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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历任少保、兵部尚书，追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后忠肃。历代于氏敬仰，纷纷载谱纪念，虽是好事，但也造成了很多不应有的混乱：家族攀附于谦之事历来不断。 目前国内很多家谱和家族都声称自己是明忠肃公于谦的后代，家谱中也明确记载了于谦为明代兵部尚书等等，结果造成了很多宗亲为了证明这一点，四处奔波，遍寻家谱和证据，查阅历史资料，很是辛苦，有的甚至为了证明家谱里面于谦存在的合理性作假托伪，大可不必。 特别是近日得一宗亲告知并发来一块墓志铭照片，才知某地宗亲，为了自圆其说，牵强附会，不但先前用家谱里的于谦之名来张冠李戴，甚至最近又用明代的老石料雕刻文字做出了于谦和董夫人合葬墓志铭在其祖坟地出土的把戏，以证明和明朝兵部尚书于谦的血缘关系。罔顾基本史实，水平低下，惹人耻笑，岂不知，编造一个不存在的墓志铭攀附是很恶劣的行为，扰乱纲常，混淆支脉，有辱祖先！ （假墓志铭）
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要弄清楚于谦家族的基本世系是什么样的？祖上几代是谁就足够了，这是判断的唯一标准。其实关于于谦上代世系已经基本确定，其依据为元代黄溍为于谦曾祖于九思、明代王直为于谦之父所撰写的行状和墓表，我们可以相信两位当时的大家不可能作伪托假的，而且这也是在正史可查的史实！（至于目前纷扬的于谦后代世系，本文暂时不做评论，另文阐述） 元代著名史官、文学家、书法家、画家黄溍为于九思撰写的《元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于公行状》中载：“公讳九思，字有卿。其先家河南，而仕于金。汾州节度使、知开封府者，于公为五世祖，朝请大夫、延津令者，于公为四世祖。延津府君之子，则沁水府君也。自沁水府君而上，咸葬汴梁。金末之乱，家谱散落，独存其官称，而轶其讳。”“子男三人：长溱，以公荫为承务郎、平江路同知吴江州事。次渭，次泽。女三人：长适粘合泰安，次适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宜孙，次未行。” 说明了于九思的后代有三子三女，祖籍河南。 明代政治家、学者王直，曾主掌吏部十四年，为于谦之父撰写的《故嘉议大夫兵部右侍郎于公墓表》中载：“于氏之先河南人，世有显宦。公之高祖伯仪仕元，官至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河南郡候，居蓟上。曾祖夔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乡政知事、护军。追封河南郡公。祖九思杭州路总管，累迁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都元帅。因家抗州，之钱塘。父文大，国朝洪武初为工部主事，以孙谦贵，赠嘉议大夫、兵部右侍郎。母施氏，赠淑人。公讳仁，字彦昭，幼而歧嶷，有大志，弱冠，工部公卒，治丧能尽礼”“子二，长即谦，今为大理寺左少卿；次泰。女一，嫁钱塘朱济。” 载该墓表中又进一步明确了于九思以上两代人，以及于谦兄弟二人，有一姊妹，祖籍河南。 由此，我们可以相信，于谦（含于谦）以上六代世系基本明确： 为此，我们就有了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各地家谱中所载的于谦上代世系是否与此一致，如果根本对照不上，或者相差甚远，我们从理性上就可以抛弃这种思维，因为此于谦非彼于谦（忠肃公），也就没有必要再为了证明自己家谱的于谦就是明少保、兵部尚书、一代廉吏而做无谓的努力了，以免后世更加混乱，给子孙带了不必要的误会。 那么很多宗亲也会有很多为什么？以下我尝试做一个回答： 1、我们家谱里面有于谦的记载，但在世系里面没有于谦及上文的记载？ 这是因为于谦是于氏家族的一个精神代表，属于于氏族人学习的榜样，家谱将其收录以教育后世子孙，是修谱之人的善行。 2、为什么我们家谱里面会有于谦的记载呢？为什么也记载为明兵部尚书、忠肃公呢？但前面的世系确实对不上。 家族中真是于谦这人存在，在经历了元明清初的战乱期间，家谱尽失，清朝修谱，从正史可查得于谦事迹，年代恰巧相差不远，没有做更多考证，加上当时信息沟通不畅，这是其一；另外明末清初修谱时，有一股歪风，诸多姓氏攀附名人，篡改家谱和世系者有之，这也是影响了此类家谱的修编。也就个别于氏家族为了彰显家族显赫，恰遇上代有于谦之名故意而为之的。这些就给后代带来了诸多疑惑和麻烦，应该在新修家谱时予以更正。 3、为什么我们家谱和于谦无关，宗祠里面还有其塑像呢？ 这是于氏宗亲对于谦的尊重和敬仰，目前很多地方都有于谦祠。 4、为什么我们这里曾经传说有于谦墓呢？ 个人判断是和于谦上代或者相亲的支系为了纪念于谦而设立的衣冠冢。 为此，我们呼吁，我们要尊重事实，尊重祖先，勿乱纲常和世系，合理修订和修正家谱之错误，才能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笔真实宝贵的家谱资源，留下可信的精神财富。 以上内容供宗亲研究借鉴，不喜勿喷，辱骂者拉黑！ 【提示】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汉族，明朝名臣、民族英雄，史载为杭州府钱塘县人。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辛丑科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平叛后，身为御史的于谦因数落朱高煦有功，被宣宗升任巡按江西，颂声满道。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一年（1446年），因进京觐见时不向王振献媚送礼，遭其党羽诬陷，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但性固刚直，颇遭众忌。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明史》称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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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7 11:35:06
发表于 2017-4-21 17:5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