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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龄童与八旬叟
1995年11月间，北京召开“中国证券市场五年回顾与未来发展思路研讨会”，于光远在会上的讲话非常简短，他说，中国证券市场好比5岁的孩子，正处于长身体、学知识的时候。小孩子经验少，难免犯错误，对此不应过多苛求。小孩子也会生病，生了病也要吃药看医生，但既然是小孩子，就要看小儿科，不是看妇科，也不是看外科。小孩子的身体还没有长成，不能和成人一样用药，不能用猛药，也不能用急药，那样他会吃不消的，所以很多药“小儿减半”。
这一年，于光远年届八十。以此为例，他说，对五龄小儿与八旬老翁的要求不能是一样的，五龄童虽然稚嫩，但蓬勃向上，前程未可限量；八旬叟尽管老当益壮，毕竟在走下坡路，一天不如一天。于光远借用毛泽东的话勉励中国证券市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光远”
一次小聚，谈到某人，于光远戏言，如果排名，我应在其前，一是我年龄比他大，长者为先；二是我姓“于”，三划，他的姓笔划多。稍顷，于光远又说，如果碰上姓“丁”的，我就吃亏了，他比我还少一划。怎么办呢？于光远笑了笑，我想了一个办法，不叫“于光远”了，改叫“○光远”。边说，边用手比作圆圈状。又说，姓“○”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只有一划，按姓氏笔划排序，肯定在前面；二是选举时，姓“○”的肯定当选，因为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反正已经划了“圈”。于光远说，“○”同“一二三四五”一样，都是汉字，应该具有作为姓氏的合法地位。说到这里，于光远狡黠地眨了眨眼，说道，选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代价太大，把“姓”丢掉了，当选的既不是“于光远”，也不是“○光远”，而是“光远”，“○”作为“圈”已经用掉了。于光远思维之广、思虑之快，思辨之精，既令在座诸君忍俊不禁，也令诸君自叹弗如。
后来，我将此事撰写成文，发表在《方法》杂志上。文章发表不久，于光远即约我面谈，说“○”字搞错了，正圆形的“○”是汉字，我在文章中错用的竖椭圆形的“0”是数码，两者不能混淆。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于光远搬出一本本字典，一一指出它们对“○”的解释。恍然大悟，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在意二者之间的区别，电脑前，随手将“○光远”写成了“0光远”。
“酒啦”
于光远自称不嗜酒，不是酒仙，更不是酒鬼，但自诩“酒啦”——酒之啦啦队也，挺身而出为酒、为饮酒、为饮酒之人击节呐喊。于光远倡导“酒文化”研究已非一日，亦曾写给朋友条幅——“酒肉君子馋”。
于光远曾自列“酒著”目录：“酒水双本位”、“酒和水”、“‘酒？’”、“敬告我国企业界和酒界”，直到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不愧“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更有“新写酒著”数十篇问世，当然都是短篇——散文、随笔、带几分调侃的杂文。再后来，“酒著”结集出版，若有幸目睹，定然酒香扑面，未尝入口，已有几分醉意——是为《酒啦集》。
于光远是大学问家，虽说论酒不是专业，一样反复斟酌，仔细考证，请教方家，力求字字有据。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亦缘于此。比如，1886年，马克思致信弗朗索瓦•拉法格：“衷心感谢您寄来的葡萄酒。我自己出生在酿葡萄酒的地区，过去还是葡萄园主，所以能恰当地品评葡萄酒。我和路德老头一样，甚至认为不喜欢葡萄酒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没有无例外的规则）。”于光远认为，此信一方面说明马克思与酒之渊源，一方面说明马克思（包括马丁•路德）对酒的评价。“不喜欢葡萄酒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不说惊世骇俗，至少匪夷所思。于光远特别强调马克思加的那个注脚——“没有无例外的规则”，认为马克思并非有意使这一结论绝对化，因此许多人不必归入“永远不会有出息”之列。
关于酒，于光远有三句名言，抑或豪言壮语，一是不知自己酒量有多大；二是不知喝起酒来谁是对手；三是不知喝醉酒是什么感觉。不过于光远私下里承认，盖因从未作过“破坏性试验”。
铅笔头
于光远的书桌中收藏着许多铅笔头，摊开来，满满一桌子，五色斑斓，很是壮观。我数过，1000多枚。
为文的人，离不开笔，于光远尤其爱用铅笔。他说，铅笔是石墨结晶，写字时，笔与纸互相磨擦，石墨体便一片片掉下来，留在了纸上，因此写起来不费劲，并且可以躺在床上写。仅仅从方便写字这个角度说，铅笔的好处是毛笔、钢笔等其他种类的笔不能代替的。
于光远用笔很仔细，铅笔短得握不住了，还要套上金属套继续用；连金属套也套不住了，才换新的。起初是不经意间，觉得许多铅笔头在一起，很好看，也很好玩。及至有意收藏，便有了规模，捆扎整齐的，似古时的军阵，严谨而威猛；随意堆放的，如繁茂的枝蔓，零乱而从容。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铅笔头，于光远自己也记不清了，似乎在70年代，因为“文革”初期没有这种可能。这样说来，大概有20多年的历史。我粗略算了一下，就算20年吧，7000多天，平均7天一支铅笔。我不知道一支铅笔可以写多少字，有多少人一生中可以用掉1000支铅笔，而1000支铅笔又可以写多少字——肯定是很惊人的。
这几年，于光远不大用铅笔了，因为有了电脑。打字员觉得铅笔写出的字粗细不一，有时甚至模糊，影响工作效率。于光远只得妥协，改用圆珠笔，但保留用铅笔进行重要修改的权利。即使这样，于光远仍保留着十几打崭新的铅笔，随时准备重操旧习，继续攒他的铅笔头。
一位文学大师称于光远“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于光远则说，别人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以批驳他的主张，但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的勤奋。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有这些铅笔头作证。
“玩学家”
于光远不会玩，自称打球稀里哗啦，唱歌嗓子哑哑，跳舞唉呀唉呀，光踩舞伴的脚。但是于光远赞同积极有益的娱乐和休闲，支持健康的、有情趣的、有文化品位的玩，反对那些病态的、庸俗的“玩命”、“玩花活”、“玩阴谋”。于光远认为，社会向前发展，人们追求新、知、乐、美的生活方式，于是有了旅游业和休闲业。休闲是现代经济的产物，而且越来越发展，
于光远曾为朋友题词：“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有人听说后送于光远一个“大玩家”的绰号，于光远谦称“大玩家”受之有愧，于是加了一个“学”字，自称“大玩学家”。于光远的老朋友任仲夷得知此事后，很有感慨地说：“我也曾因为说玩，在‘文革’中受到批斗。我曾多次在青年团的干部会上讲过：做青年的工作，不仅要善于和他们一块学习和工作，还要善于和他们一块唱歌、跳舞、打球……一块玩。这个一块玩，硬被批成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青年引向邪路。”
一次在西安，于光远在饭桌上与主人谈到兵马俑、古城墙、大雁塔等旅游资源的发展前景，建议当地政府认真研究如何搞得更好，吸引国内外游客在西安多停留几天。于光远最后说：“过去讲活到老，学到老，现在还要加一个玩到老。”说完哈哈大笑，飘然而去。
上了四次一年级
于光远上过4个小学，其中一年级上了3个学校，读了两年。
4岁时，于光远在苏州外婆家住了几个月，外婆见家中没有小孩与于光远玩，便将其送进苏州南壕街一所义务小学。虽然成了一年级小学生，但除了玩，这所学校没有给于光远留下什么印象。从苏州回到上海，于光远随堂姐进了爱群女子小学，成为全班惟一的男生。在那里，于光远感到孤独，没有朋友，又受到女孩子们的嘲笑，半年后，便离开了。第三所学校是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龙门师范）附小，但入学不久就得了病，病得很重。病愈后没法跟班学习，随一位徐姓中医读私塾，打过手心。于光远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怕、最不喜欢的教师。”
1921年暑假后，于光远重入二师附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小学生，直到1926年底全家迁往北京，在铭贤小学度过小学生活的最后几个月。
小孩子都爱玩，于光远也不例外，打袖箭、掷飞镖，武当、少林、猴拳都练过一阵子。太极拳因为打架时很难用上，便不想练。踢毽子、郊游、钓鱼一类的活动也玩过。不过，于光远玩的兴趣主要在智力游戏上，特别是打牌，什么麻将、挖花、同其、六十四、牌九、扑克等，一看即会。有些玩法现在几乎失传了，但于光远仍然会玩，并有兴趣传授给同样有兴趣的人。
于光远讲过两次挨打的经历。一次是在家中写大字，不知什么地方写得不好，在一旁观看的父亲一拳打在手臂上，正写着的字成了一个黑疙瘩。于光远一生气，就这样交给老师。老师问黑疙瘩是怎么回事，于光远说这是父亲弄的。另一次在学校，教室里有一块打手心的板子，老师看谁不顺眼，并不亲自动手，而是让学生自己打自己。同学们受到这种惩罚，都是按老师规定的次数轻轻打几下了事。于光远却不然，因为对老师惩罚自己不满意，老师让打3下，便重重打了自己3下手心，打完后顺手将板子从窗口仍到街上。从此教室中没有了那块板子。两次挨打，表现出于光远的倔犟，这种精神，伴随他走过整个人生。
重庆的“引导者”
1939年，于光远从广东经云南、四川奔赴延安，从昆明搭乘叶剑英的汽车第一次到重庆，住过一段时间。那一年，于光远24岁，还是一位热血青年。解放以后，或出差，或开会，虽也到过几次重庆，但来去匆匆，总没有空暇仔细走走、看看。
1998年5月，于光远到成都开会，转道重庆盘桓数日，高胖受命为其“前驱”。高胖有个很雅的名字——“琴川”，不过他不太喜欢人家这样叫他，一是这名字多少有些“女气”，二是叫高胖，透着随和、亲切，老朋友似的。高胖不高，但挺胖，最重时110公斤，后来下决心减肥，减到85公斤。高胖在青藏线上当过汽车兵，九死一生，后来成为重庆市委接待办公室司机。
故地重游，总希望寻回失去的记忆，于光远亦有此愿。无奈年高体弱，腿脚又不得力，只好多用眼，少走路，高胖便成了于光远的“引路人”。在重庆的几天，高胖将每天的路程仔细安排，尽量多走新路，少走老路，边走边介绍路边的建筑和市俗民情。去大足那一天，东拉西扯，便扯到书上。于光远说，读书有两种，一种是带着一定的目的（或功利）去读，因此有一定压力；一种是凭兴趣，信马由缰，读起来比较轻松。高胖说自己属于后者，但并不是没有选择，他喜欢那些有思想、有内涵，读起来能激起心灵震撼的书。说着从身旁取出两本书，一本钱钟书，一本王元化。于光远与王元化相熟，对那书上的圈圈点点和红笔批注很有兴趣，便对高胖说，要借高胖的书看几天，不看王元化，就看那些批注，还要写信给王元化，告诉他重庆有一个研究王元化很有心得的高胖。
在重庆的最后一天是5月11日，20年前的这一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掀起一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大讨论。上午，于光远到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参加座谈，高胖自始至终在会场旁听。回宾馆的路上，高胖连说于光远讲得好，特别是“为无为”、“为有为”的辩证思想，认为于光远讲的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哲学问题，并说于光远通古博今，应以“杂家”谓之。此言一出，于光远的秘书胡冀燕女士连声叫好，称高胖眼光锐利，一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并说韦君宜先生有《杂家于光远》一文传世。
于光远称赞高胖有思想，有水平，是“车儒”，是自己在重庆时的“引导者”（以示与“领导者”不同）；高胖称于光远是“忘年交”。临行，于光远提醒高胖，切不可继续减肥，否则便与“高胖”二字相悖，并为高胖留字：“无冕而家，可喜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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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0 09: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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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28 21: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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