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颖国武襄公杨洪像赞》

于振华

      “杨家将”故事在中国流传颇广，几乎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故事的原型是北宋名将杨继业和他的儿子杨延昭、孙子杨文广。他们是在宋朝与契丹、西夏间的民族对峙和冲突中涌现出的一批杰出军事将领。在普通民众心目中，“杨家将”是忠勇爱国、抗敌御侮的民族英雄。
　　有关“杨家将”的故事最早见于金院本，宋元之际又有话本和杂剧行世。及至明代，除了传统的戏曲和平话之外，又产生了如《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等小说。“杨家将”故事更加深入人心。
　　当宋代“杨家将”故事在明代得到广泛传播之际，在明朝的北部边塞上却活跃着一批真刀真枪的“杨家将”。他们同出一门，为父子伯侄，在抵御蒙古部落不断南下侵扰、掠夺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先后荣升至镇守一方的总兵官，为明朝守御九边重镇宣府、延绥和大同。

　　和宋代“杨家将”几乎总不免忠而受屈、沉潜下僚的命运相比，明代的“杨家将”要幸运得多。他们生前大都封爵挂印，官至极品，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内就开创了“一门三侯伯”的盛况，成为有明一代著名的将门。
　　明代“杨家将”的故事在今天恐怕知者甚微，但其忠勇爱国的精神和抗敌御侮的勋业却丝毫不逊色于宋代“杨家将”。其中关键人物是杨洪，他一生披坚执锐，为明朝镇守北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中期发生“土木之变”后，杨洪积极配合兵部尚书于谦坚守宣府，为保障京师安全立下汗马功劳；之后又以古稀之年率兵勤王，奋不顾身，转战千里，打退蒙古瓦剌部的入侵，连皇上都被俘去，一时群龙无首的明王朝安然度过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
　　杨洪，字宗道，生于洪武14年（1381）9月16日。祖父杨政原籍江苏六合，元末随开平王常玉春起义，因功受封为陕西汉中卫左所世袭百户。杨洪的父亲杨景是杨政长子，杨洪又是杨景的长子，所以一生下来他的命运就被注定了：他将是未来的陕西汉中卫左所百户。但杨洪日后封侯挂印，名列青史，成就远在这个小小的世袭百户之上。杨洪母亲施夫人出身姑苏名门，自幼教他读书识字。父亲杨景则督促他勤练骑射之术，以便长大后继承祖业，从军报国。由于良好的家教，杨洪长大后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功，尤其擅长马上骑射，每射必中，箭无虚发。他还熟知书史，胸有韬略，是个文武兼备的人才。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登基——是为建文帝。建文帝登基伊始，立意削藩，引起皇子燕王朱棣的不满，乘机挥戈南下，以“靖难”的名义与建文帝公开争夺帝位。建文四年（1402），两军在安徽灵壁对垒，效忠建文帝的南军大败。身为南军百户的杨璟就在这场战役中殉职，消息传到陕西汉中，合族举哀。永乐初，杨洪承袭父职，并接到军事调令，要他到远在极边的开平卫（在今内蒙古多伦）戍防。家里人都替他担心，年仅二十二岁的杨洪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慨然地说：“大丈夫立功名宁在跬步之内！”

　　戍守开平卫

　　杨洪刚到开平后不久，就碰上几次不大不小的战役。每次遇敌，他总是第一个策马突入敌阵，表现十分武勇。负责驻防开平的城安侯郭亮因此特别赏识杨洪，把杨洪收在自己的帐下参谋军机。
　　永乐八年（1410），明成祖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北征蒙古阿鲁台部。大军自北京经居庸关、宣府北上，道出开平卫（在内蒙古多伦）。杨洪自然也在从征之列。这对一个初出茅庐、渴望建功立业的青年军官来说，实在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斡难河（成吉思汗的发祥地）一役，明军大败阿鲁台部。杨洪在这次战役中，冲锋陷阵，一马当先，给明成祖留下深刻印象。明成祖亲手斟酒犒赏他，说“酹此壮汉”！还当面夸奖他是“将才”，让近侍把杨洪的名字记下来，以备日后擢用。
　　明朝自永乐到宣德数年间曾七次对漠北蒙古发起大规模征讨，其中五次明成祖皆御驾亲征。明成祖历次亲征，内阁大学士杨荣都随侍在侧，参与机务，因而得以“明悉边疆险易，熟知边疆干才”。杨荣在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与杨溥、杨士奇并称“三杨辅政”，是内阁实力派人物。杨洪每次也在从征之列，这使他有机会接近随侍在皇帝身边的大臣，和内阁大学士杨荣更是建立了特殊交情。杨洪日后功成名就、仕途发达，除了因自身出色的军事才能之外，也多有赖于他和廷臣之间建立起的这种良好关系。
　　杨洪和内阁大学士杨荣的交情可以从保留在《杨文敏公集》里的两篇文章得到证实。一篇是《赠游击将军杨宗道升都指挥使同知序》，一篇是《忠义堂序》。正统二年冬，杨洪戍守独石。蒙古入侵者犯边，杨洪接到上级命令，要他加强防备。杨洪时任游击将军，常率领精锐骑兵小分队在塞上巡逻。一天，他得到情报获知蒙古骑兵来犯，当即派遣罗卒侦察敌情，然后亲率骑兵在大漠中疾驰两百里，绕到敌后断其归路。满载而归的蒙古兵全无防备，被杨洪的骑兵分队一冲即散，抛下刚刚劫夺来的人口牲畜，落荒而逃。杨洪乘胜追击，斩杀敌寇，大获全胜。这一战役显示了杨洪一惯的用兵之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善以奇兵取胜。捷报传到朝廷，朝廷赏功，杨洪被擢升为都指挥使同知。杨荣为此写下了《赠游击将军杨宗道升都指挥使同知序》一文以示祝贺。
　　杨荣的另一篇文章写在杨洪被擢升为镇朔参将、万全卫都指挥使之后。杨洪曾在自己的任所建起一座大堂，取名“忠义堂”。建成之后，特派儿子杨俊到北京杨荣府上请求杨荣为“忠义堂”作序，以志其胜。杨荣欣然命笔，草成《忠义堂序》一文。文章首先回顾了杨洪在开平任上的表现：说他与部下同甘共苦，作战机智勇敢，奋勇当先。骑射功夫十分了得，威震敌胆，战功卓著，故晋升较快。然后站在政治的高度，肯定了杨洪身为武臣的操守和作为：“宗道遭际圣明，祗受委托而当一方捍御之重，鞠躬效劳，夙夜靡懈，位高而不矜，功成而不炫，非以忠义存其心，能若是哉？”

　　木秀于林

　　青年杨洪从陕西汉中调戍开平后，如锥处囊中，很快脱颖而出，受到朝廷的倚重，但也遭到同僚的妒嫉和排斥。宣德七年（1432），杨洪受命在宣府以西的一个战略要点西猫儿峪筑城，城筑就之后又受命领兵防守。西猫儿峪孤悬塞外，守备相当不易，但杨洪出色地完成了任使。皇帝为此特意传玺书褒奖他：“洪为国尽力，不避险艰，朕用玺嘉。宜益慎重，毋轻而脱。有挟私害尔者以闻，朕必治之。”此后凡有对杨洪因妒生恨、想寻机陷害他的人，朝廷果然严惩不贷。指挥杜衡诬奏杨洪的过失，朝廷把他贬到广西；部卒李友告发杨洪“隐私”，朝廷效法宋太宗宠任郭进的典故，把李友交给杨洪处治。正统元年（1436），内臣韩政、阮鸾上疏攻击杨洪，英宗当面将二人驳回，斥责他们必是受了小人唆使。
　　不久朝廷提拔杨洪担任都督佥事李谦的副手，委以戍守赤城、独石的重任。李谦年老怯战，与杨洪积极任事的作风相左，杨洪每次调军部署作战，他都暗中作梗。朝廷察知实情后就把李谦撤职，让杨洪代理其职。杨洪的成功因与朝廷对他的爱护和支持分不开。《水东日记》的作者、明人叶盛就曾指出：“杨武襄洪为人虽尚权谲，然有威严，将士知畏之，此其所长不可掩之者。亦赖朝廷主张以成其名耳。盖自宣德、正统以来，受知于上，阁中庐陵杨公辈皆爱重之。”
　　从世袭百户到宣府总兵
　　明朝从宣德三年到正统十四年共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与漠北蒙古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蒙古诸部的小股骑兵仍不时南下侵扰，伺机劫掠，给边塞人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痛苦和不便。明朝降至正统年间，因晏安日久，文恬武嬉，武备废弛，边将和监军都热衷于营私舞弊，侵吞屯田，私役士卒，盗用军储，遇敌则畏缩不前。杨洪独以敢战著称，成为正统年间中外著名的良将，朝野公推边将之中智勇第一。
　　宣德十年（1435）英宗即位后，鉴于边政日趋腐败，急欲延揽人才以图改革。尚书王骥上书言边事，指出边军怯懦皆因平素缺乏训练所致。他认为只有杨洪堪当守边重任。陕西参政年富也上书议论边政，他批评边将“竞恤其私而忘国家”，感叹“苟得如洪者二三人即边患可弭”。英宗于是特召杨洪入朝，面询安边策，因所言切中要害，升杨洪为开平卫指挥使。
　　杨洪“每战必捷，未有小挫”，沉重打击了蒙古入侵者的嚣张气焰，使得长期和他交战的蒙古诸部对他颇为畏服，尊他为“杨王”。杨洪也因此逐步从一个低级世官升任到为镇一方的主帅。正统十二年（1447）年，六十六岁的老将杨洪以后军都督府左都督的官阶，挂镇朔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明朝九边重镇之重——宣府。宣府军民获知这一任命后个个欢天喜地，相互祝贺说：“有杨将军镇宣府，咱们从此可以安安稳稳睡大觉啦！”

　　“土木之变”，临危受命

　　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朱祁镇受司礼太监王振挑唆，率五十万精锐部队亲征瓦剌蒙古。大军行至土木堡，遭到蒙古兵的袭击，结果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瓦剌蒙古部的也先太师把英宗居为奇货，在“土木之变”后的两天内三次挟英宗到宣府城下，令驻守总兵官杨洪开门迎驾。杨洪深知宣府一镇扼守京师门户，门户一开则京师危在旦夕，所以他托辞闭门不纳。也先一计不成，又生出一计：他令英宗御笔亲书，写信给杨洪。杨洪接信后原封不动派人送往京师。此时，英宗弟弟朱祁珏在于谦等大臣的吁请下临危监国，是为“景帝”。景帝接信后，马上派出特使，指示杨洪对也先的要求不予理睬。为了嘉奖杨洪的守城之功，朝廷在于谦等人的举荐下，火线特封杨洪昌平伯。杨洪受到朝廷的鼓励，守城之志愈加坚定。
　　也先抱着侥幸心理，又带着英宗去叩大同城门。守将郭登也坚辞不出。也先两处碰壁之后，决定孤注一掷，纵师深入，企图一举攻下北京城。但他看到北京城在于谦、石亨等文武大臣的坚守下攻取无望，同时又害怕杨洪切断他的归路，以致腹背受敌，于是不得不草草收兵。
　　京师被围困之时，朝廷飞书调遣各路大军赴京勤王。杨洪接信后，与孙镗、范广将兵两万挥戈入卫。及至，京师之围得解，他再受命追剿残敌，歼敌于涿州、紫荆关等处，至霸州固安一带一举斩首480多级，生擒48人，缴还所掠人口万计、牲畜弓刀无数。
　　瓦剌退兵后，朝廷论功行赏，进封杨洪为昌平侯，加授“奉天栩运推诚宣力武臣”勋号，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赠世券，食禄1100石。昌平侯杨洪受命暂留京师，负责操练包括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在内的京兵，兼掌左军都督府事。每有建言，多为朝廷采纳。
　　景泰二年（1451）夏，为加强宣府重镇的军事防卫，由于谦举荐，七十高龄的老将杨洪挂镇朔大将军印，再度出镇宣府。他的两个侄子杨能、杨信分别被擢升为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充任他的左右参将。杨洪庶长子杨俊，则任前军都督府右都督，留京师总领三千营。杨洪一向处事审慎，功高却不跋扈。此时看到自己一门一侯三都督，皆手握重兵，官至极品，反倒忧心起来。他上书乞求致仕，不准；又请求把自己的侄子移镇他处，又不准。八月，杨洪染疾还京，九月十二日病逝，享年七十岁。先葬在北京西山泉宫，朝廷追赠为颖国公，赐谥武襄。后迁葬河北赤诚，与母亲施夫人葬在一起。

　　身后萧条

　　杨洪是明朝继徐达、常玉春一代开国元勋之后崛起的新一代军事将领，他生历明朝最强盛的“永宣盛世”和由盛转衰的正统、景泰两朝，先后置身于九边要地开平和宣府，凭着自己的忠勇胆识和机变韬略，兼以朝廷的倚重，终于得以一展长才，由一个世系百户逐步荣升至雄镇一方的主帅，以至封侯挂印，名列青史，及寿而亡。和宋代“杨家将”，及明朝后期的军事将领如戚继光、袁崇焕等人相比，杨洪堪称是一位“善始善终，福寿双全”的大将。

　　杨洪病逝后，朝廷依为功臣画像的传统惯例，为杨洪作了画像。像成之后于谦题写《颖国武襄公杨洪像赞》。赞曰：“神完气充，貌伟言扬。江湖宇量，铁石肝肠。胸盘韬略而神鬼莫测，手操剑戟而星斗垂芒。摧锋万里，轰雷迅电。号令三军，烈日秋霜。功在朝廷，威振边疆。一骑前驱，万夫莫当。旌旗所指，犬羊遁藏。知其内者以为孙吴管乐，识其外者以为卫霍关张。曰福曰寿，自天降祥。尔公尔侯，子孙蕃昌。噫！斯人也，所谓勋业盖世而身名留芳者欤！”　　然而杨洪的后代却没有像于谦在像赞里所祝愿的那样，“尔公尔侯，子孙蕃昌”。杨洪去世后，嫡子杨杰袭爵，不久亦病亡没，庶长子杨俊随后袭爵。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重登大宝后的英宗把杨洪“土木之变”后以国家社稷为重而未能开门迎纳他的旧账算在杨洪儿子头上，加上石亨等人跟杨俊有宿怨，乘机栽赃诬陷，杨俊竟被加上“土木之变”坐视英宗被俘不救，及党附于谦等莫须有罪名，被夺爵问斩，弃尸于北京西市刑场。
　　关于昌平侯杨俊的死还有一段传奇故事。据说，杨俊被绑赴刑场时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然而正当行刑之际，一个全身缟素的青年女子一路高呼着“天啊，屈杀忠良了”！跌跌撞撞地赶来，此人正是杨俊素日相好的京城名妓高三。她把杨俊的头颅和身体用针线缝合在一起，嘱咐前来收尸的杨家人厚葬情郎，在一番哭祭之后自己也吊死在刑场上。
　　和杨洪的两个侄子杨能、杨信相比，杨俊似乎具有更多侯门公子哥儿习气。他一生不知惹了多少事非，曾多次被下狱问斩，多亏了乃翁的声望和爵位的保护，每次总能化险为夷。这一次却没有逃脱，终于走上断头台。他的死，既和他一惯为人豪横得罪了不少人有关，根本原因则是“土木之变”后父子皆拒绝开门接纳英宗埋下祸端。当时即有公论，认为杨俊死于“不忠”的罪名是很冤枉的。杨俊能文能武，很有才气，也不乏英雄气概，临刑前谈笑自若，毫无惧色。
　　杨俊子杨珍受父连累被流放广西，直到宪宗即位后才被召还，仅授以“龙虎卫指挥使”。一代名将杨洪生荣死哀，然而他的子孙零落、身后萧条。关于他的后人，我们仅知他的玄孙杨钺在嘉靖和隆庆时曾任宣府参将，后升至副总兵，其余后人就都默默无闻、下落不明了。盛名遭嫉，盛极必衰，杨洪生前即深具忧患意识。他所担心的灾难性宿命因他本人早逝而侥幸逃脱，却最终落在他的儿孙头上。假如他的寿命更长一些，活到天顺年间的话，他的结局或许也免不了如于谦和杨俊那样被诬以“谋逆”之罪西市问斩。这样看来，昌平侯杨洪仍不免是个悲剧人物，只因他死得其时才使他免遭功成身戮的下场！

　　------作者:杨立

于致遠

看了此文进一步了介士木之变及前时的情况，不论楊洪，但我注意二点，一是于謙题字所俱的官职，应是确实可信的，可证实史册。二是于謙的俱名前有西平字样，説明于谦认为西平为老家祖藉，而考城为祖藉不知源自何处，西平与考城是何关系？值得研究。

于之

于致遠 发表于 2013-4-21 19:54
看了此文进一步了介士木之变及前时的情况，不论楊洪，但我注意二点，一是于謙题字所俱的官职，应是确实可信 ...

貌似有此之说法：考城是于谦高祖于夔之原籍吧

于致遠

于之 发表于 2013-4-21 20:17
貌似有此之说法：考城是于谦高祖于夔之原籍吧

从于彦昭碑志探讨于謙子嗣
于仁(1368--1447)，字彦昭，于謙父也，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杭州錢圹人。碑志第一部分主要是记载其祖系，云:謙五代祖伯儀，仕元，官至嘉议大夫，禮部尚书，上轻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居蓟兵会。高祖夔,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分省参知政事，护軍。追封河南郡公。曾祖九思杭州路总管，累迁中奉大夫湖南道宣尉使，都元帅。因家杭州之钱塘。祖文，明洪武初为工部主事，后以孫谦贵贈嘉议大夫，兵部右侍郎。祖毌施氏贈淑人。父諱仁，字彦昭，隐居不仕。仁生二子，長子謙，次子泰。謙子冕，女琼英适配锦衣千户朱骥，孫女一(未知是何人，估计应是于冕之女)人。此为彦昭墓碑上的記载。[此资料耒自兰溪谱]，是于谦具名立石，而撰写者未見記名。时间为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立石，彦昭卒为正统丁卯(1447年)五月初十日，而碑是次年二月所立。而彦昭生于洪武戊申即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十七日，享年八十。据栅杊于氏资料载于谦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戊寅四月卄二日午时，于彦昭生于谦时为31岁。而立碑时应是五十虚岁。此墓碑志中只记载了一子冕，一女琼英，还有一孫女。沒有记载次子广，也沒有记载謙义子康，也沒有细述于谦弟于泰的情况。如果此碑确实无误，那于广就有可能不存在，因此碑立石距于謙被害只十年时间，当时于谦正受重用之时，若于广存在碑石上不可能不刻于广。至于说于广是立碑后所生，那于谦己五十多岁，老耒得子不容易，况且当时正是于谦忙于救国救亡之際，就于谦的品格耒说，早已抛开家庭，全身心扑於拯救国难了，对于儿女之情更谈不上了。可在同一兰溪谱上却载在冕弟广的名字，並注有斐太监救于广逃河南考城老家的情节。而于冕只有三女，沒有儿子。史藉记载冕曾过继远房侄儿允忠为嗣，而据 兰溪谱载把康置于冕之下，而康生玉。至于泰也无子嗣记载。再从碑文所立地址为杭州三台山来看，于谦墓不可能在其它地方，而应葬杭州三台山为正确。至于冕的坟自然应葬于杭州三台山，這可是父葬之地，何以另葬别处？故人都看重這点，如有人卒于江南，可千里迢迢要把它运回祖墓之地北邙以葬之。对于谦一支系于謹之后裔，早在明清时杭州于氏与江都于氏，瓜埠于氏，滁州于氏，金坛于氏，仪征于氏，金陵于氏，揚州于氏,北京于氏等同属于謹之后裔，聚居江淮后迁居各地，在明天啟壬戍就曾有各支派在燕京聚会祭祀于謙的盛事，明天啟壬戍即天啟二年(1622年)，可当时并沒有于谦子嗣参加，于谦被害于公元1457年即明天顺改元丁丑年正月廿二曰未时。而于谦冤案直至弘冶十三年庚申(1500年)才得以平反昭恤，改謚为忠肃。时间跨度近50年，当时杭州于氏遭牵连受害者不計其數，故而逃散各地，但這些都是于谦同族的于氏，並不一定是直系，但与謙有同受害之经历，存或远或近的族亲关系。所以于謙是于氏宗族的骄傲，不論是直系还是旁系在我看耒沒有什么区别，于謙归于谦，后人归后人，后人可以因以为荣，但沒有躺在前人身上而骄傲的理由，更不能胡乱攀附而胡编乱造，乱我宗脉，所以前哲对于谱系是十分慎重的。对于謙的子嗣问题，学者有学者的看法，皆难作真，只有以实証为依据加以探讨，我想问题是会得到觧决的。以上是自已不成熟的探讨，供宗亲研究时参考。

于致遠

于致遠 发表于 2013-4-21 19:54
看了此文进一步了介士木之变及前时的情况，不论楊洪，但我注意二点，一是于謙题字所俱的官职，应是确实可信 ...

明代沒有刺史一职，或是谱书弄错了，或把唐，宋之于谦混淆了吧。

于振华

于致遠 发表于 2013-4-22 11:26
从于彦昭碑志探讨于謙子嗣
于仁(1368--1447)，字彦昭，于謙父也，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杭州 ...

我一直赞成这个说法：“对于謙的子嗣问题，学者有学者的看法，皆难作真，只有以实証为依据加以探讨，我想问题是会得到觧决的。”历史记载总有演义的成分，大家细细品！

于致遠

于振华 发表于 2013-4-22 14:56
我一直赞成这个说法：“对于謙的子嗣问题，学者有学者的看法，皆难作真，只有以实証为依据加以探讨，我想 ...

又发現一个于謙，明代人，属滁州于氏一支，其后代昌盛，原住滁州東门外，后因子于鏊官至贵州按察使致仕后买田左山之麓搆其屋室而居之，曰上泉庄。此于谦号南溪，父和，其子为于鍪，字噐之,号雲心。明正德戊辰进士及第，四迁官至贵州按察使，55岁致仕。闲居家中。其子野亨，山東城武县知县，孫世建，湖广荆卅府经歷，曾孫四人，从侄二人，玄孫四人，兴旺发达。

于致遠

此画图疑问很多，于谦题字中賜进士的提法又是一大疑问。于谦本是永乐科举进士，不存在賜进士之说，此题字之于谦不是廷益于谦，于谦何以犯如此大错误呢？自已明明是货真价实的進士,何以写成賜進士呢？显然有问题，景泰二年冬十月，楊洪刚死不久。可西平六吉于谦,景泰三年才为贡士，一直沒有举进士的记载，虽官居四品长沙府知府及甘肃平涼府知府,他有賜進士的可能，但景泰二年是不可能题字的，因此此画造假的可能性大。
我至今已找至明代有三个于谦，生活年代都差不多，且官銜都不小，在二至四品这区间，这可能是于谦子嗣众多的原因所在，虽然于谦子嗣多是好事，但千万不要張冠李戴，认錯祖宗。

于振华

于致遠 发表于 2014-2-15 23:42
此画图疑问很多，于谦题字中賜进士的提法又是一大疑问。于谦本是永乐科举进士，不存在賜进士之说，此题字之 ...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这个题赞有可能是后人造假！

于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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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胜利菏泽

据栅杊于氏资料载于谦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戊寅四月卄二日午时，于彦昭生于谦时为31岁。而立碑时应是五十虚岁。此墓碑志中只记载了一子冕，一女琼英，还有一孫女。沒有记载次子广，也沒有记载謙义子康，也沒有细述于谦弟于泰的情况。如果此碑确实无误，那于广就有可能不存在，因此碑立石距于謙被害只十年时间，当时于谦正受重用之时，若于广存在碑石上不可能不刻于广。至于说于广是立碑后所生，那于谦己五十多岁，老耒得子不容易，况且当时正是于谦忙于救国救亡之際，就于谦的品格耒说，早已抛开家庭，全身心扑於拯救国难了，对于儿女之情更谈不上了。可在同一兰溪谱上却载在冕弟广的名字，並注有斐太监救于广逃河南考城老家的情节。
(同是一个地方的谱，记载的为什么不一样呢）

于致遠

此问题提得好，何以出现此矛盾於同一谱上？唯一介释是此谱后人对世系有所增改。是自称于谦十世孙的于继先在康熙年间篡改少保于谦世系年表后，出版了书藉，当然对于谦有关的栅川于氏在修谱时进行了增补，没想会与碑文有矛盾，造成当今栅川谱中的矛盾。我们现在见到的谱是清光绪年间所重修之谱。

于胜利菏泽

还有一疑问，先发这儿吧，
说的是谦公当年巡视山西擅自回京被下狱一事，（俺可不懂历史，从明朝那些事了解的）最后是给谦公求情的不计其数。包括太后，和两个蕃王，我想当然也有不少的同僚。王监看众怒难犯，放了谦公。这说明谦公是个很会处事很明白事理的一个人。但最后在有难时却没有一个求情的。就算有几个有正义感的也是在谦公蒙难后做了些正义之举。难道说在官场中都是落井下石的小人。谦公为官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合的来的。前后判若两人啊

于致遠

此事确实有。差点要了于谦的命。幸亏皇帝知道于谦为人，否定了此事。后查证是一个同名御史所犯，也叫于谦。至于是西平于谦？本人末确证。不过洪武至嘉靖这一时间段，有三位于谦在一品至四品的高官。西平于谦为四品，官至甘凉知府、长沙知府。

患难朋友

重名的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