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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6 11: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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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若木和她的姐妹(2009-12-07 16:56:34)转载▼标签: 杂谈
这姐妹三人都事业有成,分别是著名的营养学家、优秀的教育家、学识渊博的文史专家。她们就是 陈云夫人于若木和她的姐妹。
文/叶永烈
姐妹一起赴延安
本来那里是一片空地,后来七位知识分子在那里买了地,每家都盖了一个院子,人们就叫那里做“七家村”。“七家村”有一户姓于的人家,是从山东省淄博县葛家庄迁来的。于家孩子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陈云夫人于若木。
我在北京中南海采访了于若木,听她说起了于家的家世。于若木的父亲于丹绂是清朝末年最后一届举人,也是中国第一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之一,就读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担任驻日本留学生总监。他把长子、长女、次子都带到了日本留学,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后来,于家子女在不同的领域里成了佼佼者。于丹绂回国后出任山东第一师范校长,成了山东省教育界的老前辈。
于若木原名于式谷,又名于陆华,到了延安后才改名为于若木。早年她的父亲常教他们兄弟姐妹《楚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使他们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于若木说:“‘若木’出自《楚辞·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所以我取了‘若木’这个名字。”
于式谷初中一年级便离家前往北平上学,当时她的大哥于道泉在北平工作。于道泉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他的影响,于式谷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于式谷回到了济南。不久,中共联系人乔彬到济南找她,与她商议前往延安一事。于式谷决定和妹妹于式坤(到延安后改名为于陆琳)一道前往延安。当时,于式谷18岁,妹妹于式坤只有16岁!
于式谷向父亲提出要去延安参加抗日时,父亲很快就同意了,只是要她走之前到淄博老家向母亲告别。于式坤知道后对姐姐说:“你怎么不跟我说?”接着也向父亲提出:“我要跟姐姐一块儿走!”父亲认为她还小,起初不同意,后来见她态度坚决,还是同意了。姐妹俩一起回淄博向母亲告别,只在淄博老家住了一宿就匆匆赶回济南。回到济南,她俩生怕父亲改变主意,没敢回家住,就住到济南“平津流亡同学会”去了。碰巧刚从北平回来的二哥于道源也住在那里,二哥听说她俩要去延安,当即决定和她们一道去。
于陆琳回忆说,父亲到“平津流亡同学会”看望二哥时,她和姐姐赶紧躲了起来,父亲只顾低着头走路,没有发现她们。其实,于式谷姐妹多虑了,深明大义的父亲尽管舍不得儿女离开身边,但还是亲自送他们到济南火车站。火车远去不见踪影了,他还呆呆地站在那里。
到延安后,于家姐妹被安排在成立不久的陕北公学学习,姐妹俩同分在五队。这个队里一共有13名女生,于陆琳年纪最小,被大家笑称为“十三妹”。当时,队里除了于若木姐妹外,还有卓琳三姐妹、吴亮平夫人三姐妹。
与陈云喜结良缘
1937年11月29日,陈云乘飞机从新疆回延安。陈云从小就有出鼻血的毛病,这回他的老毛病又犯了,鼻血出得很多而且流血不止。组织上决定派人去照料陈云,让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到陕北公学五队去挑人。五队党支部认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他们向邓洁推荐了于若木。邓洁便找于若木谈话,对她说:“陈云同志是党的重要干部,现在生病了,需要人护理。”于若木一听便说:“我只是普通的中学生,从未学过护理,恐怕难以胜任这一工作。”邓洁说:“这是经过组织研究决定的。只有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才能到陈云同志那里担任护理工作。陈云同志的护理工作并不复杂,他只是大量出鼻血,需要静卧休息。”于若木听说是组织上决定的,也就不再推辞了。
当时,陈云住在一个窑洞里,于若木在窑洞口摆上一张办公桌就开始值班了:陈云有指示,她就替他传达;陈云要找医生,她就跑去喊;没事的时候她就在那里看看报纸。不到一个月,陈云就病愈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陈云和于若木培养了感情。
于若木记忆犹新地告诉笔者:陈云最初问她的情况,她一一作了回答,他也简单地向她介绍了自己的身世;空闲时,陈云让她唱歌,她唱了一首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这首歌在北平学生中广为传唱;后来,陈云问她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她的回答是“我还不懂”,陈云便告诉她“我现在也没有爱人”,还如实地告诉她,他过去结过婚,后来离婚了……有一天,陈云对她说:“我是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的。你也是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是能够合得来的。”
就这样,陈云和于若木的感情日渐深厚,关系渐渐明朗化了。得到于若木同意后,陈云郑重其事地把她的二哥于道源请来,很认真地对他说了自己和于若木的婚事,征求他的意见(在陈云看来,于道源是在延安惟一能够代表女方的“家长”)。于道源知道陈云有着很深的革命资历,又是很老实的人,对他们的婚事当然欣然表示同意。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
出于好奇,笔者向于若木老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您和陈云之间如何称呼?”于若木老人笑了。她告诉笔者:陈云在家里总是喊她的原名“陆华”,因为在他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陆华”,既有区别,也显得很亲切,是爱称。那么,于若木又是怎么称呼陈云的呢?当着外人的面,她总是称他为“陈云同志”;两人独处时,她觉得叫“陈云同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有失尊敬(在她眼里,陈云有如兄长),由于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只好干脆不称呼;两人分处异地写信的时候,她则称他为“云兄”。
姐妹三人事业有成
近20年来,于若木很少以陈云夫人的身份出现于公众场合,常用的“头衔”是营养学家。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的于若木访问了许多营养学家,她口问手记,由于她记录速度相当快,能够很完整地笔录下专家的谈话。她虚心向专家学习,着手营养学方面的调查、了解、研究,渐渐进入了营养学的领域。
1982年,在于光远等人主持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讨论会上,于若木作了关于重视、发展营养学的发言,强调“民以食为天”,受到会议的重视。《调查与研究》还发表了她的文章,使营养学的问题引起全党、全国的注意。
从此,于若木更加深入地研究营养学,发表了许多论文,就学生的营养午餐、大众快餐、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婴儿的断奶食品、形成儿童保健网络等方面阐明了许多主张,其中对“护苗系统工程”更是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为加强学生的营养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6年,于若木被评为研究员,传媒称她为“营养学教授”。笔者问于若木老人:“陈云对你的营养学研究工作持什么态度?”于若木老人只用四个字作答:“尊重,支持。”
于若木的妹妹于陆琳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转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当时中共中央党校就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附近,于陆琳常常去看望姐姐于若木和姐夫陈云。于陆琳被组织上安排学习日文,并很快就能读日文书报及用日语会话。她学习日语是为了破译日军密电码,这是一项极为机密的工作,可见组织上对她是非常信任的。后来,于陆琳被秘密地派回北平,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从事地下工作。在此期间,她秘密接触了不少著名学者,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解放初,祖国百废待兴,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都极度忙碌而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很有必要建一所干部子弟幼儿园。有一回,邓颖超大姐问于陆琳:“小于,解放了,你想干什么?”于陆琳很干脆地回答:“我想办幼儿园。”邓颖超大姐非常高兴地说:“好哇,你是第一个要求办幼儿园的!我们正需要幼儿园。”就这样,于陆琳受命筹办干部子弟幼儿园。于陆琳在北京城里东奔西走,最后选中北海公园里的“蚕坛院”为幼儿园的园址。那里地方很大,离中南海很近,不过房屋十分破旧,院子里长满了杂草,于陆琳便带领职工拔草、打扫房屋,终于挂起了“北海幼儿园”的招牌。她被任命为北海幼儿园的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创办之初,幼儿园遇到了许多困难,于陆琳一一想方设法解决了:需要盖一批新房子没有木材,她就去找当时主管东北工作的高岗;没有吃的,她就去找主管内蒙古工作的乌兰夫;盖4000多平方米的新房子需要请设计师,她居然请动了建筑大师梁思成,梁思成派出助教张昌龄主持设计;为了保证孩子的营养,她请来一位燕京大学毕业的营养师(这在当时的幼儿园中是绝无仅有的);为了保证孩子的健康,她在幼儿园配备了医生;缺乏药品,她就去找朱德总司令,朱老总说:“给孩子们办事,我支持!你到军委卫生部去拿药品就是了。”朱老总的这句话,帮幼儿园解决了一大难题……
北海幼儿园开办之后,刘少奇等许多领导同志都把孩子送进幼儿园。领导同志工作都很忙,还有的南下或被派往国外,为了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北海幼儿园实行全托。实行全托后,工作量一下子就增加了很多,幼儿园的工作人员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谁都没有计较工作时间的长短,特别是有孩子生病时,幼儿园的护理员更是日夜精心照料。北海幼儿园成了高级干部“一百个放心”的后院,受到周恩来总理多次表扬。那时候,毛泽东的孩子都大了,没有放在北海幼儿园,所以江青几乎不来北海幼儿园。忽然有一天,江青找到于陆琳说,想安排一个老朋友到北海幼儿园工作。江青介绍的这个老朋友名叫秦桂贞。据江青介绍,当年江青在上海当电影演员时曾租房子,秦桂贞是房东家的保姆,秦桂贞对江青很好,常常烧饭、做点心给江青吃;秦桂贞随东家到北京后找到江青,说不愿意再当保姆,希望在北京找个工作……适逢幼儿园需要人手,于陆琳答应了江青的要求,安排秦桂贞在园里当清洁员。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担心秦桂贞知道她的底细,下令秘密逮捕秦桂贞,把秦桂贞投入秦城监狱。再后来,在审判江青的那些日子里,秦桂贞作为受江青迫害的当事人在特别法庭出庭作证……笔者曾多次采访秦桂贞。于陆琳得知笔者跟秦桂贞有来往,拿出500元托笔者转交给秦桂贞。笔者回到上海把这笔钱交给秦桂贞时,年已87岁的秦桂贞很激动地说:“于陆琳待我甚好,曾经多次接济我。她每年都不忘给我寄贺卡……”
1953年,于陆琳被组织上保送到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攻读学前教育专业。回国之后被调往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担任系主任、党总支书记。1965年,于陆琳从北京师范大学调往国防科委工作。“文化大革命”之后,她先后担任军事学院科技教研室教学组长、图书馆副馆长、名誉馆长等职。
1982年即将离休之际,61岁的于陆琳与聂真、范若愚等老同志一道创办了北京市第一所民办大学——中华社会大学。她在这所大学义务工作了18年,不收分文。
1989年,于陆琳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1998年,她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于若木的大姐叫于式玉,曾先后就读于日本早稻田音乐学院及奈良女子高等师范,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工作,后来从事文史研究。于式玉很有语言天赋:她在日本生活多年,说的日语连日本人都听不出半点儿中国口音;她的英语也很不错;她还精通藏语;有一回她到蒙古参观,天天跟翻译在一起,此行之后居然能翻译蒙文。于式玉的丈夫是李安宅,他早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留学,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们于1930年结婚,是一对人人称道的学者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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