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志安,叫人欢喜叫人愁啊,不知道如何评论

于振华 · 发表于 2007-6-16 11:29:20

于志安，武汉市原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目前被列为国家需要引渡回国的重大贪污犯。直接原因他将长江动力集团在菲律宾投资兴建的注册资金50万美元、年电费收入1000万美元的电厂从一开始就以个人名义注册，逃到菲律宾后“合理合法”地将该厂据为己有，后又想将此电厂转手卖掉。在他逃跑之前，他的头上曾有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武汉市特等劳动模范、享受政府津贴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管理专家等“桂冠”。

不求做官但求事业——记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于志安

（2006-1-6 9:18:39）来自：人民日报

【作者】龚达发/{新华社记者}张松青【正文】他得到了很多赞誉。他失去了一些理解。他叫于志安，是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厂长兼党委书记。 “不求做官，但求事业”，这是“小八路”于志安在战火硝烟中就有的想法。１９５８年，他主持制造了新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３０年后，他领导的工厂又从全国同行业的“亏损冠军”成为“盈利冠军”。他未用国家一分钱投资，不欠银行一厘钱贷款，使这家汽轮发电机厂连续５年利润翻番，去年利润达到４４２３万元，今年可超６０００万元。经济学家称这家工厂创造了“超常规的增长速度”。过去不起眼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如今已成为中国长江动力公司（集团）的龙头。它兼并、承包和租赁了一批濒临破产的微利或亏损企业。今年年初，于志安向武汉市市长赵宝江提出承包２３家建材企业的方案得到了批准。于志安被任命兼任武汉市建材公司总经理。市委决定撤销了这些企业的行政主管单位市建材局，以企业管理替代行政管理。于志安上任后，大刀阔斧惩治腐败，全力清除横隔在经营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绝缘层”。他顶住“说情风”，撤换了６个不称职的厂长，使企业军心大振，不出几个月，建材行业２３家企业利润成倍增长。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的职工至今记忆犹新，１９８１年１０月，这家固定资产上亿元的大企业，迎接这位在“文化革命”中受伤致残的“拐棍厂长”却是一幅破败景象：车间里长出野草。精密机床上积满雀粪。厂区围墙矗立着四座防贼“岗楼”。这一年，这家拥有５０００多职工的汽轮发电机厂亏损２４０多万元，居全国电站设备制造行业之首。人心散，家贼生。于志安刚上任，一个偷钢材的工人被带到他面前。这个工人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拿点东西怎么样？我们工人往家扛还费力气，你们当宫的有汽车送，手都不用动！”于志安铁下一颗心“我今天看到了你，就从你抓起！” 不几天，全厂从干部到职工全面进行清查。被拿走的东西送回了工厂。他们在大门口办了一个清退公物展览，轰动了全厂。新来的厂长真能无私地办事吗？几千双眼睛注视着他…… 一天清晨，早起的工人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厂长正俯身用手掏下水道，打通一栋职工宿舍堵塞了好长时间的公用厕所。过去，住在厂外的职工中午像打仗一样往家赶，捅煤炉子、蒸饭、炒菜，饭碗一放又匆匆赶回工厂上班。于志安到厂后，为了解决大伙儿的中午饭问题，利用厂里的锅炉余热建了蒸饭间。于志安心里一心想着企业和职工，唯独不想他自已。随着工厂生产的发展，职工收入年年增长。厂职工代表大会曾三次通过决议要给他晋升工资，他一再回绝，坚决不要。这几年工厂新盖了十多栋职工宿舍，可于志安仍住在离厂十多公里外的两间旧房里。他认为，厂长如果用１／１０的权力去谋私，厂里其他的干部职工就有理由用２／１０、３／１０……的精力去谋私。所以，他说：“十减一不等于九，而等于零”。按照常规，要形成年产６０万台电冰箱压缩机的生产能力，需要投资２亿元以上。可是，于志安依靠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没有要国家一分钱投资，却把它变成了现实。他们只花６０００元就把一台老掉牙的普通车床变成了一台价值数万元的双座标数控车床。一台“文革”期间花７０万元买来的转子槽铣床，被称为“高价废铁”闲置１０多年，经过技术改造，加工出了一等品的大型发电机转子。如果引进国外同类设备需要投资８００多万元，而他们只花３万元改造费。仅用７个月时间…… 于志安成功的法宝，就是尊重技术和人才。１９８４年以来，于志安先后把１００多名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为２００多名技术精湛的一线生产工人评了操作工艺师职称，给予工程师待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全厂形成了竞相学艺、争作贡献的氛围。于志安上任之初，正是许多人想跳出这个“火坑”之时，职工的请调报告雪片似的向他飞来。如今，于志安收到的请调报告同样不少，但都是要求调进汽发厂的。一对年轻夫妇调到广东后，现在哭闹着要求调回来，只求做个“汽发人”。

民族的脊梁----记著名企业家于志安

' p9 Y [7 a9 A 民族的脊梁----记著名企业家于志安 [序] 勤奋、智慧、艰苦、诚实的中华民族，千秋万代出现过数不清的平凡而又卓越的人物，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中国，于志安是成果丰硕的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国务院授予的对国家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全国劳动模范，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创始人、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这是他文化大革命九死一生后，残而不废不要任何投资用十年心血发展起来的一家世界闻名的大型公司，年赢利达数亿元人民币。此前这是一个连年亏损、负债累累、已经破产的破烂工厂。中国中央电视台1995年10月一周内做了两期焦点访谈节目说，真不知于志安是怎么把这样一个破烂不堪的工厂搞得世界闻名。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放弃一切辉煌成就和所有权益，悄然来到举目无亲的美国，给世人留下难解的谜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险些被饿死的苦难童年 1932年8月12日，于志安出生在山东威海一个沿海渔村，家境贫寒，三岁丧母，由外祖母养到10岁，父亲带他到东北谋生，第二年父亲病故，他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怜孤儿，过着沿门乞讨的流浪生活。他想念家乡，想念姥姥，一个12岁的孩子从冰天雪地的牡丹江一路乞讨向着3000多公里外的山东威海走来。住山洞，吃野菜野果，连树皮都拿来裹腹，遇到的豺狼虎豹就更不用说了，有时为了躲避野兽的侵害，便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树枝上睡觉。这样的路走了一年，有一天，一位好心的老乡告诉他说有一支仁爱为怀的队伍叫八路军，你到他们的军营去要点吃的吧，就这样，他被八路军收留了。因为他病弱无力吹不响军号，当不了号兵，就当了一名通讯兵。他生性机灵，战斗中连滚带爬，顺利出入山谷、坑道阵地，冒着枪林弹雨圆满完成任务，深受领导喜爱。平时他勤奋学习文化知识，不久晋升为文书，后又被选送到干校深造。随第四野战军转战大江南北，14岁入团，16岁入党，18岁被破格提升为当时全军最年轻的营级军官。转业工厂大展长才战争结束伊始，于志安读了大学后，被派到武汉通用机械厂任代理厂长，一上任就住在办公室，带领职工日夜拼搏，使工厂面貌焕然一新。他自幼在务农的外祖母家长大，在流浪时也目睹农民人力耕地的艰苦，童稚的脑海里时常有一个憧憬，如何减轻农民的辛劳，机会终于来了，他不仅到制造农机的工厂当厂长，而且在1956年9月参观日本在上海的工业展览会时见到了他魂牵梦萦的农用手扶拖拉机。他每天都如痴如醉地绕着那部使他着迷的小拖拉机琢磨研究……回到厂，他奋力冲破计划经济的牢笼，冒着被撤职查办的风险，带领员工试制出中国第一部手扶拖拉机，真是一鸣惊人。当时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带领一批记者采访他，全国所有媒体都大量报道他和员工研制手扶拖拉机的事迹。特别是1958年春，毛泽东主席亲临视察并称赞表扬，25岁的于志安成了轰动全国的英雄，被推上光荣的顶峰。如今在中国农村所普遍采用的手扶拖拉机就是他开拓起来的，这施惠农村造福农民的业迹至今仍被人们称赞。但是，于志安勤奋敬业不说假话的品格，使他在一场突然发生的运动中又被打入谷底，1959年以打倒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为起因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因为于志安反对大办钢铁，就把他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斗争。幸运的是，在决定要给他戴右派帽子的省委会议上，当时的第一书记以他“搞手扶拖拉机受到主席表扬”把他保护下来。这时，由共产党教育培养起来的于志安，真的糊涂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会反党，反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责备自己的痛苦反省中，他悟出了一个原因，“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太低，所以理解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提高理论水平，他再次参加高校统考，慕着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兼哲学系主任、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李达的盛名，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他坚持不走仕途，又回到原来的工厂。离开5年的工厂，已经垮了，国家把拖拉机计划到别的工厂生产，让这家厂专门生产柴油发动机，但又因为没要到国家的大量投资，工厂挂了几年柴油机的招牌却生产不出柴油机。于志安回来后，立即和在破败中挣扎的职工一起，根据柴油机主要机件制造的关键工序需要，利用被丢弃的废旧机器和零件，用创新发明化腐朽为神奇的奇妙方法，设计制造出170多台专用机床和5条流水生产线、1000多套工艺设备。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没要任何资金建成中国第一家年产万台柴油发动机的现代化工厂，国家农机部和有关部门联合验收，证明自制的专用机床、生产线和工艺设备质量好、效能高，所生产的柴油机都是优等产品。事实有力证明，这种没花投资利用废旧机器和其它破钢烂铁，根据工艺技术的需要，进行创新改造，建成年产万台柴油发动机制造能力的工厂建设模式，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任何国家不仅在当时，就是在30多年后的今天，也是没有先例的创举。同时，1965年于志安还发明成功锟锻技术，并与华中工学院刘颖教授合作，研究发明成功“油膜燃烧室”等两项全球创新发明成果。于志安的业绩，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高度重视，亲自组织总结推广其艰苦奋斗、科技创新的经验，周恩来总理也赞扬为“自力更生的样板”。1965年底，于志安被国家评选为与大庆铁人王进喜并列的全国六大标兵（后被诬为彭德怀翻案而取消标兵称号），武汉柴油机厂也被树为全国红旗企业。横遭迫害死里逃生于志安的事业，虽出奇制胜，令人感动，却又充满坎坷，让人心痛。童年凄苦恶梦般的遭遇，幼小参军，辽沈战役入党，在中国称得上根红苗正，正当于志安又要大展宏图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时年34岁的于志安被以莫须有的“走资派”“三反分子”等罪名，横遭迫害，长达14年之久，除随时的批判斗争，还被关进造反派的私牢，不分日夜地残酷毒打，肆意凌辱，在其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之际，凶手们竟策划要在深夜把他装入麻袋丢进长江。他在惊悉这一阴谋后，一缕求生的意志使他挣扎到窗口，喊着“救命”从关押他的三楼跳下，导致脊椎粉碎性折伤，已濒临死亡。所幸，极为爱戴他的职工们，闻救命呼喊声驰赴救援，经医生的抢救，脱离生命危险，躺在石膏床上，在夜色的掩护下，又十万火急地把他送上东去的江轮，后又幸运地得到国家级跌打损伤名医魏枝薪教授精心救治，始化险为夷，但终因创伤过重，尚须策拐而行。身残志坚再创奇迹十年浩劫，因为他不屈不挠，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直到1980年，才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派人查明事实真相，为他彻底平反，他又是坚决不走仕途，摆脱优厚待遇，于1981年底到一个连年亏损、职工工资都无钱发放的衰败工厂当厂长。这是个全国同行业亏损最多又混乱不堪的老大难企业，人们形容说“5000多人的工厂上班时间进厂的人很少，进了厂的人空着手出厂的人很少”。偷窃公物成风，职工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国外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你拿我也拿，大家一起拿，不拿白不拿，不拿是傻瓜”。这个企业是于志安自己要来的，上任后，他以身作则，从领导班子抓起，大刀阔斧地“治乱治邪”，很快杜绝了偷、怠、惰等歪风，半个月恢复了生产。他拄着拐杖，拖着伤残的身体，同职工一起日夜拼搏的行动，感动了员工群众，于是，群策群力，在整邪治乱、反腐倡廉的同时，顺应市场经济的规律，一面研制开发市场急需的“母子型热电联供”汽轮发电机组和特种汽车系列等新产品，一面依靠科技创新，利用金属粘结、锟压、精整和电脑程控等新科技，改造老旧机器，使那些要做报废处理的破旧机床返老还童，成为效能高的多坐标程控机床、组合机床，因而，又是未要国家和政府任何投资，很快使整个工厂脱胎换骨、扭亏为盈，被工业界和经济理论界赞为奇迹。此后，赢利连年成倍增长，6年后，成为全国同行业赢利冠军。10年后，年赢利数亿元。于志安说“只有没办好的企业，没有办不好的企业”，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许许多多濒临倒闭的破败企业，包括武汉市政府一个全局亏损的工业局和其所属的20多家工厂，以及湖北省政府所属有3000多职工的建筑工程公司，被于志安兼并后，员工不但按时领到工资、企业迅速振兴赢利，而且工资和福利逐年增加。熟悉于志安的人都知道，他在潜心办企业的同时，还担负繁重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教学任务，兼任华中理工大学、武汉大学、国家培训中心等6所著名大学教授和研究生导师，每年讲课时间超过200多课时，比得上一个专职教师的课业负担。此外，他还担任全国电动汽车学会副理事长、全国应用数学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工商联常委、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省总商会会长、省电机工程学会会长等社会职务。那么，于志安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呢？可以说，从50年代的第一部手扶拖拉机到60年代的六大标兵、文革中的苦难，再到80年代90年代的奋搏创业，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和“工交战线”、“国内外动态清样”等内部刊物，均有很多的报道。这里笔者仅从80年代90年代有关于志安业绩介绍中列出几篇，供读者参考： 1．《负重取胜》，作者为长江日报总编辑林子，发表在1986年《长江日报》和《新观察》上。 2．《零的极致》，作者为湖北作家协会副主席祖慰，发表在中国作家协会出版发行的《报告文学》1989年第一期上。 3．《为党旗增辉——记十四大代表中先进模范人物事迹》，作者陈堂明，此书由江泽民总书记题写书名，原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部长宋平作序，中组部1992年12月编辑出版，于志安事迹为该书首篇。 4．《中国国有企业的前途》，作者为纽约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伍洁芳，发表在1993年5月2日纽约时报经济版（半版为于志安全身照片）。 5．《搞好国有企业必须造就大批于志安式的企业家队伍》，作者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全文发表在1993年《经济日报》。反腐倡廉无力回天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中创办长动集团的14年，于志安带领职工一面使破败企业在没有资金的危困中兴起，一面更要同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进行顽强搏斗，他越来越体会到办好国有企业必须反腐倡廉，两者是因果关联、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因为“兵随将转，事在人为”，关键是拥有权力的领导者要带领群众励精图治，企业才能兴旺发达。否则邪乱横生，必然衰败。因此，于志安从实践和理论结合的高度，提出掌权、用权的核心是廉，廉则明，明则能，能则成，才能无往而不胜。反之，领导者如若以权谋私，哪怕只用其拥有权力的十分之一去谋私，他的效率、能力、号召力、影响力、经济效益就会近于或等于零，这就是他的10－1=0的反腐倡廉公式。因此，他用这个公式反腐倡廉治理长动集团，使其和依托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及兼并的几十家破败企业连续兴旺发达。因此，名作家祖慰在于志安使企业由全国同行业亏损首户成为盈利冠军后，用题为《零的极致》写道： “写于志安干了多少事的报道、特写、报告文学已连篇累牍，以结构感、关系感来感知这位山东大汉，可能是第一回： “10－1=0的结构感 “这是于志安提出的一个让小学生笑话的反数学的等式，别以为他是‘土八路’，没文化，他可是双学位，饱学之士，可他偏偏说10－1=0 “‘一位掌握十分权力的企业领导人，只要他拿出1/10的权力去以权谋私，这个企业的效益就近于或等于零’。于志安用他那男高音的明亮而共鸣位置较高的声音解释公式，穿透力很强。 “哦，新鲜，10－1=0，压根不是算术题。 “哦，也不是我们多少年来把厂长的廉洁奉公当作一个伦理品质，这也不是伦理学公式。 “于志安独出心裁，把‘以权谋私’问题引进了管理学，这是一个没有在管理学教程上出现过的管理学公式！泰勒的管理理论，XY管理理论，四H的人性管理理论，都没有把企业家是否以权谋私同企业效益联系起来，因为日本的松下、东芝、三菱、德国的西门子、美国的福特，这些世界第一流效益的大企业，其企业十足天经地义以权（所有权、经营权）为自己谋私的。在私有制下，10－1≠0 “那么，于志安的这个伦理与管理边缘化的10－1=0是针对公有制的。” 6年前，于志安来到全国电站行业亏损冠军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当厂长，上班第一天就赶上全厂发工资的日子，财务科长向新厂长汇报，因亏损太大，银行再也不肯贷款了，因此，今天没法发工资了，怎么办？奇特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的“人文景观”—— 围墙角有四个岗楼，就像于志安当年打日本鬼子的炮楼，有人告诉他，偷拿公物成风，很多人把器材物资拿回去搞“家政建设”，就造了岗楼防窃，结果是“炮楼”根本对付不了神出鬼没的游击队，越看偷窃越多，真正是黑色幽默。于志安学过法律，知道有个“法不责众”的概念，一件坏事到了众人都干的时候，法律也不管用了。可是他下决心“法要责众”，别无出路，不是靠“炮楼”去责，要靠廉、爱、赏、罚四个程序，主导程序是廉，由10－1=0导出另一个等式10+0=100。他坚信，当权者的以权谋私是0时，那么“10”分权力就会产生100的管理效益。他有证据证实一位工人拿了厂里的钢材，他让人通知这位窃钢者来厂长办公室，传了几次这位窃钢者才大摇大摆地来见厂长。 “是你把厂里的钢材拿回家去了？”于志安问。 “是的，拿了又怎么样？”供认不讳而又理直气壮，那“东风压倒西风”的神气让人觉得偷钢者不是他，而是于志安。 “拿了就得送回去，还要根据厂规受罚！”于志安的男高音音色不是抒情婉约的，而是透着一股子凛然正气。 “哈，这么厉害！我们当工人的想要钢还得花力气去扛，你们那些有权的，想要钢只用丢个眼色或吭一声，就有人乖乖送上门去了，谁说谁呀！” 于志安心里触发了一次强震，像地震，他的感觉是复杂的。一方面为对方的理直气壮而愤怒，一方面又好感于这位工人点破了一个公有制下的管理学玄机。他用既愤怒又好感的复合语调说：“不错，拿公物的不是你一个人，但是，我来厂抓到的第一个就是你，我得先从你这治起，总得要有个开头，你如果继续揭发出其他偷窃公物者，只要证据确凿，不管是谁，哪怕是厂领导，一律都治，从现在开始，从你开始，有偷必治！” 从那时开始，他就得出了10－1=0的公式。于志安进行了一番哲学思辩，觉得这个工人说的精辟。试想一下，在西方的工厂里，老板抓了个偷厂里东西的工人是问，工人们绝不会说“你们有权的要什么连力气也不花自有人送上门”，云云，因为在私有制下的工人心里有个契约规则，老板拿什么都该，我拿什么都不该，因为这个厂是老板的。公有制工厂的工人心里也有个契约规则，工厂是公有的，厂长是公职人员，必须廉洁奉公，不然就一定有这样的连锁反应——上梁不正下梁歪，二梁齐歪垮下来。于志安思接千载，理贯万里，古今中外，不管什么社会，只要是公职人员，都应该廉洁，做得如何大有不同，但价值取向是一样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公有制，厂长就成了和政府官员一样的公职人员，被管理者当然要求你廉洁奉公，而且要求很高，因此10－1=0。于志安公式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关系中被创立出来。于志安用这个简洁的公式第一个把公有制的厂长的克己奉公品质，纳入管理学，把伦理价值转换成管理效益。只要有公有制，只要当厂长，必须廉洁，它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力量，而是一种公有制条件下的管理效益。 6年前用“岗楼”防偷，如今这个厂连续三年被武汉市评为市安全保卫先进集体，今年武汉市犯罪率急剧上升，有意思的是10个月过去了，这个厂的犯罪率还是0。国家正在下大决心治理全国性的严峻的经济环境，可这个厂开放改革没有导致经济环境污染，干部职工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官倒”、“私倒”之事，于志安用他的0级以权谋私变成一个大圆，把这数万员工的长动集团屏蔽起来，外面的腐败之风，就是吹进这里，也会很快被消除，这不又是一个奇特的“结构语义”吗？因此，于志安在管理长动集团的同时，还企盼着能对消除腐败产生作用。在他的各种演讲、报告和一切适合的场合大讲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并以10－1=0为题，写成文章在1987年的《天津日报》发表，接着很多媒体转载。他期望长动集团反腐倡廉办好企业的感召力，能如星星之火燃烧开来。因此，在中共十四届代表大会上，他在强调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高速公路、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同时，又特别强调“贪污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杀手，是高速公路上的地雷，必须坚决、深入、广泛持久地消除贪污腐败”。因此，他还在全国总工会十一届代表大会上，作为特邀代表，发出把国有企业办成反腐倡廉、繁荣昌盛的利益共同体的神圣倡议。因此，贪污日益严重的现实，使他认识到，贪污腐败等邪恶势力凶狠猖獗，不是自己的愿望和弱小的力量所能解决的，他回天乏术。贪污猖獗愤怒离国于志安离国出走本来因由简单、清楚明白，但原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在于志安离国三年后的1999年被判刑17年）等贪污腐败分子为掩盖自己的罪行，在其后台黑手支使下极力颠倒黑白，给于志安抹黑，为使读者明了事实真相，这里引用于志安到美国后，立即给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的信，用事实揭破谎言，以正视听：从研制全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起，至今办工厂已经30多年了。改革开放后，我创办的长动集团，从只有几千万资产的一个连年亏损的企业起家，至今已有几十亿元资产，利润增长近200倍，为少有的十多年利税长期保持成倍增长的国企（见湖北省决策参考及有关报告）。我坚持廉洁办企业的业绩是全国有名的，今年中纪委五次全会向全国推荐的唯一的一个廉洁办企业的典型就是长动集团和我本人的事迹（中纪委印发的全会文件），但是，企业的发展、事业的成功不仅没有让我心情轻松和愉悦，反而更加愤怒和痛恨，像恶狼、毒蛇般的腐败，日益疯狂向我扑来。近两年，我无时不同恶势力在愤恨中拼搏，也在拼搏中愤恨，先举出几点作为说明。一、湖北省工业建筑公司（原国家建委二局）连年亏损被康华兼并后，又因康华撤销退回湖北省，1989年在原管建设的副省长徐鹏航的要求和协调下，长动兼并了该公司已资不抵债、发不出工资的二公司，兼并后经国家工商局核准更名为长动集团工程公司，我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工程项目、人力物力，很快使其转亏为盈，职工年均收入也从1000多元增加到5000多元，年盈利500多万元。1993年底查实该公司经理薛小根有严重的经济犯罪，决定对其免职审查，并于1994年元月由检察院立案侦查。薛为了逃脱法纪的惩处，勾结串通现任管建设的副省长孟庆平，要把我们已成功兼并四年多的“长建公司”回归省政府。孟的这一企图遭到我的严词批评拒绝后竟恼羞成怒，一面支持纵使薛小根及其同伙到省政府以示威请愿为名，阻挡交通并封闭经理室、书记办公室，砸抢机要室的文件，殴打领导及反对他们的职工，一面又批示公安机关不要介入“企业内部纠纷”，使公安局对薛及其同伙的打砸抢等犯罪行为的依法惩处被迫停止。经我找省委领导一再交涉后，1994年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但调查组的报告一直没见，却又策划以资产纠纷（兼并的所有法规文件均确认为资不抵债），由法院判我们的“长建公司”回归省政府。这样不讲事实、无法无理的行径，我不仅多次找过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而且向中纪委、国务院写报告反映，我本人也在中南海与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副秘书长曾培炎（现国务院副总理）谈了二个多小时，我还向国家监察部副部长冯梯云反映，要求尽快依法惩处孟庆平，他们都表示会很快向中央主要领导反映。冯梯云一再对我讲，我了解你，同情你，支持你，已经给省的主要领导讲过，但孟庆平这个人很会走路子、找后台，他在海南我就查过他的案子，后来实在查不下去了，被他溜到湖北来害你！请想一想，我一个办企业的人，面对着企业被破坏和严重的损失（长建公司正承建着香港新鸿基合资的长州电厂等重要工程，已损失几千万），以及经济犯罪分子猖狂横行（薛小根在检察院立案一年多，其同案诈骗犯也被投牢一年多，对他却一直不办），我也找过法院和检察院的主要领导，他们表示要省领导发话。我除了已经做的和愤恨，又能何为？二、我以为办好国有企业的根本是廉洁，目前国企的亏损危困的大多数，是因为有些当权者的贪污腐败。我10多年能使企业超常规地发展，能使一批被兼并接收的亏损企业振兴发展，不是学术界、理论界的专家们所说 “于志安有理论”，也不是香港大企业家所说“你有丰厚的营运理念，又有可贵的实践经验”，我能取得一点成就，除了我花费的劳动量比别人大一倍以上，最重要的是坚持廉洁反腐败。办企业，办好国企，如不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再多的改革方案和政策都是无益的。因此，中央国务院每次有关反腐败的决定都使我鼓舞和激动过，但严重的现实又使我感到，廉洁办企业越来越难了，非但难得令人寸步难行，而且简直是让你碰得头破血流。除了前面所讲述的外，再举两个小例。一是前两年为查处派往四川采购大锻件的贪污受贿并给企业造成上百万元损失的案件，有关办案人员会同检察院曾五上四川，为了一笔证据确凿的受贿贪污案不仅花费两万元，而且无法进行下去。为了取到四川的旁证材料，需查一下双方的账目，对方同案人串通各方，包括该市检察院的有关领导极力阻挠，不准查账，无奈我只好给老熟人、中央最高检察长张思卿打电话。经张给四川省高检院检察长讲，要该市检察院允许查账取回旁证，此案犯才被判刑。但是此案的罪行远不是此数，四川的同案犯更未被查处。二是今年初，为调查一个被兼并企业的严重亏损问题，我派集团纪委书记带工作组查究，很快发现该厂厂长、书记均有贪污受贿问题，直接作案金额几十万元的是该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我们依法向检察院起诉，但从立案到拘捕，一再拖延，迫使我们到处反映，四处请求，最后在市纪委领导的干预下，才将案犯拘捕在检察院的看守所里审查。但是，很快此人却“不见了”，看守严密的重犯竟轻易“跑了”。联想所说的其它事例，不难看出没有强大的法纪正气，反腐败怎能真正进行下去？！这样的现实，使坚持法纪原则廉洁办企业者阻难重重，而靠贪污盗窃大量占有国家钱财者，却能用钱来构筑他们的保护网，处处得到保护，怎能不胆大妄为、为所欲为？相反，坚持倡廉者，只能赤膊上阵，得不到应得的法律保护和支持，这样下去，能有几个人敢坚持下去，又有几个人能坚持下去？！在任何企业里，贪污腐败都是极少数，但他们的贪污腐败、暴发豪富，绝大多数职工虽怕其权势而不敢言，却必然产生普遍的怨恨。因此，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他们的聪明才智，是难以调动起来的。企业的生机与活力之源泉，是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不除腐败，怎能办好企业？每念及此，忧愤之情，难以言表。三、综上所述，使我愤怒和苦恼，又无法同这些恶势力抗争，我分别向你们写过信，但均未见效果。今年4月，我曾想通过薄老向你们反映（1991年薄老在中南海办公室会见我，含泪回顾往事，说：“当年你仗义执言，为彭老总鸣不平是很可贵的。”我才说明：“我确实没有为彭老总翻案……”薄老说：“总之你是个好同志……”他鼓励我继续努力办好企业）薄老秘书通知我星期天上午10时赶到，但武汉买不到机票，不能与薄老相见。我在愤怒中思考，上述那些腐败事情，决非偶然的、局部的，尽管我日夜拼搏，但绝大部分精力不是用来办企业，而是被那些腐败的东西耗尽。一个薛小根罪行的查处，搞了一二年，竟然是非颠倒，被孟庆平把一个3000多职工的建筑公司搞乱，而且孟庆平之类更可搞得我几年甚至一生都难以辨明是非，这会使我更气更恨，所以我才怀着愤恨的心情离开了我心爱的国家与企业，不能继续为理想而献身，无法为事业而奋斗，是痛苦的。我是清白的，不管什么时候能够拿出我任何犯罪的真凭实据，我都会回去认罪服法。如果没有，请你们想想，像我这样的人都被迫出走，中国何以容得下不腐败而反腐败的人呢？腐败如恶性肿瘤，正在严重地毒害着我们的祖国，还不值得重视、不应该猛醒吗？！否则祖宗的基业、先辈血染的江山难保！忠言难听也要听，此乃历代兴盛之要。北京上海两刊对局于志安离国出走引起中国舆论一片哗然是很自然的，因为他的业绩影响长久而广泛，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在媒体议论纷纷中，两个很有影响的政治、新闻刊物对于志安离国出走竟先后刊登观点完全对立的重要文章，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于志安离国半年后的1995年12月4日，北京的《瞭望》周刊在其“热点观察”专栏上以《“英雄”为何这样让人失望》为题，对于志安极尽贬低和毫无根据地指责。熟悉中国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对于志安这样的人物出走到美国，在文章的标题上就把英雄打上了引号，是属于定性文章，全国对他只能是声讨批判。可是，曾在中国开创过全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的全国第一个年产超万台柴油机制造厂，全国唯一的没要国家任何投资给国家建成年赢利达数亿元人民币的大企业、全国第一个经中央国务院批准依法自主经营（没有上级婆婆）的企业集团、全国第一个兼并政府数万人的工业局（包括局机关）等的于志安，这次在他离开中国后，又创出了另一个第一：他是第一个出走到美国，在《瞭望》周刊批判文章发表3个多月后，1996年4月2日，上海的《海上文坛》在“写实风格”专栏以《企业家于志安出逃启示录》为题，刊登与《瞭望》周刊完全相反的对于志安有根有据、就事论事、大加赞扬的长篇文章，不仅以强有力的事实批驳了《瞭望》周刊的谎言，而且高度评价于志安改革理论和业绩对国家的贡献，这篇文章以强有力的两个质问结尾：于志安的出逃是不是对旧体制的报复性惩罚呢？谁来保护企业家和改革家？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所共知的中国媒体和舆论环境中，这篇伸张正义的文章，竟然有很多报刊转载，足见正义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有力！捏造谎言不择手段在此，我们要看看于志安究竟有什么问题。《瞭望》周刊引用湖北省副检察长徐汉明的话说“于志安现象是一种新的犯罪形式……于志安用偷梁换柱的手法，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因为长动在菲律宾的注册资金50万美元年电费收入1000多万美元的电厂早在建造之初就是以于志安的个人名义注册的，从法律上说，这家电厂是于志安的私人企业”，讲得似乎振振有词，可惜这种断言在法律常识上十分无知。任何企业在政府注册都要登记其法人代表的名字，中国的《企业法》就有明文规定，长动集团成立时在湖北省工商局注册、1988年改到国家工商局注册，都是以于志安的名义注册的。按这位副检察长的法规逻辑，“从法律上说，中国长动集团也是于志安的私人企业了”，那么长动菲律宾公司50万美金的资产如何因以其名字注册，就被于志安据为己有呢？1996年3月11日，湖北日报以“于志安没拿走菲律宾长动的国有资产”报道说，50万美元和经理、秘书的身份押金各7.5万共65万美金分文不少全部拿回。那么于志安又何以用偷梁换柱手法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把长动菲律宾公司50万美元和电厂变成私人的呢？事实上，菲律宾长动公司是于志安主持并以他的创新科技通过国际招标，用“ROL”方式租赁菲律宾政府60年代初投资上亿美元建造的水电站，长动组建的是租赁公司，电厂永远是菲律宾国家所有，不然，50万美元能建成“年电费收入1000万美元的电厂”吗？在不到两年时间，于志安给长动和中国赚回1000多万美元，他辛勤而卓越的贡献，反被诬为贪污腐败，天理何容？造谣者为掩盖事实真相和他们自己的罪行，总是不择手段，还编造出荒唐的谣言说“于志安并不总是廉洁的，他到国外出差没有500美元一间的客房不住，有时是总统套房，坐专用直升机……生活上相当腐败、奢侈，很多人被他的假象迷惑了”。长动职工义愤地要造谣者公布于志安住500美元以上客房和总统套间的报销凭证，至今快10年了，谁也拿不出哪怕是一张报销单据。说到于志安坐直升机，这更是荒唐，他到那些岛国考查建水电站常常是总统给他派直升机（不然无法去），下机后，在荒无人烟、荆棘丛生的山野里穿行，身上被划破，血水和汗水一起流淌，而且，要带领随行人员跳入河中去体验水的流速、流量，探测坝址，以求较高的水头……这样“奢侈腐败”的情趣，那些贪官污吏能体会得到吗？历来编造谣言给人抹黑，都是枉费心机的。于志安如果真有贪污腐败，哪怕只有一万、几千、几百，都可给他定罪。让抹黑者为难的是，于志安一点都没有，所以就编造在海外、在菲律宾……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不了解海外真情的群众……岂不知，铁的事实又无情揭破谎言……经济上给于志安栽脏不成，又编造离奇的谎言说“于志安有‘官念’，没当上官而出走的”。熟悉于志安的人都知道，自20岁离开军队时就立志不走仕途，把人生的事业追求放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第一线——办工厂。就在《瞭望》周刊这篇自相矛盾的文章上，竟然引用湖北省工商联一个副主任的话说，“上半年全国工商联开会，要补选副主席，于志安破例从头到尾参加到底，结果没选上，就耿耿于怀”,这也是挖空心思，漏洞百出的谎言。这次会议是常委会，根本就没有补选副主席的议程（工商联的章程明文规定，主席、副主席、常委要全委会选举），而于志安出席这次会恰恰是既迟到又提前离会，何来的落选而耿耿于怀？他写的有关文章和出版的几本专著也清楚地阐明不追求仕途的志向。他的一些重要的演讲，如一次给清华大学全校讲大课，站在中国最高学府的神圣讲台上面对数万师生员工，怀着期盼国家兴盛的激情宣称“我们这个自古以‘学而优则仕’传国的民族历来不乏为当官而读书的学子，但是，我希望在出过很多领导人的‘清华’，在一些同学继续追求仕途的同时，能有越来越多的学子，为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国家经济的繁荣昌盛，努力成为科学家、企业家、工程专家、工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实干家”。作为中心会场的清华礼堂，立即响起热烈掌声。壮志豪情大难出业现在，我要告诉读者的是，怀着对腐败深恶痛绝的义愤，怀着对曾与战友一起出生入死打下的祖国江山的深爱，怀着对历尽千辛万苦带领职工用科技创新出奇制胜建立的长动集团的豪情，更怀着对未来事业崇高使命的壮志，离开中国的于志安，到美国后仍旧是当年的于志安，他宽大的额头、敏捷的思维、洪亮的声韵、顽强的意志、每天十几小时地工作、学习研究、奋进不息。他来美国时身上只有1300美元，历尽艰难，已研究完成多项全球首创的重大发明： 1．变废为宝，废轮胎热裂解回收脱硫橡胶，从模拟实验到工业化实验，完成整个轮胎进入热裂解，回收脱硫橡胶的全球发明创新，2003年12月9日获得美国专利。 2．化害为利，生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热裂解发电系统，首先使垃圾筛选分离出，金属、陶器、玻璃等不含热能的废物，归类利用，其它垃圾在干燥仓脱水，进入裂解釜，全部汽化为热能发电，尾渣制成柔性瓦、组合墙体等新型建筑材料，全过程不产生二次污染和废物。 3．药食同体，在古原始时代，人类不知道有医治病、伤、痛的药物，从神农本草时开始，人们发现一些饮食中的植物、动物、水和矿物有医治病伤痛的医疗效能，逐渐形成日益完善的各种族的天然药物系列。数百年来，在西方又形成化学合成的药品系列。随着人们对健康和寿命的追求，人类对天（自然）人和谐规律和同归自然本能认识的升华，20世纪出现了健康食品，且种类日益增多。于志安认为，现代老年病、富贵病、肥胖病、血压病、心脏病、糖尿病、常见病、多发病的严重危害，人类广泛迫切需求药食同体的防病、治病、健身饮食品。于志安研究药食同体已20多年，来美国后，继续进行一系列实验研究。他深信药食同体食品和饮料将成为21世纪兴起的人类主体饮食。于志安已完成各类多发病、常见病的成分配方，作为主食的药食同体食品可制成面包、糕点、馒头、饼类以及各种零食，完全能适合各民族饮食传统风味习惯。 4．柔性治水，可消除洪水和干旱灾害，并从根本上解决被称为地球肾脏的沼泽地逐年减少和淡水缺乏的危机，同时，治理后的荒山野岭和植被破坏的土地，变成山美水秀、鸟语花香、物产丰富的乐园。于志安不仅进行工程理论和施工的大量研究、实验，更完成了高效、专用施工机械和特选价廉物美工程材料的实验研究。 5． “免疫功能补强剂”——福安膏和福安粉，是于志安从纯天然野草中用特殊工艺提取的，经过几年的试制开发，现已研制成功。其效能主要是：（一）外伤：一秒钟止血，五秒钟止痛，三小时伤口愈合。（二）各类流行性、病毒性感冒，迅速止咳消炎，72小时康复。（三）对癌症等恶性疾病（包括年老体弱、手术后扩散的重症患者），服用30日后，消除病痛，恢复健康。（四）对牛皮癣、湿疹等皮肤病立即见效，一周内消除病痛。（五）对心脏、肺脏（包括肺结核）、胃肠等疾患，服用20-30日消除病痛。（六）被毒虫咬伤，立即止痛消肿。（七）对饲养的家畜、家禽和水产养殖的鱼、虾、蟹等有很好的免疫作用，可以消除大面积瘟疫的发生，没有任何药物残留。 6．无坝导向潜水发电。不用钢筋水泥修建大坝，无需给自然环境造成人为灾害，只需拦水发电造价的1/10，就可建成长久的无坝水力发电站，使用寿命是有坝发电设备的5倍。于志安也同侨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一样，期盼祖国繁荣昌盛。他坚信，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一定会唤回东风，清除贪污腐败，在实现民富国强的同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此，于志安也一定会回国发展。

于志安外逃真相 & {2 A7 G& U; k+ a8 V# A/ H 时间: 2006年07月25日 18时12分作者:郑彬新闻来源:

不可否认，于志安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他出生于1932年，12岁从戎，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0岁时就已经是副营级干部。1956年卸甲投身企业界，1957年他领导的武汉柴油机厂试制出我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在全国一炮打响，他本人被评为中南地区标兵，他所管理的企业又被评为大庆式企业，一夜之间他名噪全国。60年代，他先后就读于中南政法学院（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和武汉大学哲学系。1981年，他出任全国同行业亏损大户——武汉汽轮发电机厂（以下简称武汉汽发厂）厂长。上任不久，他主动斩断了与计划经济的脐带，带领5000多名职工向市场要饭吃，当年使企业扭亏，到1987年企业实现的利润达1000万元。1991年，企业跻身于“中国500强企业”。他本人先后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并于1992年当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 1986年，他以武汉汽发厂为依托组建中国长动集团；1993年，在菲律宾注册50万美金，成立了长动集团菲律宾公司，并承接了一座水电站的修复营运工作。在经过精心准备后，他于1995年6月4日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叛逃菲律宾。赫赫有名的经济能人叛逃，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消息传开后，企业职工目瞪口呆，社会各界惊讶不已，全国企业界为之一震。国内媒体没有过多曝光此案，致使当时的某些报道显得有些浮光掠影。或许正因为如此，于志安以为没人知道他外逃的真相，才存有以一面之词欺骗公众的侥幸心理。于志安在叫冤时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他认为，“在海外办公司，当然以法人代表名义注册，不能说把企业变成自己的”；二是他首次公开在媒体道出了他出走的所谓原因，即他“发现旗下一公司经理公款私用，把其撤职”，湖北省当时的一位副省长却“把该公司收回省管辖”，他“向省和中央有关部门申述，不获支持，感到情况不妙，便出走”；三是觉得自己被列为“外逃贪官名录”，他“不能不站出来讲话”。其实，于志安申述自己不是贪官的说法仅从他的表述中就不难看出破绽。当年的于志安红得发紫，仅仅因为得罪了一位副省长就会大祸临头吗？未必！即便于志安的弦外之音是指这位副省长和这位经理狼狈为奸，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恐怕也一时难以找到理由。而正是由反贪感到“情况不妙”，才是于志安外逃的充分理由。据了解于志安跟这位副省长的关系闹僵的原因决非如他所言。这位副省长在海南省任职时，曾因工作上的关系与于志安相处得不错，而且，当这位副省长被调到湖北分管工业后也曾十分赏识于志安。两人发生冲突，确切地讲是角色不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所致。1989年，长动集团兼并了十分困难的湖北省建筑工业总公司第二工业建筑公司;后来，该公司经理要率众脱离长动集团，得到这位副省长的支持。于志安十分气愤，觉得大失颜面，并以此逐级向上反映。他与这位副省长之间的“恩恩怨怨”，导致得罪了这位副省长。这位副省长后因受贿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与于志安毫无牵连。于志安用移花接木之术、诋毁别人抬高自己的卑鄙方法来为自己开脱罪名，表明他做贼心虚、黔驴技穷。于志安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贪官，甚至举例说自己同年12月赴美时身上仅有1300美元。据官方调查，长动集团投资菲律宾的这一电站的年收入达1000万美元。而据记者查实，作为投资方的长动集团，从1995年起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的投资回报。每年千万美元的收益究竟落入了何人腰包，于志安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守口如瓶。既然于志安知道企业不是个人的，是长动集团的，是国有资产，为何不办理正式手续将电站的经营权还给长动集团？当然，他可以狡辩说他本人从未拿到电站一分钱的收益，可他再傻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将这笔巨款白白送人。他是否把收益权以巧妙的方式转给了儿子，或者把它转给了他的“狐朋狗友”，或者用它作为条件来换取当地某些势力的保护，以及用于取得国外的居住权，这其中的秘密只有他心里清楚。无论他用何种方式处置这笔巨额收益，不论他采用的方式多少狡猾，他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实却永远无法否认。于志安似乎得了健忘症，忘记了自己在叛逃之初就在国外叫嚣：“不出三个月，‘长动’的工人要上街游行，公司也将因他的出走而破产”。这显然做的是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哪有一点反贪勇士的模样？更为卑劣的是，于志安叛逃菲律宾后，不仅利用当地的某些势力，甚至勾结某些反华的台湾人士对在菲律宾电站工作的32位长动人进行了控制，软硬兼施，想引诱威逼他们集体叛逃。据当时一位在场的工人回忆说，“于志安提出了3000美元一月的优厚条件，并保证办理国外护照，甚至还让台湾人对我们进行监控，不让我们接触国家派出的工作组。”由此看来，此时的于志安就已经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他想借机扩大事态取悦于新主子的险恶用心也显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在于志安为自己喊冤，无异于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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