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学家于若木

患难朋友

于若木（1919——2006）女，原名于陆华，是著名营养学家，陈云同志的夫人，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母亲。1919年4月15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原籍山东淄博。1986年她先后被聘为中国营养学会荣誉理事、微量元素与健康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顾问等，她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6年2月28日于若木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患难朋友

于若木和她的姐妹(2009-12-07 16:56:34)转载▼标签： 杂谈  
这姐妹三人都事业有成，分别是著名的营养学家、优秀的教育家、学识渊博的文史专家。她们就是 陈云夫人于若木和她的姐妹。

文/叶永烈



姐妹一起赴延安

本来那里是一片空地，后来七位知识分子在那里买了地，每家都盖了一个院子，人们就叫那里做“七家村”。“七家村”有一户姓于的人家，是从山东省淄博县葛家庄迁来的。于家孩子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陈云夫人于若木。

我在北京中南海采访了于若木，听她说起了于家的家世。于若木的父亲于丹绂是清朝末年最后一届举人，也是中国第一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之一，就读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担任驻日本留学生总监。他把长子、长女、次子都带到了日本留学，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后来，于家子女在不同的领域里成了佼佼者。于丹绂回国后出任山东第一师范校长，成了山东省教育界的老前辈。

于若木原名于式谷，又名于陆华，到了延安后才改名为于若木。早年她的父亲常教他们兄弟姐妹《楚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使他们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于若木说：“‘若木’出自《楚辞·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所以我取了‘若木’这个名字。”

于式谷初中一年级便离家前往北平上学，当时她的大哥于道泉在北平工作。于道泉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他的影响，于式谷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于式谷回到了济南。不久，中共联系人乔彬到济南找她，与她商议前往延安一事。于式谷决定和妹妹于式坤(到延安后改名为于陆琳)一道前往延安。当时，于式谷18岁，妹妹于式坤只有16岁!

于式谷向父亲提出要去延安参加抗日时，父亲很快就同意了，只是要她走之前到淄博老家向母亲告别。于式坤知道后对姐姐说：“你怎么不跟我说?”接着也向父亲提出：“我要跟姐姐一块儿走!”父亲认为她还小，起初不同意，后来见她态度坚决，还是同意了。姐妹俩一起回淄博向母亲告别，只在淄博老家住了一宿就匆匆赶回济南。回到济南，她俩生怕父亲改变主意，没敢回家住，就住到济南“平津流亡同学会”去了。碰巧刚从北平回来的二哥于道源也住在那里，二哥听说她俩要去延安，当即决定和她们一道去。

于陆琳回忆说，父亲到“平津流亡同学会”看望二哥时，她和姐姐赶紧躲了起来，父亲只顾低着头走路，没有发现她们。其实，于式谷姐妹多虑了，深明大义的父亲尽管舍不得儿女离开身边，但还是亲自送他们到济南火车站。火车远去不见踪影了，他还呆呆地站在那里。

到延安后，于家姐妹被安排在成立不久的陕北公学学习，姐妹俩同分在五队。这个队里一共有13名女生，于陆琳年纪最小，被大家笑称为“十三妹”。当时，队里除了于若木姐妹外，还有卓琳三姐妹、吴亮平夫人三姐妹。



与陈云喜结良缘

1937年11月29日，陈云乘飞机从新疆回延安。陈云从小就有出鼻血的毛病，这回他的老毛病又犯了，鼻血出得很多而且流血不止。组织上决定派人去照料陈云，让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到陕北公学五队去挑人。五队党支部认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他们向邓洁推荐了于若木。邓洁便找于若木谈话，对她说：“陈云同志是党的重要干部，现在生病了，需要人护理。”于若木一听便说：“我只是普通的中学生，从未学过护理，恐怕难以胜任这一工作。”邓洁说：“这是经过组织研究决定的。只有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才能到陈云同志那里担任护理工作。陈云同志的护理工作并不复杂，他只是大量出鼻血，需要静卧休息。”于若木听说是组织上决定的，也就不再推辞了。

当时，陈云住在一个窑洞里，于若木在窑洞口摆上一张办公桌就开始值班了：陈云有指示，她就替他传达；陈云要找医生，她就跑去喊；没事的时候她就在那里看看报纸。不到一个月，陈云就病愈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陈云和于若木培养了感情。

于若木记忆犹新地告诉笔者：陈云最初问她的情况，她一一作了回答，他也简单地向她介绍了自己的身世；空闲时，陈云让她唱歌，她唱了一首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这首歌在北平学生中广为传唱；后来，陈云问她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她的回答是“我还不懂”，陈云便告诉她“我现在也没有爱人”，还如实地告诉她，他过去结过婚，后来离婚了……有一天，陈云对她说：“我是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的。你也是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是能够合得来的。”

就这样，陈云和于若木的感情日渐深厚，关系渐渐明朗化了。得到于若木同意后，陈云郑重其事地把她的二哥于道源请来，很认真地对他说了自己和于若木的婚事，征求他的意见(在陈云看来，于道源是在延安惟一能够代表女方的“家长”)。于道源知道陈云有着很深的革命资历，又是很老实的人，对他们的婚事当然欣然表示同意。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

出于好奇，笔者向于若木老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您和陈云之间如何称呼?”于若木老人笑了。她告诉笔者：陈云在家里总是喊她的原名“陆华”，因为在他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陆华”，既有区别，也显得很亲切，是爱称。那么，于若木又是怎么称呼陈云的呢?当着外人的面，她总是称他为“陈云同志”；两人独处时，她觉得叫“陈云同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有失尊敬(在她眼里，陈云有如兄长)，由于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只好干脆不称呼；两人分处异地写信的时候，她则称他为“云兄”。



姐妹三人事业有成

近20年来，于若木很少以陈云夫人的身份出现于公众场合，常用的“头衔”是营养学家。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的于若木访问了许多营养学家，她口问手记，由于她记录速度相当快，能够很完整地笔录下专家的谈话。她虚心向专家学习，着手营养学方面的调查、了解、研究，渐渐进入了营养学的领域。

1982年，在于光远等人主持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讨论会上，于若木作了关于重视、发展营养学的发言，强调“民以食为天”，受到会议的重视。《调查与研究》还发表了她的文章，使营养学的问题引起全党、全国的注意。

从此，于若木更加深入地研究营养学，发表了许多论文，就学生的营养午餐、大众快餐、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婴儿的断奶食品、形成儿童保健网络等方面阐明了许多主张，其中对“护苗系统工程”更是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为加强学生的营养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6年，于若木被评为研究员，传媒称她为“营养学教授”。笔者问于若木老人：“陈云对你的营养学研究工作持什么态度?”于若木老人只用四个字作答：“尊重，支持。”

于若木的妹妹于陆琳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转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当时中共中央党校就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附近，于陆琳常常去看望姐姐于若木和姐夫陈云。于陆琳被组织上安排学习日文，并很快就能读日文书报及用日语会话。她学习日语是为了破译日军密电码，这是一项极为机密的工作，可见组织上对她是非常信任的。后来，于陆琳被秘密地派回北平，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从事地下工作。在此期间，她秘密接触了不少著名学者，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解放初，祖国百废待兴，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都极度忙碌而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很有必要建一所干部子弟幼儿园。有一回，邓颖超大姐问于陆琳：“小于，解放了，你想干什么?”于陆琳很干脆地回答：“我想办幼儿园。”邓颖超大姐非常高兴地说：“好哇，你是第一个要求办幼儿园的!我们正需要幼儿园。”就这样，于陆琳受命筹办干部子弟幼儿园。于陆琳在北京城里东奔西走，最后选中北海公园里的“蚕坛院”为幼儿园的园址。那里地方很大，离中南海很近，不过房屋十分破旧，院子里长满了杂草，于陆琳便带领职工拔草、打扫房屋，终于挂起了“北海幼儿园”的招牌。她被任命为北海幼儿园的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创办之初，幼儿园遇到了许多困难，于陆琳一一想方设法解决了：需要盖一批新房子没有木材，她就去找当时主管东北工作的高岗；没有吃的，她就去找主管内蒙古工作的乌兰夫；盖4000多平方米的新房子需要请设计师，她居然请动了建筑大师梁思成，梁思成派出助教张昌龄主持设计；为了保证孩子的营养，她请来一位燕京大学毕业的营养师(这在当时的幼儿园中是绝无仅有的)；为了保证孩子的健康，她在幼儿园配备了医生；缺乏药品，她就去找朱德总司令，朱老总说：“给孩子们办事，我支持!你到军委卫生部去拿药品就是了。”朱老总的这句话，帮幼儿园解决了一大难题……

北海幼儿园开办之后，刘少奇等许多领导同志都把孩子送进幼儿园。领导同志工作都很忙，还有的南下或被派往国外，为了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北海幼儿园实行全托。实行全托后，工作量一下子就增加了很多，幼儿园的工作人员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谁都没有计较工作时间的长短，特别是有孩子生病时，幼儿园的护理员更是日夜精心照料。北海幼儿园成了高级干部“一百个放心”的后院，受到周恩来总理多次表扬。那时候，毛泽东的孩子都大了，没有放在北海幼儿园，所以江青几乎不来北海幼儿园。忽然有一天，江青找到于陆琳说，想安排一个老朋友到北海幼儿园工作。江青介绍的这个老朋友名叫秦桂贞。据江青介绍，当年江青在上海当电影演员时曾租房子，秦桂贞是房东家的保姆，秦桂贞对江青很好，常常烧饭、做点心给江青吃；秦桂贞随东家到北京后找到江青，说不愿意再当保姆，希望在北京找个工作……适逢幼儿园需要人手，于陆琳答应了江青的要求，安排秦桂贞在园里当清洁员。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担心秦桂贞知道她的底细，下令秘密逮捕秦桂贞，把秦桂贞投入秦城监狱。再后来，在审判江青的那些日子里，秦桂贞作为受江青迫害的当事人在特别法庭出庭作证……笔者曾多次采访秦桂贞。于陆琳得知笔者跟秦桂贞有来往，拿出500元托笔者转交给秦桂贞。笔者回到上海把这笔钱交给秦桂贞时，年已87岁的秦桂贞很激动地说：“于陆琳待我甚好，曾经多次接济我。她每年都不忘给我寄贺卡……”

1953年，于陆琳被组织上保送到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攻读学前教育专业。回国之后被调往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担任系主任、党总支书记。1965年，于陆琳从北京师范大学调往国防科委工作。“文化大革命”之后，她先后担任军事学院科技教研室教学组长、图书馆副馆长、名誉馆长等职。

1982年即将离休之际，61岁的于陆琳与聂真、范若愚等老同志一道创办了北京市第一所民办大学——中华社会大学。她在这所大学义务工作了18年，不收分文。

1989年，于陆琳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1998年，她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于若木的大姐叫于式玉，曾先后就读于日本早稻田音乐学院及奈良女子高等师范，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工作，后来从事文史研究。于式玉很有语言天赋：她在日本生活多年，说的日语连日本人都听不出半点儿中国口音；她的英语也很不错；她还精通藏语；有一回她到蒙古参观，天天跟翻译在一起，此行之后居然能翻译蒙文。于式玉的丈夫是李安宅，他早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留学，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们于1930年结婚，是一对人人称道的学者夫妇。

患难朋友

为母亲九十岁生日——记我的母亲——于陆琳作者：孟运




紫薇花开

每年的阴历六月，正是紫薇花开的季节，由于紫薇花期特长，覆盖了整个秋天，因此紫薇又被叫做“百日红”。更是由于紫薇是傲然在萧瑟的秋风中怒放，我国历代的文人墨客都对此花之风骨多有吟咏。杜牧就是因为题诗以紫薇自诩，而被称为“杜紫薇”。

1921年的阴历六月十六，在山东济南一家书香门第的庭院中传出了新生婴儿的啼哭——这家主人第六个孩子诞生了，是一位千金。主人看着满院的紫薇花，就给这个女孩起名 “紫薇”。

这个紫薇，就是于陆琳，我的母亲。

书香门第的主人是我的外公于明信，字丹绂，在宣统二年成为中国最后一代举人，曾任山东第一师范的校长，是山东著名的教育家。我的母亲在家中最小，最得外公的宠爱。母亲上面有一个大她两岁的姐姐，我的三姨，叫于陆华，参加革命后改名于若木，是陈云同志的夫人。等到三姨和母亲年纪渐大，到了启蒙读书的时候，外公却因年事而精力不足了。抚养教育三姨和母亲的责任就落在了她们的大哥大姐身上。我的大舅于道泉生于1901年，大姨于式玉生于1904年，比起他们的两个小妹妹年长很多。当时大舅大姨都在北京教书，母亲她们两个小姐妹就随之去北京上学了。

走向延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三姨于若木已在北平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母亲跟随三姨一起辗转投奔了抗日圣地延安。

一到延安，她们就进入了陕北公学学习。在上学期间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母亲先后在军委二局和晋西北边区工作，并曾在中央党校进修。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离开延安向西柏坡转进，母亲和三姨也在此时分别。三姨去了东北与陈云同志汇合，母亲则去了张家口，在张垣烟草公司任工会主席。

1946年张家口沦陷，母亲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当时我的大姨夫李安宅的弟弟李安宇在清华大学任教，由于有了这层亲戚关系，母亲被派到北平清华大学做地下工作。

地下工作

母亲到了清华大学就住在李安宇家里。她直接由北平地下党城市工作部领导，和她联系的有张文松、黄甘英、孙国良和崔月黎等同志。母亲专门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两校高层知识分子的工作。在李安宇家里，母亲认识了刚刚从美国回清华任教的孟庆基。孟庆基，字少农，参加革命后改名孟少农，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孟庆基是乘抗战胜利后美国第一班赴华航船回到祖国，一心想的是如何报效国家。但他看到的却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中国的积贫积弱。在前途迷茫的时候，他从于陆琳那里听到了以前从未听到过的革命道理，使他眼前豁然开朗。母亲的出现，不但使得孟庆基找到了革命，也找到了爱情。

孟少农——我的父亲，是母亲在清华北大两校的教授中发展的第一个中共党员。在这期间，他们在学校团结了一批教授和青年教员，并发展了更多的党员。清华北大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共产党员组成党小组，选举出母亲为党小组长。按当时清华大学的规定：如果一家两个人都在本校工作，只能拿一个人的工资。为了方便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在结婚后，母亲就一直以家属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通过母亲的工作而走向革命事业的，有两校众多的青年教师，更有吴晗、钱伟长、张奚若等国内外知名教授。

北平解放

1948年8月父母从北平撤出，在解放区泊头生下了我之后，又到了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母亲在延安时和毛主席、江青很熟，于是她带着我住在了江青家里。而父亲分配到了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工作，到北京郊区的石景山等待进城接管。在西柏坡期间，母亲看到不少干部忙于打仗、土改等工作，没有精力照顾孩子，于是要求北平解放后做保育工作。母亲的这个想法得到了邓颖超妈妈的支持。北平解放后，母亲就请求北京市把北海后门的蚕坛寺划给幼儿园使用。得到批准后，母亲请出了清华大学的梁思成教授做建筑设计。梁思成教授在保全蚕坛寺原有风格的基础上，设计出了北海幼儿园。当时全国百废待兴，经济十分困难，母亲动用了所有可能的关系，包括陈毅、贺龙、高岗等领导同志，要到了经费和建筑材料，把这个幼儿园盖了起来，并担任第一任园长。这个幼儿园为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不少参战的同志因此没有了后顾之忧，而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幼儿园用了日本的大夫和苏联的幼教专家来培训保育员，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如果北京市有什么流行病，孩子就不允许回家。记得母亲说过，有一次她刚刚听完关于流行性脑膜炎的课，看到我有类似的症状，立刻把我送进了医院。为我看病的胡亚美阿姨（中国科学院院士）说她的抗体多，就把她的血输给了我，救了我一条命。那个时候患脑膜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母亲说她当时真怕我抗不过去。

我们热爱和平

1952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朝鲜战场上的主动权。当时周恩来总理要求我国新闻媒体不但要宣传抗美援朝的胜利，更要体现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胸怀。新华社记者阙文叔叔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来找母亲帮忙。当他听母亲说到北海幼儿园养了很多鸽子，立刻就构思了以和平鸽为题材的拍摄方案。在选“模特”的时候，我被阙文叔叔一眼看中。这是因为当年幼儿园的孩子们一律是留的短发，但我还小，母亲舍不得给我剪头发，所以留了两个小髽鬏。就是由于这点特殊化才选上了我。六一儿童节那天，在人民日报的报眼位置刊登出了这幅照片，题名为《我们热爱和平》。不久这张照片就出现在给志愿军的慰问信里，后又作为宣传画发行到全国和抗美援朝前线，并被印在笔记本、茶叶筒和水杯等等各种用品上。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

出国留学

在幼儿园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母亲感觉到从事幼儿教育，自己掌握的知识还远远不够，于是向组织提出进一步学习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母亲考取了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教育学院，专攻学前教育。在苏联，母亲担任留学生支部书记，学习非常刻苦。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的女儿。她的同学告诉过我，每当在列宁格勒的大街上看到《我们热爱和平》的招贴画（那时苏联也发行）。她会很高兴的对她的同学说：“这就是我的女儿”。当时为了建设第一汽车厂，父亲到了长春，我也和父亲一起住在了长春郊区昌平胡同的一个小院子里。母亲留学四年，中间两次回国渡暑假，和我们一起住在那个小院里。1957年母亲毕业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

母亲回国后不久和父亲离了婚，可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有一次父亲把我带回长春，我却闹着要回北京。父亲无奈，把和母亲离婚的事情告诉了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那时我刚刚十一、二岁，父亲说本打算等我到了十六岁再告诉我的。我也哭了。那是我童年时代很让我刻骨铭心的事情。我和父亲相守直到他再婚。父亲再婚后，母亲也嫁给了老红军钟赤兵。我就住进了三姨于若木家，成了她五个孩子之外的又一个孩子。三姨一直对我很好，在我独立生活之后，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去陪她一阵子，直到她去世。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前，母亲已经调到了国防科委，在继父钟赤兵（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办公室工作。文革开始后，先受冲击的是负责部队院校工作的继父。继父在长征中失去了右腿，心脏也一直不好，受到文革冲击后心脏病更是经常发作。而就在301医院住院抢救期间他还会被造反派拉去批斗。那时我在军校上学，也不能正常上课，就经常在家陪母亲。母亲一直很紧张，不停地说：我真怕他们批斗完了会给我送回一个死人。幸亏李敏把继父的情况汇报给了主席。毛主席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这句话救了继父。但这边刚刚解围，母亲又被北师大造反派揪回。母亲和江青相识，却被江青点名为：这个人很坏。于是母亲遭受了几年的磨难，连继父也因为袒护母亲而被造反派游了街。在北师大，母亲和浦安修（彭德怀夫人）关在了一起，她们成了患难的好朋友。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母亲从“牛棚”放了出来。这时继父被调到广州军区任职，母亲就一同去广州住了几年。“五一三事件”后，他们又回到北京。那时继父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从机场直接送到了301医院。自1973年起，在医院住了两年多，每天都要忍受几次心绞痛的发作。那时没有现在的医疗条件，没有搭桥手术、更没有支架可以安放，有的是每次大面积心肌梗死发生时尽职尽责的抢救。并且五次心肌梗死都被抢救过来，这在当时是创了记录的。在他之前，傅作义的四次心肌梗死抢救是最高纪录。最后继父是死于脑血管梗塞。医院告诉我们，继父的心脏已比正常的大了一倍，就是说正常人是一个拳头大的心脏，他的心脏有两个拳头大，而且心脏的血管基本钙化，心肌经过几次大面积梗死，已经像豆腐渣一样了。医生都认为如此心脏能活着真是奇迹，我想这和母亲尽心竭力的护理是有关系的。

矢志办学

1975年12月20日继父去世后，母亲从国防科委调到国防大学，那时叫军事学院，任图书馆副馆长。在国防大学母亲又一次发挥了她的聪明才智。当时图书馆没有独立建筑，母亲经过多方努力，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这应该是她革命生涯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1985年离休后，母亲致力于民办大学，她和聂真、刘达等老教育家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中华社会大学。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她身体力行，每天从早到晚在学校里掌管日常工作。并且又一次运用她的所有资源，为学校要到了2820万政府拨款，启动了学校校园的建设工程。她一直认为这和以前她盖的幼儿园、图书馆一样，是国家的。她的董事会里全是各部部长、社会名流。她一直给自己找一个不上班的校长、董事长。而自己一直是副校长，教务长、董事——一个老革命的思维方式。这个学校是她人生最后一件大事，但是她没有来得及做完，八十岁之后，她的记忆一天不如一天，患了老年痴呆症。当她再也无力管理学校之后，那个学校一度成了多方争权夺利的场所。

不是尾声

一年半以前母亲因股骨颈骨折住进了医院，没想到仅住院六天就报了病危，差点丢了性命。原来没有那么多的先进设备和药品，能够让钟赤兵五次心肌梗死而没死。而现在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只是骨折了，却差点儿把人给治死！我不顾一切把母亲从医院里“抢“了出来，至今还是健健康康，但是骨头医院没给接——他们说那不是主要矛盾，现在只能对付着长上，走路要用助行器，但我们鼓励她，每天能够走个二三百米。吃饭睡觉比骨折前还要好。

今年是母亲九十周岁，她是党的同龄人，不但同年，而且同月。我盼望母亲依然能坚强地活下去。尽管她已经把大多的往事和亲朋好友都忘记了，但她仍然认识毛主席、周总理、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她仍然记得延安、延河水和宝塔山，她仍然会唱“东方红”、“延安颂”和“解放区的天”……在她胸膛中跳跃的，仍然是一颗共产党员的心。

患难朋友

我热爱的教育事业

作者：　于陆琳

　（于陆琳　欧美同学会理事、留苏同学分会副会长，北京经贸职业学院（原中华社会大学）终身名誉院长。她是陈云同志夫人于若木的胞妹，已故解放军高级将领、开国中将钟赤兵同志的夫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延安到了张家口，不久又从张家口到了北京，在清华大学一面听朱自清、吴晗先生的课，一面做清华、燕京部分教师的工作，成立了两校教师的中共地下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在这个党支部中有位燕京家政系讲师李铿同志，是学幼儿教育的，她的丈夫是清华大学航空系的教师，由我发展入党后也在一个支部。李铿在清华大学办了一个幼儿园，我经常到她的幼儿园去听她讲幼儿教育。

　　1948年，我又回到河北省解放区。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西柏坡。一次，邓颖超同志问我在北京从事地下工作的情况，并问我：“解放后你准备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想从事幼儿教育。”邓大姐说：“好哇！你是第一个愿意从事幼儿教育的志愿者。”

　　北京解放后，我当即去找北京市妇委书记张秀岩同志，向她讲了我想做幼儿教育工作。张大姐说：“原北京市社会局有一所幼儿园，你可以去接管。”这所幼儿园位于北海前门一所小院内，能容纳三十多个孩子。我们接管了一些物资及几位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北大、辅仁等校幼儿教育或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招聘了几名职工，就这样把幼儿园办了起来。由于院子太小，我们又向北京市军管会要了北海蚕坛院以及各种建筑材料和幼儿园所需的用品。并请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张昌龄老师在梁思成教授指导下进行设计。只花了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集资、设计、施工的全部工作。入园的孩子大部分是干部子女。这些孩子出生在战争年代，其中不少孩子身患多种疾病。入园后我们为他们做了体检并加以照顾，半年后这些孩子都恢复了健康。

　　幼儿园配有医生、护士和营养师，几位管理干部也是专家。我们曾办过几期培训班，招收高中毕业生，两年毕业后是大专水平。这些干部中后来有不少出任其它幼儿园主任，工作得非常出色。

　　幼儿园当时没有寒暑假，实行全日制。孩子的伙食由营养师设计搭配，营养可以得到保证。对孩子的教育，除了语言、音乐和美术等课外，主要是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如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公共财产、爱社会主义的五热爱教育。

　　有一次，邓大姐看到于若木，一把抱住她说：“你的幼儿园办得真好呀！”于若木说：“那是我妹妹办的幼儿园。”

　　当时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都组织游行，外宾来的也比较多，五月、十月这两个月差不多每天都有外宾接待任务。于是教员们根据情况向孩子们介绍有关国家的知识以及应有的礼貌，孩子们的表现赢得了外宾的高度赞扬。一天晚饭后，我们正在开会，周总理与邓大姐来了，周总理边走边说：“外宾对这个幼儿园反映非常好，我倒要来看看。”

　　当时，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聘请了大批的苏联专家，其中一位学前教育专家戈林娜教授曾到北海幼儿园指导工作，我当时感到受益匪浅，同时也感到自己没学过学前教育专业给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这时我非常想学习。不久，组织同意我报考留苏预备部，结果被录取了，这一年我30岁。

　　在留苏预备部我们主要学俄语，由苏联老师授课，班主任都是由懂俄语的老师担任。留苏预备部除了由俄专的行政和党团组织负责教学、思想、行政、生活管理外，还配备了专职干部加强管理。在学好俄语的同时，学校还组织了一些专题报告，如介绍苏联的情况等等。

　　在留苏预备部设有专职的党总支书记，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我当时在班上担任党支部书记，在留苏预备部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在整风审查工作中，我负责两个年级的工作。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我感到在政治上对留苏生要求太严，这次留苏预备部有800余学生，审查后只有200余人能够出国，合格率只有1/4。我向周恩来总理详细地汇报了此事。周总理听汇报时非常用心，并提了不少问题。最后他说，选派留学生，不仅我们要求严，苏联方面要求也很严，如父母在香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本人各方面表现都好，可以入党，但是不能留苏。

　　向周总理汇报后，有不少同志被解脱出来了，即使不能去苏联，也去了东欧一些国家。但还是有些非常好的同志只能到清华、北大、人大、辅仁、复旦等国内院校学习。他们都以优秀的成绩读完了大学或研究生，在祖国各条战线上为建设祖国作出了贡献。

　　1953年8月，结束了留苏预备部的学习，留苏同学编成了一个大队，由陈先玉任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从北京坐火车走了9天，于9月初到达莫斯科。我驻苏大使张闻天夫妇到火车站迎接我们。9月的北京还很暖和，但莫斯科已经很冷了，我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随身多带衣服，冻得胃疼，一直疼了半年多，经过治疗才逐渐好了起来。

　　苏联教育部门把我们这批中国学生分到各个城市的有关院校，我被分配到列宁格勒赫尔岑教育学院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学习。

　　在苏联学习的4年中，第一学期我在学校任支部书记，第二学期开始任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总支书记，一直到最后一个学期。因为要参加国家考试，经过申请我才解脱了。

　　我国驻苏大使馆设有留学生党委会，党委书记是李滔同志，我是党委会的成员。李滔同志非常关心留学生的工作，常到各个城市检查和指导工作，陈先玉同志已调到大使馆工作，他也常同李滔同志一起来列宁格勒，有时传达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有时带来国内新出的电影片给留学生放映，这些都深受留学生的欢迎。

　　1954年，朱德同志访问苏联时到了列宁格勒，我们请他为列宁格勒的留学生做了一次有关国内形势的报告，第二天我去看望朱德同志，他的翻译见我来了，就办事去了。我给朱德同志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卡兹洛夫做了半天的翻译。没想到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中竟成为把我定为“政治特务”的依据。说什么“卡兹洛夫是苏修头子，朱德是黑司令，你给他们做翻译就是政治特务”。

　　1956年，赫尔岑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研究室主任廖吴申娜教授因为我在幼儿园工作过，学的又是学前教育专业，于是建议我大学毕业后继续去读研究生。并说：“苏联方面，学校帮助申请并办手续；中国方面你自己申请，手续也自己办理，可以读学前教育，也可以读儿童心理学。”后来苏联教育部和中国教育部都批准了。我毕业时正是1957年，国内正在轰轰烈烈地搞反右运动，当时我感到应该回国参加这一政治运动，不应该再埋头读书了，从而放弃了读研究生的机会，这对我来说应是一大憾事。

　　我结束了在赫尔岑教育学院的学习，并取得了优秀毕业生证书。回国后，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教《学前教育学》、《语言教学法》，并担任系主任、总支书记。在工作中深感这4年的学习把自己领进了这个专业的门槛，学习了一些基本知识，要深入进去还要不断学习，不断地深入实际工作，做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系统地全面地掌握这个专业，灵活地运用这个专业，做一个合格的学前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