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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22 16: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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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文人骚客或是游人过客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偶尔一登太行，一定会陶醉于它的壮丽景色和磅礴气势。然而，古人翻越如此崔巍艰险之太行山却非易事。曹操《苦寒行》云：“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500多年前的于谦，仅仅靠着一匹瘦马，每年至少两次在太行山的陡峭山壁、沟沟壑壑之间跋涉。冬春时节，太原天寒地冻；夏秋两季，开封酷热难耐，两翻太行山，一趟正遇“三晋冲寒到”，越走越冷；另一趟则是“中州冒暑回”，越走越热，何况每趟都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其间所经历的风刀雪剑的侵袭、风餐露宿的艰辛、披星戴月的劳累，常人是难以想象也是不堪承受的。
何况还有猛兽和强盗的威胁！《本朝分省人物考》就记载着于谦在太行山上遇强盗之事：一日，于谦“以轻骑自河南往山西，夜经太行山，有群盗各持兵戎呐喊而前，从者相顾骇惧，于谦厉声曰：‘汝何为者?’”好在于谦声望威重，名震晋豫。“群盗知是于谦，竟惊慌而散”（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二《于谦》，天启二年刊本。
但是，于谦坚持了整整18个年头，这需要怎样的意志和毅力！
让后人感动和震惊的是，于谦从来没有把一年两度翻越太行山当作是一种不得已要承受的苦难，即使在年岁老去，身体衰弱时，也只有对亲人的思念和对身心疲惫的叹息，而从来没有流露出放弃的情绪。就让于谦自己来诠释他的这种意志和毅力吧：马足车尘不暂闲，一年两度太行山。庭闱飘渺孤云下，游子思亲几日还。（《登太行思亲》）（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六。
东风浩荡吹花柳，春风熏人如醉酒。草生满地绿敷茵，桃李无言也笑人。笑人年年常是客，底事欲归归未得。归未得，可奈何？太行南北千条路，不似离肠婉转多。（《春日吟》）③④（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一。
朝在太行南，暮在太行北。问予何事苦匆匆？鞍马驱驰常是客。笑而不答心自知，眷恋浮名好是痴。昨日朱颜好酒，今朝白发已成丝。远离乡国空老梦，怅望庭闱有所思。君宠亲恩俱未报，窃禄无功补盛时。太行山，不可攀，谁似山头白云好，才成霖雨便知还。（《无题（二）》）③我生四十余，已作十年客。百岁能几何，少壮难再得。今朝太行南，明朝太行北。风雪敝貂裘，尘沙暗金勒。寒暑互侵凌，凋我好颜色。齿牙渐摇脱，须发日已白。位重才不允，况此迟暮迫。为上乏勋劳，为下无德泽。揣分宜退休，非惟慕奇特。早赋归去来，庶免清议责。（《自叹》）④行行度山岗，望望指城郭。云收雨意散，天晚日色薄。万籁鸣笙竽，清风满岩壑。虽云路途远，此景殊不恶。（《日暮绛州道中》）（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一。
信马天将暮，离山路转平。穿萦太行驿，树绕泽州城（今山西省泽州县）。落日翻旗影，长风送鼓声。孤云在天际，回首若为情。（《到泽州》）③④⑤⑥（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二。
三晋冲寒到，中州冒暑回。山川元不改，节候自相催。绿树连天暗，红葵向日开。太行云缥渺，搔首意徘徊。（《暑月将自太行巡汴》）③碗子城（今属山西省晋城市）边路，年来几度过？山川认行色，花鸟熟鸣珂。恋阙情向限，瞻云思转多。壮怀成激烈，弹剑欲高歌。（《太行途中杂咏》）④日落千山瞑，风高万木凋。深沟通曲径，独木架危桥。客路空迢递，离情转寂寥。驿楼看渐近，时听马萧萧。（《秋晚山行》）⑤月落日未出，东方隐又明。云连怀庆郡（今属河南省焦作市），雾绕泽州城。道路淹归计，关河动客情。故乡不可见，搔首望神京。（《太行山中晓行》）⑥才离汴水又并州，马上光阴易白头。出处每怀心耿耿，是非谁较论悠悠。貂裘不畏三冬雪，燕颔终封万里侯。珍重晚来风景好，黄花老圃殿高秋。（《遣怀》）⑧（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三。
峰峦重叠树微茫，回首清源道路长。僧屋数椽临野水，人家一半住山乡。龙归洞口云烟湿，麝过林间草木香。随处停骖问民俗，不知归鸟背斜阳。（《交城道中》）⑧鸣驺拥道出边城，月淡星疏骑火明。驿路经行三十里，漏声犹自报残更。（《晓发太原》）②③（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六。
湿云拖雨过前山，远树冥冥烟雾间。碎石乱流人不渡，晚来惟有一僧还。（《雨中山行》）②西风落日草斑斑，云薄秋空鸟独还。两鬓霜华千里客，马蹄又上太行山。（《上太行》）③信马行行过太行，一川野色共苍茫。云蒸雨气千峰暗，树带溪声五月凉。世事无端成蝶梦，畏途随处转羊肠。解鞍盘礴星轺驿，却上高楼望故乡。（《夏日行太行山》）（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三。
晋豫民情诗歌记录的足迹太行山的崎岖山路、陡峭悬崖、猛兽盗匪并不足以使于谦身心疲惫，真正让于谦耗尽心力的是两省艰难的民情和处于深重灾难中的百姓。在同时任命的各省巡抚中，于谦的担子不为不重，因为山西、河南地域辽阔，而且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旱灾、水灾、蝗灾、霜灾等频仍相接，笔者查阅《明实录》和一些地方志时，几乎找不到这两个省份没有自然灾害记录的年份。
先来看看山西省。山西省全省位于黄土高原，是一个夹峙在黄河中游峡谷和太行山之间的高原地带，这里大部分地区海拔达1000米以上，山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0％以上，以山西平面地图看，是一个长方形的斜四边形，由东北斜向西南，是一个由许多复杂山脉构成的高台地。山西是干旱高发省份，特别是晋西沿黄河的黄土高原丘陵地区、海河流域的朔州等地重旱灾的发生频率很高，此外，临汾和运城盆地、大同盆地、忻州盆地、太原盆地等地区也是旱灾频发地段。干旱缺水的气候，有利于蝗虫滋生，因而又会造成蝗灾。同时，山西的降水集中在夏季，因而又易引起洪涝。此外，还有霜灾、雪灾、雹灾等。
再来看看河南省。从山西到河南，就能够真正理解什么叫“旱水两重天”。河南最严重的是洪涝灾害。河南横跨黄河、淮河、海河等几大水系，境内1500多条河流纵横交织，尤其是黄河横亘河南，黄河的泛滥和决堤是河南最严重的水灾。
还有甚于天灾之人祸。于谦巡抚晋豫的前几年为宣宗执政时期，还实行了蠲免税粮、安置流民、赈灾救荒等一系列减轻民困的措施。正统初年，太皇太后张氏健在，杨士奇、杨荣、杨溥在朝廷中还有很高的威望，仁、宣时的各项政策得以延承，社会局面相对清平。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张氏病故，三杨或死或病，朝廷大权由太监王振一人独揽，明朝政治趋于黑暗。本书前文已经述及，土地兼并作为一大社会痼疾，到正统年间已经愈演愈烈，致使越来越多的百姓丧失家园，背井离乡。王振擅权之下，大兴土木，连年用兵，增税不断，饥民、流民问题凸现，山西、河南自然不能幸免。
于谦踏上了晋豫大地，眼前所见并非如那些朝廷大臣每日奏报或台阁体诗人所吟咏的歌舞升平、天下大治的景象，他看到的是经济之萧条、农村之凋敝、生灵之涂炭。还是用于谦的诗歌来描述他当时面对的状况吧：无雨农怨咨，有雨农辛苦。农夫出门荷犁锄，村妇看家事缝补。可怜小女年十余，赤脚蓬头衣褴褛。提筐朝出暮始归，青菜挑来半沾土。茅檐风急火难吹，旋山柴带根煮。夜归夫妇聊充饥，食罢相看泪如雨。泪如雨，将奈何，有口难论辛苦多，嗟而县官当抚摩。（《悯农》）（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一。
责任、良知以及对天下苍生的关怀使得于谦无法安心呆在可以躲风雨避寒暑的官衙，每年他都将大量的时间花在视察民情、问民疾苦上，太行东西、黄河南北，他不知疲倦地奔波着，正如史书所记载：于谦“遍历梁、晋诸郡邑，问民疾苦，而赈恤之”（明）陈善：《于廷益传》，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二。他不多的诗篇可以让后人听到他18年中从未停息的脚步声：溪明寒日至，树暝夕烟生。飞鸟随人语，长风扰树声。鼓笳悲远戍，车马厌修程。骑火前村起，山城候吏迎。（《日晚至文水》）④⑤（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二。
县治萧条甚，疲民疫病多。可堪官失职，况是岁伤和。空廪全无积，荒天更起科。抚安才智短，独立奈愁何。（《延津县》）④萧然山馆似僧房，三尺寒檠一炷香。风卷松涛清入梦，窗涵月色冷侵床。倦来不觉良宵短，明发从教去路长。但愿两藩民物阜，不知何处是他乡。（《夜宿山馆书怀》）⑤茫茫烟树绕孤城，千载犹传孝义名。郭巨郭巨，晋代隆虑（今河南林县）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自供养母亲，对母极孝。有一儿，郭巨担心孩子必和母亲分食，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挖坑时，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得以孝敬母亲，抚养孩子。墓荒村草合，比干台古野烟生。落花飞絮迷征旆，剩水残山恼客情。鞍马匆匆无限意，不堪回首暮云平。（《孝义县怀古》）②（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三。
荒村古路人烟少，零落邮亭屋数椽。野渡冰生寒雪后，遥山鸟没夕阳边。思家怅望频回首，信马徐行懒著鞭。归计不知何日定，眼前风景又残年。《余吾道中》）②鸿沟迢递接荥阳，芳草弥漫古战场。说尽兴亡无限事，数声啼鸟在垂杨。（《过荥阳》）（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六。
除了上文所引的作品外，尚有《到泽州》、《题古寺》、《山行》、《客途春阴》、《秋晚山行》、《过中牟鲁恭祠》、《过五攒山》、《盘陀驿道中》、《过皋陶庙》、《过韩信冢》、《过夏县挽司马文正公》、《过方山》、《水村》、《徐沟道中》、《清化镇道中》、《舟中漫兴》、《许昌怀古》、《秋晚行山西道中》、《秋日经太行》、《豫让桥怀古》、《平阳道中》、《过汜水睹曾典史所种树感怀》、《过汜水》、《横望巡检司》、《山行驻马》、《宿徐沟》、《黄河舟中》、《汝宁怀古》、《题光武攀倒井》、《过彭祖殿》、《宿仁义驿》等都记录了于谦在晋豫大地上留下的踪迹。
推行轻税养民“为民请命”的勇者
虽然朱瞻基在各省专设巡抚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自然灾害频发，而官吏收缴税粮不力，朝廷的财政受到损害，因而巡抚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设法收缴税粮，从而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但是于谦巡抚晋豫的18年间，并没有将此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
如第二章所述，明代发展至正统时期特别是正统后期，皇室、勋戚和宦官倚恃特权大肆掠夺土地，建立庄园，官僚地主也疯狂兼并土地，而上述这些集中占有土地者又通过各种手段免除了赋税负担，政府的税田总额日益减少，而政府的赋税总额却不能因此大打折扣，这样一来，被皇室、勋戚、宦官、地主等占有的土地应缴纳的赋税就转嫁到了百姓身上，因此，百姓的赋税负担比明初大大加重了。明朝征收折色银纳米麦者称为“本色”，纳钱、钞、绢或以其他物产代输者称为“折色”。的做法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本来，赋税缴纳银子，可免除缴纳“本色”的运输之苦，而且可以使一部分农民从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问题就在于政府在本色和折色的折算比率上设法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乡绅、豪强还用“飞洒”、“诡寄”、“包纳”等手段逃避政府分派的赋税。“飞洒”就是地主把自己应该缴纳的赋税分派到在籍的农民身上；“诡寄”就是地主将自己的土地假托于逃户、绝户的名下；“包纳”就是地主虽然买了农民的土地，但是这部分土地应该缴纳的赋税仍由出卖土地者承担，这些做法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土地兼并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向地主租种土地，沦为佃农，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也日益加重。此外，还有日益繁重的徭役。[汤纲、南炳文：《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5页]
在如此苛重的赋税之下，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困苦。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等地“佣丐衣食以度日，父母妻子啼饥号寒者十有八九”《明英宗实录》卷三四，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年版。山西平定、岢岚、朔、代等州，寿阳、静乐、灵丘等县百姓，“往往车载幼小男女，牵扶瞽疾老羸，采野菜、煮榆皮而食，百十为群”《明英宗实录》卷六六。于谦的奏章和作品中对山西、河南两省百姓沉重的赋税负担以及由此造成的困苦也多有描述，如《村舍耕夫》：“倚门皓首老耕夫，辛苦年年叹未苏。椿木运来桑柘尽，民丁抽后子孙无。典余田宅因供役，卖余鸡豚为了逋。安得岁丰输赋早，免教俗吏横催租。”②（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四。再如《路旁老叟》：“路旁遗老亦堪悲，问者仓皇只泪垂。恒产卖余无业次，比邻逃尽少亲知。”②于谦首先要做的是让那些被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百姓能够得到喘息，轻税养民是他竭尽全力在山西、河南推行的做法。
宣德五年（1430）和六年（1431），于谦上任伊始，黄河丝毫不给这个新上任的巡抚面子，不顾念他的爱民之心，连续两年肆虐泛滥，河南开封府所属的祥符、中牟、阳武、通许、荥泽、尉氏、原武、陈留等8个县的民居、土地和庄稼几乎悉数淹没在洪水之中，百姓被迫踏上了流亡之路，于是流民骤增。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朝廷仍然坚持照收税粮，那么无疑是将他们逼上了绝路。于谦走遍这些受灾区域，统计受灾的民户和田地，上报朝廷，又请求朝廷减免税粮，朝廷最终同意将河南省受灾地区的一半秋粮折收布绢（明朝的赋税征收基本上沿用唐宋以来的两税法，田赋分夏税、秋粮两次缴纳）。《明宣宗实录》卷七六、卷八二。宣德七年（1432）山西省太原府、平阳府、汾州及沁州等处遭遇霜灾，过早降临的寒霜使得秋田颗粒无收，于谦向朝廷陈述后，朝廷理解了于谦对百姓的忧念，停征了上述州府之粮草。六月，于谦又上疏朝廷，开封府所属祥府、中牟、尉氏、扶沟、大康、通许、阳武、夏邑等县因为上一年黄河决堤，5000余顷农田被淹没，他请求朝廷免去上述8县该纳秋粮56000余石，马草76000余束，以苏民力。《明宣宗实录》卷九一。宣德十年（1435）三月，于谦以河南连年灾害，百姓困窘艰食，奏请朝廷将营建山陵起取河南民夫17000余人削减一半。朝廷遂免去河南17000人营建山陵之劳役。《明英宗实录》卷三；又，《明史》卷一《英宗前纪》。同年六月，河南彰德等府逃民复业者达5万余户，而有司不顾民情，追收他们历年所欠税粮，致使民不聊生。于谦将此奏明朝廷，朝廷下诏悉免逃民复业者所欠税粮。《明英宗实录》卷六。七月，朝廷在得悉山西灾情后，下诏免除山西一半夏税。⑤《明英宗实录》卷七。接着，于谦又上奏陈述山西、河南各处逃民虽已招抚回还，但多系家道艰难、粮差无力者，请求蠲免税粮1年，差役2年，以后税粮只分送附近官仓，纳差役比现在人口减半。朝廷对于谦所奏全部予以采纳。⑤十月，于谦奏准山西都司并行都司操备官马每匹日支豆4升，官军自备驴匹日支1升，费用浩繁，百姓不堪重负，请求减免费用，官马日支3升，驴匹不支，以苏民困。《明英宗实录》卷十。
正统元年（1436），朝廷从于谦所奏，裁革各处既无军卫又不当冲要而设置的仓局及每年收粮不足5000石、收钞不及5万贯之课司局，以免烦扰百姓，且减职役俸禄。《明英宗实录》卷一七。正统二年（1437）四月，河南开封、彰德等5府所属州县自上年闰六月以来天雨连绵，河水泛滥，淹没田地，于谦奏请免受灾田地粮草。朝廷收到于谦奏章后随即免除了河南受灾地区的田粮。《明英宗实录》卷二九。次月，于谦奏明河南诸处连年遭遇蝗虫水旱等灾害，请朝廷暂且停征税粮丝绢，获允。《明英宗实录》卷三。十一月，于谦陈述河南所辖各府州县先是春旱伤麦，五月以来又河水泛滥，田禾尽损，颗粒无收，朝廷命于谦等前往各府州县，核实受灾田亩，查明确系缺粮民户，免去税粮。《明英宗实录》卷三六。正统三年（1438）二月，于谦奉命督同巡按监察御史等官视察河南开封等7府所属州县遭水灾的情况，查明淹没田地总数为7万余顷，并奏准朝廷免粮763000余石，免草975000余束。④《明英宗实录》卷三九。三月，于谦奏请免去河南开封等7府所属受灾州县之税粮。④六月，经于谦奏请，朝廷蠲免河南被灾州县2年食盐。《明英宗实录》卷四三。正统四年（1439）由于山西百姓饥饿困窘，于谦奏准将应纳夏税当半纳米、半折布。《明英宗实录》卷五八。正统五年（1440）三月，由于山西百姓所纳折粮金银本已难得，而大同府官员竟然不顾百姓困窘，以金银成色不纯为由，强迫百姓重新煎销，这一蛮横做法既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又耽误了农时，于谦奏准以银1两折米2石、金6钱折银1两收库支用。《明英宗实录》卷六五。同月，山西太原等府部分州县遭遇旱灾，田禾无收，黎民流徙，于谦奏请免山西正统四年夏税和秋税未征之数及正统四年以前拖欠之数，蠲免逃民所欠税粮马草。《明英宗实录》卷六六。十二月，朝廷在了解河南灾情后，下诏免去河南彰德、南阳、开封、卫辉、怀庆等被灾诸府的税粮。《明英宗实录》卷七四。
正统六年（1441），于谦在狱中度过了3个月，但在各方的努力下，于谦重新回到了晋豫大地，他没有丝毫惧怕和后悔，继续“为民请命”。他刚刚回到山西，就遇到了必须得罪皇室的事情：朱元璋三子晋王朱的后裔晋宪王朱美圭死了，朝廷为之营葬，调拨了4000军夫，派买物料繁多，绘饰房屋过侈。虽然是皇室之事，但是于谦仍然向朝廷陈明山西地瘠民贫，何况正统六年春夏旱蝗，秋月霜旱，田禾薄收，饥窘逃移者众，请求从简营葬晋宪王，军夫减半，物料、房屋当适可而止。诏令房屋仍当藩王旧制，其余悉照于谦所言办理。《明英宗实录》卷八五。正统七年（1442）四月，在于谦的呼吁下，朝廷下令免除山西平阳府所属州县正统六年以旱灾未纳之税粮。《明英宗实录》卷九一。同年七月，于谦又以河南水灾、旱灾、蝗灾频仍，请求免去河南该征之租税。又以山西夏麦薄收，奏请朝廷布麦兼收，此议遭到了户部大员的阻扰，但是英宗却诏令全部从于谦所言，并对朝廷大员说要像于谦那样以养民为本。《明英宗实录》卷九四。正统九年（1444）五月，河南、山西遭受旱灾，于谦奏请免征两省的夏税。一个多月后，朝廷减征河南开封、卫辉、南阳、河南、怀庆、彰德等府被灾州县上一年凡30万余石的税粮。《明英宗实录》卷一一六。正统十年（1445）六月，朝廷免去山西平阳、太原等府的夏税。《明英宗实录》卷一三。七月，于谦上奏朝廷山西平阳府并潞州、汾州、沁州所属地方自入夏以来久旱不雨，庄稼无法入种，收成难期，请将上述地方当年该征布花减免二分，秋粮本色折色亦合减免三分，以缓民力。《明英宗实录》卷一三一。正统十一年（1446）四月，由于山西连年旱灾，逃民日增，且多负欠税粮，于谦奏准暂停征收逃民所欠税粮。《明英宗实录》卷一四。八月，朝廷从于谦奏，诏免河南开封、卫辉两府被水田地之粮草二分，其余八分准令折钞缴纳，1石粮折钞60贯，1束草折钞3贯。《明英宗实录》卷一四四。正统十二年（1447），为了给上年死去的朱元璋十三子代王朱桂营造陵墓，有司广占田地，费用浩繁。大同总兵官朱冕奏请将原定陵墓占地减半并改饰以黑瓦，于谦支持朱冕，进而奏请朝廷，从今往后诸王及嫔妃死后陵墓皆须从简从省，朝廷同意了朱冕和于谦的请求。《明英宗实录》卷一五三。这年五月奏准免去山西、河南受灾地方之税粮，并停免历年拖欠之税粮、马匹各项买办等，以苏民力。《明英宗实录》卷一五四。
正统间，农民往往被税粮所逼而背井离乡，地方政府竟然用里甲赔纳的手段，将逃亡者的税粮旧额，摊派到没有逃亡的农户头上，这就是祸害百姓的“逋赋”，被摊到“逋赋”的农民不堪重负，也踏上逃亡之路，这种恶性循环造成数额巨大的流民群体。于谦奏请免征流民的“逋赋”，减轻了许多农民的赋税。
明朝自洪武八年（1375）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永乐末年，朝廷无节制地发行“大明宝钞”，致使物价腾涌，民间交易一般用金银铜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竟推翻原来可以以“大明宝钞”纳税的做法，规定百姓纳税要以米和银钱当钞。宣德四年（1429），“大明宝钞”的流通几乎停滞，政府为了盘活“大明宝钞”，一面下令民间交易必须用钞，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一面在县、济南、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关等地设置钞关，征收船税和货税，让百姓用钞缴税，同时又将商税和门摊税征钞额提高到原先的五倍。而于谦就在“大明宝钞”贬值、政府又欲盘活它的情况下，奏准在山西、河南境内各州县官仓储粮数多的地方，允许百姓用钞五十贯折纳秋粮一石。于谦推行的轻税养民政策让农民广受恩泽。
笔者在此不揣繁冗，叙述于谦巡抚晋豫的18年间为两省百姓请命的史迹，旨在展示其“为民请命”的胆魄与“以民为本”的胸怀。他对晋豫两省百姓的生存状态可谓了然于胸，面对无数苦难的百姓，他无法保持沉默，无法向朝廷报喜不报忧，更不会违背良知大唱溢美赞誉之词。
于谦从来就没有沉默过，他从来而且永远是一个勇者。
虔诚的祈雨者于谦在晋豫大地的18年，留下了太多让当时的百姓感激，也让后代的河南、山西人永远感怀的史迹，以至无法一一道来，然而，“祈雨”是本书一定要叙述的内容。
老天是否下雨和你是否求雨本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古人实在无法理解老天的反复无常，对自然灾害束手无策，于是，他们就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支配着大自然，操纵着天空的晴与雨，决定着人类的祸与福，于是产生了神灵，天不下雨，那就要祈求神灵降雨，这就是祈雨。祈雨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祭祀形式，甲骨文中就有关于求雨乐舞的片断文字，“雩”就是求雨的祭祀性乐舞。多数地方将龙王作为掌管降雨的神灵，因而大旱之年就祈求龙王降雨。
旧时，河南的祈雨风俗很盛。很多地方都建有龙王庙塑像，按期祭祀，遇旱灾时就祈求龙王早降霖雨。如果久旱不雨延至五月二十三之后，农民中的“善雨”们（主管祈雨的人）便商议求雨。一经决定，“善雨”就上龙王庙撞钟，将村民召集到庙中，宣布要祈雨。自此日起，“善雨”轮流向龙王“跪香”，即将香点燃，昼夜跪拜。跪至三五日，仍不下雨，就要取水。两三个“善雨”持一瓷瓶到水草丰盛之地拜水，拜水时，将瓷瓶置于地，瓶内插一炷香，“善雨”昼夜轮流叩拜于地，口中念念有词，跪到香瓶底部湿润了，就算取水成功了，然后返回。知县和乡绅们得报，要马上结队出城迎水，将瓶供于龙王庙中。接下来就是举行祈雨仪式了。首先将青壮年齐集庙中，分配角色。参加者俱赤膊赤足。其仪式为：前队2至4人，持顶端有柳枝的长竿，念诵着祈祷词——“叫雨”，紧随其后的一干人也是口中念念有词，祈祷龙王早降甘霖。再一队是抬着龙王轿子，4人抬一乘，大村抬3至5乘轿子，小村则只抬1乘轿子，祈雨队伍行进有预定的路线，并提前通知所经村庄，准备迎接，给龙王摆供，并给祈雨队伍提供饮食。祈雨期间，村民均到龙王庙上摆供。也有只焚香不上供的，还有“领牲”的，将猪羊牵到龙王庙中，将水浇其身上，牲畜将水抖落就叫“领了牲”。地方官员为了顺应民心，在百姓祈雨时，多有随众祈雨、取水和到郊外迎接水神的。
河南、山西是旱灾多发地带，山西尤甚。查阅《明实录》等有关史书，于谦担任晋豫巡抚18年即宣德五年（1430）至正统十二年（1447）之间，有关旱灾的条目很多。宣德八年（1433），正统元年（1436），正统二年（1437），正统四年（1439），正统五年（1440），正统六年（1441），正统七年（1442），正统九年（1444），正统十年（1445），正统十一年（1446）等年份，或山西或河南或者两省同时都有严重的旱灾。
地里禾苗抽青，可是老天就是吝啬雨露，旷日持久的干旱带来的是土地龟裂、河流干涸、庄稼枯萎，灼热的太阳烤干了百姓对丰收的期待，也烤得于谦忧心如焚。黄河决堤，于谦可以筑坝、植树，甚至跳入黄河以血肉之躯去阻挡汹涌的水流；蝗虫肆虐，于谦可以率领下属和百姓一起下地捕捉；那么，老天不下雨，于谦只有求助神灵了，那就是祈雨,他希望以自己的赤诚之心感动上苍，拯救百姓于苦难。
无法统计于谦祈雨的次数，但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知道祈雨是他常常要做的一件事情。于谦很虔诚，为了祈雨，他甚至十余日吃斋饭、戒酒，他的《祈雨蔬食》曰：“苜蓿盘中意味长，经旬不近酒杯香。亦知厚禄惭司马，且守清斋学太常。客底情怀空抑郁，冥中感应岂微茫。黄齑百瓮皆前定，助我平生铁石肠。”（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三。
有一年河南大旱，首次祈雨后，仍然是天气亢阳、旱气郁蒸、蝗蝻生发，于谦率众再次祈雨，并以他的滔滔文才，作《祈雨丹诚文》，恳求老天普降甘霖：天以一气而为根，发育万物；人以五谷而为命，并列三才。匪蒙鼓舞之劲，曷遂生成之妙？钦惟玉皇大帝纲惟万类，统摄群生，运化机于无声无臭之间，寓大道于不动不言之表，端拱红云之阙，虽真仙莫睹其容；高居白玉之京，纵鬼神莫测其妙，遂欲称颂，莫既揄扬。以性情而言谓之乾，刚健不息；因主宰而言谓之帝，崇高无伦。凡有气而有形，咸资生而资始，春生秋杀，化权不爽于毫厘；日照月临，明德弗遗于微小。兹者河南天气亢阳，夏麦不能全收，秋天亦多枯槁，爰因旱气之郁蒸，遂致虫蝻之生发，虽已祈祷，未蒙感应。是皆臣等菲才薄识，窃禄旷官，惟巡抚不合于群情，故叩请难回于和气，措躬于地，获罪于天，不避干冒之诛，庸申恳切之悃，伏愿俯垂示听，下鉴微忱，赦民累劫之愆，宥臣等旷官之罪。请颁恩命，普救生灵，云垂四野而梵气泓罗，雷震八荒而初风静默。挽回和气，天降甘霖，涤虫蝻以消除，润田苗而遂茂。闾阎鼓舞，均风调雨顺之祥；海宇奠安，享天长地久之福。臣等无任瞻天祈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八。
在山西，他率官吏赴山西治所太原附近的晋祠、烈石祠、城隍庙等处祈雨。
晋祠，亦作王祠，在山西太原悬瓮山下，系纪念晋开国君主唐叔虞而建。现存晋祠始建年代不详，有圣母殿、唐叔祠、关帝庙、水母楼等建筑，及周柏、唐槐和“难老泉”（泉水不因涝旱而增减）等组成。晋祠也是历代祈雨之所。于谦多次率众在晋祠祈雨，从他的很多诗作中可以得到印证：晋祠风景好，览胜结幽亭。水绕阑干碧，山环坐榻青。衣冠祠下集，车马柳边停。风木混疑雨，萧萧不厌听。（《因祈雨与宫都帅王大参林宪副同坐晋老亭，有赋》）（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二。
晓行数里未天明，路绕汾河听水声。斜月带星横远汉，清风传漏报残更。中心但愿灵祗格，远道何须父老迎。好挽银潢化甘雨，溥沾率土润苍生。（《晋祠祷雨晓行》）（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三。
悬瓮山前境趣幽，邑人云是小瀛洲。群峰环耸青螺髻，合涧中分碧玉流。出洞神龙和雾起，凌波仙女弄珠游。愿将一掬灵祠水，散作甘霖遍九州。（《忆晋祠风景，且以致望雨之意》）（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二。
烈石祠，亦作英济侯祠、窦大夫祠，在山西太原上兰镇，为纪念春秋时晋大夫窦而建，也是历代地方守臣及百姓的祈雨场所。始建年代不详，现祠创建于宋元丰八年（1085），重修于蒙古世祖至元四年（1267），现存建筑由赵戴文公馆、观音殿、保宁寺、窦大夫祠、烈石寒泉五部分组成，占地25000平方米。祠堂坐北朝南，中轴线上依次布列着乐楼、南殿、献殿、后殿。后殿两侧建有耳房、配殿，南殿两侧建钟、鼓二楼。宣德八年（1433），山西大旱，镇守山西都督李谦等在烈石祠祈雨后，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于是要立碑纪念，于谦写下了《烈石祠祷雨感应碑记》，以感激神灵对苍生的眷顾，记曰：阴阳不测之谓神，真实无妄之谓诚，诚为神之实体，神为诚之妙用，故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断断乎其不可诬也。然神之灵不一，有因山川毓秀、人心景慕而灵者，名山大川，能出云雨以利天下者是已；有生立名节、死享血食而灵者，古之忠臣烈士，载在祀典而能利国庇民者是已。要皆以诚感之，而后有以致其灵，不然，则幽显之间，漠然而不相通矣。宣德癸丑岁，自春徂夏，山西阖境不雨，众咸以岁事为忧，钦差镇守山西都督李公谦，询于部使者及藩臬诸公若郡邑吏，涓吉备礼，斋沐致祷于郡城西北之烈石祠。祠为赵简子臣窦鸣犊血食之所，屡著灵验而为郡人所宗。其地山川环抱，树木蓊郁，朝云暮霭，恒出于檐楹栋宇间。祠之右有池，林源浚发，澄波漾，穹甲巨鳞出没于天光云影中，隐现恍惚，若有神以凭之者。当致祷之初，灵风振衣，微霭触石，而光景为之渐伏；神之听之，若响若答。比旋车而云阴四垂，雷电交作，甘霖诞降若六丁挽天，瓢而下注之，沛然莫之能御。于是焦者以沃，仆者以起，凡昔之憔悴而频蹙者，举欣欣然而有喜色矣。是虽神之灵，亦诚意之所感也。诸公将立石以昭神贶，会予奉命出抚河南、山西，而弭节太原，遂属笔于予。予惟神之遗烈，载在信史而无庸书，惟圣朝深恤民隐，故居官者咸以救灾恤患为念，匪神之灵，亦安能转亢旱而为丰穰也哉？受神之赐，旌于石以报之，礼也，乃著其感应而复为之铭。铭曰：有翼者祠，峙于西北。厥神之灵，既显而赫，生著英烈，死享庙食。岁惟亢旱，民忧菜色，有嘉阃帅，时用悯恻。询谋佥同，臬司方伯，斋沐致虔，罔不精白。祗祷于神，神应靡忒，如问而答，如求而得。泫云构阴，爰降甘泽，以慰士女，以滋稼穑。病者以苏，愁者以怿，降福穰穰，曷其有极！神不我违，敢稽报德，树石庙门，表表奕奕。自今伊始，神人咸适，岁获丰穰、民遂生殖。粢盛修洁，以享以格，永戴神休，万古无。（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拾遗》。
有一次，于谦在新城龙王庙请水祈雨，现场举行了很隆重的仪式，新城的父老乡亲都来了，于谦和百姓一起燃香叩拜，手持蘸了水的柳枝，向龙王求雨。令人惊异的是，祈雨仪式一结束，新城的上空阴云密布，顿时暴雨滂沱，新城大地，普沾恩泽，枯萎的庄稼又恢复了生机，于是欢声遍野。于谦很兴奋，写下了一首《新城请水祈雨有应》：缄香百里叩龙祠，乞得灵泉浸柳枝。酌水献花罗父老，吹箫击鼓走童儿。神风静默云生石，和气熏蒸雨应时。顷刻寰区生意足，从知天地本无私。（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三。
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神灵，因而，祈雨也就不存在是否灵验的问题，新城祈雨之后暴雨突降的情况只是偶然，一次甚至是几次祈雨之后仍然是烈日当空也是经常有的事情。于谦总是愁苦不堪，继续虔诚地祷告，一再请求神灵将灾咎归于他一身，普降恩泽于百姓，一般情况下，于谦也相信神灵必然会被他和百姓的虔诚所感动，能够竭其所能为人类弭灾造福。当然，偶尔也有对神灵的怀疑：泼墨浓云布，漫空雨意悬。斯须露红日，依旧睹青天。祈祷知何益，焦枯亦可怜。菲材膺重寄，值此更凄然。（《次日阴云密布不雨复散》）（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二。
以于谦刚烈的脾性，自然会愤怒于神明置无数生灵的灾难处境于不顾的冷漠，尤其是那些享人血食、受人祈祷，却不赐福于生灵的所谓“神灵”，他有一篇《祭蛤蟆石文》，叙述了当时的这种愤怒：
曰汝以顽然之石，弃于道旁，固无以异于凡物也。故老相传，以谓昔人有欲取汝以为用者，重不能致，遂以为神，且因以形状之似而命以蛤蟆之名，固不雅矣。然物不自灵，因人而灵，自是遂能作云雨以利一方，出影响以受祭祀。物有神以凭之，能为祸福，理或然也。且舁举必待于妇人，感应必俟于血食，未免喜好淫亵，邀求祭祀，神之聪明正直者，固如是乎？况今天久不雨，汝享人血食，受人祈祷，或虽近而不及远，或冥然而无所感，徒有害于生命，徒狎近于妇人，是则为物之妖，而非谓神矣。今遣本州牧民官，再遣汝一祭，仍晓以此义，享祀以后，如甘雨施降，远近沾足，则汝得意安居故处，永享血食。如一昼夜不雨，将积薪以焚汝，使之形灭体碎，以绝妖妄。吾言不虚，汝宜听受。（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八。
于谦的刚直贯穿于他的一生。即使是被人们奉以为神的东西，如果不能给百姓带来福祉，也要被于谦犀利地怒骂。于谦斥责这块被奉以为神的蛤蟆石，甚至斥其好色贪食，向它发出最后通牒。
于谦祈雨，不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不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于谦生就不是那种将政治玩于股掌之间的人。他所有的情感都是和苍生之命运联系在一起，“所期民物阜，此外复何如”（《春日即事》）[（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二]，谷日晴明，丰年可期，于谦“忧民无限意，对此暂舒眉”（《谷日喜晴》）[（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二]。于谦在这一时期写下的诗歌，让后代的官员们知道百姓的父母官就必须为百姓之乐而乐，为百姓之忧而忧。
和气成甘雨，沾濡意转深。一犁通地脉，万物识天心。花柳知春意，山川起夕阴。农夫咸喜悦，点滴值千金。
花外锦鸠啼，催来雨一犁。眼前生意足，头上暖云低。红透花枝重，青涵草色齐。明朝出城郭，走马踏春泥。
日入千山黑，层云构夕阴。一声雷送雨，万国土成金。品物回生意，闾阎诵好音。天公应有在，知我爱民心。（《喜雨三首》）。[（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二]
连日东风唤锦鸠，应时甘雨散群忧，两间草木沾余润，万里江湖总细流。生意无边回地脉，欢声随处戴天休。客边怀抱从舒展，聊向花前捧玉瓯。（《郑州喜雨》）。[（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五]
风调雨顺，物阜民康，这是于谦的愿望，也是于谦的快乐所在。但是，满眼都是龟裂的土地、枯死的禾苗和饥饿的百姓，对于喜怒无常的老天，于谦感到无能为力，不止一次地表白，“愿将一掬灵祠水，散作甘霖遍九州”（《忆晋祠风景，且以致望雨之意》）[（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三]，“安得天瓢都挽取，化为甘雨润苍生”（《春水》）④。他甚至常常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愧疚：
朔风怒号不得止，漠漠埃尘涨天起。入春已是一月余，翻觉貂裘薄如纸。前朝飞雪天上来，问绩郊原不盈指。垄间宿麦正青青，无雨安能勃然起。圣皇爱民如赤子，诏旨丁宁在人耳。轻徭薄赋更恤刑，天意云何乃如此？抚巡失政固子罪，窃禄偷安心独愧。愿移灾咎及予躬，免使苍生受憔悴。（《入春狂风大作，加以久无雨雪，因以自咎》）。[（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一]
闻鸡推枕起，曙色渐分明。树映旌旗影，风传鼓角声。云霓常在望，天地岂无情。坐待甘霖降，群黎各遂生。（《望雨无寐晓起偶题》）（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二。
现存于谦关于祈雨的诗文尚有《夜四鼓城隍庙合祭群神》、《祈雨文》、《鲤鱼图》等。[（明）于谦：《忠肃集》卷一一]
今天之持唯物论者必定不齿于古人的祈雨之举，而且祈雨的官员中也不乏为赢得民心而作秀的人。但是，所有关于于谦祈雨的叙述文字和于谦本人的作品都蕴涵着他对百姓命运的深沉忧思，这种爱民情怀永远令人敬仰、怀念和追思！
镇河铁犀——于谦治理黄河永远的丰碑
叙述黄河之笔触几乎永远和神往、崇拜等美好的情感联系在一起。黄河流域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滋养了这块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中华民族因此得以绵延不绝，因此，黄河总是和“中华民族的摇篮”、“母亲河”等浸润着中华民族无比崇敬的情感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但是，黄河总是那条黄河，它不会因为人们的景仰而改变它容易发怒的特性。黄河流域洪水灾害频仍，从先秦到1949年的2500多年中，黄河下游决溢1590次，较大规模的改道26次。黄河因此被称为“中国之忧患”。
九曲黄河怒涛滚滚，从北向南流经**大峡谷，分割开山西与陕西，然后南流再向东拐去，穿越河南省，一直东流，注入渤海。因此，山西、河南两省常常遭受黄河泛滥之灾，河南尤甚。
于谦巡抚晋豫的18年中，黄河暴虐的性情频繁发作：宣德五年（1430），河南境内河水泛滥，开封等府很多农田被淹没，以致河南逃徙之民骤然增多。宣德六年（1431）夏，黄河暴涨，河南开封府所属祥符、中牟、阳武、通许、荥泽、尉氏、原武、陈留8县之民居、土地和庄稼尽行淹没。（《明宣宗实录》卷八二）。正统元年（1436）河南开封、彰德、河南、怀庆、卫辉五府所属州县大雨连绵，河水泛滥，淹没田地。（《明英宗实录》卷二九）。正统二年（1437）河南开封等7府所属州县遭受水灾，淹没田地7万余顷。《明英宗实录》卷三九。正统三年（1438），开封府阳武县黄河决堤、怀庆府武陟县沁河决堤。（《明英宗实录》卷四四）。正统九年（1444）黄河决堤，淹没卫辉、开封、彰德、怀庆等处民舍。（《明英宗实录》卷一一八）。正统十年（1445）夏，河南睢州、磁州、祥符、杞县、阳武、原武、封丘、陈留、安阳、临漳、武安、汤阴、林县、涉县14州县久雨河决，淹没良田、屋宇、畜产无数。（《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四）。
暴戾无常的黄河吞噬了众多百姓的生命，淹没了广袤的土地，卷走了无数的房舍和庄稼。每当河水暴虐，大堤决口，于谦最重要的工作除了赈灾就是治水。于谦到黄河水患的重灾区开封一带，巡视黄河沿岸；农闲之时，他率领军民修筑大堤；在堤岸上植树，以固堤坝；每五里设一岗亭，遣专人巡守，遇有塌损，即时修补。[（明）于冕：《于肃愍公行状》]。于谦常常心怀虔诚，祷告河神，希望以自己的诚意消弭灾患。
浙江杭州西湖南岸三台山的于谦祠墓里，有一尊威武雄壮、周身乌黑、鼻端生角、独角朝天、双目炯炯的铁犀牛，不过杭州于谦祠墓这尊铁犀牛是复制品，它真正的家在距河南开封不远的黄河岸边。
在现在的开封城往东北走大约2.5公里，有一座名为“铁牛”的村落，这里就是于谦祠墓中铁犀牛的老家。铁犀牛身高6尺、座长3.5尺、体阔8尺。它面朝黄河，昂首怒视着眼前这条大河，似乎随时准备着扑向桀骜不驯的黄龙……它的造型令人想起500多年前的于谦，也一定无数次伫立于绵延无尽的黄河大堤上，眼前是辽阔苍茫的河滩、桀骜不驯的河水，身后是无数煎熬于水患中的百姓，沧桑的眼神中透着忧郁。
于谦要借助神的力量来制服这条总是挣脱大堤束缚的长龙，于是决定在黄河最易决堤的开封城郊铸一只铁犀牛，以使波涛永息，一方安澜。
以铁犀镇水在民间流传已久。古人治河述信五行，五行之说认为：铁属金，为水之母，子不敢与母斗，因此，水中蛟龙畏惧铁器；而且，牛属土，性能克水，因而，铸铁为牛，就可以镇水。秦代蜀郡太守李冰就曾经用5头石犀来镇压“水精”。
镇河铁犀铸成后，于谦撰写了《镇河铁犀铭》，镌刻于犀背上。铭曰：百炼玄金，为真液。变幻灵犀，雄威赫奕。振厥堤防，波涛永息。安若泰山，固若盘石。水怪潜形，冯夷敛迹。城府坚完，民无垫溺。雨顺风调，男耕女织。四时循序，百神效职。亿万闾阎，措之枕席。惟天之休，惟帝之力。亦尔有庸，传之无极。[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八。]
后世的河南百姓为了纪念于谦的功绩，就在铁犀所在处盖了一座回龙庙，也称铁犀庙，铁犀被置于回龙庙内。回龙庙建成后，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为回龙庙会，庙会香火持续3天，大戏不断，热闹非凡，在开封颇有影响。明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攻打开封城，掘黄河水灌城，回龙庙被淹没，镇河铁犀被淤埋于黄沙之下。及清，于开封城西七里墩重修回龙庙。以后，建庙宇处渐成村落，即以庙宇为名，称名回龙庙村。顺治年间，镇河铁犀从泥沙中挖出。康熙三十年（1691），河南巡抚阎兴邦于回龙庙旧址重建庙宇，并易名“铁犀镇河庙”，将镇河铁犀移置庙中，改为坐南朝北，并建亭供奉，又撰《敕建镇河铁犀庙记》，刻碑立石。道光二十一年（1841），开封段黄河决堤，铁犀镇河庙又遭淹没。至光绪年间庙已坍塌，仅存镇河铁犀和一座八角亭。1963年，镇河铁犀被河南省列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开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于1982年、1997年对镇河铁犀进行过修整。[沙旭升：《铁犀镇河庙考》，《于谦研究》第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220页]。
康熙年间（1662—1722）重修祠庙时，马志元作《重修于公铁犀祠记》，记载了河南百姓对于谦的怀念和感戴。记曰：汴东北三里许，旧有铁犀一，乃明兵部尚书少保于谦抚豫时置以压水患者，土人思其德，立祠，祀少保焉。崇祯末年，“闯寇”决汴，毁其祠宇，而汴湮今且四十年矣。环居之民仍其旧址祠祀龙王并及少保，庙成，而属记于余。予因思少保当日抚兹天中，其功德之及民，流传史册，班班可考，而救灾捍患之事，亦在在有之，此方居民故祀以龙神，所以阳分少保之功，而阴感少保之德于不衰也。昔孔子问礼于老子，退语人曰：“老氏，其犹龙乎？”夫天下之变化不测者，莫龙若也，孔子以之归老子，谓其道德肆宏，学问不测而然也。人苟才德渊深，宏中顾外，即一龙也，又何必吸风呼雷、鞭云驾雾而始称神龙者乎？少保功在社稷，泽被万方，行人之所不敢行，作人之所不敢作，又与神龙之霖雨苍生同一辙也，安在祀龙者不可以祀少保、祀少保者不必以祀龙耶？彼少保之以铁犀压水也，其义吾不得而知，但少保置之而数十年之水平，是亦有神意焉。人不能测龙而龙以是神，人不能测少保而少保不亦神乎？然则少保也，龙也，同一不测也。祀龙，亦所以祀少保也，其不测者何？曰至诚也。至诚者，天地之理也。[（清）马志元：《重修于公铁犀祠记》，见（清）丁丙：《于公祠墓录》卷末]。
用“神力”治水，自然是于谦的美丽梦幻，一头铁犀牛如何能使得黄河安澜？但是，世世代代的河南人民感戴于谦，使得镇河铁犀得以保存下来，成了于谦治理黄河的纪念碑；于谦修筑的黄河大堤以及由此带来的福祉则永远绵亘在河南百姓的心里。
在地里捕捉蝗虫的正三品官员
洪灾、旱灾、霜灾带给河南、山西两省的伤害还未痊愈，蝗灾又来了。宣德九年（1434）山西、河南、山东、两京等地大面积爆发蝗灾，如黑云压顶，遮天蔽日，赤地千里。
无法想象覆地尺许的蝗虫会对百姓造成多大的灾难，对生态环境带来多大的破坏，“禾草皆光”，仅这四个字就足以描述蝗灾发生时的惨状。蝗虫每年最多能繁殖三四代，蝗虫掠过，原本满眼绿色的田地只剩下光秃秃、泛黄的一片。笔者查阅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遭受蝗灾的情况，仅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半寸多长的虫子的厉害：2004年，内蒙古自治区遭受蝗灾，受灾面积达1.5亿亩，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达9个亿，间接损失在40亿以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带来的损失则更是难以估量。何况，这一灾难是发生在科技进步的现代社会——有着生物防治和生态控制等防蝗治蝗措施，有着地面和空中相结合、立体和全方位的防治体系。
可是，在于谦的时代，人们除了祈求神灵保佑，就是派人抓捕，此外别无良策了。
蝗灾让百姓无以生计，也令于谦痛苦忧虑。他的《荒村》诗记录了痛苦心境：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壁破风生屋，梁颓月堕床。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二。
面对蝗灾带给百姓无边的灾难，于谦很自责，“抚安才智短，独立奈愁何”（《延津县》）（明）于谦：《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二。但是，对于百姓而言，于谦所做的一切简直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倚恃，于谦到灾区，抚慰百姓，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支持；这个正三品官员亲自带领下属到地里和百姓一起捕捉蝗虫，重要的不是于谦能捕杀多少蝗虫，而是他给百姓带来的精神力量；和那些“不肯报灾伤”的牧民者相反，于谦将遭受蝗灾的地域面积、受害人数、受害程度等据实上报给了朝廷，朝廷免去了十分之四的秋粮征收额度。应该说，在明朝的皇帝当中，朱瞻基还算一个比较能够体恤百姓的人，如若不然，于谦的爱民之心至多也只能化为一声叹息了。
拯救饥民和流民洪涝、干旱、飞蝗、霜雪等灾害连续不断地向晋豫人民袭来，于谦马不停蹄地治水、祈雨、捕蝗、防霜，还要前往灾区视察，如实将灾情上报朝廷，为百姓减免税粮。于谦所做的惠及两省千万百姓的要事之一，就是赈灾济民。
每当严重的自然灾害袭来，于谦总是按例奏请朝廷开官仓赈济灾民。但是，如果于谦所为仅止于此，我们就无法理解河南、山西两省百姓对于谦的那种崇拜和敬重的情感以及于谦遇害后两省人民涕泣哀告的行为了。
如前所述，山西、河南为灾害频发地域，而无论是洪涝还是干旱抑或是飞蝗、雪霜灾害，都会带来饥荒、瘟疫，还有严重的流民问题，于谦是一个高度关注百姓生存状况的知识分子，他不忍目睹灾害过后百姓流徙、生存无计的惨状。
因此，保全百姓的生命，让灾民不致饥饿而死成为于谦为官的要务。他殚精竭虑，采取了很多办法。首先，他设法保证官仓储备的充足，这样才能在灾荒岁月有足够的粮食赈济百姓。如正统二年（1437）河南所辖各府州县先是春旱伤麦，五月以来又是河水泛滥，庄稼颗粒无收，在征得朝廷的同意后，于谦将原定充军的粮米共计298000余石存留下来，以备赈济。[《明英宗实录》卷三六]。同年，于谦还将河南布政司所收宣德十年以前负欠粮米及正统二年起运草束改折米麦，全部存留在受灾府县，预备赈贷。[《明英宗实录》卷三七]。
其次，于谦创设了预备仓，施行平粜制度，就是先以官库钞物大量收买大户和中户的粮食，贮积在各地方预备仓内，遇到荒年，就减价粜给饥民。宣德五年（1430），于谦甫到晋豫，就遇黄河决堤，河南灾民无数，次年二月于谦就奏请于河南卫辉、新德等地置预备仓，收贮秋粮，以备凶年赈济灾民。[《明宣宗实录》卷七六]。此后，这一做法陆续在两省其他地方推广。
再次，于谦命令各县设置两仓，即“尚义仓”（也称“义仓”）和“平准仓”（也叫“平仓”）。“尚义仓”就是收贮地方贤良捐输粮谷的仓储；“平准仓”就是收贮丰年低价买进，凶年再以昔日低价卖出的粮食仓库。此举旨在调动社会力量协助官府做好赈济灾民的工作。对于那些乐于赈灾济民的社会贤良，于谦予以嘉奖，并在仓前立碑勒名，镌刻上捐资输粮者的姓名以及捐献的数量；捐200斤以上者还给予冠带，贱价平粜过千百石者就给以建坊立匾，免除捐资输粟的一家各色差徭冗役，以此奖励和回报。于谦多次带头捐纳自己的薪俸，赈济灾民。
于谦施行的贷粮制度为：每年三月初令河南、山西各州县登记缺粮之民户，申报布按二司，至五月蚕麦既收，计口支给，大口月三斗，小口减半，待秋成偿还官仓。但是于谦“以民为本”的情怀在于他总是心系那些弱势群体，他下令免去那些贫困以及老弱病残无力偿还者所借粮食，缺损数就由官府设法补足。于谦还规定了放支顺序：先菽，次秫，次黍麦，次米稻；又设法使仓储的粮食不变质。
如若当地的粮食收购量无法使灾区百姓度过灾荒，于谦就派人携带勘合公文，到湖广、四川等富庶的地区，购买粮食，救济饥民。[《明英宗实录》卷七六；又，《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
为了引起各级官吏的重视，于谦将赈济百姓列为两省府、州、县各级官吏的重要工作并按年考核，在他的恳请下，朝廷也派官员考核各级官吏的预备官仓粮储工作完成情况，预备粮储未完成者不得升迁。
于谦的这些做法使得两省成千上万的饥民在凶年饥岁免遭死亡的厄运。明英宗朱祁镇曾经在朝堂上对户部大臣说：“凶年减价而粜以利民，此古良臣为国救荒长策。今谦为朕举行，朕甚嘉之。”[《明英宗实录》卷一三一]。感激嘉奖之意溢于言表。
安顿流民是另一项重要工作。在饥荒的年月，于谦命令县官于每里中选忠正耆老两人，协同里甲，照旧日册籍，查计人口，给与饥民粟谷银钱。同时又命县官时刻稽查，不许里甲作弊徇私。还通告各县如有别省饥民**到来，就允许他们在当地就食度日，不许将流民驱逐出境。正统四年（1439）于谦安抚河南、山西、南北直隶流民34000余户。[《明英宗实录》卷六三]。正统十年（1445），山东、山西、陕西的饥民大批流入河南，据当年二月于谦的调查和统计，流民人数达20余万。他们大多持物货易米度日，而河南上年也是粮食薄收，民间蓄积也不丰厚。于谦的民本思想是博大的，他并没有将外省流民驱逐出境，而是设法使无数的外省流民生存下来，他担心米价因此而踊贵，又会导致新的饥荒，于是将河南、怀庆两府官仓81万石粮储低价粜与陕西、山西饥民，并且严令禁止富庶之家乘机囤积牟利，使流民无饥饿之患。[《明英宗实录》卷一二六]。同年七月，于谦又将怀庆、河南两府所收60余万石仓粮低价粜与山西、陕西饥民。十月，于谦奉敕行文湖广等布政使司，委派右布政使年富等督责所属卫所，安顿山东、山西、陕西等处逃民7万余户，令相近者另立乡都，星散者安插于原乡都，并选忠厚老实者为里老，善加管辖。将闲田及河水退后之滩田提供给没有土地的逃民耕种，而对于那些贫困无食者则由官府直接赈济。[《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四；又，（明）于冕：《先肃愍公行状》]。于谦此举使得数十万的流民赖以存活，并且能够安居乐业。于谦安顿流民的意义还在于这些流民在得到优善的抚恤后就不会铤而走险，从而缓和了统治阶级和农民间日趋尖锐的矛盾。
于谦对百姓的抚恤是无微不至的。自然灾害总是伴生出各种疾病，于谦就开设药局，向百姓发放药品，遏制灾后瘟疫的流行，使百姓从疾病之痛中解脱出来。还有另外一个细节可以表明于谦对百姓的关爱，他在山西、河南各县的交通大道两侧种上树木，每距三五里开凿一口井，这样既可以在夏天为路人遮蔽烈日，又可以给百姓提供饮水之便。他还于井畔修建小亭，供行人憩息纳凉。对百姓如此细致的体恤，在古代的官员中是少见的。
原本在苛捐杂税的重负、奸吏猾胥的压榨、天灾人祸的打击中煎熬的两省百姓自然感戴于谦，传说在很长时间里晋豫大地上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凶年饥岁贫无粟，处处人民皆枵腹。女儿卖与富家翁，少男只换六斗谷。舂来只有四斗粮，兼粞夹糠煮薄粥。夫妻共食一月余，面渐羸皮搭骨。引邻看看作饿殍，**耗干无泪哭。忽闻巡抚至此邦，开仓赈济饥与荒。示民出粟自捐俸，谆谆复谕富贤良。幸蒙尚义诸耆俊，贷资输谷到官仓。大家小户皆得食，顷然面色生容光。鳏寡孤独俱有养，医药调理救灾伤。赵父杜母今复见，天遣恩官拯二方。”[孙高亮著：《于少保萃忠全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根据现有的资料尚无法考证这段歌谣的真实性，但是，即使是小说家言也足以印证于谦的伟大，何况史书中有很多关于两省百姓感戴于谦的相关记载。
向边防痼疾开刀
明王朝为了防止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不得不大规模地修筑长城。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长城沿线，建立了9个边陲重镇：辽东（总兵驻地广宁为今辽宁省北镇县）、蓟州（今天津市蓟县）、宣府（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和固原。山西境内就有大同和太原两大重镇。大同治所在今大同市，管辖长城东起天镇县东北的镇口台，西到偏关三道边，长500多公里。太原治所在偏关（今偏关县东北），管辖西起保德黄河岸，经河曲、偏关、老营、宁武、雁门关、平型关、龙泉头（阜平西）、固关、黄榆关、黄泽关到壶关，总长700多公里。
于谦巡抚晋豫期间，明朝北边形势紧急，长城边防成为国家安危的关键因素。然而，明朝发展至正统间，北部边防的防御力较之明初已经大为削弱。
这一现状让于谦忧心忡忡——倘若边衅骤起，入侵者将势如破竹，毫无所挡。于谦看到了国家的危机，他不能坐视不管，“巡抚”的职责本来就是“巡行天下，抚军济民”，何况大同、太原两镇都在于谦的巡抚区域。他深知改变这一现状必将损害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但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使得于谦无所畏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明朝边防问题是个痼疾，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治愈。但是，无论这个过程有多长，无论会遇到多大的阻力，于谦都要以自己的力量来拯救。王振阉党侵夺大同、宣府一带的军屯耕地，占役军丁，中饱私囊，边储匮乏；总兵、镇守等高级将领私役军士，守城乏人；大小军官克扣军饷，士兵冻馁难当，身体虚弱；而对于操练，则更是敷衍而已。王振及其党羽正得势猖狂，不法军官势力庞大，而且与王振以及朝廷百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谦要向这一痼疾开刀，无疑有着“飞蛾扑火”的悲壮意味。
正统元年（1436），于谦呈给朝廷一道很长的奏章，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十条策略，其中有四条涉及边务。一、北方蒙古族瓦剌部虎视眈眈，不断寻衅，战事在所难免，要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因此必须有充足的边饷作保障，但是于谦反对增加百姓的负担，他建议将各处犯赃官吏所贪之粮食，运赴大同、宣府、甘肃、宁夏，接济边储。二、当时，山西、山东、河南、直隶卫所官军每岁轮流两班赴京操备，以致守城乏人，屯田荒芜，于谦建议分作三班：一班赴京、一班守城、一班屯田，这样就军得宽力，民省供费。三、要优待军士，当时的状况是部分军士原籍离卫所有数千里之遥，而边卫军官往往擅自克扣士兵的口粮和衣料，导致士兵在赴役中多有冻馁病死，于谦请求量拨口粮接济2000里外赴役之军士。四、于谦调查得知，当时各边官旗各仓侵欺物货，虚出通关，致使仓无现粮，军士缺食，于谦要求严惩那些侵欺盗卖者，将他们解京治罪，以使奸顽警惧，军粮丰羡。[《明英宗实录》卷一九]。
正统三年（1438）六月二十四日，于谦又上了一道奏章，向朝廷陈述北部边防问题的严重性和整顿的迫切性，同时提出了强兵方略。一、大同等处总兵、镇守官贪图省事，只要有入寇声息，不论边报远近，就将边民驱入城堡，委弃田禾牲畜。建议凡边报在数百里外，不见人马者，居民勿动；见人马而未入境者，居民戒严；人马入境者，方许居民入堡。若无边报，而总兵等官惊扰百姓，听巡按御史具奏治罪。如此可以真正保障边民的安宁。二、建议将偏头关、大同、宣府等处的山西、河南班军改作两班，每年一班，轮流派遣，九月初往守边境，三月初各回本处，以使边军得到休整。三、大同府是军马总萃之地，宜多储粮，以备缓急。四、北方边境冬日马草匮乏，而军官又侵克草豆，致使战马疲弱，难以征战，建议将大同、宣府诸处马匹中之精健者留在军中骑操，而将那些老病弱小之马匹退**间放牧。五、山西、河南诸卫所城垣楼橹濠池损坏淤塞较多，守边总兵、镇守等大多坐视不管，请令守城军队和民夫协力修理。[《明英宗实录》卷四三]。
山西行都司十三卫俱在大同，区域广阔，相隔甚远，巡按御史不能遍历，于谦奏请朝廷遣监察御史一员到大同巡按，严防军卫违法坏军。于谦巡抚中看到雁门关的城墙多处坍塌，就奏请增补官军，修理关隘，以备不测。[（明）于冕《先肃愍公行状》；又，（明）李贽：《续藏书》卷一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
国家边境的安宁是压在于谦心头一块沉重的石头，无论何时，他都无法卸下。正统三年（1438）的除夕夜，于谦没有一丝过年的轻松感，在山西太原寒冷的官署里，他又在写着关于巩固边防的奏疏。他调查得知山西行都司所属官军俸粮折色钞贯，可是往往延期，而且主管官吏侵欺抵换，非唯官军不得实惠，而且有碍边境防守，于谦奏请量拨钞50万贯给山西大同府，积贮支给。[《明英宗实录》卷四九]。
当时，朝廷大臣中也有人看到了于谦治理军伍、镇守边境的才能，正统初，由于宣府、大同一带城池军马多不齐备，刑部尚书魏源就曾经建议朝廷将于谦改任副都御史，镇守宣府、大同，参赞机务，整搠军马。但是朝廷认为于谦巡抚河南、山西，尽心尽力，政绩卓著，无人可以替代，所以就驳回了魏源所奏。[《明英宗实录》卷四]。
尽管于谦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正统间的明朝边防之弊已经是积重难返，终于未能抵挡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骑兵南下的铁蹄。然而，于谦为之付出的努力却永远铭刻青史。
因“清风两袖朝天去”入狱正统六年（1441）三月，44岁的于谦被关进了都察院狱，并被判了死刑。于继先《先忠肃公年谱》谓于谦下都察院狱事在正统十一年（1446）。《明史•于谦传》、《明英宗实录》等均记为正统六年（1441），从后说。又，于谦入狱的直接原因是上奏自陈在外年久，请召回京，并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自代，而据《明史•王来传》和《明史•孙原贞传》，王来任山西左参政、孙原贞任河南右参政的时间在正统初年和正统八年间，以此推算，于谦入狱的时间不可能是正统十一年。
在正统前期的政治舞台上，有一件事情令人振奋：于谦为河南、山西两省百姓请命的奏章大多得到了朝廷的允准，于谦的一片爱民情怀得以尽情宣泄，才情得到尽情挥洒，晋豫百姓也因此得到庇护和体恤。这里，无法略过的重要一笔是正统前期共掌内阁的杨士奇、杨荣、杨溥对于谦的激赏。
杨士奇(1366—1444),名寓,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幼年丧父。虽然家境贫困，但是遍览群书，学问名闻乡里，遂授徒自给。朱允集诸儒修《太祖实录》，杨士奇以史才被荐，遂召入翰林，充编纂官，不久为方孝孺推崇,被荐擢为副总裁。其后不断晋升官职，走向显达,从侍读、侍讲、左春坊左谕德、礼部侍郎、华盖殿大学士、少保、少傅到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历事四朝,辅佐君王达40余年,一直为内阁重臣。明仁宗曾赐予“绳惩纠缪”银章,令其参与咨询议事,及时纠正失误，制定国家政策。
杨士奇对永乐、正统间的政治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历事期间前后荐举过50余人。除于谦之外，顾佐、周忱和况钟等明代名臣都曾得到他的荐引。[《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宣德三年(1428),杨士奇举荐顾佐任都御史。顾佐刚正不阿,吏治为之澄清。杨士奇推荐周忱为江南巡抚,总督税粮。周忱到任后,大胆改革,节省浮费,减轻百姓不合理负担,并订立备粮济荒条约,受到百姓拥护。周忱在任期间,江南一带没有发生过饥荒,上缴的税粮也没有拖欠过。杨士奇荐举况钟为苏州知府，其时,苏州赋役繁重,贪官污吏营私舞弊,百姓苦不堪言，况钟上任后,兴利除弊,苏州一片升平景象。
杨荣（1371—1440），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建文二年（1400）进士，任翰林编修。杨荣为人警敏通达，朱棣靖难成功，进入南京时，杨荣拦住马头问朱棣：“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一句话提醒了朱棣，朱棣立刻趋驾拜谒孝陵，自此杨荣受到朱棣的器重，由此带来了他一生的显达。明成祖即位后，简入文渊阁，更名为荣，为当时内阁成员中最年轻者。后累迁至文渊阁大学士、太常卿、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汉王朱高煦反，明宣宗召杨荣等计议，杨荣首请亲征，曰：“彼谓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宣宗从其计，高煦之乱平定后，以决策功，受上赏，赐银章五，褒予甚至。宣德五年（1430），进少傅。英宗即位，委寄如故。正统三年（1438），与士奇俱进少师。官历四朝，凡40年。[《明史》卷一四八《杨荣传》]。
杨溥(1372—1446)，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字弘济，建文二年（1400）进士，授编修。永乐中侍太子朱高炽，为洗马。因太子遣使迎帝迟，为汉王朱高煦所谗，系狱达10年之久，在狱中读书不辍。朱高炽即位为仁宗，获释。建弘文阁，命杨溥掌阁事。宣宗即位，召入内阁，与杨士奇等共典机务，升礼部尚书。正统三年（1438），进少保、武英殿大学士。杨溥后士奇、荣20余年入阁，至此乃与士奇、荣并为朝廷重臣。杨溥质直廉静，为人恭谨。《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宣宗朝至正统初年，王振尚未得势，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天下清平，朝无失政，号称“三杨”。“时谓士奇有学行，荣有才识，溥有雅操”。“三杨”在文学上互为唱和,诗歌雍容典雅,创造了一种铺扬功德、点缀太平的诗风,成为当时文坛的主导者，文学史称之为“台阁体”。
如前所述，于谦24岁中进士时，身为主考官的杨士奇就很器重于谦。于谦破格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为晋豫两省巡抚，也和杨士奇的举荐有关。“三杨”辅政期间，对于谦很器重，凡于谦所奏请，无不即报即可，于谦因此得行其志。[《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英宗毕竟还是非常贪玩的少年君主，偶尔会分辨不出是非对错，常常会被引导他纵情游玩的宦官王振蒙蔽。而且，到了正统六年（1441），太皇太后张氏年迈多病，失去了对王振的有效制约；而“三杨”对王振的抗衡力量已经微乎其微：一年前，王振就已经以“三杨”“年高倦勤”为由，授意英宗擢用曹鼐、马愉，并入直内阁，预机务，以此排挤“三杨”。杨荣不久病逝，而杨士奇、杨溥老迈，又无法形成合力。
王振——这个没有任何品行操守可言的市井无赖，被少年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荒唐地尊称为“先生”的大太监，几乎掌握着偌大一个国家的军政大权，官员的升降乃至生死之命运都被王振玩于股掌之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试图抗衡者唯有死路一条；更多的人选择无奈地默认——那种无上的威势就连阁臣杨士奇、杨溥亦为之噤声，遑论其他官员。还有一些人则干脆放弃人格，低下头颅，拜倒在他的脚下。《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工部郎中王佑以谄媚王振被王振矫旨超擢为工部右侍郎，王佑“貌美而无须，善伺候振颜色。一日，振问曰：‘王侍郎何无须？”（王佑）对曰：‘老爷所无，儿安敢有！’”（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中华书局1977年版。“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辏集。”[《明史》卷三四《宦官一》]。
阿谀贿赂王振成了一种风气，而于谦则偏偏要逆风气而行，不屑于谒见王振，更不屑于送礼。本来地方官员进京议事是跑官的机会，可是于谦每次进京总是空囊示人，不携任何礼物作交际之资，有人劝曰：“即不橐金往，宁无一二土物，如合芗干菌果头之类，足以充内交际耶？”谦笑而举其两袖曰：“吾惟有清风而已，且交际之物几何，而闾阎短长可畏也。”[（明）王世贞《州续稿》卷八五《于太傅公传》]。因赋诗见志：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五，中华书局1980年版。王振自然很懊恼，他进出宫殿，百官皆望风而拜，可是如今竟然有人不把他放在眼里，对王振而言，这是不堪忍受的。报复甚至收拾于谦只待时机了。
王振总算逮着了一个泄私愤的机会。于谦自宣德五年（1430）起只身一人赴山西、河南，至正统六年（1441）已经长达12个年头,妻子和13岁的女儿英一直在京城，19岁的儿子于冕在正统元年（1436）就回到杭州，侍奉着年迈的祖父母。于谦希望能够回到京城，这样就可以将父母接到身边，对父母、妻子、孩子尽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之职责，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于谦不懂得以金银为砖敲开回京城的大门，他几近迂腐地执守公事公办的原则，于是利用正统六年（1441）回京议事之机，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陈述自己在外年久，请求朝廷将他召回京城，于谦还荐举了他认为足以胜任山西、河南巡抚的人——山西参政王来、河南参政孙原贞。[《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王来，字原之，慈溪（今浙江省慈溪市）人，以会试乙榜授新建（今江西省新建县）教谕，擢御史，曾巡按苏州、常州等府。正统初，得到杨士奇的荐举，擢为山西左参政，居官廉干，练达政事，执法甚严，嫉恶尤甚。④[《明史》卷一七二《王来传》。]孙原贞，名，以字行，德兴（今江西省德兴市）人，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授礼部主事，历郎中。英宗初年，擢为河南右参政。居官清慎，有吏才。[《明史》卷一七二《孙原贞传》]。王、孙两人任山西、河南参政期间以其德才和政绩得到军民的称颂，于谦也“亟称其才”④，于是他本着荐举贤能之心向朝廷推荐了他们。
但是，于谦此举无疑将自己置于王振的枪口上。王振嗾使他的爪牙右通政李锡以及由他掌控的六科十三道奏劾于谦，诬蔑他以久不升迁而心生怨愤，擅举人自代，有违人臣礼，这样于谦就被关进了都察院狱，判了极刑。[《明英宗实录》卷七七；又，《明史》卷一七《于谦传》；（明）王世贞：《州续稿》卷八五《于太傅公传》]。
但是，于谦命不该绝，他的生命是属于社稷和苍生的，在生命的能量没有得到完全释放的时候，他就必须存在于这个世界。山西、河南的百姓不能让他们爱戴的父母官就这样被诬陷而死，如果于谦离开他们，他们的生活势必又将陷入无望的境地。于是他们放下田里的庄稼，跋涉十数天，赶到京城，为于谦鸣冤，要求释放于谦。
稍通文墨的王振虽然专横跋扈，但是他也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群情愤激，众怒难犯，王振不得不投鼠忌器。同情于谦的右都御史陈智等人抓住盛暑朝廷复审死刑囚犯的机会，在上报被冤抑的重囚名单时写上了于谦的名字，王振顺水推舟，终于在于谦入狱两个半月后释放了他，但是把他降官为大理寺左少卿。于谦从原来的三品官降为四品官。[《明英宗实录》卷七九；又，《明史稿》卷一五四《于谦传》，雍正元年敬慎堂刻本。]
当年八月，于谦再次领命巡抚河南、山西，不同的是此次身份是大理寺左少卿。
河南、山西两省百姓的呼唤让于谦再次回到了他熟悉的土地上。于谦甫出狱，河南、山西数千吏民伏阙上书，请求朝廷将他们爱戴的于谦还给晋豫，河南、山西的藩王周王、晋王也请求继续让于谦巡抚河南、山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河南、山西正陷于困窘的境地，由于山西频岁旱荒，粮食无收，百姓大多徙往河南就食，户部尚书刘中敷奏请遣大臣前往安抚。英宗政府知道于谦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此时的朝廷百官中，没有人比于谦更熟悉那里的民情，没有人比于谦更忧念那里的百姓。这个少年皇帝总算还记得尚有无数子民处在饥寒交迫中，他们迫切需要朝廷的恩泽，于是终于决定让于谦继续巡抚河南、山西，因为只有于谦才能真正给两省的饥民带去他的“皇恩”，并且加以发扬光大，天下人才会对他齐呼“皇恩浩荡”。唯其如此，他的江山基业才会稳固。此一决定虽然没有恢复于谦原先的三品官秩，但是毕竟意味着朝廷对于谦的信任和晋豫百姓对于谦的依赖，这已经足以让于谦欣慰了。（《明英宗实录》卷八二；又，（明）过廷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二《于谦》，天启二年刊本。）
然而，于谦刚刚出发才5天，还在前往晋豫的尘埃满天、崎岖多险的漫漫长路上跋涉，就有人置民情和舆情于不顾，企图推翻朝廷对于谦的信任。八月二十七日，户部主事张清奏称：“朝廷以山西之民流移已多，命大理寺少卿于谦抚之。臣以为，向也未有抚民之官而民各安业，今抚民之官累设而**愈多，盖由任守令者不得其人，督边储者日益以急，民不堪生以致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官多**扰，为今之计，莫若革抚民之官，择守令以安民心，修屯田以宽民力。”（《明英宗实录》卷八二）。张清要求取消对于谦的这一任命，初听起来理由很是冠冕堂皇——“官多则扰民”，可是稍一推敲便知张清真是睁眼说瞎话——其时，朝廷百官心里都明白，没有于谦12年的尽心安抚，晋豫两省每年由于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量流民就不会得到很好安置，其结果一定是饿殍盈路、生灵涂炭的惨状，绝境中的饥民铤而走险也在所难免。英宗驳回了张清的奏请。
从生死线上回来的于谦并没有屈服于权势，他依然倔强严正地坚守着为官的原则。
对于谦来说，“粉骨碎身全不惜”，坐几个月的牢又怎能磨蚀他的锐气！
眷恋家乡和亲人妻子和双亲的病逝
宣德五年（1430），33岁的于谦担当起“巡行天下，抚军济民”的重任，只身一人离开京城，踏上了晋豫大地。唐代诗人柳宗元被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柳州时曾写下“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的句子，晋豫虽然不似柳州，于谦此去也不是贬谪，但是于谦一去就是整整18年，“今朝太行南，明日太行北。风雪敝貂裘，尘沙暗金勒。寒暑互侵凌，凋我好颜色。齿牙渐摇脱，须发日以白”(《自叹》)。（《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一。漫长而孤寂的岁月里，对家乡的思念、对亲人的眷恋和内疚始终郁结在于谦心里，挥之不去，与日俱增。
独自在遥远的异乡，于谦思念着山川秀丽、风光旖旎的故乡杭州府。在任何一个游子心里，世上最美的地方莫过于家乡，于谦也一样，何况于谦离开家乡时日久长，“杖头挑得西湖月，袖里常怀葛岭烟”（《送上人回杭》），对故土的怀念已然融入了生命之中。我们不妨选录几首于谦的诗歌，感受他的故土之思。
石榴树底红巾蹙，葡萄枝头露香玉。熏风拂拂自南来，时向高堂扫炎燠，湘帘半卷日迟迟，竹影参差柳阴绿。红绡焕烂蜀葵开，金弹累垂卢橘熟。端阳佳节竞繁华，角黍堆盘映。一从游宦隔天涯，马首红尘厌驱逐。有时飞梦绕钱塘，此景依然在心目。今年夏月居晋阳，南北风土殊炎凉。清和已过近五月，草木犹自愁飞霜。故园物候不可见，尘沙塞草空茫茫。云山望断几千里，小楼尽日徒徜徉。（《夏日忆故乡风景》）我家住在西湖曲，种得梅花绕茅屋。雪消风暖花正开，千树珑璁缀香玉。有时抱琴花下弹，有时展《易》花前读。浩然清气满乾坤，坐觉心胸绝尘俗。一从游宦来京师，几度梅花入梦思。为君展卷题诗处，还似开窗对月时。醉墨淋漓染毫素，笔底生春若神助。调和鼎鼐愧无功，何时却踏西湖路。（《梅花图为严宪副题》）（《于肃愍公集•文集》卷一）。
涌金门外柳如烟，西子湖头水拍天。玉腕罗裙双荡桨，鸳鸯飞近采莲船。《夏日忆西湖风景》）（《于肃愍公集•文集》卷六）。
郁积在心里更有抛妻别子的酸楚，以及对家人的深深眷恋与内疚。于谦赴任晋豫巡抚时，将夫人董氏、7岁的儿子于冕、2岁的女儿英留在了北京，而年迈的父母则一直生活在浙江杭州钱塘县。正统元年（1436）八月，于谦按例进京议事，（《明英宗实录》卷二一）。顺便遣人将13岁的儿子于冕送回杭州，于冕自此一直在祖父母前替父母亲尽着孝道，直至祖父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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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22 14: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