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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著名学者文化使者于植元教授
于植元,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一九二七年五月出生于山东文登大水泊村一世代书香之家。生前曾任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名誉院长、古代文史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高等学校古代汉语教研会会长,中国书法教育研究会顾问,日本日中友好文化经济技术协力会顾问,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终身会员,美国世界名人研究中心海外部顾问。
历尽坎坷 终成大道
在东方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上,曾记录下达摩(印度)、玄奘(中国)、鉴真(中国)、弘法(日本)等这样一些人物的名字。他们不但分别在对另一个民族文化的摄入融汇中,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师,且各自以文化大使的角色,通过民族之间佛学教义、典籍翻译、语文学、音韵学、医药学及至建筑雕刻、书法诗词绘画等文化领域深入而广泛的交流与传播,对神秘而富魅力的东方文化体系的构成,作出了卓越贡献。
而历史在对二十世纪中的文化交流史上诸多杰出人物的记载中,又会毫不犹豫地写下中国学者于植元教授的名字。当于植元以中国古代文史教授广博的学问和精湛的书法艺术使日本朝野为之倾倒,并以十数度的出使而引发了从民间社团到数任首相与之深入而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当他的这一切被远在西方的英美两家世界名人传记中心载人典册——是的,他引人注目地继续着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文化使者的使命。
于植元的祖上自明末至清末,皆为书香门第,不但诗书画印,而且中医医药都承传为家学。济南“大明湖”的匾额为其太祖于书佃所书,伯父、姑母都是当时名闻遐迩的书画家。于植元出生后已家道中落,但家中丰富的古文物收藏赋予他的知识眼界,以及祖母、母亲、姐姐对他传统文化的薰陶,都与他慧根早发的灵性相契合。更为幸运的是,他以过人才华被当时流落到胶东地区的三位著名学者——原上海劳动大学教授、大书法家梁国铨,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汤景麟及北京乾隆国舅府教师于季舫所看中。遂逐个接受学业辅导,使他在少年时代便得以学完中学及大学文史课程,诸如国文、古诗文、十三经、文字学、训诂学、诗词格律等,并开始潜心研习书法艺术。此一时期,他还投师于一个清末在东北作过捕快的名叫张凤田的老人门下练功习武。数年晨霜夜月的苦练,拳脚枪剑,诸般武艺,样样熟悉,招招精悍。日后在大连,曾有于植元只身制服四名扒窃歹徒的佳话广为流传。
一九四六年,刚满十九岁的于植元告别故乡,飘然一身,北渡大连,开始了他终生从事的教学学术生涯。然而青春又不总是与锦绣作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末,正当风华正茂的于植元在教坛和学术界崭露锋芒,先后写下了《关于鲁迅诗歌研究》、《鲁迅诗本事质疑》、《与郭沫若关于<兰亭序>研究的商榷》等书稿论文时,却两度罹受厄运。最后一次于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中被遣返回胶东故里。沉疴初愈后,他幸以自己的医术得到乡亲们的重视和保护,终而大难不死。如此坎坎坷坷,直到一九八O年。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于植元积蓄已久的底蕴之焕发,人们于陡然间见识了这位学者难能的渊博与精深。作为古代文史教授,他学术上所跨学科门类之多是他人难以企及的。古代历史、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古代文字语言、古代文物、近现代文学、中日文化关系史、书法美学乃至满族文学等一些极为冷僻的学科,他皆渠勾水环,纳川汇海,泛自家一派汪洋波光。
那还是于教授刚刚恢复学术活动之初,在参加了辽宁省的一个学术年会后,他受命为第二年的满族文学研讨会提交论文。经多方查找资料,他不但写出了一篇极富发现价值的论文,又一鼓作气,完成了《英和与奎照》这部满族文学研究的长篇专著。英和是历任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满族名臣。奎照为英和长子,官至礼部尚书、军机大臣。父子俩皆在文学上有突出成就。但唯一可查的《清史稿》对此几乎只字未提。于教授从其他史料入手,不但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对英和的文学成就做出全面的评价,弥补了《清史稿》的不足,且发现并考证出《使青海草》为奎照诗稿,进而为满族发现了一位诗人和一部诗稿。此一成果,被列为满族文学的“重大发现”。
也是同一时期,于教授应出版社之邀,为明清小说《后西游记》和《林兰香》做再版校订工作。他不但凭藉自己扎实的古代文史功底对这两部书作了准确可靠的校订,而且分别写出了万言校后论文。由于《后西游记》是一部流传不广的小说,所以有关它的评介论述十分少见。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此书,也只有“其谓儒、释本一,亦同《西游记》。而行文造事并逊”这样寥寥数语的评价。在关于《后西游记》的论文中,于教授从《西游记》和《后西游记》两者的成书方式、框架结构、人物刻画、思想主旨等的异同比较入手,对《后西游记》作了全面的分析后指出:《西游记》虽宣扬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而在具体的情节描述中,则极力排斥了道教。《后西游记》却强调了“但能有补即真诠”,对儒、释各家皆有所批判,又认定了各自的长处。尤其是对“装僧”们罪恶行径的自觉暴露,以及对宿命论的否定,都是《西游记》所不及的。因之,鲁迅关于《后西游记》“儒、释本一,亦同《西游记》”的说法并不符实。毫无疑问,这是一篇具有特殊价值的论文,其意义不只是对鲁迅先生的论断作了有理有据的校正,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客观地对世人尚不熟悉的《后西游记》一书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在一个空白领域进行深入扎实的考证研究,然后拿出权威性研究成果,这便是于植元教授的学术研究特征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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