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于天放

大水泊后人 · 发表于 2012-4-18 12:24:08

于天放(1908年一1967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抗联著名将领。原名于天放，原名于树屏、于九公，又名王文礼。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三道沟屯人。
　在东北抗日战争的历史上，有一位传奇式人物，他就是于天放。于天放是中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学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成为中共地下工作者。九一八事变后他返回东北，与张甲洲一起组建了东北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巴彦游击队。在极其残酷的抗日游击战争中，他带领抗联战士与强大的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他英勇不屈的斗争事迹、被捕后又成功地越狱，使他成为黑龙江乃至东北地区极有名望、无人不知的人物。建国后，《人民英雄于天放》和《牢门脱险》的发表，又将他推上全国瞩目的地位。1954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他握手时，以诙谐幽默的乡音说道：“天放，抓不到；今天，见到了。大智大勇，人民英雄!”
　　一、寻求革命真理
　　于天放，原名于九公，化名于树屏，曾用名王文礼，1908年4月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白奎堡三道沟于家粉房屯一个封建的大家族中。早年祖辈开荒种地，渐渐成为经营地主，家有草房70间，旱地300小垧，自种200垧，出租100垧，家中百余人口，劳力都参加劳动，另雇工10余人。于天放自幼聪明好学，很得长辈人钟爱。但长辈是土财主，只图发财致富，对子弟上学读书并不关心。于天放童年时亦给自家放猪。为应付军阀、政客的贪婪，苛捐杂的暴征和土地财产的纠纷，也为了兴家立业，不受别人压迫，于氏家族遂令子弟入学。于天放9岁入私塾，10岁入呼兰县立第十小学，14岁就读于县模范高等学校，1924年8月考入设在齐齐哈尔的黑龙江省省立工业学校。学习期间开始接受大革命思想的熏陶，从最初的反军阀，发展到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之中。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于天放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暴行。由于他刚正不阿、秉直而不畏强暴，很快便成为齐市较有影响的学生领袖。1927年夏，抗议日本侵略运动在东北各地兴起，奉天省城、吉林省城各界群众多次举行反日示威，成千上万民众上街游行，反对日本出兵中国山东，抗议日本政府对满政策和擅自在临江设领、强迫进行“满蒙交涉”等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商界与市民中兴起严拒日货运动。与之相呼应，9月20日，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各界数万人举行大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于天放与其他学生领袖一起组织领导一中、师范、法专、农校等8个中等以上学校数千名学生，顶风冒雨进行示威游行，包围了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馆。黑龙江督军吴俊升派警察厅长率大批军警对学生进行了残酷镇压，开枪打伤多人，驱散了游行队伍，并将于天放等8名学生代表逮捕，关押在省督军署。由于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和爱国人士的大力声援，被捕学生两日后被释放。但是，于天放等人却被反动当局列为“赤化分子”开除了学籍。
　　1928年8月，于天放与胡鼎新(胡乔木)随同张甲洲考取了北平清华大学经济系。在这个高等学府里，他发愤读书，潜心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探索救国兴国道路，其涉猎的领域极为广泛。他沉默寡言，处事冷静，却有一颗炽热的心，是个很有志向和正义感的青年。他与张甲洲、冯仲云等许多优秀青年有交往，他们有强烈的为求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也曾寄希望于国民党，但国民党的贪污腐化、镇压革命、屠杀进步青年等反动堕落行径，较张作霖等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切使于天放大失所望，促使他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弘扬正义。1929年，他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并成为学生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人物。他不仅在校内进行学运工作，还加强了与其他大学的联系，在学生反帝爱国游行时，他总是站在前列。在驱逐清华大学反动校长罗家伦、吴南轩的学潮中，他是学生中的骨干和斗争先锋。他曾在黑龙江省籍学生领袖张甲洲创办、胡乔木任校长的民校担任教师，以发动群众和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以及对社会的探索、观察与思考，他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瓜分中国的野心无比憎恨，对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制度深恶痛绝，对国家软弱无能、危机四伏的现状更为忧虑，而对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反帝、反封建，发动群众进行革命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积极寻找共产党，以行动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终于在1931年5月1日，经张甲洲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家乡的沦亡，使于天放感到非常痛苦和激愤，心中燃烧起反抗侵略的怒火。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他迅速发动和组织学生及进步教师进行游行、罢课，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吁请政府抗日，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在一二五事件（国民党当局在南京镇压抗日学生请愿团的事件）发生后，他又组织本校学生，联合在京各大学学友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声援北大请愿示威团，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收复失地。他和一些进步学生被反动当局列为重点监视的对象受到监控。
　　二、组建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斗争
　　1932年春，东北抗日义勇军抗击日寇的斗争因马占山重举义旗、再度抗战而更加活跃与激烈。为在东北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一步领导和开展武装抗日活动，中共北平市委派遣部分东北籍在平学生回东北组织抗日武装队伍。虽然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但于天放决意去家乡开展武装斗争。4月末，于天放与张甲洲(清华大学)、张文藻(北平师大)、夏尚志(清华大学)、张清林(辅仁大学)、李克诚(北平工学院)、郑炳文(中国留日归国学生抗日救国团代表)等20多名学生投笔从戎，陆续返回东北。一路上，日寇占领蹂躏家乡的惨景更增加了他们对敌人的憎恨。
　　5月16日，北满地区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巴彦抗日义勇军(亦称巴彦游击队)在巴彦县七马架正式成立，游击队由张甲洲担任总指挥，有队员200余人，于天放在队内任特派员，他的家一度成为秘密交通站。这支队伍集中了黑龙江省大批的抗日救国先进知识分子，根据全民抗日的实际，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建立反日大同盟，联合各阶级各民族共同抗日。此时，于天放的家族中有的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怕受株连，与他脱离了一切关系。他只得分家单过，四口人仅有草房l间半、土地7小垧。于天放将子女交爱人刘杰哺养，毅然离家参加队上的活动，到城乡各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动员人民群众武装抗击日本侵略军。6月，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及一些党员先后到游击队工作，整顿扩大了队伍，使这支抗日队伍发展到700余人。
　　11月18日，满洲省委派巡视员吴福海到巴彦游击队，传达贯彻在上海召开的“北方会议”精神和省委的指示，要求巴彦游击队改编为红军，执行土地革命任务。根据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由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于天放作为特派员负责游击队与满洲省委的联络工作。游击队在北满的巴彦、东兴(今属木兰)、呼兰、绥化、兰西、明水、拜泉、庆城(今庆安)、绥棱等县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曾奇袭兴隆镇，攻克巴彦城，血战东兴县，频繁与日伪军作战。但是，由于游击队按照上级批示不切实际地执行建立农会、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放赈等土地革命政策，脱离了群众，不断遭到一些地主武装的“围剿”，即便是抗日的旧军队也与游击队搞摩擦。由于行动方针政策上的错误，加上游击队成员多为学生兵，缺少军事作战经验以及敌人围攻等多种原因，1933年1月18日，游击队在行进中突然遭到地主武装曹荣队的伏击而被打散，所有人员重新转入地下。
　　1933年3月，按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于天放到齐齐哈尔市，建立了中共龙江特支，特支成员有宫洗尘、刘永年等，党员有10余名。特支下设教师、学生、士兵3个支部，于天放任特支书记，他以省立第一师范教师身份为掩护，领导了当地的抗日救国运动。他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伪军的下层中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建立起学生反日会、士兵反日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并动员一批爱国青年参加了海伦等地的抗日游击队。于天放知识渊博，讲课具有渲染力，很快成为齐市教育界著名的教授。他与许多进步学生和教师接触，并在思想上启发唤醒广大师生，是当地青年的抗日领袖。于九公的名字在齐市知识分子中不胫而走。
　　敌人在镇压民众抗日的同时，十分惧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为强化法西斯统治，加强了日伪警察、特务在各地的侦察和破坏活动。由于于天放在齐齐哈尔的活动频繁，引起敌人注意，1933年夏被学校停职。齐市难以容身，为此，他被迫停止了在龙江特支的活动，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9月去松花江下游的富锦县，化名于树屏，在张甲洲(化名张进思)任校长的富锦中学教书，继续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传授知识。在他任中学校长后，又联络城内许多爱国志士探讨救国之道理，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曾动员一些青年人去关内参加了八路军。他多次协助张甲洲搜集情报，为抗联筹备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
　　三、转战三江地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松花江下游反日游击运动高涨，祁致中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在富锦县活动十分活跃，队伍迅速扩大。为提高部队素质和影响力，他极力吸收有名望的爱国志士加入，几次派人与张甲洲、于天放等人联系。张、于等人毅然决定放弃教育生涯，再次加入武装抗日的队伍。临行前，张甲洲、于天放二人在学校宿舍彻夜长谈，说到将重返战场，于天放让张甲洲给起一个新名。张甲洲说：“天空要晴朗，祖国要解放。我看你叫天放吧。”从此，于九公正式改名为于天放。8月28日夜，独立师参谋长李景荫带人在富锦城外接应，张甲洲、于天放等人带油印机、收音机及一批武器弹药、服装等正式加入抗联独立师。张、于等人的出走，使敌人大为震动，派军队追击，又重金悬赏和紧急通缉，可为时已晚。但是，在由富锦去抗联独立师途中，不幸与敌人遭遇，张甲洲中弹牺牲。
于天放加入抗联后，随部队在富锦参加了小富廷岗战斗，成功地阻击了敌人的进攻。不久，又在饶河县参加了小南河攻击战。1937年10月，独立师发展到1500余人，在北满民众反日联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的帮助下，独立师改编成抗联第十一军，于天放此时与李兆麟接上组织关系。祁致中知道于天放是个很有学问的爱国人士，又是中共地下工作者，便任命他为十一军随军学校教育长。随军学校设在军部，由各旅选派革命思想坚定的青年入校学习，主要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第一期学员学习了3个月，毕业后均担任连以上干部职务。这批学员对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巩固队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十一军也成为有良好纪律、作战勇敢的部队。
　　1937年入冬以后，日军出动飞机、坦克和大批地面部队开始冬季“大讨伐”，日本关东军第四师团充当了三江平原“治安肃正的中枢”，伪军、兴安军、靖安军等则组成所谓“威力圈”的外围。为保存实力，有效地消灭敌人，各抗联部队陆续转移到山区及偏僻地区。1938年初，于天放率一师部分队伍在桦川县七星砬子山里十一军根据地密营阻击进攻的敌人，之后向富锦、绥滨沼泽地带转移，多次与围追的日伪军作战，部队经常处于非常疲惫之中。虽然取得了索力岗及夹击伪兴安军洪团等战斗的胜利，但部队也出现大的减员。由于军长祁致中过苏境被扣留，十一军士气受到影响，各部独立作战，被敌各个击破而部队伤亡较大。10月10日，李兆麟再次深入到十一军，帮助整顿队伍，任命于天放为一师政治部主任。12月1日，李兆麟与十一军一师师长李景荫将六军教导队和十一军一师等部队合在一起，组成第三批西征部队。刚刚调到六军工作的于天放随队一起行进在百里不见人烟的小兴安岭林海雪原中。在严重缺衣少食的恶劣环境下，克服了种种困难，穿越了白雪皑皑的荒山野岭，于12月末到达绥棱县白马石，与先期到达的抗联部队会师。
　　四、龙南纵横驰骋
　　1939年初，北满联合军总司令部西北临时指挥部建立，将先后到达海伦地区游击根据地的北满抗联西征部队在原军、师、团番号不变的情况下，统一编成四个支队、两个独立师，于天放任三支队政治部主任。三支队由六军三师和十一军一师的战士组成，在支队长王明贵、政治部主任于天放的领导下，以海伦与绥棱交界的八道林子为后方基地，活动在绥棱、海伦、通北、拜泉等地区。1月中旬，三支队袭击了绥棱三道河子日本移民团森林采伐场，缴获马45匹、大车8辆和其他物资。接着，又袭击了日本义气松伐木公司。该公司驻地有日军一个团，上千匹马。王明贵、于天放及副支队长高继贤分别带领战士三次进入敌营，消灭了敌哨兵后，陆续牵出日本侵略军运输木材的马200余匹，并运出一些粮食。第三次进营被敌人发现，日军在轻重机枪掩护下，慌忙地向抗联部队冲击，三支队战士用几挺机枪控制住敌营房大门，掩护全队安全撤离，未伤一人而消灭30多名日军。此战使三支队全部变成了骑兵。入春以后，三支队冲破敌人的封锁，进入平原地带，在绥棱双泉堡、刘五屯、宋家屯等地与敌发生战斗，后深入到海伦县李三麻子屯、长山堡及通北、拜泉一些村屯，入秋返回绥棱四海店、刘四把棍屯等地。部队每到一地都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于天放亲自讲话，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民众起来抗日。9月，龙南指挥部成立，于天放按照指挥部命令，率部在绥棱东部山区进行游击活动，几次派出部队向西进入青冈、明水、拜泉一带活动，扩大了抗联的影响。
　　1940年春，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各部分别编为三、六、九、十二支队，于天放担任六支队政委。六支队以庆城、铁骊、东兴的山区为后方基地，活动在绥棱、海伦直至龙江腹地，主动出击敌人。4月18日，于天放与支队长张光迪带领40多名战士袭击了绥棱县瑞祥村日本移民团驻军，激战3小时，击毙日军22人，缴获步枪10余支、子弹5万余发。支队另一部分战士在副支队长高继贤率领下，袭击了绥棱县瑞穗村日本移民团，毙敌20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20余支、子弹7000余发。5月，于天放率队进攻铁骊圣浪伪警察署，重创敌人后部队撤出。6月，部队在庆城县东北宋家园子与敌发生战斗后向绥棱转移。7月，在绥棱克音河附近，伏击日军军车，击毁两辆，毙敌多人。部队行至望奎县高贤附近，与敌遭遇，发生激战，战斗中活捉了海伦县伪警察大队长等10余人，六支队副支队长高继贤在追击敌人时牺牲。之后六支队在青冈与兰西交界的头窝堡屯与日伪军交战，毙敌10余名。
　　9月3日清晨，于天放带领几十名抗联战士借纱帐的掩护，来到兰西县三合成。三合成村民和附近百姓听说来了抗联，都纷纷前来看“红军”。村民们烧水做饭慰劳抗联战士。三合成饭店掌柜的孙万珍，特意叫伙计杀了一口猪，准备犒劳抗联于天放和指导员朴吉松在大车店召开了群众大会。于天放由百姓受苦受难讲到联合起来抗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于天放的话讲到了百姓们的心坎里，指导员朴吉松也作了痛快淋淳的演讲，抗联还散了传单。临近中午，一支上百人的日伪“讨伐”队从青冈奔向三合成，围攻抗联部队，于天放指挥战士们进行还击。敌人以猛烈的火力进行扫射和炮击，一小时后，又有大批日伪军前来增援，于天放迅速组织部队退入庄稼地，然后转移。这次战斗抗联战士有1人牺牲、8人负重伤，敌人却用汽车拉走了八九具尸体和数十名伤兵。抗联牺牲的战士叫杨占山，于天放委托村民吴春雨将烈士掩埋，伤势严重的战士赵连生，于天放将其委托给韩家小铺掌柜的韩俊，叮嘱韩俊一定要照看好赵连生，赵连生后来在韩家养好伤后，又去找部队。于天放率队转移后，又与支队另一部分人员会合，向明水转进。在兴通村董录屯与从海伦、青冈开来的“讨伐”队400余日伪军发生激战，打死打伤敌人10多名，之后部队撤向通肯河以东地区。
　　入冬以后，六支队返回庆城、铁骊山区。在后方基地，于天放经常在篝火旁教队员军事与文化知识，以提高部队素质。为转移敌人“讨伐”的注意力，于天放派出队伍到绥棱、海伦、木兰等地活动，他则率部队与“讨伐”的敌人在密林中兜圈子。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部队减员过半，剩下的几十人仍然继续坚持战斗。于天放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战士的斗志，并想办法改善生活条件，以使战士们保持足够的体力，适应突发的战斗。1941年春节，于天放组织战士猎取了一头野猪，又派人下山买回一头骡子，与战士们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年。
　　1941年春，六支队在依吉密河与敌“讨伐”队遭遇，于天放指挥战士们将敌人击退。4月26日，于天放与支队长张光迪率40余人从铁骊、庆城南下，袭击了东兴县六合屯日军，毙伤敌多人。之后，六支队艰苦转战在山区。8月初的一个夜晚，于天放率六支队和十二支队40余人从深山出发，连续行军两夜，袭击了巴彦县四家庙伪自卫团，缴获30余支枪和伪区政府存放的物资钱款，部队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后返回山区。此时，由于敌人在沿山边地区建立了许多日本开拓团、青年义勇队训练所，哨卡林立，特务如麻，使抗联的游击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敌人又集中大批兵力采取“铁壁合围”，“篦梳山林”的战术，对抗日队伍进行“毁灭性扫荡”，抗联无论在平原还是在山区活动都十分困难，不断遭受到敌人的袭击。为保存实力以待反攻，北满抗联主力部队于1941年12月底从黑龙江过境进入苏联休整。于天放按照三路军总指挥部命令，率六、九、十二支队百余人入苏。
　　五、领导小分队坚持斗争
　　1942年初，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任命于天放为军政特派员兼总部宣传科长，回国接替金策指挥三路军留在黑龙江省境内的抗联部队，同时组织开展地方群众工作。2月21日，于天放率6名战士从苏联返回北满。途中于天放腿部跌伤，但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于3月19日到达北满省委书记金策的住处，并传达了总指挥部的意见。金策坚持继续留在北满领导抗联斗争，于天放便同6名战士留下，与其他战士组成小分队，在海伦、绥棱山区活动，与在庆城、铁骊一带活动的朴吉松小分队，在巴彦、木兰、东兴一带活动的张瑞麟小分队遥相呼应，伺机打击敌人。小分队按照北满省委和总指挥部确定的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侦察敌情，利用有利时机，集中起来消灭敌人，组织群众，宣传抗战，保存和扩大实力，争取时间，配合全国大反攻的方针开展抗日活动。此时的北满地区已完全处于敌人严密封锁和血腥镇压的法西斯统治之下，小分队的活动极其困难。虽然队员们以树皮草根充饥，风餐露宿均习以为常，但在敌人实行“归屯并户”后，很难在山里见到群众，出山又必受警察盘查，小分队经受着最为严重的考验。于天放与战友一起分析了形势，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与人民群众取得联系，决定到日伪统治薄弱的地区开辟工作。他首先选定自己比较熟悉的巴彦。
　　入夏，山林蔽日，青纱帐起，于天放率30多人的小分队经庆城东山南下，来到巴彦的黑山村附近。在一个小屯里，抗联以铁的纪律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抗日宣传赢得了民心。午饭时，百姓见抗联仅以野菜下锅，极为感动，纷纷拿来饭菜送到战士手中，又把埋藏的粮食取出来让战士们带走。小分队一一道谢，付了粮款，天黑前入山。就这样，于天放带领小分队在黑山一带的许多村落开展抗日宣传，在一些屯子组建了抗日救国会。
　　8月的一天，一名群众风尘仆仆地来到小分队营地，说有一个连的日伪“讨伐”队从东山里下山了，他抄近路来报信。于天放熟悉这里的地形，决定在山后大道上的太平桥附近伏击敌人。战士们听到有仗打，一个个摩拳擦掌，精神抖擞，迅速做好伏击的准备。烈日下，战士们用野草和树枝作伪装，埋伏在桥两侧。中午时分，两辆满载日伪军的汽车颠簸摇晃着开来，这些近百人的日伪军在山区连续几天地“讨伐”，已经疲惫不堪，多数人正昏昏欲睡。汽车刚上桥头，于天放命令部队集中火力，开枪射击。敌两名司机最先被击毙，接着汽车起火，敌人顾不得反抗，争相跳车逃命，抗联战士向敌群猛烈射击，汽车两旁堆满尸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消灭敌人一大半，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战斗结束后，于天放告诉附近的群众小心敌人的报复，他带领小分队重新返回绥棱东山。在二道河子，于天放布置一部分战士修建两个地窨子，另派孙国栋带领一支小部队长途奔袭，捣毁了绥化五营村警察所，他又率5名战士来到海伦县城附近的八方屯进行抗日宣传，散发了传单，使敌人惊恐不安。
　　9月，秋风把山区装扮得五颜六色，但蚊蠓小咬也在挣扎着叮人。战士们躲在地窨子里，听于天放讲军事课。太阳当头，于天放领战士们出去采野菜、摘野果，多数山野菜已老得咬不动了，唯有榛子、橡子、山梨和野菜的根及风干的蘑菇等可用来充饥。冬天，大雪覆盖山林，小分队粮食给养出现危机。为了寻找粮食，一天，于天放从遇到的两个烧炭农民口中得知，十几里外的炭窑经常有敌人“讨伐”队出入，当晚，他组织小分队住进炭窑工棚，并布置好警戒。烧炭工都是穷苦人，见抗联来了，热情地为小分队烧火做饭。闲谈中烧炭工说起“讨伐”队的残暴，队员们十分气愤，发誓要狠狠教训他们。天亮后，于天放查看了地形，决定在离工棚不远的塔头沟和工棚分别设下埋伏。中午，在绥棱、庆城交界设卡的伪山林警察队40余人又来“讨伐”。狡猾的敌人在山道上东张西望，见没什么破绽，便奔工棚而来。于天放下令“打!”战士们一齐开火，敌人倒下一片，其余的全部交枪投降。战士们高兴地从敌人身上卸下武器弹药，并从烧炭工手里买了些粮食。于天放对被俘的伪警察教育后释放，率小分队向东北密林深处转移。10月，于天放在安邦河上游密营参加了北满省委书记金策主持召开的龙南会议，接受了继续在绥棱、庆城山区一带活动的任务。
　　此时，敌人加紧了对小分队的“讨伐”，并四处张贴布告，悬赏缉拿于天放等人。1943年初，庆城南山区的抗日组织遭到破坏，朴吉松被捕，小分队被打散。此后，日伪当局派出特务在各处山林村屯活动，若发现有嫌疑人员，或为小分队送粮送物的群众，便抓去坐牢。庆城、铁骊群众上百人因“涉嫌”而被捕，不少人死于日伪军警、特务的严刑拷打之下。开春以后，敌人的“讨伐圈”逐渐向山区中心地带紧逼，小分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处于内无粮草，外无群众支援的困境。于天放将小分队分开，安排了5个屯垦组，分散在绥棱、庆城的深山之内，在隐蔽处种点粮食，以解决小分队给养问题。为保存实力，于天放带领小分队20余名队员退到绥棱大鸡爪河东北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建造了密营，又在东南十几里外建造了前营。小分队以此为根据地，分别到庆城、绥化、海伦等地活动，入冬后回营地集中。
　　12月12日，小分队前营被敌人破坏，接到赶回后营的孙国栋的报告后，于天放当即命令藏好粮食及不易携带的枪支，迅速向东北方向急行军，准备过境入苏联。路上，小分队多次甩掉追踪与堵截的敌人，来到边境附近，但日本关东军沿线设卡，已无法通过。小分队又绕行回返，摆脱敌人后，来到绥棱与庆城交界的丰水山隐蔽起来。
　　1944年2月初，敌人探查到小分队的踪迹，组织100多人的“讨伐”队直奔丰水山密营，小分队转移到老金沟。敌人在丰水山搭起舄座帐蓬露营。半夜，于天放派6名战士靠近敌人，随后将20多颗手榴弹甩进帐蓬，倾刻间敌营内火光四溅，被炸的日伪军鬼哭狼嚎，死伤数十人，6名战士安全返回。
　　不久，小分队粮食完全断绝。于天放派战士在附近山区找拉木头的群众帮助渡过难关，很快与进山拉木头的农民张录联系上，并托这名热心支援抗联的群众给买来1000多斤粮食、200斤猪肉和两桶酸菜。不久，于天放派人到张录家，得知当地群众对抗联热情支持，便决定以张录所居住的绥棱县上集厂宋万金屯为据点，开展地下活动。种地时节，小分队人员分别化名来到张家“扛活”。于天放化名王文礼，对外称是张录的表弟、满洲土木会社的会员。由此，小分队人员在宋万金屯及附近的小五部屯、半拉山一带秘密工作，很快结识了许多抗日群众，并组建了抗日救国会。6月，于天放与宋万金屯小学青年教师王明德相识，引导他参加革命，并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于天放常到小学校住，他领导小分队在附近村屯和绥化县的双河、秦家、五营一带，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起来抗日。
　　六、被捕入狱
　　1944年12月，山里雪深没膝，小分队行动困难，给养缺乏。日寇连续“扫荡”，近山区已成“无人区”，敌人发现雪地有踪迹便一追到底。为躲开敌人，同时去农村检查抗日救国会的工作，于天放于月初带4人去绥棱、绥化农村，分散隐蔽在党员和抗日救国会会员家中。于天放与于兰阁居住在宋万金屯小学校中。此时，伪满警察官中西正植领一群特务在庆安(1944年4月庆城县改为庆安县)城北地区活动，收买了与抗联有联系的东升合屯的王山东子和宋万金屯的于山东子(二人解放后被民主政府镇压)。王、于两个汉奸向伪警官报告说：“宋万金屯有抗联的大官。”13日，中西正植派原抗联六军副官、叛徒夏振华和另一名特务化装成农民来到小学校，证实确有陌生人在此居住。随后，敌人从庆安调来特搜队，按汉奸提供的情报，分头进行逮捕。19日上午9时许，于天放正和王明德谈话，敌人突然包围了小学校，夏振华和另一名特务闯了进来，用枪逼住于天放、王明德二人。于天放徒手与敌人搏斗，在抢夺夏振华的手枪时，又冲进来3个特务，庆安伪警务科长、特务股长等也围过来，把于天放架住后又捆绑上，用爬犁押往庆安县监狱。同时被捕的还有于兰阁、王明德及张录兄弟3人。当晚，日伪警察分别在绥化九井子、绥棱北大沟及依安逮捕了孙国栋、杜希刚、刘祥等人。
　　于天放被捕的当日晚被押进庆安县监狱3号牢房。敌人抓住了这个“特别犯人”，立刻大肆进行喧嚷和“庆贺”，并重点看押。敌监狱长布置了许多看守严密警戒，一边又虚情假意地“款待”。于天放看到监狱内其他“囚犯”连掺糠的玉米稀粥都不让吃饱，便把自己的面饼、干饭等分给别人，又号召和组织大家绝食3天。敌狱长怕出人命，不得不增加了米粥和咸菜。
　　1945年1月9日，在实行特级警备、沿途重兵把守的情况下，敌人用专车将于天放从庆安转押到北安省伪警务厅特务科分室收容处。这是一所“特别监狱”，监狱有坚固的铁窗，三道铁门，3米高的围墙，戒备森严，从特务头子、打手到伙夫清一色是日本人，各类刑具有几十种，刑法与手段极其残酷，是名符其实的阎王殿。于天放被蒙面押人朴吉松牺牲前关押过的第2号牢房，他看见墙上战友留下的遗言，对那些已牺牲的抗日英雄和革命志士的壮举十分敬佩，并做好了斗争到底的准备。
　　敌人抓到于天放如获至宝。开始，日本特务主审官向于天放大献殷勤，假意吁寒问暖，美味佳肴地“照顾”，有时又故意训斥看守招待不周，妄图软化利诱劝其投降变节。于天放面对敌人的卑劣行径毫无所动，一问三不知。他暗暗立下誓言：“要想让我投降变节，那真是痴心妄想。”下定了矢志忠于自己的党和祖国的决心。面对敌人的“款待”，他是来者不拒，因为他知道敌人是极其残暴的，他需要尽快恢复体力，一方面要抗住敌人严刑拷打的折磨，一方面有足够的体力才能成功越狱。
　　敌人在百般劝降、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露出了狰狞面目。先是以饥饿来威吓，几天后便开始用刑，上大挂、鞭打、打手板、夹手指、灌辣椒水和煤油、铁棍烙、上电刑等各种刑法用了个遍。用刑的特务头子威逼恐吓道：“于天放，你是反满抗日的头子，不说实话，我就杀了你。”尽管于天放在受刑中一次次昏死，又一次次被浇醒，但他始终是守口如瓶，他以高尚的民族气节怒斥敌人的罪行，以其血肉之躯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折磨。在经过十几次审讯逼供后，面对伤痕累累、新伤压旧伤仍充满斗志的于天放，敌人气馁了，无可奈何地哀叹“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于天放。劝不成，打不招，硬到底。‘满洲国’的一无所获，共产党的不可战胜。”当年参加审讯的中西正植1956年在供词中说：“我是自动地推辞了。我尊敬为正义而舍生的于天放将军。”
　　七、牢门脱险
　　于天放虽然身受重刑，但他绝不甘心坐以待毙，而始终考虑着越狱的计划。他首先要认准监狱的位置，但他是被蒙着眼睛押进来的，玻璃窗子又不透明，每天只听见火车在西边来回走，听汽笛声估计离车站顶多二里路。4月的一天，风吹开一扇窗，见对面一座秀丽的两层灰色小方楼，蜂窝式的洋灰墙壁，半圆式的窗洞。于天放寻问隔壁新关进来的难友，一个姓曲的告知那楼是实业银行，地处车站北，西边是北去铁路，并说“过铁路就没人家了”。于天放决定越狱后向西跑。平时他十分注意观察身边的一切，发现有个叫石丸的日本狱警对远离家乡、薪金又低而不满，情绪不高，做事马虎、懒惰，便经常与他闲谈，对他的境遇表示同情，进而了解到一些情况。他在“放风”时也留意观察，注意到敌看守钥匙所放的位置，发现了火炉上的小铁门可卸下作为武器。略懂日语的于天放从看守闲谈中听到德国战败，苏联很快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兴奋中更增加了越狱的决心。
　　敌人见威逼利诱都难以对付于天放，便放弃审讯，等候死刑的批复。敌人还想从他嘴里得到些东西，又施一计。6月上旬的一天，伪警务厅思想股长永井和翻译来到牢房，打开于天放的手铐脚镣，要他在一幅小兴安岭地图上标出步、骑、炮兵可行走的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塞等。于天放为找到逃脱的机会。故意拖延时间，同时默记着地图上北安以北的地名、山川、道路等。7月5日晚10时，隔壁新关进来一名“犯人”。两天后。新入狱的“犯人”趁看守不在悄声问道：“于天放同志在这里吗?”并说自己是抗联二路军的，叫赵忠良，在执行周保中的命令回国侦察时被捕。于天放感到此人可信，作了应答，想到外面已是草深林密、青纱帐起，便把越狱的想法说出来。赵忠良十分赞同，二人悄悄拟好越狱计划。
　　敌人宣判于天放死刑的判决书下达了，几天后就要执行。但“英雄们常常在绝望中来找到出路”。7月12日凌晨1时左右，于天放以解手为名让刚刚回监狱、已喝得醉熏熏的看守石丸打开牢门，又借画地图需要灯光为名留在牢房外。赵忠良也敲门说要解手，看守毫无顾忌地上前打开3号牢门。于天放见时机已到，从身后拿出刚刚摘下的铁炉门砸向敌看守石丸，赵忠良也扑上来。经过20多分钟的殊死搏斗，打死了敌看守，从他身上掏出钥匙，悄悄打开三道铁门，翻过七八尺高的板墙，消失在黑暗中。为缩小目标，二人分开行动，相约在北面铁路桥会合。于天放跑过北黑铁路，一直向西，误入了敌人的飞机场。他返身钻进一片柳树林，在一个小水沟用手捧水喝时才发现两手在搏斗中被日本看守咬伤多处，左手食指被咬掉半截。此时，天渐渐放亮，于天放知道树林目标太大，以他多年的游击经验，找到一片仅有八九根垄的麦地藏了进去。敌人发现于天放二人越狱，先是派出飞机搜索，后组织人马拉网式搜查。于天放仍悄悄躺在麦地里，身上盖满麦秸，在时远时近的喧闹声中他纹丝不动。饥饿时他嚼着几近成熟的小麦粒，又想起越狱前留在牢房的一首诗：“中日世仇不共天、十载抗战破万难。行动失慎遭逮捕，中国男儿入牢监。威迫利诱逼降策，救亡信念铁石坚。囹圄铁窗寒冬度，草木葱笼虎归山。”他感到身上充满力量，一定能够逃出虎口。
　　这一天，日伪当局忙乱得焦头烂额。于天放的越狱，轰动了整个伪满洲国，有的报纸用特号标题《于天放逃跑，满洲国推动了一大半》进行报道，日本关东军高级将官、伪满军政大臣等当天赶到北安督阵、“现场勘察”，但仅在监牢墙上发现了于天放留下的那首诗。日伪军政首脑大发雷霆，从伪省长以下层层受罚。敌人全力捉拿越狱者，大批军警驱赶各地农民在山野、平原拉大网，又悬赏万元“全国通缉”，闹轰轰一天却毫无所获。
　　天黑以后，于天放沿铁路线找寻赵忠良，开亮时隐蔽在一片柳树林中。熬到天黑，于天放向北安方向走了一夜，天亮时躲进离北安车站仅二三里的松林苗圃中。14日晚7时，于天放发现几个敌人正向树林搜查过来。他飞速甩开敌人，藏身于一小片草棵子中。警笛阵阵，引来大批日伪军警，漫山野搜寻着、喊叫着，一批批地从草棵前走过，直到天全黑了敌人才撤退。于天放又开始边走边寻，天亮时躲进一片麦地里。15日晚，在夺北十多里以外一个小屯中，他被几个伪自卫团员截住。这些人不愿再为日为当局卖命，当场放了这个在被日伪当局悬赏万元通缉的“要犯”，并发誓绝不透露消息。当得知赵忠良被捕遇害后，于天放离开北安向西，昼伏夜行，走到讷河，扮作逃出的劳工，时而躲进野地，时而躲在百姓家。伪满当局发誓要“全国”动员一个月，北安省15个县全部戒严，“不抓住于天放绝不罢休”，终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彻底失崺、无条件投降而停止了搜捕行动。8月16日，于天放向北走到老莱村时，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他与村民们一起欢庆胜利。
　　八、参加建党建政，历任要职
　　1945年8月19日，于天放以抗联第三路军宣传科的名义，把当地一些抗日群众动员起来，组成一支革命队伍，镇压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9月初，于天放带几个人去嫩江县召开群众大会，检举日寇走狗董殿臣。董借维持会长名义，利用不明真相的苏军司令官，陷害于天放是“伪满特务”，于天放被苏军扣押并解往黑河。10月10日，于天放从苏军监狱放出，他去哈尔滨市见到李兆麟，之后又去长春市找到周保中。11月初，周保中任命他为中国长春路护路总监。时隔不久，于天放回到哈尔滨市，见到了陈云。12月，陈云委派他回北　安，担任黑龙江军区副司令员，于天放又投入到建立人民军队、剿灭土匪、保卫民主政权的工作中。
　　此后，于天放历任黑龙江工委（省委）委员，省政府党组成员，黑嫩省参议会议长、省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省法院院长，黑龙江省省委委员，省军区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第一届省人委委员、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先后兼任哈尔滨师范学院院长、省体委主任、省文教委主任、省科委主任、省编委主任等。他曾于1951年11月发表了著名的《牢门脱险》。1956年7月以后，历任省委一届、二届委员会委员，牡丹江地委第二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兼黑龙江大学校长。“文革”中，于天放惨遭迫害和摧残，1967年5月30日含冤逝世，卒年59岁。
　　1982年9月，中央黑龙江省委作出决定，为于天放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于晓 · 发表于 2012-4-18 17:08:43

民族英雄，于氏光荣！

大水泊后人 · 发表于 2012-4-19 10:12:25

于氏英雄，民族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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