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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于慎行的生平和为官生涯
于慎行，字可远，又字无可，更字无垢，号谷山（一作谷峰），世称于阁老，山东省平阴县东阿镇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卒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谥"文定"。据《明史·于慎行传》记载，于慎行自幼聪慧好学，17岁就考中举人。明穆宗隆庆二年（1586），二十三岁的于慎行考中进士，因殿试成绩优秀，且擅长文学，改庶吉士，经过三年的学习，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撰《肃皇帝实录》，第二年又被召修《穆皇帝实录》，开始了仕途生涯。
万历二年（1574），《穆宗实录》修成，于慎行"以劳赐金币，进翰林院修撰，编撰六朝曹章奏。"（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不久，被破格提升为日讲官，为皇帝讲解《四书》、《资治通鉴》等经史，"公在史馆……以读书为事，每进讲唐史，至成败得失之际，反复论说，上为悚听"（《列朝诗集小传》），颇受礼遇。"万历五年八月……钦天监择本月甲戌进《世宗肃皇帝实录》……赐《实录》监修等官宴赏如例……升编修左春坊左谕德陈经邦、右春坊右谕德何雒文、司经局洗马许国、翰林院侍读张位、侍讲于慎行……各升俸一级。"（《明神宗实录》卷六十五）而当时仅在京的文官就有两千多人，按明制，修撰一职一般只授予殿试一甲第一名，于慎行作为一名年轻的史官能够接连参与修撰两任皇帝的实录，足见其才识之高。
于慎行熟悉历代的典章制度，对于明朝的礼制典章更是多亲自参与修订。"慎行明习典制，诸大礼多所裁定。"（《明史·于慎行传》）《明会典》是记载明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取材于当时的制度和有关典制的各种书籍，内容丰富，多《明史》未载或所载未祥。《明会典》成书于弘治年间，万历四年（1576）续修,"《会典》重修，公为纂修官。"（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万历十五年（1587），《会典》成书，共二百八十卷,"戊寅，大典告成……礼部右侍郎张位、于慎行、徐显卿、南京国子监祭酒赵用贤，各升俸一级。"（《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三）于慎行所参与编纂的《明会典》，对明朝的礼制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后人研究明朝典章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于慎行的一生，除去赋闲在家的时间，一直在中央做官，前期看似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其实不然，其仕途可谓坎坷不平，曾先后三次罢官，虽然每次罢官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这与于慎行的性格特征和颇好黄老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罢官是在万历六年（1578），源起于当时的首辅张居正"夺情"留职事件。万历皇帝年幼，首辅张居正掌握实权，在全国施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病逝，按明朝官员丁忧制度，须解职在家守制三年。由于担心改革半途而废，更担心一旦远离权力中心有人借机谋害自己，张居正不想在家服丧守制，便向门生故吏暗示向朝廷为其提出"夺情"，获准后，举朝哗然，这种"忤逆行为"立即引起御史刘台、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等人的强烈反对。于慎行能够平步青云，与张居正的器重和提携有很大关系，面对"夺情"事件，于慎行没有"知恩图报"，而是同其他官员站在了一起，共同反对张居正。御史刘台首先起来弹劾张居正，被逮捕入狱，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于慎行却不顾同僚劝阻，前往牢房探望。吴中行因上疏反对"夺情"要遭廷杖，于慎行随同张一桂、赵志皋、田一俊等人上疏救吴。张居正知道后当面质问于慎行："子吾所厚，亦为此耶？"于慎行从容对曰："正以公见厚故耳。"（《明史·于慎行传》）张居正听后非常恼怒，随后于慎行以有病为由提出辞职，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于慎行辞官以后，在家赋闲了五年。这次丢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刚正不阿，不趋炎附势，对于权要，也不巴结，而是恪尽职守，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更是不顾名利和安危。对于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人他总是以德报怨，从不落井下石。万历十年（1582），一代权相张居正逝世，于慎行得以官复原职。由于张居正生前排除异己，树敌甚多，他死后，上疏弹劾者甚多。万历皇帝命曾受过张居正排挤的刑部侍郎丘橓查抄张居正的老家。于慎行此时本可袖手旁观，但恩怨分明的性格促使他写信给丘橓为张居正"说情"，信中说："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他认为这两种现象均不正常。于慎行认为，张居正"平生显为名高，而阳为厚实"，他以"宣世之功自豪，以传世之业期子，即有所入，亦为有限。"（民国《续修东阿县志》卷十三）同时于慎行还嘱托丘橓对张居正的八十老母及其幼子给予照顾，"言居正母老，诸子覆朝之下，颠沛可伤，宜推明主帷盖恩，全大臣簪履之谊。"（《明史·于慎行传》）于慎行不计前嫌、勇于说实话、主持公道的精神受到了世人的称赞。
万历十四年（1586），于慎行已升为礼部右侍郎，后迁左侍郎，三年后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负责辅导太子，很快又晋升礼部尚书，一跃成为社稷重臣。礼部尚书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全国的礼仪、贡举、祭祀、宴飨等工作。在此期间，于慎行作《太庙祧迁考》，以纠正皇家世系中的一些错误和混乱，文章"引晋、唐、宋故事为据，其言辨而覈。"虽没有得到万历皇帝的重视，"事虽不行，识者服其知礼。"（《明史·于慎行传》）
第二次罢官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源起于"争国本"。在此之前，官场的倾轧已经导致于慎行身心疲惫，他曾经三次因病上疏乞休，但皆未获批准。古代立储实行嫡长子制，万历皇帝宠爱郑妃想把次子（郑妃之子）立为太子，但因排在郑妃之前的王妃之子，为神宗的长子，废长立幼，自然遭到众大臣的一致反对，于是他决定推迟立太子，以此向朝臣对抗。当时的首辅申时行、前任礼部尚书沈鲤等大臣屡次上疏劝皇帝早立东宫，万历皆置之不理。万历十八年太子仍未册立，礼部尚书于慎行开始上疏请求"早建东宫，出阁讲学"（清道光《东阿县志》卷十六），为安抚众大臣，万历皇帝特地在毓德宫放出风说，皇长子年幼，想等他长到十五岁再说，这无异于告诉众大臣，皇帝已经不耐烦了，以申时行为首的一些大臣心领神会，不再上书强谏。于慎行没有因此而退缩，这年冬天，他上第二疏请立太子，惹恼了万历，受到皇帝的诘责。于慎行毫不畏惧，次日上疏，依然请早立太子，并说："册立臣部职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速决大计，放归田里。"（同上）这无异于以辞职来要挟皇帝，但万历皇帝并没有批准，而是希望此事不了了之。此后，于慎行接连上疏极谏，累十余疏，终于触怒了皇帝，"责以要君疑上，淆乱国本，及僚属皆夺俸"（《明史·于慎行传》），不仅于慎行受罚，礼部的其他官员也受了连累。此时，万历皇帝仍没有罢于慎行的官，而是希望给老师留些颜面。恰在此时，山东乡试泄题事发，"山东乡试，预传典试者名，已而果然"（《明史·于慎行传》）显然是礼部有人泄密，事发后，万历皇帝大怒，再次给予礼部官员停发俸金的惩罚。作为礼部的尚书，于慎行决定引咎辞职，皇帝依然不准，此后他又以身体有病乞休，被皇帝再次拒绝。于慎行在先后三次上疏后，终获皇帝批准，并赐白银三十两，纻丝布两匹，就这样，于慎行在为官九年后，再次回到了他的家乡--平阴谷城。
这是于慎行第二次丢官，应该说万历皇帝对其老师于慎行还是宠信的，但于慎行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不顾个人名利得失，不惜触怒皇帝，宁肯丢官罢职也不服输。其实这正是于慎行的可贵之处，万历皇帝曾亲赐"责难陈善"四个大字，更是对其品格的充分肯定，于慎行还在充日讲官时，"尝讲罢，帝出御府图画，令讲官分题。慎行不善书，诗成，属人书，具以实对。帝悦，尝大书’责难陈善’四字赐之，词林传为盛事。"（《明史·于慎行传》）于慎行曾经悟出："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穷为第一义。"固穷，意思是信守道义，安于贫贱穷困。作为当官的人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如果整天惦记着发财，那么"百事可做"中的事，一定是坏事，见不得人的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于慎行认为"人臣之望有三："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谷山笔尘》卷五），他一生洁身自好、不慕权贵、刚正不阿，这在明朝末年贪污成风、世风日下的环境中实在难能可贵，可以说人臣之"三望"，于慎行都做到了。在为人处世方面，于慎行说："士大夫能绝’四语’，可与论道矣。一曰耳语，一曰目语，一曰手语，一曰足语。嗫而谈者，私也；睇笑而谈者，险也；握手而道者，伪也；蹑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满堂，言室满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谷山笔尘》卷十六)，所有这些都充分展现出于慎行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这也是导致于慎行数次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远离了喧嚣的朝廷，离开了权力中心，回到了阔别很久的家乡；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可以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更重要的是可以静下心来从事写作，这在于慎行看来比什么都重要。多年的宦海生涯，于慎行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但他关心国家兴衰安危的心情却比以前更迫切了，大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于慎行是一名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对于时局和国家的前途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是当时的万历皇帝"非改过之君"（历史证明于慎行是正确的），自己"欲言不语，欲默不能，不得已而著书于庐。"（民国《续修东阿县志》卷十四）他的抱负和才能得不到施展，于是诉诸笔端，成为他排泄压抑心情的最好办法，以期把自己总结的治国良策和历史经验传诸后人。此后于慎行在家乡一待就是十七年，期间还经历过一次短暂起复：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万历皇帝立王皇后（即前面的王妃）所生之子常洛(后为光宗)为太子。万历三十三年（1605），于慎行经不住皇帝的累邀和大臣的举荐，再次出山，入京掌詹事府，但他早以厌倦官场，再加上詹事府是个冷衙门，没有多少实际工作可做，很快于慎行就以身体有病为由提出辞职，皇帝挽留不下，只好允许他离职。就这样于慎行的第三次为官匆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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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13 10: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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