。《愧郯录》15卷，有《四部丛刊》本。另有《宋少保岳鄂王行实编年》2卷，有《明辨斋丛书》本。《宝真斋法书□》28卷，有《丛书集成》本。《桯史》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
岳珂诗集有《棠湖诗稿》1卷，收宫词100首。作于端平元年(1234)。宫词原系歌咏宫闱生活的词体，他因侄子自汴从军而归，追想东京盛时，写下了这组诗以系哀思。但诗中所写，有与事实不符的，《四库全书总目》疑为后人拟作，嫁名于珂。又有《玉楮集》8集，收嘉熙二年(1238)至四年(1240)的诗作共385篇。他的诗缺乏社会内容，仅有1篇《夏旱三首》写到农家生活。其他作品“虽时伤浅露”，“而轩爽磊落，气格亦有可观”（《四库全书总目·玉楮集》）。
明万历年间，岳飞后裔岳元声建岳王祠(祠址在今嘉兴城区三塔路)，内供有岳珂亲制的铜爵，上镌“精忠报国”4字，为岳珂书。南宋后，铜爵曾几次失而复得。清道光时，铜爵复存祠中。抗日战争前曾在杭州展出，抗日战争期间遗失。建国后，岳王祠坍废。岳珂在嘉兴的遗物还有“洗鹤石池”，今与“松化石”一起放置在南湖烟雨楼宝梅亭西侧。岳氏后裔散居在今嘉兴郊区建设乡旧岳村及桐乡市濮院镇。

岳珂《跋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即《唐摹万岁通天帖》）。辽宁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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