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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根民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明代名臣于谦的墨迹《题公中塔图赞》。此帖为纸本,纵28.9、横61厘米。内容如下:余以巡抚奉命还京,道过都城东南之夕照寺。有僧普朗者,出其师古拙俊禅师所遗《公中塔图并赞语》,和南请余题。余惟师之是作,盖《易》所谓“立象尽意”者也。图以立象,而意已寓于象之中;言以显意,而象不出意之外。所谓贯通一理而包括三教,因境悟道而舍妄归真者也。非机锋峻拔,性智圆融,而深造佛谛者乌足以语此哉?普朗能宝而藏之,日夕观象,以求其意,则于真如之境也何有?焚香赞叹之余,书此数语以遗之。正议大夫资治尹兵部侍郎于谦书。帖前钤有白文长方启首印“节庵”,末钤“辛丑进士”、“少司马章”白文方印各一枚。另有“仪周鉴赏”、“伍元蕙俪荃甫评书读画之印”、“潘厚”、“博山”、“顾崧之印”、“张葱玉家珍藏”等鉴藏印十三枚,可谓流传有绪,信而可徵。
此帖曾刻入《仁聚堂法帖》《三希堂法帖》《海山仙馆法帖》《南雪斋藏真》诸帖中。近来,墨迹影印者颇多见。其中当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所编《艺苑掇英》第十三辑、香港商务印书馆与上海科技出版社联合出版《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明代书法)、荣宝斋出版社《中国书法全集》(明代名家卷)之所刊最为精善。
一.关于题写之年代
此帖未署年款,故不知确切年份。兹据内容略考之。
首句曰:“余以巡抚奉命还京……”按:明宣德时“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与清代不同的是,明代的巡抚只是临时差使,非正式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其职责为“巡行天下,抚军安民”,故名巡抚。
于谦曾长期担任陕西、河南两省巡抚。关于这一点,《明史•于谦传》与《明实录》的说法大体相同。前者谓于谦“前后在任十九年”。后者之《英宗实录》“正统十二年”条云:“先是(指于谦升任兵部右侍郎之前),谦巡抚山西、河南,以父忧奔丧。及是,起复至京。适革山西、河南巡抚官。”考于谦初任巡抚,时在宣德五年(1431年),截止正统十二年(1448年),凡十八载。《明史》与《明实录》的记载较为接近。
此帖名款之前,尚有“正议大夫资治尹兵部侍郎”的官衔。按:此处“正议大夫”是明代的散阶称号,乃文官正三品加授之阶。“资治尹”为勋阶称号,根据明代的职官制度,一般授予正三品文官之再考称职者。“兵部侍郎”为具体职衔。
又据《于谦传》以及《忠肃集》所载于谦《行状》、《神道碑》,于谦于宣德五年(1431年)“超迁兵部右侍郎”。三年为一考,再考,乃六年之后,即正统元年(1436年)。虽然落款于“侍郎”之前未加“左”或“右”,故不能确定是书于左迁之前,即正统四年(1440年),抑或左迁之后。但保守地说,此帖的上限不会早于正统元年(1436年)。
于谦在出任巡抚的十八年内,一度被降为大理寺少卿。关于降职之因以及降职之年份,史乘所记不尽相同,故此处略加辨明。
《于谦传》以及《忠肃集》所载于谦《行状》、《神道碑》对此事的记载如出一辙。按照上述记载,于谦降职的罪名是“擅举人自代”,时间为“正统丙寅岁”,即正统十一年(1447年)。而《明实录》的记载与之迥异,于谦之降职,罪因是“谦在河南、山西巡抚,擅自回朝”(同前书),故而“被劾,久禁锢”,时在正统六年五月甲寅日(《英宗实录》卷七十九)。后因“右都御史陈智等以暑盛谳囚,录谦名以进,遂降之。”(前书卷八十二)。直到同年“八月丙戌日,命行在大理寺左少卿于谦仍巡抚山西、河南……上以谦素历其地,遂命以往”(同前书)。
由上可见,关于于谦系狱之时间,《于谦传》与《明实录》较为一致,《明史》明言“三月”。而《明实录》的记录从五月甲寅日至八月丙戌日,亦整三个月。只是关于其下狱之年的记载两者相差五年。笔者以为应以《明实录》为准,是正统辛酉年,即正统六年(1442年)。
自正统六年(1442年)八月之后,于谦仍巡抚两省。此时其回京奏疏时的官衔一律作“巡抚河南、山西行在大理寺左少卿”。例如,正统十一年四月丁卯(《明实录》卷一百四十)、正统十二年四月乙卯(《明实录》卷一百六十),等等,其所奏摺子皆然。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庚寅日重新升任兵部右侍郎为止。以故,于谦在正统六年丙戌日之后
至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庚寅日期间,都不当自称兵部侍郎,也不会钤“少司马章”。故而,此帖写于正统六年(1442年)之后的可能性可以被排除。
前文已言,于谦“起复至京。适革山西、河南巡抚官”(《英宗实录》“正统十二年”条)。又据《行状》,于谦“正统十二年(1448年)复为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神道碑》亦云,于谦办完父亲丧事之后,“还朝陛见。有河南、山西民安事妥之谕,寻复兵部右侍郎,理部事”。不过,从此帖的措辞语气来看,作者是在“焚香赞叹”的特定情境下完成的,也就是说,他是当场挥写,而不是事隔多年以后再补跋(倘若要等到正统十二年于谦复为兵部右侍郎时再来追记此事的话,语法上势必会以过去时态出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样,此帖书于正统十二年(1448年)的可能性亦基本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此帖的书写年代大致可以论定,即正统元年(1436年)至正统六年(1442年)之间,作者三十八至四十三岁之内。
二.关于题跋之内容
《题公中塔图赞》中所提及的“夕照寺”,位于今北京广渠门内夕照寺中街,始建年代不详(一般认为建于明初)。该寺在全盛时,规模宏大,殿宇繁多。中路有山门殿,山门前有一大红影壁,据说在太阳夕照时,大红影壁闪闪发出红光,因而得名。据北京方志记载,此寺所藏文物尤其书画颇为丰富,其后殿之清代所绘《古松图》壁画以及东墙之清代书法十分著名。虽然这些书画诞生于明代以后,于谦自然不可能得见,但却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该寺具有浓郁深厚的文化底蕴。
帖中所涉及的“古拙俊禅师”亦属当时大德名僧,被现代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明初“参究念佛”的开创者,只是他所庋藏并传诸后嗣的《公中塔图并赞语》已无从觅见,不知为何物矣。另外,由于文献不足,也无法考知其弟子普朗和尚为谁。并且,缘史无明载,有关于谦与僧侣之交游情况,亦难知其究竟。不过,从此帖所言“贯通一理而包括三教,因境悟道而舍妄归真者也。非机锋峻拔,性智圆融,而深造佛谛者乌足以语此哉”等语,可以管窥于谦对佛学、佛典兴趣之一斑了。
据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记载: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以雷震塔庙,奏曰:‘佛者以清净为本,慈悲为用,其教之行与否,不系于世道之轻重与其徒之多寡也。今四方多流徙之民,而三边缺战守之士,度僧太多,恐乖本末。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衣食之费,虽不仰给于官府,亦必出自于民间。其度僧之举,亦乞少缓。由此可见,于谦虽与佛徒交往,但却并不佞佛,一旦宗教与民生产生矛盾对立之时,于谦的取舍则毫不含糊,他始终以民生为本。
于谦还精通易学,深谙意象之辨。《忠肃集》卷十一有《读易》诗,称颂《周易》曰:“半夜一声雷,千门忽然敞。”在此帖中,他援引《周易》较为简洁地阐明了意象之辨:“余惟师之是作,盖《易》所谓‘立象尽意’者也。图以立象,而意已寓于象之中;言以显意,而象不出意之外。”按:《周易•系辞》在解释“象”时云:“阖户谓之坤,阖户谓之乾,一阖一 闢谓
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又曰:“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 ’ ” 其 疏 曰 : “ 圣 人 立 象 以 尽意者,虽言不尽意,立象可以尽之也……”今人周振甫所著《周易译著》对于“立象尽意”的诠释是:“圣人创立‘象’来完全表达他的意思。”此释当是。
于谦在题跋中借用此语句,实际上涉及了绘画艺术中的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即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关系。它与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所谓“理绝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旨微于言象之外者,可心取于书策之内”在理论上颇为相近。
于谦此跋还涉及了在中国古代人物画上屡见不鲜的赞语。由于《公中塔图赞》原作早已无存,因而此赞语亦不知所云。不过,于谦的自赞语(题于他自己的画像上)则收入在《忠肃集》卷十一中。其曰:“其性也僻,其情则真。所宝者名节,所重者君亲……遭时明盛,滥厕缙绅。上无以黼黻皇猷,下无以润泽生民。噫!若斯人者,所谓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又何必假粉墨以写其神耶?”由于于谦深谙意、象之辨,故其自赞语虽寥寥数笔,却涉笔成趣,饶有自我调侃、解嘲意味,直令后
人凭文怀想。
三.关于于谦书法艺术
于谦素不以书名世,绝大多数书法典籍包括书法工具书甚至不载其人。可以说,他的墨迹之所以为世人钟爱,完全是出于“书以人贵”的缘故。
时至今日,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于纯粹就艺术论艺术,甚至在欣赏书法之时,有意避开其他非艺术的部分,就书艺论书艺。然而,在古代则不然。因为在古人看来,书法一道不仅代表着书写者的技艺水准和个人风格,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熔铸了作者的性情、涵养、气质等,甚至还涉及人的道德,关乎人的品格。追溯起来,这种将书品与人品结合在一起,加以共同观照的审美理论肇源甚久,而到了宋代,由于理学之助推,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朱熹尝现身说法,夫子自道曰:
余少时喜学曹孟德书,时刘贡父方学颜真卿书。余以字书古今诮之。贡父正色谓余曰:‘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之学者,汉之篡贼耳。’余默然无以应。是知取法不可不端也。(汪珂玉《珊瑚网•朱文公议书》)在这里,朱熹之所以“默然无以应”者,是因为刘贡父所取法的对象是颜真卿,而颜不仅是书法巨擘,书坛“亚圣”,同时,更主要的是,他又是有唐一代的忠良直臣,自然属于书品、人品俱佳式的典型代表。所以到了南宋,他的书迹还被留元刚汇刻成《忠义堂法帖》传世。
长期以来,这种人书并重的书法理论深入人心,一直持续至后代,所以,到了清朝,曾任两江总督的铁保,在其任职期间曾鸠工刻成《人帖》四卷于苏州,其中收入历代二十八位名臣的书法。此帖入选的方式比较特殊,作者必须是忠义介直、有节操之人,但凡仅以书法名世者不收在内,以示后来学书者必须首先学其为人之意,故名曰《人帖》。按照编选者的称得上是特别严苛、甚至举世独一无二的标准,像于谦这样的忠臣,其书法墨迹自然有资格包括在内,所以该帖收入了于谦的《东城
巡夜帖》。正由于后人崇尚忠义之士,对其手泽,如见其人,故而,这些有操守气节的历史人物的手书,即便片言只楮,吉光片羽,皆被视若拱璧。于谦的《题公中塔图赞》也不例外。
再看于谦此帖书法,显然胎息于赵孟頫一派,其用笔流利,劲峭有力,风格畅达清丽,势如行云流水,章法也颇为协调。整个题跋气脉连贯,略无滞碍,显示出了作者良好的书法基本功(这一书法基本功藉由早年参加科举考试而苦练形成),亦可见其书写之时从容不迫、气度安详的状态。
应该说,于谦的书风,受本朝书坛的主流书法的影响甚深。环顾明代初期的书坛,赵孟頫一系书法几乎一统天下。以帝王为例,堪称有明一代最为杰出的帝王书画家明宣宗朱瞻基,其书法即脱胎于赵体。又如明宗室朱有燉等人书法,纯属赵家笔法。受此影响,当时的大臣如刘基、宋濂、解缙、“三杨”、商辂、聂大年诸人,几乎无一不受赵体的熏染。即使被后世推为明初书坛首领、书法独树一帜的宋克,其用笔结体也跳不出赵氏的藩篱。在这样背景下,于谦要想不受赵体的左右和影响是很难的。不过,由于他天分较高,功力较深,能取精去粗,得赵之神髓,较之常人,并未染赵书末流的甜媚软滑的习气。这一点确实是十分难得的。
四.关于于谦其他书迹
除了《题公中塔图赞》之外,于谦所书他帖并不多。笔者爬罗剔抉,可谓勤矣,然所得亦不过数事而已。兹将历代著录所收胪列于下,以供今后续考。
1.《东城巡夜帖》
此帖为手札,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院。刻入《人帖》、《望云楼集帖》等。据1962年1期《历史教学》曰:“北京历史博物馆有一幅墨迹,是(于谦)在保卫北京时写给兵科给事中叶盛询问巡视东城防务情况的手令。”此处所谓北京历史博物馆即中国国家博物院,其所介绍的“手令”就是《东城巡夜帖》。
2.《飞雪诗》两首
刻入《懋勤殿法帖》、《小长芦馆集帖》中。此诗收入《忠肃集》卷十一。题曰《题画二首》。值得注意的是,《忠肃集》虽然收入了《飞雪诗》,但编者误将四首七绝诗(其中的第三、第四首七绝即《飞雪诗》两首)当成了二首七律诗。且首句“彤云蔽空风怒号”之“彤”,文集作“同”,误,当以石刻手迹为准。
3.《天问》
文为诗人屈原所作。刻入《清阁藏帖》。
4.《与元玉金先生札》
著录于顾复《平生壮观》卷五。据该书云:此札“有南宋人笔意。”
5.《落花吟》
著录于汪珂玉《珊瑚网》卷十三、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三。陈田《明诗纪事》据此收入该诗,系于于谦名下。然笔者以为,就诗风而言,恐非于谦之作,当属晚唐诗人的作品。或为于谦书写古人之诗作。
6.明王世贞所编《国朝明贤遗墨》
收有于谦书迹,但未详其名称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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