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报关于邘国古城和于姓文化的系列报道

于振华

“大河之滨太行之麓的‘邘国故城’”系列之一　一个村独占两大“省保”

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

　　春节刚过，甫一上班，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他说自己姓于，叫鸿玺：“500年前，咱们是一家子。”
　　“500年前一家子？说的太远了！有啥，就直接说吧！”有关宗亲的事，我是向来不感兴趣的；我的同事姚伟先生被缠宗亲之中，他的难言之隐，我也早有察觉。
　　“也没啥事儿。你在《厚重河南》，想叫你写写邘国故城。这地方，可是咱于氏先祖的故都家国，咱于家子孙的精神家园呀！”于鸿玺说。
　　怕什么，什么就来。
　　邘国故城，我甚至不知它的存在：直把“邘国故城”听成“于国故城”！
　　不能因为自己姓于，就贸然应承写写邘国故城。
　　出于礼貌，只好斡旋：“你先寄些资料，然后再说，好吗？”
　　半个月后，收到于先生的资料。浏览一番，觉得不是什么好题材，也就没把邘国故城放在心里。
　　接下来，几乎每隔半个月，都会接到于先生的电话。询问的，自然是同一问题：“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呀？要是不来，就把那资料直接在《厚重河南》发了不就完了；最多就是抄抄摘摘，也费不了你啥事儿！”
　　寄来的《中华于氏文化研究会》资料，开篇论及于氏得姓，就信口雌黄：“邘姓氏族形成以后，主要在祖根地？国一带发展，繁衍生息，因族人昌盛，人增地窄，天灾兵祸等原因，南迁楚地（今湖北鄂州一带）；周桓王八年（公元前712年），邘国被郑国吞并，邘去邑为于，邘国幼主，西迁新疆，在于田县建立于田古国，融入复姓。唐朝元和初年，又省文为于氏。”
　　南迁楚地，想迁就迁，恐怕周天子也不至于如此自由自在？已经“去邑为于”在新疆建立于田古国，怎么又来了个“融入复姓”？“唐朝元和初年，又省文为于氏”——“于”和“文”拼在一块儿，到底又是什么“复姓”？
　　不说？国幼主西迁新疆是那个时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说这份署名《中华于氏文化研究会》的资料逻辑混乱信口开河——查阅《辞源》“于田”，其曰：“于田 县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南部、昆仑山北部，邻接西藏自治区。县人民政府驻木尕拉镇。汉为磖弥国地。清光绪八年（1882年）置于阗县，1959年改于田县……以产玉著名……名胜古迹有伯什托胡拉克古城、喀拉墩古城、达里雅布依绿洲。”
　　“磖弥国”难道是“省文为于氏”的源头？古西域“于阗古国”难道是《中华于氏文化研究会》中的“于田古国”？
　　这样的借尸还魂，无疑是当下人的胡编乱造。
　　敦睦宗亲，是传统文化的历史补遗；信口开河，不能延续家族的历史传承。
　　根本之道，还是在大历史中考察小传统。厘清于氏根系，才能让家史补充正史。
　　考察邘国故城所在的沁阳市西万镇邘邰村，发现该村两周时代的邘国故城、明清时代的静应庙，竟然都是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河南共有省保护单位1237处，该村独占两处；时代跨度如此之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邘邰村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存在。考察邘邰村所处地理位置，则在大河之滨、太行之麓，洛阳东北、安阳西南——这片土地在商周之际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版图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除却宗亲，被风吹雨打而去的？国，似乎也当“唤醒”……
　　周成王“桐叶封弟”
　　在历史中国的记忆库里，邘国一没故事二没悲情，它甚至与当下的考古学也没产生什么“瓜葛”；在公、侯、伯、子、男序列中，邘国是什么档次的封国，也没谁能讲得清楚。
　　邘国籍籍无名，岁月将它“删除”得近乎一干二净。
　　于姓大多源出于邘，这是没有问题的——在当今中国的姓氏族群中，于姓排在第28位，约744万人，占中国人口的0．62％——3000年约100代，无足轻重的邘国竟然繁衍出这样一个庞大族群，无论如何解释，都是让人觉得有些奇怪的。
　　查阅《辞海》之“邘”，疑惑稍消：“邘古国名。亦作‘于’，在今河南省沁阳市西北邘台镇（应为邘邰村，记者注），殷纣时鄂侯所居，周武王封子邘叔于此。《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邘、晋、应、韩，武之穆也。’一说即盂。”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鲁、卫，文（文王）之昭也；邘、晋、应、韩，武（武王）之穆也。”昭、穆是宗庙之礼，太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等在左，谓之“昭”；三世、五世、七世等在右，谓之“穆”。由此观之，周初的？国，源出武王之子；当今的于姓，嫡出武王之子、？国开国之君？叔。
　　“邘叔”在上，不是说这位于姓始祖姓“邘”名“叔”——兄称伯，弟为叔，他是成王之弟，封在“邘”地，故曰“邘叔”。
　　武王于灭商第二年，英年早逝；太子姬诵继承王位，史称成王。
　　成王即位时，还是个13岁的孩子，国政由周公旦代摄。
　　管叔、蔡叔、霍叔都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兄弟。他们被封在中原，本是为了共同监视留居在殷商故都、以续殷祀的纣王之子武庚。但周公摄政之后，管叔、蔡叔开始不满，他们散布周公篡位的谣言，并串联武庚，起兵叛乱。周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以成王之命率师东征，武庚兵败被诛；周公杀管叔、放蔡叔、贬霍叔，班师回朝。
　　恰在这时，发生了一件颇能玩味的事。
　　成王与弟弟姬虞一起玩耍，顺手从地上拾起一片梧桐树叶，三下两下，就剪（撕）出个玉圭之形（玉圭是天子分封诸侯时所用的礼器），递给弟弟，说：“这圭是你的了，现在就封你个诸侯！”叔虞接过桐叶，很是高兴，并告诉了叔叔周公。
　　周公求见成王，问他是否封赠姬虞？成王解释，说那只是与老弟开的一个玩笑。
　　不料，周公正色：我听说，天子没有戏言。一言既出，就必须实现它。因为史官要记载它，乐工要唱诵它，士大夫要宣扬它。
　　成王只好履行诺言，把叔虞封到晋地。
　　这就是著名的“桐叶封弟”典故：“剪桐虽是作儿嬉，封弟成圭语不移。”
　　“桐叶封弟”故事性很强，传播很广，基本思想是凸显周公的英明与成王的无知——其实，历史的真相，未必如斯。
　　早在唐代，柳宗元就写下《桐叶封弟辨》，对此予以质疑——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晋地）。”
　　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弟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妇女或太监），亦将举而从之乎？……
　　……（此）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叔虞），史佚成之。”
　　史佚之说，倒也颇有根据——司马迁《史记·晋世家》云：“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皀（圭）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史佚是谁？
　　杨伯峻先生考证，“史佚即《尚书·洛诰》之‘作册逸’，逸、佚古通”。史佚是西周初年著名秘书官，他与春秋时期的董狐，都以秉笔直书著称，为后人赞誉。
　　作为“作册史官”，史佚以记录国王言行和朝廷重大事件为主要职责，是文王、武王、成王三代国君的秘书官。因为资格老、影响大、威望高，当时就被誉为“四圣”之一（其他三圣分别是周公、召公、姜太公）。
　　史佚“君言必录，君举必书”，他到底写下多少文字，无从考察。但“桐叶封弟”，无疑是他最为伟大的代表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桐叶封弟”中，史佚不只是一位记录者，更是一位决策者——“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
　　“桐叶封弟”是如何由史实演化为传说的，史佚之言是如何成为周公之语的，诡异复杂，不能尽知。但一个基本史实是，“桐叶封弟”不只封了叔虞，还封了他的其他兄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
　　《礼记·祭统》云：“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由此，沁阳市文化局前局长邓宏礼先生认为：“邘叔是武王次子，成王之弟，叔虞当为老三，应侯（应国国君）自然是老四。至于韩，则是由晋派生而出的。因为此话，出于战国时代。”
　　战国时期赵国史书《世本·氏姓篇》、唐代《元和姓纂》与宋代《新唐书·宰相世袭表》等经典著作皆称：邘叔为武王第二子，子孙以国为氏（姓），去“邑”为“于”。
　　静应庙“铁瓦之铭”
　　在《桐叶封弟辨》中，柳宗元极力为周公开脱，并把“桐叶封弟”的帽子，扣在了史佚头上。
　　柳宗元以为：如果周公非要落实成王开玩笑的话，这就是教成王将错就错。他估计，周公辅佐成王只会用先王圣道，决不会迎合成王的错误并替他辩解；他认为，桐叶封弟不过是小丈夫玩弄的小聪明，周公这样的大圣人，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所以，这一传说是不可相信的。即使有过，也是史佚所为：“封唐叔，史佚成之”。
　　《史记》确实把“桐叶封弟”归在史佚名下，与周公无关。也许唐代“桐叶封弟”的传说更加流行，“桐叶封弟”的史实少人知晓，是故柳宗元要为周公“昭雪”，把责任还给史佚。
　　那么，“桐叶封弟”真如柳宗元所言，不过是史佚这样的小丈夫玩的一个小聪明吗？
　　倒也不见得！
　　“小弱弟”是柳宗元在《桐叶封弟辨》中使用的语言：“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弟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在柳宗元看来，“小弱弟”是不该得封的；作为孩子的成王，是不能瞎封的；作为“孩子王”“监护人”的周公，是不会同意他的瞎封的；“桐叶封弟”，只能是史佚干的错事。
　　事情错综复杂，理性分析，倒也简明。
　　成王13岁继位，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叛乱，周公东征3年，祸乱始平——如此推算，成王“桐叶封弟”时至少应该16岁了。康熙16岁联合一帮少年英雄，杀死辅政大臣鳌拜；当时至少已经16岁的成王，为什么就不能与兄弟携手，上演一出“桐叶封弟”的大戏呢？
　　“桐叶封弟”为什么一定是儿童的游戏，不是一位少年天子的精心策划呢？
　　何况他的背后还站着伟大的秘书官史佚。
　　“在野”的管叔、蔡叔等发生叛乱，这一群叔父已经不值得成王信任；“在朝”的周公、召公，难道就一定能够赢得成王的信任吗？何况管叔、蔡叔等发起叛乱的口号，就是“清君侧”！
　　“桐叶封弟”也许是成王的无奈之举——一群叔父们都不值得信任，唯有相信自己的兄弟。
　　但这件事，被史佚淋漓尽致地推向前台——周公不过是说个“同意”而已。
　　纵观“桐叶封弟”，成王的每位弟弟，都被封在战略要冲：邘国（在今沁阳市西北）位在洛阳与安阳之间，叔虞被封在唐（太原）而为晋国开国之君，应国（在今平顶山）位居洛阳与江汉之间。不要忽略，此时成王高举武王的旗帜，正在营建洛阳并迁都洛阳；他的三位兄弟，扼守的都是洛阳门户。这样的分封，其背后，是少不了一位能够洞悉天下的伟大人物的。
　　2008年7月1日，站在邘国故城残存的北城墙上南望故城遗址，唯有绿色的玉米覆满大地。两千多年前已经消失的邘国，能留下残墙，已是大幸。
　　邘国故城西邻，是创建于宋元之际的静应庙。
　　“静应庙铁瓦大殿是全国三大铁瓦殿之一，1000多片铁瓦上，都铸造着捐献者的名字。尽管十之八九都毁于大炼钢铁，但从残存下来的100多片铁瓦看，它们不少都是明清之际山西商人的捐献之物。”邓宏礼先生说，“‘知道古邘城，不知沁阳县’是当地俗语，邘国故城不但是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晋、豫两地的交通枢纽。”
　　邘邰故城与静应庙都在古羊肠坂道上，三者皆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237处，小小的邘邰村竟然有3处，可见这个小村、这片土地在历史中国、厚重中原的地位是多么非同凡响。”
　　古羊肠坂道不全在邘邰村的地盘上，但邘邰故城与静应庙全在邘邰一村。

于振华

邘国故城出土的商代铜爵

湖北简称“鄂”，为什么不是“荆”与“楚”？
西周初年，楚国先君被周天子封在荆山，国号“荆”；春秋初年，“荆”改号为“楚”。
荆楚之国威风八面，自不待言。
一般以为，“鄂”在湖北出现的时间，比“楚”稍晚。春秋之，鄂国为楚所灭，成为一个封邑。
作为地名，“鄂”被留存：鄂国——鄂邑——鄂县——鄂州，一脉相承。
因为一个区域性地名保存下来，湖北就简称为“鄂”？
河南简称为“豫”、河北简称为“冀”，没有什区域性地名相支撑；山东简称为“鲁”、山西简称为“晋”，都是两周大国的缩影。
无论是楚国的国势，还是楚文化的力量，都能够穿破时空，为什么湖北没有简称为“楚”？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一般以为“荆州”在大禹治水代已经诞生，为什么湖北没有简称为“荆”？
在中国，一个省份的简称，是一个省域最久最好的“沉淀”。
湖北为什么会“沉淀”不好的“鄂”上？
有个湖北人对湖北简称为“鄂”，也觉愕然。这位自称是湖北人的网友发有一贴，列举了湖北简称为“鄂”的“四宗罪”——
1、偏僻难懂；2、缺少文化内涵；3、读音可恶，面目可憎；4、组词能力低下，近乎是个死字。
罪再多，也不大可能弃“鄂”用“楚”。
既然“鄂”字冠名湖北，我们就看看湖北为什么选择了“鄂”。
一般以为，“鄂”出自黄帝，出自河南。黄帝的姞姓子孙被封在“鄂”，鄂国是夏、商时代的一个方国。
一般以为，“鄂”在河南南阳。因此，鄂姓也把今日河南南阳作为自己的祖根之地。
“就是百卷本《中国全史》（自称新中国编写的规模最大的历史巨著），都把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当成今日南阳人。”沁阳市文化局前局长邓宏礼先生说，“韩愈是河南孟州人，这是常识。但当下中国的一流学者，为什么会制造这么个‘无厘头’呢？”
研究韩愈籍贯，不得不涉及“南阳问题”——因为韩愈之父韩仲卿曾为武昌令，因政有能声，当地士绅在他去任之时请出“诗仙”李白，撰写了《韩仲卿去思碑》。该碑碑文有言，韩仲卿是南阳人。
其后，不少研究者据此推断韩愈的籍贯，如北宋欧阳修主修《新唐书》，认为韩愈是邓州南阳人（也就是今日南阳）；南宋大儒朱熹作《韩文公行略考》，在论及韩愈籍贯时，也只好从“古南阳”考证入手；就是当今持“孟州说”的学者，也不能避开“古南阳问题”。
“南阳问题”与湖北简称为“鄂”，以及“邘国故城”又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说沁阳一个邘邰小村，种下了湖北之“鄂”？

韩愈家在今日南阳？
说起南阳，自然想起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这个南阳，就是豫西南的的那个南阳、光武帝赊旗起家的那个南阳。
“南阳”作为一个地名，最早出现在春秋末年的《左传》中：“僖公二十五年”章，有“晋于是启南阳”之句。
晋国开启“南阳”，也就是把“南阳”归入自己的版图，是由天子之妻与天子之弟乱搞男女关系引起的。
周襄王有个弟弟，叫太叔带。他与襄王美貌的妻子隗后私通，却不幸被襄王识破了。
隗后被打入冷宫，太叔带害怕治罪，逃到隗后娘家翟国并煽动翟君，围攻天子之都洛阳。天子不尊，洛阳失守，襄王被迫逃往附近的郑国避难。
王城既破，太叔带对天子之位倒也没有什么想法，只是救出了隗后，携美奔温（今温县之南），享受他们的爱情之乐去了。襄王出逃，太叔带“不爱江山爱美人”，国家陷于瘫痪。
是时，晋文公重耳复国初定，为了在国人和天下诸侯面前树立威信，率领晋军打败翟军，围温而杀太叔带、隗后，并迎接襄王，还都洛阳。
襄王过意不去，“王飨礼，命公胙侑”，也就是请客吃饭，赐以祭肉，赠以束帛。晋文公趁着热乎劲儿，请求襄王批准自己死后能挖个平安下葬的斜坡，襄王拒绝：“公请隧，弗许。”
死后得到一个斜坡（天子葬礼）不易，获得天子脚下的大片土地却易如反掌：“（襄王）赐公南阳阳樊、温、原、州、陉、絺、组、攒茅之田。”——这是《国语·晋语》上说的，襄王赐给晋文公八处土地。而在《国语·周语》上，记载的却是“赐温、原、阳樊、攒茅四邑”。以结果看，《国语·周语》明显为襄王遮了羞。
尽管没有得到梦想中的“下葬斜坡”，但晋文公此次勤王，还是名利双收：落了个忠于天子的名声，可以号令其他诸侯；得了片南下中原的战略要地，可以称霸天下。
八邑皆在太行之南、黄河之北（阳）：“晋山南河北，故曰南阳”。
这片“南阳”，以现在的行政区划看，西起济源、东到获嘉（当包括今天新乡市获嘉县、焦作市六县四区及济源市全部辖境）；这个“南阳”，历史上存在400余年，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将其归入三川郡。
这个“南阳”自秦之后，已经不存。到了唐代，韩愈之父韩仲卿自称南阳人，诗仙李白为韩仲卿作证——这个“南阳”，为什么不是唐代的南阳，而是春秋战国的南阳呢？
韩氏源出晋卿，与周天子同姓。三家分晋，韩国成为战国七雄。世事变迁，韩仲卿自称“南阳韩氏”，盖因他生在古南阳；韩愈自称“昌黎韩愈”，皆因昌黎韩氏为唐代望族。在门阀横行的时代，韩仲卿为官不大，也许没必要虚称名望；韩愈做官不小，也许需要某些攀附进而扩大自己的“品牌效应”。
其实，韩愈自称“南阳韩愈”，更为准确。他的父兄，都自称“南阳某某”。
韩愈没有承袭父兄，但在祭文中的“千古绝调”《祭十二郎文》中，韩愈写下“往河阳（今河南孟州）省坟墓（扫墓）”之句——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早逝）。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归葬嫂嫂）……
说《祭十二郎文》，也许跑了题。但与编写历史巨著《中国全史》学者们相比，我只是跑了五十步，那他们可是至少跑了一百多公里——愣把“古南阳”，当作“今南阳”。
言归正传，回到鄂国与鄂侯。
《辞海》之“鄂”云——
一、古国名。（1）即商代的“邘”，金文作噩，在今河南沁阳西北（邘邰村）。《史记·殷本纪》：“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鄂）一作邘，音于。野王县（今沁阳市）有邘城。”（2）西周的诸侯国。姞姓。在今河南南阳市北。（3）西周时楚别封之国。周夷王时，楚王熊渠攻扬越到鄂（今湖北鄂州），封其中子红为鄂王。（4）战国时楚国封君的封邑，在今湖北鄂州。遗物有楚怀王时的“鄂君启节”  。二、古邑名。春秋晋邑。在今山西乡宁县。《左传》隐公六年（公元前717年）：晋大夫嘉父“逆今侯于随，”
《辞海》所称“鄂”即商代之“邘”，错讹无疑——因为“邘”就是“盂”，商王调集多国部队攻打“盂”，而摘果子的，当是“鄂”也。
晚商时期，帝乙发动针对“盂方”的战争，甲骨文记载颇多：
……王来征盂方伯炎……（《甲骨文合集》36509）
……多伯征盂方伯炎……（《甲骨文合集》36511）
盂方首领“炎”，是何等人物，无法还原。但帝乙时代，他与王室关系破裂，毫无疑问。商王与“多伯”诸侯联军，曾经共讨“盂方”。
“盂方”兵败——帝乙驾崩——帝辛也就是纣王即位，《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曰：
元年己亥，王（纣王）即位（前提是帝乙驾崩），居殷。
命九侯、周侯、邘侯。（《古本竹书纪年》原注：周侯为西伯昌。《史记·殷本纪》：“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 。” 徐广（南朝著名学者）曰：“‘ 鄂 ’一作‘邘’。” ）
西伯（文王）在陕西岐山，九侯（亦称鬼侯）在河北磁县、临漳（在殷墟安阳之北），那么鄂侯在哪里呢？
他们三位可能都是共讨“盂方”的中间力量。
一般以为，鄂侯在今日南阳。如果这样，鄂侯会弃南阳而来沁阳吗？合理的解释是，他的根据地就在黄河之北、太行之南的“古南阳”，他与“盂方”为邻。
“盂方”战败，鄂侯顺势占领盂地，从“‘ 鄂 ’一作‘邘’”的混乱表述观察，他可能迁都至“盂”，也就是今日“邘国故城”。
“盂”地向来是商王的狩猎之地，更是商王朝的战略要冲。
征讨“盂方”，鄂侯也许出了大力，但也发了横财。

鄂侯曾居邘国故城？

纣王甫一即位，就任命因共讨“盂方”壮大力量的九侯、周侯、邘侯（鄂侯）为三公，也许是缓兵之计。
纣在安阳即位，之后长期居住在朝歌（淇县）行宫。他也许感受来自三公，特别是位居安阳之北的九侯的威胁。
纣有三大特征：聪明绝顶，残暴无双，荒淫无敌。大历史因三公位极人臣而起，由纣王荒淫无度登场。
《史记·殷本纪》一环扣一环，精准记录了这一“因果关系”——
“（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
一位“好女”，可能矜持；只因矜持，就真的能引来杀身之祸，并引发爆竹式连锁反应，祸及王朝三位首席大臣吗？
纣武力好，学习棒，博闻广识，铁嘴钢牙，大臣都辩不过他，也都抵不过他的聪明。作为一位文武双全的优质人才，纣的坏名声主要来自他的刑杀。
刑杀计有砍头、活埋、肢解、掏心、割鼻、剜眼、拔牙、摘舌等，但刑杀中最狠的，是“醢”与“脯”。三位国之重臣，一位被他醢了，活人做成了肉酱；一个被他脯了，活人做成了肉干；一个被他关在羑里城，打入死牢。
以今天的标准考察纣王，他是反人类的。但以历史的眼光考察纣王，在以活人祭祀、陪葬死人的时代，这似乎也算不了什么。有组有趣的数据，也颇能说明问题：英武盖世的武丁在位50多年，使用人牲5418人；祖庚至文丁约90年，人牲1950人；帝乙、帝辛（纣）约40年，人牲75人——不是说纣王不残暴，武丁残暴。人祭数量急剧减少，只是印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劳动力获得了价值”，“在这以前人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战俘获得了一定的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
后世学者对纣乃至桀，都以“当下标准”度量，不免苛刻——当然，社会前进需要这种批判。
但不要忘记，纣与桀都是末代天子。他们面对的，都是王朝末年“烂摊子”。
这种“烂”，从某种方面来说，是新的力量的崛起——纣的三位首席大臣，至少让纣感到，他们的存在已经威胁到他的存在。尽管九侯被醢，鄂侯被脯，但西伯与他的儿子武王，还是纣的掘墓人。
鄂侯被脯，当引发过该部族大规模的迁散——他们落草江汉，即今日河南南阳、湖北鄂州等。
步入周代，鄂国得封，成为江汉地区第一大国（鄂与周先辈是老关系）。西周末年，鄂侯驭方与周天子叫板，遭遇王室宿卫军西六师与殷八师的痛击，鄂国老幼，几乎被斩尽杀绝；鄂侯驭方，也为王师俘获。东周初年，衰落的鄂国为新崛起的楚国所吃掉。
“1972年深挖土地时，百姓在邘国故城东1000多米的河畔，获得一尊商代铜爵。”邓宏礼先生说，“安金槐、许顺湛等著名考古专家考察邘国故城城墙后，一直认为：邘国故城还是一座商代故城。”
邘国最早出现在周代初年，说邘国故城早在商代已经存在，尽管不太妥帖，但从考古学上讲，当然不错。
“邘国故城叫鄂邘故城，也许更恰当些。”邓先生说。
但鄂部族在此时间很短，这儿原是“盂方”的大本营。这尊铜爵，说不定是盂部族的遗产。
曰“盂鄂邘故城”，似乎太过罗嗦。
沁阳市文化局副局长靳爱萍女士从库房里取出铜爵，有些惋惜：“如果不涂清漆，它该被定为一级文物；可惜那时候想保护它，但欠缺经验，眼下它只能是个三级文物。”
值得可惜的太多，它被涂上清漆，也无需太过可惜。
只要它在，只要它还能帮助我们记忆：在邘国故城之前，这儿已经存在过一座重要的商代城池。

于振华

2008年7月1日，在沁阳市文化局前局长邓宏礼先生的陪同下，记者到西万镇邘邰村拜瞻邘国故城。
汽车绕来转去，走了40分钟，停在一栋三层小楼下。几位村干部走上来，互致问候。
在想可能会碰上某位“500年前的一家子”。
村主任陈小侯先生的一番话，了断此想——
“村里没一户于姓人家，连女的也没有。想解决这个问题，‘引进’一户姓于的。实在不行，找个姓于的媳妇也行！”陈先生说，“努力几年，问题还是问题。于姓祖根地，没个姓于的，谁信呀！尴尬呀！”
“光知道邘邰过去是邘国的首都，说不清这邘国到底是啥时候的。小时候，古城还有城门、护城河，有个城门还是石券门。‘文革’时，扒了。现在还剩下一些城墙墩子了。”
“你们村谁是这儿的老住户？”记者问。
“谁都不是。我们姓陈，都是明代从山西迁到这儿的。”
据陈先生讲，他们老家在山西泽州，紧邻现在的晋城：“弟兄三个，老大个留在泽州赡养老人，两个弟弟都迁到了河南。”
弟兄二人穿越“太行陉”，始见平原，老二落脚邘邰；老三朝东南继续寻找地方，最后落脚在温县陈家沟——赫赫有名的陈式太极拳，那是老三后裔在河南的创造。
“我们没谁会陈氏太极。倒是有人学了点儿杂拳。”陈先生说。
泽州到邘邰，“太行八陉”之“太行陉”是必经之路。它是连接晋东南与中原的孔道，又称“羊肠坂”。
陉，是山脉断裂之地。太行八陉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人类利用、开发大自然的壮举。晋代郭缘生《述征记》云：“太行首始河内（黄河北岸），北至幽州，凡百岭，连亘十三州之界，有八陉：第一轵关陉（在河南济源），第二太行陉（在河南沁阳），第三白陉（在今河南辉县），第四滏口陉（在河北磁县），第五井陉（在河北井陉县），第六飞狐陉（在河北蔚县），第七蒲阴陉（在河北易县），第八军都陉（在北京昌平）。”
纵观历史，自古至今，在太行八陉上加关设隘、凿山拓路，从来没有停止过。和平时期，茶马交易；战争年代，金戈铁马。
“若夫或主或臣，建功立宗，尤显闻于后世，则有决羊肠之险，堑此山之道。”——太行为天下之臂脊，谁控制了太行，谁就可以夺取天下。
晋启南阳而有有霸业，秦夺南阳而争天下，光武帝经略河内而主中原，宋太祖掌控怀川而统天下——从战略角度上讲，“得中原者得天下”、“得覃怀者得中原”。
但是，如果失却太行天堑，“得覃怀者”只会陷入腹背受敌；只有据有“太行陉”，方可“南控虎牢之险，北倚太行之固”。
在中国战略版图上，是谁发现了“太行陉”？
因为“晋启南阳”，是晋文公？因为苏秦游说赵王“秦下轵道则南阳动”，该是苏秦？
不是。
因为周成王封其弟邘叔于邘、叔虞于唐（晋的前身，在山西翼城），两位老弟控制太行上下，那就该是成王？
似乎也不是。
到底是谁发现了“太行陉”？

人君犹盂  盂方水方
站在邘邰村广场上，抬望眼，5个竖排大字闯入眼底：邘邰办公楼。
“邘邰两字，不少人不认得。哈哈，念偏旁倒不会念错。”陈先生说，“这是咱村委的楼。”
无论“邘”字还是“邰”字，在汉语世界里，现在都成了不能组词造句、甚至没什么字义的“死字”。
一个偏远小村，为什么以这两个汉字“活化石”冠名？“邘邰”到底在传承着什么？
先看“邘”字。
《史记·周本纪》说，文王受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在纣王说道“是何能为”之前，文王在西北与山西南部整顿“眼前”；之后，挺进中原——“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
“伐邘”，也就是夺取“邘”地。因为“盂方”早在晚商就被剪灭，“鄂侯（邘侯）”被纣王做成肉干——这儿已被纣王“直辖”。
“伐崇侯虎”，直接点“虎”，盖因崇侯虎是位告密者——作为王朝三公之一的西伯，看到“二公”，就是九侯、鄂侯相继被纣做成肉酱、肉干，不免兔死狐悲，“窃叹”一番；就是“窃叹”，竟也能被崇侯虎“听到”了。他上告纣王，西伯被囚羑里。如此，三位首席大臣被一网打尽。
《诗经》云：“既伐于（邘）崇，作邑于丰”。文王挺进中原，首先拿下于、崇，是替鄂侯申冤，是为自己出气？
也许都有。
但更为重要的是，拿下于、崇，就完成了他直逼纣王朝歌行宫（在今日淇县）的战略布局——于在在太行山下，崇在嵩山之麓，两地之间是开阔平原，两山犹如朝歌前面的两个“门阙”。
如此，武王孟津渡河，抢占修武，开战牧野，才有左右照应。
而为免除腹背受敌，文王在挺进中原前，已把晋南小国吃到肚里。
说文王发现“太行陉”，自有道理。只是那时没有“太行陉”说法而已。
成王把二弟封在邘地（黄河之北）、三弟封在唐地（晋南）、四弟封在应地（平顶山），如此拱卫洛阳，其与文王直捣战朝歌的布局，何其相似！
只是一进攻，一防守而已。
无论“邘”还是“于”字，都脱胎于“盂”——就是晚商时期也都于今日邘邰的“盂方”。
商代甲骨文中，与周代“国”之概念相当的，是“邑”——商“邑”自称为“商”或“大邑商”；与周代“邦”之概念相当的，是“方”，如鬼方、盂方等。
商和周国家形式不同，“国”“邑”、“邦”“方”也不尽相同。汉代以“国”代“邦”，以致造成后来的“邦国不分”，都是刘邦惹的祸。
避讳他老人家呀。
检讨历史，周建立“国”的概念，就将商之“方”升格为“邑”。“盂”改为“邘”，俨然“大邑商”矣。
进入春秋，邘被郑国灭掉，邘叔后裔或邘地百姓将“邘”之“邑”旁去掉，以示失国无邦，以“于”为氏为姓。
“于”源出于“邘”，“邘”源出于“盂”——“盂”是什么？
首先想到痰盂，承接口中污秽的器皿。
因为姓于，自想洗脱一身污秽。搬阅《辞海》，说是“盛饮食等的圆口器皿”。
“盂”光盛痰，还盛吃的喝的。
与吃喝在一起，“盂”就钟鸣鼎食，神圣起来。“鼎”不得了，不也“堕落”成“锅”。
越“堕落”越流行的器物，也越让大家不知它的当初。
《辞海》一口咬定“盂”是“圆口器皿”，就是大错。
《荀子》云：“请问为国（请教荀子）？曰（荀子回答）：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影）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故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
《韩非子》说：“孔子曰：‘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
韩非子是荀子学生。不知何故，“人君犹盂”成为孔子的话语。
“人君犹盂”是汉语成语，出处是《韩非子》。
盘盂亦作“盘杅”，是圆盘与方盂的并称。古人常将铭言或功绩刻于盘盂，以为法鉴。
《战国策·赵策》有“著之盘盂” ，“言其日见而不忘”；《韩非子》有“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后汉书》有“刻诸盘杅”；《乘舆箴》有“虽以尧、舜、汤、武之盛，必有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盘杅之铭，无讳之史”；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论及戊戌变法，亦言“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
“西周初年邘国建都邘邰之前，邘邰是商末鄂侯的城池；鄂侯之前，邘邰是商代盂方的活动中心。说到底，盂方也因这儿因制盂著称而得名，。”邓先生说。
盂方、鄂侯被商王剪灭后，商末周初乃至春秋战国，“盂”、“鄂”在中国版图扩散开来。
都是邘邰先民避难迁徙的结果。
包括商丘之“盂”，湖北之“鄂”等。

神农故地  有邰家室
湖北有“鄂”，似乎“盂”。
尽管鄂占领了“盂方”，但与“盂方”一样，它在邘邰也遭大难。“盂方”遭遇的“围剿”，鄂侯被纣王帝辛晒成肉干。
鄂部族遇难呈祥，能在西周时代重建鄂国——江汉第一大国，也许得益于他们循着“盂方”的路线，南迁今日湖北鄂州。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盂方”落草湖北蕲春，鄂人洛根湖北鄂州——蕲春与鄂州都在武汉稍东偏南，山水相依。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领导”毕竟是极少数。无论是先迁的还是后走的、乃至不走的百姓，才是邘邰这片土地上的基本力量。他们之间，当然存在某种形式的信息沟通。这一如几百年后，今日邘邰的主人陈姓人家，已然相传明初大移民时老大留在山西泽州老家，老二落根邘邰，老三到了温县陈家沟。
商周时代的记忆，当然不再口口相传。但考古发掘，却也能让历史老人开口说话。
1996年，湖北蕲春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有圆鼎1件、方鼎5件等。李学勤先生认为：器物不会晚于商周之际，其中铸有铭文的“盂方鼎”最为重要。
盂方鼎高24.2厘米，铭文有“盂文帝母日辛”等，标明该鼎是器主“盂”用以祭祀“辛”的礼器。
“文丁”是帝乙之父，纣王的爷。
铭文之“帝”，大约相当于庙号；铭文之“母”，当解读为配偶。
故此，“盂方鼎”铭文的大意也就可以这样理解：这件礼器是器主“盂”用来献祭商王文丁配偶的，而这个女性先祖神曰“日辛”。
是从河南迁鼎湖北，还是该鼎在湖北铸造，似乎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商王帝乙“围剿”的“盂方伯炎”，是他的老哥——如果按照周初哥曰伯，弟曰叔的话。可能晚]商的叫法与周不同，伯是“地方特首”的称呼——如西伯昌。无论何解，至少“炎”与帝乙是亲兄弟。
挥师邘邰，商王帝乙征伐兄弟，鄂部族首领鄂侯乘机占据邘邰；商纣王杀死鄂侯，周部族首领西伯乘虚占领邘邰；西伯之孙成王将二弟邘叔封在邘邰，是为邘国。
商周之际，邘邰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舞台。
邘邰、邘侯（鄂侯）、盂方乃至于姓族群，皆因邘邰地区百姓善于制造“盂”器而得名。“先秦时代，盂如鼎一样，不光做饭盛饭，更是礼器。传说（老县志有载），大禹颁布夏历法，就在邘邰。他以盂祭天，颁布夏令，是故‘有邰’易名邘邰。”邓先生说。
传说尽管不可全信，但“邘邰”为什么千年不易其名，且“邘”字叠压在“邰”之上？这种现象，至少值得追问。
既然孔子能说“礼失而存于野”，那么“史失而存于野”也不见得全是胡言乱语。
百姓不忘“邘邰”，倒是学者把“邘邰”忘却了。《辞源》提及“邘邰”，总是每完没了地“邘台”。
“台”与“邰”当然不同。
因为“邰”，是“有邰氏”的“专利”；而“台”，有个土堆都能称“台”。
周部族始祖曰后稷，姜嫄所生；姜嫄曰有邰氏。
有邰氏为炎帝之后，嫁给帝喾。有邰姑娘姜嫄未嫁之前，生活在有邰氏部落。
稷是粟米，去壳而为小米，是“百谷之长”。后稷，是舜的农业部长。舜“举弃（后稷）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尧、舜、禹并时而略有先后），皆有令德。”
“封弃于邰”，“邰”在何处，众说不一。有陕西说、有山西说。
弃之邰与有邰氏之邰，当然有继承关系；但这种继承关系不能证明“两邰”同在一地。
有邰姑娘姜嫄是炎帝之后，没有争议；尽管传说中的后稷是姜嫄踩了巨人脚印诞生的，但她是黄帝之后帝喾的配偶，后稷当然是黄帝后裔。
编造“巨人脚印”，也许反映出炎黄部族在融合之初有某些不和谐——至少夫妻不太和谐，有邰姑娘有志于复兴炎帝部族。
我的同事李红军先生在《神农山里神农坛》里，已经详尽写过神农山一带是炎帝、也就是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邘邰，与神农山为邻。
其实，从都于新郑的黄帝部族北渡黄河进攻炎帝部族，最后在今日河北太行山东麓展开大决战看，邘邰，有可能正是炎帝部族的中心区域，，当是神农故地。
当然，这要基于炎黄融合不只是一个不朽的传说，而是史实。
邘国故城西北有个高台，是社稷坛。在中国，社稷坛供奉的是谁，不同时代有不同说法。大体上说，是土地神﹑谷神。
“这儿的社稷坛，供奉的是姜嫄与后稷。他们是社稷神灵，更是周的先祖。”邓先生说，“社稷与先祖合祭，是一种邘邰现象。至于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当地百姓也说不清楚。”
如今，一男一女两尊不晚于明代的合祭石刻塑像，已经告别邘国故城社稷坛，藏存在故城西侧的静应庙中。
两尊神像，不怪不神。男的有须，女的无胡。
看上去，平常人儿。

于振华

尽管自己姓于，但对邘国、于姓乃至于姓名人，留意不多，知之甚少。
关乎于姓名人，所知与大家相似：“焚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的于右任；中国氢弹之父、中国核武器奠基人之一的于敏……
他们与我何干？只是他们姓于，我也姓于而已。
但是，2008年6月28日，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商会）副会长于学军先生顶着酷暑驱车抵达郑州，商议在“邘国故城”筹建于氏宗祠与于氏宗亲恳亲大会此召开事宜，倒是让我生出些许一笔写不出两个“于”字的感觉。
“邘国故城”与他这位天津人有何干系？于姓人群与他何干关联？但他要在“邘国故城”筹建于氏宗祠，于氏宗亲祖根地恳亲大会食宿之资，他也非要全部埋单。
一直催我写写“邘国故城”的于鸿玺先生，似乎与“邘国故城”也毫不相干。
他家在河南西平，在当地搞史志工作。一次偶遇，一个机缘，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个“邘国故城”，这里是天下于姓最初的家园。
自此，他迷上邘邰——在西平与邘邰之间，奔波穿梭。
“现在邘邰村委在他们的办公楼上给我腾出一间屋子，让我一来研究于氏文化，二来敦睦于氏宗亲。”于先生说。
人渴望洞悉未来，也希望知道过去。
了解过去，也许比预知未来更加困难——至少在“我从哪里来，会到哪儿去”上是这样的。
于是，一个庞大的姓氏族群只能全都寄身在一位知名先祖下，这个先祖绕来绕去，又会成为黄帝后裔。如此这般，中国人不但有了共同文化，也有了共同祖先。
整个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国”，也有了一个共同的“家”——国家，家国，如此这般，两位一体起来。
黄帝子孙，都有黄帝有血缘关系？邘国灭国而有于氏，于氏族群都与邘国宗室血脉相连？
似乎与不该都与血缘相关。子民也能怀念自己的国家，以国为氏。这既是一种家国认同，也是一种文化认同而已。
也因此，我对认领一位高贵祖先，是向来不感兴趣的。在内心深处，我总是隐隐觉得，我的祖先，是给人当牛做马的。
但前几天，看到一条新闻：“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2006年日本国内出生的新生婴儿几乎每30人中就有一人拥有外籍血统，每150名新生婴儿中就有一人拥有中国血统……”
地球太小，现在真是成了一个村庄。
写到这儿，忽然又想起2006年看到的一则当时还被我当作笑话的新闻：人类共有一个“超级祖先”。
现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65亿人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他生活在几千年前，确切地说，是生活在几千年前的东亚，甚至中国。
美国科学家奥尔森等在《自然》杂志刊发《关于计算人类共同祖先产生的时间》，称：如果追溯到2000年到5000年前，就有一个人是现在所有活在地球上的人的祖先。
其实，这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他的后代蔓延到了全世界，最后他就成了所有人的祖先。每个人都有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这个数字以2、4、8、16、32……这样增长下去，几个世纪前，每个人都有上千位祖先了；而到了公元1400年，就是100万位；到公元800年，就是1万亿位祖先。
有的中国人以西方学者欠缺中国知识为由，“整合中外，贯通古今”，推断全人类共同的祖先当是黄帝。
人类应当有一群先祖，这是一般常识。
把一种科学方法引导到狭隘的民族主义上来，让人啼笑皆非。
其实，5000年前任何一个有连续后代的人，都可能是现在全世界65亿人共同的祖先（尽管最终源头有可能会归结在一个人身上）；换言之，现在全世界的每一个有连续后代的人，若干年后，也都可能成为未来全人类共同的祖先。
如此说来，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说法，倒也能被现在的科学方法所证实——黄帝现在都可能是全人类的祖先了，那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当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只是，别以狭隘的民族主义非说黄帝是全人类的祖先——因为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无论天子还是奴隶，只要有连续的后代，都有可能是全人类共同的祖先。
写到这儿，忽然明白：３０００年前的邘叔，有可能是我的祖先，也可能是张王李赵刘什么的祖先。因为姓氏别婚姻，邘叔可能不是我这个奴隶后裔的祖先，更可能是张王李赵刘什么的祖先。
只是从文化上，于姓认同邘叔，张姓认同挥公什么的。

郑国亡邘
以文化的名义，中华民族找到了共同祖先，那就是黄帝；以科学的方法，西方学者得出现在的人类，可能共有一位“超级祖先”。
哈哈，真是“天下一家”。
尽管都是追问“我从哪儿来”，这也是人类的天性，但西方学者找来的祖先，实在太多太多，以致多到让我们觉得聊胜于无；中国古人找来的黄帝，倒让我们觉得自然、亲切。
人类有时需要科学严谨，有时也需要模糊迷离。
从某种意义，特别是文化上说，我倒是喜欢我们的先人寻找祖先的法儿。
这也是犹豫半年，决定写写“邘国故城”的一大因缘。特别是于学军先生以他的行动，让我顿然明白：中国的祖先架构、姓氏架构、宗亲架构，竟然也如此妙不可言。
古今中外绕了半天，还得回归邘国、回到于氏。
邘国灭亡而有于氏族群，这是没有问题的——尽管最初的于氏族群里，有邘国宗室，有邘国百姓，而且后者必定是大多数。但妙不可言的“国”——“家”构建，让于姓族群都归在邘叔门下。
其实，在中国文化中，先祖也是向来都可以随便“认领”的。认来认去，一盘散沙成为一只拳头，很多拳头凝聚而为中央之国，天下一家。
既然邘国失国而有于氏，那么邘国灭亡，当是于氏族群诞生的第一事件。
不能没有“第一事件”，于是诞生一个传说——
东周初年，当邘国国君传至邘厥时，为郑国所灭。在强大的郑国攻击下，邘国军民伤亡惨重，邘厥潸然泪下：“邘国今朝亡在我手，我愧对列祖列宗！”
臣民泣不成声，邘厥擦干眼泪，说：“大家拿些宫室财物，各自逃命吧！只是不要忘记，我们都是邘国人，我们都姓邘；没有了国家，我们的邘就成了无‘邑’之于，那今后我们就以于为氏吧！”
言毕，邘厥拔剑自刎。
邘厥的两个儿子于乾、于坤，历尽艰辛，逃到宋国（今商丘一带），繁衍后代……
“厥”有“昏倒”、“气闭”的意思，邘国末代国君曰“厥”，其意何在？
邘国既然有开国之君，就有末代之君。邘厥，不失为一个末代之君恰当“代号”乃至“谥号”；至于于乾、于坤，无非是说于姓失国，存乎天地，族谱可信其有，正史可存其疑；于乾、于坤流落宋国，倒是道出了于氏族群最初的迁徙路线——走向宋国、卫国以致鲁国、齐国……
避难东方大国，当是那个时代于氏族群的最好选择（当然，《于氏族谱》上也说仍有诸多于姓百姓继续生活在邘国故地）。到了汉代，是“东方于氏”率先崛起，走向王朝权力中心（西汉时，于定国担当王朝之相，东海郡成为于氏著名郡望）。
《于氏族谱》尽管写了邘厥、于乾、于坤等，但翻阅正史，连邘国如何灭亡，都是阙如。
《春秋左氏传》有这么一段话，间接宣告邘国死亡——
“王（周桓王）取邬、刘、蔿、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周代开国功臣，苏国开国之君，武王司寇）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今日温县一带这十二邑，都是当初苏忿生的封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桓王强取郑国已经占领的邬、刘、蒍、邘的土地，把苏国“十二邑”给与郑国，也算交换。也许平王东迁洛阳，苏国比邻王畿，这让苏国成为一个“问题”——苏国与天子不同姓。不过，苏的土地，不在天子掌握中，是故桓王只是给同姓的郑国开了张空头支票——桓王没能力解决这个“历史问题”，郑国也没有能力消化这片土地。
只是到了晋文公为天子平乱，襄王又拿出这片土地送了一次人情，有了“晋启南阳”。郑庄公毕竟是初试锋芒的“小霸王”，人家晋文公才是霸王时代的“大霸王”——切记，晋国也与天子同姓。
隐公十一年（前712年），桓王从郑国手中强取邘地——《左传》云“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周、郑交恶）”；我们能知道的，是邘亡于郑，且至少在公元前712年，已为郑所灭。
礼崩乐坏，郑国是急先锋。郑国灭掉同姓的邘国，不是史书无载，只是太过恶劣。是故，孔子编《春秋》而刻意删除之。
孔子干了太多自以为是的事儿。他是克己复礼代言人，是那个时代头牌新闻检查官。

悲情邘邰
邘国北依太行之雄，南控虎牢之险，太行南路道出都城。
从战略上说，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必须吃掉邘国，方可遏制晋国南下中原，并为郑国的崛起铺平道路。
郑国正在崛起，周朝正在衰败——考察平王年间“周郑、交质（互换太子为人质以示友好）”，不难看出，春秋初年的中原大地，实际上已经出现两大力量中心。
平王驾崩，桓王即位。
年轻气盛的桓王难以容忍郑国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现实，于公元前712年强取郑国的“占领区”邘地等，收归己有——郑庄公似乎咽下了这口恶气；公元前707年，桓王罢免郑庄公左卿士之职，打算让虢公独自执政（平王为了弱郑，曾经有过分政于虢，任命虢公忌父为右卿士，郑庄公由卿士改任为左卿士；平王为平息郑庄公对这一政治安排的不满，以“周郑、交质”抚慰庄公）。
为了报复桓王，郑庄公决定不再朝周。于是桓王率陈、蔡、虢、卫、陈联军攻打郑国。结果，祝聸“射中王臂”。
祝聸本想一不做，二不休，把天子拿将过来，但被郑庄公制止。郑庄公说：“犯长且难之，况敢陵（凌辱）天子乎？”于是，连夜派出大臣向天子请安，缓和周、郑矛盾。
从无奈“奉献”邘地等给桓王，到连夜向桓王请安，在“双轨制”的道路上，郑庄公一要“软着陆”，一要郑国崛起，好生艰难。
但无论怎么说，桓王强取邘地，改变了春秋初期中国政治版图，打乱了郑国逐鹿黄河之北的战略设想。几十年后，襄王把苏国十二邑赐给晋文王，“晋启南阳”，开始挺进中原。
郑国因为失去邘地而失去在黄河之北发展的战略空间，等到晋“晋启南阳”、楚国崛起，郑国也就只能在晋、楚之间左右斡旋了。到了三家分晋，魏、韩入主中原，郑国就只能走向灭亡了。
2008年7月1日，风儿掠过邘国故城，农田里那依照周代礼制铺设的三纵三横城内古道，依稀可见，只是成了当下的乡间小路。
2002年，为了弄清邘国故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北城墙东段搞了一个2米长的切面。“上部是汉代夯土，之下是东周、西周，再下是商代夯土；商城之下，还有仰韶文化遗址。”沁阳市文化局前局长邓宏礼先生说，“考古学家郑杰祥先生认为这儿可能是‘大邑商，商代的陪都’，考古学家郝本性先生说‘邘国故城，大有文章可做’。”
“经过几十年调查，周代城内排水管道、商代铜爵青铜剑、仰韶时期彩陶等，这儿都有过出土。”邓先生说，“乃至汉代墓群、战国墓群、西周墓群、商代墓群等，其大体方位，我们也已经掌握。”
尽管邓先生不厌其烦地向记者详细讲叙邘邰村各个时期的墓群方位，说实在，我没认真听，更没认真记。
我总以为，当下人等乃至学者，不管为了什么，都不该打搅古人的清梦。
河南神农山（与邘邰村为邻）说有炎帝祭坛、山西羊头山（在晋南，与沁阳为邻）说有神农城、湖南炎帝陵说神农埋葬在他们那儿——各说各的，都是文化认同，有何不好？
掘开邘邰古墓，除博物馆多了几件文物，考古学家能写几份考古报告，又有何好？
炎帝败、盂方败、鄂侯败、邘国败、郑国败……拥有邘邰者，都以悲情收场。邘国故城东北部残存的防洪大堤，似乎不该再这样悲情下去。
这个长３．５公里、宽１５米、高２～４米，依龙门石河而建的水坝，俗称“故岭”。考古学家杨育彬先生、曹桂岑先生认为它“最晚也是战国时期为保护邘城而修筑的，由此可窥这座城池的历史地位。”
“这样大规模的防洪建筑，在河南、乃至中国还是第一次见到，堪称‘河南第一坝’。”邓先生说，“防洪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地位，不需多言；‘故岭’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防洪建筑，它的意义，无需多言。”
但“故岭”算不算邘国故城的一部分，似乎还是个问题。
目前，“故岭”正在与日消减……

于耀臣

关于邘国古城和于姓文化的系列报道之后,你是什么地方人,请把你通信地址告知我和电活.我手机是13836887788.0459-6758623

于老五

于万胜

顶起来

yujunru

才看到这篇文章

于维立

虽然华总早发了，今天才认真看了，好东西顶起来

于宝祥

开封了？重建于国故城，支持！

于永浩

于维立 发表于 2013-6-13 21:59
虽然华总早发了，今天才认真看了，好东西顶起来

同感

于安

好文章，不得不顶

于志才

顶好文！{:soso_e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