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追念于植元先生》

于老五

·                                 才高学富
德隆望尊
+ G( [: j8 d( e% k           ——追念于植元先生
$ B7 @5 ^9 o* R' g) l' @一
那年的  3月1日，我应“威海市于植元书法联谊会”会长解乐晨先生的邀请，赴文登参加“一代名贤于植元先生追念活动”，因为这一天是于先生的“五七”大祭。以胶东人的习俗，人死后的“五七”乃是个重要的日子，其死者的后辈及亲朋好友往往要举行一些纪念活动，以此表达对逝者的哀思与追念。
于先生是今年的1月26日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的，享年76岁。他的突然离世，在学术界、教育界、书法界，在他生活与工作多年的大连和他熟悉与热爱的故乡文凳、威海，都有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人们不敢相信那样一位慈祥、博学、健康的老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难道真的是人生无常，造化弄人，命运多舛，生死难料？当大家正视了那已发生了的严酷的现实后，所能给予先生的只能是在悲痛中悼念，在悼念中追忆，在追忆中缅怀，缅怀他的学品人品，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胸襟才学，他的经历中的点点淳滴滴。      

在3月1日这次纪念于先生“五七”之祭的活动中，同于先生交往甚深的解乐晨会长写下了“挽一代名贤于植元”的对联：“赤县真哲人，才高学富，堪以泰斗相称，当属超乎万英的典范；不夜名贤，德隆望尊，可与雨峰并论，亦为卓然之一代完人”。挽联高度概括评价了先生的功德，联中的“雨峰”是指文登在清朝时的一代名臣徐士林，其号“雨峰”，曾被乾隆皇帝称为“卓然一代之完人”。于先生对徐公推崇有加，在文登文化局征集出版的《徐公谳词》一书中，于先生不仅为其封面题字，还亲自撰写长序，对徐士林的道德文章倍加称赞，并引为自己的人生楷模。据说，他曾多次将徐公的“双晴不染金银气，才是英雄一辈人”的诗句题写给在政坛工作的一些领导干部，以此表达他的期许。而一生从事教育，博闻强记，熟谙于先生为人为学的解乐晨老人，在挽联之外又撰写的那篇祭文，亦文情并茂，不可不读——“山左不夜，大水于门；史称望族，代有贤人。侍郎可託，迭出骄孙；一九二七，天降斯君。聪颖出众，勤勉超群。幼承家学，练武习文。经史子集，烂熟于心；诗书画印，无所不临。即席应对，妙语如神。道德文章，力冠群英。抽芯不死，菤葹主人。遭陷返里，沉疴如身。奉献社会，造福军民。阳回斗转，瑞气集门，钟情桑梓，崇贤尚仁。讴歌中丞，不染金银。联谊海外，熔铸国魂。誉满寰宇，芳名永存。一代文星，陨落连滨；七十有六，圣寿至尊。九泉含笑，桃李报春。乡亲奉祀，五七吉辰。”
! F1 R4 {2 \  L% R. h$ x二
从那次纪念活动中，我更全面地了解了于先生的经历——他是1927年出生于文登大水泊，其先祖于可託曾任康熙朝的户部侍郎，母张氏的远祖亦是清朝进士，这样的家庭渊源，使植元先生自小就受到了一般人无法相比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打下了较扎实的根基。1948年，他到大连谋生，开始从事师范教育。文革期间，他因遭受迫害，身患重病，于1971年回到故乡休养两年。在这两年间，他自学的医术发挥了作用，为当地的驻军和村民义务看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后来他得以重回大连，继续其教育事业，并在学术上、书法的研究与写作上以及以书法为媒介与日本政界和民间的交往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声望日隆，远播他邦，被誉为“民间文化大使”。他在竹下登当首相前为其题写的“能从竹下登陆龙门”条幅与竹下登当选首相后谢赠他的五吨日文书籍之事，尤为人们称道。由于故土这根割不断的情丝，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起，于先生多次来家乡讲学题字搞联谊活动，许多人不仅从他那里得到了墨宝，更主要的是从先生那种大师级的风采中领略了做人与为学的道理，凡是见过他的人无不为他的品格与学问折服倾倒。“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套用毛泽东吊罗荣桓之诗句，不少认识于先生的朋友在得知这位良师益友突然去世的消息后，也可能发出这样的感叹；“君今不幸离人世，我有疑难可问谁？”因为于先生是一个有求必应的人，也是个在学问上问不倒的人。
我和于先生有一面之缘、一席之谈、一信相通，他给我留下的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也是促使我要写此文的一个重要因素。那是2000年的秋季，文登师范建校七十大庆时，于先生应邀回来参加庆祝活动，并为师生做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报告。在他从文登到威海准备返回大连前的那个晚上，十多位与先生相熟的朋友为他举行了一个欢送宴会，我有幸参与其中。席间先生从一朋友那儿得知我是学历史并到日本留学刚回来不久后，很感兴趣地与我交谈起来，我也借着酒力，耍点聪明想试探着“考考”先生的能耐，可是在我和他所谈中国古代历史与诗词以及关于日本社会的种种时，老先生在不动声色中一一笑着化解。以我所学的专业和二十多年的苦读，自恃在历史文化方面也多少有些了解，然而与于先生相谈后，我才相信了以前别人所说的于先生的“厉害”确是真的，敬佩之情也随之油然而生。
! ~. n! j* f3 `$ H$ L+ E在于先生离威返连时，我的那部30万字的《历史名人父与子》正准备开机印刷。在那次酒席间，我没有好意思让先生为我题写封面，他走后，有朋友说为何不找于植元先生写幅字？我说怎么好麻烦人家呢！朋友又说，于先生很好求，给他写封信，他会很快写好寄过来的。在朋友的鼓励下，我大着胆子给先生写了信，介绍了那书的情况，并希望他能为那部即将面世的书题写封面。我的信寄走后约一个月，先生没有回信，而那时印刷厂正催着要开印，等不下去了，我心下也以为老人家事情多，可能早就忘记那事了，不好意思打电话询问，遂决定从电脑上找一种字体用上。可是让我想不到是，在我的书刚刚印刷出版后，于先生为我所写的字寄来了，还付上一封两页的信，信中说他自威海回去后一直很忙，每天都要接待来访者，还要准备着去香港澳门访问，故“迟复为歉，谨望鉴谅”，信中还写了许多对我鼓励与希望的话。怕我不满意，所以写上两条字幅，让我挑选使用……。捧读于先生的信与书法条幅，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后悔自己不能把书的印刷再向后推迟几天，让先生的墨宝为我的书增辉，那种遗憾完全冲淡了因新作的出版而应带来的兴奋。在闻知先生去世的不幸消息后，我又一次回忆起那天与先生的相见和交谈，还有他的信、他信中的话、他的书法条幅。
三
& b1 N  O( w: m. x' d在我的感觉里，于植元先生是一个既品格高洁又博学多才的人。他温和从容敏捷渊博风趣；他记忆惊人，出口成章；他涉猎广泛，有问必答。在他的身上既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儒雅风度，而又绝无那种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可能存有的古板与僵化，更没有一般“名士”随时可能流露出来的傲气。与他在一起谈论，确有如沐春风之感受，使人得到一种向上的享受和心灵的净化，只有真正的良师益友才能做到这一点。在目前这样一个商品经济大潮翻滚，大多数人行色匆匆，更多的人讲究功利的氛围下，能得遇于先生这样的人并与之谈一番，那实在是人生之幸事。
听解乐晨会长说，于先生在去世前不久的一天曾接待了二十多批来访者，而他对每位来者又都是亲切友好认真对待和答复的，这是由他温和性格所决定的，他是个宁可自己受苦也不愿别人感到不愉快的人。但是一天接待二十多批来客，这种忙碌的应酬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是怎样的残忍呀！我无法想象在他笑容后面的痛苦。那些来客可以满意而去，而于先生的身体却由此垮了下来——难道突发的脑溢血与那次劳累没有直接关系？我觉得还是有的。记得李敖在一篇文章中说，四十多年前他去胡适家时，每次都看到胡先生家中的大庭里高朋满座，来访者是一批又一批，而温和的胡先生也是来者不拒，一一作答，让后辈小子满意而归。敏锐的李敖感到事情不好，遂劝那位学界泰斗——不要让别人去分割自己宝贵的生命；应当过一种隐而不退的生活；应该息交绝影……李敖的劝告是忠恳的，但胡适做不到，就如同于先生做不到一样，因为他们都不可能拒绝别人，尤其是那些真诚而来的求教者，这是他们人格高洁的一面，也是他们性格中某种悲剧的因子。假若他们拒绝来访者，或少接待几位，他们会那样劳累吗？不那样劳累会突然发病吗？他们这样的人才再多活几年，难道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事情？
- k+ _! }' h$ g; _# m" K于先生走了，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他在另一个地方不会再受到那样的干扰和打搅，他可以去静静地享受着另外一种生活了，但是活着的人，特别是与他相识相交的人不会忘记他——他慈善的面容，他亲切的微笑，他流畅的书法，他聪慧的吐谈，他的一切一切，都会刻记在我们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