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的身后也出现了子嗣后裔真假难辨的状况

于振华

（转自老五群共享，作者不详）

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个名叫于继先的人就自称是于谦的十世孙，并以于谦后裔身份编撰了大约三千言的《先忠肃公年谱》，借该年谱他告诉世人他是于谦少子于广的九世孙。于谦是否真的有少子于广？
　　1998年，于谦诞辰600周年纪念活动举行之前，河北井陉、邯郸，以及浙江杭州和富阳等地都有于姓者声称是于谦的嫡系后裔，且都手握于氏家谱以为佐证。信也？非也？
　　笔者伤感于一代伟人虽然功绩彪炳日月但子嗣后裔真假难辨的情况，曾经花一年多之力企图廓清弥漫在于谦子嗣后裔问题上的重重疑云，为此查阅了很多资料，寻访了相关人员，遗憾的是未能完全如愿。虽然如此，还是对材料进行了梳理分析，希望本书抛出的几块碎砖能够在学术界引起些许回响，最终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
　　于谦有一子即于冕、一女即英（婿朱骥）。
　　关于于谦的子嗣，史书其实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明史》、《明史稿》载，于谦之子“冕，字景瞻，荫授副千户，坐戍龙门。谦冤既雪，并复冕官，自陈不愿武职，改兵部员外郎。居官有干局，累迁至应天府尹。致仕卒”《明史》卷一七《于谦传》；又，《明史稿》卷一五四《于谦传》，雍正元年敬慎堂刻本。于冕《先忠肃公行状》称于谦“男一，即冕；女一，适锦衣卫千户朱骥”（明）于冕：《先忠肃公行状》。于谦在巡抚晋豫期间因想念女儿作《忆英》诗。英后嫁锦衣卫千户朱骥，《明史》载兵部右侍郎吴宁“为谦择婿，得千户朱骥”《明史》卷一七《吴宁传》。于谦有子冕，女英，女婿朱骥，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事实。
　　于谦论罪下狱时，儿子于冕和养子于康、女婿朱骥就被贬谪龙门。龙门卫西距京师近250公里，于冕等贬谪时正值天寒地冻的时节，年届六十、拖着病体的父亲尚系于狱中，朱祁镇以及石亨、徐有贞等会怎样掠羞辱父亲？父亲几日后问斩，谁为他收拾尸骨？和父亲作死别的机会都没有，于冕这西去贬谪路上以及其后长达8年谪居穷边的痛楚和艰辛，又怎是一句“间关万里，屡濒死亡”了得（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二《于冕》，天启二年刊本。？
　　成化元年（1465），随着父亲冤案的昭雪，于冕得以复官，自陈不愿武职，改兵部员外郎。后任礼部郎中，升南京太仆寺少卿，迁应天府尹。晚年归休钱塘故里，弘治十三年（1500）十二月十一日病卒。史书记载，于冕“聪达，好学知礼，小心勤恪，善处兴废，既构家难，放徙穷边，而能闭门却扫，以读书纂言为事，故虽罹忧患疾，而声问不聩。后起谪籍，官两京，所在以修谨称，盖无愧名家子云”万历《杭州府志》，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末。于冕延续和传承的不仅是于氏家族的血脉，更重要的是一种家族的精神和人格。
　　于冕做了两件对于谦作品的传世和事迹的传播功莫大焉的事情，就是辑录刻印《先少保存稿》（详见本书第七章）和《旌功录》以传世。《旌功录》辑录有关于谦的“褒典及状碑奠诔之作”程敏政《旌功录序》，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七，共有5卷，卷尾有于冕的两首诗：大化无情岁月徂，手编遗录继朝晡。梦回长夜音容杳，目断苍血泪枯。先世忠勋扶社稷，后人身世渺江湖。天高地厚君恩重，永感堪怜不肖孤。(其一)贼桧当年诬武穆，古今一辙事堪悲。生前大节遭奸妒，死后无辜赖主知。愤激人心都不辨，疏干天听敢容私?《吁天录》苦遗千载，没齿吾当感孝思。(其二)④（明）于冕：《武林耆旧集》，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末。
　　于冕另有《武林耆旧集》，其中有很多追思父亲之作，摘录两首如下：山深祠宇夜萧然，秉烛斋居悄不眠。昭代旌功恩显赫，祠官供祀礼精虔。功垂百世安宗社，血食千秋永墓阡。庭燎光中云雾敛，神明陟隆斗回天。
　　往事悲酸不忍论，秋来祠下几消魂。先臣曾建中兴绩，恤典重颁再造恩。报国精忠昭日月，终天苦痛切晨昏。未霜陇树先枯瘁，半是孤儿血泪痕。④于继先所说的于谦少子于广并不存在。
　　康熙五十五年（1716），科试官员刘公按试归德，命各属举前代名臣后裔，于继先等以于谦嫡派后裔被举荐，准补博士弟子员，并给衣、顶奉祀。《于忠肃公集·王跋》，康熙六十年刻本，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善本室藏。又命访求遗书，于继先遂以于谦十世孙的身份辑录《于公文集》，该文集的“跋”称：“继先，原籍河南考城人也，自十三世祖讳九思仕元，为杭州路总管，遂家于钱塘太平里，至十世祖讳谦谥忠肃仕明，历官少保兵部尚书，被徐（有贞）、石（亨）之诬。第三子讳广年十六岁，随中官裴公潜逃原籍考城，初冒裴姓，后归本姓，子孙又复为考城人。”（清）于继先：《于公文集跋》，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七。按于继先的说法，于谦遇害时，16岁的于广随太监裴氏逃往考城（今属河南兰考县），定居于此，繁衍后代，于继先即为于广九世孙。于继先又撰《先忠肃公年谱》，并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请谈九叙作序，谈氏在《序》中说：“公遇害时，中官裴姓匿公第三子而逃于此者，绵蕃至今已十二世矣，奉祀生继先录公之年谱。”（清）谈九叙：《于公年谱序》，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七。黄洵《于公文集跋》也有类似之说，（清）黄洵：《于公文集跋》，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七。于继先《先公文集跋》作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春，王贯三《于公文集跋》作于是年季冬，谈九叙《于公年谱序》作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且王氏、谈氏等皆在文中称因于继先之请而作。因此，完全可以推测王贯三、谈九叙、黄洵等人的说法均源于于继先。
　　于继先《先忠肃公年谱》中有如下条目：宣德十年（1435）于谦“次子生，未几殇”；正统六年（1441）“三子生，名曰广”；天顺元年（1457）于谦被害时，“有太监裴姓者，怜公忠义，窃其少子广而逃之考城，时人不知”（清）于继先：《先忠肃公年谱》。
　　于谦是否尚有一少子于广?于谦本人现存的诗文中没有提及于广或少子的文字。他在巡抚河南、山西时，曾作《寄内诗》，诗云：“大儿在故乡，地远音信杳。二女正娇痴，但索梨与枣。”（明）于谦：《忠肃集》卷一一。诗中的“大儿”乃相对于年龄尚小的“二女”而言，应该不是相对于“小儿”；“二女”并非指两个女儿，而是指排行第二，意即比“大儿”小，就是英。于冕《先肃愍公行状》、倪岳《神道碑文》、《明史》、《明史稿》及其他相关史料皆可为佐证。正统十年（1445），于谦妻董氏病卒于京城，于谦正巡抚河南、山西，不能回京，悲恸之余，作《祭亡妻淑人董氏文》，但只提到“男冕来京，当扶柩归还故乡”（明）于谦：《忠肃集》卷一二。
　　于冕称自己是于谦唯一的儿子。于冕在《先肃愍公行状》中称于谦“男一，即冕”。而且于冕因没有嫡庶子嗣，只得将同族直隶新安卫千户于明之子于允忠（原名恕，以字行）过继于自己门下。弘治十年（1497），于冕曾为此事上奏朝廷：“缘臣父止生臣一子，先年蒙念臣父微劳，授府军前卫世袭副千户职事，后臣乞恩改武就文，历升今职致仕。今年七十四岁，既无同胞兄弟，又乏嫡庶子息，恂恂老独，四顾无依。臣节该伏睹大明（疑缺一“律”字，笔者注），今凡无子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仅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钦此钦遵。臣思有宗弟于明，任直隶新安卫千户致仕，生有五子，已尝遵例告官行文该卫，择取其次子允忠为嗣，祠堂坟墓日后皆付托于允忠。”《左军都督府为于允忠乞恩继绝疏》，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三。可见，于冕是因没有同胞兄弟，才择族弟之子为继嗣。假如于冕确有胞弟于广，在于谦昭雪前，于冕可能会为保护其弟而隐瞒他有一胞弟的事实。但于冕的《先肃愍公行状》以及《左军都督府为于允忠乞恩继绝疏》等都作于于谦昭雪之后，这样就很难解释于冕隐瞒有一胞弟的动机


。
　　于谦、于冕的亲友或同僚也从未提及于谦有少子于广。假设于谦确有少子于广而于冕又因某些原因隐瞒这一事实，这种隐瞒也很难做到，因为于谦地位显要，遇害时，其家属受牵累皆远戍边卫，徐有贞、石亨等不会浑然不知于谦有两个儿子，从而让于继先所谓的年已16的于广轻易逃脱。于谦父亲于仁病故，于谦请同僚王直作墓表，墓表说于仁“孙男一，即冕；孙女一”（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二六《侍郎于公墓表》。是墓表作于正统十二年（1447），假如于谦真有少子于广，且如于继先所称生于正统六年（1441），那么，于仁病卒时于广业已7岁，王直就该提及。景泰五年（1454）屡有言官奏劾于谦权柄过重，太监兴安为于谦辩护说：“日夜与国家分忧，不要钱，不爱官爵，不问家计，一子一女不顾。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寻一个来换于某。”《明英宗实录》卷二四一；又，（明）夏时正：《怜忠祠记》；（明）王世贞：《州续稿》卷八五《于太傅公传》。再则，倪岳的《神道碑文》也称于谦“生子一，即冕”（明）倪岳：《青溪漫稿》卷二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倪岳之父倪谦因主持顺天府乡试忤逆权贵被谪戍龙门，与于冕“卜邻几四载”（明）倪谦：《倪文僖集》卷四《夏景诗意画为于景瞻题并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加之倪岳之弟倪阜又是于冕之婿，故倪岳该十分了解于氏家庭，但他没有谈到于谦尚有一少子。此外，倪谦的《赠于永亨南还序》记载了于谦养子于康（字永亨）的一段话，其中有“余自幼赖先人教育，以底成立，抚爱不啻所生，况先人无他嗣，唯余与景瞻（于冕字）耳矣”云云。（明）倪谦：《倪文僖集》卷二一《赠于永亨南还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

于振华

以上理由足以让我们否定于谦少子于广的存在，这样于继先自称于广的九世孙亦即于谦十世孙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于冕生有六个女儿。因没有子嗣，以族弟于明之子于允忠为继嗣。
　　于冕有六个女儿，其中两个女儿为于冕与发妻邵氏所生，长女嫁与吏科给事中张晟为妻，不久因病早逝，次女又嫁与张晟。成化二十一年（1485），张晟奉命出使，道卒江西，时于冕次女26岁，已怀张晟遗腹，意欲为张晟死节，后经于冕与邵氏相劝，不再言死，但从此不服华丽，不食膏腴，谨抚遗孤成人。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朝廷曾予以旌表。（明）于冕：《先肃愍公行状》；又，康熙《仁和志》，（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末。
　　于冕的另外四个女儿均为庶生，分别嫁给工部主事倪阜、德清县学生徐九万、益都知县孙武卿、杭州府学生沈继荣。（明）杨守陈：《诰封宜人邵氏墓志铭》，（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末。
　　如前所述，于冕因没有儿子，弘治十年（1497）将族弟于明之子于允忠过继在自己门下。于允忠有子于一芳。于一芳有子于岳、于嵩。据王世贞《议处于肃愍公谥号后裔修葺祠墓稿》记载：“于允忠生于一芳，袭授前职，加纳指挥佥事，长男于岳阵亡，于一芳升授指挥同知。历升广东都指挥佥事，次男于嵩袭授指挥同知。”（明）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九《议处于肃愍公谥号后裔修葺祠墓稿》，**伟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陈思禅《寄笔谈》说：“允忠有子于一芳，芳之子岳雅有志操，时为应袭武生。嘉靖乙卯（三十四年，1555）倭夷徐啸聚陶宅，岳持大刀手刃数人，后援不继，死于阵。监军使者上其事，赠指挥佥事，世袭指挥同知。岳无子，弟嵩承袭，今为总兵。”（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末。于岳不愧为一代英烈之后。
　　于氏家谱已佚，于嵩之后再难考证，令人浩叹。
　　万历十七年（1589），浙江巡抚傅孟春以于谦原谥号“肃愍”不能表其人品勋业，因上疏改谥，疏中言及“谦曾孙于昆具呈乞修颓祠”（明）傅孟春：《请改谥疏》，（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三。这与王世贞《议处于肃愍公谥号后裔修葺祠墓稿》似有矛盾，王世贞文未署时间，但据文中两句话即“盖己巳之变一百二十年”、“嘉靖三十九年修葺祠墓至今九年以上”（明）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九《议处于肃愍公谥号后裔修葺祠墓稿》，可知此文当作于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左右，先于傅孟春上改谥疏约20年。由此推测，于昆可能是于岳或于嵩之子，但因于氏家谱散佚，无法考证。
　　于氏家谱散佚于何时也很难确定。为查询于氏家谱，笔者曾经寻访浙江杭州的于学勤老先生。1980年底，于老先生以于谦后裔的身份向浙江省博物馆捐献了于家世代珍藏的于谦和夫人董氏的双人画像，1981年1月22日的《杭州日报》刊登了《于学勤捐献于谦夫妇画像摹本》之文对此事作了报道。此外，王斯琴《于谦夫妇画像新发现》一文也提到“于谦及夫人董氏的双人画像，系于氏世代祖传，平时从不轻易示人。最近，其二十二代裔孙于学勤，为了保护国家历史文物，将原件送浙江省博物馆保存”王斯琴：《于谦夫妇画像新发现》，《文化娱乐》1981年第三期。1998年，笔者拜访于老先生时，他已年逾90，患病多年，且已经丧失与人交谈的能力，他的家人向笔者提供了他编辑的《明于忠肃公史迹》手稿，厚厚的上下两册，用工整的蝇头小楷誊抄而成。在手稿的附录中，于老先生介绍了于氏家谱散佚的经过：“于氏家谱两册，民国三四年间，由先父幼章公交居于西湖三台山本宗乃玉公。‘文化大革命’期间，西湖公社双峰大队的红卫兵，强迫乃玉公夫人马芝芳交出而掠去。1976年至1984年，文物普查工作者吴月清以及公安部门多方查找，已无着落。”于学勤：《明于忠肃公史迹》手稿，现存浙江省杭州名人纪念馆。如若于老先生所说的于氏家谱果真为于谦及其后裔的家谱，那么在500多年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中，于谦家谱仍得保存，却在十年**中遭遇劫难，不幸散佚，令人浩叹不止。
　　于学勤所说的于氏家谱散佚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如果于学勤所言的于氏家谱不是于谦及其后裔的家谱，那么真正的于谦家谱又散佚于何时？由于于氏家谱的散佚，许多疑问难以解释，于学勤先生自称为于谦的二十二世孙，这一点很难确认，从于一芳至于学勤之间的发展脉络也很难理清。于学勤先生在《明于忠肃公史迹》手稿还提供了一条信息：广西贺县桂岭有于谦后裔1000余户，约6000余人。湖南江华县、广东南丰县等地也有于谦后裔。于老先生的家属还提供一条信息：1981年1月22日《杭州日报》刊登了于老先生捐献于谦夫妇画像的消息后，河南开封于姓者曾来电称开封也有于谦后裔。如前所述，近年来，河北井陉、邯郸，以及浙江富阳都有于姓者声称是于谦的嫡系后裔。凡此种种，皆因于谦及其后裔家谱的不存而难以考证。于谦家谱的散佚不能不说是于谦研究中无法弥补的一大缺憾。
　　陈逵秘密安葬英雄遗体遗骸归葬杭州并非所有的历史风流都要被风吹雨打去。
　　杭州西湖的西面有三座隽秀的小山峰，居中者海拔156米，称为中台山；居北者海拔86米，称为左台山；居南者海拔87米，称为右台山。这就是三台山——尽管对于英雄来说“何处青山不埋骨”，但是英雄的追随者和后代还是设法将其遗骨迁回故里，埋葬在三台山的于氏祖茔。
　　对于在于谦遇害后设法收葬其遗体并扶归故里的人来说，这是一段怎样曲折和艰难的经历？而浙江人民将永远记住并感激他们。
　　于谦刑场遇难时，他的儿子于冕、养子于康、女婿朱骥等都已经谪戍龙门，无法为父亲收葬遗体了。此时，搜捕于谦“同党”的行动还在继续，刑场周围到处都是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张的人，但是，当英雄伟岸的身躯在刽子手的鬼头刀下轰然倒下时，他的追随者毅然站了出来，这个人就是陈逵。《明史》告诉我们：于谦遇害后，“都督同知陈逵感谦忠义，收遗骸殡之”《明史》卷一七《于谦传》，项笃寿《于谦传》说：“都督陈逵密赂守者，收谦尸瘗之。”（明）项笃寿：《于谦传》，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二。一个“密”字承载了陈逵当年收葬于谦遗体需要面对的困难和承受的压力，作为京营军中的一个军官，直接受制于石亨、张，陈逵此举无疑是在拿前程甚至是生命作代价，但是，当英雄含冤横尸刑场，他已经顾不得自己的前程乃至生命了。史书对陈逵的生平事迹记述极为简略，“逵，六合人。故举将才，出李时勉门下者也”《明史》卷一七《于谦传》。但是，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个心怀正义的陈逵。如果不是他，我们将去何处缅怀于谦？衣冠冢还是空冢？
　　陈逵秘密将于谦遗体安葬于北京城西郊，并嘱居民看守。（明）于冕：《先肃愍公行状》。三年后，养子于康将于谦的遗骸扶归杭州三台山安葬，纵然当时是“荒坟埋骨山腰路，驻马令人一叹伤”（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三《过韩信冢》，但毕竟是叶落归根了。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各种史书在何人将于谦遗骸扶归杭州安葬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说法：一为于谦嫡子于冕，薛应《于肃愍公传》称：“都督陈逵收公遗骸。逾年，冕诣逵扶归，葬于西湖之南。”（明）薛应：《于肃愍公传》，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二。翟灏《湖山便览》云：“旌公祠，在三台山，祀明少保于公谦。公遭诬死，其子冕奉丧，归葬于此。”（清）翟灏：《湖山便览》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一为于谦的女婿朱骥，《明史》认为是朱骥将于谦归葬杭州，兵部右侍郎吴宁“尝为谦择婿，得千户朱骥。谦疑之，宁曰：‘公他日当得其力。’谦被刑，骥果归其丧，葬之”《明史》卷一七《吴宁传》。一为于谦养子于康，万历《钱塘县志》说：“都督陈逵密赂守者收（于谦）遗骸，付养子康瘗焉。”万历《钱塘县志》，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二。陈善也称于谦死时“遗骸莫收，都督逵密赂守者，收付养子康瘗焉”（明）陈善：《于谦传》，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二。
　　笔者以为，前两种说法与历史事实相左。于冕《先肃愍公行状》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公之遗骸，都督陈逵密赂守者收殡城西浅土，且嘱居民守之。又逾年，冕遣义兄康谒逵，逵复备棺衾，康扶归葬祖茔。”③（明）于冕：《先肃愍公行状》。倪岳的《太傅忠肃于公神道碑》文亦称：“公之遗骸赖都督陈逵悯公无辜，赂守者收瘗。逾年，冕遣义兄康诣逵，逵乃具棺衾，俾康扶归杭，葬于祖茔，即今建祠地也。”（明）倪岳：《青溪漫稿》卷二一《太傅忠肃于公神道碑》。于冕是当事人，这些细节由于冕告知倪岳，该有相当的可靠性。因此，于谦遗骸由其养子于康扶归杭州安葬应当是确凿无疑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于谦遗骸何时回到故土？
　　于冕、倪岳等未提及于谦遗骸归葬杭州的时间，其余史料中亦难以找到明确的记载。于谦被诬下狱时于冕、于康等俱谪戍边卫，于冕获赦于成化元年（1465）。③假设于谦遗骸归葬杭州在1465年后，由于冕来办理此事当更合情合理，而不太可能是于康一人，笔者由此推断，于谦遗骸归葬杭州应在成化元年（1465）之前。
　　史书明确记载养子于康和于冕一起远戍边卫，于康怎么会有机会扶于谦遗骸归葬杭州呢？这里只有一种可能，即于康之获赦应早于于冕亦即早于1465年。这一推测在倪谦的《赠于永亨（于康字）南还序》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倪谦，以“主考顺天乡试，斥黜权宪之子”遭谪，与于冕“卜邻几四载”（明）倪谦：《倪文僖集》卷四；又，（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三《倪谦》。《赠于永亨南还序》曰：“于君永亨，乃前少保兵部尚书于公之子也，尝与其弟故府军户侯景瞻（于冕字）同谪戍塞垣，永亨遇宥南迁，而景瞻独留马营。永亨不胜白昼看云之思，两度居庸来视之。天顺己卯，收其先人遗骸，归葬西湖之堙。”并称于康办完于谦遗骸安葬事宜后，又北上数千里探望于冕，倪谦深为感动，遂问其因，于康对曰：“余自幼赖先人教育，以底成立，抚爱不啻所生，况先人无他嗣，惟余与景瞻耳矣。余幸荷恩庥，获葬先人，少伸罔极之报。至念吾弟独谪于斯，忍一日而忘于心耶？是以亟来亟往。惟见有可乐而不见可畏，见有可欲而不见可惮也，尚遑恤其他乎？”（明）倪谦：《倪文僖集》卷二一。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于谦嫡子于冕虽远戍边卫长达8年（1457—1465），没有机会将父亲遗骸扶葬归杭，而养子于康远谪不久即获赦，在天顺三年（1459）设法找到陈逵，并由陈逵备足棺衾，将于谦的灵柩扶归杭州，安葬于西湖之滨三台山。于谦终于长眠于故乡的土地上。

于振华

　“青山有幸埋忠骨”——一代英雄魂兮归来，三台山幸甚，西湖幸甚，浙江幸甚！
　　寂寞的于谦祠墓和故居于冕从偏远的龙门获释回来后，于成化二年（1466）上书朝廷，请参照宋岳飞之例，赐给谥号，春秋庙祀，明宪宗朱见深即恢复了于谦生前原有官爵，并派遣行人司行人马南下杭州，谕祭于谦墓，并特赐诰谕：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持，为权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故复卿子官，遣行人谕祭。呜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顺乎天理；厄于前而伸于后，允惬乎人心。用昭百世之名，式慰九泉之意。灵爽如在，尚其鉴之。《明宪宗谕祭文》，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一。
　　为了表彰于谦的功绩，也为了让京城百姓有纪念于谦的场所，明宪宗将北京城那处“仅蔽风雨”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太常寺少卿钟化民上《乞赐祭典京师祠疏》，称：“天祥既祠于吉安，又祠于顺天，于谦死于燕都，与天祥同，而其功存社稷，又不止任纲常之重者，燕京可无祀乎？”因奏请照文天祥之例，岁仲春秋遣官致祭，并赐祠额之名，庶使“既往之忠贞以慰，而朝廷崇德报功之典咸正罔缺；将来之节烈可风，而臣子感恩怀德之义殁世不忘矣”（明）钟化民：《乞赐祭典京师建祠疏》，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末。明神宗朱翊钧下诏于北京崇文门裱背胡同景帝所赐于谦旧寓建祠，赐额“忠节”，遣钟化民谕祭，制词为：惟卿扶舆间气，社稷孤忠。当己巳之虏氛，属家邦之多难，矢精诚而殉国，竭心力以回天。扶危定倾，皇舆再造，排迁主战，神鼎不摇。惜大功之未酬，憾**之肆害。沉冤虽白，特典当稽。魂游武穆之西湖，血洒文山之燕市。恤恩宠被，旌未泯之忠勋；敕祀专崇，励将来之风教。爰颁谕祭，庶慰英灵。《明神宗赐祀典谕祭文》，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一。
　　于谦雪冤的消息传到杭州，百姓“莫不感奋兴嗟”，他们聚集起来，前往巡按浙江监察御史高唐刘魁处，要求按成化帝诰谕中的“朕心实怜其忠”之语，将太平坊南新街的于谦故第改为“怜忠祠”，这就是“怜忠祠”的由来。于冕手录先父一生的辉煌功绩，并请同乡、大理寺卿夏时正撰《怜忠祠记》，勒石刻碑。（明）夏时正：《怜忠祠记》，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四。
　　河南百姓为纪念于谦，在开封城马军衙桥西原于谦官署建“庇民祠”，此后，百姓每年往祭。到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庇民祠”仅存三间门屋，且屋漏梁颓，鸽雀扰扰，鼠走鸱啸，不忍目睹，监察御史巡按张君等下令重修，李梦阳有《重修开封府于公祠记》。《重修开封府于公祠记》，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末。李梦阳另有《庇民祠》诗，云：“朱仙遗庙已沾衣，少保新宫泪复挥。金匮山河丹券在，玉门天地翠华归。平城岂合留高祖，秦相何缘怨岳飞？最怪白头梁父老，哭栽松柏渐成围。”（明）李梦阳：《庇民祠》，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末。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对“庇民祠”又进行了修葺。（明）瞿士达：《重修开封府于公祠记》，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末。
　　位于杭州三台山的于谦祠的肇建则在弘治二年（1489）。其时，于冕已经67岁高龄，他上疏说自己“孤身无子，伶仃衰老，诚恐一旦身先朝露，乌鸟私情无由再伸”，先父“生前官居一品，例得谥赠，及死之日，臣等俱从迁谪，遗骸尚在浅土，未能以礼安葬。况今原籍民祠窄隘，不足以光恩典，又在城内，与臣父坟茔两不相依，日久无人看守，恐至颓废，是使臣父生虽效劳于时，殁则无闻于后，实可哀怜”，轸念先父“功在社稷，被诬枉死，乞照例赐以赠谥，仍命所司营葬，并将原籍民祠移建坟前，颁赐祠祭文，加赐一祭，有司量拨附近人户看守”《礼部题准于冕乞恩疏照会》，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三。儒学训导储衍奏称凭于谦之功绩应该以相应之礼安葬，礼科给事中孙需也奏请将汉诸葛亮、唐张巡、宋文天祥以及当朝的李时勉、刘球和于谦一并遣祭立庙。贤明而又极富同情心的明孝宗朱樘恩准了于冕所请，复赠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明孝宗的诰谕为：惟功大者褒典宜隆，行伟者扬名必远。惟显忠于既往，斯励节于方来，古今攸同，岂容缓也。故少保兵部尚书于谦气禀刚明，才优经济，兼资文武，茂若声猷。当皇祖北狩之时，正国步艰危之日，乃能殚竭心膂，保障家邦，选将练兵，摧锋破敌，中外赖以宁谧，人心为之晏然。回銮有期，**应赏，不幸为权奸所构，乃陨其身，舆议咸冤，恤恩已锡，兹复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命有司立祠致祭，用昭钦崇之义。呜呼！执羁，守社稷，劳盖均焉；表忠直，愧回邪，理则明矣。诞敷嘉命，永贲幽扃，灵爽如存，尚其歆服。明孝宗：《赠官谕祭文》，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一。
　　朝廷又令有司在三台山于氏祖茔立祠，赐额曰“旌功”（明）张宁：《旌功祠碑记》，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四，这就是“旌功祠”的由来，于谦墓地祠墓合一的格局也由此形成。
　　到弘治七年（1494），于冕为于谦墓立神道碑。由于倪氏和于氏两家为姻亲，倪岳此时官礼部尚书，于冕致信嘱其作神道碑文。倪岳的碑文如下：惟天纯佑，贤俊挺生，实商昭周，为国之桢。唯公之生，允济斯世，雄才卓识，孤忠正气。始镇两藩，迄司五兵，民困毕苏，边尘肃清。时方晏安，虏忽窃发，皇曰往哉，执梃以挞。公疏恳留，六师已陈，越关而北，曾未浃旬。虏敢犯顺，皇舆远狩，公独治兵，痛心疾首。浮议，公斥正之；人心摇摇，公镇定之。内决廷论，外当虏冲，一时安危，万目视公。国步载宁，皇舆遂复，名高毁来，功大弗录。公存以功，公亡以冤，于惟圣明，克俾昭宣。万世之名，一日之厄，失短获长，公亦何责。穹祠显号，报祀无穷，西湖之，岳庙攸同。庙貌俨然，公其如在，嗟嗟后人，守视无懈。（明）倪岳：《青溪漫稿》卷二一《太傅忠肃于公神道碑》。
　　遗憾的是于冕所立的这块神道碑早已不存于世了。
　　弘治十三年（1500），于冕病卒于杭州。于冕死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于谦祠宇常常处于乏人看管修葺的状态，因此，毁坏严重，“庙貌颓甚，栋挠垣阙，诸所庀陈，漫漶刊落，而宰木蔽芾，群鸱啸哀”，满眼的破败、萧条和苍凉。嘉靖十六年（1537），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周汝员祭扫于谦祠墓，面对此景，不禁喟然而叹，于是下令钱塘县令李念修葺，辟祠左为别室，塑于谦父母于仁和刘氏画像于内，地方官傅凤翔、阎邻、王绅、高葑相继协修，断断续续，前后凡5年，“悉撤圮敝，新而大之”，“役襄无棘，工无缩费，增者崇，关者邃，葺者固，饰者,望之揭揭，即之严严，不独祠可世守”（明）张鏊：《重修旌功祠记》，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四。于谦祠墓规模渐趋扩大。
　　转眼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当时，巡抚浙江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傅孟春以谥号“肃愍”不足以概括于谦平生之功绩，特上《请改谥疏》，奏请改“肃愍”为“忠愍”，以使“名称其实，足以慰九泉之忠魂，而彰往劝来，有以定万世之公典”（明）傅孟春：《请改谥疏》，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三。万历皇帝朱翊钧赐谥“忠肃”，制词说：惟卿钟灵间气，著望先朝。属多难以驰驱，矢孤忠于板荡。社稷是守，力摧城下之要盟；樽俎不惊，坐镇道傍之流议。返皇舆于万里，维国祚以再安。赤手扶天，不及介推之禄；丹心炳日，宁甘武穆之冤。明神宗：《赐谥忠肃谕祭文》，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一。
　　又遣傅孟春代表朝廷祭扫于谦祠墓，告以改谥之意，重光精忠大节，励劝后世人臣。就这样，于谦的谥号从此确定为“忠肃”。
　　万历四十二年（1614），御史杨鹤到杭州看到于谦祠如“陋巷矮屋”，于是捐出俸禄，令人鸠聚工料，加以修建。当时，陈继儒作《重修于公祠碑记》，记曰：“属镂之剑赐而胥涛立，风波之狱构而岳庙尊，迎立外藩之冤酷而于墓修，公至是一腔热血始真有洒处矣。”（明）陈继儒：《重修于公祠碑记》，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四。
　　经过明清易代的沧桑巨变，到了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于谦祠已经衰败不堪，满目疮痍，墓前是残垣断壁，碎石朽木，杂草茅；连同于谦坟茔在内的于氏墓群荒蔓蓁芜，几成废墟。由于所占基址狭窄，杭州知府李铎考虑设若在原地重葺，很难有根本性的改观，于是在故祠的右面营治新祠。建成后的新祠巍峨壮观，朗然开畅。于谦祠墓修葺工程竣工后，李铎自撰《重修于公祠墓记》为记，希望“后之人与我同志，继而新之，则庶几祠墓之恒如今日”（清）李铎：《重修于公祠墓记》，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四。
　　乾隆皇帝曾经在乾隆十六年（1751）春下江南驻跸杭州时，来到于谦祠墓，亲自祭奠前朝英雄，御书“丹心抗击”额，以示褒扬。（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首、卷一。遗憾的是，乾隆题字匾已经不知去向，仅留下对此事的书面记载，现今于谦祠大厅的“丹心抗击”匾额乃集字而成。
　　雍正七年（1729）、乾隆十一年（1746）对于谦墓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修葺。但是到道光元年（1821），于谦祠又显破败迹象。当时的杭州府花费银800余两重修祠宇。次年，时任浙江盐运使的林则徐怀着对于谦的崇敬，捐献自己的官俸，又倡议募捐集资，整修了于谦祠墓。林则徐所作的“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成为于谦祠墓的著名楹联，他还撰写了《重修于忠肃公祠墓记》，字里行间浸透英雄相惜之情：“如公浩气不磨于宇宙，祠墓之有无，初不足为加损，然守土者顾听其剥而莫之省，尚奚以言治哉？余拜公墓累累然凡七，盖公于先茔，而子弟孙曾以次焉。惟祠文信国于墓左，其义无考，岂以公生平向慕信国，尝悬画像拜之，故为是以成公志耶？九原而有知也，公方尚友信国，进而尚友岳忠武，相与徜徉于湖光山色间，感余志事，抚膺言怀，亦庶乎其不孤已！”（清）林则徐：《云左山房文钞》卷一《重修于忠肃公祠墓记》，藏上海图书馆。
　　又是30年过去，于谦祠墓“飘摇风雨，岁久阙修”，部分建筑“倾圮成墟”，“栋折榱崩”，“大门亦岌岌乎殆”。周澍、沈拱辰等杭州乡贤自发捐钱对于谦祠墓进行整修，重新修葺飨堂，装修神像，但因时间紧、经费缺，修葺工程仅为“扶持之计，未及全庙重新，所有后堂并大门工程不得不有望同志之踵而行之”（清）周澍：《于忠肃公祠重修飨堂记》，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四。
　　咸丰十年（1861），太平军李秀成部攻破杭州城，所到之处，砸毁庙宇、焚烧古迹，包括于谦祠在内的许多杭州历史文化古迹都未能幸免于难，浩劫之后的于谦祠“祠堂被毁，宰木无存”③光绪《杭州府志》，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功过是非自有史学家们给予公允的评价，但是太平军对杭州文物古迹的破坏及其对杭州文化带来的无法弥补的损失是毋庸置疑的。
　　同治八年（1869），吴煦、濮诒孙等请款在几近废墟的墓地上重建旌功祠，现存三进建筑以及南北厢房即此旧迹。③这一善举多少弥补了杭州文化的缺憾。
　　民国初年，虽然兵燹肆虐，生灵涂炭，但是，于谦祠墓并没有遭遇多少战争的浩劫。光绪三十四年（1908）浙江布政使颜钟骥、民国3年（1914）浙江都督朱瑞分别两次修建了于谦祠墓。自称是于谦二十二代裔孙的杭州人氏于学勤对当时的于谦祠墓有这样一段记述：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随父幼章公步往拜祭谦公墓。其时，墓道起于杭州清波门外净慈寺相近，建有“于公墓道”石坊一座，循小道屈折而进，达赤山埠三台山，祠、墓在焉。祠名“旌功”，祠外有旌功石坊一座；祠分前后三进，悬有名人匾额、碑碣；后进，塑公坐像于龛，座前置供桌，陈设烛台、香炉等；祠后左侧门外，即公墓座。当时据居当地本宗乃玉公说起：“此处原系于氏祖上墓地，旧有坟墓七座，惟所葬何人？既未立碑示明，谱上亦无载出，因此无由得知。”自谦公葬于此，人们始称：“于少保墓”，或曰“于坟”。墓前竖碑，镌文曰“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墓”十八字，碑前设玄色石质祭桌、油麻石香炉、烛台，墓座前，左右两行，列立翁仲、石马等等。于学勤：《于忠肃公史迹》手抄本，现存杭州名人纪念馆。
　　新中国成立后，于谦祠墓遭遇了坎坷的命运。1957年适逢于谦殉难500周年，史学家吴晗在《新建设》上发表了《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一文，由此掀起了宣传民族英雄于谦的热潮。1962年，浙江省排演了绍剧《于谦》、开设“民族英雄纪念馆”，陈列展览了“西湖三杰”岳飞、于谦、张苍水的事迹。于谦墓被列入浙江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重修，加宽墓道，整修墓门、石坊和碑亭，


对墓园内原有7座坟墓也作了比较全面的修缮。
　　短短的4年之后，于谦作为一代民族英雄的地位就被“文化大革命”彻底颠覆了。1966年，浙江省“彻底摧毁***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联络站”专门成立了“于谦问题调查组”，开始了以“北海瑞、南于谦”为批判目标的运动。次年，《浙江日报》发表了《浙江的于谦黑风是怎样刮起来的？》长篇特写，将1962年前后杭州人民纪念民族英雄于谦的全部活动以及相关于谦的文章、戏剧、书籍等统统说成是“借于谦之‘尸’，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魂’”的“吹捧于谦的大黑风”；声称“浙江的于谦风是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司令部直接灌下来的，是全国文艺界反党***主义黑线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和以‘三家村’为急先锋的***舆论北呼南应的产物”；该文还将《石灰吟》列为大毒草来批判。《浙江日报》1967年8月8日。在这一肆意践踏崇高、颠覆传统的运动中，于谦祠墓继太平天国的一把大火后再遭厄运。据于学勤记载：当时的于谦墓“墓碑全被破坏，石板石条全部被窃，墓冢几乎夷为平地，荒草丛生。墓前遗有长方形碑座，再前有石供桌一方，尚完整，斜倒地下。墓基前已种满瓜葵。旌功祠虽年久失修，还基本完整，现被一家废品收购站使用。第一进北次间后壁面上有刻石一方，字迹被石灰覆盖。第二进厅堂前有‘忠泉’刻石一方，为铁岭李铎题，正做洗衣板用。第三进后厅存碑五块，其中三块已倒压在重物下，碑文不能见”。而“祠内外一应陈设，全被毁尽，残墙断垣，目睹伤心”于学勤：《于忠肃公史迹》手抄本，现存杭州名人纪念馆。至于祠宇的完整部分，又为西湖区供销社所占用。
　　但是，“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在百姓心中，民族英雄的地位永远不容颠覆。于谦祠墓遭破坏后，杭州人民自发地在墓基正中堆立起三个未竖墓碑的小土堆，作“品”字形排列，并年年凭吊祭奠。
　　梦魇般的十年浩劫终于结束后，历史终于再一次向英雄致以崇高的敬意。
　　1979年，由双戈、魏峨创作的绍剧《于谦》进京参加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由十三龄童扮演于谦，受到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浙江日报》1979年8月6日。1982年，于谦墓修复。1989年，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清河坊祠堂巷的于谦故居修复并对外开放。1998年，于谦祠正式开放，前殿陈列前言、年表、世系表、于谦夫妇画像等；大殿突破了祠庙陈列泥塑加神龛的窠臼，正中即为于谦全身塑像，总长度约60米的三面墙用大型壁画浮雕形式展现了“土木堡之变”、“北京保卫战”两大历史场景，而后殿由“少年壮志”、“勤政廉明”、“保卫北京”、“名垂青史”等版面组成，介绍了于谦“为人刚正”、“为官清廉”、“为国忠贞”、“为民办事”的生平事迹。墓道周围栽种了桧柏、银杏、桂花等植物，铺设了草皮，配置了明式石翁仲、石兽、牌坊等。2001年，杭州市大刀阔斧地开展于谦墓景区的建设开发工作，新建了诗碑廊、休息亭、管理用房等，整个景区占地面积从6000平方米扩大到了31000平方米，而占地110.9平方米的诗碑廊，立碑17块，既有于谦本人所撰之诗，也有时人或后人如文徵明、王思任、朱彝尊、姚鼐、翁方纲等人缅怀于谦的诗。2003年，于谦景区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展，其范围东至眠牛山与乌龟潭坟山间的山谷线，西达三台山路，南到八盘岭路，北及眠牛山脚，占地面积已有42000平方米，若加上乌龟潭水系，总面积共92000平方米，先后搬迁了西湖区双峰电子有限公司、西湖区供销社、西湖农村信用社、农贸市场等，拆除各类建筑10600平方米，整理国有山林29700平方米，共征地40300平方米，栽种了桂花、杜鹃、五针松、乐昌含笑等植物，绿化面积32272平方米，新建了眠牛山脚乌龟潭边码头、“丹心托月”牌楼、休憩亭廊等。项文惠：《于谦祠墓》，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1页。
　　至此，从政府的投入以及由高投入产生的美丽环境和富丽建筑而言，于谦祠墓已经堪与岳飞庙一起称为西湖伟观了。但是，于谦墓前依然冷清，无法和岳飞庙游人如织的盛况相比。2003年之后，于谦墓的游客量有所增加，然而，令人痛心与遗憾的是，这种游客量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杨公堤和三台山的休闲文化定位，并非由于于谦的崇高与伟大。至于于谦故居，则更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了。
　　但是，在经过了500多年的战火和自然灾害乃至“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于谦祠墓和故居仍然以沧桑的面容幸存于世，仅此一点，杭州当感谢历史！

于胜利菏泽

毕竟谦公是民族英雄,有很多的于姓人为有这样的同姓先贤而感到自豪

于振华

于宝祥

可以做DNA就好了！史书不实或漏记都是可能的，于谦有几个夫人？有没有妾？妾所生的一般没有地位。。。。。。。

于致遠

关于于谦之后裔，于氏子孫大可不必攀附。五百年前是一家，都出于于氏之脉，是中华于氏共同的嘉傲，于氏应为有象于谦這样的民族英雄而自豪。只所以出現今天這样的乱局，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是于氏家族对家史的记载和保护不夠，因而无谱可查，当然环境也是一方面，战乱和动荡最易造成谱牒的毁坏，但及时整修是不可缺的，古人有十年一修的规定，可有的甚至上百年都不修谱，如何能搞得清。再是謙字太好了，用于取名的人多，如唐代就有于谦，宋代也有于谦，明代有于谦，更不用说其它象谦，学谦，等等。还有什么于钱什么的。所以只要撘上谦就是民族英雄于谦。那能不乱呢。要寻根要有时间概念，不能乱认祖宗，那样会遗笑后人的。至于现今人要连上于谦，你可知道于谦的上上祖是谁呀？历史是不能糊乱编造的，家谱也一样，不能因祖辈贫穷而貶斥，更不能有攀高枝的思想，实事求是，我就是我，于谦就是于谦，先人的功德並不代表你的功德，你的功德要靠你自已积累。這样平常心去对待就会头脑凊醒了。

于-金-珂

山河变迁地自旋，日月有晦天仍存。
忠义二字谁可当，武穆身后有肃愍。
万古大道浩然在，千载崇德正者遵。
些许肖小与奸慝，化作垃圾和畜粪。

于胜利菏泽

历史上曾有流传， 于钱即于谦。当初于谦被害，后代为了生存，不得已才改名。该家谱存于河北于家村，整个家谱单从其陈旧程度上看，应该不是近代之作。整个宗谱表面已经枯黄发黑，有些部位明显腐朽 变脆，开始脱落。确实，其记载第三代为于管即于有道这一点，和石头于家村的记载又吻合了。据姓氏专家讲，民间确有“于钱即于谦”的说法。
真真假假难以分辨。据《明史》这本书记载，当年的蒙古部族退兵后又把俘虏的明英宗放了回来，英宗对于谦另立皇帝的事情怀恨在心,几年后就杀害了于谦。于谦死后归葬老家杭州西子湖畔，他的儿子于冕先是被流放到了边疆充军，过了若干年，在于谦案被朝廷平反的时候又回到北京做官了。于冕的后代也一直活跃在中国的北京和杭州等内地城市。
也许是后人想借下于谦的光芒吧，这里登出来供大家评赏。
我怎么也难相信这样的巧合，也很难相信会有两个于谦的坟墓会分布在南北两地，如果是真的，那河北的肯定是个衣冠墓。
但是我曾经听老人讲过于谦有三个儿子，其中最小的一个藏身于河南山东等地，于谦被杀后有个姓裴的太监，痛心于于谦的冤枉，秘密偕同于谦的少子于广逃往河南考城县（今民权县）隐居民间这一说法历史上得到证实。历史学家曾经考证祖籍考城，故里在今民权县程庄乡于庄村，于谦的曾祖于九思在元朝时离家到杭州做官，遂把家迁至钱塘太平里，故史载于谦为浙江钱塘人，三子回归祖籍藏身在民权于庄村和于堂村有着流传，而且其家谱上载有于谦画像，而且于庄和于堂两村字辈非常统一。
关于于谦另一个儿子的逃亡问题历史上没有准确记载，如果一切没有做假的话，那么河北这一支就应该是第二子的后代。希望能够搜集到更准确的资料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