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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根民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明代名臣于谦的墨迹《题公中塔图赞》。此帖为纸本，纵28.9、横61厘米。内容如下：余以巡抚奉命还京，道过都城东南之夕照寺。有僧普朗者，出其师古拙俊禅师所遗《公中塔图并赞语》，和南请余题。余惟师之是作，盖《易》所谓“立象尽意”者也。图以立象，而意已寓于象之中；言以显意，而象不出意之外。所谓贯通一理而包括三教，因境悟道而舍妄归真者也。非机锋峻拔，性智圆融，而深造佛谛者乌足以语此哉？普朗能宝而藏之，日夕观象，以求其意，则于真如之境也何有？焚香赞叹之余，书此数语以遗之。正议大夫资治尹兵部侍郎于谦书。帖前钤有白文长方启首印“节庵”，末钤“辛丑进士”、“少司马章”白文方印各一枚。另有“仪周鉴赏”、“伍元蕙俪荃甫评书读画之印”、“潘厚”、“博山”、“顾崧之印”、“张葱玉家珍藏”等鉴藏印十三枚，可谓流传有绪，信而可徵。
此帖曾刻入《仁聚堂法帖》《三希堂法帖》《海山仙馆法帖》《南雪斋藏真》诸帖中。近来，墨迹影印者颇多见。其中当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所编《艺苑掇英》第十三辑、香港商务印书馆与上海科技出版社联合出版《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明代书法）、荣宝斋出版社《中国书法全集》（明代名家卷）之所刊最为精善。
一.关于题写之年代
此帖未署年款，故不知确切年份。兹据内容略考之。
首句曰：“余以巡抚奉命还京……”按：明宣德时“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与清代不同的是，明代的巡抚只是临时差使，非正式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其职责为“巡行天下，抚军安民”，故名巡抚。
于谦曾长期担任陕西、河南两省巡抚。关于这一点，《明史•于谦传》与《明实录》的说法大体相同。前者谓于谦“前后在任十九年”。后者之《英宗实录》“正统十二年”条云：“先是（指于谦升任兵部右侍郎之前），谦巡抚山西、河南，以父忧奔丧。及是，起复至京。适革山西、河南巡抚官。”考于谦初任巡抚，时在宣德五年（1431年），截止正统十二年（1448年），凡十八载。《明史》与《明实录》的记载较为接近。
此帖名款之前，尚有“正议大夫资治尹兵部侍郎”的官衔。按：此处“正议大夫”是明代的散阶称号，乃文官正三品加授之阶。“资治尹”为勋阶称号，根据明代的职官制度，一般授予正三品文官之再考称职者。“兵部侍郎”为具体职衔。
又据《于谦传》以及《忠肃集》所载于谦《行状》、《神道碑》，于谦于宣德五年（1431年）“超迁兵部右侍郎”。三年为一考，再考，乃六年之后，即正统元年（1436年）。虽然落款于“侍郎”之前未加“左”或“右”，故不能确定是书于左迁之前，即正统四年（1440年），抑或左迁之后。但保守地说，此帖的上限不会早于正统元年（1436年）。
于谦在出任巡抚的十八年内，一度被降为大理寺少卿。关于降职之因以及降职之年份，史乘所记不尽相同，故此处略加辨明。
《于谦传》以及《忠肃集》所载于谦《行状》、《神道碑》对此事的记载如出一辙。按照上述记载，于谦降职的罪名是“擅举人自代”，时间为“正统丙寅岁”，即正统十一年（1447年）。而《明实录》的记载与之迥异，于谦之降职，罪因是“谦在河南、山西巡抚，擅自回朝”（同前书），故而“被劾，久禁锢”，时在正统六年五月甲寅日（《英宗实录》卷七十九）。后因“右都御史陈智等以暑盛谳囚，录谦名以进，遂降之。”（前书卷八十二）。直到同年“八月丙戌日，命行在大理寺左少卿于谦仍巡抚山西、河南……上以谦素历其地，遂命以往”（同前书）。
由上可见，关于于谦系狱之时间，《于谦传》与《明实录》较为一致，《明史》明言“三月”。而《明实录》的记录从五月甲寅日至八月丙戌日，亦整三个月。只是关于其下狱之年的记载两者相差五年。笔者以为应以《明实录》为准，是正统辛酉年，即正统六年（1442年）。
自正统六年（1442年）八月之后，于谦仍巡抚两省。此时其回京奏疏时的官衔一律作“巡抚河南、山西行在大理寺左少卿”。例如，正统十一年四月丁卯（《明实录》卷一百四十）、正统十二年四月乙卯（《明实录》卷一百六十），等等，其所奏摺子皆然。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庚寅日重新升任兵部右侍郎为止。以故，于谦在正统六年丙戌日之后
至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庚寅日期间，都不当自称兵部侍郎，也不会钤“少司马章”。故而，此帖写于正统六年（1442年）之后的可能性可以被排除。
前文已言，于谦“起复至京。适革山西、河南巡抚官”（《英宗实录》“正统十二年”条）。又据《行状》，于谦“正统十二年（1448年）复为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神道碑》亦云，于谦办完父亲丧事之后，“还朝陛见。有河南、山西民安事妥之谕，寻复兵部右侍郎，理部事”。不过，从此帖的措辞语气来看，作者是在“焚香赞叹”的特定情境下完成的，也就是说，他是当场挥写，而不是事隔多年以后再补跋（倘若要等到正统十二年于谦复为兵部右侍郎时再来追记此事的话，语法上势必会以过去时态出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样，此帖书于正统十二年（1448年）的可能性亦基本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此帖的书写年代大致可以论定，即正统元年（1436年）至正统六年（1442年）之间，作者三十八至四十三岁之内。
二.关于题跋之内容
《题公中塔图赞》中所提及的“夕照寺”，位于今北京广渠门内夕照寺中街，始建年代不详（一般认为建于明初）。该寺在全盛时，规模宏大，殿宇繁多。中路有山门殿，山门前有一大红影壁，据说在太阳夕照时，大红影壁闪闪发出红光，因而得名。据北京方志记载，此寺所藏文物尤其书画颇为丰富，其后殿之清代所绘《古松图》壁画以及东墙之清代书法十分著名。虽然这些书画诞生于明代以后，于谦自然不可能得见，但却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该寺具有浓郁深厚的文化底蕴。
帖中所涉及的“古拙俊禅师”亦属当时大德名僧，被现代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明初“参究念佛”的开创者，只是他所庋藏并传诸后嗣的《公中塔图并赞语》已无从觅见，不知为何物矣。另外，由于文献不足，也无法考知其弟子普朗和尚为谁。并且，缘史无明载，有关于谦与僧侣之交游情况，亦难知其究竟。不过，从此帖所言“贯通一理而包括三教，因境悟道而舍妄归真者也。非机锋峻拔，性智圆融，而深造佛谛者乌足以语此哉”等语，可以管窥于谦对佛学、佛典兴趣之一斑了。
据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记载：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以雷震塔庙，奏曰：‘佛者以清净为本，慈悲为用，其教之行与否，不系于世道之轻重与其徒之多寡也。今四方多流徙之民，而三边缺战守之士，度僧太多，恐乖本末。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衣食之费，虽不仰给于官府，亦必出自于民间。其度僧之举，亦乞少缓。由此可见，于谦虽与佛徒交往，但却并不佞佛，一旦宗教与民生产生矛盾对立之时，于谦的取舍则毫不含糊，他始终以民生为本。
于谦还精通易学，深谙意象之辨。《忠肃集》卷十一有《读易》诗，称颂《周易》曰：“半夜一声雷，千门忽然敞。”在此帖中，他援引《周易》较为简洁地阐明了意象之辨：“余惟师之是作，盖《易》所谓‘立象尽意’者也。图以立象，而意已寓于象之中；言以显意，而象不出意之外。”按：《周易•系辞》在解释“象”时云：“阖户谓之坤，阖户谓之乾，一阖一 闢谓
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又曰：“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 ’ ” 其 疏 曰 ： “ 圣 人 立 象 以 尽意者，虽言不尽意，立象可以尽之也……”今人周振甫所著《周易译著》对于“立象尽意”的诠释是：“圣人创立‘象’来完全表达他的意思。”此释当是。
于谦在题跋中借用此语句，实际上涉及了绘画艺术中的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即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关系。它与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所谓“理绝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旨微于言象之外者，可心取于书策之内”在理论上颇为相近。
于谦此跋还涉及了在中国古代人物画上屡见不鲜的赞语。由于《公中塔图赞》原作早已无存，因而此赞语亦不知所云。不过，于谦的自赞语（题于他自己的画像上）则收入在《忠肃集》卷十一中。其曰：“其性也僻，其情则真。所宝者名节，所重者君亲……遭时明盛，滥厕缙绅。上无以黼黻皇猷，下无以润泽生民。噫！若斯人者，所谓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又何必假粉墨以写其神耶？”由于于谦深谙意、象之辨，故其自赞语虽寥寥数笔，却涉笔成趣，饶有自我调侃、解嘲意味，直令后
人凭文怀想。
三.关于于谦书法艺术
于谦素不以书名世，绝大多数书法典籍包括书法工具书甚至不载其人。可以说，他的墨迹之所以为世人钟爱，完全是出于“书以人贵”的缘故。
时至今日，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于纯粹就艺术论艺术，甚至在欣赏书法之时，有意避开其他非艺术的部分，就书艺论书艺。然而，在古代则不然。因为在古人看来，书法一道不仅代表着书写者的技艺水准和个人风格，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熔铸了作者的性情、涵养、气质等，甚至还涉及人的道德，关乎人的品格。追溯起来，这种将书品与人品结合在一起，加以共同观照的审美理论肇源甚久，而到了宋代，由于理学之助推，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朱熹尝现身说法，夫子自道曰：
余少时喜学曹孟德书，时刘贡父方学颜真卿书。余以字书古今诮之。贡父正色谓余曰：‘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之学者，汉之篡贼耳。’余默然无以应。是知取法不可不端也。（汪珂玉《珊瑚网•朱文公议书》）在这里，朱熹之所以“默然无以应”者，是因为刘贡父所取法的对象是颜真卿，而颜不仅是书法巨擘，书坛“亚圣”，同时，更主要的是，他又是有唐一代的忠良直臣，自然属于书品、人品俱佳式的典型代表。所以到了南宋，他的书迹还被留元刚汇刻成《忠义堂法帖》传世。
长期以来，这种人书并重的书法理论深入人心，一直持续至后代，所以，到了清朝，曾任两江总督的铁保，在其任职期间曾鸠工刻成《人帖》四卷于苏州，其中收入历代二十八位名臣的书法。此帖入选的方式比较特殊，作者必须是忠义介直、有节操之人，但凡仅以书法名世者不收在内，以示后来学书者必须首先学其为人之意，故名曰《人帖》。按照编选者的称得上是特别严苛、甚至举世独一无二的标准，像于谦这样的忠臣，其书法墨迹自然有资格包括在内，所以该帖收入了于谦的《东城
巡夜帖》。正由于后人崇尚忠义之士，对其手泽，如见其人，故而，这些有操守气节的历史人物的手书，即便片言只楮，吉光片羽，皆被视若拱璧。于谦的《题公中塔图赞》也不例外。
再看于谦此帖书法，显然胎息于赵孟頫一派，其用笔流利，劲峭有力，风格畅达清丽，势如行云流水，章法也颇为协调。整个题跋气脉连贯，略无滞碍，显示出了作者良好的书法基本功（这一书法基本功藉由早年参加科举考试而苦练形成），亦可见其书写之时从容不迫、气度安详的状态。
应该说，于谦的书风，受本朝书坛的主流书法的影响甚深。环顾明代初期的书坛，赵孟頫一系书法几乎一统天下。以帝王为例，堪称有明一代最为杰出的帝王书画家明宣宗朱瞻基，其书法即脱胎于赵体。又如明宗室朱有燉等人书法，纯属赵家笔法。受此影响，当时的大臣如刘基、宋濂、解缙、“三杨”、商辂、聂大年诸人，几乎无一不受赵体的熏染。即使被后世推为明初书坛首领、书法独树一帜的宋克，其用笔结体也跳不出赵氏的藩篱。在这样背景下，于谦要想不受赵体的左右和影响是很难的。不过，由于他天分较高，功力较深，能取精去粗，得赵之神髓，较之常人，并未染赵书末流的甜媚软滑的习气。这一点确实是十分难得的。
四.关于于谦其他书迹
除了《题公中塔图赞》之外，于谦所书他帖并不多。笔者爬罗剔抉，可谓勤矣，然所得亦不过数事而已。兹将历代著录所收胪列于下，以供今后续考。
1.《东城巡夜帖》
此帖为手札，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院。刻入《人帖》、《望云楼集帖》等。据1962年1期《历史教学》曰：“北京历史博物馆有一幅墨迹，是（于谦）在保卫北京时写给兵科给事中叶盛询问巡视东城防务情况的手令。”此处所谓北京历史博物馆即中国国家博物院，其所介绍的“手令”就是《东城巡夜帖》。
2.《飞雪诗》两首
刻入《懋勤殿法帖》、《小长芦馆集帖》中。此诗收入《忠肃集》卷十一。题曰《题画二首》。值得注意的是，《忠肃集》虽然收入了《飞雪诗》，但编者误将四首七绝诗（其中的第三、第四首七绝即《飞雪诗》两首）当成了二首七律诗。且首句“彤云蔽空风怒号”之“彤”，文集作“同”，误，当以石刻手迹为准。
3.《天问》
文为诗人屈原所作。刻入《清阁藏帖》。
4.《与元玉金先生札》
著录于顾复《平生壮观》卷五。据该书云：此札“有南宋人笔意。”
5.《落花吟》
著录于汪珂玉《珊瑚网》卷十三、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三。陈田《明诗纪事》据此收入该诗，系于于谦名下。然笔者以为，就诗风而言，恐非于谦之作，当属晚唐诗人的作品。或为于谦书写古人之诗作。
6.明王世贞所编《国朝明贤遗墨》
收有于谦书迹，但未详其名称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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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6 12:32:42
发表于 2015-10-1 20:3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