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大鼓和于七

南慕容

京东大鼓?流行于廊坊、承德、保定、唐山的部分地区。在不同时期和地方有过不司的称谓，先后有京东怯大鼓、乐停调、平谷调大鼓、平谷调、乐亭调大鼓、四平调大鼓、乐亭大鼓(与流行于河北唐山一带的乐亭大鼓名同实异)、铁片大鼓、铁板大鼓、承德地方大鼓等十数个名称。其中尤其乐亭调大鼓在河北成名时间久长。

京东大鼓起源于京东三河、宝坻、香河一带的农村。据艺人祖谱及口碑资料，早在清乾隆中叶．河北省南皮县贾九堡村木板大鼓名家李文通(一说山东人，名尚志，绰号弦子李)从家乡逃荒来京东行艺．他吸收了京东广为流行的民歌小调“靠山调”，丰富了木板大鼓的唱腔，增加了京东乡音，很受当地群众欢迎，因他的演唱讲求韵味，人称这种京东风味的木板大鼓为“小口”木板大鼓，李在行艺中收徒张百奎(河间人)、曹占奎(大城人)、李振奎(义子)、崔登奎和邓殿奎，世称“清门五奎”，其中以邓殿奎(一说邓连奎)最为有名。

邓殿奎，原名不详，殿奎系拜师学艺后之艺名，香河县刘宋镇人，后迁居马厂，生卒年不详，世传1754年在世。相传他有“三钢”，即钢性子、钢嗓子和钢板。他喜欢唱民歌，尤爱唱《放风筝》。邓继承乃师的创造精神，改革木板大鼓“小口”派唱法，将一板一眼的单一板式改为[慢板]、[平板]、[垛板]等多种演唱板式，并吸收了京剧西皮[快板]唱腔，用在《华容道》、《古城会》等段子的结尾处演唱，名之为“二簧柳儿”(京剧在河北称二簧)。他演唱“二簧柳儿”时，仍用木板击节，而在演唱其它板式唱腔时，则用钢(铁)板替代木板击节，这些改革得到师父赞赏及听众首肯，新腔很快流行开来。这种新腔在北京演唱时，因是京东乡音，故被京城人称做京东怯大鼓。

京东大鼓的表演形式，最初为木板击节，后改为铁片、铜板。演唱者右手击书鼓，左手击板站立演唱；弦师弹大三弦伴奏。后又加入扬琴伴奏。三弦伴奏及三弦加扬琴伴奏两种形式并存。唱腔为板腔体，常用板式有[头板]、[二板]、[快板]和[锁板]。

涪嘉庄年间(1770年前后)京东怯大鼓崛起。邓殿奎以远祖青云峰、近祖李文通排出师门字辈：“青、文、奎、连、永、宝、景、怀、玉、成”，收徒传艺。尤在香河、宝坻、蓟县、三河一带收徒甚多，首传之得意门徒为陈连登。陈又传宝坻县朱家铺人邹永山，邹再传邳家铺于氏兄弟于七和于九(于宝庆)。经几代传人的努力，使京东怯大鼓在唱词和唱腔等方面均有很大改进，其间，以于七的贡献较为卓著。

于七，本名不详，大约活跃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约1851——1909)，原是读书人，后因仕途不通而随其弟于九“下海”说书。他对传统书词进行修订整理，又广泛吸收民歌小调的音乐素材，特别是吸收了京东南部香河、宝坻、安次一带流行的田歌，丰富了京东怯大鼓的唱腔。这种田歌系农夫下田劳作间歇时，集在一起击打农具即兴编唱的民歌，称“乐乐停停”，或“乐停调”，又作“乐亭调”。一般是四句一番，唱乐了即停。这种吸收田歌后创制的新腔影响面广，仿效者众，于七也很快成了京东一带名声最大的鼓书艺人。

与此同时，宝坻县乐亭调大鼓艺人张增德(外号张瘸老、张铁板)，也吸收了被称为“地头调”的“乐乐停停调”演出。他的拿手书目为《拆西厢》、《刘伶醉酒》、《洞宾采药》。经他革新的唱腔较之原腔曲调缓慢，如开腔演唱的第一个唱句“未开书我先表这头一回哎咳”，一个长拖腔可达十余板，后人称之为“十三咳”。

稍晚于于七的梅门传人王宪章，亦以演唱乐亭调著称，当时京东群众称唱大鼓书最好的属“南于七，北宪章”。后辈艺人也称“南于七、北宪章”是乐亭调大鼓最有贡献的前辈。

同时，京东怯大鼓流行范围日广，成为流行河北北部承德、廊坊、张家口、保定、沧州及唐山部分县份，甚至京津大埠和东北地区的大曲种，其别名也逐渐多起来。1880年王宪章去东北演出，所唱之京东怯大鼓以其家乡定名为平谷调大鼓。在东北广收弟子，回乡后又收弟子，并称所演为“平谷调”，到晚年他去北京演出时，也称之为乐亭调大鼓。

1930年，唐山人刘俊海以平谷调大鼓之名灌制唱片《鞭打芦花》、《红月娥做梦》、《情人顶嘴》、《蓝桥会》等十一张。平谷县张士诚在天津演唱此曲种，灌制唱片时，也称“平谷调”，后到北京演出时，又称“乐亭调”。张永德(黑张、盖京东)在承禧地区演唱，初称“四平调大鼓”，后又挂牌“乐亭大鼓”，其徒钟响鸣久在承德演出，称所演为“乐亭大鼓”。

民国二十二年(1933)，于七之徒香河县独立庄乐亭调艺人于景元在天津仁昌电台演播《石兰传》时，将京东怯大鼓去掉“怯”字，称为“京东大鼓”。

清末以降，许多河北籍在北京成名的艺人，如侯五德、杨才得、傅士亭、张士诚、张新泉、石金荣、王佩臣、李兴海等都是以相同的表演形式演唱相同的曲调，且均称所唱为乐亭调大鼓或乐亭大鼓，亦有因用铁片击节伴奏而称铁片大鼓的。在承德和京郊还称过乐腔调(又作落腔调)，或因四人分别持三弦、二胡、洋琴等乐器伴奏，一人击鼓板站立演唱而称为五音大鼓。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名的三河县人陈怀德及宝坻县人魏西庚，在演唱上各有千秋，所唱又被称为“落腔调”，分别被称为“陈派”和“魏派”。他们二人均以巧唱俏唱著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乐亭调大鼓演员多宗此两派，尤以魏派流行更广。魏酉庚是张增德弟子，他于1937年后在天津仁昌、中华电台演播时．与刘文斌、齐文周被称为京东大鼓的“三杆大旗”。与魏西庚的演唱不同的是，刘文斌和齐文周在唱腔上宗法张增德，以“十三咳”见长。

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北京中华印书局出版的第三版乐亭调大鼓唱本有《马前泼水》、《关王庙》、《玉堂春》，《王定保借当》(中篇)、《红月娥做梦》、《鞭打芦花》等多种。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上述多种名称即渐次统称为乐亭调大鼓了。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京东大鼓有了女艺人，城市里女艺人更多一些，且大都在坤书馆演唱，知名度较高的有王佩臣等。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京东大鼓艺人编演宣传抗日救国的段子，有的艺人还投身革命。1939年冬，中共青(龙)平(泉)县委即派地下工作者、京东大鼓艺人彭友全从董家口出关，以卖艺为名宣传抗日。相继还有刘汉臣(化名金福臣)、邢海洲、张阁云、胡成(又名胡玉生，外号胡瞎子)、刘幼军(绰号卯金刀)等京东大鼓艺人探^宽城的峪耳崖、亮甲台、东川、山泉湾子、大地、铧头一带，以行艺作掩护，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几个月里，在三十多个村子建立了保国会，会员达千名以上。

1938年，三河县京东大鼓青年艺人康福元参加冀东十四分区五十三团宣传队，自编自演了许多宣传抗日的书段。抗战胜利后，他又编演了许多配合解放战争的新书目，如《打死胡歪嘴，吓跑姜子亭》、《劝夫参军》等。1945年，张家口京东大鼓艺人龙铁山编演的《解放张家口》，曾被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将曲率印发全区，为众多民间艺人传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京东大鼓得到空前发展，许多新演员成长起来。宝坻县的高函，三河县的陈怀德、王芳、康福元，蓟县的魏宝华，承德的胡德江、叶连春，香河的赵学勤，雄县的王艳秋(女)，安次的王临风，张家口的刘富增等是这一时期的知名艺人。众多艺人积极参加旧书目的改革及新曲目的创作和演出。承德的钟响鸣在热河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演播中、长篇新书目《杨靖宇殉国》、《洋铁桶的故事》和《新儿女英雄传》等。参加1958年河北省首届曲艺会演的乐亭调大鼓演员有安大有、石子玉、刘富增、康福元、魏宝华等。刘富增和康福元还获得演员三等奖；魏西庚参加大会并作了示范演出，获老艺人荣誉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老艺人刘文斌在电台演播过中篇新书《白毛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的传人、天津市业余演员董湘昆以普通话革新演唱，并在三弦伴奏的基础上，加上了扬琴伴奏，所唱书段《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风靡一时，影响很大，河北省的许多文艺宣传队及其青年演员竟相仿效，遂使这种以普通话演唱的新的京东大鼓空前普及。

京东大鼓早期主要在农村演出，演出方式为赶庙会、赶堂会和说“乡档子”。书目先是只唱不说的短篇，有《耗子告猫》、《王婆骂鸡》、《郭巨埋儿》、《杨八姐游春》、《七子八婿满床笏》、《游湖借嫂?、《湘子上寿》、《下扬州》、《拆西厢》、《大西厢》、《争灯》、《鞭打芦花》、《小姑贤》、《小姑狠》、《蓝桥会》、《朱买臣休妻》、《白蛇传》、《华容道》、《古城会》、《草船借箭》等。后来增加了说唱相间的中篇书，如《响马传》、《丝绒计》、《包公出世》、《海公案》、《王定保借当》、《回杯记》、《葛红霞扫北》、《五毒传》、《书囊记》、《石兰传》、《刘公案》、《十粒金丹》等。至清末民初进入城市书馆后，发展起来的长篇大书，有《大八义》、《小八义》、《包公案》、《施公案》、《杨家将》、《呼家将》、《薛家将》、《双合萤?、《反唐》、《回杯记》，《曹家将》、《罗家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创作演出了一些新书目，除配合各个时期政治宣传编演的一些短篇书目外，还上演了《白毛女》、《刘胡兰》、《新夸夫》、《小二黑结婚》、《杨靖宇》、《夺萤?、《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连心锁》、《新儿女英雄传》等中长篇书目。1956年河北省文化局曲艺工作组邀请老艺人魏西庚到省会保定抄录了他的拿手书目《西唐传》、《破孟州》、《绿牡丹》、《双合萤?、《粉妆楼》的书词。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京东大鼓在城市逐渐衰微，但在乡村仍较活跃。“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受到影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乡村又出现不同程度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