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渚于氏遁叟璧水重游唱和集

于老五

《瓜渚于氏遁叟璧水重游唱和集》
线装两册全 民国时期江南文人的唱和之作
作者：真州于树滋等撰
出版社：于氏市隐草堂
出版时间：1935-01-01
5 `) a' c; ], y2 e& i: I: y开本：16开
/ M9 n) O1 Q9 |# B1 V" }& C装订：线装
详细描述：上下两编两册，金坛于渐逵序，于树滋自序，收录各种诗体的唱和诗数百首。附录《璧水重游题额楹联》、《八十寿文寿诗寿联书画》。上册自封面开始有十余叶书脊处有裂口，封面左上有裂口，封底有磨损，下册封底有磨损，无缺失,书品较好。开本26.4×15.2厘米，厚2.4厘米，141叶282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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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金涛

好漂亮的字体和印刷，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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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L& a5 {2 k于金涛 发表于 2009-2-7 18:11

此乃我于氏隐草堂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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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树滋（1856～1938）  字德甫，号遁叟，别号东轩老人。生于邗江瓜洲书香之家，少时攻读儒学，清光绪元年（1875）寄籍仪征应试，中秀才。后以父病故，家道中落，被迫弃学从商。中年以后，因病居家疗养，遂事著述。获〔嘉庆〕《瓜洲志》残本，于1923年冬重印（聚珍版）。继致力收集资料，抱病编撰《瓜洲续志》，于1927年成稿刊行。工诗词，著有《瓜洲伊娄河棹歌》、《遁叟壁水重游唱和集》、《遁叟古稀寿辰唱和集》、《呻吟集》等。辑《瓜洲于氏族谱》。对家乡慈善事业极为热心，在本镇义渡局、冬赈局供职，又创办“百川文社”，以征文为名，资助贫寒学子。（《邗江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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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春（1909～1993） 曾用名于禹孙，字熙台，笔名载琼、高则明、于是、过江鲫、宋聚珍、太一、青初等，祖籍江都县瓜洲镇（今邗江县瓜洲镇），宣统元年闰二月初九（1909年3月30日）出生在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当代语文教育家、古文普通话翻译家、优秀的编辑工作者。

        其祖父于树滋著有《瓜洲续志》、《瓜洲伊娄河棹歌》，为瓜洲文献的搜集刊行，出力颇勤。于在春在书香门第，从小受到熏陶，祖父的教育，为他后来从事国文教学和研究影响颇大。

       于在春1924年考入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附中，后入光华大学附中就读，并直升大学，至1932年夏毕业。

4 I1 a& {' D+ l5 F" F& F       他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长期从事国文教师的历程。先后在镇江私立东南职业中学任国文教员。一年后至江苏省立淮阴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1934年，在太仓师范执教时，编选了两册《历代作品选》。1935年至省立常州中学执教时，酝酿出版一本宣传新的教学主张和辅导国文教学的月刊，定名《写作与阅读》，编委会由于在春、顾民元（中共地下党员）、江上青（扬州平民中学教师、中共地下党员）和王石城组成。《写作与阅读》于1936年11月出版创刊号，至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的“8、13”事变爆发，刊物发行宣告结束。1938年春夏间，他进入上海租界，在外地迁沪的学校执教养家。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为根据地多次提供急救药品。他拒绝官禄的诱惑，决不当汉奸，却接受薪金微薄的扬州中学旅沪学校的国文教员和格至学社（光华大学的地下组织）及华东大学（之江大学沪校的地下组织）的国文教授的聘书。1946年2月，他与吴琛（著名越剧编导）一起创办的《文章》月刊创刊号出版。《文章》仅办了四期，即受上海反动当局所迫而停刊。1947年3月，与张骏祥（上海电影界著名人士）合办的《水凖》文艺周刊创刊号出版，仅办了三期又被迫停刊。1946～1948年先后在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讲授修辞学，兼上海市师范专科学校国文教授，同时兼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讲授国文课程。

9 e9 Y: w- [1 }; q. P      1949年9月，奉调任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51年兼职在上海《文汇报》上开辟的周刊专栏，以辅导新中国的青年读书和写作。1955年3月调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1958年在中华分局上海编辑所任第二编辑组组长。他首先选择《诗歌一百首》作为“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丛书的试点样板。《唐诗一百首》于1959年出版，至“文化大革命”前这套丛书共出了十余种。1961年10月，他被提升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审，负责审查古典文字普及读物及诗文选注方面的文稿。

, t. @* W$ _# e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海瑞罢官”的讨论中，他写了《清官辩证法》，阐明自己的观点，结果遭到批判。1969年冬进入“五七”干校，参加劳动。1970年办理退休手续，1981年初改退休为离休。1984年9月，作《论先祖父于树滋二三事》，刊于《邗江文史资料》第一集。1989年2月，上海市出版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讨论表决，通过他为正编审职称。

       从1978年到1993年，这十余年，是他一生中出版著作最旺盛的时期，先后出版的有：《文言文散文的普通话翻译》、《聊斋故事选译》、《“国风”的普通话翻译》、《清词百首》、《西湖小品选译》、《古诗文的普通话翻译》、《整部头〈聊斋志异〉的普通话翻译》、《唐诗今译集》、《于在春语文教学论著选》等十余种近三百万字。这几年中，他还把抗战前后存稿《字形手册》，作了补充修改，有上百万字。此外，身后遗稿还有《庄稼诗普通话翻译》、《关于诗歌改革》及自作的旧体诗近百首。他把全部心血都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
        1993年8月6日于在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收到各地吊唁函电，其中有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转达的江泽民总书记的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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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洲打窝摺的由来
& r$ R3 a4 W" s吃粮溯源　
   地虽弹丸的瓜洲，古代却是兵家必争之地。《江防考》是这样描述的：“大江南岸圌山、北岸三江口，为第一重门户；镇江、瓜洲为第二重门户；仪征天宁洲为第三重门户。”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先后设过：江防同知署、工部分司署、管河通判署、瓜洲闸官署、瓜洲税课司署、瓜洲巡检司署、漕运府、都督府、瓜洲协政署、瓜洲营守备署、瓜洲河营下营守备署、游击署、千总百总署、长江水师瓜洲镇总兵署等，数数衙门就一大串子，不难想象在衙门拿俸禄、吃皇粮的人数之多。再加上清廷腐败，一些谄媚拍马者，往往一句话、一件事取悦统治者，都可轻易得到“老爷”这顶乌纱。笔者曾在瓜洲店名普查时，发现很多房子是“李老爷的”、“曾老爷的”、“何老爷的”、“唐老爷的”、“尚老爷的”……这些“老爷”，有的是轿夫，有的是渔夫，有的是花匠，有的是舵把子，因伺候功夫到家，被赏“老爷”。如此庞大的吃皇粮队伍，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6 v8 s9 `; N3 \. f( k    窝摺营生
* U0 {* v# J" K7 p8 R+ D( `) I6 _    瓜洲编织窝摺的历史悠久，在《瓜洲续志》的《全城图》上，很醒目地记载着“窝摺巷”临瓜洲城南门的地理位置。虽然它随古瓜洲城坍入江中逾百年，但是“骑木凳，打窝摺，弯腰驼背忙不歇。窝摺刀磨得亮如锡，裤子磨得像烂荷叶。双手刺得血滴滴，咬紧牙关不能息。一家老小要饭吃，不打窝摺锅盖没法揭”这首凄凉的民谣传了一代又一代。当然，以芦苇编织成窝摺，既解决当时农民储谷急需，又使丰富的芦苇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使众多居民得济于“芦花三十里”（袁枚诗），从而养家糊口。瓜洲人在编织窝摺的同时，大摆芦苇战场，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苫垫物品、搭凉棚、铺炕、晾晒物。由于从事窝摺、芦席编织，不需专用场地，不占农时、不需整劳力、不需多大资本、简单易学，母传女、父传子，从业者众多，进入瓜洲是一片“家家碾柴忙，户户刀声响”的繁忙景象。
% f! K7 C7 k1 r    功铭史册
; R8 a( L5 @- U( I& d3 Z    瓜洲窝摺驰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主要是得益于在长江波浪里生长的“江苇”，它具有皮壳厚、身秆高、韧性强、节疤少、颜色白、长得直、无水锈斑痕等优点。加上编织采用“隔一、挑二、压二”法，所以具有“花纹紧密、边角整齐、内外光滑、身秆洁白、不露网眼”等特点，不仅中看，而且耐用。据民国元年出生的老人梅正奎讲，他曾听其父讲过，瓜洲袁森泰老板袁长林在世时，曾将当地窝摺运到南洋劝业会参赛，并获奖。此事虽近百年，难以查证，但瓜洲窝摺销路之广、销量之大、从业人数之多、声誉之大却是事实。梅正奎开的复盛祥，窝摺畅销金坛、溧阳、宜兴、句容、丹徒、溧水等地，仅他一家一年销窝摺就在万盘以上。全镇窝摺行有胡升元、田春荣、袁仁和、德泰祥、陈宝兴、曹源兴、周复兴、复泰祥、复兴祥、刘裕兴等近20爿，年销量有头二十万盘，使全镇近两千人生活得到保障。居民高兴地说，窝摺刀一敲，既有钱花、又有柴烧。
- ]/ X* j* Z' R9 Y    芦商积善
0 B9 x& ^$ n; s; [3 t    清咸丰六年出生的于树滋先生，在他撰写的《瓜洲伊娄河棹歌》中写道：“江洲生产荻芦多，为席为帘并摺窠。农隙耕余助生计，取材储料广搜罗。”荻芦多，多到什么程度？笔者曾就此拜访过“老瓜洲”。据说，昔时瓜洲柴棚就有熊大、熊二、熊三、杨二、陈家、王家、刘家、花家等数家。柴草行有永丰、同兴、德记、鸿兴等。开芦柴栈房的就更多了，春天将窝摺低价收进，待到夏秋二季开镰时，再高价卖给窝摺行。有的放柴给编织户，到时赚个刀工钱，一年进出料芦有三四百万担。李斗《扬州画舫录》云：“江洲产芦，为洲人一大生计。城商就洲预购，按年核计，名为贴户收割运城，设行储积，再运郡城，南门外设有芦栈，分售居民，芦商提厘，于瓜洲创办育婴堂，其出产之广，提厘之多，可以推测。以芦制帘、制席、制储谷之窝摺，行有经纪，为瓜洲之专利。”河东通机厂有一块育婴堂石碑，记述乾隆九年芦商严御一等呈请，改接婴为育婴，设堂留养。耆民刘公佐等、淮商闵德裕等协助，经费得以充裕。
% T/ s, N& ~" i3 R+ p5 z    这里还得补一笔的是，瓜洲芦苇除作编织窝摺、芦 （竹席的意思。——编者注）外，还大量运至城市供居民作燃料。《扬州画舫录》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述：“草草馆在中埂上岸，本南门草厂。瓜洲人编载江芦，谓之芦商，其船谓之柴艑，至此为柴艑码头。先驳运上岸，地名贮草坡，坡上为南门街之西，多屋舍以寓芦商，即是馆也。”扬州南门贮草坡遗迹尚存，只是地名贮草坡以讹传讹为猪草坡了。
    摺席逢春
    1954年7—8月，由于连续阴雨，导致江、淮、湖、河并涨，瓜洲地区大面积因洪涝成灾。为了帮助灾区广大人民生产自救，解决翻身后农民囤谷储粮和改善居住条件，当地供销社在做好生产、生活资料和防汛器材下乡供应的同时，及时抽调人员在河东街财神庙、城隍庙及四里铺游击衙门增设窝摺、芦席收购点，方便农民就地出售。半年时间共购窝摺1万余盘、芦席20多万张，充分调动了群众编织窝摺、芦苇的积极性。
5 D1 c% O* Y! H5 t: o1 N# n    1955年，经当地供销社同意，由梅正奎、梅正华、袁长友、袁永寿、陈广山、曹梅氏6户组成“瓜洲镇摺席经销小组”，替供销社经销窝摺、芦席。1955年11月1日，经县手工业联社批准，成立“江都县瓜洲区摺席供销生产合作社筹备委员会”。随着邗江、江都两县折置，1956年4月16日正式成立“邗江县瓜洲镇摺席供销生产合作社”，拥有社员200多人（户），资金1750元（社员股金）。从此，料芦由过去私人筹款购买，改为由摺席社统一领发。摺席社后来改制为编织厂后，添置了压柴机，使传统的人力拉石滚碾柴，改成驾驶柴油机车压柴，大大减轻窝摺、芦席生产者的劳动强度，节约了社员编织时间，提高了广大社员劳动的积极性。
    瓜洲窝摺、芦席的兴旺，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开辟了就业门路，增加了社员经济收入，繁荣了市场，为发展当地工业奠定了基础。县属砂轮厂、镇办胶木厂、拉丝厂的人员、资金、厂房、设备等几乎都是从摺席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窝摺和芦席的副业收入，占当时全镇副业收入的80%，成了全镇劳动致富的基石。
" z4 `2 {1 r: V1 Z9 r! D# o    芦品受宠
" H5 l1 p* z2 |5 g    1960年，因窝摺、芦苇货源供不应求，被列入国家二类管理物资。有些城市的工矿企业，不惜路途遥远，偷偷到瓜洲及附近农村出高价抢购，扰乱了当地的市场秩序。为此，扬州市商业局决定：凡上调100盘窝摺（价值450元），奖励供给粮食25斤、煤油半斤、手套4副；出售100张芦席（价值55元），奖励供给粮食4斤、煤油2两、手套1副；出售料芦1担（价值5元），奖励供应手套1副、白酒2两，以激发生产队和农民向国家出售芦制品的积极性。
. @* e  W6 X& T' @    同时，在价格上也采取适当优惠，40×50（计量单位均为寸，下同。）芦苇，每张收购价由原来的4角1分，提高到6角1分；38×48芦苇，每张收购价由原来的3角9分，提高到5角8分；36×46芦苇，每张收购价，由原来的3角7分，提高到5角5分；窝摺五花10丈的，每盘收购价由原来的1元9角，提高到3元3角；五花5丈的，每盘收购价由原来的9角6分，提高到1元6角5分。这样一来，地方工农业生产所需芦制品基本得到保证，生产、生活得到良性循环。
    新兴编织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芦滩面积逐年缩小，原有芦柴滩3000亩（不包括仪征朴席），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滩田还剩下300亩；料柴由原来年产300多万担，下降到20多万担。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民已不满足千年不变的芦苇制品，随着塑料、铝合金制品的普及，窝摺、芦苇生产受到严重挑战。瓜洲人又向蒲草、席草、杞柳、藤皮等编织领域进军，建起了草席厂，编织出的草席具有“边面整齐，光滑细密，身干筋牢，潮不变形”等优点，草席最高年销量达20多万条，藤枕也畅销镇江、南京等地，因其洗刷方便、富有弹性、体轻形美，枕着它睡觉，凉爽、舒适、离汗，成为夏令纳凉和馈赠亲友的最佳礼品；草包、蒲包不仅是抗洪防汛的必备用品，还是商品最价廉的绿色包装；杞柳编织有抬物品的浅筐，装酒、装水果的深筐，瓜洲军桥柳器厂编织的字纸篓、洗衣篮、圆形凳、手提篮、砚篮等工艺柳制品，还漂洋过海，受到外国用户的青睐。
& I' s& D+ a- @3 q; G4 P! Q& Q    瓜洲窝摺、芦席，虽然昔日风光不再，但它为繁荣瓜洲起过“摇钱树”的作用，它推动瓜洲乡镇工业发展的功劳将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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