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李家河出了个于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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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乐县北岩镇东南部的乔山之东三华里处有个村庄，宋朝已经立村，李氏土著，行政属北岩镇，位于镇境东部，曾用名李家河，1986年昌乐县地名统一整顿时改名为北李家河。

北李家河，处于东西两山之间的洼凹处，村前有条自西向东的河流。水流到村东南角与东南来的一条小溪汇集，接着折道北流而去。以前这里雨多，常年水源旺盛，清水畅出，水草茂盛，鱼虾嬉游，河蚌遍布。两岸槐杨伸臂、柳丝飘拂，当地农人在这里侍弄着庄稼与菜蔬，从河中汲水浇灌，显现出一派恬静谦和的田园风光。人们可能不知道，就在这个偏僻的村庄里，竟然养育了一位遐迩闻名的进士。

这个村庄不知从何时起，已经没有李姓族人了，而住有于、魏二姓。大体上是于姓居西、魏姓居东。就在村西部的河南岸有一块地坪，地坪的西南角和东南角各有一方自然形成的红土堆，直径大约十米左右，有人把其比喻为两樽红蜡烛台。另外，在村西有一墓地，里面长着若干棵柏树。粗的树围两米，细的也有一米多，枝繁叶茂，四季常青，树上鸟鸣婉转，地上绿草茵茵。两樽红蜡烛，宛如读书人秉烛夜读，铸造着一位真才实学之士，为国家贡献力量；粗大的柏树意味着这里将出一位国家栋梁之材，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乃一处风水宝地！

在1942年的时候，张天佐部的国民党团长赵仲诺命令民工在该村筑围墙、建碉堡、挖壕沟，致使村前的两处红土堆因河流改道冲刷殆尽，一片翠绿的柏树荡然无存。民工们在村西挖壕沟时，竟然挖出了两块同样大小、形象相似的石头，它们的“脚”长大约有50公分，筒高40公分，筒粗有20公分，表面上附着一层黄橙橙的细沙土，极像一双靴子，人们称为“石靴”。民工们纷纷谈论：“怪不得这里出了个进士，原来是风水宝地呀！”一时间，远近闻名，乡里皆知，成为美谈。这双“石靴”为一于姓极端虔诚地保存了下来，其后不知所终。

北李家河出的这位进士叫于允中，字传一，号乔东。据昌乐县志载：“少英敏，过目辄咸诵，庠后读书程符山，每作一艺，传诵四方，诸名宿莫不为之击节”。于允中在清朝嘉庆丁卯年举于乡，道光辛未（公元1839年）中进士。进士及第后，在京都授户部主事之职。不久到直隶（今河北省）深泽县任知县。深泽县地薄民贫，幸亏于允中访察民情制定有效策略、勤奋治理，更加上免除苛捐杂税，民间无不感奋、人心俱归。于允中“三年政声大著”，深受黎民百姓爱戴。后来，于允中又到湖南宜阳任知县数载，也是政绩卓著。尔后，告老还乡。自写诗句云“两袖清风犹故我”。途中，“行李萧然，惟一书童相随”。

归乡后，吟咏自适，著有《乔东诗集》与古文词等，藏于家。在乡居期间，一为他的文才，二为他的名声，四乡邻里常有请他去写祝寿辞或书写碑文者，颇受尊重。卒于家，享年七十八。

笔者虽然与北李家河不属一乡，但相隔不远，自幼听到许多有关于进士的奇闻逸事，在笔者幼小心灵里刻有深刻的印象。譬如有则故事，说他在上学的时候，正好是三月三清明节，老师要去踏青、看社戏，临行布置了一个作业题，让学生画三十头牛。大学长伏案疾笔，但只画了二十头；二学长挥汗如雨，也只画了十八头；于允中大约画了几分钟就离开了学堂，悠然踏青游玩去了。正好在路上被老师瞧见。等到老师回来后检查作业，大多数学生连一半还没画出来。老师故意最后要于允中的作业，只见白纸上只画着一头半牛，一头牛在屋外，另一头刚从牛圈里伸出头来。老师问他，你怎么只有一头半牛啊？于允中回答说，牛圈里还有很多呢。一丝喜悦从老师的脸上露了出来。

以上是笑谈，其实于允中在程符山（今潍城区符烟山）书院读书期间，家境并不富裕，穿的是农家自己纺织的粗布。当他站在那些潍县城里富家子弟面前时，显得格外寒酸，为此引起一些衣着华贵的同学的不屑。但符烟山书院的老师心里早就看中了于允中的才华，遂告诫那些看不起于允中的学生说：“你们不要看不起于允中，他比你们都强得多，他的棉袄里包的可是个进士呢！”后来，老师的预言果然应验了。

昌乐县城有个教育上的前辈，退休前曾任昌乐一中党委书记，也是富有才学，他叫于观辰，就是北李家河于进士的后人。笔者和于观辰先生时常来往，从他的介绍里，笔者知道北李家河一条50米的胡同最前端，有一高大门楼，门上方挂有一幅长2米宽80公分的匾额，蓝底金字，刻有欧阳体的四个大字——“进士及第”。四个字自右向左排列。上款题有“钦赐”，下款题有“道光十九年五月谷旦”。道光十九年即以上说的辛未年——公元1839年。至于“谷旦”，可能读者经常在碑文和牌匾上见过，“谷旦” 不是指节气，而是指的“吉日”。因为百谷生百谷收都是“民以食为天”的好日子，所以“谷旦”就成了中华民族“吉日”的代称了。

在大门的旁边，有两尊青石做的旗杆垛子，呈正方形，每边皆长1·3米，每边皆厚35公分，中间厚40多公分，并有一直径圆孔，用以插置旗杆。垛子上面是斜坡形，刻有图案，向四边延伸。在垛子下面用青砖垒有与垛子四边等长的砖座，高约一米。因为风雨侵蚀，青砖早已班驳陆离、残缺不全。为了安全，后人将石垛子平放于地面，现尚存。 在旗杆垛子的两侧，有两棵古槐，西边一颗围足三米，树中间已空洞，但每年不断长出新枝；东边的一棵围长2米有余，如今仍然枝叶茂盛。

另据于观辰先生回忆，他家曾有写着“回避”、“肃静”的木牌四扇，厚3公分，高1·8米，上部呈长方形，高约80公分，宽约60公分，两面皆为红底金字。下部一米是扛杆，赭红色，扁形，宽约12——13公分，厚约3——4公分。最为可贵的是一幅彩屏。这幅彩屏高约3米，宽约50公分，有10折，中间有活页连接。下面有20公分高的支脚，再上有80公分高的木版，镂刻着百寿图中的篆体寿字。主体部分，一面是宣纸屏面，画着唐朝名将郭子仪做寿图。画面正中郭子仪正襟危坐，达官贵人们有的骑马、有的坐轿，从四面八方汇聚而至。画面的周边处，画着山川树木、农田野草、下田农夫、童叟行人，各种人物栩栩如生，色彩搭配得当，艺术造诣很高。屏的另一面用红缎装裱，写有8公分见方的正楷金字，虽经百余年，仍然金光闪闪、熠熠生辉。每到年节，于观辰的祖父小心翼翼地拿出来，供亲朋好友观瞻。这么一幅珍贵文物，于进士的后人保存了一百多年，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连同“回避”、“肃静”四扇木牌等都被当作“四旧”付之一炬，化为灰烬，实在可惜！为了此事，刚刚笔者还与于观辰先生通了电话，表示了对文化专制主义的莫大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