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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5 17: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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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掌柜”的红色内幕:布衣陈云的家庭生活(2)
(二)“千里姻缘一线牵,鼻痛带来美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
那时,陈云住在延安城里的一个窑洞里。于若木去了之后,就在窑洞门口摆了张办公桌,值个班。主要是负责一些滴药水之类的护理工作,另外就是帮陈云处理一些杂事。比如陈云有什么话,就替他传达一下。陈云要找医生,她跑去喊。没事,就在那里看看报纸。不到一个月,陈云病愈了,于若木就结束了在陈云那里的工作。之后,于若木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编入第十九班。
不过,也就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陈云和她之间产生了感情。这还得从1939年的3封信说起。这3封信是在陈云逝世后,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有一封是陈云写的;有一封是于若木写的,信中都涉及了陈云和于若木的婚恋;另一封则是于若木的妹妹写的。
这3封信,其中一封署名“陆华”,一封署名“路琳”,一般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还有一封信署名“陈云”,引起了薄熙成的注意。虽说同名同姓叫“陈云”的也有,但是从信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是当年在延安的陈云。
薄家与陈家有着深厚的友谊。建国后,薄一波曾在陈云领导下,共同从事新中国的经济领导工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第一个站出来为薄一波等人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平反。薄熙成发现这3封信后,立即花2000元,买下这3封非同一般的信,转赠给陈云之子陈元。陈元把信交给母亲于若木。于若木惊喜万分,因为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几封半个多世纪前的信,居然能够完璧归赵!
于若木惊喜地接过信,看着信封上那自己亲笔写下的英文,收信人“YUDAWCHYUAN”,即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这3封信其实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的,这是一封寄往英国伦敦的信,信封上盖着“西京(长安)”字样的邮戳,表明寄自西安。邮戳上的日期是“廿八年六月廿二日”(1939年6月22日)。信封右上角还有一行小字:“1939年8月5日收”,显然收信人是个细心人,收到信时注明了时间,表明此信寄了40多天才收到--那时,中英之间还没有航空信,所以寄了那么久。于若木看着信,慢慢地又打开了封存已久的记忆。
于若木原名“于陆华”,进入延安时,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改名--用本名的话,容易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亲友受到牵连。这样,她改名“于若木”。想不到,这名字竟一直沿用至今,而她的原名反而鲜为人知。在署名“陆华”的那封信末,有这么一行字:“来信请寄:延安邮政信箱第5号于若木收”。于若木回忆说,信是从延安托人带到西安寄出,而收信则是通过陕北榆林转往延安的。收信人是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当时在英国伦敦。那时,陈云、于若木以及于若木的妹妹在延安。于若木要给大哥写信,叫妹妹和陈云也各写一信给大哥,一起寄出。
于若木的大哥于1992年在北京去世。这3封信,显然是大哥从英国回国时带回来的。至于这些信,在于若木的大哥去世后怎么会流入集邮市场,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信封上贴着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邮票,引起集邮者的兴趣,也就成了集邮市场上的卖品!倘若没有那几张30年代邮票,也许这几封信早就进了垃圾箱。当然,在弄明白这3封是谁写的信之后,人们才明白,信才是无价之宝!
这几封从集邮市场上发现的弥足珍贵的信件,真实地记录了陈云和于若木当时在延安的婚恋情况。
刚到陈云那儿时,陈云就询问于若木的经历,随后也介绍了自己的历史,有了初步的认识。于若木后来回忆说:“我们最初只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彼此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后来,比较熟悉了,谈的话题就多了起来,从理想、工作谈到生活、爱好。”空闲时,他们在一起聊天,陈云得知于若木会唱歌时,便请于若木唱歌给他听。于若木十分大方地唱了一首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悦耳的歌声在窑洞中回荡。
一次,陈云问起于若木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羞涩地回答:“我还不懂。”陈云便小心地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问她愿不愿意交个朋友。
相处久了,陈云向于若木倾诉了他的肺腑之言,他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一起能够合得来。”
当时,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在陕北公学男生队。陈云请他来,认真、坦诚地向于道源讲述了他和于若木相识的经过,并把于道源看作女方家长的代表,郑重地征求于道源对两人婚事的意见。于道源久闻陈云之名,深知他是一位很踏实、很稳重、立场坚定的革命者,对他们的结合表示完全赞成。
1938年3月一个普通的日子,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了。婚礼非常简单,陈云与于若木都不喜欢铺张此事。结婚的那天晚上,陈云花了一块钱,买了些糖果、瓜子、红枣、花生之类的东西,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大家坐在起,纷纷向陈云夫妇致以热烈的祝贺,有的还即兴表演了节目。于若木在晚年回忆说:“事后,消息传开,有人要陈云同志请客。他当时虽然手里有点钱,请得起客,但他不愿意摆场面,所以没有请。”
1939年5月28日,于若木在信中向大哥报告了她和陈云的婚恋情形:“你问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么?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后来,)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的幼稚无能。”
于若木在信中还写道:“这里的生活,除了吃饭穿衣是公家供给外,还发几块钱的津贴。”“你问我们要什么书籍,我们不需要什么书籍,我对你有这样一个希望:希望你送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不过,这个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条件下,就是你的债还完以后与寄回家里钱以后有剩余的时候(如果关税太重或邮寄不便时也请勿寄)。”
在于若木写上面那封信的前一个星期的一个晚上,陈云给于道泉写了一封信。信的一开头,陈云写道:“昨天接到由甘肃转来您(于道泉)从伦敦来的信,很高兴。”在说了一大通抗日形势之后,陈云才向这位未曾谋面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绍:“说了半天,也想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是江苏人,出身于贫苦的家庭,5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业而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有七年余,此后十余年东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认识,于客岁3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近阅报载,欧洲风云甚紧,英伦外交已在开始改变,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够联合一致,则或在暂时可以阻压迫在目前之战祸。欧洲华侨甚多,谅在迫切地盼望祖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别的来回答国外侨胞的热望,只有更加努力,为驱出日军而苦干,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
陈云和于若木结婚不久,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到延安,他知道这个事情后,马上就作了一首打油诗:“千里姻缘一线牵,鼻痛带来美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概括了陈于二人相识相恋的经过。其中,后两句是说孙中山跟宋庆龄的结合最初缘起于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而陈云寻找医疗看护结果也促成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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