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英烈汇总贴

于振华

请在此贴发简单介绍，更多详细的故事和纪实请另贴发布，谢谢

南慕容

于炳然

        于炳然原名于斌，1903年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县双榆树屯，后迁至望奎县城内。他8岁入私塾，后就读于望奎县立第一高等学校，是成绩名列前茅的好学生。
　　1919年7月，于炳然考入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址在齐齐哈尔。

　　五四运动后，于炳然逐步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 1922年5月，他联合黑龙江省一中、政法、师范、工业、农业等5个学校，组织了黑龙江省学生联合会，并被推选为学联主席，曾组织领导了两次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学潮：一次是反对军阀吴俊升不制定“省宪”、不通过选举产生省长的斗争；一次是声讨省议员耿之光以卑劣手段骗取民财的斗争。

　　1923年5月，于炳然中学毕业，同年夏天被选送公费去日本留学。可是他到日本不久，就碰上了东京大地震。这次地震使东京变成了一片火海，几万人丧失了生命，于炳然在海岸上饥寒交迫，挣扎着度过了15天，才乘上中国大使馆雇用的救济船，脱险回国。事后他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苍天何故太无情，偏我来时祸遽生。

　　　　只落赤身归故土，几将白骨葬东瀛。

　　1924年9月，于炳然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后改称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他在北京读书时期，更加坚定了救国救民的志向，主编了《协进月刊》，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各大学为声援上海学生的斗争，举行了游行示威，于炳然是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之一。

　　1927年夏，于炳然还在家乡望奎县领导了一次“清算县长许桂恒”的斗争。许桂恒在望奎任职期间，横征暴敛、敲诈勒索，老百姓怨声载道。这年暑期，北京学生回家度假，正赶上许县长“荣转”到另一县去任县长。于是于炳然召集了池蓄龙、赫修文等由北京返家度假的同学，又约来 10多位中小学教员，成立了“清算委员会”，并拟出一份措词尖锐的电文，强烈要求省政府“缓令许桂恒离县，其吞搂巨款必须清算与退还，彼如强行，必遭武力阻止”。为慎重起见，委员会还派人监视县政府，以防许桂恒溜走。

　　许桂恒知道后，当天晚上就派人来进行调解，被迫退还赃款“黑龙江官帖”140万吊，并向地方各界人士和全体清算委员承认：“属僚们的贪污行为，本人失于检查，不但负有责任，而且对不起地方父老……”事后，于炳然他们把这次清算的情形在报上公诸于众，结果许桂恒“荣转”未成，反而被撤了职。

　　1928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侵犯我国主权，霸占我国领土，竟然强迫东三省当局同意日本在东北修建5条铁路，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北平各大学的东北籍学生，联合起来组织了“东北旅平学生路权保持后援会”，掀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护路运动”。于炳然是这次学潮的总指挥。

　　1929年4月，北平大学法学院掀起了一次“收回二院校舍”的学潮，当时于炳然是学生会主席，在学潮中是总指挥。

在英国加入共产党

　　1930年夏，于炳然大学毕业。8月，黑龙江省招考留欧学生，于炳然以优异成绩夺魁。这期间还发生了一段于炳然舌战陶司令，也就是后来传说的“于炳然骂死陶司令”的插曲。事情是这样的：黑龙江那年拟定录取留欧公费生5名，省主席万福麟的亲家陶司令的籍贯不是黑龙江省，只是在望奎县有土地，他的儿子——万主席的女婿又不是大学毕业，是没有资格报考黑龙江公费留学的，可陶司令硬要依仗权势争一个名额。于炳然找到陶司令家，同他唇枪舌剑展开辩论，可巧不久陶司令死了(实际上可能陶有高血压、心脏病，生点气就一命呜呼了)，人们就传说：“于炳然效法诸葛亮骂死王朗，把陶司令骂死了。”这一趣闻曾蜚声全省，流传一时。

　　1931年4月5日，于炳然由哈尔滨启程，取道西伯利亚铁路赴欧。4月15日到达伦敦，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国际问题。

　　“九•一八”的炮声从家乡东北传遍全世界，于炳然闻讯，陷入了深深的忧愤之中。经过痛苦的思索，他感到，自己必须选择一个能够拯救中国的主义，而坚决奉行之；还必须参加一个政党，靠群策群力来实现目标。于是他走出了埋头读书的小天地，开始参加旅英华侨和留学生的各种集会，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的眼前豁然开朗，终于找到自己寻求已久的真理——共产主义，并决心参加共产党。1932年5月，由何松亭、蒲子政介绍，经英国共产党批准，他被接受为共产党员，参加了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


　　于炳然入党后，党分配他负责反帝大同盟工作和东伦敦的华侨工作，特别是海员工作。从此，于炳然由一个具有自发的进步意识的青年，成长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不久，于炳然被选为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受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直接领导。1933年冬，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派杨秀峰来到伦敦，经他回去汇报，共产国际对英共中国语言组更加了解，并通过英国共产党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书面表扬。

　　英共中国语言组的力量日益增强，在伦敦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在它的领导下，除原有的“反帝大同盟”外，又组织了“留英学会”、“旅英华侨工商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留英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并出版了政治旗帜鲜明、宣传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杂志－－《解放半月刊》，由于炳然担任主编。同时在留英学会之下，还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会”，与国民党方面的学生进行理论上的斗争。

　　在一次研究会的集会上，两方面的学生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安内而后攘外”问题。会上，共产党人提出了召开公开辩论会的挑战，对方表示同意。数日后，曾轰动一时的“共产党大战蓝衣社”的一幕，在伦敦揭开了。

　　这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中，反帝同盟以逻辑严密的滔滔雄辩占据了压倒的优势，对方虽一再反扑，但终是软弱无力。最后反帝同盟大获全胜而收兵，而该同盟在辩论中的第一发言人便是于炳然。

　　1934年4月，于炳然接到共产国际廖焕星的来信，要他从反帝同盟中选派六七人，赴莫斯科参加“五一”节观礼，并指定于炳然必须前往，以便在观礼后出席随即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代表会。张为先、涂长望、杨亦周、乔辛瑛、钟殊漪和于炳然一行6人，于4月29日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他们参加了“五一”节观礼，听取了季米特洛夫和加里宁的报告，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各种文化组织和一些大工厂，还去了基辅、哈尔可夫、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等地。

　　参观后，其他人返回伦敦，于炳然留下来，等待参加各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代表会。但由于在柏林的王炳南等被纳粹所阻挠，没能来莫斯科，这次会议没有开成。组织上只是同于炳然个人谈了多次，责成他向德国、法国、荷兰中国语言组传达党的新决定。

　　于炳然到柏林、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完成了党的使命。回到伦敦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起“旅欧东北学生抗日救国总会”。继之他又以该会的名义发表了三篇重要宣言－－即由他在莫斯科起草、经共产国际同意的《为反对通车通邮告全国同胞书》、《告东北同乡书》和《告海外侨胞书》。这三篇文章，曾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散寄到国内外各地，纽约的《先锋报》、伦敦的《解放》及柏林、巴黎的反帝刊物、莫斯科的《中国报》也都同时转登了。当时在欧美的华侨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与张学良将军的友谊

　　1933年5月，张学良将军出国考察到达罗马。7月初，于炳然出于宣传和影响张将军的目的，以一个东北人的身份，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提了三个问题：一、东北之失，你以为原因何在?二、你是否准备收复东北?三、你如果想收复东北，将要采取何种方法与步骤?信寄出去约一个星期，便接到了张学良将军的亲笔回信。张在信中相当恳切地表示愿意就抗日救国问题共同探讨，并对于炳然所提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对第一个问题，张将军说是因为当时东北建设的飞速发展，如修建打通路、四洮路、克齐路，开辟葫芦岛军港等，都深为日本人嫉恨，所以才迫不及待地侵略东北。对第二个问题，张将军的答复是肯定的，并且说：“如果说与日本人可以合作，没有比张氏父子更早就与日本人合作的了……日本人所以杀死我父亲，所以夺取我的防地，正是因为我们不与日本人合作……国仇家仇，誓死必报。”对第三个问题，他说：“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时，只要我们站在日本对立一方，就一定会打垮日本……但彼时如果仍是国民党统治，如果国民党仍持不抵抗主义，挑起内战……”他在信中最后说：“不日将去伦敦，愿当面再为详谈。”


　　7月下旬，于炳然从报纸上知道张将军到了伦敦，但既有“面谈”之约在先，于炳然便静候着。一个星期后，于炳然又写了封长信，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并用中国共产党的观点，阐述了对内全国团结，对外联合苏联，开展抗日战争，收复失地的主张。信中还就国民党的反动谬论“安内而后攘外”，进行了剖析和驳斥，并对张的“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说进行了反驳。信末郑重声明，对张将军并无他求，惟一目的在于指给他以真理。于炳然的两封信，导致了他与张学良将军在欧洲的4次会面。

　　这封信付邮的第三天，张将军托陈洪海(共产党员，其兄陈洪陆在张学良处任东北军空军队长)来约于炳然去共进晚餐。

　　其实，于炳然与张学良将军并不是初次会面。早在 1928年“护路运动”中，于炳然就曾作为“东北旅平学生路权保持后援会”代表，面见过身为东北保安总司令的张学良。不过那次见面时，于炳然谈的全部内容是一番请愿、抗议、指问之词。但意外的是张将军对于炳然的宏论甚为赞赏，遂当即表示愿聘用于炳然在他的保安部任重要职务，结果被于炳然以“学无所成”而拒绝了。显然请愿中于炳然给张将军的印象是深刻的。

　　这次晚餐则不同，这是一次朋友式的会面，同餐者除于炳然与陈洪海外，只有张学良和他的两个儿子。席间，张将军问起于炳然的家庭状况，于回答后，张感慨地说：“这真是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于炳然说：“贵子与公卿倒不见得，不过我的家可以说是寒门或白屋了。”饭后，张将军说：“明天我去北欧访问丹麦、挪威与瑞典，大约20天后再回伦敦，那时我再约你详谈。”

　　一天，常在张学良将军身边的王芃生造访于炳然。王说：“贵同乡张汉卿先生听说你的学费发生了问题，他极愿予以援助，要我来征询你是否肯于接受的意见。”于炳然问：“他从哪里知道我的学费发生问题?”王说：“有一天张将军对我说，过去的干部多是陪同他玩耍的，没有一个人才。这来欧洲，打算寻一批新干部。只问人才，不问省籍，要我在伦敦替他物色。我当时对他说，在伦敦的真正人才正是你们东北人，于是我介绍了你的情况。”于炳然反问王芃生：“你的意见如何?”王说：“不管怎样，张将军主动要帮助你，总是好意，我想是应当接受的。”于炳然想了想说：“如果我不接受，不但辜负了他的好意，而且也辜负了你的好意。”当时，于炳然等公费留学生，因家乡沦陷，学费来源早已成了问题，张将军主动提出给予帮助，确是雪中送炭。

　　张学良由北欧回到伦敦，即约于炳然去单独面谈。谈话一开始，张将军即围绕抗日救国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于炳然仿佛面对一个老朋友，坦率而真诚地滔滔宏论达4小时之久。这次谈话中，张将军主要是倾听于炳然所谈，始终没发表任何政见。最后他对于炳然说：“我很想了解一下社会主义的情况，请你做个准备，同我去莫斯科。我已通知了颜惠庆(中国政府驻苏联大使)同苏联接洽，我要去参观。”事后，于炳然把此次谈话的内容，写信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作了汇报。几天后，得到答复，同意于炳然陪同张学良将军前往。

　　10天之后，张学良将军又约于炳然谈话。这次是张学良将军来滔滔宏论了。他先说：“颜大使已有回电，苏联记了我1929年(指中东路事件)的仇，不同意我去莫斯科。这次出国，最想看的是四个国家——德、意与苏、土。苏联既然看不成，土耳其便不想看了。”接着他说：  “中国的出路，只有两条——极左或极右，我已看了德、意，很好。但不能参观苏联，这次出国是白来一趟了。听说苏联确有进步，五年计划是成功了，但还没达到文明国家的程度，很想去看个究竟。可惜这次不能前去参观，很遗憾。”

　　最后他说：“你如果愿意在伦敦读书，我愿意帮助你学费。但我希望你去苏联读书，你去后，要与苏联朝野人士好好联络，一定要建立起最好的友谊。将来我们抗日，如能得到苏联的支援，那要比你带十万大军在前方作战的功劳还大。”

当谈到于炳然将如何去苏联时，张将军说：一方面给颜惠庆大使去信，要他在苏联接洽；另一方面待他回国后，向苏联驻华大使鲍哥莫洛夫面托；并说他认识加纳罕，可以写信向他介绍于炳然。至于学费，他说：“如果你去莫斯科，咱们实报实销。”

　　这是于炳然与张学良将军的第三次会面，当时于炳然对对方的政治观点，只略提了几点意见。最后张将军说：“彼此多考虑，有功夫再详细讨论。”

　　他们的第四次会面，是在10月下旬。在场的除了于炳然，还有陈洪海和田树滋。张将军仅告诉大家他次日将去罗马，希望以后经常通信，随后交给每人一封信，便一一握手而别。给于炳然的信封中，是一张200英磅的支票。

　　1934年8月，于炳然接到张学良将军的来信，说去苏联留学一事已经办成，关于去莫斯科的手续，可以与中国驻苏大使馆直接商洽。张还附一封写给加纳罕的信，要求他给于炳然以关照，并汇来了240英磅。于炳然把来信寄给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不久接到复信，通知他，组织已同意他去莫斯科。

　　1934年10月9日，于炳然到了莫斯科。但由于工作的需要，他没有实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愿望。他在苏联的两年中，一是从事党的工作，二是在苏联外文出版社办的《巴黎救国时报》任编辑，并在那里过组织生活。在这一工作岗位上，于炳然为宣传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做了许多贡献。

　　1937年3月上旬，《真理报》发表了一则消息，说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将军已恢复了自由，并乘飞机去太原接洽重要问题。组织上迅即交给于炳然一个新的任务：返回国内，帮助张学良将军巩固东北军，以使之成为抗日的一部分力量。于炳然归国后，才知道这一消息乃是误传。

　　6月28日，为筹集办东北救亡总会机关刊物的资金，经高崇民、卢乃赓写信联系，于炳然在上海晤见了张学良将军的女友赵媞(赵四小姐)。见面后，赵媞说，两天之内她就去看张学良，要于炳然写一封信由她带去。于炳然在信中赞扬张将军“双十二”之举为民族建立了功勋，又将东北救亡总会成立的情形和要办一种刊物的打算告诉了他。7月初的一天，赵媞来电话约于炳然在虹口摩里根饭店会面。见面后，她说：“汉卿特别关心你，赞成你办刊物。但要慎重，不要像杜重远似的闹出事来。最好现在不要活动，等汉卿出来后，一切都有办法。”接着，她拿出2000元钱说：“这是给你办刊物用的。不够，以后再向我说。但无论如何不要说是汉卿给的，必要时只能说是我给你的。”东北救亡总会的《反攻》半月刊就是于炳然用这笔资金办起来的。

　　1938年秋，即武汉失陷前夕，为了救济流亡在关内的东北难民，于炳然代表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向被关押的张学良将军募捐。张将军慨然应允，并亲笔写信让王化一为之解决－－张将军捐赠了3000元巨款。

　　此后，张学良将军长期被监禁，失去了自由。然而在于炳然的心中，一直深念着这位和他在抗日救国战线上结成不同寻常情谊的朋友，这位为全民族所敬仰的伟大爱国者。

舌战戴笠

　　1937年5月，于炳然从莫斯科回国后，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在上海的一家旅馆和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会面了，从而与党接上了关系。潘汉年要他以东北籍归国留学生的身份，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于是，于炳然去见了蒋介石。他不卑不亢，从容恳切，着重谈了政府应支援东北抗日联军和恢复张学良将军自由的问题。

　　不久，经上级党组织同意，于炳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二处设计委员、少将参议。从此，他以这一职务为掩护，长期从事党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党的地下工作。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派戴笠(以蒋的秘书的名义)来对付东北军和所有的东北人，其目的在于防止东北军反蒋，并相机拉拢东北人士为蒋所用。戴笠与东北人的一切交往、应酬和监视，无不出于这一用心。1938年4月，戴笠与于炳然曾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

　　见面后，互相寒暄了几句，戴笠就把话转入正题：“炳然兄，咱们做个什么样的朋友，普通朋友还是特殊朋友?”于炳然反问：“什么是普通朋友?什么是特殊朋友?”戴笠说：“普通的朋友，你有事，你求我；我有事，我求你，这叫普通朋友。至于特殊朋友，那就不同了，我马上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好朋友，很重要的好朋友，而且可以使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于炳然又反问：“雨农兄，你看我够一个普通朋友，还是够一个特殊朋友?”戴说：“如果你仅够个普通朋友，今天的话我就不说了。于炳然说：“那很好，我当然高兴做你的特殊朋友。”戴笠神色诡谲地说：“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当你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于卓(当时驻苏大使馆武官)曾给我一封电报，其中说你有四个优点：第一是富有国家与民族思想；第二是为人精明强干；第三是很有吃苦耐劳精神；第四是很重义气。但另一方面你的思想左倾，在莫斯科曾与王明有来往，恐系共产党员。他的结论是：此人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则杀之。”戴笠掷出“杀”字后，注视着于炳然的神色。见对方并无任何反应，他又做出微笑来，接着说：“当我接到这封电报时，我曾很费思考。这样一个好人，又有国家民族意识，又精明强干，又能吃苦耐劳，又重义气，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呢?我想不外是三个理由：第一，他主张抗日，政府当时还没抗日，所以他反对政府，因而加入了共产党。但是，政府是主张抗日的，当时所以不抗日，是在争取准备的时间，到了抗日的一天，自会得到谅解。所以这一条是不成问题的。第二，他政治上无出路，所以才加入共产党，那么给他出路。所以我看这一条也是不成问题的。第三，也许他是个理论上有修养的人，认为救中国的办法，三民主义还不够，必须共产主义。那么，既然是个理论上有修养的人，当然知道中国并不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所以我看这一条也是不成问题的。因此，我看到于卓的电报，又加以思考之后，我只想了那个‘用’字，没想那个‘杀’字。现在我们认识快一年了。据我的观察，于卓说你的四点长处，都是事实。因此我想，他说你‘恐系共产党员’，也不会不是事实。现在这样，你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你从未加入共产党，或是脱离共产党。只要你这样，我到委员长那里，保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来。”


　　于炳然一面泰然自若地听戴笠的话，一面在考虑应付办法。戴笠说完之后，于炳然从容不迫地问他：“你愿不愿意你的特殊朋友，在社会上闹到人所不齿的地步?”戴笠说：“当然不愿意。”于炳然说：“那么假如明天我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我于炳然不是共产党员；后来，人家在《新日报》上登个反问启事，说某某人声明不是共产党员，但谁说他是共产党员了?无的放矢，何其无聊乃尔!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于武官说我的四点长处，我虽然愧不敢当，可是我愿用以自勉。至于说我‘恐系共产党员’，这决非事实……不错，在莫斯科我曾与王明有过往来，那正是由于我主张抗日救国，我愿意知道共产党对于抗日救国的具体主张。况且，那是在莫斯科，王明也没有怕与我会见及谈话的必要，所以才曾经见过面。但不要认为与王明见过面的人就是共产党员……以你的权力，难道还怕我吗?”于炳然说话时，从容自然，理中藏锋。戴笠听了之后，半晌没有吱声，最后勉强地说：“请你考虑考虑吧。”于炳然说：“事情在我这方面是很简单的，用不着什么考虑，还是请你多考虑考虑吧。”

　　为了达到把于炳然拉过去的目的，戴笠一面以“杀”相威胁，一面以高官厚禄相引诱。表面上堂而皇之，彬彬有礼，实际则阴险狡猾，凶狠毒辣。于炳然对戴笠的一番威逼利诱，既无所畏，更不为所动，凭借大智大勇和舌辩之才，巧与周旋，使戴笠奈何不得，只好收场。

热心筹办“东北救亡总会”

　　1937年6月1日，于炳然到北平参加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东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它的任务是：一、促使蒋介石兑现诺言，实行抗日，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拥蒋抗日。二、营救张学良将军。三、声援东北抗日联军。

　　6月20日，“东总”成立大会在北平东北大学开幕，大会主席团由高崇民、卢广绩、栗又文、苗勃然、于炳然5人组成。大会通过了简章，选举了委员和常委，确定了组织机构，于炳然被选为常委，担任宣传部主任。

　　卢沟桥事变后，“东总”迁到上海；上海抗战爆发，又迁到南京。同年11月，上海沦陷，南京不保，“东总”按照周恩来副主席指示，随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汉，在武汉明月桥顺直会馆办公。这时，“东总”党组受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党组书记为刘澜波，党组成员有张希尧、张庆春、阎宝航、韩乐然、陈先舟、徐仲航、于毅夫和于炳然。


　　1938年1月的一天，刘澜波通知于炳然，说王明(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要来看于炳然，要他晚间在旅馆等候。深夜，王明和潘汉年一同来了。于炳然向他们汇报了回国后的工作情况。王明征求于炳然对今后工作的意见，于炳然表示，愿意回党内工作，不愿再搞统战工作。王明考虑后，表示同意。而潘汉年却说：“像炳然有这样的社会关系和活动能力，还是在外边工作好。因为我们能胜任这样统战工作的干部是不多的。”王明觉得潘的意见有理，就表示同意。

　　1938年6月，“东总”成立一周年之际，经改选，于炳然担负了更重要的责任－－总会秘书长。从此，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东总”的工作上了。

　　当时，在武汉的许多救亡团体中，“东总”被称为老大哥，它有14个分会，30多个通讯处。它支持和组织了抗日武装——游击队，在武汉曾开办过几个训练班，把培训的干部分批输送到华北各游击队中。“东总”还先后组织了3个战地服务团(即文工团)，先后送往吕正操部队和延安。

　　在武汉，“东总”的宣传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是最引人注目的，不但参加的人数多，而且队伍中有色调鲜明的彩旗，有巨幅的漫画和宣传画，有整齐的乐队和歌咏队，有加以装潢的宣传卡车。“东总”的宣传队曾在汉口公演了三天抗战戏剧，颇得好评。这些宣传形式，大部分是于炳然从莫斯科借鉴来而加以创新的，它很快被各救亡团体所效法而推广起来。在文字宣传方面，“东总”的《反攻》半月刊是当时一种很为人注意的刊物。“东总”还举办过多次“名人讲演会”和“抗战问题座谈会”。

　　1938年秋，武汉撤守前，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政治中心设在重庆，军事中心设在衡阳。“东总”也大体上随着这一形势而部署，决定以高崇民、刘澜波为首，携同组织、训练、联络三个部和一个宣传队去西安；以阎宝航、于毅夫为首，携同秘书处、宣传部全体人员去重庆；以于炳然、刘亚光为首，去衡阳，联合两广、湘赣各地会员和东北同乡，创立一个规模宏大的东南分会。

　　在撤退前夕，于炳然按照党的决定，搬到李杜那里，正式就任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于炳然随李杜及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人员，一路乘汽车经长沙奔赴衡阳。到衡阳后形势已大变，他便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退至桂林。

　　到了桂林，于炳然接到阎宝航、于毅夫的来信，约他速去重庆，并说军委会已决定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由李济深主持，李杜有可能被任命为常委。为了促成此事，李杜委托于炳然前往活动。于炳然于12月28日乘机飞往重庆，他的活动取得了成功。1939年初，李杜被任命为战地党政委员会专任委员。不久，经李杜推荐，于炳然被该委员会任命为设计委员。

　　于炳然和李杜的友谊是从1933年春开始的。1933年4月，于炳然正在巴黎出席旅欧华侨反帝大同盟的各分盟代表大会，忽然接到刘咸一(共产党员)、杜春晏的电报，约他速去柏林。于炳然从报纸上得知，著名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苏炳文，已于4月10日抵达柏林。于炳然猜测，约他前往必与此事有关。果然，到柏林后知道，刘咸一所以发报，乃是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领导人王炳南的授意。因为马、李、苏三人到柏林后，已为中国公使馆派的一批人包围起来，使进步留学生无法与他们接近。只有刘咸一、杜春晏，因是黑龙江人，还可以经常在马占山等几位将领的左右。约于炳然前来，正是为了加强对3位将军的影响。

　　在柏林的十几天中，于炳然与李杜相处得较好。李杜对国民党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很愿意同于炳然交谈。后来李杜去罗马，又特地约于炳然前去。在罗马，于炳然与李杜同住了20多天，他们每日必谈，而且见解略同。有一次，于炳然问李杜：“你所领导的义勇军，为什么不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李杜支吾了半晌，不知如何回答。实际上，这一问，使李杜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使他思想上由于国民党的宣传所筑起的反共堤坝，开始动摇。临回国时，李杜特地向于炳然表示，他回到上海后，希望共产党派人与他往来。

　　在重庆期间，于炳然与在重庆的东北上层人士如李杜、刘哲、莫德惠、邹作华、万福麟以及王芃生等经常往来，相处甚好，因而常取得他们对“东总”工作的支持。例如，当时“东总”经费相当困难，甚至连许多人员的最低生活费用都难以保障。于炳然就曾经每月从李杜那里拿来三四百元钱，给刘澜波、于毅夫、陈先舟、徐仲航、张希尧、韩乐然等作生活费用。为曹松华、车向忱、赵清黎、卢广声的生活和“东总”的工作需要，于炳然曾找过王芃生帮忙。但于炳然本人却从不接受他们的帮助，那是为了留一条替别人、替“东总”说话的后路。


　　李杜将军对于炳然是极为信赖和器重的，他曾把张学良将军赠给自己的一支派克金笔转赠给于炳然作纪念，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之深了。

在隐蔽战线上贡献才干

　　于炳然从1937年经党组织同意，打入国民党上层，任军事委员会第二处设计委员、少将参议开始，直至1941年奉命撤回延安为止，除了做党的统战工作外，还一直以他的特殊身份从事党的情报工作。

　　1939年8月，于炳然按党组织的部署，正式到“国民党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就任设计委员、少将参议。该会下设军事、党务、政治、经济、文化和敌情6个研究组，于炳然任敌情研究组组长。因此国民党“军统”、“中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各种情报，在于炳然手边都有一份。他把这些情报及时地让人复写，送交给我党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王梓木。有时，对成册的、系统的材料，复写来不及，于炳然就把原件送交给党组织，待用完后再退还。当时在重庆，国民党的特务活动是无孔不入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以及从那里出入的人，都时刻在特务监视之下，所以传送情报一事必须格外慎重。那时于炳然所提供的情报，多数是王梓木以看望老同乡的名义，到“东总”来取，对于特别紧急、重要的情报，只得采取其他方式来传递。如有一次，于炳然先用电话约好，双方各驾驶一台汽车，在约定好的时间、地点相遇，在两车相错的一刹那，即把情报送过去了。

　　凭着卓越的胆识和机敏，于炳然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始终隐蔽得很好，不仅没被敌人所察觉，而且就连同他一起在“东总”工作数年的人，也丝毫没有感觉到他秘密地在另一条战线上工作。

　　1939年10月以后，“东总”的活动开始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限制，《反攻》半月刊连遭刁难性审查，各地分会遭到的打击更大。鉴于这种形势，1940年7月初，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于炳然和于毅夫二人撤离重庆。偏巧这时战地党政委员会改由程潜负责，李济深被调往桂林任行营主任。于炳然征得周恩来副主席同意，趁李济深离职前，先行撤退。于是，他向李济深呈请，去陕北榆林，视察东北挺进军的伪军反正工作。他的呈请得到准许，他便携带副官和秘书各一人同往。

　　出发前，于炳然遵照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将他的可能利用的社会关系全部留下。他将李杜的关系介绍给于毅夫；将王芃生的关系介绍给徐仲航；将屈映光的关系介绍给阎宝航。

　　临行时，周恩来副主席对于炳然说：“共产党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屁股擦干净。你既然说是去马占山部队，就去一次，将他们给你的任务完成后，写个报告，算清了报销，回到延安再留下，派你的秘书回来办交代。不要一到延安就不去了，免得他们又闹什么‘携款潜逃’啦、‘通缉’啦等名堂。到延安后住交际处，刘澜波去看你，你再同他商量北去的事。”

　　周副主席又说：“到西安后办一件事。高祟民生活已没有办法，林老(伯渠)几次给他钱，他不接受。你要说服他，哪有只管工作，不要生活费的道理，一定要他接受。”

　　于炳然以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视察员的身份，率秘书张石光、警卫员唐昆，奔赴陕北。

　　到了西安，于炳然去见林伯渠。林老建议他随马占山的运输队走，比较安全。于炳然已将高祟民说服，并从林老那里为他代领了3个月的生活费；又与高崇民商定了今后西安分会的工作方针。

　　于炳然一行3人，随马占山运输队长途跋涉，于10月 20日到达了他们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在延安只停留了10天，就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继续北上，奔赴榆林。在那里完成使命后，他于1941年1月15日返回延安。同年4月，中央组织部安排他到马列主义学院和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8月，被分配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任国际组组长，受任弼时领导。在此期间，于炳然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单独接见。1942年3月，他调到中央情报部第四室，任调查研究组组长，代理第四室副主任。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时，隐藏在党内的大阴谋家康生，直接掌握反奸肃反的大权。他利用窃取的权力，对党内外的许多好同志、好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所谓《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他竟无中生有，信口雌黄，称“东北救亡总会是红旗特务机关”，“于炳然，准备好人，准备好枪 (指与于炳然同来延安的副官和警卫员，以及他们随身佩带的枪支)，要与胡宗南里应外合，包围边区，进攻延安”。由此，不容于炳然以实情相分辩，把他押进了监狱。谁料这一入狱，竟达数年之久，其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1946年，周恩来副主席得知于炳然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十分震惊，立即由重庆发回电报，证实了于炳然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真实情况。这样，于炳然才得以恢复自由，恢复了组织生活。


　　1947年，于炳然回到中央社会部(原情报部)从事研究工作。1948年初，中央成立外事组，在平山西柏坡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于炳然出席了这次会议。1948年底，于炳然由中央社会部派出，作为先遣部队，随李克农部长进驻北平，进行接收工作。1949年4月南京解放，于炳然任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于炳然率少数干部进城接管，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情报处长。重庆是国民党政府最后的所在地，所以西南地区解放初期的敌情相当复杂，在肃清匪特、维护社会治安工作中，于炳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2年春，于炳然不幸逝世于重庆，年仅49岁.

南慕容

于德坤

君讳德坤,字业乾,于成龙氏之嫡裔也[注1]。祖宦黔,遂为黔人。少聪颖,有力气,好拳勇,尝从桐城姚某游,习少林术,颇能道其蕴奥。一日野游,途遇乡人为无赖所劫,君与奋斗,卒救之,其任挟如此。前清光绪己未年,津门严修督学来黔,提倡考据词章之学,君以高材生拔入经世学堂。于是乃弃剑学书,尤耽吟咏。工课之余,辄握管为绮靡之词或作孤愤之吟。居恒少与世往还,偶有酬酢,口讷讷不能为寒喧语,然豪于饮,有长鲸吸川之量。喜谈文文山诗词,时或对书扼腕,泪随声下。论史故每翻新案,有拂君意者必口沫喷面与之争,甚辩,过此惟缄默若处女而己。君素抱大志尝以祖生自命,文章言论慷慨动人。著有闻鸡轩文稿若干卷。年弱冠,举孝廉,因公车之便,得交海内人士,新学思潮,渐入脑际,理想风气,为之一变。尝约友人某发起一社,以促科举废弃为旨而言曰:“凡偶一事,必倡之者能以身作则,否则虽尽口笔之勤无益也。"众以为然,遂相的不入春闱。有某者佯诺之,及发榜己捷南宫矣.君以破约诘之,某称谢不惶,请观厥后。无何,廷试揭晓某又授即用,且指省矣。君乃喟然叹曰:“磋夫!人心险【】,固若是哉!官可求,约不可破也。苟於斯民而民有立者,非先攻去其恶蒂,未足以云治也。"遂飘然渡海游日本。时内地革命志士不容于清吏,或败逃亡者亦皆东被。暂假体沐,其间豪杰之土,如宋教仁,如张继,如刘揆一,如黄堇武,如田桐,如白楚香者皆於风尘中特与君相契。尝组织革命机关,发行《二十世纪支那杂志》,主张国体改革,其文中称虬髯客者即君也.君固美风仪,于思满腮,常衣绅士服,日本人不识, 或指呼为大律师。习法政,议论风生, 观人辨物,有所月旦,辄中肯綮。顾君之天资虽高华,而性情则甚沾逸,筹划方略又复深藏不露,以故皮相之士不知君为革命健儿也。暨夫《支那杂志》为日本所封禁,君归国各地漫游,言论渐趋激烈。其兄德懋,方为江苏观察,惧君累及,复迫令出洋。无己,再渡日本,每函入黔,辄主张革命。斯时贵州之革命风潮,日益振荡,君兄德楷及乐嘉藻创设师范学堂於贵阳。……于德楷、乐嘉藻究取缓进义者。方是之时,贵阳平刚与张彭诸人甚洽,亦退缓进义而持急进义。适章炳麟密书传至黔,平刚首起;剪发,既为请吏所近,乃亡走日本,而与君晤於东京,两相爱悦,询及《支那杂志》诸志士,君一一为介绍。己已秋,孙中山至东京,约各省革命党缔结同盟,君与平刚邀参其列,然其时贵州党员缺少,两人而外,惟胡肇安与张锦林而己。遂以平刚为贵州分会会长,君为总会评议部评议员,共供职於同盟会。继而黔人游学者日众,击,众有引退者,平刚以为虑,而君独镇静,屹然不稍为动。每临会地,君既演说革命,乐观主义,以为吾人所必须者,众渐倾听,稍稍辏辑,斯时君持义尚属急进一流,丙午冬,张铭由黔中密函告东京,欲於黔中率会党举事,请示方略,分会遂先聚众议。平刚首主急进,君忽一变其议,力持缓进,陈说利害,秧秧驳诘, 谓贵州不可首先发难地非其地,时非其时,人非其人,未可动也。平刚与争执,卒以从君者众,平刚遂拂袖去,会议因之破裂。越数日,君来访平刚,再三约,欲出共负艰钜,平刚慌其不勇,终不应,东京之贵州同盟分会於焉瓦解。平刚则仍密复张铭书,促其相机急进.……于君一日偕胡肇安往访平刚,出袖中札以示之,则黔中自治社人通款书也。君谓方今革命之理固若金科玉律,无疑义矣,独是应用之方略则正不能同。吾观中国革命之事既夕且频矣。一方崛起,他方抗之,绿林之豪其能为陈涉、吴广者虽有其人,而能成为华盛顿者则未之闻也.以花县金田之雄, 挞伐及十六省,撑持且十三年,终於一败不起,为掳所屈。今吾欲变计,而以政治为着手地,足下其有意乎? 曩者足下以强一试矣,试而不利,前车既覆,来轸岂复无所戒乎?平刚默不能言.胡肇安又尝以政治怂恿於平日,平刚亦久惧急进之难於望成也。于是乃议决,共认自治杜为同盟会同志而与之通消息云,先是张铭出亡,流落北京,遇其弟子某载以入滇,亦欲变计从事政界。平刚闻之,致书张铭,述于君意宗旨之不可变者若干事。书中有谓幸勿为贵高足所误云云。张铭复书甚题其言,且以不得到东京而与于君纵谈为憾也。遂遣其徒与自治社接洽。至是贵州之革命党乃纯入自治社,自治社西南日报亦纯为革命党之;机关报矣.君知贵州革命党之基既稳固也,乃与平刚约,贵州关键由平刚主之,自谓中国腐败莫东北若也,愿投身东北遂往来於幽燕间,以革命教育为业,执法政及女子高师之教鞭者三年。暨民国光复,君授南京内务首席参事,即为主同盟会门户开放,急趋政治及国民党成立,君复任本部干事,金以君练达老成之故,复任为组织黔省支部特派员。平刚闻之,尝谓之曰,贵州刘氏排挤人,以兵不知所谓政党也,君此去其果乎?君曰,余十余年不尝回黔矣,且余与刘无怨,去亦何害,平刚曰,闻刘显世辈有密电入黔,恐於君不利。人皆谓渠兄弟豺狼,未可忽也!不如稍缓以待。君厉色曰,余负政党之责任入黔,渠虽不仁,岂能无稍顾惧?况余己允人去矣,不去,人将谓我何?余意诀矣,遂行。以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出京,同行有胡德明,刘潜、徐龙骧诸人.仲良罹病牵延辰州。龙骧走铜仁、昆湘先至,君与胡、刘走镇远,甫至思州府玉屏县田钱坪地方为刘氏所执,遂被害。悬头三日,四方居民,畏不敢言。德明诈称中央委员始获免.后夏追至玉屏县之三家桥亦杀之。刘潜跳岩逃,仲良闻之,即日亦抱病逃。君死时年三十六岁,黔中母妻子女犹存。平刚曰,呜呼,余闻于君之死, 恸彻肝脑,目朦朦不明者数日。余交于君十余年矣,知君为人平易近人,和霭之气,盎然形於词色,无召杀之道也,唐继尧诳称是为盗所劫,而齑金不闻实囊囊,非漫藏诲盗者,且刘氏私人出入黔者众矣,而未闻有被盗劫杀者也.若则杀君之意,重在党不在君也,重在才不在人也。传曰“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君之死其才与职祸之欤?虽然贵州刘氏杀人,其数何虑千万，而使余悲痛者惟君。若钟昌祚由滇入黔而被杀于安顺，安顺刘显用所驻兵地也，杨树清由川入黔而被杀于贵阳，贵阳刘显世所驻兵地也。今君由湘入黔而被杀于思州，思州刘显潜所驻兵地也。磋呼！贵阳刘氏豺狼，不其然乎！千万,而使余悲痛者惟君。若钟昌样由滇入黔而被杀于安顺,安顺刘显用所驻兵地也.杨树糟由川入黔而被杀于贵阳,贵阳刘显世所驻兵地也。今君由湘入黔而被杀于思州,思州刘显潜所驻兵地也。磋呼!贵阳刘氏射狼,不其然乎

[注1]平刚引用此出处不详,待作考究.

南慕容

于秀英

        于秀英，汉族，1912年8月6日生。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一营一连，历任战士、排长。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76年离休，享受厅局级待遇。于秀英离休后，一直关心我国工业的发展。现住在郑州卷烟厂家属院。

南慕容

于寄愚   

        于寄愚(1909—1991)，蓬莱县安香于家村人。蓬莱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发起人之一。青年时代在北平求学，后转到杭州美术专科学校读书。1930年到上海，任左联美术家联盟总干事。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回乡，以教学为掩护，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5年10月，同其二哥于仲淑等一起，组建蓬莱县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1937年9月参与组建蓬莱县抗战服务团，在中共蓬莱县支部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1938年2月3日，参与领导和指挥蓬莱人民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任副指挥。同年7月，调任《大众报》社社长兼总编类。后历任中共冀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中共鲁中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文委书记、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华东文联党组副书记、秘书长。1959年调安徽省文联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小说集《徐奶奶》、长篇小说《一支不正规的队伍》和剧本《花芙蓉》等著作。1987年离职休养。1991年8月8日病逝于安徽省合肥市，终年82岁.        

南慕容

于眉

于眉（1914－1980），原名于经海，蓬莱市安香于家村人。蓬莱人民抗日武装起义主要领导人，中共蓬莱县委第一任书记。  
　　于眉少年时期就读于北京弘达中学，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开始阅读《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后入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积极从事共青团组织的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同学参加平津学生爱国抗日运动，支持马占山抗日，声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日。1933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反帝大同盟。1935年冬，参加“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并参与组织领导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北京大学总支委员兼东斋支部书记,并.通过其二哥于仲淑，在家乡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蓬莱县队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于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派，于8月回到家乡，在中共山东省委和胶东特委领导下，恢复一批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发展一批新党员，建立中共蓬莱县支部并任书记；以蓬莱“民先”组织为骨干，建立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蓬莱县抗战服务团。11月，成立第一届中共蓬莱县委，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1938年2月3日，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蓬莱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创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后改为第三军第二路，简称“三军二路”），于眉任政治特派员。“三军二路”很快发展到11个大队，2500多人，并创建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3月，“三军二路”攻克蓬莱县城，摧垮伪蓬莱县临时政府，建立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9月，“三军二路”与其他部队合并，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于眉担任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9月，于眉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到延安后，任徐向前、张经武的秘书，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整风。194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七大”闭幕后，于眉回到山东，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秘书主任，开始从事部队的后勤补给和运输等工作。1946年任华东军区兵站部政委。1948年，于眉转业到地方，先后任华东运输公司副经理、山东公路运输总局局长。他创办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自兼校长，培养出一大批交通运输骨干。他全力组织运输力量支援淮海战役，得到上级领导赞扬。1949年春，于眉调任华东野战军南下二大队大队长，带领干部南下，参加接管上海工作。后任华东军区运输司令部党委常委、上海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委员兼军管会航务处处长、上海招商局军代表、华东航务局局长、华东交通部副部长等职.  
　　1950年秋，于眉调任中央交通部航务总局副局长。此后，历任海运总局副局长、代局长、局长、海河总局局长。1956年任交通部部长助理。1958年任交通部副部长.1980年8月，于眉调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时已重病在身.

南慕容

于仲淑

于仲淑生于晚清，任蓬莱县马格庄尊三小学校长。9.18事变后，激起爱国抗日热情，1935年联合本校李光远、宋兹心(李光远夫人)，刘家沟小学陈迈千、王子衡，大皂许家小学孙自平，启明小学于寄愚等进步教师，组成“小学教师服务团”，积极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 经“北大”学生、其弟弟于眉介绍，于仲淑、李光远等加入“民先”组织，由北平“民先”总部批准在本县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蓬莱大队”，于仲淑任大队长。

    1936年 9月，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蓬莱县队部成立，于仲淑任大队长。此后，全县各区均先后成立“民先”区队部。12月，于仲淑代表蓬莱县“民先”组织，出席在北平召开的全国“民先”总队部成立大会。

1937年8月下旬 ，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以“民先”为骨干，成立“战地服务团”（后改为抗战服务团），吸收进步教师、农民参加，于仲淑任团长。

    1938年1月29日，中共蓬莱县委于安香于家南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举行抗日武装起义。2月1日晚各区参加起义人员向起义集结地西宋家村进发，2月3日集结完毕，宣布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于仲淑任大队长，于眉任政治部主任。2月14日起义部队改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简称“三军二路”)，于眉任特派员，周雍鹤任指挥，于仲淑任副指挥。

    3月26日“三军二路”在县城召开各区、乡镇长会议，民主协商，成立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举于仲淑任县长。8月，中共蓬莱县特支和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迁入县城。于仲淑调离，孙端夫继任县长。

   由于年纪大，解放后于仲淑担任青岛市政协的驻会常务委员，剧团领导，后来又被派到青岛动物园当负责人。20世纪80年代末，这个1938年就担任蓬莱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老人去世。

南慕容

于海川

         于海川，汉族，1878年生于红旗镇贤良窝棚屯（今双辽市辽东街金良村），从小务农，初中文化。“九.一八”事变前，任雁翎区自卫队小队长，带翎区自卫队小队长，带领二三十人打土匪，保村屯。1932年2月，其姐夫陈亚新从日本留学回国，任辽源县（双辽县旧称）县长，于海川调任县自卫队任大队长。同年，日本人接管县政权，于海川亲眼目睹侵华日残忍地给被抓去的中国人灌辣椒水、严刑拷打，甚至枪毙、活埋、喂日本狼狗，他深深感受到做亡国奴的痛苦，于是提出辞职。日本人为了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不便不允许他辞职，反而派他带领县大队去剿匪。于海海上在围剿土匪时，念其都是中国人，故意网开一面。日本人知情后，在军事会议上扬言杀死于海川。此时，于海川。此时，于海川在一些爱国人士的帮助下满怀民族义愤，秘密组织几个知心朋友，拉出队伍成立了抗日义勇军，并与在法库一带的抗日义勇军首领高荫周取得了联系，于海川卖掉自家的土地，买了武器和马匹。他还以剿匪为名向日本人索要枪支弹药，后又收编愿意抗日的“南侠”、“六合”等匪为名向日本人索要枪支弹药，后又收编愿意抗日的“南侠”、“六合”等匪绺，使队伍扩展到3000余人。在西辽河东岸张家窝棚起事，正式成立“反满抗日义勇军”，于海川被推举为司令。

1932年9月，义勇军攻打县城郑家屯，为了防止驻四平日军增援，义勇军首先占领了山场屯、白市、金宝屯，拆断铁路，割断电线。郑家屯的日军遭受重创后退守南大营，前来增援的日军被阻后，准备用飞机轰炸郑家屯，为了保护郑家屯的父老乡亲，于海川决定撤出郑家屯。在撤往法库的途中，误中圈套，被蒙古兵统领包善一抓住，交给了日本人。

1935年，经日伪法庭审判，于海川被定为国事犯，给予“要事查人”判裁。

1945年春夏之交，于海川病死于郑家屯。于海川义勇军攻打郑家屯的义举震惊中外，当时日本《京报》对此以“郑家屯大破坏，日军死伤极重”为题做了详细报道。

南慕容

于占彪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共产主义战士、老红军团长、全国政协委员、
    于占彪 男 1930年1月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军二团团长;中共绥远省委常委、军事部部长兼八路军绥察独立二支队司令员兼绥察行政公署军事部长代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三团团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分区保安纵队司令员二团团长;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大劦分区付司令员;人民解放军陕西军区渭南分区司令员;;;;;;;;参加了陕甘宁根据地一次、二次、三次反围剿、红军东征、西征战役；参与领导创建了绥远地区党的组织、抗日武装、培养蒙古族青年赴延安参加革命与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参加了举世关注的爷台山反顽战斗、延安保卫战、陇东、西府等解放西北的战役；作为司令员参与指挥了著名智取华山战役;;;;;;;;;;;辞世后经中央与陕西政府同意骨灰撤在浴血战斗过的西岳华山引风亭山脉。

南慕容

于子三

       于子三 （1925—1947）
    原名泽西，山东牟平人。1944年9月，于子三考入当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同年11月到达永兴一年级分部。他读书刻苦，成绩名列前茅。于子三进校不到几个月，既参加了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进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方慰问。1946年秋，于子三随浙大复员杭州，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同年底，美国兵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激起全国性的抗暴运动。消息传到杭州，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组织成立“抗暴委员会”，领导罢课游行。1945年5月15日于子三被选为浙大学生自治会代表会主席，又选为罢课执行委员会主席。1947年10月25日，于子三与前来参加校友汪敬羞婚礼并商讨“新潮社”事议的两位在上海工作的浙大校友黄世民、陈建新（“新潮社”成员）及汪本人，一起留宿于杭州大同旅社。26日凌晨，四人被军警特务秘密逮捕。10月29日下午6时20分，于子三被杀害在保安司令部监狱。噩耗传来，师生们义愤填膺。学生们立即罢课集会；教授们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也决定11月3日罢课；讲师、助教开始罢课。当局惊恐万状，省主席沈鸿烈等要学校停止罢课、罢教，遭到竺可桢校长的拒绝，说：“教授会决议无法更改！”消息经“合众社”、“新华社”等新闻媒体发布，北平学生首先响应，于是，一场反迫害的全国性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当局对浙大施加压力，11月4日，竺可桢决定去南京辞职。但教育部、司法行政部、国民党中央党部态度冷淡，无人主持公道。在南京，竺可桢面对《大公报》、《申报》等记者的采访，毅然公布事实真相，并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
    1948年3月14日，覆盖着“学生魂”3个大字的于子三灵柩葬入了凤凰山墓地。
    1997年，在于子三烈士殉难50周年之际，烈士墓重新修缮，墓碑“于子三烈士之墓”由乔石委员长题词，“学生魂”三字由当年学生运动领导吴学谦副委员长题写。

南慕容

于海

(1977-2000)革命烈士
??
??于海，男，汉族，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日出生于沈阳市，大专文化，一九九二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九六年九月考入沈阳市人民警察学校，一九九八年八月参加公安工作，生前系沈阳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刑警大队阵控队民警，三级警司。该同志于二OOO年九月二十二日在抓捕盗车犯罪嫌疑人中壮烈牺牲。
??当日下午2时40分左右，交通治安分局刑警大队接到被盗的辽AD1802号白色海狮面包车车主（该车于九月十八日夜在和平区妇婴医院附近被盗，失主曾到和平分局一经派出所报案）于延波报案：“称其被盗车辆在大东区三家子一带发现，其弟正在驾车跟踪途中”。大队长刘英杰同志当即指令阵控队副队长张洪革同志带领于海、王齐、杨帆、赵阳、卢明、王宝全等六个侦察员迅速驾驶警车随失主赶往案件现畅?3时10分，他们在沈新公路由南向北追踪至朱尔屯路段时，在前方30余米处发现该车调头驶入人行道上，并逆向朝警车迎面快速驶来。此时，于海等同志紧随张洪革副队长迅速下车，分别持枪、手铐等警械具，并呈扇型对该车进行拦截实施抓捕。随即于海等同志纷纷喝令该车停车，当犯罪嫌疑人将车减速时，冲在最前面的于海手持手铐奋不顾身第一个抢先准备打开副驾驶员车门时，穷凶极恶的歹徒突然急加速，车凶猛地撞向于海，将于海撞出10余米远，当即倒在血迫中。惊慌的歹徒驾车逃出200余米远，弃车后向附近的居民区逃窜。张副队长一面指挥王齐、卢明两名同志对于海实施抢救，一面带领其他侦察员向歹徒逃窜的方向追去。当途经此地的辽AE7250号出租车司机刘海冈见状，立即驾车随侦察员追赶未果后，又及时返回现畅?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王齐、卢明两名同志将于海同志抬上该出租车及时送往附近的一五七医院救治。经医院全力抢救，终因于海同志伤势过重使心脏停止了跳动，用他年青而又短暂的生命谱写了一曲人民卫士英勇对敌的壮丽篇章。
??于海同志在短暂的从警生涯中，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富有朝气的积极进取精神，忘我工作，钻研业务，爱岗敬业，英勇果敢，坚韧不拔，严守纪律，团结同志，廉洁奉公，热心助人，以优秀的工作业绩，全身心地精力投入到了公安事业之中。
??该同志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努力追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他在警校学习期间，就多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被列为非党积极分子。参加公安工作后，他更加积极主动的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主动征得党员同志的帮助，自觉地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使其在思想上迅速地成熟起来，不断坚定了为党的公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和信念，被领导和同志们誉为积极向上、富有进取精神的优秀青年民警。
在工作中，他兢兢业业，勤奋努力，作风扎实，坚持以奉献为天职，始终保持着忘我的工作热情。在他牺牲的前一天，在队里值完夜班的于海，于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就与战友前往沈阳至苏家屯的客车上执行反扒任务。下午他参加完分局组织召开的国庆节安全保卫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后，又主动参加了抓捕盗车犯罪嫌疑人的行动，直至牺牲。在日常工作中，他家住地离单位需要一个多小时的乘车时间，无论是刮风下雨，酷署严寒，还是头天工作到几点，针对早晚公交车上扒窃发案突出的特点，他每天早晨五点便从家中出发，赶到队里领取枪械，与战友们一道蹬乘公交车开展反扒工作。有时为了打击通往五爱市场的早班公交车上扒窃分子，他连续多日住在队里，有时队里没有床位，他甚至一声不吭地倒住在车上睡上一觉，等候着凌晨三点的首班公交车去开展工作。2000年2月，为了现行抓获扒窃惯犯张作军，他与战友们起早贪黑，连续数天蹲守在该犯经常出没的215路公交车站，直至将其现行抓获。在去年开展的追逃专项斗争中，他与孔义、卢明两名同志连续工作二十多天没有回家休息，想方设法，调查摸取逃犯线索。当得知一名逃犯在北站一工地活动的情况后，又连续四天进行蹲坑守候，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当发现案犯的行踪后，在追捕中案犯狼狈地逃上正在施工的高楼上，在夜黑现场环境不明的情况下，他与战友一夜没合眼，始终守候在楼下直至天明，并冒着危险逐层搜索到楼顶，最终将该犯抓获。在二年的从警工作中，先后抓获了四十多名扒窃等违法犯罪人员，破获了二十多起刑事案件，查处三十多起治安案件。
??在公安工作中，他刻苦钻研公安业务，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他从警校毕业工作后，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公安法律专业大专及本科学历的学习，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专业理论修养。另一方面结合交通治安工作实际，努力提高实战工作能力，虚心向老同志求教，并将许多案卷材料自费复印保留，反复翻阅研究。在实际工作中，每当接到群众报案时，他总是第一个抢着接案，制作笔录，耐心询问，从中理出案件线索，提高办案工作效率。遇到疑难案件时，他一边听取老同志的分析和意见，一边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放过任何实践煅练的机会，特别是从事阵控反扒工作以来，他既认真地听取老侦察员的言传身教和经验介绍，又不辞辛苦努力地实践着，很快就掌握了反扒技能，成为一名年青的优秀侦察员。
??在对敌斗争中，他英勇顽强，严格执法，廉洁奉公，表现出了人民警察的精神风貌。虽然他参加公安工作时间较短，无论是在派出所做治安民警，还是在反扒的第一线，他都能在最危险的时刻冲在前面。九八年冬，他与战友们在抓捕两名持刀抢劫歹徒的战斗中，他机智果敢，以查修暖气为掩护，机智地叫开了房门，第一个冲进室内，将手持尖刀的两名歹徒制服。
??他对待群众文明礼貌，热心服务，始终以人民满意为工作标准，主动为人民群众排扰解难。九八年秋，他在大东交通治安派出所工作期间，首接一乘出租车群众遗失价值数千元皮衣的求助，在车号不祥、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他不厌其烦地连夜开展工作，通过有关部门等三个多小时的协助查找，终将遗失皮衣找到，当失主拿出一叠钱再三表示相谢时，他婉言谢绝。他在阵控队工作期间，经常遇到被扒窃群众报案，有的无钱食宿，有的无钱乘车回家，每当此时他总是三十、五十元的解囊相助，从不留姓名，从不求回报。
??一桩桩一件件感人脐腑和热心助人为乐的事例，在他两年的从警生涯中不胜枚举，先后共收到了群众送来锦旗十几面和数十封表扬信。对群众是如此，对待与朝夕相处的战友中他也是热情相助，当有的老同志身体不好、家中有急事时，当年青的同志因故不能值班上岗时，无论是找他帮忙，只要是他知道的，都是以自己年青、身体好、无家事拖累为由，热心相助，主动帮忙，从不讲计较个人得失。在日常生活中，他孝敬父母，尊老爱幼，模范地遵守社会公德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纪律、规定、禁令和各项规章制度。在单位他被领导称赞为好民警，被同志们誉为好战友，在社会被群众称赞为好警察，被亲朋好友眼里视为好青年。

南慕容

抗联英雄于天放

“黑龙江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于天放的”,这是著名作家刘白羽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走访北满大地，在其报告文学《环行东北》中《人民英雄于天放》一文的开卷语。
    “是的,于天放在江省的确是极有名望的,无人不知的民族英雄。他之所以如此出名,不仅是由于‘八·一五’事变不久前他在北安狱中逃亡,日寇在江省各地雷厉风行通缉他,几十万悬赏要他的头颅,还因为他是江省出色的知识分子,艰苦卓绝的民族英雄”,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治委员,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冯仲云1946年所写的《东北抗日联军领导者之一——于天放》一文中的一段话。
    于天放，1908年4月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白奎堡三道沟屯。1924年考入黑龙江省立工业学校。在工业学校读书时，受关内大革命思潮影响，在1927年秋领导齐齐哈尔8所中等学校的爱国学生运动。1928年组织学生抗议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被张作霖军阀政府逮捕，后被其家人重金赎回释放。
1928年8月，于天放考入北平市清华大学经济系。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0年参加组织驱逐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吴南轩活动。1931年5月1日，经张甲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清华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学联负责人。1931年“九一八”后，参加了清算在北平的汉奸逆产及北平大学生代表团南下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的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民国21年)春，回到东北参加抗日斗争。1932年春，与张甲洲、夏尚志、张文藻等回东北组建了巴彦抗日游击队，于天放任满洲省委特派员兼任北满联络站负责人及中共满洲省委的交通联络工作。
    1933年春，中共满洲省委为加强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方面的抗日救国工作，派于天放到齐齐哈尔，任龙江特支书记。1933年10月起,设在哈尔滨的满洲省委机关遭日伪破坏,接着是全满洲“大检举”,于天放在齐齐哈尔不能容身,便到下江富锦,由在当地潜伏的张甲洲介绍在县立中学任英文教员。张甲洲任富锦县公署教育股长后,于天放任富锦县立中学校长。张、于二人在富锦“野火春风斗古城”,建立中共秘密组织,策反富锦头道林子警察署长李景荫,带出87条枪投奔抗联独立师,为松花江下游各抗联部队提供军事情报及物资援助。著名的抗联独立师七星砬子兵工厂技术绘图设备,即是张、于通过独立师输送的,并通过在边境地区设立小学校成为东北抗联国际交通站。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开始。8月28日,张、于二人转入东北抗联独立师(11月改编为东北抗联十一军),途中张甲洲不幸牺牲。于天放随即任独立师随军学校教育长、十一军(辖一个师)一师政治部主任。在富锦、绥滨的沼泽地带及七星砬子地带，进行战斗。
    1938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兵力增加到9个师团,同时制定了“治安三年肃整计划”。1938年6月初,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抗联各军要尽快突破日伪军的封锁和重围,组织抗联三、六、九、十一军向西北战略转移。1938年11月,于天放随李兆麟指挥的由东北抗联六军教导队与十一军一师组成的第三批西征部队,从绥滨县薄鸭河远征至海伦县八道林子。西征部队历尽险阻,转战千里,减员三分之一,终于达到预期目的,保存了北满抗联的主力部队和骨干力量,为后来在广阔的黑嫩平原依托大小兴安岭开展平原游击战奠定了基础。艰苦的西征途中,于天放创作了后来成为著名的东北抗联《露营之歌》第四段的《冬征》:
朔风怒号,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1939年1月,于天放任西征后成立的东北抗联“西北临时指挥部”第三支队政委。40年5月东北抗联第三路军(下辖三、六、九、十二支队)编成后,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于天放任第六支队政委。他和王明贵、张光迪支队长率领部队“于每年青纱帐起时,深入龙江广坦,开展游击战争。他们经常活动于海伦、北安、绥化、拜泉、青冈、兰西各县,不辞雨雪风霜,不怕枪林弹雨,始终坚持着这个为解放东北人民的伟大斗争”。例如，1940年2月6日(农历腊月廿九)除夕夜，北满抗联第三支队52人在支队政委于天放的率领下,冒着卷着烟泡般大雪,从庆城(今庆安县)老金沟出发,袭击了铁骊县日本营林署大依吉密河成林场伪警察队，夺取了粮食、武器。
    1941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苏联迫于集中全力对德的反法西斯战争，避免两线作战，于4月6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七、八月间,为配合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全面进攻,日本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苏联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并再次调集部队囤积东北。到12月初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关东军的总兵力已达31个师团,人数近85万。东北抗联逐步转入苏联远东A(阿穆尔—亚斯克)、B(沃罗什诺夫—双城子)野营地域,后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即苏联工农红军远东红旗集团军独立第88旅,亦称中国国际旅)。
    1941年12月,于天放率三路军六、九、十二支队主力100余人至A野营整训。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梧桐河吕家菜园子中敌埋伏牺牲。2月19日周保中、李兆麟任命于天放为三路军军政特派员，返回东北接替中共北满省委书记兼三路军政委金策的工作。金策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名的领导人，朝鲜最高级别的工业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金策因腿部伤病，在北满又坚持了两年游击战争，于1944年1月,金策率张瑞麟小部队经二个月的长途跋涉越境到达A野营。教导旅及周保中命张瑞麟立即组织六人分队于3月底回东北寻找于天放的留守部队,但因联络中断未果,张瑞麟于8月折返苏联。此时整个东北战场上除教导旅、远东苏军情报部门派遣的几只小分队在中苏边境执行侦察任务外,只有于天放领导的东北抗联三路军留守部队孤悬敌后,于天放以第三路军特派员指挥六支队在海伦、绥棱，北安、庆城(今庆安县)一带秘密发展救国会，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军进行着殊死战斗。于天放在《牢门脱险记》一书中写道:“东北是我的家乡故土,我爱祖国、我爱东北、我爱家乡、我也爱树海无边的兴安岭,不管敌人怎样凶恶残暴,抗日斗争的怒火是不能被压下去的,我决心埋尸故土,也不离开东北一步!”
    1944年1月，于天放领导的抗联小分队陷入了弹尽粮绝的绝境。为了占胜困难与群众取得联系，于天放派孙国栋、赵文友与进山的伐木农民取得联系，解决粮食问题。在宋万金屯发展了村民张录为抗联小分队的秘密活动据点。1944年6月，于天放率领于兰阁、孙国栋、杜希刚秘密进住宋万金屯。结识宋万金屯小学教员王明德（绥棱上集厂人，毕业于克山师范中学，时在宋万金小学校代课，思想进步，有爱国热情）。介绍王明德加入党。在附近村、屯秘密组建抗日救国会。
    1944年7月，宋万金屯抗日救国会成立。会员以上山运木材为掩护，为山里转战的抗联人员运送粮食和日常用品，以各种方式为抗联小分队侦察敌情，提供情报，为抗联订购伪满报刊，通过其他秘密据点与各地抗日地下工作者接头，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44年12月，山里雪大，日伪顺着抗联的“脚溜子”进行剔决“讨伐”。抗联小分队决定下山在村里隐蔽。于天放、孙国栋、于兰阁、杜希刚下山，来到宋万金屯，在王明德的小学校（宋万金小学旧址）住了下来。此时，“于天放小分队宋万金屯活动”已被敌伪组织侦悉。伪警务科派特务来到宋万金屯，但未发现切实线索，空手返回。
    1944年12月17日，当地秘密特务王山东子来到张录家，听到了于天放、孙国栋、于兰阁、杜希刚的活动计划，向日伪宪兵队告密。
    1944年12月18日，孙国栋和杜希刚奉于天放之命，从宋万金屯出发，去小五部屯检查抗日救国会的工作情况。
    1944年12月19日，于天放在宋万金屯小学刚，被被捕入狱。此后，当地抗日组织被破获，孙国栋、于兰阁、杜希刚、、刘文祥、王明德（小学校教员）、张录（抗日堡垒户）等人及抗日救国会的一些会员在绥棱县上集镇宋万金屯(今天放村)、绥化九井子、长山小五部相继被逮捕入狱。于天放被敌人逮捕后，被送往庆安县警务科“留置场”。
    1945年1月上旬，敌人把于天放从庆安转移到北安省警务厅特务分室秘密监狱。当时人们都管特务分室叫“阎王殿”，特务分室里从特高课的“事务官”（主审的人）到火夫、杂役，清一色的都是日本人。抓人、杀人、审讯、拷打、处决都是家常便饭。
　　在于天放刚被抓进监狱时，日本鬼子想收买他。日寇的高官假装殷勤来监狱“探访”，问他“冷不冷”“生活好不好”有时候还故意把看守“训斥”一顿。伙食也比别人的特殊，有肉和白面馒头吃。于天放暗想先吃饱肚子，养好身体，有了力气，才好对付日本鬼子。在狱中，于天放对党、对军队、对地方的救国组织一字不提，或故意胡说乱道一通。最后日本鬼子狰狞的面孔完全暴露出来，他们对于天放动刑了，先是打手板、鞭背，继而是灌凉水、“吃红枣”（用烧红的铁棍烙皮肤）、电刑……受到电击后，强烈的电流震颤整个身体都很僵硬，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但最难挺的是灌辣椒水，当时眼睛、鼻子被辣得通红，全身剧烈疼痛，而且口鼻处直往外冒血。一个多月，日本鬼子把所有的刑罚都给他用过了。于天放以其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较量。
    当时抓捕于天放的日本战犯、北安省特务机关长中西正枝1956年在公安部抚顺战犯管理所审讯供词中承认:“我尊敬为正义而舍身的于天放将军。”
　　于天放虽然身在坚固黑暗的监狱中，受尽了日本鬼子的折磨，每到最艰难的时候，于天放就回忆党的嘱托：“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只有两条道，不是胜利就是死亡。”他坚定决心，决定越狱，逃出魔笼继续战斗。
　　在戒备森严的监狱中，于天放秘密地准备越狱。手无寸铁，如何能在越狱中制服敌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监狱中是不准许有武器的，尤其是致命的武器。日本鬼子为了防止“犯人”自杀，连裤腰带都收走了。在于天放住的牢房中，有苏联式的“别拉气”（火炉子）。于天放发现，火炉子上有一个掏灰用的小铁门，铁门上有个铁轴，趁看守不在，于天放将它卸了下来，掂量一下，足足有半斤重，假如用力打击头部要害，可以将人打昏迷。
    有了武器后，于天放开始进一步准备。当时于天放所在监狱的看守分三班倒，每班有两个人。晚班看守时间是一昼夜，看守一般都在监房里睡觉，有的时候只留一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于天放发现，日本警卫石丸兼政当看守多年，对工作比较厌烦，非常懒散。另一个日本警卫津村政夫，常和“犯人”谈话，伪装和善，而且警惕性较差。他俩当班比较容易混出去。就算没有看守，倘若没有打开监狱门的钥匙，也是白费工夫。于天放经过长时间观察，发现看守们时常将钥匙放在对着二号监室的办公桌上，晚上通常放在他们的右衣兜里。做好一切越狱的准备工作后，于天放开始策划最佳越狱时机。
  45年6月底，北安省警务厅思想股股长永井次郎到牢房去见于天放，非常客气地请求帮忙。永井指着小兴安岭地图说，我知道于先生走遍了这条山脉；您还到过苏联，接触过苏联军官。我们恳请您判断一下，将来苏联出兵时可能从哪里发起进攻？步兵、骑兵、炮兵可能从哪里过境？苏军首要攻击目标会是哪里？您能尽快地在地图上详细地画出标志吗？于天放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一则是我筹划越狱需要那张地图，二则可以把死刑判决时间往后拖……
　45年7月的一天，于天放所在的监狱来了一个新犯人，他就是抗联第二路军的赵忠良。于天放将越狱的计划和准备悄悄地和赵忠良进行了商量，两个人一拍即和。
　几天后，1945年7月11日，监狱刚开过晚饭，于天放就盼着快点到晚上9点钟放风的时间。此时他留诗于监内墙上：
中日世仇不共天，十载抗战破万难，
行动失慎遭逮捕，中国男儿入牢监；
威迫利诱逼降策，救亡信念铁石坚，
囹圄铁窗寒冬度，草木葱茏虎归山。
    懒散的日本看守石丸兼政始终没来巡视。眼看到半夜12点了，日本看守还没有来让“犯人”放风，于天放的心里十分焦急，他担心今天如果不越狱必然就暴露了。次日凌晨1点钟，日本看守石丸兼政来了，睡眼惺忪地伸着脖子向监房问：“有没有大便的？”于天放赶紧说：“我要去。”随后于天放走出了牢门，而此时赵忠良也要求上厕所。
　　日本看守石丸兼政倚在办公室的桌子旁打瞌睡。于天放悄悄拿出准备好的炉门铁轴，狠狠地朝他头上砸去，只听砰的一声，可惜没有打到致命的地方，日本看守石丸兼政跳了起来。此时赵忠良也冲上前来，三个人扭打在一起，翻上翻下，拼命厮打，足有二十多分钟。隔壁就是监狱其他日本兵的休息室，如果被惊醒，后果将十分严重。于天放怕对方呼救，用手捂住石丸兼政的嘴，不让他叫出声，同时用另一只手使劲地掐住他的脖子，赵忠良拿铁轴使劲敲打石丸兼政的头，最后石丸兼政的脑袋成了一个血葫芦，哼一声后就咽气了。于天放急忙从他的衣兜里翻出了钥匙，闯过三道铁门，两个人成功越狱。
　　于天放成功越狱后，北安省日满警察厅大为震惊，他们气极败坏。伪满洲国的报纸惊呼：“于天放逃跑，满洲国失去一大半”。北安省《大北新报》报道《于天放越狱潜逃，搅得满洲大地震》。日本警察厅立即悬三万元重赏捉拿于天放，并组织了各县的军警，大肆搜捕。日本鬼子逼迫数十万中国老百姓“拉大网”搜寻，谁要隐藏，全村诛灭。
　　据后来于天放回忆说，他越狱的第二天，北安县城实行了戒严，四门加岗，街上到处都是军警，而且挨门挨户进行搜查。日本军官下令，如果日本士兵谁能够搜到于天放，谁就会连升两级，而且还会有奖赏。
    北安、松江、黑龙江、嫩江等省从军警宪特到职员、学生、城镇居民、乡下农民都动员起来拉网搜查。这是日寇在“八·一五”前夕对东北抗联最大规模的军事政治行动。
《大满洲帝国北安省公署警务厅紧急通緝令》：“ 于天放，曾用名于树屏、于九公……。该犯生于光绪34年 (1908)，原籍呼兰县白奎堡三道村。幼年读过私塾和公立学堂。考入齐齐哈尔工业学校之后，多次发动学潮，聚众抵制并焚烧日货。民国17年 (1928) 到北平考入清华大学后即参加反帝大同盟，曾担任共党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民国21年(1932)潜回北满，组织抗日武装。先后担当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西北指挥部三支队政委；三路军特派员等要职。康德11年( 1944 ) 12月19日在绥棱县被优良国民检举告发…… ”
    呼兰县于天放一位小老乡当时是优二（高小二年级）学生，当时全校师生先开动员大会，校长登台演讲。此人最爱讲 “日满协和话” ：米那桑 (诸君) ，康德12年7月12日，先周の水曜日 ( 上周三 )，在押の赤匪要犯于天放，在北安省警察厅特务分室留置场 ( 监狱 ) 勾结同党赵忠良，杖毙日系警官石丸兼政，连夜逃窜，至今行方不明。大日本关东军司令官と ( 和 )皇帝陛下异常震惊！于天放一日逍遥法外，满洲帝国一日不得安宁。米那桑，瓦嘎利麻斯嘎？ (  你们明白吗？ )
    台下的师生们一齐回答： 瓦嘎利麻希哒！ (  明白了  )
    然后三百多师生手拉着手，在镇外碱草塘中朝前走，闹腾了好几天。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爱国的父老乡亲有的冒着生命危险，瞒着日寇给于天放送饭吃，有的把于天放秘密放走，有的假意替日军搜索。北安当地老百姓对日本人十分痛恨，他们假装配合特务、伪警察搜查，暗地里探听消息，时时刻刻在担心于天放的安危。北安县自民乡刘家窝棚的刘二嫂、刘国祯等九名群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于天放，使于天放成功地逃脱日本鬼子的搜查。于天放在狱中穿出来的囚服上沾满血迹，越狱出来的第四天，正在地里干活的刘国祯与于天放交换了一身衣服鞋。于天放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之所以能够脱险，完全是党的力量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帮助，我感谢老百姓。”
    跟于天放一块儿越狱的赵忠良，在越狱的当晚就走散了。赵忠良先到了约好的抗联秘密联络点：克东县玉岗子村的卢大娘家，被屯长常三麻子出卖给宪兵队，伪满宪兵用铡刀铡断了赵忠良的双脚，“看你这回还怎么越狱！”
    于天放路经嫩江、讷河寻找失散的抗联小分队成员。1945年8月16日，走到讷河县的老莱村，得知日本投降，东北解放了。
　　1946年7月，越狱一周年时，作家刘白羽于北安特别监狱现场采访于天放越狱经历，写道：“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听了真使人兴奋、感动。说完，于将军就领着我去参观他逃跑的监狱。他随走随指点那阴暗潮湿的单身房、那廊道、那重重的铁门，以及那最后击破的窗户。我听着，我望着他微红的脸，他如同穿过惊涛骇浪的巨船，他兴奋但他十分沉静，他几乎足有一种气魄可击退一切逆风暴雨，因为他是那样沉静。”
    于天放是抗日战争时期,东北乃至全中国沦陷区从日寇监狱中越狱脱险的我军唯一的高级指导员,他的经历是东北抗联苦斗十四年、坚持抗日到底的最有力的证明。
    1945年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于天放先后任中长铁路护路军总监、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省参议会议长、黑龙江省人民法院院长、黑龙江省军事部长（1949年初四野入关后东北各省撤消了省军区建制）、黑龙江省军区副政委、司令员等职。
    1946年新政权建立后，为了纪念于天放抗联小分队在宋万金屯的抗日活动，绥棱县人民政府将宋万金屯更名为天放村。
    1954年8月，黑龙江、松江两省合并，于天放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任黑龙江省政府副主席兼哈尔滨师范学院院长、副省长兼黑龙江大学校长。
    于天放的儿子于绍雄现在在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工作，是一名出色的医生。谈到父亲，于绍雄很自豪，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南慕容

于咸

       于咸，原名于思道，号敬之，化名老孟、张大。1907年生于如皋镇涛区（现薛窑区）福兴庄。8岁入私塾，11岁到薛窑小学读书，擅长绘画，爱好体育。于咸自小性格开朗，敢说敢为，识见不同于一般。读高小时，老师命题作文《论岳飞》，他挥笔责备岳飞，为何忘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924年，于咸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参加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1926年冬因参加学潮被开除，但他继续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画漫画、写标语进行革命宣传、一次，在杨树浦张贴标语，被捕判刑2年，关押于徐家汇漕河泾国民党江苏第二监狱。数月后，经他父亲打通关节得以出狱。父亲告诫他：“以后不准再做危险事体。”他坚定地说；“我搞的是反帝爱国，扶危济贫，没有错，要抓要关随他）?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于咸离开上海，避居于姐姐家，在当地任小学教员。当时他创作了一幅油画，题为“曙光在前”，画面上一个青年人，倚着准备前进的自行车，双目炯炯，注视朝阳。以此抒发他的革命热情。6月，经如皋早期党组织的负责人陆景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冬，于咸回到镇涛，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配合当时的中共如皋县委委员徐芳德在镇涛区开展革命活动。同年12月担任中共如皋县委委员。这段时间，他整天深入农民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搜缴地主枪支，除奸惩霸，发展武装，为躲避敌人搜捕，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他的母亲疼子心切，四出寻找，屡次劝他回去，他都婉言拒绝了。1929年4月11日，他带领镇涛红军游击队10多名队员，扮作采桑人来到滨江圩，从地主刘昌太家的后门冲进去，缴获4支德国造短枪。“端午节”这天，国民党镇涛区公安分局局长带领警察队到赵家园一带捉人，于咸得悉，立即带领红军游击队追击。击毙巡官贾明堂，红军游击队士气大振。
??1929年8月28日，于咸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如泰工农红军一分队（后改为一中队）队长，自此，于咸率队转战如泰边境地区。1929年10月9日，于咸带领突击队参加攻打如皋西乡北申家埭大地主周松平堡垒的战斗。这个反动地主，在“四一二”政变后，曾密告中共如皋县委委员张连生，迫使张避居上海后遇难；1928年如皋“五一”农民暴动领导人之一苏德馨被捕，周松平化了800元贿赂国民党如皋县长杀害苏德馨；1929年1月，中共如皋县委书记徐芳德在六甲被捕，他用石头将徐芳德的右臂砸断。他欠下人民累累血债，民愤极大。第二天黎明时分，战斗打响了，在炮火掩护下，于咸率领突击队，向周松平家的炮楼猛打猛冲，一鼓作气攻下炮楼，活捉周松平，缴获全部武器。11月10日，于咸又协助如泰工农红军大队长薛衡竟率部围攻国民党镇涛区公所和公安分局，用调虎离山计，端了敌人老窝。敌警察分队长蔡良城狼狈逃进如城，向国民党如皋县长哭诉于咸的“罪状”。县长又恨又怕，派出密探四出打听，要捉拿于咸。并把于咸的父母、姐夫、表兄抓去，要挟于咸，于咸毫不畏惧。11且18日夜，于咸跟随薛衡竟率领红军从镇涛撤至野吴庄，尾追而来的敌人把野吴庄紧紧包围。于咸带领一中队从野吴庄向西突围，一出庄就与敌人接上了火，敌人火力非常猛烈。于咸冒着枪林弹雨，伏在前沿阵地上面向敌人喊话：“弟兄们，枪是地主的，命是自己的，何必替地主卖命，赶快放下武器，到红军队伍里来吧）?敌人听到喊声，枪声嘎然而止。可是一会儿又枪声大作，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于咸的小腿，鲜血直流。他作了简单的包扎，忍着剧痛，高喊一声：“跟我来）?率领战士压向敌人。经过几次反复冲杀，敌人被打垮了，红军冲出了包围圈，胜利地到达江安六甲。
??1930年春，中共如皋县委书记韩铁心去上海治伤，于咸继任县委书记。这年如皋西乡春荒严重，不少穷苦人家靠吃树皮、草根度日，而地主家中却是粮食满仓。县委决定领导如皋西乡农民开展春荒斗争。于咸首先派贲家巷农会委员长王长生去向江安区鄂家埭恶霸地主李同山（人称“同山虎”）家借粮，同山虎说：“要借我的粮可以，一块钱一粒，少个边也不行。”并暗地里去请老户庄保卫团和搬经镇公安分局警察队替他保家。于咸感到，不斗倒“同山虎”，春荒斗争就开展不起来。3月10日夜，于咸发动鄂家埭周围六七个村庄1000多穷苦农民向同山虎家涌去，于咸率领50多名红军战士走在最前面，他们一举逮捕了同山虎，接着指挥大家打开仓库，把200担粮食分给了穷人。西乡的春荒斗争很快打开了局面。
??于咸不但敢于同拿枪的敌人搏斗，而且还勇于跟党内的坏人坏事作斗争。当时有个县委委员叫孙盛，绰号“破凉帽”，兼特务队长，分工搞经济工作，他贪污腐化。终日带着特务队的一帮人乱搞胡来，严重地败坏了党和红军的声誉。于咸多次对他教育，向他指出：“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孙盛不思悔改，于咸向省委汇报后。省委立即派员来如泰红军整顿纪律，于7月12日在水洞口召开万人大会，枪决了党内这个败类。
??1930年秋，红十四军武装斗争失败后，于咸负责处理善后工作，隐蔽同志，埋藏枪支，最后只身赴沪，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并受命负责收留红十四军流散人员，主持训练，先后数次回如皋搞恢复工作，都因为当时如皋陷于一片自色恐怖之中，未能成功。1931年7月26日，于咸又一次带着8位同志乘民船过江，来到原革命中心区东燕庄；可这里不比往日，据点林立，驻满了国民党的警察队和保安团。他们既不能公开露面，也不能在群众家里落脚，只能隐蔽在青纱帐里。他们白天隐蔽，夜里与同志联系，发展组织，扩大队伍，逐渐集中了18支长枪和4支短枪，并不断在周围乡镇张贴、散发标语传单，先后镇压了一些罪恶累累的叛徒和反动分子，震慑了敌人。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工作，当地党团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等逐步恢复起来，分散的红军战士纷纷组成三五人的战斗小组，有时白天也能三三两两的出来活动。1931年8月28日，于咸等3人在朝西庄北边油锅头缨永文家等待泰兴县的游击小组前来开会，由于总联络交通员叛变，周围各处保卫团和驻京燕庄的警察队倾巢而出，包围了缪永文家。
??下午3时，敌人开始进攻，于咸沉着应战。东屋打几枪，西屋又打几枪，弄得敌人摸不着头脑，不知到底有多少人。于咸的枪法很准，敌人刚往前一接近就被撂倒。激战到傍晚。敌人已死亡30多人。敌人无奈改用火攻，无数的火把投掷过来，草屋顿时烈焰冲天。于咸等迅速突围，他拉开大门，怒吼着边打边冲，冲到不远处的高粱地时，腿部中弹，又被豇豆藤绊倒。他卧在墒沟里，一动不动，敌人以为他死了，争着去缴枪抢头功。走在最前面的敌人刚一弯腰，就被于咸抬手一枪把帽子打飞。敌人素知于咸枪法厉害，吓得连忙趴下，乱枪齐发，过了好久才胆颤心惊地爬到近前，这时，于咸已牺牲多时了。
??一场壮烈的战斗在暮色苍茫中结束了，于咸走完了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人们缅怀忠烈，作歌纪念：
????三英浴血战千狗，
???“于虾”威名天下扬。

南慕容

于敏

姓??名：于敏??
性??别：女
民??族：汉族
籍??贯：山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人
出生年月：1913年
牺牲日期：1943年01月29日

??1931年高小毕业后，在盐场村教小学。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后去胶东党校学习。结业后，回福山担任了县妇救会长。她积极参加开辟新区的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教育发动群众，领导减租减息，建立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任务。1943年1月的一天，她和其他几位女同志在儒林沟、吴阳泉开展工作时，被敌人包围，不幸被捕。被捕后，敌人妄图迫使她说出我党的秘密，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施尽酷刑，但她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敌人伎俩用尽，阴谋失败，恼羞成怒，于1943年1月29日将其杀害。

南慕容

于己午

姓??名：于己午??
性??别：男
民??族：汉族
籍??贯：山东牟平
出生年月：1915年
牺牲日期：1942年

??早年就读于烟台八中、济南师范学校。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济南“乡村建设研究院”受训，后到黄县（今龙口市）北马乡校任校长，并与上级组织派回胶东的林一山取得联系，积极发动武装起义。乡校解散后，回到牟平县东关，租赁房屋作为活动场所，联系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到中共胶东特委工作。1939年，任中共胶东区委秘书长兼政府工作部部长。1941年2月，任中共西海地委书记，并先后兼任西海指挥部、西海军分区政治委员。在西海工作期间，他密切联系群众，率领部队痛击投降派高玉璞部，打开了西海与北掖抗日根据地的通道，并与清河区根据地连成一片，彻底地扭转了西海地区孤立无援的被动局面。1942年，率领西海军民在反“扫荡”中多次出击烟潍公路，威胁敌人后方，牵制了日军主力。同年12月21日，西海部队在大泽山余脉萌山一带被日伪军包围，他亲率一个排的兵力，掩护机关突围。战士劝他到窑洞躲避，他严肃地说：“我是地委书记、军区政委，大敌当前，我的岗位是和同志们在一起，同生死，共战斗）?率领战士奋起还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最后身负重伤，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