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长庚：根深蒂固的中国情

于振华 · 发表于 2007-5-3 19:26:54

于长庚，菲律宾《商报》社长兼总编辑，一个强调自己的根在中国，对中国发展充满了希望，认为中国一定会越来越繁荣富强的人。不论是菲律宾主流媒体还是菲华报界，提起于家两兄弟，几乎是无人不知，于家兄弟不畏强权，秉承“不党不偏的公正新闻自由原则”的办报理念和实践深入人心。坎坷的教育历程　　　于长庚是1992年9月16日在菲律宾首府马尼拉出生。父亲是菲律宾《华侨商报》创办人兼社长于以同，母亲是书香世家的葛蕤谷。　　　　于长庚还不到两岁时，父亲便把他和母亲遣送回福州，原因谅是当时中国与吕宋的生活费差距较大，在家乡可过较舒适生活。不久他们一家便搬到厦门鼓浪屿。　　1936年于长庚母亲病逝，父亲把于长庚带到了马尼拉。抵菲后进入父亲曾应聘执教的小吕宋中西学校专攻英文，及在创校时父亲当过教师的菲律宾华侨中学读汉文。　　　　于长庚在鼓浪屿辍学等待去菲期间，养成看书习惯。阅读的第一本古典小说是《镜花缘》。当时他虽对内容似懂非懂，却从此喜欢阅读古典书籍。好读书习惯奠定他的汉文基础，却也使他对学校正规教育的进程感到不耐烦。　　　　时当芦沟桥七七事变发生，中国展开抗日救亡运动，不少中国优秀文教界人士自故乡来菲，是菲华教育最蓬勃时期。学校在混乱中发展，华校风气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遂决定停止汉文学习，专修英语。　　　　于长庚在菲国立大学附中只念到三年级，太平洋战事爆发，菲律宾沦陷日寇铁蹄下，他一度到洛斯万牛社（Los Banos）菲国立大学农学院专攻农科，主修养鸡课程，打算经营养鸡业。但应经验不足，后来经营不出一年，血本全亏。　　　　之后，他进入马尼拉马布亚（Mapua）工程学院选修电机工程系。一年后转入菲律宾国立大学工程学院。大体来说，他的学识多半是自己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他的英文是自学的，中文也是如此。兄弟同心继承父业　　于长庚出生在马尼拉，但他自己介绍，他的祖先是中国北方的满族人。他之所以从事新闻工作，完全是因为他那在二战期间为办报而被日本人杀害的父亲于以同。于以同出生在福州，早年来到菲律宾，并于1919年在马尼拉创办了《商报》。　　二战时日本占领菲律宾的时候，日本人枪决了当时《商报》的社长于以同，因为《商报》坚持公正翔实地报道在中国战场上人民奋勇抗日的新闻。“父亲为报社牺牲了，我们如果不继续把《商报》办下去，就是对不起父亲。”于是，于家兄弟没有再继续自己的学业，转而投入新闻工作，一做就是一生。　　近年来，他主要居住在加拿大，和孩子、孙子享受天伦之乐。但身为菲律宾《商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他每年仍然会定期回菲。他说，对于这一生的选择，他永不后悔，如果让他重新选择，他依旧会选择这条路。对于于氏家族为菲华社会和菲华报界所作的奉献，世人如此赞云：“一家烈士英雄，古今罕见；两代忠肝义胆，中外钦佩。” 　　谈到目前《商报》的发展和办报方针，于长庚说：“如今，在菲律宾的华人已经落地生根，获主流社会接纳，成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构成分子。我认为菲律宾的华文报刊固然是全世界华文媒体的一个环节，但更应认清是隶属菲律宾国家的传媒体系。反映菲律宾多民族、多元文化中的华族心声，才真正符合菲律宾、中国与菲华族裔的利益。” 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于长庚有7个孩子，他们没有人继承父业，于长庚的孩子从小并没有上华文学校。于先生说，“但我认为，既然菲律宾是他们今后要生活的地方，他们就要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要做一个对菲律宾大社会有用的人，那就必须进入主流社会的学校。”不过，于长庚还是强调他自己的根在中国，对中国目前的发展，他充满了希望，他说中国一定会越来越繁荣富强。　　于长庚承认，由于没有受到华文教育，他的孩子中文不好。“但是，不要紧，我相信他们都知道自己的根，适当的时候也都会回去寻根。”于长庚说，当年没让孩子学中文，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中菲没有建交，菲国反共势力非常大。　　那个时候，他也有些悲观，希望孩子们好好做个菲律宾人，不要再受到自己曾经经历的挫折。不过，他也想到，孩子成长之后，如果对中华文化感兴趣，自然会去学习，因为他们毕竟是华族，民族的根是斩不断的。　　事实证明于长庚没有错，他的一个儿子在加拿大受完教育后，因为有一个去北京工作的机会，如今已经可以说流利的普通话了. 于长庚自称大时代的小人物我是生在大时代的小人物，一生平淡庸碌。侥幸的是活在变革动荡的乱世，使我目睹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的没落，从日不落的帝国沦落为二三流的国家；也看到美国的崛起；世界文化经济政治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到西半球；冷战击垮苏联成为世界独霸，惟呈现没落气象。中国则看到北洋军阀没落、北伐与中国国民党执政、日本蚕食中国导致八年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蒋介石退守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台湾海峡两岸从汉贼不两立到汪辜会谈，统一是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我出生的菲律宾，则自美国占领的殖民地，经历争取独立的自治政府，太平洋战争期间沦陷日本铁蹄三年，光复后在战争废墟中独立建国，美海空军终于一九九二年撤离菲国军事基地，使菲律宾名符其实成为真正独立国家，惜政治腐败，使这一度繁荣进步的东方之珠，沦为亚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沧海桑田，确实恍如隔世。　　在我一生中，亲眼看到信息科技发展，传媒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无孔不入。无线电广播萌芽到为彩色电视取代，现正进入有线与人造卫星电视播送年代。电子计算器的进展更一日千里，冲破国家疆界。跨国公司富可敌国，不仅仅影响本国政治经济，且隐现出将是人类的主宰。　　　　一个受五四文艺运动与三十年代文学感染的海外华裔知识分子，侥幸生逢其时，即使在动荡夹缝时遭受小挫折磨难，仍以不虚此生自慰。于长庚的个性于长庚曾这样表述自己的个性：　　　　不认识我的人常对我有一种误会，不少人误认我这个人一定左倾。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我受中国老学究思想感染，有书傻子习气，对金钱看得不重，对个人物质生活的要求又不高。加上本性内向，没人深切了解真正的我，以致误会无办法化解。我认识很多人，可是却没有很知己的朋友，没有一个可以坐下来谈心的朋友。结果是没有人真正地了解我。我认为这一切误会都是由我的个性引起的。要谈到我的为人，如果这一点没有先说明，那么很多事情就没办法讲清楚。　　　　内向孤癖，是我的最大缺憾，可能也是我性格的最大优点。孤癖使我能够作为一个超脱的旁观者，冷眼看十里洋场，不牵涉世俗名利之争，使我主持下的《商报》能稳固地秉持着无党无派，不激不随的立场。情面与温情是公平公正新闻的最大敌人，即使不应当六亲不认，但应当得到大多数读者具有公正不阿的共识。　　　　也许是因为我小时候的处境，养成了我非常孤癖的个性。长兄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回菲律宾。虽然家里还有弟弟﹑妹妹，但妹妹茵惠小我四岁，弟弟长籁小我五岁。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四、五岁是很大的差距。在鼓浪屿，我们只有二位近亲，就是我表叔和二舅。起初我们和表叔同住，表叔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表姐大我四、五岁，表妹年龄跟我差不多，表弟的岁数跟我相差很大。除了表叔和二舅两家以外，我们在鼓浪屿没有其它的亲戚。人的许多个性习惯都是小时候养成的，例如我看《红楼梦》的时候，诗我看不懂，从此就对诗有了偏见，直到现在，看书时一碰到诗就跳略过去。　　　　孤癖也形成了我倔强的个性。在家里，我倔强到不用亲属称谓喊我庶母，任何称呼都不叫。于以同对我比较放纵，他认为我的孤癖，他也有责任。他从来没有强迫我们叫庶母妈妈，只要我们叫她姑娘。我甚至连姑娘也不叫。其实庶母对我不错。　　　　我十四岁死了母亲，十九岁死了父亲。因曾经与大哥长城分开过，他比我早到马尼拉，我们的感情还不错，可是总觉得彼此间有点距离。我们是好兄弟，但并不亲密。我跟弟弟比较亲近。长籁却很早就过世，死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就在一九五六年，结婚不久就病逝。弟弟的死对我的打击很大。　　　　父母的双亡、弟弟的早逝，使我对人间很多事情看得很淡。马尼拉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死了很多人。在战乱中死里逃生的境遇，让我觉得这条命像是捡到的，使我对人生看得更淡。另一方面，我自己对生活的要求本来就很低，穿吃住很随便。我太太常说为我下工夫去做饭菜是浪费时间。我这个人对食只求饱腹，好坏分不出。我太太是个完美主义者，做每件事都很认真，因此使她觉得很遗憾的是，她做出来的美菜佳肴，我不懂欣赏。闻名的餐馆美食，我都品尝过，可是我却不会有一种要到好的餐馆去吃饭的渴求。对吃来说，我是但求三餐吃饱而已。　　　　穿的方面我也不讲究，一件衣服穿了十几年是很平常的事。我现在有些衣服是在台湾的时候做的，将近二十年了。对我来说，衣服不是要穿给人家看的，只要自己穿起来干凈合适即可。因此牌子、样式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住的方面，我现住在报社里的一个房间。我在多伦多市有一栋房子很不错，环境清幽。我要说的是居住方面我也可以适应。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只要有一安静环境就可以了。行的方面，除了我以外，全家大小都有自己的小汽车。在多伦多市我常坐公共汽车，因为那边的公共汽车很方便。　　　　对我来说，钱是用来花的，不懂花钱，要钱又有什么用？我并不是说钱没有用，或者说我不喜欢钱。说不喜欢钱是骗人的，在这种社会里，没有钱是不行的。可是我对钱的要求比较低，因为这样，就时常引起别人对我的误会。可惜没有知已的朋友可以说出真正的我，因此，误会就无法解开。我对钱看得淡，并不因我是左派，而是我并不太需要钱。　　　　我没有什么社交生活。我也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社团。在菲律宾参加过的团体只有两个，一个是“记者会”，另一个是“爱书会”。参加记者会是因职业的关系。除了这两个团体以外，其它社团我都没有参加，连福州人的同乡会也没参加。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不喜欢应酬，除了很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参加宴会，像我妹妹的孩子结婚，那我不能不去。这种没有社交的生活也使我感到对物质的需求不太大。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真的是如此。很多人这么说，但没有人真正去做，我实际的生活就是如此。我现在一个月用不了一百匹索，吃的是报馆的伙食，我没有另外买，唯一需要买的是肥皂、牙膏。我也没有车，因为我并不需要车。结婚的时候我曾对我太太说，我可能不会是个很好的物质供给者，但绝对不会让她挨饿。　　　我也对孩子们说，只要他们肯上学，我会供给他们读书的费用，但只是到此为止，我不会想存钱留给他们的。很幸运的是我太太是一个画家，她的画可以卖钱，此地太平洋星大楼顶楼上有一幅壁画便是她画的。那时她向他们要价二十几万，还算是便宜的。常常有人向她订画，但她却认为，她并不需要钱，因此她就没有去画。她每每画一幅画，没有完成就搁下来。我到台湾的期间，家费是由她维持的，那时是她的“多产期”。后来为了要到加拿大和我相聚，她以一张画买一张机票来计算，她与七个子女共要八张机票，在一、二个月内画了很多幅画。这也是我对钱不太担心的原因，因为真的需要钱的时候，太太的画可以卖钱。目前的情况更不用说了，子女都长大了，各有自己的工作，现在只有一个女儿尚在学校念书，她得到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奖学金，在大学攻取化学博士学位。

亲爱的游客

客服电话

电子邮件

于长庚：根深蒂固的中国情

关于我们

于氏文化

帮助中心

13105230123

服务时间：工作日9：3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