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于敏中学养深厚的基石 (一)家学渊源
于敏中生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出生于江苏金坛的一个“儒业望族”、“进士世家”。金坛于氏家族是明清时期金坛县乃至江南地域内颇具盛名的书香门第和官宦世家之一，据记载于氏宗族从明代到清雍正时期考取进士的人有十七人之多，在社会上颇有名望。其九世祖于镒，“以理学政事显名于宪宗朝”，榜其壁曰：“动直养成天地气，静虚存得圣贤心”；曾祖父于嗣昌，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进士，山西襄垣知县，一心为民办事“清介有惠政”，最终累死在任上；祖父于汉翔，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进士，以诗文名于时。生父于树范，以诸生应诏试，名列第一，召入内廷充武英殿纂修，后升任浙江宜平知县，在任期间“濂杰有守，人称典衣县令”。叔父于枋，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外于敏中的家庭教育也是极其严格的。九世祖于镒在《契翁中说录》一书中说道“大中蕴于先天太虚，而统垂后天无疆”、“大中显于后天三才，而统承先天于无间”、“大中之学，心湛太虚以容受乎。后天身备三才，以充实乎先天。”论述先天资质和后天努力的关系，并明确教导其后生要要通过科考，步入仕途，发挥才能。在这样一个“进士家族”中，于家对他寄予着很高的期望，于敏中的母亲“课读甚严，经常立在窗下屏息静听其读书。”祖父于汉翔则亲授《大学》章句，“使之能依集注解不缪”。因此，于氏家族的家学渊源及其家学教育是他可以在仕途上取得不凡的功绩的摇篮。
(二)自身素质
良好的家庭环境是一个人成功的基本条件，而自身素质的高低也是其重要因素之一。于敏中不仅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自身的素质也超绝非凡。
于氏后人于康平在《“乾隆宰相”于敏中》中写道“于敏中幼承家学，天资聪慧，五岁启蒙”、章学诚在《为座主梁尚书撰于文襄公墓志铭》也这样写道“公髫龄颖异过人”，可见自小就有着聪明灵慧的资质，不仅如此，于敏中还很有志气，在六七岁时，因“有族姑苦节，家贫不能自达有司”，于是就立下志向“儿他日成名，必显扬姑”，而他也确实做到了。在家学渊源的熏陶和聪明灵慧的天资下，于敏中读书也十分努力，十岁时就能通读《五经》，并能认真点评。十四岁，四书五经的内容已经可以过目成诵了，“经、史、子、集皆手录为文章，喷刻万言。年未及冠，博通经史百氏、阴阳律历诸书，佛道之说研释有成”。在实践方面于敏中也有出众的一面，十三岁就可以协理父亲赈饥，“会赈饥，公已能经划部署，老吏巨猾，悚息不敢为奸。”十六岁，中试雍正七年(1729年)的乡试，经过几年的磨砺，乾隆二年(1737年)恩科会试中一甲一名进士，当时的正考官正是张廷玉，后授翰林院修撰。
(三)受教名师
于敏中除了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自身的素质之外，恩师王步青和座师张廷玉也对其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金坛文史资料》记载，于敏中在雍正七年中举之后，会试不期落第，于是受业于同邑雍正进士王步青门下。王步青，当时的儒学大家，“少以文名，然覃心正学”，雍正元年(1723年)钦赐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但过了两年就告归，“即潜心经学，精研理奥”。王步青一生都在潜心钻研经学义理，不管是在立身处世，还是文化素养方面对于敏中的教育都是受益匪浅。正是受教于王步青后，乾隆二年，于敏中高中状元，而那一场的会试主考官正是张廷玉。张廷玉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其政治能力可想而知，官至军机大学士，深得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信赖。乾隆二年张廷玉作为于敏中的主考官，成为于敏中座师。座师，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举人、进士对主考官的尊称，主考官与应试者的关系，则被称为师生关系，这样的门生关系极为特殊，对于敏中未来仕途的发展关系匪浅。因此于敏中的发迹，座师张廷玉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张廷玉的提携之下，于敏中仅用八年的时间就从从四品的侍讲升任到了正二品的兵部右侍郎，一年之后，座师张廷玉去世。于敏中的一路升迁，除了凭借自身的才学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外，张廷玉对其为官之道的教育和提携定然起了很大作用。
二、编纂文献 力促四库
(一)积极主持编纂官方文献
于敏中初入仕途，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才识在翰林院供职七年，始得乾隆帝赏识，在翰林院供职期间不仅文字功底在不断提高，而且也为今后的仕途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于敏中为政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兼任多个书馆的正副总裁之职，如方略馆、三通馆、四库馆、国史馆等，并积极参与并直接主持编修多部官方文献典籍。
为政初期，于敏中在浙江做了三年的提督学政，在浙江的这三年间，他游遍浙江各地，大量研读采集史料，撰《浙程备览》5 卷；于敏中不仅在汉文方面造诣极深，而且深谙满文，乾隆十二年(1747)《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这部文献的原始文献是满文，由于敏中翻译成汉文。乾隆皇帝有清一代皇帝中满汉成见最深的一位，他任用汉人编纂有关满洲的文献，除了对于敏中文字功底的肯定外，更多则是信任。除了翻译《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外，于敏中还主持编纂了关于满族先世及其有关东北诸民族的《钦定满洲渊流考》；乾隆十三年(1748年)，序刊南宋宋郑樵《通志略》(五十二卷)；乾隆十五年(1750年)，受命与梁侍正撰著《钱录》，该书描绘內务府所收藏的历代古钱567枚，是中国第一部钱币官学书，对现代的钱币研究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于敏中奉命重修《国朝宫史》；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奉命编纂《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是记载东起嘉峪关，西至新疆全境的地理志书；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扫平西域之乱，使新疆归顺大清，以傅恒为总裁，编纂《钦定评定准葛尔方略》一书，而因以傅恒汉文欠通，所以命于敏中等人参与编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奉命与王际华等人编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这部书在传统目录学和版本学上都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于敏中治学上的功力也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于敏中增编《日下旧闻考》，《日下旧闻》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朱彝尊所主编的书，“日下”是对京都的代称，该书记载北京的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垧、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等，于敏中经过增订、考证之后再加之康熙、雍正、乾隆的相关诗文，增加了国朝宫室、京城总记、官署、国朝苑囿、存疑，是记载北京历史、地理、名胜等最完全的资料选辑；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奉命撰《钦定临清纪略》，记录白莲教首领王伦等于山东临清起事的经过；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奉命任《西清砚谱》编撰，“以游艺之余功，寄鉴古之远思，亦足称升平雅尚云”，该书图文并茂的记载了清乾隆年间皇家收藏的历代名砚。
除此之外，于敏中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过人的记忆才识奉敕编辑清高宗的《御制文初集》，《御制诗三集》。乾隆皇帝酷爱吟诗作诗，一生作诗的总数高达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但这样数量惊人的诗词并完全是由乾隆皇帝自己写的，他在《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序言中直言不讳的说到“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而于敏中就是为乾隆帝代笔得大臣之一，“迨于文襄供奉，并诗本亦手自缮写矣”，当然代笔是在乾隆皇帝肯定的前提下，仅对所作诗的补充和润色。于敏中在编修官方文献方面不仅对乾隆的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保存至今的文献对现当代的文化研究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更要说于敏中最大的文化贡献则是大力促成并主持《四库全书》的编纂。
(二)力促编纂《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历时数十年编纂而成。它所收录及存目的书籍达10254种，79309卷。《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都是在乾隆皇帝的直接控制下进行，“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察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而对于编撰者大家所熟知的只有纪昀，却不知道是由于敏中一力促成并主持《四库全书》的编纂。
自乾隆皇帝即位起，就一直在赦令编纂大量书籍和向全国发布大范围搜集古今群书，为编纂《四库全书》做着准备。但是各省督抚并不对此事务上心，所以收集上来的书籍很少，成效并不大，但有一人却很上心，那就是安徽学政朱筠，他向乾隆帝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也，二是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三是著录校雠，当并重也，四是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但朱筠的上书请求却遭到了大学士刘统勋极力反对，在他看来此事“非政要”，刘统勋作为股肱之臣，极受乾隆皇帝重视，而他也以敢于直谏名闻朝野，虽说修书是乾隆皇帝宿愿之一，但刘统勋的反对让乾隆帝犹豫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于敏中站了出来与刘统勋对峙力争，马上就得到了乾隆帝的支持，于是特开《四库全书》馆，“以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开始编纂，所以在《四库全》编纂的贡献中于敏中当属第一。除了力促《四库全书》开馆外，于敏中对《四库全书》的编纂也极其的重视和用心。
作为《四库全书》的总裁，尽管于敏中当时身兼数职(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国史馆总裁、三通馆总裁等)，政务繁忙，但在处理编纂事宜上极其上心，对编书的每个进度都是详细过问，从书籍的收集和选录到编书体裁、内容大多也是亲力亲为。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年，他与总纂官陆锡熊通过写信的方式对《四库全书》编纂的内容进行反复商讨，当时于敏中正随乾隆帝木兰狩猎，在这二年的时间内，来往信件多达56封，后收集整理为《于文襄手札》，成为了现今研究四库馆及《四库全书》重要的一手资料。历史学家陈垣在《于文襄手札》后这样写道“于敏中以大学士总裁其事，据寻常观察必以为徒拥虚名，机轴出纪、陆二人之手。今观诸札，所有体例之订正，部居之分别，去取之标准，立言之法则，敏中均能发纵示，密授机宜，不徒画诺而已”。门生章学诚也这样评价道：“荟萃四库全书，公(于敏中)并董其事，载籍繁博，薄书填委，貮笔执简之士，肩摩踵摄，议璜见识，铅墨粉挐，公为摘抉精致。冰释节解，各就识职”。可见，于敏中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倾注了他大量的精力和学术智慧。
三、 结语
乾隆二年，年仅二十三岁的于敏中高中状元，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入值军机处，乾隆三十年擢户部尚书，乾隆三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凭借自身非凡的文才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和倚重，一路累迁，位极人臣，在乾隆朝政坛和官方文献的编纂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作为乾隆朝政坛上一位有相当影响力的大臣，他所作出的文化贡献必是为统治者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力促《四库全书》的编纂则是一心辅助乾隆皇帝推行文治天下的体现。总之，于敏中辉煌的政治人生，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其一路累迁的基石，而在此基础上所作出的文化贡献则是其政治生涯的体现。
(作者：赵紫娟，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原文引用注释略。感谢原作者）
| 
发表于 2019-12-19 12:4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