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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厢镇,原为金堂县县城今属成都青白江区,距成都九十华里,在成巴(成都至巴中)公路线上,为通往小川北要道上的重镇。抗日战争时期,于右任先生将其家属安顿在城厢镇,他本人也常来此地。
国民党中央政府于1937年11月迁重庆,于右任先生当时任监察院院长,也到了重庆。他把家属安顿到城厢镇,据城厢镇父老回忆,是1938年。其后,于先生的家属一直在这里住了几年,住在这里的好处是:城镇较小,老弱躲空袭警报要方便些,生活水平又比城市为低,水陆交通也还比较便利。但是,于先生为什么不把家属安顿在重庆近具有类似条件的小城镇呢,岂不方便些?城厢镇的父老中另有一种传说:当时,四在家族中很有些人趁抗日战争发国难财,贪污、走私视为家常。正直人士莫不痛恨。国民政府迁渝不久,揭露出一件大贪污案,于先生激于义愤,利用弹劾不但无效,反而增加了蒋对于先生的不满,处处设置障碍。于先生知道难以有所作为,乃气愤地准备离开重庆。这个消息被蒋介石知道后,就派人给他送去汽油两大桶,并附手渝一纸说:“离君即将远行。特派人给他送上汽油二桶……”实际上是催他快走。于是他到了成都。恰好于先生的老友曾道是金堂县离城厢镇只有几里的姚渡乡曾家寨子的人,就替于先生在城厢镇东南之间的平仓巷找了一个住处。
住在平仓巷的,有于先生的夫人高仲要,长女于芝秀,次女想想,三女眠眠,芝秀的儿子屈北大。高仲林是于先生的发妻,患难与共,夫妻情深,于先生后来写诗怀念她说:“白头夫妇白头泪。”于芝秀是屈武同志的夫人,即于先生诗中的“楞女”工书法,字学其父,极相似,为城厢裱工黄守庚写单条——李白《怀谢公》诗,黄守庚至今保存完好。想想在城厢时就读于私立铭贤中学。屈北大亦就读于铭贤,在学校中,打篮球打得好。城厢镇那时在铭贤读书的学生,现在都已六十来岁了,还记得想想和北大两位同学。
于先生的老友曾道,字通一。清末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并曾就学于章太炎,为人室弟子。由于与于先生同是老同盟会员,又为人正直,爱读书、习字(字亦学于体),至老不衰,生活作风简朴,二人性格与爱好相近,加以于先生素来平易近人,故两人交称莫逆。此时,曾道担任监察委员川康监察使,虽系于先生下级,于先生仍对他不拘行迹。曾道担任的也是闲职,两人在城厢镇或成都,彼此诗酒过从,往返频繁,互相敬重。曾道死后,于先生为题挽词:“能一老弟,永垂不朽。”“中山之志,余杭之学;一生不逊,是为先觉。”
于先生的生活十分简朴。他第一次到曾家中吃饭,曾道家中人以为接待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院长大人,必定要大摆筵席,水陆并陈。曾道熟知于先生的为人,以为不必。结果只备了一份红烧牛肉,另外就是面条。于先生不以为薄,欣然举箸。和曾道两人一边吃,一边谈笑风生,毫无拘束。于先生在成都老同盟会员李秋潭家中吃饭,主要问他爱吃什么,他说爱吃南瓜,就吃了一顿南瓜。
于老的书法,为举书所珍。1938年下半年,适逢根据孙中山生前的命令在城乡镇公园内建成辛亥革命著名烈士、金堂人彭家珍大将军的专祠。于先生挥笔为该祠主殿大门上方书匾一道,为“彭大将军”四个大字。曾道撰一联“一击墟秦社,千秋纪国殇”赠彭爱珍祠,亦由于先生书写。(匾对均已毁于动乱,现在复制中。)
有一次在曾道家中吃饭,饭后休息,曾道家中请于老写字,于先生允诺。由曾道的子侄辈牵纸,于先生运笔疾书,酣畅淋漓,一张单条不过几分钟,须臾十余纸。笔者之一曾大庸,因系曾道堂侄,当时在场亦乞得先生墨宝两件,惜已毁于动乱。
1940年,于先生曾一游云顶山,云顶山在金堂境内,为川西著名风景之一;山上的云顶寺,是川西著名寺院。同游者五人:林少和(监察委员),曾道,曾道之子曾用修(当时任四川省政府人事室主任,解放后任成华大学教授,病死),屈经文(即屈武同志),高尚德(亦于先生之晚辈)。在山上观南宋将士英勇抗元遗址,听山僧述“楠生石合”等有关传说,看雷雨后云飞天际,水激峡谷(云顶山在沱江岸金堂峡),于先生兴致勃勃写《游金堂云顶山遇雨》七律一道(记载《于右任诗词集》中)。又应云顶寺主持妙乐之请,为该寺写“大雄宝殿”四字。当时,附近淮口地区的土豪劣绅刘思建、唐金廷、唐治安、史铭勋、史表方、高正家、邓作霖诸人亦闻风纷纷坐轿上山,向于先生求墨宝,以便附近庸风雅。先生未予理睬。淮口裱工黄光明透逢因事在云顶山庙中,于先生写大雄宝殿四字时,他为之牵纸,于先生写完后,他大着胆子请给他写一张,于先生却欣然为他写了一幅。黄光明回忆于老写的原文为“言行君子,知所以动天地也”。事后,被思建强迫从黄手中取去。
抗战胜利后,于老返南京,以后未再到过城厢镇。而城厢镇父老,至今犹喜谈于老当年的城厢时事。于老晚年怀念旧游之地,当亦记得离成都不远的个小城镇和金堂峡的云顶山。
附:于右任先生写《游金堂云顶山遇雨》
楠生石合见情诚,五百年间愿竟成。
众口流传唐故事,山腰磨灭宋题名。
林泉如意难逃隐,雷雨连霄正放晴。
明月不来亦何憾,大云顶上看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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