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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于慎行的生平和为官生涯
于慎行,字可远,又字无可,更字无垢,号谷山(一作谷峰),世称于阁老,山东省平阴县东阿镇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卒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谥"文定"。据《明史·于慎行传》记载,于慎行自幼聪慧好学,17岁就考中举人。明穆宗隆庆二年(1586),二十三岁的于慎行考中进士,因殿试成绩优秀,且擅长文学,改庶吉士,经过三年的学习,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撰《肃皇帝实录》,第二年又被召修《穆皇帝实录》,开始了仕途生涯。
万历二年(1574),《穆宗实录》修成,于慎行"以劳赐金币,进翰林院修撰,编撰六朝曹章奏。"(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不久,被破格提升为日讲官,为皇帝讲解《四书》、《资治通鉴》等经史,"公在史馆……以读书为事,每进讲唐史,至成败得失之际,反复论说,上为悚听"(《列朝诗集小传》),颇受礼遇。"万历五年八月……钦天监择本月甲戌进《世宗肃皇帝实录》……赐《实录》监修等官宴赏如例……升编修左春坊左谕德陈经邦、右春坊右谕德何雒文、司经局洗马许国、翰林院侍读张位、侍讲于慎行……各升俸一级。"(《明神宗实录》卷六十五)而当时仅在京的文官就有两千多人,按明制,修撰一职一般只授予殿试一甲第一名,于慎行作为一名年轻的史官能够接连参与修撰两任皇帝的实录,足见其才识之高。
于慎行熟悉历代的典章制度,对于明朝的礼制典章更是多亲自参与修订。"慎行明习典制,诸大礼多所裁定。"(《明史·于慎行传》)《明会典》是记载明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取材于当时的制度和有关典制的各种书籍,内容丰富,多《明史》未载或所载未祥。《明会典》成书于弘治年间,万历四年(1576)续修,"《会典》重修,公为纂修官。"(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万历十五年(1587),《会典》成书,共二百八十卷,"戊寅,大典告成……礼部右侍郎张位、于慎行、徐显卿、南京国子监祭酒赵用贤,各升俸一级。"(《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三)于慎行所参与编纂的《明会典》,对明朝的礼制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后人研究明朝典章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于慎行的一生,除去赋闲在家的时间,一直在中央做官,前期看似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其实不然,其仕途可谓坎坷不平,曾先后三次罢官,虽然每次罢官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这与于慎行的性格特征和颇好黄老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罢官是在万历六年(1578),源起于当时的首辅张居正"夺情"留职事件。万历皇帝年幼,首辅张居正掌握实权,在全国施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病逝,按明朝官员丁忧制度,须解职在家守制三年。由于担心改革半途而废,更担心一旦远离权力中心有人借机谋害自己,张居正不想在家服丧守制,便向门生故吏暗示向朝廷为其提出"夺情",获准后,举朝哗然,这种"忤逆行为"立即引起御史刘台、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等人的强烈反对。于慎行能够平步青云,与张居正的器重和提携有很大关系,面对"夺情"事件,于慎行没有"知恩图报",而是同其他官员站在了一起,共同反对张居正。御史刘台首先起来弹劾张居正,被逮捕入狱,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于慎行却不顾同僚劝阻,前往牢房探望。吴中行因上疏反对"夺情"要遭廷杖,于慎行随同张一桂、赵志皋、田一俊等人上疏救吴。张居正知道后当面质问于慎行:"子吾所厚,亦为此耶?"于慎行从容对曰:"正以公见厚故耳。"(《明史·于慎行传》)张居正听后非常恼怒,随后于慎行以有病为由提出辞职,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于慎行辞官以后,在家赋闲了五年。这次丢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刚正不阿,不趋炎附势,对于权要,也不巴结,而是恪尽职守,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更是不顾名利和安危。对于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人他总是以德报怨,从不落井下石。万历十年(1582),一代权相张居正逝世,于慎行得以官复原职。由于张居正生前排除异己,树敌甚多,他死后,上疏弹劾者甚多。万历皇帝命曾受过张居正排挤的刑部侍郎丘橓查抄张居正的老家。于慎行此时本可袖手旁观,但恩怨分明的性格促使他写信给丘橓为张居正"说情",信中说:"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他认为这两种现象均不正常。于慎行认为,张居正"平生显为名高,而阳为厚实",他以"宣世之功自豪,以传世之业期子,即有所入,亦为有限。"(民国《续修东阿县志》卷十三)同时于慎行还嘱托丘橓对张居正的八十老母及其幼子给予照顾,"言居正母老,诸子覆朝之下,颠沛可伤,宜推明主帷盖恩,全大臣簪履之谊。"(《明史·于慎行传》)于慎行不计前嫌、勇于说实话、主持公道的精神受到了世人的称赞。
万历十四年(1586),于慎行已升为礼部右侍郎,后迁左侍郎,三年后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负责辅导太子,很快又晋升礼部尚书,一跃成为社稷重臣。礼部尚书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全国的礼仪、贡举、祭祀、宴飨等工作。在此期间,于慎行作《太庙祧迁考》,以纠正皇家世系中的一些错误和混乱,文章"引晋、唐、宋故事为据,其言辨而覈。"虽没有得到万历皇帝的重视,"事虽不行,识者服其知礼。"(《明史·于慎行传》)
第二次罢官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源起于"争国本"。在此之前,官场的倾轧已经导致于慎行身心疲惫,他曾经三次因病上疏乞休,但皆未获批准。古代立储实行嫡长子制,万历皇帝宠爱郑妃想把次子(郑妃之子)立为太子,但因排在郑妃之前的王妃之子,为神宗的长子,废长立幼,自然遭到众大臣的一致反对,于是他决定推迟立太子,以此向朝臣对抗。当时的首辅申时行、前任礼部尚书沈鲤等大臣屡次上疏劝皇帝早立东宫,万历皆置之不理。万历十八年太子仍未册立,礼部尚书于慎行开始上疏请求"早建东宫,出阁讲学"(清道光《东阿县志》卷十六),为安抚众大臣,万历皇帝特地在毓德宫放出风说,皇长子年幼,想等他长到十五岁再说,这无异于告诉众大臣,皇帝已经不耐烦了,以申时行为首的一些大臣心领神会,不再上书强谏。于慎行没有因此而退缩,这年冬天,他上第二疏请立太子,惹恼了万历,受到皇帝的诘责。于慎行毫不畏惧,次日上疏,依然请早立太子,并说:"册立臣部职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速决大计,放归田里。"(同上)这无异于以辞职来要挟皇帝,但万历皇帝并没有批准,而是希望此事不了了之。此后,于慎行接连上疏极谏,累十余疏,终于触怒了皇帝,"责以要君疑上,淆乱国本,及僚属皆夺俸"(《明史·于慎行传》),不仅于慎行受罚,礼部的其他官员也受了连累。此时,万历皇帝仍没有罢于慎行的官,而是希望给老师留些颜面。恰在此时,山东乡试泄题事发,"山东乡试,预传典试者名,已而果然"(《明史·于慎行传》)显然是礼部有人泄密,事发后,万历皇帝大怒,再次给予礼部官员停发俸金的惩罚。作为礼部的尚书,于慎行决定引咎辞职,皇帝依然不准,此后他又以身体有病乞休,被皇帝再次拒绝。于慎行在先后三次上疏后,终获皇帝批准,并赐白银三十两,纻丝布两匹,就这样,于慎行在为官九年后,再次回到了他的家乡--平阴谷城。
这是于慎行第二次丢官,应该说万历皇帝对其老师于慎行还是宠信的,但于慎行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不顾个人名利得失,不惜触怒皇帝,宁肯丢官罢职也不服输。其实这正是于慎行的可贵之处,万历皇帝曾亲赐"责难陈善"四个大字,更是对其品格的充分肯定,于慎行还在充日讲官时,"尝讲罢,帝出御府图画,令讲官分题。慎行不善书,诗成,属人书,具以实对。帝悦,尝大书’责难陈善’四字赐之,词林传为盛事。"(《明史·于慎行传》)于慎行曾经悟出:"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穷为第一义。"固穷,意思是信守道义,安于贫贱穷困。作为当官的人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如果整天惦记着发财,那么"百事可做"中的事,一定是坏事,见不得人的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于慎行认为"人臣之望有三:"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谷山笔尘》卷五),他一生洁身自好、不慕权贵、刚正不阿,这在明朝末年贪污成风、世风日下的环境中实在难能可贵,可以说人臣之"三望",于慎行都做到了。在为人处世方面,于慎行说:"士大夫能绝’四语’,可与论道矣。一曰耳语,一曰目语,一曰手语,一曰足语。嗫而谈者,私也;睇笑而谈者,险也;握手而道者,伪也;蹑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满堂,言室满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谷山笔尘》卷十六),所有这些都充分展现出于慎行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这也是导致于慎行数次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远离了喧嚣的朝廷,离开了权力中心,回到了阔别很久的家乡;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可以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更重要的是可以静下心来从事写作,这在于慎行看来比什么都重要。多年的宦海生涯,于慎行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但他关心国家兴衰安危的心情却比以前更迫切了,大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于慎行是一名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对于时局和国家的前途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是当时的万历皇帝"非改过之君"(历史证明于慎行是正确的),自己"欲言不语,欲默不能,不得已而著书于庐。"(民国《续修东阿县志》卷十四)他的抱负和才能得不到施展,于是诉诸笔端,成为他排泄压抑心情的最好办法,以期把自己总结的治国良策和历史经验传诸后人。此后于慎行在家乡一待就是十七年,期间还经历过一次短暂起复: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万历皇帝立王皇后(即前面的王妃)所生之子常洛(后为光宗)为太子。万历三十三年(1605),于慎行经不住皇帝的累邀和大臣的举荐,再次出山,入京掌詹事府,但他早以厌倦官场,再加上詹事府是个冷衙门,没有多少实际工作可做,很快于慎行就以身体有病为由提出辞职,皇帝挽留不下,只好允许他离职。就这样于慎行的第三次为官匆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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