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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论名气之大，于谦显然不及岳飞，但就其所承载的历史内涵而言，于谦却比岳飞更为丰富。于谦死后，很多人便把于谦和岳飞相提并论，如清代诗人袁枚有诗曰：“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诗文前一句指的是岳飞和于谦，他们的英名，为妩媚的西湖增添了慷慨悲壮的阳刚之气。于谦墓道牌坊的楹联说：“远望岳坟，千古并推双少保；近邻花港，一抔永镇三台山。”这首先是因为西湖，西湖接纳了许多名人义士的忠魂，使他们超越时空成了近邻。于谦同岳飞之死一样，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冤狱，墓前缅怀凭吊，一样让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笔者以为，于谦同岳飞一样，究其原因，其人生悲剧性结局就在于他们都有意无意地触动了皇位传承的魔咒。据《万历杭州府志》，于谦“弱冠取进士”，“超拜行在兵部右侍郎，年才三十。”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的年轻有为。他出生在洪武朱元璋驾崩三十一年，并在永乐年间考取进士，在河南、山西等地认过职，口碑甚佳，可以说，是一个有基层工作经验、并能运筹帷幄的高层干部。《明史》称他是“英迈过人，历事三朝”。可这样的一个好人、大忠臣为什么会冤死呢？他因什么而冤死呢？
忠肝义胆的于谦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首先在于他的清廉。“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咏物言志的《石灰吟》对于许多国人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于谦还为中国的廉政文化贡献了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成语：“两袖清风”。于谦在河南、山西巡抚任上，进京公干。当时官场习气是地方官进京要给朝中权贵上敬钱，然后借助他们的影响力为自己溢美隐恶。属下知道于谦正直清廉，不屑为之，就劝他不妨带点土特产打点一下也好，于谦赋《入京诗》一首以言其志：“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可以想见，于谦的孤标傲世、嫉恶如仇使他在官场上树敌颇多，盛誉之下就是一张罗织好的网，随着政治风向的游移，随时都会兜头撒下。于谦性情刚烈，常叹息说：“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只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大明朝再造功臣的热血竟会洒在大明朝的刑场上。于谦的确有忠诚无私的高洁人格与济世为民的远大抱负，现代学者则大多称其为抗敌保国的民族英雄。这不仅有他那再造 社稷的盖世功勋为证，而且凡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略有了解者，可能都读过他 那 “但愿苍生俱 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咏煤炭》。然而这只是反映于谦人格心态的一半而已。
为于谦带来杀身之祸的是他在紧急关头所作出的一项政治决策，而在事后看来，这项决策几乎是当时所能作出的唯一正确的抉择。1450年（正统十五年）秋，瓦剌国的也先率兵进犯，明英宗朱祁镇在大太监王振的怂恿御驾亲征。结果因后勤保障不足、军事指挥失当等，使50万大军陷入绝境，激起土木堡之变，全线崩溃，朱祁镇被俘，重蹈了北宋靖康之耻的覆辙。消息传来，朝廷上下一片惊恐，有人提出迁都南京，以避也先的锋芒。此议成行，那么明代将是南北宋的翻版，大明王朝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挺身而出，力主积极备战，保卫京师。也先很有政治头脑，他既有朱祁镇这张王牌在手，就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兵临城下，然后派出使者谈判，摆出一副送朱祁镇归位的姿态。这给朝廷出了道难题：开门恭迎，无疑等于弃械投降，这正是也先所希望的；闭门不纳，又将朱祁镇这位一国之君置于何地呢？在群臣束手无策之际，于谦：“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一言九鼎，力挽狂澜，坚定了朝野上下同仇敌忾保卫京师的信心和意志。本着“社稷为重，君为轻”的理念，大胆地提出另立新君，在孙太后的支持下，拥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皇帝，然后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粉碎了也先的阴谋。军事上，于谦指挥若定、用兵有方，屡次挫败也先的进攻，最终取得了京城保卫战的胜利。在于谦的运筹之下，明王朝安然度过了土木堡之变后的重大危机，重新稳定了政局。从这个意义上说，于谦对于明王朝具有再造之功是毫不过分的。
然而，这桩旷世之功最终却成了悬在于谦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在七年之后稍然落了下来，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因为，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七年之后，让整个大明王朝蒙羞的朱祁镇咸鱼翻身复辟了。起初，当朝臣纷议迎奉已“升”为太上皇的朱祁镇时，朱祁钰就一百个不情愿，在朝堂之上公然说：“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意思很明白，就是他回来了，我往哪儿摆？还是于谦站出来说： “大位已定，孰敢他议。答使者，冀以舒边患得为备耳“致祸。意思是迎太上皇回来绝不是要重新洗牌，而只是国防战备的需要，试想，我国的前任最高领导在人家手里，这算什么事呢？朱祁钰这才勉强说： “从汝，从汝！”以于谦的操守和性情，被传统社会的官场所边缘化，为同僚大臣所孤立，是很自然的情形。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官僚集团或许还能容忍于谦的存在；一旦天下无事，于谦必然会被排挤，甚至有遭到杀害这样的奇祸降临。
于谦是明朝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臣，以拯救民族、国家命运为己任，其一生配得上《明史》中“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的赞语。 事实证明，朱祁钰的担心并非是杞人忧天，尽管他也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比如辟出南宫作为朱祁镇的住所，并派兵监视守护；把南宫周围茂密的树木伐掉，以防串通密谋。但是，在封建专制政权下，皇帝的权威实在是太大了，哪怕是形同幽禁的废帝，其影响力也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七年之后，朱祁钰病重，一连几天都无法上朝。朱祁镇在亲信的护卫下，击破南宫，直奔奉天殿，大内守卫竟无人敢拦，于是“登御座，鸣钟鼓，启诸门”，向等候早朝的百官宣布“上皇复辟矣，趣入贺！”“百官震骇，乃就班贺。”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轻松完成，史称“夺门之变”。病榻上的朱祁钰闻知，也只能连说：“好！好！”于谦等人以“迎立外藩”之罪下狱。复辟的朱祁镇也深知于谦的功劳和才干，犹豫不决。拥戴复辟的亲信说：“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于是，朱祁镇朱笔一挥，于谦人头落地。用历史学家的话说是“势若孤雏，根非磐据，”于谦为什么会死？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人骚客等都在寻找于谦的死因。虽然他们得到的答案并不相同，不过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于谦这样一个操守清白、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是没有理由血溅刑场的。，“行路嗟叹，天下冤之”。然而于谦偏偏死了，给后世带来无尽的感慨。
于谦是在传统思想文化熏陶下的官僚士大夫，性格刚正不阿、洁身自爱，不会接纳也不会融入官场的人情世故中。于谦与岳飞之死的悲剧，是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必然结果。岳飞抗金，以“雪靖康之耻，迎归二帝”为己任，而这恰恰是宋高宗赵构的“暗疾”。所以，尽管岳飞战功赫赫，“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但赵构似乎从来没有那种把岳飞视作“国之干城”的踏实感。有了岳家军将士用身家性命打拼出来的战果之后，赵构完全可以挺直腰杆跟金人说话了。但还是怕，怕的原因又没法说。直到岳飞被害后，金人随即把赵构的老娘和他老爹宋徽宗赵佶的骨灰送回，而依然扣押着赵构的老哥宋钦宗赵桓不放，所有的人才恍然大悟：岳飞的头不过是这场肮脏的政治交易中对方要的彩头。所以作为操办者的秦桧，深文周纳的功夫都懒得做足，“莫须有”三个字就把一代名将打发了。在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中，在宫廷政变、政治权术中，不乏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总能见到光怪陆离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每个人的操守。也许随着时间飞逝，有些人和事不再清晰，不再被记起，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总会有那些人和事让人记起和值得牵挂。于谦正是这样的人，他也做过这事。
诗曰：“一篇读罢头飞雪”，皇位是皇权社会中最稀缺、最珍贵、最惹人眼红的资源，是可以癫狂人性，让父与子、母与子、叔与侄、兄与弟之间刺刀见红的东西。骨肉亲情都可以弃之如敝履，谁还会怜惜忠臣良将的血？不过，对照朱祁镇的“夺门之变”，谁又能说赵构说不出口的“暗疾”是杞人之忧呢？如果岳飞真的迎回了二帝，那么历史上的“夺门之变”会不会提前三百年发生呢？于谦之死公认是冤枉的，但当时朝廷重臣很多，为什么会冤在于谦身上，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明史?于谦传》明着说的是，于谦得罪了英宗夺门之变的两大功臣石亨和徐有贞，所以被罗织入罪，但于谦是天下皆知的救时宰相、保国英雄，连皇帝要下诏处死他的时候都要犹豫说：“于谦实有功。”为什么要在政变刚刚成功、宝座还没坐稳的时候，先冒天下之大不韪去铲除功臣？徐有贞的一句话直中靶心：“不杀于谦，此举（夺门复辟）为无名。”这句话一出口，“帝意遂决”。“血不曾冷，风孰与高？”这副楹联据说原本是于谦游岳王庙时给岳飞的题词，如今题刻在他自己的墓前竟也如此贴切、浑然天成，让人不禁懔然喟叹。 “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明史》载于谦“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籍没时家无馀资。锦衣卫发现于谦的正屋大锁牢牢锁著，里面放著皇帝御赐的蟒衣、剑器，看了也忍不住落泪。成化年间，其子于冕获赦，上疏为父平反，明宪宗亲自审理，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弘治二年（1489年），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葬于杭州西湖三台山麓，赐祠于其墓曰“旌功”。万历年间，明神宗改谥号“忠肃”。留有《于忠肃集》，后世敬尊于谦为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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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5 21:37:05
发表于 2014-9-10 20:3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