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和国共合作

于振华

    屈  武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曾经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是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两次国共合作虽然都以破裂告终，但其历史却是无法否认的。我的老岳翁于右任先生，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国民党元老，曾经极力促成国共合作，矢志如一，始终不渝。正如王震同志1984年11月10日在于右任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座谈会讲话中指出的：“尤其值得我们纪念的是他赞成国共合作，盼望祖国统一的诚意。”我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之一，现就记忆所及，把于先生在促成两次国共合作方面的一些往事写出来，或许对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和祖国统一有所裨益。
    于右任先生是最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极力倡导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元老之一。1922年8月，于右任统领的陕西靖国军解散后他回到上海，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当他听说李大钊由北京来到上海的消息，立即约请李到他的寓所“好好晤谈”，共商国是。1924年1月10日，于先生在上海《东方杂志》上发表《国民党与社会党》(社会党即共产党)的理论文章，对正在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发挥舆论宣传作用。他首先猛烈抨击了“君子不党”论，指出“爱国之政治家必须相互结合以自厚其势力，庶可以与此黑暗势力相搏斗”。
    对于国民党自身，他认为：“自从同盟会完成辛亥革命之成功，旧时同志既不免偶染官僚恶习；而民国初元，入党之分子，更不免有复杂冒滥；中间经二次革命之顿挫，党员穷困，亦多失其所守。故其与党也，遂不免貌合神离，为世诟病。此等弱点，国民党初不自护。中山先生尤不惮公然笔之于书，以自儆党人，今且有改组之议矣。”很中肯地指出国民党内部存在的问题和改组的必要性。
    对于中国共产党，他称誉说：“社会党乃吾国新起为政治活动之党，吾闻其党多青年，有主张，能奋斗之，吾不能不有厚望于彼等。”他接着呼吁：“在此革命期间，应断然合为一家”，“合则两益，离则两损”。
    1924年1月19日至30日，于先生以陕西三代表之一(另两位是焦易堂、路孝忱)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他被孙中山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十九名审查委员之一。他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帮助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章程，并在执监委员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后，导致直系军阀垮台，冯玉祥等受革命潮流影响，把所辖部队改称国民军，表示拥护国民革命，同时分别电邀孙中山和于右任北上，共商国是。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起了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各地区、各阶层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积极开展斗争，为孙中山北上做后盾。孙先生北上到天津后委托我为他的私人代表，回陕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正确主张，反对段祺瑞的所谓“善后会议”，得到于先生的积极支持。
    1925年4月，于先生在开封对胡景翼部(国民二军)讲话时，就明确指出：“要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只有联合一切革命派。凡是革命的都是我们的朋友；越是革命，越是我们的朋友。”表明了他主张国共合作的诚意和决心。“五卅”惨案发生后，于右任立即由河南赶回上海，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为“帝国主义嫉妒中国民族运动之发展及正当学术团体之兴盛”。当他知悉外兵进入上海大学，将讲义、教科书当作煽动文字捆载而去，见有陈独秀等名字者即指为共产党证据时，当即斥之：“此事令人失笑，前日报载，尚有共产党在英国开会之消息，即令真属共产党，在英国尚能公开，而在中国则用此名义到处污蔑，英租界当局其何以自解!?”他还说：“反对帝国主义及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口号，中国人均当赞成。吾人当广为宣传，使一般民众咸能努力参加运动，达到解放全中国之目的。”
    1926年6月，即国民军失败八个月之后，于右任受中国共产党和李大钊的委托，赴苏联学习考察，并敦促冯玉祥回国，重整旗鼓，“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
    于先生赴苏期间，我和我的爱人于芝秀正在中山大学学习。我是1926年4月去的，芝秀是先一年秋季开学去的。于先生到莫斯科后，苏联政府由一名部长率队去车站迎迓，我们留学生也都去欢迎。苏联政府安排他住在莫斯科一家高级宾馆，不久，我和芝秀也搬去和他一块住了二十多天。记得有一天下午吃饭时，于先生回来高兴地给我俩说：“斯大林接见了我。斯大林很同情中国人民，很支持中国国民革命，要给咱们派军事顾问团!”当时，我们的学习很紧张，但是下午或者晚上，仍有不少同学来宾馆，听他讲国内形势。他希望大家早日回国，参加革命实际工作，以后确有不少同学随他回国。同学们都很爱听他讲话，为之兴奋鼓舞。
    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抗日救国，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于右任与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孙科等一起签名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力促蒋介石改变反共立场，团结抗日。于右任作为国民党政府的监察院长，是冒着风险参加这次签名活动的，置个人得失和生命于不顾，这种勇气是难能可贵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杨虎城委托马文彦去南京，通过于右任了解南京方面的动态。马文彦到南京的当天，就把藏在筒装香烟的内筒壁中的一张中共对于西安事变的四项声明交给于先生。他看后高兴地说：“我明白了，共产党真的要抗日哩!早知如此，我当初到潼关后，是可以个人名义去西安了。”马文彦接着问于先生是否知道蒋介石在西安已表示同意联共抗日的事，于先生回答说：“蒋先生回到南京后，就转赴奉化，什么话也没说。新闻封锁很严，南京对西安的主张什么也不知道，连张学良在哪里也不知道。”第二天，于先生把中共四项声明交给张继，佯称是陕西商人在农村墙壁上揭下来带到南京的，张继在总理(孙中山)纪念周会上读给其他国民党中委听，对不明真相的国民党大员们，是个很大的震动，纷纷说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的。就连西山会议派头子，一向以反共知名的国民党中常委张继，也情不自禁地说：“起义在东南，成功在西北。”后来，杨虎城知道了这些情况，高兴地说：“于先生这件事办得真好!”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王炳南同志的介绍，我在重庆认识了周恩来。此后几十年间，我经常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帮助。这些经历，我曾在《在历史转折的年代里》一文中作过叙述。这里记述周恩来关怀于右任先生的一些往事，可供作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史料。
    1939年上半年的一天夜间，王炳南找到我，说周恩来在新华书店楼上约我去谈话。我如约前往。谈话时王炳南也在座。除了谈些有关时局问题之外，周恩来着重对我讲：“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对两党合作，团结抗战问题立场要坚定。在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由此可见，周恩来是多么重视两党合作共同抗战的局面，对于先生等国民党人是如何爱护并争取他们发挥积极作用的。从这次谈话以后，我在于先生身边生活了六年多的时间，一直是体念周恩来的苦心，帮助于先生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于先生由于所处地位和环境的影响，有时对一些事情的真相不大明了，我就将自己所知的真实情况告诉他，或者向他宣传解释共产党正确的政策。1939年冬，有一次周恩来找我，要我向于先生反映一件事，说：“汪精卫已由重庆逃跑，投降日本去了。他虽然走了，目前重庆还有更重要更危险的投降派，他们直接间接地和敌人勾勾搭搭，请于先生注意。他是国民党元老，应该在国民党内仗义执言，做扶倾救危的工作。”我把这些话转告于先生，他表示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调查清楚，决不能听任一些人进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勾当。以后，于先生几次作广播讲话，痛斥汪精卫等人的叛国罪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我把国民党这一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阴谋经过情况告诉于先生后，他非常气愤地说：“这样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但他沉默了一会，叹了一口气说：“唉!讲了又有什么用呢。”我深深同情他当时有心无力的处境。以后我又和他谈起周恩来，他以赞叹的口气说：“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这些事实说明，于先生对国共合作抗战和政治是非问题，认识是明确的，态度是严正的。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在周恩来、王炳南陪同下，登门拜访了于右任；于随后设宴款待毛泽东，席间，两人谈笑风生，融洽热诚。于先生称赞毛泽东渊博的学识，宽阔的胸怀和政治家的风度，遂明确表示反对内战，赞成和平，支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设新中国。
    于先生一向对国民党上层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和贪污腐化掠夺财物的现象是深恶痛绝的。他任监察院长多年，本想运用这一职权，做点澄清吏治收拾人心的工作，但是那些贪婪成性祸国殃民的人，正是那些握有实权身居枢要的人。徒有虚名的监察院，又哪能发挥作用?有一次，监察院揭发了一起重大的贪污案件，被弹劾的涉及蒋介石左右的权要人物。于先生坚持要行使监察权进行弹劾，而蒋介石却坚决为这些被弹劾者进行庇护。于先生气愤之下，带着秘书李祥麟离开重庆移居成都。他走后两天，我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恩来说：“于先生的姿态很好，这是对老蒋独裁作风一个有力的揭露。”接着他又说：“于先生一个人去成都，身边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你应该去成都陪伴他，照顾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消除他的一点苦闷。”恩来还嘱托我代表他向于先生表示慰问，要我告诉于先生，他这一举动大得人心，但不要悲观。于是，我即驰往成都。
    1949年4月，北平和平谈判期间，张治中接到李宗仁的电报说：“十六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往北平，协助国民党代表团和中共进行谈判。”张治中立即召集开会，讨论此事。他首先表示意见说，《国内和平协定》已经由两党代表团同意，认为于先生此时没有必要北来，留在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国内和平协定》，待批准后，再请他北来主持签字。大家同意张的意见，于是立即电复李宗仁，“请于暂缓来平，并决定黄绍竑和我代表国民党代表团即于十六日回南京复命”。4月16日早4点，周恩来找我谈话。我汇报了国民党代表团对于先生北来的决定。周恩来说：“我都完全知道了。张文白已向我谈过。我曾对他说，于先生现在能来北平很好吗。我们欢迎他来。文白说明了他不同意于先生此时北来的意见，我也不便遇事干涉。”接着恩来又说：“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将来决裂了，如果于先生在北平，那就请他留在这里，不再返回南京。现在他既然不能来平，你到南京后马上告诉于先生，如果南京拒绝批准这个协定，我们解放军决定本月二十日渡江占领南京，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人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
    16日上午10时，我同黄绍竑带着《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稿乘机飞回南京，参加了李宗仁召开的小型会议后，即去于先生家，说明了情况和我的看法：“看起来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不会被批准，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于先生说：“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到北平，不然我现在在北平，战争打起来我就留在那里不回来了。”我说：“这正是周恩来的意思，不过文白先生也是好意。”我又将恩来希望他不要离开南京的意思转述一番，并补充说：“这是一个较好的补救办法。”于先生深有感慨地说：“这恐怕办不到了，我的周围布满了特务，他们严密地监视着我，能让我留下来吗?”事实正是如此，蒋介石是不容许于先生北上的。
    4月21日晨，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晋见于先生，他身着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服装，并带着一名武装卫士，态度很严肃地对于先生说：“报告院长，战事情况非常紧急，共军已经突破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到广州或者先到上海，由院长决定，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于先生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那个人以威胁的口吻说：“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气势凌人，大有绑架之势。没有等于先生穿好衣服，就强迫于先生上车驰往机场。于先生要求先到上海，这样我们就飞抵上海，住在于先生家里。我问于先生：“能不能留在上海不动，上海总是要解放的，然后再找机会到北平去。”他说：“我在南京的情况你不是都看见了吗?上海撤退我同样会遭到被强迫绑架的命运。”接着，于先生反来劝我留在上海，一同到广州，寻找机会到香港去，再转赴北平，这样还是有希望的。我说：“我不能去广州，我要回到新疆去。”但是，不好明说周恩来要我去新疆执行他在北平交代给我的任务。
    以后，于先生辗转又到了重庆，终被胁迫去了台湾。而他的夫人高仲林与我妻芝秀则一直住在西安，相依为命。于先生到台湾以后，晚景凄凉，心情忧郁。1961年3月中旬，他给老朋友香港吴季玉写信说：“今年是我妻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先生由香港回来后，把于先生的悲伤心情写信告诉周恩来总理。总理很关心这件事。委托罗青长告诉我，要我去西安以女婿名义为于夫人祝80大寿。要我把儿子北大和儿媳梅君带上一道去，同时还让上海市通知于先生的外甥周伯敏来京，在中央统战部的关照下，我们四个同赴西安祝寿。
    陕西省委统战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参加寿宴的名单是我和陕西省委统战部商量决定的。所有于先生在西安的亲朋故旧，包括于先生的老朋友陕西省副省长孙蔚如，工商联主任韩望尘，全国政协委员茹欲立，陕西知名人士杨子廉等，男女共二十余人参加了宴会。寿宴轻松愉快，于夫人很高兴，一再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她的关怀，会后曾全体合影，留作纪念。
    从西安回京后，我向罗青长汇报了西安祝寿情况，请他转报总理，并将合影呈交。后来，罗青长电话上告诉我：“总理对你为于夫人祝寿的情况很满意。他要你给于先生写封信，把西安祝寿的盛况告诉于先生，连照片也附去。”以后，我和邵力子先生商量给于先生写了一封信，连同照片交罗青长同志，请总理审阅。后来知道，信和照片连同我给于先生的寿礼一起带到香港，请吴季玉转交于先生。吴季玉每逢于先生寿辰，都要由香港到台湾为他祝寿。他由台湾回到香港，给我来信说，于先生收到我的信、照片和寿礼，高兴到了极点，真是喜出望外。特别是周总理对他的关怀，使他非常感动。他要吴先生告诉我，向周恩来表达他诚挚的谢悃。就在我接到这封信的第二天晚上，总理出席了匈牙利艺术团访华演出晚会，我以对外文委副主任的身份负责接待了这个艺术团，也参加了这个晚会。我当场向周总理报告了香港吴季玉由台湾回港来信的情况，着重说明于先生收到我的信及照片后的愉快情形，以及他向总理深表感谢的心情。总理听了很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使于先生心情舒畅，这是党的一项统一战线工作，我很了解这不仅仅是对于先生个人，而是对于先生为代表的那些热爱祖国人们的团结工作。因此，我深深理解总理为于夫人祝寿的一片苦心。总理为了统战工作，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这些心血对将来祖国的统一大业，是会起到积极作用的。所以尽管他日理万机，一天工作十几小时，却仍然不时关怀着于右任先生。
    只要他爱国，人民就不会忘记他，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忘记他。回顾于右任先生参与国共合作的种种事实，更加使人对他缅怀崇敬。在他110诞辰之际，我想再次寄语李登辉先生及台湾当局有识之士，应该向于先生学习，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首先实行“三通”，尽快举行两党谈判，摒弃党派输赢观，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促成祖国和平统一，为中华民族树一丰碑耳!
    (原载《统一论坛》杂志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