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伟 孙成林
宋刻本 《梅花喜神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图著谱的梅谱,此谱为宋景定辛酉(1261年)金华双桂堂刻本,孤本,今藏上海博物馆。“喜神”,是宋元时人对画像之俗称,“梅花喜神”,即梅花种种形态的写生画像。此谱既有绘画临摹的画谱功能,又具艺术作品的观赏价值。胶东望族文登于氏,在此谱众多的的递藏传承者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东海世家”藏书有道
文登大水泊于氏,是清代山东著名的科举世家,时号“东海世家”。于家有清一代科甲蝉联不绝,其家族文化具有深厚的理学渊源。时人称:“吾邑隶郡东偏,风土朴随,人物凄落,而皇清开国以来科甲蝉联,首推于氏为盛。”大水泊于氏主要以于涟、于可托、于颐发三支为代表。于氏一族对读书、藏书事业极为重视,藏书家亦代不乏人。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于氏一族藏书事业达到顶峰,其中代表者,首推于昌遂、于昌进两弟兄。两兄弟家富万卷,且多宋元旧椠(qiàn,书版。古代削木为牍,未经书写的素牍称椠)及名抄精校。而这两弟兄收藏宋刻孤本《梅花喜神谱》的过程颇为曲折,兄友弟恭、相互关爱的故事,也堪称收藏之佳话。
于昌遂,字汉卿,禀贡生,候补知州,在清代诗坛上有一席之地。亦喜藏书,家有“青棠红豆庐”、“尺月楼”等藏书楼。其藏书印有“汉卿寓目”、“种如何树人”、“昌遂”等。弟于昌进,字仲樽,号秋溟,贡生。家有藏书楼“小谟觞馆”,收藏图书甚多。
于昌遂、于昌进弟兄二人钟情于藏书,与其父亲于姬发的言传身教分不开。于姬发,由宿北同知加知府衔,官至淮阳兵备道。于姬发本人嗜好藏书,并已达到相当规模。对此,其长子于昌遂曾言:“先世藏书最富,肆意翻阅。穷二年力,上溯汉魏,下逮清初,泊乾嘉间诸集,无不涉猎。”
宋刻梅谱为历代名家递藏
宋刻《梅花喜神谱》,原为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所藏,后由苏州陶氏“五柳居”递藏,再入王府,嘉庆辛酉(1801年),又转归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校勘家黄丕烈。黄氏“士礼居”书散后,归汪士钟“艺芸书舍”。咸丰年间,归文登于氏。光绪年间,于氏书散,归吴县潘祖荫。潘祖荫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存藏。后潘、吴联姻,潘祖年女儿嫁吴大澄嗣孙吴湖帆,遂归吴氏所藏。吴湖帆视之为“奇遇”,列其为“吴氏文物四宝”之一,并特意将书房改名为“梅景书屋”。
宋刻《梅花喜神谱》之秀丽典雅,一度迷倒历代收藏者、经眼者,而他们也都乐于在此书上钤印、题字、写图。钤印百家的梅花谱,演绎出一幅明清文人的收藏图景。
赶在上司下手前抢得神品
宋刻《梅花喜神谱》在历代收藏家手中辗转递藏的故事,在今人看来,足可编成一部电视连续剧了。而它被文登于氏抢到手、后被强借不还、最终失而复得的过程,堪称惊心动魄。这其间,有人欢喜,有人怨尤,一部梅花谱,牵惹几多爱书人。
于昌进任宿北同知时,因精明强干,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被江南河道总督、藏书大家、聊城人杨以增任命为里河(即淮扬运河)同知。
此时,太平军在江南攻城拔寨,势如破竹。江南各藏书大家,如黄丕烈“士礼居”、周氏“水月亭”、顾氏“小读书堆”、袁氏“五研楼”、汪士钟“艺芸书舍”等藏品,一时竞相散出。
毕生酷爱图籍的于昌进,自然不会错过这大好机会。于是穷其毕生积蓄,狂收诸家所散珍品善本。据史料载,仅道光三十年一年内,于昌进就得黄氏士礼居宋本数十部。其购藏之速,实在令人惊叹。而其好友兼上司、同样精于藏书的聊城“海源阁”藏书楼主人杨以增,亦趁机搜罗,得珍品颇多,并以粮船运载回乡。
咸丰辛亥(1851年),苏州书商金顺甫得到元刻本《梅花百咏》与宋刻本《梅花喜神谱》,到老主顾杨以增处求售。杨以增素爱梅花,对这两部珍品,自然是爱不释手。但因价格问题,杨以增稍微犹豫了下,没有立即拍板买下。
恰恰此时,与金顺甫关系不错的于昌进得知有此神品,遂当机立断,抢在杨以增下手之前,抢得《梅花喜神谱》。
而当杨以增痛下决心要收购时,却发现《梅花喜神谱》已被别人捷足先登抢走了。无奈之下,他只购得元刻本《梅花百咏》。
与《梅花喜神谱》的擦肩而过,令杨以增引为终身憾事。多年后,他仍对此耿耿于怀。其《楹书隅录》记元刻《梅花百咏》案语云:“咸丰辛亥,有估人持此本与宋刻《梅花喜神谱》来袁江求售。余极思并购,而《喜神谱》忽为他人携去,至今犹萦梦想云。”
非十年深交不予阅
于昌进得到《梅花喜神谱》后,不久就把此书,送给了同样嗜书如命的哥哥于昌遂。于昌遂获此神品后,极为爱护,自言“不啻获异珍也”。其朋友、著名画家蒋仲篱得知后,提出要借阅几天。碍于面子,于昌遂只得应允。蒋仲篱阅后,深深折服,竟想据为己有。强占不还不说,他还遍请名家赏阅。学者包世臣被邀欣赏后,在书末题跋,云:“仲篱先生得之,珍若拱璧,宜矣。”包世臣不知此书的来历,误以为蒋仲篱是正当“得之”了。
于昌遂屡次向蒋索书,蒋却每每搪塞。于昌遂失魂落魄,“每当落月横窗,晨风引户,辄怅怅如失良友”。后来,此事被原先售卖此书的书商、好友金顺甫得知。金顺甫想尽各种法子,终于把此书给要了出来,并亲手送还给于昌遂。失而复得,于昌遂感叹“萧逸兰亭,后又增一韵事矣”。(萧逸(翼)赚兰亭典故:唐太宗钟爱王羲之的书法,为得到王羲之《兰亭集序》真迹,屡向收藏者辨才和尚索取而不成。后派御史萧翼前去,设计骗得)。
吃一堑,长一智。咸丰元年,于昌遂给自己立了一条阅书新规,那就是:“自今伊始,非交深十年者,不得阅此书也。”
吴县潘氏终成知音
于昌遂失而复得此书后,只有故友深交,方有机会得以一阅。这些幸运者中,于昌遂之好友、吴县潘曾莹就是其中的一位。
潘曾莹(1808-1878),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潘曾莹在应邀欣赏后,于谱后题写一跋,大赞此书之精。于昌遂在临终之时,感念弟弟赠书之情,又把此书完璧归赵,归予于昌进之子于彤侯。于昌遂、于昌进两弟兄之相互关爱,在宋刻《梅花喜神谱》的赠送与归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于彤侯得此书后,于光绪年间又售予潘曾莹的侄子,即大收藏家潘祖荫。文登于氏作为收藏世家,与吴县潘氏来往甚密。此谱终归于收藏大家潘祖荫,也可谓是一个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