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蔭霖 河南巡撫吉林于公墓志銘

于老五

于蔭霖 河南巡撫吉林于公墓志銘

「日記」若干卷。性孝友，贈光祿公早卒，事母太夫人盡愛盡敬。丁母憂，年逾五十，哀毀盡禮，不飲酒、不宿內者三年：諸子弟皆化其行。配孫夫人。子一翰篤，指分河南候補知府；女三，皆適士族。孫男一，熙曾；尚幼。

　　葆田與公弟蘅霖為同年進士，官京師時顧不常見；辛丑歲，同客南陽，始獲朝夕請益。公於奉旨保薦人才，猥列其名；至謂「忠愛之心，老而彌篤，不為絲毫利祿之計」，蓋不啻公之自道云。公原籍太平川，既不能歸，翰篤將卜葬公於南陽府城北之某原，以狀乞為銘。銘曰：青、齊舊族，偉哉于公！少承家學，奮起關東；學得所師，道積厥躬。回翔翰苑，惟孝惟忠。使臣辱國，義憤上疏；遠人窺伺，謂宜遠慮。彈劾樞府，不為聲譽。天子曰俞，是社稷臣；乃命外試，以乂人民。顧見災黎，流轉江濱；乃躬相度，築堤連垠。惟彼憬夷，畏公若神。按察粵東，六條克陳；直道見絀，忽奮忽沈。優游林下，金玉閟音。國事方棘，艱危獨任；戎馬奔馳，強敵是臨。帝鑑忠忱，大任特簡；皖、江、楚、豫，疆符迭綰。忽聞西巡，有淚如潸。鑾輿既返，迎覲洛陽；曰臣多疾，不勝封疆。以人事君，大義尤彰。天不憖遺，逾歲旋薨；宛城之北，馬鬣新增。最公生平，名節無疵；我銘其幽，實無愧詞。公今往矣，匪哭其私；為賢者痛，悠悠我思！

　　——見「碑傳集補」卷十五「督撫（二）」。

于老五

舒兰于荫霖墓

于荫霖生平
于荫霖（1838—1904），字次棠，又字樾亭 ，室园名为“悚斋”。吉林伯都讷厅太平川（今榆树市黑林镇）人，咸丰九年（1859年）已未科进士。同治元年（1862年），任翰林院编修。光绪八年（1882年），授湖北荆宜施道。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广东按察使，次年任云南布政使，光绪十六年（1890年）授福建台湾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1894年），以三品顶戴署安徽布政使。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补任云南布政使，未待及任即授湖北巡抚，次年任河南巡抚。在从河南调抚广西时，有人奏称于荫霖刚直、好持己见，加上他本人亦奏请养疾，于是廷议时被解除官职，准备卜居襄阳，后退居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光绪三十年（1904年），病卒于南阳寓邸，葬于南阳城北，1931年归葬故里，墓地位于现舒兰市天德乡邓家村东。
于荫霖有《于中丞遗书》十二卷（《悚斋奏议》、《悚斋日记》、《悚斋诗存》等）行世。《清史稿》有于荫霖传，其人物条目入编《中国近代史词典》（1982年版）等多部辞书。

于荫霖墓的外貌

于荫霖墓的内部

于荫霖墓前的石香插

于荫霖墓前的石桌

我们现在追寻于荫霖，不仅因为他是出身吉林的名人，更因为他是“吉林三杰”之一、近代著名诗人、书法家成多禄的老师。
  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成多禄从老家来到省城吉林，寓居在崇文书院的景韩堂，每天“课文，课诗，课字”。当时书院山长（院长、校长）为顾肇熙。当年为已酉选拔预科，成多禄取得了选拔的第一名。十一月，赴奉天会考；光绪十二年（1886年），赴选拔朝考，因父亲病逝急急返回，未能如愿。
  光绪十九年（1893年），成多禄与徐鼐霖、于翰笃、钟祺、刘葆森一同前往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住在城北的宏恩观（位于地安门钟鼓楼后面的豆腐池胡同，原系太监退休后的养老院，现为钟楼菜市场）。成多禄已选为拔贡生，即取得国子监的入学资格。二十四岁时，于荫霖赴京朝考，因父亲病逝未能如愿，所以仍为国子监的学生，仍须参加国子监定时举行的考试。这次在京期间，于荫霖认成多禄为门生。
  成多禄的自订年谱记载了于荫霖辅导他读书备考的情景，“次棠世伯（即于荫霖）教之为文。专主天崇（晚明天启、崇祯年间八股文章所特具的时代风格），似无所得；又教以读书作人之法，极为恳挚。谓看书宜从卷首第一字看起，直至卷末最末一字，方为读过一遍。论学古文，宜学八大家（唐宋八大家），不主汉魏。初令看《小学》、看《通鉴》，再看《正谊堂丛书》[清代名儒张伯行（1651—1725）辑。访求宋以来理学家著作共55种，刊印于世。后左宗棠增为68种]，再看五礼、读礼两通考（清秦惠田所著《五礼通考》和清徐乾学所著《读礼通考》）。以此为主，其馀各家随时涉猎，可矣。”
  在自订年谱中，成多禄还记载到，“考国子监，八百馀人余取第一。次师（即于荫霖）喜，以为此科当可获隽（科举考试得中）。”然而，“乃八月八日甫入场，即感寒大病，昏昏然不复省人事，遂狼狈而出。”成多禄考场的遭遇，令于荫霖深深为之惋惜，同时也寄语勉励。可是成多禄归家后，从此不再作科举之想了。
  但于荫霖对成多禄教益颇多。成多禄在科场上虽不如愿，回到吉林后仍苦读不已，仍然时刻铭记着于荫霖的教诲。他在年谱中记述，光绪二十年（1894年），“余与徐敬宜（即徐鼐霖）读书北山萧寺（玄天岭上的真武庙）中。看书、读古文，一遵次棠师之教。”
  由于相距太远，于荫霖与成多禄虽然无法相见，但他们的师生情谊却延续下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成多禄与于荫霖的外甥、崇文书院山长（院长）王文珊过从甚密。王文珊（1844—1918），字少石，汉族，亦为榆树市黑林镇人，光绪八年（1882年）壬午科举人，吉林近代教育家。光绪二年至二十二年（1876—1896年），两次出任伯都讷种榆书院山长、主讲和吉林府崇文书院山长、主讲。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废科举后，先后在省立师范馆任教，倡导建立吉林中学堂，创办省教育总会并任会长，建省立女子师范学堂并任监督，吉林著名爱国者和革命者谢雨天、穆木天、王希天、王朴山、孙宗尧等都得到他的教诲和资助。成多禄与王文珊赏奇析疑，颇相知爱。两人经常住在一起研究教育，探讨书法、绘画和诗词创作。
  于荫霖逝世以后，成多禄感念师恩，从其日记中搜辑佚诗，手抄而成《悚斋诗存》，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影印刊出。

世评于荫霖
  于荫霖被公认是有清一代极少数不隶属旗籍，生长在关外，又做大官的汉人之一。他去世后，清朝廷追封其为地方巡抚加三级、头品顶戴并在国史馆立传，其爱国行为得到极高的历史评价。
  于荫霖是艮峰学派创始人倭仁的弟子。倭仁（1804－1861），字艮斋，一字艮峰，乌齐格里氏，属河南省驻防军，清蒙古正经旗人，理学家、大学士。此学派因其字而名，笃守程、朱之学，以省察克治为要，在政治上顽固守旧。于荫霖相从问学，颇得其赏识。道光末年，倭仁标榜理学，以卫道者自居，成为守旧派的首领。他反对任何基于外国模式的改革。倭仁有多部著述，于荫霖的《奏议》（见图）、《悚斋日记》等亦被视为该学派的代表作。此派为当时保守思想势力的代表之一，其影响颇大。笔者在杨家骆编、鼎文书局197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文献汇编”《戊戌变法文献彚编（第一册）》一书的第543—544页中，找到了于荫霖《悚斋日记[节录]》（见图）。另有台湾出版的《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23-224）》中也收录了《 于中丞（荫霖）奏议·悚斋日记》。
  不过，于荫霖倒不是刑部尚书启秀那样的腐儒，更不是倭仁另一弟子徐桐那种“神既全离、貌亦不合”的假道学。他与张之洞、黄体芳、张佩纶并称“翰林四谏”，共同反对外交上的投降，指斥内政中的腐败。从光绪八年外放湖北荆宜施道以后，久任外官，虽然也镇压过义和团运动，但凡所施为，都是孜孜以“为民兴利除弊，振兴文教”为急务，略有康熙朝理学名臣汤斌、陆陇其的意味。
  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清政府派崇厚前往俄国交涉索还新疆伊犁。崇厚迫于沙俄压力，于次年十月二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使沙俄取得政治经济、赔款和割让领土的权益。为保卫国土，保护民族利益，于荫霖“不畏强御”，与张之洞、黄体芳、张佩纶联名上奏朝廷，列述崇厚的卖国行径，要求严处。清廷迫于四位大臣和人民的压力，宣布不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将崇厚革职问罪。
  光绪八年（1882年），秋雨连绵河水暴涨，荆宜地区两岸农田大部受淹。于荫霖一面组织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一面组织农民“疏支流，泄积潦”，浚治汉江，改筑紫贝渊石闸为朝天坝，使两岸居民皆免受水害。于荫霖重视治学，创办了荆州书院，并聘知名学者任山长，培育出了众多英才。
他为官清廉，鄙视贪占。任湖北荆宜施道时，一英商偷漏宜昌关税之事败露，便以重金贿赂他求免。于荫霖秉公拒贿，当廷责问，令其补足税款。
于荫霖后来的擢任，得益于张之洞的保荐。张之洞跟于荫霖在广东便共过事，相知有素。但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于荫霖任湖北巡抚时，两人却不大投机，原因为张之洞赞成行新政。戊戌政变之后，张之洞对新政仍未忘情。而于荫霖颇不以为然，因而又落入历来“督抚同城”势不可免的故辙，明争暗斗，格格不入。只是于荫霖对整顿税收、勤理民事颇有绩效，再则顾念旧时的情谊，所以张之洞还能容忍得下，保持一个虽有裂痕、勉可弥补的局面。在此期间，于荫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查出贪吏均予严惩，曾“劾酷吏三十余人”。
于荫霖为官之际，虽远离家乡，但时时念及东三省边防事务。光绪五年（1879年），上书陈述吉林邻俄形势，请派知兵重臣驻吉林和黑龙江艾辉（今爱辉），以珲春、宁古塔（今宁安）、三姓为行营。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朝上面陈东三省防俄事宜，于是有“练兵三万”之旨。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于荫霖添募兵丁万人赴奉天，从山东请来将官，从江南求来兵械，佐援依克唐阿军。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东北三省作为战场，于荫霖对此甚感忧虑，不久患腹泻，竟从此不起，郁郁而终。
于荫霖晚年潜心于儒朱理学，虽然生活富贵，但服食不改儒素，朱子之书不离案侧，一时被传为佳话。

于维立

损坏的很严重！
搜索乃楼主的一大嗜好！

黎晓725

资料真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