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堤于村史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2-2-16 10:39:59

村子傍河，村人又几乎全是姓于，想来最早来这里繁衍生息的于家先祖也没有什么文化，所以就给他们日后将要在这里不知要住多久且已经决定住下来的落脚处起了个名字，就叫下堤于，意思简单明了，下了河堤就到了姓于的居住的地方。
最早在这里开辟一方基业的于家先祖是谁，由于文革时家谱被抄毁，现以无处可考。我后来曾经见到过残缺的半部家谱，关于于氏家族的历史也只是对八世以后有些粗略的了解，因为那家谱在我手里的时间只有半天，还没来得及细看，就被已经知道珍贵的我的一个爷儿们要走了（本来就是从他手里拿的，他怕我不还他，就急急的要回去了。其实这对他真的没什么用，不过就是让他在村里显得有些文化，论起祖先他就多知道些别人不知道的事而已）。所以，对村子和先人的历史我也是一知半解。
前不久，在市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上看到有一位叫张富村的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总兵轶事》，上面写到的“父子总兵”就是于家祖上上溯八世时存在的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他说的是实话，这两位让于氏后人骄傲了几百年的历史人物在正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其原因显而易见，在家族中显赫并不代表在历史上显赫，一个生活在中原乡村、且未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起到过倒转天地作用的一介武夫，能会因其被村人的追捧而被作史的文人注意吗？既然于家的骄傲引不起官方的重视，那就在自己家族的历史里为其树碑立传，于是，于氏后人就在后来修撰的家谱里为被他们称为“父子总兵”的于登俊、于洙父子浓浓地记下了一笔。也正是因为我曾经看到过这点文字记载，所以我才敢在这里证明张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所讲述的一切是真正的“民间传说”，他也许没有见到过任何文字资料，所以就只能把民间传说的东西记录下来，为我的父老乡亲在饭后茶余增添些喷空的闲话而已。
我在家谱上看到过大意是这样的记载：于登俊，骠骑将军，护农总兵。李自成挥兵南下，派其侄李过率蝎子块等打粮过沙河而至下堤于寨。当时的寨子肯定是一座坚固的土围子，尽管很小，但是寨墙高筑，寨壕水深。若干年后我在村里的水井打水时发现了一块垫脚的石碑，因隐现的字迹引发了我的兴趣，就多打了几桶水把那石碑冲刷干净，后发现那上面居然是被称为老总兵的于登俊为村子题写的扁额，横写行书，尺二四字：于氏佳城。字写得遒劲有力，看得出来他并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草莽人物，落款是清康熙十六年。当时不知道老总兵是因为什么而在家里，既然是在家里他就不能看着自己的村子受到抢掠。我说这话丝毫没有诋毁李自成的义军的意思，我只是在设想老总兵当时的处境。事实上是李过率兵围寨，因寨门紧闭而暂不得入，正欲强攻，老总兵出现在寨门箭楼要求与李过搭话。说话的过程没有详细记载，只记下了老总兵提出要和李过打赌，条件就是由李过放马飞奔，百步之外老总兵用弹弓射他的马蹄，如射中，李过不得进寨，至于去其他什么地方，老总兵在当是显然是顾不得了。当然，如射不中，他就得大开寨门，寨内的一切包括他自己就得由人家李过发落了。不知道当时李过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而答应了这个他本可以不去理睬的条件；试想，我大兵围了小寨，你于登俊孤身应战说明你身边无兵，即便有兵也绝不可能抵挡得了我一只虎率领的闯王精锐，我就不理你的条件而打下你的寨子又该如何？然而，李过却答应了老总兵提出的条件，放弃了自己的绝对优势去和这个敢于向自己挑战的中原汉子赌命了。是李过过于托大，不相信这地方会有敢于和自己单挑的人物或者这个人物会有那么高的武艺？是对眼前这个人物产生了兴趣，想把他收归自己的帐下听用？还是英雄相惜，想通过这样的交往方式结下一位可以过命的朋友？所有这些设想似乎都不足以给李过为什么要和老总兵赌命的行为作出能让人信服的解释。但是，在下堤于寨的西寨门外，的确发生了老总兵弹射一只虎李过的马蹄的故事。既然是于家的家谱记载，那故事肯定是以老总兵于登俊得胜而告终。如果是李过得胜，于氏后人为长者讳，一般是不会把这不怎么光彩的败绩真实地写入自家的家谱的。故事的结果是李过率兵绕寨而过去了别的什么地方，而老总兵与诸葛亮的空城计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弹射马蹄也取得了成功；也许当时他确是无奈之举，凭他一人之力即便浑身是铁又能打几个钉呢？何况面对的又是素以勇猛著称、令官兵闻风丧胆的一只虎，无奈之下他只能以这看似不能却收到奇效的手段让他的乡亲们躲过一劫，这就足以让他的后人为之骄傲几百年了。
按家谱记的官诰和官职的称谓，我猜想老总兵很可能是我老家那一带的地方武装的建立和领导者，这在他所处的明朝末年是很普遍的现象，李自成不就是死于湖北的地方武装的刀下吗？我想，老总兵就是把他的地方武装办到了一定的规模，引起了当朝的重视，或者是为了让他和他的地方武装去和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军对抗，所以就给了他个记名的空衔，哄着他去和那些杀官造反的义军作对。至于说官诰和官职，估计是认不得真的。事实上即便是哄人的玩意，朝廷老儿也舍不得让被哄者幸福一下，专门在那总兵的前头加上“护农”二字，这就界定了他这个官与其他正途出身的官的区别，或者本身就是对这个在一个地方闯出了点名头，又有一定的影响的土老冒的一种歧视。
然而，老总兵于登俊之所以被纳入朝廷的视野，就肯定有他自己的过人之处，或者说他拥有的武装力量和地方势力已经被朝廷和义军共同觉得不可忽视，所以就成了双方共同争取的对象。李过之所以采取了那样一种方式对他，我想就与他想替闯王争取一支可用的军事力量、或者是想通过他的努力，至少让这一支武装力量不与之作对的想法有关。当然，朝廷给他那个看似荣耀的官衔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传说中的老总兵确是不同凡响，他不但人高马大，还武艺高强。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招人怨恨，对方设下“鸿门宴”欲席间杀之。席间，设宴者请来的“陪客”以刀穿肉相敬，说时迟，那时快，当那利刃疾至面门，老总兵却手都未抬，竟用嘴把那“肉”生生接下，随之只听“咯嘣”一声，那刀尖竟被齐齐咬端。敬肉者和其他的人尚未回过神来，只见他虎颈轻摆，那刀尖竟斜刺从口中射出，“啪”地一声钉在了客厅供奉着关公神像的神龛之上。众人吓得目瞪口呆，他却旁若无人大啖其肉，嘴里还连叫“好香，好香！”由此可见，老总兵确是胆识过人，是完全有能力创建和领导一支地方武装的。“文革”初，村里的“红卫兵”曾在总兵后人的家里搜出了老总兵用过的饭碗，是粗瓷大碗，大概能装五六斤粮食。这也证明他从来就不是个养尊处优的官，领导他的地方武装肯定也很忙连吃饭都不能应时，甚至很多时间没有机会添碗所以就特制个大碗，饿时有这一碗就解决了问题，也省得添碗麻烦。那碗被县里作为“文革”的胜利成果收走了。后来我去县文物保管室（那时，县里的文物都在我工作的文化馆里保存）里找过，但是谁都说没有见过。现在想起来，假如不是我发现了老总兵题写的那块匾额，他和他被村人称为少总兵的儿子于洙怕就没有任何实物留在世上了。
传说老总兵是被朝廷给杀了，被杀的原因是功高震主。说是他因为立了大功而被皇帝召见，金銮殿上皇帝责他见君不跪而当殿杀之，杀了后才发现他原是在阶下跪着。原来是他的个子太高，跪着比别人站着还高出一头。于是皇帝就不得不承认是错杀，并在无奈之下颁旨为其铸一颗金头配葬，这就有了他的女儿“金头银头，不如俺爹的肉头”的泣血哭嚎。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和实物佐证，对老总兵的死因我不敢妄说，但是金殿杀人之事在明清两朝却是闻所未闻。“王八还有个鳖规矩”呢，不管是哪个皇帝，大概都不会让他的金銮殿上血腥弥漫吧？若说是崇帧所杀，那就不会有康熙十六年所书“于氏佳城”的匾额存在了；若说是康熙所杀，那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少总兵于洙可是进士及第，而后又改任武职的。如果他的父亲是被皇帝所杀，背着那么大个政治包袱他还有可能去参加当朝的殿试并名列两榜吗？所以，老总兵的归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个无人可解也无人去解的谜。至于传说的老总兵金头下葬，怕被歹人盗墓，所以四门同时出殡，多处同时下葬，意在让人难寻他到底葬在何处，因为至今并未发现哪怕是一处墓地和一块墓碑，所以也只能被认为是传说罢了。
老总兵于登俊的传说流传到现在，这其中不乏溢美之处。后人总是把先人的好记下并传承，这完全可以理解，中原乡村出个人物不容易，虽然正史不给他一席之地，但如果让他和关于他的传说在民间也就这么消失，总觉得有些可惜，因为我们丢失的东西已经太多了。
过去我一直对村人说自己的祖先是从大槐树下迁徙而来的说法有疑问。如果说我家乡的人都是明初从山西移民来到中原，那这里何以有春秋齐桓公召陵会盟？孔子陈蔡绝粮而思归的“归村”从何而来？还有子路问津的“问十”，孔子讨要剩饭的“冷饭店”等等，这些载起中原文化的民间传说难道都是移民后创造出来的？事实上从山西迁来的只是一部分。这里原本是有历史，有文化，并且有过很多中原土著的，只不过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逐鹿中原的战场就在这里摆开，战争是消灭人类最直接的原因，至明初，这里地广人稀，这才有大槐树移民一说。也就是说，从山西迁来的移民和中原的土著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里融合在一起，三晋特色和中原风情也就从这时开始融合，进尔进化成了厚重的中原文化。
下堤于在移民之前也是有人居住的地方，从老辈人的口中知道最早在这里居住的是余姓家族，很有可能是发音相同和中原人热情好客的缘故，土著的余姓接纳了外来的于姓，这才让于氏家族有了落脚之地，并且逐渐地发达起来，以致于后来由于于氏“父子总兵”的光宗耀祖使得本已在村里日渐式微的余姓众生竟也无奈地“趋炎附势”，渐渐地把自己那个人头“余”减化为干勾“于”，一个“于”字就让村人自发的同祖同宗了。当然，在这个同祖同宗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过不和谐的音符，因为直到现在村中还有老者偶尔会指着居住偏僻的几户人家说：“他那几家和咱们不是一个“于”，他们是姓那个“余”。个中滋味，不言自明。

“文革”时从村里搜出了老总兵的碗和少总兵的画像，我当时小，没有见到，但是听说那画像上的人有一只眼睛微闭，村人从这里认定那是少总兵。因为传说中少总兵一目有疾，而那眼疾还得拜托他的母亲所赐。
少总兵的称谓是于家后人为区别于老总兵于登俊而称呼他的儿子于洙的。其实于洙的官诰和官衔上都没有总兵二字。我在家谱上看到的是：于洙，虎威将军，两湖水司都检；进士及第，后改武职，检点驻于鄱阳湖、太湖的水军。他是什么时间在那里任职，因为正史没有记载，家谱又没有细读，我能记下的也就这么一点。也许正是因为他担任了武职，于家后人才给了他个少总兵的称谓。其实认真论起来，他虽然没有总兵的衔，但级别肯定要比他的父亲高得多，而且还是正途出身，称他为总兵委实还委屈他了呢。
少总兵于洙小时候肯定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的，能中两榜进士就说明了这一点。也许就因为他读书的同时还极认真地接受了传统的道德观的教育，所以从小就知道用书上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别人，这就留下了他因为触犯了母亲的忌讳而让她觉得难堪，因此就恼羞成怒地训斥于他，并且那言语严厉得等同于恶咒，结果就咒瞎他一目的故事。那是说他小的时候由母亲带着到邻村赶会，总兵家眷出门是不会和那些贩夫走卒之类那样抛头露面的，因此那由几头骡子拉着的车也就被扎裹得严严实实，只在前边留一个车门却也被帘子遮了。车辕上坐着赶车的大把，坐在车里的于洙发现母亲的天足伸在帘子外边。那个时候女人都是裹了小脚，寻常人家的闺女如果不裹脚是嫁不出去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太太就更应该是正二八经的三寸金莲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老总兵的夫人却是天足，也就是没有裹过脚；也不知道老总兵为什么娶了个大脚的夫人，是因为爱而不去计较脚的大小，还是因为他没有发迹时没有条件去选择，能娶个女人成个家已经是烧高香了，哪还顾得上脚大脚小呀。所以老总兵的夫人是大脚，这在三里五乡都知道。也许，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大脚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在老总兵的创业阶段不会因她走不成路就一边打仗一边还得操她的心，她完全可以随着夫君走南闯北，即便在家操持家务也可以让丈夫专心去发展他的地方武装。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双大脚帮了老总兵的大忙，难怪她从不以脚大为耻，坐在车上也把大脚伸到车外不让自己受了委屈。可是年纪还小却因受到的教育使他对那些离经叛道之事深恶痛绝的于洙却绝不允许别人对他母亲的大脚说三道四。飞弛的骡车荡起一路黄尘，路人躲避的同时也把对大脚的嘲笑泼洒到了车上。总兵夫人见多不怪，那双大脚越发地骄傲起来；可她身边的儿子却受不了了，他不愿让人们肆无忌惮的评论母亲的大脚，却又没有能力去制止那些被黄尘荡出的怨忿。路上赶会的人多，对大脚的评论也就多。小小的于洙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就怯怯的提醒母亲：“把脚蜷回吧？”第一次说，并没有引起母亲的重视，已经是诰命夫人的总兵太太早已不是谁说什么就听什么的人了，她觉得腿伸得时间长了自然就蜷住歇会，蜷的时间长了就又觉得窝得难受就不由自主又伸了出去，她根本没有听出儿子话里的弦外之音。于是，就有了于洙的第二次、第三次提醒。虽然那提醒非常谦恭和小心，但是第三次还是引起了母亲的注意，她从儿子的话里听出儿子是嫌自己的大脚给他带来了羞耻，这样的感觉让她的自尊受到了极大地伤害，于是就强压怒火对儿子说：“咋？嫌我大脚丢人了？恁爹还不嫌我脚大呢，你倒嫌起来了，哼！不敢说瞎你个眼！”不知道那时的于洙对于母亲的训斥是如何的惶恐，总之他被吓得当即就伏身请罪了。后来的事情不得而知，只从传说里知道于洙从那时就盲了一目，说是上天因他的不孝而对他的惩罚。
现在论起来其实这件事是不能上升到不孝那样的高度去认识的，且不说童言无忌，即便是他触犯了母亲的忌讳也是与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况且他也只是旁敲侧击地请求母亲把脚蜷回，并没有直指那双被人嘲笑的大脚，因此说他因此而触怒上天是不能服人的。如果说于洙有错的话，只能说他的意识被封建理教束缚得失去了生活的常态，有悖于“儿不嫌母丑”这一被村人看重的道德标准。事实上于洙也不可能是真的有一只盲目，一是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二是清代取仕是很看重人的外表的；特别是汉人，本身就被满清贵族排斥，如果他再是个“独眼龙”，怕在乡试的时候就被拉下了，还会让他排排场场地参加殿试，再给个进士及第吗？因此，我想那于洙最多是一只眼不是太好，但是绝对不会影响他的正常生活和外部形象。同时我又想，那于洙不管是学识还是做官，肯定有他的独到之处，不然的话，也不会专门让他由文官改为武职，去至大清朝唯一的一支水军任最高长官了。
当然，这里边可能有这样的原因：根据时间推算，于洙任两湖水司都检的时间应该是康熙晚年或者是雍正初年，那个时候应该是收复了台湾之后。可以这样设想，施琅率军打下了台湾，他和他手下的一大批军官都立下了不世之功。战争结束，这支部队怎样安置，在哪里安置，我没有见过文字记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朝皇帝绝对不会再让那些带领部队打仗立功的高级将领担任这支部队的领导职务了。功高难赏是历朝历代皇帝都遇到的难题，恃功骄纵也是所有立下大功的将军难以克服的通病，更何况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让一支经过战争锻炼的部队的指挥权在战争过后仍然掌握在指挥部队取得胜利的人手里，对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来说，一支作战能力极强的军队长期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将是一件让他们寝食难安的事情。鉴于此，这支部队在战争结束后虽然没有遭到谴散，但指挥权是一定要发生转移的；而且，即将获得权力指挥这支部队的人一定是皇帝特别信任、并且之前和这支部队没有任何瓜葛的生面孔。
于洙进士及第之后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在这一段时间里一定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不然的话他是不会被委以重任，去管理那群从台湾得胜还朝、驻扎在鄱阳湖、太湖的骄兵悍将的。至于他在这个位置上都做了什么，我们仍然是一无所知，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的乡亲们对他的崇拜，称他为“少总兵”即缘于此。
于洙的画像不像他父亲的大碗那样受到重视，就在那只大碗被拿出村的同时，那幅被他的后人保存了几百年的画像被一个带着红袖章的小学生用火柴点着了。。。。。。
这个现在仍然叫下堤于的小村其实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曾经被改过名字，叫“延德寨”。只不过这名字用的时间太短，现在知道的人很少，就连村里的爷们也没有几个知道的。
我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村里一位叫本善的于氏后人从教师的岗位退休后，倾其一生积蓄回到老家办了一所学校，起名就叫“延德学校”。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村子当初改名“延德寨”就是出自他的四世祖于德元的创意并实施的。
于德元，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4 年）进士，后曾经出任河南学政。因为当时的河南巡抚衙门设在洛阳，他的学政办公地点当然也在那里，因此民间就流传有“于德元，坐洛阳”之说。这里所说的“坐”，并不是说他在那里主政，而是他的后人炫耀自己祖先的夸大其辞。本善先生小时候在位于于家花园（现新集村，又叫截断头，因沙河在这里突然转向而得名）的于家祖坟里的神道碑上看到过有关于德元的记载，由于当时他年纪尚幼，对碑文的识断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有限，所以能记下来的也就是于德元进士及第，曾任河南学政这一点了。
一个当时不足千人的小村，从少总兵于洙到河南学政于德元，未逾四世竟然有两人进士及第，不管他们的官做得如何，至少可以说明这块土地上有着丰富的文化营养，以致于能把两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养育得一举跳过龙门，从而跻身于“士”林，再一步步进入了官场。于是，这个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就因为有子弟金榜题名而感觉自己就像村里后来建的那座祠堂傲视身边的草舍一样，在这一带的村落里鹤立鸡群起来。外村人每每提及，都是一副羡慕的神态：“人家那地方，文脉盛呀！”其实说穿了就是这里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村人在黄土地里刨食的同时却崇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格言，后来又陆续有几个秀才的出现更加坚定了村人以文化改变命运的信念.假如不是科举制度的废除，这里能不能再出几个进士也未可知。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教育的方向和目的已经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但直到现在这里还是家家不管经济条件任何，送孩子读书却是第一要务。
村里的祠堂在前年的一个冬日里彻底坍塌了。祠堂建于何时，现已无据可考，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座明清建筑风格的古老建筑；坐北朝南，前为门楼，中间是二进院落，两旁有偏殿，后为大殿。整个祠堂飞檐挑角，雕梁画栋。祠堂占地约四五亩，前边是一个池塘，三面围着的数百棵柏树，远看让人觉得冷气森森，近了又觉得有一种肃穆之气。听我父亲说过，过去每到年三十的傍晚，各家户主都要打了灯笼到这里把成年在大殿里供奉的祖先的牌位请回家去，在家里的供到初五，然后再送到祠堂归位。我小的时候没敢进到祠堂里边，其实即便是进去，里边也没有那些牌位了，但是总觉得那里有一点神秘，肃穆之感大概也是由此而来。
祠堂的门楼说是楼，却是指高度而言，因为没有被隔成上下两层，所以不能说是真正的楼。那是座落在祠堂前边的一座楼式建筑，前后有门贯通，和内院及大殿的正门垂直相照。门前有一片空地，据说旗竿就是立在那里的。传说，族里有人金榜题名，按规矩是可以在祠堂的前边立起一根旗竿的，但是立的什么旗竿，起什么作用，现在却是没人说得清楚；我想很可能是一种官方对得中进士之人的出生地认可的一种形式，也是进士的族人赖以炫耀的实物罢了。
少总兵于洙的时代兴不兴立旗竿、立没立过旗竿，还有就是祠堂是建于于洙之前还是之后，因我没看到过文字记载，村里也没有这样的传说，故不得而知。但是于德元却是在祠堂的前边立过旗竿的。也正是在立旗竿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件让这位日后的学政大人险些铸成为后世话柄的趣事，这才有了下堤于改名“延德寨”的故事。
村里出了一位进士，并且要在村里立起旗竿，于这个小村抑或是当事人及其家族，都应该是一件很大的事，日后的学政大人自然是要出席这个很能光宗耀祖的的活动的，大宴宾客更是少不了的程序。且不说那天都请了那些那些达官贵人，也不说都有那些望族士绅来贺；更不说于氏家族是怎么操办的这次活动。要说的是那天所有的活动都进行完毕，所有的客人都入席之后，祠堂前边的看客散了，只剩下那根刚刚竖起的旗竿静静地立在那里，俯视着祠堂院内的欢乐，也咀嚼着自己的冷清。此时，一些没有资格进入院内入席的村人似乎还沉浸在别人的欢乐之中，就像现在的农村一样，闲着没事的农民为了看热闹是不惜饿着肚子的。因此，看别人喝酒吃肉的闲散村人就在祠堂前边看到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读书人打扮的干瘦老者不知何时从人群中挤出，经自去至那旗竿的下面，抡起随身携带的一把小抓钩，旁若无人地朝着那埋着旗竿的黄土刨了起来。
这当儿，自然有好事者问他在刨什么，那老者却是眼皮都不抬答道：“我刨我的《三字经》！”
我现在实在想象不出来当时围观的人们看到那样的场面、听到这样的回答是什么样的表现，也想象不出来高朋满座的祠堂院内得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什么样的反应，只知道那日后的学政大人听到下人禀报后却是立马大汗淋漓，也顾不得向众人解释，就急忙去了冠带后一路小跑来到那老者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后就再也不起来了。
后来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老者自然是被于德元请入了上席，他自己则是在一旁执弟子礼侍奉。此时，大家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于德元只顾沉浸在前呼后拥的兴奋之中，竟在自己立旗竿的大礼上把自己的蒙师给忘记了。这样的事发生在新科进士衣锦荣归和立旗竿的大礼之上，且又被那不甘寂寞的“私塾先儿”不合时宜地抖露出来，对于当事人于德元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也许，已经有了身份的于德元可以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就能把这事掩盖起来，至少不让老先生再继续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搅了宾客的酒兴；他还可以让家人把老先生拉到家里，塞给他几文钱堵了他的嘴，然后再把他悄悄的送走，把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这样大概也不会对将要做官的新科进士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了。总之，于德元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他完全可以不让自己慢怠了蒙师的事情传扬开去，更不要说作为话柄流传到后世了。但是，于德元却从这不经意的疏忽中认识到了自己坚守的道德有了缺失，他绝不允许他所接受和遵循的道德理念因为自己的错误而中断了延续。于是，他诚恳地检讨得到了先生的谅解，他不掩饰自己所犯的错误而采取的行动也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赞赏。本来事情到了这个份上谁也不会再去没完没了地说他什么了，但是，仍陷入深深的自责而不可自拔的于德元却在这时提出了一个语惊四座的提议，那就是为了让他的后人和村里的爷儿们记住他不可原谅的过失，记住人的立身之本就在于一个“德”字的弘扬和延续，因此，他提议把下堤于村名改为“延德寨”。
不管是拘于于德元的身份和他提出更改村名的理由，以及当时的背景，还是大家对“德”的理解和认知趋于一致，总之在那个时候他的提议得到了共同的认可，“延德寨”就承载着一种进步、一种文明和一种理想，作为一段佳话存在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了。
据说“延德寨”的名字出现以后，周围的村庄都纷纷效仿，先后有下堤刘村更名为“文明寨”，于张庄改为“晋德村”等等。但是这些载起我的父老乡亲理想和信念的村名却都因为世事的变迁而成为昙花一现的产物，在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温饱无虞的生活环境的保障下，追求道德的完善和文明进步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这从那些包括养育我成人的下堤于在内曾经改过名字的村庄现在都又恢复了老名的现象上都得到了印证。
虽然人类进步的路是漫长的，崇尚文明的求索是曲折的，道德的延续和完善是需要世世代代的努力的，但是，我的父老乡亲却像他们在黄土地上的劳作那样不懈地耕种着自己心灵的圣土，并期望收获到道德的种子结出的文明之果。
公元2006年的5 月21日，在下堤于村的祠堂坍塌一年后的一个春天，由于德元的四世孙于本善倾全家之力兴办的“延德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著名书法家张富君为之题写了校名，我则有幸为建校纪念碑撰写了碑记，现节录如下：-----昔先祖德元于公倡导于氏宗族道德永续，遂改下堤于村名为延德寨。后因朝代更迭、战乱纷繁而家道中落，村又复原名。然先祖永续道德之愿却铭之于于氏后人五内，延续道德亦为公后世子孙之立身之本，并欲推广之，传承之，光而大之矣。
　　今有公四世孙本善，幼承家教，长而思贤，承孔子之业，先颍川，后归里，再至郾，蒙童学子及修业之师，受其课者不计其数也。善公耳顺之年退隐归里，本应安享绕膝之乐，然公却重燃承续先祖宏愿之志，欲使桑梓之地于此华夏复兴之时，大道得而传之，高德存而续之，遂倾一生之积蓄，又蒙党政领导支持，父老乡亲称道，社会各界首肯，历时三年，耗资百万，于故里建成学校一所。为感念先祖延续道德之遗训，故命名延德学校也。
　　古人以得天下英才以育之为乐，今本善于公秉承祖训，以致力于发展乡村教育为荣。因公之力，家乡多一学校，万千学子多一受业解惑之所，传统道德得以存而续之，先祖遗愿终得以偿之，公功莫大焉。延德学校于公元二00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正式开学。谨记之。

亲爱的游客

客服电话

电子邮件

下堤于村史

关于我们

于氏文化

帮助中心

13105230123

服务时间：工作日9：3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