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开泰和石鼓村

于振华

如果单单说清朝的于开泰，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这位曾经总纂过雍正九年《扶风县志》、做过新都县令的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太少的印记了，我们从相关文献中查阅到的资料也很有限：

据扶风县志介绍，清雍正九年（1731）《扶风县志》由知县张娄度（灵宝人）主修，于开泰总纂，成书三册六卷，木刻版本。时记于开泰，本县人，廪生。

在宋世荦《扶风县志》有对于开泰的记载，也是很小一个章节：

8 ^* D# d% W) f4 w. x, Y

刘省平先生2017年03月16日的同名博文《于开泰和石鼓村》，介绍较为详细，也算是弥补了一些缺憾，全文转录如下：

于开泰和石鼓村

我们刘家村以东二里处是于家村，此村古代时曾名曰“石鼓村”，这里一直流传着十个石鼓的传说【编者注：元代叫石鼓村】。除此之外，这里清朝雍正年间曾出过一位翰林院大学士，后来曾担任过新都知县，他的名字叫于开泰，当地人称“于知县”。但是，他的生平事迹并不为我们当地人和于氏后裔所详知。

于开泰，字见三，一字大来，号黍庐，是钱塘忠愍公的后裔。其先祖自明朝初年以来数代世袭担任明朝军队卫所指挥使（卫所一级最高军事长官，正三品），明朝末年从洛阳龙门举家迁徙至凤翔府扶风县，落脚到了饴原乡齐家里石鼓村（今陕西省扶风县绛帐镇于家村）。【编者语：钱塘忠愍公的后裔待考】

于开泰的母亲申氏，出身书香门第，幼年读过诗书，颇通文墨，十几岁时嫁于石鼓村的于中贵为妻，不到三十岁时，丈夫便亡故了。为养育尚且年幼的遗孤，她白日在田地里辛勤耕作，晚上在油灯下纺线织布，如此过了好几年时间。转眼，开泰到了上学的年纪，他被母亲送到了村里的私塾读书。刚开始，他对读书还很有兴趣，可是毕竟年幼，偶因贪玩或逃学而耽误课业。申氏非常生气，就用孟母断织喻学的故事来教育开泰，他便决心发愤读书，将来成就大器。自丈夫去世之后，于家的家道日益衰落，无奈之下，申氏不惜变卖自己的首饰和嫁妆，以资助开泰读书。另外，还曾写了一篇《慈训》，专门用以教育儿子。

于开泰自幼就颇能体恤母亲的艰辛劳顿，读书非常刻苦用功，非常聪颖，有过目不忘之能，在齐家里一带有神童之名。当年时任陕西提督学政的朱轼（字若瞻，号可亭，谥文瑞，江西瑞州高安县人）曾亲自莅临扶风主持院试，对于开泰颇为赏识，认为他将来一定能成为宰相一类的王佐之才。稍长之后，他又跟随康南阿、王丰川两位关中大儒讲学。雍正十年（1732），他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一时名满乡里。次年，他又参加殿试，考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御赐戍常馆戍吉士。

进入翰林院以后，雍正皇帝曾多次召见于开泰，咨询有关国家政事、经义学问等方面的问题。雍正认为开泰既能体认天理，又能知行合一，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任他为内阁大学士。太子太傅朱轼、内阁首辅张廷玉两位内阁大学士曾询问开泰对悦诗宋朝体“易”字的看法。他说：日月为“易”，悦诗宋朝体看起来漂亮，但临习时应该注重学习其内在的风采神韵。两位大学士认为他的观点是历代前贤所不曾发表过的，颇有见地，便把分篡国家文献、通考、地舆等书籍的重要任务交给了他。在翰林院庶常馆里三年期满后，他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成绩还不错，被授名为益州新都县知县。在新都知县任上，他一直刚正清廉、秉公执法，整顿吏治，为民除害，颇受当地老百姓拥戴，有“白面包公”之称。嘉庆二十三年刊本《扶风县志》之“列女传”中关于申氏的传略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开泰后以词林出，为邑宰，母训之力也。”

古人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于开泰担任新都县令刚刚七个月，突然从老家传来母亲申氏去世的噩耗。母亲不到三十岁便守寡，为了撑持家业，供他读书成才，苦节四十余年，实属不易。他本想等自己在新都县任上干出一番成绩之后再把老母接过去一起生活，让她好好享受一下清福，万万没想到母亲却在此时猝然而世了。想到这里，他内心悲伤不已，旋即起身，日夜兼程，从天府之地赶回关中西府老家。

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代以来，朝廷一直严格实行“丁忧制度”。所谓丁忧，是根据儒家传统孝道观念，不论官员职务大小，凡在位期间若父母去世，从得知丧事的之日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孝三年。不知什么原因，于开泰丁忧三年期满后，未再步入仕途，而是留在老家平平淡淡地度过了三十年清苦生活，但其内心一直淡定从容，对当初的决定没有任何怨悔。在老家的那三十年，他一边耕作，一边读书，著述《周官绪余》《五经辨难》及《黍庐集》十卷。去世后，葬于老家石鼓村于家祖坟。

据1990年代出版的《扶风地名志》记载：元代时即有石鼓村，村名当与“石鼓文”（刻在鼓形石上的文字）有关，是否有石鼓文物存在，现已无资料可稽。明朝初年，有于姓人家居住此，繁衍壮大，后来便易名为“于家村”。解放后，该村隶属绛帐镇前进大队第四村民小组。但嘉庆版《扶风县志》和光绪版《扶风县乡土志》中有关于姓的来源如此写道：“于，周武王二子邘叔之后，去邑为氏，明末自直隶龙门来。”另外，这两本志书里关于该村的名字和于开泰之墓所在地一律写作“石古村”，而没有写成“石鼓村”或“于家村”。地方文献资料上的说法不太统一，如今于家村也无族谱，很多知情人士大都相继过世，如今村上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其究竟了。

我们前进村村委会卫生所的于宝强大夫曾告诉我：以前就听说于家村原名叫“石鼓村”，因明朝时村上修建城墙时挖出十个像鼓一样的椭圆形大麻石而得名。小时候，他还曾听村上几位老人讲，白天不管把这十个石鼓分离多远，晚上它们总能汇聚在一起；后来，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西藏喇嘛，盗取了他们村里一件宝贝，这些石鼓从此便不能再自动汇聚一起了。我问他，那十个石鼓现在何处？他说，现在他们村庙的院子里放着一块石鼓，还有一块当年被压在村里的碾盘下面，后来埋在了村子中心十字口东南角地下。

当我问及于开泰的情况时，于大夫说，他很早就知道他们村里过去曾出过一个于知县，但具体情况不甚明了，让我去问他们村的于建刚先生。我认识于建刚先生，他曾是绛帐镇教育专干，和我的父亲是同一辈人，他的儿子和我是小学同学。因了这样的关系，我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于建刚先生说，他们村子在清朝时期有一个于开泰，曾在四川当过县令，死后葬在了村子西北角的于家祖坟。他还说，于知县的墓就在他家的自留地附近，墓堆旁边是一个大土壕，小时候，他经常在那里玩耍，记得墓前有一道高约一米六、七的青石碑，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没有印象了，只听人说那是一个“翰林碑”，可惜石碑于“大跃进”时期被村民砸毁烧成了白石灰，坟墓也在“文革”期间被夷为平地了。

这两天于家村过庙会，于宝强大夫在他们村的庙院里找到了一块幸存的石鼓，还拍发了一张照片给我。那是一个椭圆形的花岗岩，直径约一尺，长约半米，表面略有破损。据我所知，这石鼓上面原来曾有篆刻文字的，但如今却一个字迹也看不到了。如果这个真是石鼓的话，应该是一件文物了，也许是由于文字的消失，已无从考证其来历，它便成了一块普通的石头，被遗弃在一座普通乡村小庙的院子里，默默地承受着日晒月照和风吹雨打，不为世人所知。

目睹这块石鼓的照片，我不禁联想到了于开泰先生。遥想当年，他曾是雍正朝的翰林院大学士，并担任过新都知县，可惜后来丁忧之后甘为平民，在老家默默地度过了三十年“菽水不给，淡如也”的生活。清朝的地方志书上关于他的介绍只有寥寥二、三百字，生卒年月也没有交代，更为可惜的是，其生前辛辛苦苦写就的几部大著也竟然全部散佚了……

岁月如同石鼓村南边那匆匆东逝的渭河之水，它是那样的无情，可以冲淡一切。

刘省平：生于1979年，陕西扶风人，现居西安。营销策划师、青年作家。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创作研究会理事、陕西散文学会会员、陕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