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后裔小考

于老五 · 发表于 2012-5-31 10:04:36

于谦后裔小考

2000年10月，在杭州于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有的与会人员对于家村于氏家族是于谦后裔这个问题提出置疑。为解除这种疑虑，进一步挖掘于谦文化，弘扬于谦精神，推进于谦研究工作，最近作者先后赴河北省井陉县于家村、南峪村和河南省浚县进行了较详尽的考证，并以《于谦后裔小考》为题成一拙作。因作者不是历史研究人员，文中如有不妥，谨请各位领导、专家和学者指正。

作者：于兴于爱斌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祖籍河南考城（今兰考县），生于1398年，卒于1457年，享年60岁。于谦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中进士，次年选授山西道御史。宣德三年（1428年）任江西巡按，宣德五年（1430年）任兵部右侍郎兼巡抚河南、山西都御史，历时19年。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大举入寇，宦官王振挟持明英宗朱祁镇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全军覆灭，英宗被掳，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是时，于谦升任兵部尚书，拥立景帝朱祁钰，力阻南迁。调集重兵，激战九门，大败瓦剌，迫使其议和并送回英宗，加少保。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夺回帝位。于谦被徐有贞、石亨等诬以迎立外藩之罪而遇害。成化元年（1465年），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彻底平反雪冤，追光禄大夫、大国柱、太傅，谥“肃愍”，万历十八年（1591年）谥“忠肃”。
于谦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诗文家、民族英雄，名垂青史。据杭州于谦研究会搜集，历代记载和研究于谦的论著有近百部（篇）。但关于于谦的子嗣和后裔问题，过去一直是个谜。据《明史》、《明史稿》载，于谦之子“冕，字景瞻，荫授副千户，坐戍龙门”“谦冤既雪，并复冕官，自陈不愿武职，改兵部员外郎，居官有干局，累迁至应天府尹，致仕卒无子，以族子允忠为后，世袭杭州卫副千户……”。另载，兵部侍郎吴宁“为谦择婿，得千户朱骥”“谦被刑，骥果归其丧葬之……”。其中讲到于谦的儿子于冕无后，还讲到于谦的女婿朱骥以及为其归葬，但未提及于谦还有其它子嗣。清于继先著《先忠肃公年谱》载，宣德十年（1435年）于谦“生次子，未几殇”；正统六年（1441年）“三子生，名曰广”。由杭州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杭州于谦祠编，杭州出版社出版的《于谦》一书收录的于谦年表中也有同样记载。于继先著《先公文集跋》中称，谦“被徐石之诬。第三子讳广年十六岁，随中官裴公潜逃原籍考城……”。由郭永学等著、长春出版社出版的《于谦大传》中载“宫中传下圣旨，将大公子于冕发配辽东，于康已陪伴大公子前往。小公子于广被遣送回原籍，由家人于淳陪伴前往浙江钱塘”。据此说明于谦有两个儿子。但小儿子于广回原籍是回了杭州，还是回了河南考城，说法不一。其他史书的记载也不外乎上述两种说法，即：一种说法说于谦留有一子一女，子于冕无后；另一种说法说于谦有二子一女。但对于谦的小儿子于广的后代问题，一直没有定论。
其实，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并不等于事实上没有。500多年来，于谦后裔就在河北省井陉县于家村、南峪村和河南省浚县于村等地默默无闻、生生不息地繁衍着、发展着，只是一直未能让世人所关注和知晓。1998年11月和2000年10月，河北省井陉县于家村作为国家和河北省命名的“中国民俗文化村”、“于家石头民俗村”而面世，并对外开放。由此，不仅揭开了于家村古老而神秘的面纱，展示了于家村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且破译了于谦后裔这个历史之谜。通过于家村、南峪村和于村的建立、变迁历史，以及这三个村现存的历史遗迹和口传史料，也足以向世人证实：于家村、南峪村和于村以及由这三个村外迁的于氏家族是于谦的后裔。
第一，       南峪村保存有于谦家谱
河北省井陉县南峪村、于家村和河南省浚县于村的于氏家族世代相传，始祖于谦曾任明朝宰相（也有说是大官），蒙冤遇害后，其子埋名隐居于井陉县南峪村。于谦是他们供奉了500多年的先祖。从我国的宗族观念和习俗而言，祖宗的事情是非常认真和严肃的事情，不会有丝毫含糊和差错。现南峪村于姓家族仍保存有于谦家谱。据于谦二十世孙于银锁介绍，“文革”中“红卫兵”将查抄的所有家谱放在大队部，当时他任村支部书记，偷偷将于家的祖谱藏了起来。于谦家谱保存完好，虽已十分陈旧，但字迹仍清晰可见。家谱始祖为“少保于钱”。据《明史》记载，明朝历代所封少保很多，但姓于的少保只有于谦一人。这就已经可以证明南峪村于氏祖谱上的于钱就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但于谦的谦字祖谱上是金钱的钱，对此，后人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有意识的笔误。因为于谦被诬犯抄，其子逃匿于此，必然要隐名埋姓。第二种说法认为于谦是钱塘人，用金钱的钱一语双关，有隐名和怀念故乡双重意义。第三种说法认为是老百姓或修谱人运用文字比较随意，只要同音就行，不拘泥是哪个字。如现于家村支部书记于玉怀的怀，有的人用槐树的槐，有的人用怀念的怀，好像都无所为，就连他本人也有时写槐树的槐，有时写怀念的怀。这三种说法，作者认为应该是第三种。因为这个于氏祖谱上少保的官衔都未隐讳，隐讳姓名就没什么意义了。
于氏祖谱始祖于钱（谦）下列二子三孙，长子于世登，次子于崇登。据分析于世登、于崇登是于冕和于广的别名。一种可能是于冕和于广隐居时的名字，一种可能是于冕和于广的乳名。作者认为，这是隐居时的名字，因为这和祖谱、墓碑上的名字不同，祖谱和墓碑与本人不是同时代的产物，祖谱和墓碑可以是数十年、上百年后才修的，那时于谦早已平反雪冤，用不着再隐名埋姓。而于谦之子隐居时则不同，他们面临着居家犯抄的危险，不隐名埋姓不行。
于世登和于崇登下列三子，长子于管（有道），次子于奇（东道），三子于辰（南道）。这三个儿子是于世登（于冕）的儿子，还是于崇登（于广）的儿子，作者认为，史书上记载于冕无后，但事实上并不一定没有。但于有道、于东道和于南道是于广的儿子无疑。因为史书上已明确记载于冕发配到了辽东，而于康还能陪伴左右。发配不是抄斩，就是他有儿子的话也应该跟随其身边，隐居到南峪的可能性很小。
另外，据《明史》载，于谦曾任河南、山西巡抚。南峪村旧属山西平定州，于谦对这里的地理一定很熟悉，此处山高林深，山清水秀，偏远僻静，既有优越的生存条件，又适合隐居，其子选择在这里隐居是有充分条件的。
第二、南峪村和于村都曾有于谦墓碑
南峪村和于家村人无人不晓，现南峪火车站处原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墓场，系于氏祖茔。据现年83岁高龄的南峪村村民仇怀义介绍，仇氏第九世先祖仇仲实是当时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于家坟为仇仲实所看。坟场占地数十亩，古柏参天，碑碣林立，十分气派。他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墓地赫然矗立着镌有皇封字样的“少保于谦”墓碑，碑文中还有祖籍杭州的记载。仇怀义是外姓人，他的话应该是没有攀高枝之嫌的。根据仇氏家谱的年代推算，这座于家坟为明成化年间所建。1956年修建石阳（石家庄至阳泉）铁路复线时，铁路正好从于家坟穿过，于氏祖坟被迁至南峪村后的山沟里。时任村支部书记的于银锁亲历了迁坟的经过，于贵锁、于四小等众多南峪村村民也都知晓迁坟的情况。于银锁介绍，当时坟上每位先祖的尸骨统一用二尺红布包裹掩埋，于谦墓碑重新立于新坟之上。但令于谦后人万分痛惜的是，“文革”中于家坟被当作封资修夷为平地，于谦墓碑也不知下落。虽经于家人长期四处寻找，至今仍无踪影。这不仅是于氏家族的一大损失，也是国家的一大损失，由此为研究于谦后裔问题造成巨大障碍。为缅怀先祖，于银锁等南峪村于氏后人，还在原祖坟上作了印记，哪是立碑的地方，哪是埋先祖的地方，他们都记得真切。
据河南浚县于村于谦第二十世孙于有林介绍，清乾隆二十九年，浚县知县专门为民族英雄于谦修坟立碑。在这次修建的于家坟点穴碑上有这样的记载“于姓先祖明朝兵部左侍郎，罹难后子孙隐居娘子关下深山，后迁隐古谭城郭家庄（于村原名）”但这块十分珍贵的墓碑同样没有逃脱“文革”的厄运，于有林讲，前些年浚县文化局曾多次进行查寻，至今也没有下落。由此再一次证明于家村、南峪村和于村于氏家族是于谦后裔无疑。
第三，       于崇登（于广）三子的迁居有据可查
据于氏墓碑和祖谱记载，因生活所迫，于崇登（于广）的长子于有道于明成化年间（约1486年）携妻带子及小弟于南道迁居至现河北井陉县于家村。后于南道又迁居河南浚县于村，二弟于东道仍留在南峪村。有关于氏三兄弟的迁居情况，于家村民国九年所立于氏宗祠碑文载“有道公，旧居南峪村，家赤贫难于存活，谋他从今日之于家村，实当日居人鲜到之深山也。吾祖于明成化年间偕眷于此，无立锥之地，乃决意开辟斯土，日夜与木石居，与鹿豕游殆……”不仅清清楚楚地记载了于有道自南峪村迁至于家村，而且还记载了当时创业之艰难。于家村明万历二十八年墓残碑也有“于有道携妻贾氏及小弟于南道自南峪村迁居白庙村（于家村原名）”的记载。河南浚县于村于氏家族乾隆年间所修祖谱上记载“于姓先祖明朝任兵部侍郎，护国为民，举正除邪，天降事端，居家犯抄，于村于姓始祖携妻带四子逃匿现于村……”，这说明于南道是与大哥于有道先从南峪村迁至于家村，后于南道又从于家村迁至河南浚县的。
于有道有五个儿子，按于家村的习惯，五个儿子叫五股，在第三股的家谱上还记载着这样一段顺口溜“吾到南峪村，去查上世灵，查到十几户，具是于谦宗，只知官职大，谁知吾祖先”不仅说明他们是从南峪迁来的，还说明他们是于谦的后代。据于谦第二十代孙于贵文介绍，这段顺口溜他们小时候都可信口吟来。南峪村于氏家谱上也留有于有道、于南道迁走的痕迹。在南峪村的于谦家谱上，少保于钱（谦）下列二子三孙，三孙为于有道、于东道、于南道，再往下就只有于东道的后代，而没有了于有道、于南道的后代了，说明他们已经迁走。此外，于家村于氏家族自古就有年年回南峪祭祖的传统。随着家族人口的繁衍增多，祭祖活动也一年比一年隆重，清代曾有十二秀才顶带花翎回乡祭祖的记载，场面十分壮观。
第四，       一些历史遗迹和口传史料可以证实于家村、南峪村和于村于氏家族是于谦后裔。
现南峪村除保存有于谦家谱外，还保存有两座“少保宅院”，据说是朝廷拨专款所建，为于家始祖明代时的故居。据说“文革”前“少保宅院”的大门上还悬挂着镌有“成均彦士”“光前裕后”字样的牌匾，非常显赫。在故居的后边还有于氏学堂的旧址。于氏先祖明代从南峪迁至于家村时的老宅仍在。于家村的古村落建设还带有明显的江南建筑风格。于家村原有二十多座二层木阁楼，酷似江南一带的民居，据说是因于谦是杭州人，保留了江南的建筑风格。于家村原名白庙村，是因村北有一座白色的庙宇而得名。有碑文载，此庙为于家村人主持修建，其建筑形状颇似江浙一带的建筑，其风格亦似于谦故居，白墙黑瓦，独树一帜。
于家村、南峪村和于村都有很多关于始祖于谦的传说，最基本的和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说其老祖宗是明朝宰相（或说是大官）。于家村南原有一座岳王庙，与村北的白庙遥相辉映，岳王庙供奉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白庙供奉隋将李密。据说是因为于谦蒙冤，于氏后人借供李密之名供奉于谦。这与杭州北供岳飞、南供于谦的情况绝非巧合。在于村有关始祖于谦的传说也很多：有说始祖于谦被英宗所害，于姓名讳避英，说于（鱼）不见英（鹰），见鹰必死；有说钱塘人曾到于村寻找过于谦的后代，并在当地蚂蚱庙的两块石碑上留有鱼和鱼眼的标记；还有的说，于谦第六世孙于浙曾在于氏祖坟上立牌坊，向世人昭示先祖的伟业和清白等等。
第五，于广并非隐居考城或杭州而是隐居南峪村
据史书对于谦子嗣的记载，于谦留有二子一女，小公子于广在于谦蒙难后潜逃河南考城或杭州隐居。这种说法和上述情况，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大吻合，但认真分析就会发现，是可以圆其说的。一是于广隐居考城的历史记载有遗漏。据于村乾隆年间所修祖谱记载“于村于姓始祖携妻带四子逃匿现于村，时人烟稀少，沟壑纵横，村南十多里荒野水草。后二、三、四子又迁隐丁栾、砀山、黄河南……”据说这里说的黄河南就是考城。这可以说明修史的人所掌握的情况有偏差，历史记载不够准确，将于广的后人隐居考城，记为于广隐居考城。事实上，于广是隐居在了南峪村。二是于谦的祖籍是河南考城，既然是潜逃隐居，就不可能隐居在自己的老家。三是于谦这种情况，其后代未能完整地载入史册，非常正常。于谦蒙难后，石亨、徐有贞等恨不得将其斩草除根，其后代隐名埋姓四处躲藏，一方面，他们的情况不可能被朝廷知晓；另一方面，修史的人也难以掌握他们的情况。四是从历朝历代的修史情况看，其历史记载有的是当时记录的，有的是后人补记的，尤其是后人补记的历史，由于时过境迁，很难完整无误。就于谦这段历史而言，明朝历时276年之久，于谦生于明洪武三十年，卒于明朝建立后九十年，其小儿于广的有史记载却已到了清初康熙年间，时隔二百年之久，出现差错和遗漏在所难免。
我们在考证于谦后裔的同时，还掌握了于谦后裔的发展情况，南峪村于氏家族现有170多口人，于家村于氏家族有1600多口人，从于家村外迁至本县水窑尘洼村，山西平定县、浑源县等地的于氏后代有数千人。于村于氏家族有1500多口人，从于村外迁至本县丁栾、于庄、兰庄，安徽砀山，河南兰考，山东荷泽等地的于氏后代也有数千人。初步估算，于谦后裔在万人以上。而且，河北井陉县于家村和河南浚县于村是于谦后裔最集中、人口最多的地方。

2003年3月12日于石家庄

（于兴：于谦第21世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作家、书法家、书法评论家;于爱斌：于谦第23世孙，河北省辛集市检察院检察长)

于老五 · 发表于 2012-5-31 21:00:03

于谦与于家村

作者：于兴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祖籍河南考城（今兰考县），生于1398年，卒于1457年，享年60岁。于谦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中进士，次年选授山西道御史。宣德三年（1428年）任江西巡按，宣德五年（1430年）任兵部右侍郎兼巡抚河南、山西都御史，历时19年。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大举入寇，宦官王振挟持明英宗朱祁镇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全军覆灭，英宗被掳，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是时，于谦升任兵部尚书，拥立景帝朱祁钰，力阻南迁。调集重兵，激战九门，大败瓦剌，迫使其议和并送回英宗，加少保。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夺回帝位。于谦被徐有贞、石亨等诬以迎立外藩之罪而遇害。成化元年（1465年），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彻底平反雪冤，追光禄大夫、大国柱、太傅，谥“肃愍”，万历十八年（1591年）谥“忠肃”。
于谦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诗文家、民族英雄，名垂青史，后世不乏为其树碑立传者。但关于于谦的子嗣和后裔问题，一直存有疑问。1998年11月1日，河北省民俗学会命名井陉县于家乡于家村为“于家石头民俗村”。2000年10月14日，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又命名该村为“中国民俗文化村”。于家村的面世，不仅揭开了于家村古老而神秘的面纱，展示了于家村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含，而且可以破译于谦后裔这个难解之谜，向世人证实：于家村于氏家族是于谦后裔。

于家村于氏家族是于谦后裔
河北省井陉县“中国民俗文化村”—于家村面世后，受到了新闻界、社科界、文化界、旅游界及广大游客的极大兴趣和广泛关注。于氏子孙在数百年沧桑岁月中，留下的史料和历史印记以及于氏先人留在后人生活中深深的文化烙印，足以证实于家村于氏家族就是于谦后裔。
首先，有于谦家谱。于家村于氏家族世代相传，于谦遇难后，其子埋名隐居于井陉县南峪村。南峪村位于冀晋交界处的娘子关下，绵河河畔，距于家村15公里。据民国九年于氏宗祠碑文载，当时此地荒山巨石，榛莽草丛，阒无人迹，是避难隐居的理想之地。现南峪村于姓家族仍保存有于谦家谱。家谱始祖为少保于谦。于谦下列二子三孙。长子于世登，次子于崇登（据古代人名贯例，此为字）。于世登、于崇登下列三子，长子于有道，次子于东道，三子于南道。因生活所迫，于有道于明成化年间（约1486年），携妻带子及小弟迁居现于家村。后小弟又迁居河南浚县。二弟仍留在南峪村。这与于谦只有一子一女，且其子于冕无后的历史记载似乎不相吻合。但历史上没有记载的，并不等于事实上没有，于家村众多于谦后代的存在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由此也给历史学家进一步研究于谦后裔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其次，有于谦墓碑。南峪村原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墓场，系于氏祖茔。墓场占地数十亩，古柏参天，碑碣林立。这在偏僻的深山区，绝非一般普通家庭所有。墓地赫然矗立着镌有皇封字样的“少保于谦”墓碑。1956年修建石阳（石家庄至阳泉）铁路复线时，坟内尸骨不分甲乙装袋掩埋。现南峪村不少人还清楚的记得搬迁于谦墓碑时的情景，说于谦墓碑为戴帽碑，碑体宽厚高大，由16人共同抬出。今年80岁高龄的南峪村村民仇怀义老人介绍说：“于家坟上那块大碑，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少保于谦’那4个大字。还有浙江迁来的记载，碑很大，字写得非常好。”但令于谦后人万分痛惜的是，十年“浩劫”，于家坟被当作封资修夷为平地，于谦墓碑也不知下落。虽经于家人长期四处寻找，至今仍无踪影。这不仅是于氏家族的惨痛损失，也是国家的一大损失。由此也为研究于谦后裔问题造成巨大障碍。
第三，于有道自南峪村迁居于家村有历史记载。于氏宗祠碑文载：“有道公，旧居南峪村，家赤贫难于存活，谋他从今日之于家村，实当日居人鲜到之深山也。吾祖于明成化年间偕眷于此，无立锥之地，乃决意开辟斯土，日夜与木石居，与鹿豕游殆------”。不仅清清楚楚记载了于有道自南峪村迁来，而且记载了当时创业之艰难。于家村明万历二十八年墓残碑也有，于有道携妻贾氏及小弟于南道自南峪村迁居白庙村（于家村原名）的记载。于氏先人还留下遗嘱：“吾到南峪村，去查上世灵，查到十几户，具是于谦宗，只知官职大，谁知吾祖先！”书写在于有道三子的谱案（小家谱）上。于家村于氏家族自古以来就有年年回乡（南峪）祭祖的传统。随着于氏家族人口繁衍增多，祭祖活动也一年比一年隆重，清代曾有十二秀才顶带花翎回乡祭祖的记载，场面十分壮观。
第四，于家村古建筑有江浙风格。于家村的建筑风格与当地的民居有明显区别。于家村原有20多座二层木阁楼，酷似江浙一带的民居，据说是因于谦是杭州人氏，保留了江南的建筑遗风。于家村原名白庙村，是因此地西山上有一座白色的庙宇而得名。有碑文记载，此庙是于家人主持修建的，其建筑形状颇像江浙一带的建筑，其风格亦似于谦故居，白墙黑瓦，独树一帜。
第五，于家村自古就有许多关于始祖于谦的传说。在于家村于氏宗祠，于谦是于家人500多年来世代供奉的先祖，这是于家人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于家村南有座岳王庙，供奉南宋民族英雄岳飞；村北有座白庙，建筑风格酷似于谦故居，供奉隋将李密。据说是因于谦蒙冤，后人以供李密之名供奉始祖于谦。这与杭州北供岳飞，南供于谦的情况绝非巧合。另外，因历史上人口大迁徙，华北地区的居民，有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说法。但于家村人自古以来都说是浙江迁来的，从没有洪洞迁来的说法。

从于家村落建设可窥于氏先人的非凡文化素养
于家村始建于明成化年间（约1486年），因始祖于谦蒙冤的余悸难消，选择偏僻、隐蔽，适宜于隐居避难的地方居住，是于谦后人建村的首要条件。从于家村的地理位置看，于氏先人在当时建村的选址上，是煞费苦心的。
于家村位于河北省井陉县西部的太行深处。此处四面环山，村子建在一个不足一平方华里的小盆地中。素有“不到村口不见村”的说法，以此说明这里的隐蔽。如今，虽然村落扩大了很多，但除站在四周山上能看到村落外，在其他任何方位都看不见。除此之外，于氏先人还特别讲究村址的“风水”。在一块保存完好的明代隆庆元年的建庙碑上有这样的记载：“东有青龙，西有白虎，南有朱雀，北靠玄武”。村子建在山坳的阳坡上，几百户人家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至今基本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布局。村庄的建设是经过精心规划和设计的。古村落东西长600多米，南北宽300多米。横贯东西的路称作街，街比较宽，一般为4米，是村里的主干道；纵贯南北的路称为巷，巷一般为3米宽，连接着各条街；不通的小巷称胡同，一般宽两米。比胡同窄的称夹道。全村共有6街7巷18胡同12夹道，全部用石头铺路，号称锦石铺地，七里石头街。
石头街两侧都是石墙石屋，壁垒森严。沿石头街巷行走，犹如穿梭于石头迷宫之中。于家村的多数民居是石屋组成的四合小院，共有200多座。老式的石屋四合院非常讲究，按规矩，大门应开在小院的东南角，建造考究。小院里青石铺地，石头筑房，显得十分干净整齐。院落的形状一般前窄后宽，呈八字形，据说这是怕财气从前面外溢。当地人将石屋分为两种：一种称“无梁殿”，屋檐上装瓦，豪华气派；一种称“窑”，青石板屋檐，质朴坚固。其实不管是无梁殿，还是窑，里面都是用石头拱券的穹顶，无梁无柱，全部用石头垒成，坚固、结实，冬暖夏凉。于家村最为气派的是有300多年历史的石头楼院，它是在石屋的基础上又加盖了一层砖木结构的二层阁楼，东屋是女眷住的绣楼，西厢房后有水房、长工房、库房等，十分气派。据说明清两代这家出过30多位文武秀才。村里还有宗祠一座，戏楼6座（古戏楼尚有3座），庙宇6座，阁楼两座，石桥4座，布局严谨，配套齐全。而且不论什么建筑，建筑物上都有记载。石屋、石大门、石桥、石院墙，造型各异，异彩纷呈，虽处深山，却不失都市园林的典雅与考究。
在村子最东头，有座于家村最为神奇和辉煌的古代建筑——清凉阁。
站在南山向北眺望，整个村落形似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清凉阁便是这只凤凰的凤冠。清凉阁也是于家村的东大门，有许多它的传说和不解之谜。据《井陉县志料》载，清凉阁在县治南十五里于家村，亦名三节阁。明万历九年（1581辛巳），于氏第7代玄孙于喜春一人所建。至万历二十五年方砌成下层，及第二层修竣，即行病故。清凉阁构造奇巧，不打地基，不加辅料，全部用石头犬牙交错搭在一起。撑出飞檐，支起廊柱，形散神凝，鬼斧神工。石块巨大惊人，有的长达数米，有的重达数吨。至今流传着于喜春神功伟力的传说。于喜春原想盖九层宝塔，可惜手臂受伤，血染青石。于喜春壮志未酬身先死，后人又在上面加盖了砖木结构的第三层。三层结构各异，引人入胜，第一层为搭券四门式，第二层是实心四室式，第三层乃明柱回廊式。顶层为玉皇庙，供玉皇大帝；二层分四室，东室是三皇庙，供尧、舜、禹；南室是三义堂，供刘、关、张；北室阎王殿，供阎罗王；西室观音祠，供送子观音、癍疹娘娘、眼光娘娘。清凉阁不仅是于家人心中最神圣的殿堂，而且将如此多的神仙供在一起，在全国也鲜见。东门悬有风动石匾，双童簇拥梅花鹿，大风不动小风动；西门高悬扇形镏金匾，上书“清凉阁”三个镏金大字。底层拱券的顶部有于喜春侄儿于朝兴雕刻的碑文：“万历九年起根源，一人修筑其实难。二十五年完下节，思量何日得周全。阖村都说使木植，凭吾独力凿石山。经营暂停观此境，等待功成万古传。”
于家村没有地下水资源，是有名的旱庄。但自古以来，于家村从未闹过水荒。解放初，全村有档案记载的水井就有695眼，还有水池18座，水窖300个，平均每户有两眼井。家家户户院里都有井，房顶上都有用石头雕凿的、出口向内的各式接蓄雨水的出水槽。水井非常讲究，有石头雕凿的井口和井盖，上有提环和锁扣，美观、卫生、使用方便。充分反映了于氏先人在村政建设上的组织、规划、设计才能。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和古建筑文化内涵。

于谦人文精神对于家村的深远影响
于谦写过一首著名的《石灰吟》，以表其志，“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一生才华横溢，文武双全；光明磊落、为官清廉；勤政爱民，忠贞报国；日月昭昭，千古流芳。于氏子孙世代传承着祖辈优秀的思想文化和精神，靠双手在大山深处，开辟了自己的家园。于家村无处不见先辈留下的思想文化烙印。
首先，于家村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在于家村随处可见那种质朴的乡土文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至今保存着大批历史文化遗迹。500年来，于氏子孙共留存各种石碑200多块，其中一些石碑具有极高的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研究价值。据有关专家说，一个偏僻山村，有如此多明清两代石碑，这在全国也属仅有。这些撰文精当、书法秀美、雕刻精湛的石碑，记载了于家人数百年的创业史和文明史。几百户人家，建有6座庙宇，显现了浓厚的宗教文化。一个小山村竟有6座建筑考究的新旧戏楼，有一个300多年历史的晋剧团。于有道有5个儿子，家族中称五股。除三子迁走。于家村的四股，每股都有一项文娱传家本事。大股戏剧；二股民乐；四股武术、社火；五股秧歌、高桡。舞榭歌台，显示了浓烈的文化气习。此外，于家村历来尊师重教，村里不少石碑都记载了村民踊跃捐资建学校，建戏楼、建文化设施的情况。明清时期，曾有一户出过12个文武秀才，在当地至今还是一段佳话。如今，于家村虽然还未摆脱贫困，但村子里仅有的几座现代楼房都是学校。这些与其先辈的文化素养不无关联。
其次，于家村具有深厚的“官”家烙印。凡到过于家村的人，无不对于氏先人非凡的管理才能叫绝。于家村祖辈传下来的200多块石碑中不少是村规民约碑。建校有建校碑，修祠有修祠碑，井如何打，路怎么修，人走那条路，畜走那条道，都有规矩。“法制”烙印无处不见，涉及面之广，规定之严明，令人叹为观止。清同治三年所立《整敕村规》的碑记中关于禁赌的规定写道：“从来里中之害莫有甚于赌博者，或类聚明赌，或勾引良民窝留暗赌，耗资荡产，种种匪事皆为之败风壤俗，莫此为甚。于是集合村人商量禁之会，曰此善举也合村首事者数十人，约定绅耆乡甲比比户巡查，有开设赌场群聚玩钱者，一经查出罚每人写戏一台，歌舞三日。------”清三十九年所立〈〈柳池禁约〉〉碑记中曰：“------人众则取水公，今约后昆每年挖池，按门出工，除独夫、孤子、寡妇、病家外，有夫误着一工罚银五十。每家吃水许一瓮，取水需两担，有多积者，一瓮水罚银五十，一担冰罚银二十。如有违抗禁约不出罚银者，便非正子孙。至于外人偷水者，便是后昆奸生子------”。
此外，于氏家族家法森严。如清代一个人在外偷了人家的东西，按宗祠规矩，此人被逐出家门，临死也未让进于家坟。一个人在村里偷了一把夜壶，按宗祠规矩游街三天。这些不仅反映了于氏先人的文化教养，而且也可以说明于氏先人是一个高级管理者，或者说有高级管理者的素养。
于氏子孙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不仅培养了于家人遵纪守法的良好村风，而且也使于家人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村前南山红叶林，500余年沧海桑田，战乱人祸，无人损害，仍保存完好，给于家村保留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于家人500余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从未发生一起严重刑事案件，保障了生活的安定；在近年来的法轮功斗争中，于家村也无一个法轮功修炼者，社会秩序保持了长久稳定。
第三，于家村有浓烈的宗族文化和尊卑观念。于家人500余年繁衍生息到今，于家村全村于姓家族已有400余户，1600多口人。（从于家村迁居本县水窑洼村，河南浚县，山西平定县、浑源县、太原西郊等地的于氏后代多达数千人）。从于谦记起，已发展到27代。于家人繁衍生息的脉络，都清清楚楚记载于于氏宗祠内庞大的家谱上。于家的每一个死者生灵，均在家谱上有自己一块方寸之地，每逢春节、清明、寒食，所有于氏子孙都要聚集到宗祠，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感念逝者，慰藉后人。就是因生活所迫，游离他乡多年的于氏游子，也要想方设法回老家，在家谱底帐上记下自己的名字。于氏子孙的官讳大名至今遵循着祖上的规矩，不论你走到哪里，相识不相识，只要是于家后代，一看名字就知其辈份。这些反映了于氏子孙的名门影响。
第四，于谦的《石灰吟》精神在于家村得到了发扬光大。脍炙人口的《石灰吟》是先祖于谦的宏大志向。在数百年风雨沧桑、日月轮回的人世旅途中，于氏子孙已将祖辈的宏大志向，传承为一种忠厚善良、大公无私、勤劳勇敢、顽强自立的精神。500年来，全村共修建石头房屋4000多间，石头街道3700多米，石头井窖池1000多个，梯田2400多亩，石头用具2000多件。靠双手在土少石头多的深山中开辟了自己的家园，用铁锤钢钎在坚硬的石灰岩上打凿出一个灿烂辉煌的石头民俗文化村。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于家村是于谦后裔最集中，人口最多的地方。
改革开放的春风揭开了于家村神奇的面纱。作为于谦后人，我们为有先祖英名、为有先人伟业、为有于氏子孙用智慧和勤劳创造的、耀眼夺目的民俗文化而骄傲、而自豪。于谦人文精神不仅影响于家村的过去，还会影响于家村的现在和将来。于家人的誓言是：传承于谦思想风骨，创造于家现代文明。

（注：此稿曾入选2000年10月杭州于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后收入《于谦研究》一书。作者系于谦第二十一世孙）

于晓 · 发表于 2012-5-31 18:29:45

黎晓725 · 发表于 2015-7-14 15:31:04

于氏家族有本事人很多

于胜利菏泽 · 发表于 2015-7-14 21:21:44

期待有一天，真相能大白于天下

亲爱的游客

客服电话

电子邮件

于谦后裔小考

关于我们

于氏文化

帮助中心

13105230123

服务时间：工作日9：3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