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世叔中令先生辛亥长安晤面记 李 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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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叔中令先生辛亥长安晤面记                              
                                       李 铠

来源：中国文化交流网

亲人阻隔相思之苦，世谊相逢欣悦之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于当年推翻封建满清王朝创建人民共和民国，在孙中山先生旗帜下为救中国而抛头颅、洒热血、散家财、轻别离的辛亥革命先烈后裔晚生来说更当如此。
今年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我在于右任先生侄孙女于媛女士和井勿幕将军侄孙、井岳秀将军嫡孙井晓天先生和井亚莉女士，胡景翼将军的侄女胡希娟女士，窦荫三先生的儿子窦培信先生诸世谊的邀约下，共同筹办辛亥革命后裔陕西联谊会，以庆祝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谋划办一个辛亥百年纪念会，办一个百年辛亥纪念书画史料展，编一部《辛亥百年陕西纪念文集》。
在日夜忙于《纪念文集》的编撰中，夏日的一天，于媛女士给我打电话：“李大哥，海外来人了，我大爷爷于右任先生的三子、我的堂叔父于中令老人由美国到陕西省亲探访，明天下午咱们可否共同相见”。闻知大喜。
第二天，我按约定时间早早就到了西安城南门里的一所酒店，于中令先生和于媛女士外出尚未回来，约定之时刚到，于中令先生推门而入，当我见到一个眉眼身板酷似于右任先生青年时相貌的一位慈祥、睿智的老人时，我知道，这就是中令世叔了。于媛女士对中令先生说：“这是李铠博士，咱们于家的世交”。中令世叔极为热情地握住我的手，于媛女士一通介绍落座后，我和于世叔中令老人拉开了家常。老人说起我们李家和于家的渊源，我即将相关情由向中令世叔报告说：“我记得父亲李嘉祜教授曾说，他出生于1926年，他的祖父，我的曾祖父李茂豫先生当年在山西绛州（新绛县）中学堂担任教师时和他的同事，也是我家的亲戚王国祜尊亲于1907年由清廷公派、共同赴日本考察教育时，经山西留日同盟会负责人景耀月先生介绍谒见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我的曾祖父李茂豫先生和王国祜尊亲组织绛州中学堂的学生参加反清武装起义。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创建后，曾祖父李茂豫先生成为中华民国政府山西省议会的第一届议员。他老人家践行教育救国，不但继续当教员，并且还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在老家山西省、北京和陕西等处兴办实业，为强国富民而奔波终生。我父亲出生后就与祖父离多聚少，备受相思之苦。我父亲李嘉祜教授7岁时他祖父李茂豫先生就逝世了。
我们李家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国时期时在西安就办有商号，我父亲的伯父、即我的二爷爷李存斋先生在西安和于右任先生的弟弟，即于媛先生的祖父于孝先先生及于右任先生的夫人高仲林和三原辛亥革命先贤、曾担任民国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典章先生合资，兴办了西北最早的西安首家电影院：“民光电影院”。
我的外祖父汪晴江先生辛亥革命前，在于右任、邵力子、章太炎诸先生为师尊的上海南洋中学和南洋路矿中学都读过书，在诸位先生的亲灸之下，投身辛亥革命。从此他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之教诲。曾和1930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1931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钱新之（永铭）先生早在辛亥革命前开办和国民政府成立后延续运营，在中国近代创办的第一家专营中外贸易运输（实为今日之“物流”也）的进出口公司：“中华捷运公司”。（此公司于1908年在大清皇朝户部注册，注册金为30万两白银，公司总部设上海，分公司设北京，辛亥革命后由我外祖父汪晴江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北京分公司经理）。基于和于右任先生、邵力子先生之师友之谊，（于右任先生辛亥革命前被孙中山先生任命为同盟会长江大都督，负责长江流域数省反清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后曾回陕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邵力子先生则在1932年间曾担任民国政府陕西省省长数年）。才使得我外祖父汪晴江先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初，参与其时国民政府号召开发大西北之号令，在国民政府中央资源委员会管辖下，创办了民国抗战初期即在中国棉纺织业八大企业中排名第六的“中国咸阳纱厂”，而其时闻名于世的荣氏家族企业、荣毅仁先生的父亲荣德生先生掌管的“申新棉纺厂”乃为其时排名民国八大棉纺织企业之末。抗战始，为避日本侵略，辛亥革命前满清政府时在湖北由张之洞创办的“官办”；“麻、纱、棉、呢”四厂也内迁到陕西省咸阳市与我外祖父汪晴江先生领导的中国咸阳机器打包公司合并，成立“中国咸阳纱厂”。
说来话长，中国第三代著名电影导演、也是辛亥革命后裔、父亲曾是国军将领的张艺谋先生20世纪70年代上山下乡插队被招当工人初，就是在我们这个旧日中国咸阳纱厂，在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陕西国棉八厂”，做了一名辅助推纱工。张艺谋先生与本人亦是要好的老朋友。此乃题外之话，话锋所至，就此打住）。再之，于右任先生的侄孙女、陕西省政协委员于媛女士乃是我父亲、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李嘉祜先生的高足。（我父亲李嘉祜教授1949年西北大学外文系毕业，参加革命后在新中国成立初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工会当秘书，也曾作为随行秘书跟随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第二负责人贾拓夫副主任到北京参加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国其时各大区军政委员会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会。在其后几十年中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张勃兴先生1952年在西北总工会时和我父亲是同事，张勃兴书记其时担任西北总工会机关共青团支部书记，我父亲李嘉祜担任此共青团支部的组织委员）。民国时期曾主政陕西省的杨虎城将军从国外进口设备办军工厂，榨油厂，均是由我外祖父汪晴江先生利用他当年中华捷运公司的海外贸易关系为杨将军运筹购买德国和美国的设备机器。于媛女士在旁边向于世叔中令先生介绍说，前二十余年，她发愿要在西安市城中书院门于大婆和芝秀姑妈曾度日终老的于氏旧宅办“于右任西安旧居纪念馆”时就得到李铠世兄的协助和谋划，经过十余年奋斗，终使此馆在西安建成。而今，于媛就是西安于右任旧居纪念馆的永远馆长。
世叔中令老人欣喜地说，“如此叙来、于家与李家和汪家实乃三姓、三世故交世谊了”。于世叔中令老人极为儒雅，一副谦谦君子之风，说话轻声细语，说话时，眼睛总是温柔地注视着与之谈话的我，不时地发出感叹和知遇之评说。中令世叔对故乡西安的变化和城市建设之壮丽，多所赞许。对西安的历史人文更是耳闻目睹、口赞不绝。对我们此次纪念辛亥百年的数项谋划，更是勉励有加，大加赞赏。
中令世叔因我比他的堂侄女于媛女士年长之故，谈话期间不由得向我询问了许多有关西安的民国旧事和长安氏族世家，幸喜我对西安的民国史事，自小就有兴趣，再加上我外祖父汪晴江先生和父亲李嘉祜教授及母亲汪莹女士的日常回忆述说对我的耳闻亲灸，我还算博晓。世叔中令老人问起西安往昔他所关注的民国诸多话题，我尚能对答如流。期间说到西安中南火柴厂，我说那是我表舅家冯尚文先生的资产，新中国临成立前，冯尚文表舅随蒋氏父子去了台湾，从此客死他乡，永不复见。触景生情，我见于世叔中令老人的眼睛也湿润了起来。此番弃亲、背土、离家之痛，于世叔中令老人应深有感触。
据我的老友、著名作家、出版家陈四长先生赠我的他与潘志新先生合著的大作《民国奇才于右任》一书记载：1949年11月29日，71岁高龄的于右任先生，被蒋介石胁迫到台湾，从此，他与夫人高仲林和女儿于芝秀天各一方，开始了他孤苦伶仃的飘零生涯。
在台湾，于右任先生住在台北青田街9号。这是一个不大的院落，绿色的油漆大门，一幢普通的房屋，院庭里，除了几棵老树，就是几盆常年放置的海棠花。在这个寂寞冷落的院落里，于右任先生度过了他生命的暮年。与其他显赫的国民党达官贵人比较，于右任先生的住所明显的敝旧寒怆。公馆里，除了书房兼作客厅的面积还比较大些。寝室和厨房都小的可怜。他的衣食起居，也都保持着多年来形成的布衣粗食，清廉勤俭的习惯。睡的是一张木板床，被褥也不柔软。家里人和副官，见他年事已高，时常害腰腿疼，多次提出给他换成钢丝床，他坚持不让换。吃的呢，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地道的家常饭。他的早餐，多数是油条、烧饼和红豆稀饭，晚年因牙痛，才有时喝点豆浆。中午饭，于右任先生不求白米大肉，总是喜欢吃一些家乡风味的面条，尤其喜欢吃硬面、宽面。有一次，标准草书研究社的同仁请他吃扯面，主人一再叮嘱厨师，今天请的是于院长，要做好一点。厨师当然乐于献艺，格外精心地做了几碗龙须面，那手艺，真叫绝了！面条细如丝线，酷肖龙须。于先生见了，连声说：“好！好！”但又问：“有没有粗点的”？待厨师几经加工，端上一碗大拇指宽的面条时，于右任先生才大喜，挑起碗里的面条，连声向周围的人炫耀说：“在我们陕西泾三原，有一句俗话：锅盔如锅盖，面条像裤带。这是地道的家乡饭啊！”这天，于右任先生格外高兴，一下子吃了两大碗宽面。大家见于右任先生吃得这样香，感慨地说：“于右老吃饭爱吃家乡饭，真是赤子怀乡情殷殷啊！”
大约是虑及于右任先生在国民党内的资深望重吧。到台湾后，蒋介石先生为了继续打于右任这块“元老”招牌，给他安了个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头衔。不管是“评议委员”也罢，还是“监察院长”也好，都不过是个虚设的头衔而已。在蒋介石先生的眼里，于右任先生究其实是个无用的老朽。其所以要给他安个头衔，不过是想借此安抚一批象他这样的国民党元老。对这些，于右任先生心里是明白的。他乐得就此得个清静。几十年来政治上的、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使他厌倦至极，彻底地心灰意冷了。直到垂暮之年，他还要经受这国破家亡，骨肉分离的痛苦，纵使蒋介石先生封他再大的“官”，给他再大的“权”，又怎能消释他思乡怀故的痛苦呢？
人们都知道，于先生在大陆的时候，是非常酷爱花木的。在他所写记述三原《民治学校校园纪事诗》中，被记述的花卉多达六十一种，诗中曾有“搜遍人寰草木笺。更求佳种欲流传”的赞花佳句。可到台湾后，他却很少有这种雅致。就连青田街9号院中的花木，他也不让人修剪。院中的小水泥路，也由于长期没有修补，加之台湾雨多，长满了青苔。有一次蒋介石先生去于先生家里，几乎跌了一跤。家里人怕于先生也跌跤，特地给他的木手杖头做了个皮套套，这样拄起来才稳当些。这也难怪，于右任先生到台湾后，孤叶飘零，梦牵故乡，心情沉郁，哪有心思去莳弄花草呢？祖国被一水割裂，亲人只能在梦中相见，垂暮之年的他，惆怅忧悲，无法排解，只能借酒浇愁，抒诗畅怀，在诗里字里求得一点宽慰。
每年的重阳节，于右任先生必定邀集从大陆飘零到台湾的诗书老友聚会一次。或赋诗，或叙旧，或登高北望。发如烟往事之感慨，抒赤子思乡之衷情。1953年，他在与友人聚会台北市士林园艺所登高时，写有《癸已重九士林登高》诗一首。诗中写道：“重阳今又到，怀旧复登临。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可以想见，于先生当时登上高山，一手扶杖，一手遮额，远眺大陆，遥寄乡思的情景。这种聚会以后成了惯例，每年重九，都如期举行。1958年，于右任先生在《四十七年重九北投侨园》诗中，记述了这件事：“年年置酒迎重九，今日黄花映白头；海上无风又无雨，高吟容易见神州”。多么情深意切的怀乡篇啊！为了看见自己梦绕魂牵的故园家乡，每年重阳节时，置酒登高，北望神州。今日天公作合，逢上这等无风无雨的晴朗天气，高声的朗诵吧！高吟才能看见自己想念中的神州。于右任先生的思乡之情，真是感人泪下啊！
离开大陆的时候，于右任先生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对镜忍看发全白，犹觉岁月不待人。今生今世，自己还能和亲人团聚吗？还能看到梦绕魂牵的故乡吗？特别是每年农历的三月二十，他的这种伤感尤为强烈。这一天是他的生日，每年此刻它就意味着垂暮之年的的于右任，又向生命的尽头靠近了一步。年复一年，何时是个头啊？垂暮之年的于右任先生，实在等不及啊！1951年，他在《生日游草山柑桔示范场》一诗中这样写道：“嫩绿新芽次第载，名园曳杖且徘徊。人间佳种知多少，天上晴云自去来。老屋翻新村径远，小畦惊艳好花开。白头吟望中原路，待我归来寿一杯”。
“白头吟望中原路”一句，在于右任先生到台后的许多诗篇里，都有相似句子，可见其为之所思，已经是如痴如迷了。1952年，他在《再游柑桔示范场水亭小坐》中有句：“同人争向中原望，天放晴光亦快哉”。1953年，在《题故山别母图》中，于右任先生又写道：“梦中游子无穷泪，二十年来陟屺心”。1958年，在《书钟槐村先生酬恩诗后》诗中，于右任先生慨曰：“垂垂白发悲游子，隐隐青山见故乡”。1961年，在《有梦》诗中，于右任先生借回忆梦中意境，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透过这一系列感怀之作，可以想见，于右任先生的怀乡思归之情是何等的迫切了。
一水相隔，千古遗憾！于右任先生多么盼望破碎的山河早日重归统一。1958年，他曾作诗云：“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此诗发表后，盛传海内外。《人民日报》亦于是年刊载并加按语，何香凝、林伯渠与朱蕴山诸老皆有和诗。1961年，在于右任先生逝世前三年，他还试图从台湾当局高层做点工作，他特意书赠蒋经国先生一幅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蒋经国先生后来把这幅联印在书签上，还特意在其背面印上古人的两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也，利在万世者谋之”。这天下利，万世名，就今天说来，莫过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件大事了。屈武先生1981年重写于右任先生这幅对联时，曾就此多发感想，衷言寄语旧友同学蒋经国先生：愿他“不要辜负于右任先生的期望，做个民族功臣”。
可是，由于台湾当局的顽固反共政策，于右任先生直到辞世前，也未能看到祖国统一。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他终生的一大遗憾。
中令世叔还为我和于媛女士回忆起了他和父亲于右任先生的一些往事，闻之令人断肠，他说：“我那时年轻，太不懂事了，不知道父亲的难处，执意要去美国读书，使得老人为我背了人情债，借钱送我出国留学，直至去世也未能还清”……。
中令世叔听我和于媛介绍说，我们谈话的这座酒店的旁边是“中大国际”商贸中心，其旧址就是当年我们于家、李家、王家合股开办的民国西北最早的电影院“民光电影院”新中国成立后合资所迁新址的故址，闻此，老人长嘘不已。
叙谈中，时光不觉中又倒流50年前：1962年、那年，于右任先生高龄84岁。“七十三，八十四，……”，用中国传统的习惯说法，人到了这个年龄，就象将要流干了泪的蜡烛，余光不多了。这几年来，于右任先生的精神一日不如一日，越发的老态龙钟。他自感到与世不久，时光有限；而与亲人团聚的愿望又如海天云彩，虚无缥缈。他那哀怨悲凉的心境越发的愁肠百结，剪不断，理还乱了。
“开国几人在，老存诗几首”。同道的人，许多已经去了，自己不久也要归去。听人说，人死会有灵魂，灵魂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在太空里自由地驰骋。自己生前不能回大陆和故乡，死了，也要让灵魂回去。“今生报德知何日？但祝苍苍佑善人”啊！
这年的元月12日，小寒过后，在病床上躺了数日的于右任先生，病稍愈，独曳拄杖在小园里散步。小园里寒风萧瑟，霜凝花草，冬月的寒意凉彻肌骨，使于右任先生不胜支持。这一、二年来，由于体力不支，他已经绝少邀友人登高望远了。他因此总觉得是个遗憾。这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旁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同月22日，他又在日记中记到：“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时隔两日，他又于病重中作了一首万分伤感的哀歌，歌曰：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这首哀歌，可以说是于右任先生预写的临终遗嘱。这一时期，于右任先生不只心境悲凉，而且经济上也很窘迫。从他一系列的日记和诗词中可一见端倪。
1962年2月4日，于右任先生在日记中记云：“春节将近，用费太大，将如何之何？”
其年4月10日，于右任先生作了一首题为“不寐”的诗，诗曰：
不寐兮盼天明，天明雨放晴。江山须自造， 指日见升平。
从诗中可以看出右任老人其殷切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是何等迫切！
1963年1月5日右任老人在日记中写道：“因眼疾，不能多读书，……歉甚”。
此年2月14日右任老人日记：“近来用费太高，实在对不起人”。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先生的喉咙发炎，住进荣民医院。他在21日的日记云：“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
那年的5月27日，右任老在日记中又写道：“我的钱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钱，是旁人害我”。
1964年8月12日，于右任先生再次住进荣民医院。此时，他的脚肿已经加剧，起坐要人扶持，喉部亦不能发音。因无钱，迟迟不想再进医院，后在家人和亲友苦劝下，方住了进去。
按照常人的常情推理，像于右任先生这样显赫的国民党上层人物，经济上一定很富有。其实不然。在台湾，于右任先生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台湾的严冬，虽然不似祖国的北方那样雪盖冰封，但依然是阴气森森，寒意袭人。其他的国民党达官贵人，在严冬都是用电炉取暖，而于右任先生用作取暖的，只是在房中生一盆木炭火。像他在家乡陕西三原一样，在火盆上墩上一壶水，水开后，用“宜兴壶”泡上一壶茶，与一班穷文人谈诗论文。有一年冬天，蒋介石先生到青天街于公馆看望于右任先生，那天有记者在场。蒋介石和于先生谈了一会话，大概因为房中炭烟的关系，蒋先生不住气地咳嗽起来。于右任先生的副官连忙解释说：“这里烟气太大”。蒋介石先生大概是觉得面子上不好看，让一个堂堂党国元老、八十多岁的老人这样取暖，有失体统。就给随从叮咛说：“换两个电炉吧”。于先生说：“怕是用电很贵，我已经习惯了，不要紧的”。仅此一斑，就足见于右任先生到台湾后生活的清苦了。
于右任先生的经济何以这样拮据呢？这是有缘由的，熟知情况的人都知道，于右任先生每月领到薪金以后，就把钱分为若干份，面嘱副官，这一份送某某老人，那一份送某某病人……。送到最后，连家里的菜钱、米钱也没有了。有时无法，只好叫副官去市场的熟人店铺里赊买。只要是到台北市和平东路一段青田街口的市场里随便问问，没有人不晓得于右任先生生前的生活困苦之况。尽管如此，他还是执意要拿出钱来接济他人。受他接济的人，有的是和他自己一样清苦的国民党元老；有的是正在病床上呻吟的病人；有的是以卖稿为生艰苦度日的穷文人；有的是失业已久的青年人。有些人，多少年来每月每月都是靠他老人家按时分送的一点钱来维持生活。特别是对从大陆上飘零到孤岛的一些穷苦老军人，于右任先生更有一种同病相邻的体恤。对这些人送钱的时候，他怕人家不好意思接受，特意要副官买上一篮水果，把钱放在水果篮里，用纸盖好送去。总之，于右任先生在台湾和在大陆一样，还是他那种轻财仗义的老脾气。他经常地接济穷朋友、穷文友、穷乡党，这也是他在大陆就负债，到台湾后又负债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1964年8月住进医院，于右任先生的病情再无转机。到9月18日，病况突然恶化，即入昏迷状态，初为肺炎，后为肝硬化并发症，群医束手无策，延至11月10日下午8时8分，于右任先生他老人家带着无尽遗恨，与世长辞。
就在于右任先生临终前的这天上午，国民党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监察委员王文光、刘延涛、陈肇英以及于右任先生的长子于望德等，因想在于右任先生弥留之际，寻找于先生有无预立遗嘱，会同开启了于右任先生生前专用的一个铁箱。这个铁箱是于右任先生放置私用物品的，过去曾给家人亲友表示，此箱非俟他辞世之后，不得开启。因此铁箱中放置何物，时人多有猜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嘛！何况于右任这样大的官，岂能没有一笔可观的家私呢？可是，待铁箱打开后，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只是一些于右任先生生前的日记和诗词。铁箱里，不仅没有丝毫的财帛珠宝之类的珍贵物件，就连一张股票、证劵也没有。要说与经济有关的物件，倒是有几张于右任先生的三子于中令当年出国留学时，因费用不足而向人借款的账单。
铁箱之谜揭开了！在场的人无不感慨唏嘘！人们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堂堂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铁箱呢？
其实，于右任先生的债单何止这几件呢？在他的债务里，除了几笔整数外，还有因平时不宽余，零星挪借积欠跟随他四十多年的老副官宋子才的三万多元钱（台币，约合人民币1200多元）。一个堂堂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困窘到这般地步，这在腐败成风的国民党内部，实为罕见。因之台湾舆论界人士评论说：“于右任先生他担任了三十多年监察院长，这官不能算小了。我们政府里，只有五位院长啊！在今天有多少比于右任先生官小的人，他们的生活何等的舒服；有几个像于右任院长，病了住不起医院，死了还欠人家的钱？”一时以铁箱、债单生发感慨的文章甚多。“三十功名风两袖，一箱珍藏纸几张”。“右老遗产，仅有债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这就是当时台湾报纸上有代表性的对于右任先生的评价。
于右任先生去世了，一颗闻名海内外的大星陨落了。1964年11月6日，台湾80多个群众团体和学术机构，决定发起募捐活动，筹款为于右任先生铸一座铜像，以表示对这位真诚的爱国者、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大家的崇敬和永久的纪念。
1965年7月17日，于右任先生的灵榇，按照他“葬我于高山之上兮”的遗愿，安葬于台北大屯山八拉卡墓园。次年10月，一座16尺高的于右任先生铜像在台北仁爱路和敦化路口圆环揭幕。于右任先生的铜像栩栩如生、神采奕奕，长髯飘胸，慈眉善目，含情脉脉地望着故乡，望着祖国大陆。
在那海峡对岸云兴霞蔚的地方，是生他养他的故乡。此刻，于右任先生的灵魂，一定是跨越过阻隔了15年漫长岁月的台湾海峡，回到他日夜梦绕魂牵的故乡陕西泾三原去了。
     于世叔中令老人告诉我和于媛说：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妻离子散，家破国亡了。孑然一身，孤叶飘零的右任老人，越是暮年，越是怀念留在大陆的亲朋故旧。特别是怀念他结发妻子高仲林。
自1949年南京一别，一晃十载，音信断绝。贤妻娇女她们母女在大陆的情况怎样？这是右任先生最为挂牵的。中国古代有金婚六十年之说，1959年就是他们金婚之年了。可是他们的金婚，却只能天各一方，经受分离的孤寂与伤感的折磨，这是多么的不幸啊！八十高龄的于右任先生，回忆昔年他们夫妻相依为命，在战乱中患难颠沛的诸多往事，感伤不已。1958年，曾就此写了一首《忆内子高仲林》，诗曰：“两戒河山一枝箫，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霄”。次年，于右任先生又写了一首《思念内子高仲林》：“梦绕关西旧战场，迂回大队过咸阳；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诗情所至，使人犹闻哽咽之声，如见泪雨之状。
“白头夫妇白头泪”。八十高龄的于右任先生，多么希望得到大陆亲人的消息啊！
1961年3月，著名的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说：“胡子”（对于右任先生的尊称）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妻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时隔不久，国务院秘书长罗青长即着人将此信转送给屈武先生，并在电话上给屈武先生说：“这封信是总理要我转给你看的。总理决定让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祝八十大寿”。屈武先生思忖，于夫人的寿辰是阴历二月初九，算来已过了一个星期。屈武先生把这个情况告诉罗青长，并说陕西风俗可以补寿，请罗青长请示总理，是否可以到西安补行祝寿？罗青长立即请示总理，很快回电屈武先生：“陕西既然有此风俗，总理同意你去给于夫人补寿。总理还说，我们决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还要你把儿子屈北大和儿媳汶梅君一同带去。总理还问，于先生在北京还有没有亲眷？”屈武先生回答：“于先生在北京再没有其他亲戚，有一个外甥周伯敏现在上海，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请向总理请示，是否要通知他也到西安祝寿？”罗青长请示总理后，答复屈武先生：“总理同意周伯敏也去。我已根据总理的指示，通知中央统战部作具体安排，你可以和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李金德同志联系”。还说，让李副秘书长通知上海周伯敏来京，订购车票，备办寿礼；同时又向陕西省委统战部传达了总理指示，要他们作具体安排并承办祝寿事宜。俟周伯敏到京后，四人同赴西安。
陕西省委统战部热情地接待了屈武先生一行。这次祝寿共备办了三桌寿席，所有于右任先生当时在西安的亲朋故旧，包括于右任先生的老朋友、陕西省副省长孙蔚如、工商联主席韩望尘，全国政协委员茹欲立以及陕西名流杨子廉等二十余人参加寿宴。陕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齐夷代表省委统战部参加。宴会开始，首先全体起立，为于夫人祝酒。于夫人非常高兴，情绪很激动。一再对大家表示感谢。宴会结束后，还特意摄影以志纪念。
此行祝寿完后，屈武先生回到北京，向罗青长汇报了情况，并送了一张祝寿合影，请罗青长转交总理。总理对这次祝寿的情况很满意。要罗青长告诉屈武先生：“给于先生写封信，把西安祝寿的盛况告诉于先生。把照片也寄去”。
周总理的嘱托，使屈武先生非常感动。他从祝寿的前前后后，感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对自己老岳丈的情意，感受到共产党的统战政策的伟大。但是，如何写这封信？又如何使岳丈知道周总理对他留在大陆上的家属极为关怀？这又使屈武先生颇感为难了。因为，要在信中写上总理的名字，信一到台湾，如果被特务发现，一者可能遭致扣压；二者岳丈也因此会遭祸。这样，则不仅对不起老岳丈，也负了周总理对于先生的一片苦心。可是，如果信里不写上周总理的深情厚谊，那么这封信又有什么意义呢？屈武先生思来想去，苦于没有好的办法。“山穷水尽”中，忽然想起岳丈的老朋友邵力子先生。周总理关怀于先生的情况，他也是了解的，邵先生博学多识，也许有好的办法。
屈武先生到邵老家中，说了自己的这番苦虑。邵老颔首思索了一会，说：“有办法的，有办法的。你写信时，把对总理的称谓，改成濂溪先生就行了”。说着，邵老很动感情地讲述了“濂溪先生”的来历：“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时候，我和于先生住在一起，经常谈论历史上的名人，特别是多次谈到北宋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筑室讲学，因以故乡湖南道县都庞岭之濂溪为其小溪名，人称周为“濂溪先生”。当年，我同于先生谈到周总理的时候，总是隐称其‘濂溪先生’。你在信上写这个名字，于先生一看，就晓得指的是周总理，而别人看到是不会联系到周总理身上的”。
对邵老的高见，屈武先生心悦诚服。就照此办法，把信写好，交给罗青长，请他转交总理审阅。后来，罗青长将此信和照片以及屈武先生给岳丈的寿礼，托人带到香港，交吴季玉先生转交于先生。
吴季玉先生和于先生是挚友，每年的农历三月，都要由香港去台北为于右任先生祝寿。这次他去台回港后，给屈武先生来信说，于先生收到屈武先生托他带的信、照片及寿礼，高兴到了极点，与往年给他祝寿的情绪大不一样。在寿宴上，于老寿星满脸春色，极爱与人攀谈，总想多知道一点关于大陆亲朋故旧的近况。特别是周总理对他的关怀，感动得于右老热泪盈眶，非常激动。他至为感慨地说：“濂溪先生那样忙，还没有忘记老朽啊！”他要我告诉你，一定要向濂溪先生表示诚挚的谢忱。
就在屈武先生接到吴季玉先生来信的第二天晚上，适遇周总理出席匈牙利艺术团访华北京演出晚会。正好屈武先生是以国家对外文委副主任的身份负责接待这个艺术团。屈武先生就趁这个机会，向总理汇报了吴季玉先生来信的情况，着重说明了于先生收到信和照片后的喜悦情形及向总理感谢的心意。总理很认真的听完，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此情此景，当年尚在幼稚之龄的于媛早听过大婆高仲林和姑妈于芝秀的无数次述说，就如石刻金镌在胸。今番与世叔中令老人的一席谈话，愰如隔世，别是一番期盼和眷念在心头。
“一晤越花甲，故亲不复见。白首言旧事，辛亥已百年。相问客所归，海外寻亲来”。此番晤面，不由得我悲喜交加，有感于兹遂写小诗聊记。我与于世叔和于媛世谊之款款交谈中，不禁令人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念，对先贤的怀念和对亲人的思念之中。言谈叙旧中，于世叔中令先生他老人家动情地说：“孙中山先生说的‘天下为公’，正是我们上一辈和我们这一辈的宗旨和信念。也应是你们这一辈和后世应坚守的初衷。我们的先辈闹革命，是为了社会进步和为人民谋福祉，现在人民生活的这么好，有房、有车、快乐幸福，虽然我们并未置厚产，但能享安居乐业，仍使我们感到欣慰快乐”。
“辛亥革命百年后的今天，看到故乡西安的新貌，真是百颜俱新。中华民族复兴有望、中华振兴当有大成”。
在愉快地谈话中，不知不觉二小时余过去了，因于中令世叔稍后还要和于媛女士去和其他的亲友故旧及陕西省的相关领导会面，再加之于世叔年事已高，需午休小刻增补精神，我闻知、忙拱手告辞。
临别，于世叔中令老人拉着我的手，互道珍重，并合影留念。分手时，他老人家对我说：“我盼望能早日见到咱们编的《辛亥百年陕西纪念文集》刊印出版”。并深情地说：“我还会再回来的，我盼望早日能在美国或台湾与你们相聚”。


                                             2011年8月 于西安

于振华

五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