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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立[1] 崔建利[2]
[摘 要]作为明代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史学家，于慎行一生著作等身、为官清廉、人格高尚。对于慎行的研究不仅可以促进地域文化和地方精神文明的建设，更是繁荣中华文化、促进祖国学术发展的重要一环。于慎行研究包括作品整理研究、生平行实研究、文学和史学成就研究等诸多方面。
[关键词]于慎行；研究；意义；主要方面
◆于慎行生平简略
于慎行，生于明嘉靖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1545年11月3日），卒于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608年1月9日），享年六十三岁。字可远，更字无垢，号谷山，世称于阁老。于慎行祖籍山东文登，一世祖于深于明洪武年间奉诏徙东阿杨柳渡（今仍属山东东阿县），约为其祖父于时移家东阿镇（当时系东阿县城，今隶属于山东平阴县）。关于于慎行的出生，邢侗和阮自华所著《于慎行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淑人（按，此指于慎行之母）一日梦庵摩罗果，悬实丰硕，食之，遂有娠。”[1]（卷一•嘉靖二十四年）似有附会，未必可信。但于慎行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却是事实：“太淑人庄慧，娴书史，尝自教先生读也。”[1]（同上）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使于慎行在品性及人格方面受益终生。而于慎行对父母也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先生贵且老，每思太淑人课灯下，辄废食。及太公讳日，必谢客，罢政事，尽哀。”[1]（同上）
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四岁的于慎行补博士弟子员第一。嘉靖四十年八月，举省试第六。隆庆二年（1568）中进士，选庶吉士。万历初年历修撰、侍讲。“先生直讲，前后有十四年”[1]（卷一•万历四年七月）。皇上对这位年轻侍讲的讲授及才学大为赏识：“于先生朗朗，超著一字，朕所会心，此岂咄嗟偶合者！”[1]（卷一末）
万历五年（1577）九月，张居正父亲病逝。按当时礼制，张居正本应解职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才可复职。但贪权的张居正担心大权旁落，决定夺情留职。这在当时深受传统礼制教化和约束的社会意识氛围中，显然是大逆不道之举，遭到了朝野上下的议论和反对。就连平日深受张居正器重的于慎行也和同僚一起，屡屡上疏谏止。张居正对此颇感意外，质问于慎行：“子吾所厚，亦为此耶？”于慎行则回说：“正以公见厚故耳。”[2]（列传第一百五•于慎行）为此， 张居正非常恼火，于慎行不得不称疾归乡。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卒，于慎行被重新起用，官复原职。当时神宗命人抄张居正老家，朝臣莫不称快，于慎行却以德报怨，特致奉诏处置张居正之使者丘橓书曰：“当其秉政之时，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知其过；今者既败，举朝争索其过，而不敢奉其功，皆非情实也。”[1]（卷一•万历十二年）强调指出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张居正，更不应连及无辜。当时尽管很多人对此不理解，但对于慎行不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的人格品性却暗暗称道。
万历十四年（1586），于慎行擢礼部右侍郎，改左侍郎，转吏部，刚上任旋即拜礼部尚书兼学士。万历十八年（1590），于慎行因和朝臣一起多次上疏，请皇上早建东宫，激怒皇帝，受到严旨诘责，不得不和许多同僚一样乞休回乡，一直在家中呆了十七年。家居期间，于慎行多以读书著述为事。
万历三十五年（1607），于慎行再次被朝廷起用，诏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以首辅入参机务。因抱病赴京，不胜鞍马之劳，末疾（四肢病）严重，朝拜失礼，归卧邸舍中，不几日即去世。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于慎行研究的意义
从中国人特有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标准来看，于慎行的一生可以用“孝子忠臣”四个字来概括。作为孝子，于慎行不仅对父母亲友充满了无比的关心体贴，对家乡乃至我们山东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也充满了浓厚的感情。“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生长于孔孟之乡，于慎行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齐鲁大地深厚的文化积淀、家乡朴实淳正的民风民俗和父老乡亲们的深情关注，为于慎行在仕途上处处表现出的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的高贵品质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底蕴。于慎行对仕途穷达看得很淡，特别是在对待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得势和败亡的态度上，于慎行的表现尤为令世人敬仰，勘称中国历代正直官员的楷模，也成为我们山东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讲义气、重节操的骄傲。从这个意义上说，于慎行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官员中的独特个体，而已成为一种文化载体和表征，因此，对于慎行的研究也就具有了多重而深远的意义。
首先是地域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意义。
平阴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代人文景观荟萃，名胜古迹众多。先圣孔子曾到平阴讲学，留下了“杏坛遗响”；三国时“七步成诗”的一代才子曹植，曾封王于本县东阿古城……到了明代，出生于东阿古城后来走向全国、成为一代帝师的于慎行，更以其出色的文学成就、史学成就、广博的学识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在本县乃至整个山东历史人物画廊中筑起一座厚重的里程碑；于慎行也早已成为一种历史偶像和楷模，赢得了世世代代家乡人的怀念和尊重。他读书讲学时的书院及其墓地于林已成为著名的风景区；他等身的著作、出色的治学及文学、史学成就以及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的为官作风更是作为源远流长的宝贵精神财富，时刻在激励着家乡人，为家乡的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正是从展示平阴县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宏扬地域文化的角度，平阴县委、县政府把于慎行研究作为打造地方文化品牌、促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平阴县政协把编写《于慎行专辑》作为2004年文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决定成立于慎行研究会，这是颇有远见卓识的。
其次是宏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学术发展方面的意义。
学而优则仕，是历代封建士子的晋身之道，也是传统儒家文化观念所倡导和认可的一种理想的“修齐治平”模式。但是，“仕”而后之“学”，对历代士大夫来说，状况却是千差万别。尽管大小官员都有舞笔弄墨的嗜好，但在治学、著述或文学、史学上有所建树的并不很多。然而，正是这些不多的士大夫文人或学者的著述和行实，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或载体。作为一代帝师的于慎行，无论其为官之道、著述成就，还是人格风范，都已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成为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学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待着后人的深入研究和发掘。于慎行曾在所著《谷山笔麈》中说：“人臣之望有三：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3]（卷五）这既是作为人臣的于慎行所追求的功业理想，也是他一生为政、为学、为人的真实写照。虽然其中的“德”“才”“清”的具体内涵和标准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但从一个知识分子或官员所应具有的德才兼备、清正廉明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规范来看，古今是相通的 ，这正是“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文化策略的逻辑前提，也是我们宏扬传统文化、进行古代文史方面学术研究的意义所在，同样，也是我们今天对于慎行作全面研究的意义所在。于慎行主要生活在隆庆、万历年间，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正在经历着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的巨大转变，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在经历宋明理学阶段后正趋于淡化和松驰：佛道思想的盛行、市民意识的强化、人心不古、传统道德沦丧……中国封建社会正经历着来自意识形态上趋向多元化的严峻考验。生活于这个时代的于慎行，从山东走向朝廷，位极内阁首辅，他的一生、他的言行、他的著述、他的交游等等，都已被定格在中华历史的长卷中，以不同的文献方式被记录、保存下来，成为中华文史资料中的宝贵财富。可以说，研究于慎行的一生，就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研究中国当时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代历史文化名人于慎行的家乡人，我们可以说是近水楼台，更有责任有义务在于慎行的系统研究方面先行一步，做出更大的成绩，让于慎行的治学和文学、历史成就及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士大夫风范在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史上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于慎行研究所涉及的几个主要方面
1、作品整理与研究。于慎行一生著作等身，有《谷城山馆全集》62卷、《谷山笔麈》18卷、《读史漫录》14卷、《兖州府志》52卷、《东阿县志》12 卷等，并参与撰修了《世宗实录》、《穆宗实录》，参与续修了《明会典》等。
《谷城山馆全集》：共62卷，其中《谷城山馆诗集》20卷、《谷城山馆文集》42卷。后代多把诗集和文集分别刊刻行世。
诗集先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由于慎行自己编录交桐乡令杨日森和海盐令杜士全刻印，清代则有《四库全书》本。全集由周时泰于万历三十五年在南京刻成。叶向高序曾述及刻印情况：“岁甲辰（万历三十二年），余过谷城，公出其所梓诗命余为序之。余谓：‘公文何以不传？’公曰：‘力不任梓耳。’余至白门，以告太学生周时泰，时泰请任斯役。公乃裒其生平著作，删定厘次，盖又更两岁，时丁未（万历三十五年）初夏也。未几而余、公同被纶扉之命，同入都，而公有末疾，卧邸中，不旬日逝矣。逝之日，时泰适告成事，以公集来，并其诗合刻之。”[4]（卷之十七《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谷山于公慎行墓志铭》）
《谷山笔麈》：该书属杂记性著作，内容分35类。前有冯琦题辞。该书记述了万历以前的许多史实，其中关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朝廷内阁的排挤倾轧、官场的腐败、士大夫的寡廉鲜耻以及社会经济文化诸状况的记载，由于多为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对研究明史有较高参考价值。另外，卷八“文学”部分，对研究文学史及于慎行的文学思想甚有助益。该书有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本、天启五年（1625）刻本、中华书局1984年6月出版的吕景琳校点本。
《读史漫录》：相当于作者读史心得或读史笔记。全书主要以《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为依据，评述历代史实人物，从传说中的伏羲氏到辽、金、元为止。对此书的行文、风格与观点，清人周天爵在《读史漫录》之《序》中大为称道：“以绝世之才，种学积古，又链之以阅世之识，衷之以至是之理而出之以力，维国是之心而成是书。”[5]这虽不乏溢美之嫌，但也道出了此书一二长处。《四库全书总目•读史漫录提要》谓此书“所论无甚乖舛，亦无所阐发”[6]，显然有失简率，对此，当代史学理论家瞿林东在《读<读史漫录>琐记》中指出，于慎行读史“以‘当天下大事’为寄”，这“正是四库馆臣所忽略的”[7]，则对四库馆臣的评价予以补充和匡正。该书有万历三十年（1602）郭应宠刻本、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本，万历四十二年(1614)于纬刻本，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黄恩彤参订本，齐鲁书社1996年本。
作为朝廷要员，于慎行的行实、思想等各方面无论在正史还是野史及其他各类遗存文献中有很多记载，这些记载都可作为后人对于慎行进行研究的宝贵材料。但是要想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于慎行，上述著作应该成为研究者最基本的依据和最重要的切入点。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发现有哪位专家学者对于慎行上述作品进行过全面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尽管上述著作中的言论观点及事典等被许多古今文献所征用，但仅此而已。很多对上述著作的综合性评价或介绍也多流于表面化，且多陈陈相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所得或结论。所以，目前很需要对于慎行的作品加以系统地整理研究，特别是作品校注性的整理，更显得重要。我们认为，于慎行历史地位的确立，最终要靠其等身的著作，不能靠别的什么。但是，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于慎行的著述，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研究者扎实的朴学功底和甘于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更需要有相应的资金支持，因为整理古籍过程中需要查阅、复制大量的文献或档案材料，要进行实地考察，整理成果的发表或出版也需要资金，所以这类校注性研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没有多少人愿意做，这也是于慎行著作迄今尚无人全面予以校勘和笺释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整理研究却是前提性的和基础性的工作，不仅可以为于慎行的各方面的研究提供最根本可靠而又方便系统的资料性版本，同时也有益于于慎行作品的保存、流传。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不避艰难和任务的繁重，于2000年向山东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申报了《于慎行全集校注》这一课题，并获得了批准。目前，这项工作正艰难地进行着，诗集（19卷诗、1卷赋）已全部校点完毕并打印成册，注释也完成了8卷多，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已同意出版这一成果。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不缺乏人力，更不缺乏奉献精神，缺少的只是资金，孔方兄限制了我们的手脚，使许多该做的事都无法去做。恕我直言，如果整理研究和出版资金有着落并及时到位，我们将会迅速完成这一课题，否则，就不知等到何年何月了。
2、生平行实研究。于慎行的一生应该是大写的一生，无论是他的学术成就、文学成就、史学成就，还是人格风范、为官之道，都有值得后人好好地研究、发扬光大之处。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到万历三十五年（1608），中国社会正处在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统治开始松驰、适应个性解放的心学逐步流行的时期，在这63年的人生历程中，于慎行走向仕途之后，就时刻以一个普通的社会人和封建士大夫的双重眼光观察着社会和人生，当时社会的形形色色也便折射在他的思想、他的言语和他的著述中；同时一切和于慎行相关的人、事、物，也都构成了于慎行生平行实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研究于慎行的生平，不仅可以生动详细地展示他曲折而又不平凡的一生，为世人再现彼时彼地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和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的封建士大夫形象；同时也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展示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礼仪等方方面面。这就是说，通过于慎行生平行实的个案研究，可以使粗线条的中国历史变得丰富多彩，让人们从更多的方面具体实际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
对于慎行生平行实的研究，可以多层面、多视角、多种形式地进行。最早对于慎行生平加以叙述的要算和于慎行相交甚厚的叶向高，他为于慎行撰写的墓志铭，简明扼要地记述了于慎行的一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于慎行学识、政绩和人格的敬仰，这应是后人研究于慎行生平行实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更为重要、最具参考价值的原始文献是《于慎行年谱》。这份年谱是于慎行之子于纬托于慎行的门人邢侗编纂，又由其另一门人阮自华撰述的，只是手稿本，从未刊刻过。 关于年谱的写作，邢侗在“年谱”之后有所交代：“长君纬以先生行履谬属侗，侗懼黔谫弗胜，幸先生《枕史》在，可拠也。《枕史》胜冠以前，备述童年、□塾、台邱、习肄、师友之详，及指次家难屡空状，所□差者，韶年一第而已。”从邢侗这段叙述看，《枕史》很可能是于慎行日记性的著作，但未见有刻本传世，更未见手稿留存，是否已失传，有待进一步查找。值得庆幸的是这部“年谱”手稿能流传下来，虽稍有残缺，但绝大部分完整，为于慎行生平行实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该“年谱”最大特点是非常详细，这在古代年谱中是罕见的。不足之处是它只孤零零地以时间为线记载了于慎行的具体行实，没有把于慎行的一生置于当时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没有特别突出和强调重点，使得本“年谱”象本流水帐，这就大大降低了其学术价值。就现代学术标准来看，该“年谱”还需要作较详细地笺补校注，增加一些当时社会文化方面对于慎行产生影响的事件、人物和细节，对其中一些问题和掌故作一番诠释或梳理，等等。如万历赐予的“责难陈善”四字，就是一典故，出自《孟子•离娄》：“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赵歧注曰：“人臣之道，当进君于善，责难为之事，使君勉之。”如仅抠字面，是解释不清的。这是其一。其二，这四个字是万历五年三月戊子于慎行晋升侍讲不久，万历皇帝御文华后殿，一正字官员对张居正说：新补二位讲官未赐字，张居正就让内臣濡墨，皇帝遂索纸疾书“责难陈善”四字以赐。于慎行《谷城山馆诗集》卷十六《丁丑三月，上亲洒宸翰，大书“责难陈善”四字以赐》，即记此事。另外，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二《纪述二》亦记曰：“丙子，殿读张公位及行补入讲幄。一日，上顾相君曰：‘新讲官二人尚未赐予大字。’相君：‘惟上乘暇挥洒。’一日，内使濡墨以俟，上遂大书二幅赐位及臣行。”其三，“责难陈善”四字，不仅赐予于慎行和张位，早在于慎行尚未成侍讲的万历二年四月，已书赐丁士美，何洛文、陈经邦、许国、申时行、王家屏六位讲臣各一幅。但叶向高《于慎行墓志铭》、张廷玉等《明史•于慎行传》等，以及今人的一些文章，却疏于考证，把这事说成：有一次于慎行讲完课，万历皇帝让拿出御府的图画传观，并命在场的讲官分题赋诗，于慎行不善书法，诗写好后即找人代书，交差时他如实上报皇帝，皇帝大悦，于是大书四字以赐。实际上，观画赋诗找人代书，乃万历六年正月己未之事，这事实也应弄清楚。这工作量也是很大的。我们亦将《于慎行年谱》的笺补作为《于慎行全集校注》的一部分列入了整理计划。目前，我们已将这一“年谱”校勘完毕并打印成册；注释也已完成大半，所剩不足半卷。当然，后面还有大量繁琐艰巨的工作要做，我们深信一定会得到有识之士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尽快完成这一课题并将成果公之于世。和《于慎行诗集校注》一样，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已答应出版这一成果。
评传体著述是进行于慎行生平行实研究的好形式。目前在评传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济南社会科学院曹善起先生撰写的《一代帝师于慎行》一文[8]。该文主要从于慎行的为官经历、人格风范和节操、学术及文学成就三个方面对于慎行的一生进行了粗线条地介绍和评述。由于受评传集成一书体例的限制，作者只能写成一篇短文，无法挥洒笔墨，我们期待着一部更为详细而厚重的专著体式的于慎行评传早日问世。在此需要说明一下，《于慎行评传》也是我们在省古籍立项的内容之一，不过尚未动手去做。我们计划待《于慎行诗集校注》和《于慎行年谱笺补》杀青后，再去启动这一工作，这样留下的遗憾可能会少一些。
此外，在于慎行生平的专项研究方面，兰州大学的王传明先生也做了可贵的探索。他的《于慎行与泰山》[9]一文，参考邢侗、阮自华的《于慎行年谱》，对于慎行七次泰山之行作了考证，分析了于氏泰山诗文的内蕴和风格特色，最后对于氏泰山情结的心理动因作了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剖析。尽管作者是从研究泰山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于慎行的泰山之行与泰山情结的，但无疑也是对于慎行生平研究的一份贡献。
3、文学创作、文学思想和成就研究：于慎行学有原委，贯穿百家。明神宗时，词馆（翰林院）中以于慎行与冯琦二人之文学为一时之冠。
于慎行文学思想较复杂。他主张诗歌要讲究神韵，颇有识见；评论李杜诗的风格，有独到之处；反对模拟、剽窃，是正确的。但他为文“求为有用”，对文学性重视不够。
于慎行的诗，音调谐畅，格律平和。他特立独行，卓尔不群，既不追逐后七子复古之馀波，又不为矫枉过激的公安派、竟陵派所牢笼。故《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慎行于李攀龙为乡人，而不沿历城之学……然其诗典雅和平，自饶清韵，又不似公安、竟陵之学，务反前规，横开旁径。逞聪明而缅古法，其矫枉而不过直，抑尤难也。”[6](《谷城山馆诗集提要》)在诸体诗作中，其歌行最有特色，如《长安道》、《武安侯墓歌》、《双林寺歌》等，通过对“权贵”、“大珰”那炙手可热的气焰顷刻消歇的描述，寄寓着诗人生发出的人间荣辱反复无常的感慨，写得音调谐畅，舂容宏丽。陈田赞曰：“沨沨乎朱铉大雅之音。”[10]（庚签按）
于慎行的文，尚平、粹、浑、实，较为质朴，一时称大手笔。明末大学者黄宗羲评曰：“其文博赡经世，固是名家，时露方板处。”[11]（p198）
上面几段文字只是对于慎行文学思想及创作成就的综合而颇为表面化的概括介绍。于慎行著作和创作中所呈现的深层次的文学思想、创作风格和艺术特点，等等，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地研究探讨。到目前为止，对于慎行的文学成就进行研究的学者还不多见，这方面的论著更没有。只有山东友谊出版社赵琪、唐尧的《略论于慎行及其诗文创作》[12]一文，结合于慎行的生平行实，概括性地分析了于慎行的诗文（主要是诗歌）创作的特色和主要内容顷向。
4、史学思想及成就研究。于慎行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卓越的史学家，其《读史漫录》表述了他对一些历史现象的看法和评价，体现了他的史学观和方法论。四库馆臣评价《读史漫录》曰：“所论无甚乖舛，亦无所阐发。”[6](《读史漫录提要》)这究竟有多大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很值得后人作深入研究，因为四库馆臣毕竟是站在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阶级立场上来评价于慎行及其《读史漫录》的。据笔者所见，《读史漫录》在于氏所有著作中被引用的频率不亚于《谷山笔麈》，足见其在古典文献中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除了《读史漫录》外，《谷山笔麈》中也有很多地方展现了于氏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论，这些都为后代的史学和史料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目前对于慎行的史学思想及方法作专门研究的学者尚不多见，只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当代著名史学理论专家瞿林东先生曾写有《读<读史漫录>琐记》[7]一文，就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北京师范大学的史学博士生廉敏的《于慎行<读史漫录>的历史思想》[12]一文，从治乱之原、决策与用人、民族关系、时势与机括四个方面论述了于慎行的史学思想。
总之，于慎行其人、其著述是很值得研究的，也是经得起研究的；但是，这一研究领域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处女地。我们殷切地期待着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和后起之秀到这里来拓荒、耕耘，让于慎行走出平阴，走出山东，走向全国。于慎行本来就是全国性的人物，我身为山东的专家、学者和后起之秀更应该关注于慎行研究，钩沉考稽，发微洞幽，使于慎行及其著述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1]邢侗，阮自华.东阿于文定公年谱[M],手稿本.
[2]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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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焦竑.征献录[c].上海书店，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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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7]学林漫录（第十四集）[M]，中华书局，1999.
[8]济南名士评传[M].齐鲁书社，2002.
[9]王传明.于慎行与泰山[A].李正明.张杰主编.泰山研究论丛（第四集）[C].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
[10]陈田.明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1]马良春等.中国文学大辞典[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12]文史哲.2002(6).
（作者系聊城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作者2系聊城大学图书馆馆员、文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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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18 20:5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