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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后枯槐更着花，堂前风静树阴斜。
三间老屋今犹昔，愧对流亡说破家。
这是我前年归省三原西关斗口巷老屋的诗。古人说得好:“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当我回去的时候，我那破旧的宅子里，留下的几间老屋，看去都像亲人一般，这是何等可以感慨的事。况我生在历史上代产圣哲的关中，有雄壮的地理，有深厚的文化，又有亲爱的家庭，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要当堂堂地做个人。不谓年光流转，白发盈颠，在这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但觉学问荒疏，不敷应用，对于国家民族，又如何的抱愧呵!
我的故乡是陕西泾阳斗口村。所谓斗口，就是白公渠——今之泾惠渠——分水的一个口子。那时水量很少，农田灌溉，甚为困难，这个支渠，虽灌地不过百数十亩，得之已不容易。我于家的始迁祖，已不能深考，但住此必有很久的年代，所以乡人称为斗口于家。于姓本来不繁，在清朝中叶，尚有五家，回乱后只剩三家。我生在三原东关河道巷，又在三原读书应试，因此就著籍为三原人了。
我们一家共三房：先伯祖象星公生大伯父宝善公为大房，先祖峻堂公生先二伯父汉卿公(宝铭)，先严新三公(宝文)，为二房和三房。先二伯父配房太夫人。我的母亲是赵太夫人。二伯父先在南昌经商。旋赴香港。先严则12就步行入蜀，做江津典铺的学徒，后方转至岳池。那时我家生活日艰，由三原迁回乡下。及祖居被毁，又迁住村东湾子杨堡。先母生我后即多病，既感于家庭处境之难，又无钱医治，遂郁郁以终。时我尚未满二岁，于先母的一切，全不知道，只记得后来伯母说：“陕乱平后，汝外祖由甘肃静宁县逃荒东来，手携汝母，背负汝舅，至豳州长武间，力竭食尽，又因汝母足痛不能行，恐牵连大家饿死，不得已弃之于山谷中，行数十里矣，骆驼商人，见而怜之，载以行，追及汝外祖，赠以赀而还其女。”又说：“汝母面方而敦厚，与心如一，那是使我最不能忘的。”这一点惨痛的历史而已。
我以一无母之儿，又处在单寒孤弱的家庭中，所以能成立为人，幼不失学，可说全由伯母房太夫人停辛伫苦而来，伯母之恩，真是我毕生所报答不尽的。伯母是泾阳杨府村人，家世业农，排行第九，故幼即称为九姑娘而不名，17来归。嗣二伯父去香港，每一家信动辄经年。先严在川，亦隔三年始得一归。因此伯母和先母，妯娌同居，相依若命。当先母逝世前的半月，伯母适归宁母家，一夜，梦迷离风雨中，墙头有妇人携一儿，垂泪相招，心知其事不祥。及归，先母病已剧，泣谓伯母曰：“此子今委嫂矣，我与嫂今生先后，来世当为弟妹妻子以还报耳。（按先后即妯娌，字见史记，读若线侯，今乡人土话犹然。)那时我初离乳，身弱多病，伯母带往杨府村就医，归而新宅又毁，自此随伯母居外祖家中，历时九年。外祖家中人，莫不敬伯母，也莫不爱我，虽人口加多，农产有限，丰歉寒暖，从无不欢。村中老妪某谓伯母曰：“九姑娘抱病串串侄儿，欲了今生，岂不失算？况儿有父，父又一子，即提携长大，辛苦为谁？又其伯父闻已卒于南方，九姑娘以青年寄食母家，眼角食能吃一生乎?”伯母应之曰：“受死者之托，保于氏一块肉，那个望报？设使无此母家，亦当为佣以给吾儿。如其父归携儿以去，则为尼终老，亦所甘心。”这可见伯母立志之如何坚定，和爱我之如何真切了。自回捻战后，农田半荒，乡人多兼营畜牧。表兄敏事，积岁钱买一跛羊，不久即产小羊，我亦絮絮欲得羊如表兄，伯母用三百钱复买一跛的。某日冬牧，我私随诸牧儿往，忽有狼三头，从荒草中跃出，诸牧儿和羊群均惊散。我们两只跛羊，为两狼所攫，在坟角啮食。时我方在坟东，专力掘野红根(河南人谓之牵巴巴)，一狼据墓西，相距不过数尺。村人杨姓在田中望见，手执镰刀奔至，挟我归家。伯母闻警急出，匍匐道中，几不能前。事后，诸舅父因小儿无学校收容，溷迹羊群，甚为担心，于是乱后兴学之议以起。旬邑老儒第五先生(第五轮之后)，年六十余，出山谋作农佣，见乡人修学塾，自荐为师。我遂于7岁的春天，以一个流离的孤儿，入村中马王庙为学生。
第五先生授课凡两年，见我入学以时，衣敝而洁，询知其故，深为叹异，于是教我益加尽力。离馆时，抚我曰：“世间无母之儿，安得所遇尽如汝哉?”盖先生幼时亦抱家庭之痛也。伯母于每年寒食节，必带我回乡扫墓。两村相距，约12里，有时诸舅以牛车相送，有时步行。某处老坟，某处新坟，至此必郑重以告。至先母坟前必哭，哭必祝告：“儿几岁矣，读书几册。”我闻而悲恸，读书不敢不勤。农忙时，亦随伯母及诸表弟至田间拾麦；往往拾之于舅父陇畔，复卖之于舅父，舅父仍一再以勤劳相勖。我有归省杨府村外家诗五首，追记那时的情形：
朝阳依旧郭门前，似我儿时上学天。
难慰白头诸舅母，几番垂泪话凶年。
无母无家两岁儿，十年留养报无期。
伤心诸舅坟前泪，风雨牛车送我时。
记得场南折杏花，西郊枣熟射林鸦。
天荒地变孤儿老，零涕归来省外家。
桑柘依依不忍离，田家乐趣更今思。
放青霜降迎神后，拾麦农忙放学时。
愁里残阳更乱蝉，遗山南寺感当年。
颓垣荒草农神庙，过我书堂亦泫然。
到了11岁，伯母因乡间缺乏良师，带我至三原东关，依三叔祖重臣公。三叔祖望重一时，交游甚广，与毛班香先生(经畴)友善，因送我入毛先生私塾肄业。是年先严返里，继母刘太夫人来归，亦赁居东关石头巷。但我则仍依伯母，伯母督课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过失，或听到我在塾中嬉戏，常数日不欢。其爱护之心和严正之气，至今梦寐中犹时时遇见。
毛班香先生，是当时有名的塾师。我从游九年，读经书，学诗文而外，对于他专心一志的精神，尤其佩服。他常常对我们说：“我没有什么长处，只是勤能补拙。”这虽是先生的自谦之词，却是他生平所身体力行的。毛先生的教授法亦甚特别：由他自教大学生，更由大学生分教小学生。平常每日授课一次，夏季日长，则加课一次，都须背诵，并带背旧书，所以读书比较精熟。尤其值得记述的，是太夫子汉诗先生(亚长)。太夫子亦曾以授徒为业，及年老退休，尚常常为我师代馆。他生平涉猎甚广，喜为诗，性情诙谐，循循善诱。自言一生有两个得意门生，一是翰林宋伯鲁，一是名医孙文秋，希望我们努力向上，将来胜过他们。对我的期望尤殷，教导也特别注意。太夫子又喜为人作草书，其所写的是王羲之的“十七鹅”。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从何而来。当时我也能学写一两个，但是现在已记不得了。
在毛先生私塾时，我已开始学作古近体诗，如唐诗三百首，古诗源，选诗等，都曾读过，但是循文雒诵，终觉不生兴味。一日先生外出，我以大学生的资格，照料馆事，书架上有文文山谢叠山诗集残本，我取而私阅，见其声调激越，意气高昂，满纸的家国兴亡之感，忽然诗兴大发，我之做诗，殆可以说由此悟入。
至于我之所以略识学术门径，却以得益于庭训为多。先严虽为家境所迫，早岁经商，但自修甚勤；又从师问业，博览群书，所以见识反较一般科举中人为高。尝乎写史记全部，点过十三经两遍。辑修家谱，选成治家语录三卷；又尝借抄张香涛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寄存家中。某书当读，某书某处重要，亦时以问业所得，在家信中示及。岳池典铺中的掌柜马芰洲先生(丕成)，是明儒马溪田先生族人，喜刻先代遗书，常嘱先严任校勘之役。先严又爱读袁子才的小仓山房尺牍，以为社会应用，最为便利；马先生的父亲曾经注过此书，先严为之整理刊行，至今岳池尚有刻本流传。某年先严回里，除料理家务外，一面从陈小园先生学医，一面则自修经籍。我日间上学，晚则回家温习，父子常读至深夜，互相背诵，我向先严背书时，必先一揖，先严向我背书时亦作揖如仪。我在斗口村扫墓杂诗中有如下的一首：
发愤求师习贾余，东关始赁一椽居。
严冬漏尽经难熟，父子高声替背书。
就是咏的那时的事。先严最喜买书，在岳池刘子经先生典当时，陆续寄归的已经不少。但是每年的薪水不过数十两，回家又须还债，家境甚窘，虽不至于挨饿，但有时竟至没有盐吃。及移住东关渠岸喻宅，前院是一个炮作房，我每天饭时回家，便去做炮，或打炮眼，或装药线，每盘制钱一文，一日可做三四盘，用以贴补家用，添买纸笔，有时亦买糖以自慰，那时一枚糖只值一文钱，但开支已觉得奢侈了。一夜炮房失火，掌柜全家烧死，我的卧房与之毗连，几乎波及。隔日见炮房墙脚有火药三大瓮，抚之余热未退，幸上有石盖，未经爆炸，否则早已葬身火窟了。
炮房毁后，我失去了大宗收入，好似工人失业一般。因试往本县学古书院考课，第一次就得了二钱银子(每钱换制钱一百一十余文)，此后时被录取，经济复形活动。15岁，同学多劝我应试，三叔祖和先父，恐荒废学业，都不赞成。到了17岁，赵芝珊先生(维熙)督学时，我以案首入学，塾中功课始渐自由，所读的书，可以由自己选择，先生不过任讲解督课之责而已。两年后，毛先生谓我学已小成，应出从名师，以资深造。所以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我都曾经住过。时读书稍多，诗赋经解均略能对付。而所作八股文，则与当时的风气不同；以书礼、史记、张子正蒙等书为本，只重说理，不尚词藻，见者多疑其抄袭明文，因此各书院会课，不是背榜，就是倒数第二，居恒郁郁不乐。及叶伯皋先生(尔恺)入关督学，我始得露头角。
叶先生在当时学使中，以学问渊博著称，幕府中如叶澜、叶瀚(浩吾)两先生，都是东南知名之士，尤好讲求新学。学政衙门，本设三原。叶先生下车伊始，观风全省，出了几十个
试题，各门学问，无不具备，缴卷以一月为期。我勉强做了十许篇，冬寒无火，夜间呵冻所书，忽浓忽淡，甚形潦草。但叶先生对我的文章特别激赏，评语有“西北奇才”之目，更嘉奖了许多话。传见时，授以薛叔耘出使四国日记，勉我留心国际情形。并谓：“此书只带来一部，阅读后仍须缴还。”真可谓刮目相看了。我经叶先生识拔，时誉渐起。叶先生任满后，沈淇泉先生(卫)继任督学。因我处连年荒旱，死亡枕藉，沈先生在东南募集巨款，创设粥厂，欲得一少年有为之士，担任其事。时我在宏道书院肄业，以孙芷沅先生之荐，特调我出任厂长。我初出学校，见饥民多多少少，鸠形鹄面，啼饥号寒，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厂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病。幸厂中会计独立，责任较轻。至第二年麦子将熟时，以余粮分给饥民，厂事因之结束。厂中有民夫二十余人，经数月来之教导，本是一种很有用的力量，因为无法保存，只好割心割肝般的遣散。厂址在三原西关，即现在我所办的民治学校也。我在粥厂近一年，虽得了一点办事经验，但其时正在求学期间，课程上损失甚多，终觉是可惜的。及粥厂散后，沈先生送我入陕西中学堂肄业。
我之入陕西中学堂，在庚子春间，校址为西安有名的北院。总教习江夏丁信夫先生(保树)，精熟经史，讲解详明，我从游半年，受益最多。及庚子之变，西后母子入陕，北院改作行宫，学校无形解散，又令堂中师生，衣冠出城，迎接圣驾。在路旁跪了一个多钟头。我于愧愤之余，忽发奇想，欲上书陕西巡督岑云阶，请其手刃西后，重行新政。书未发，为同学王麟生先生(炳灵)所见，劝我不要白送性命，始止。这种幼稚思想，由今思之，真是可怜。
陕西提倡新学最力而又最彻底的，当推三原朱佛光先生(先照)。朱先生本是一个小学家，其治经由小学入手，其治西学则从自然科学入手，在当时都是第一等手眼。自谓是明秦王之后，故讲学时多绍述明末遗老精神，以励后进。其盟弟长安毛俊臣先生(昌杰)，则以经学家而兼擅词章。二人学行契合，相得益彰。朱先生曾与孙芷沅先生发起天足会，又创设励学斋，集资购买新书，以开风气。那时交通阻塞，新书极不易得，适莫安仁、敦崇礼两名牧师在三原传教，先严向之借读《万国公报》，《万国通鉴》等书，我亦借此略知世界大势。及闻朱先生以新学授徒，向往甚殷，遂以师礼事之，朱先生亦置我于弟子之列。因朱先生的关系，又得问业于毛先生。同学中我最要好的如王麟生先生(炳灵)、茹怀西先生(欲可)，程搏九先生(运鹏)等，都往来于两先生之门。眼界渐宽，所治学问，亦不甘以考据词章自限。茹程二同学喜读曾胡遗集，朱先生曰：“文章虽佳，题目则差，请你们留意。”我闻之大为感动，有一次竟将所有新书烧毁，颇有“天地悠悠，怆然涕下”之慨。这都是我们少年时之狂态，也是受的朱先生的影响。因为经朱先生之启沃，我们的思想，已经渐渐地解放了。
那时关中学者有两大系：一为三原贺复斋先生(瑞麟)，为理学家之领袖；一为咸阳刘古愚先生(光蕡)，为经学家之领袖。贺先生学宗朱子，笃信力行，我幼年偶过三原北城，见先生方督修朱子祠，俨然道貌，尚时悬心目中。刘先生治西汉今文之学，精四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资治通鉴)，兼长历算，为味经书院山长，曾刻经史甚多，以经世之学教士，一时有南康北刘之目。戊戌政变，刘先生感愤之余，曾遥祭六君子，为清吏所嫉视。我之谒见刘先生，已在戊戌十月，其时谣言朋兴，刘先生见我至，诧曰：“汝何为于此时就我乎?”我曰：“正唯此时，我乃来就先生也。”刘先生闻言甚为惊异，待我甚优。虽从游一月，先生即解馆回烟霞洞，但是印象却甚为深刻。
我之革命思想，固然以朱佛光先生的启沃为多，但在幼年寄居杨府村外家时，却有一段故事，应该补述。西北风俗，农人日工完毕，多至场畔“喝汤”。所谓喝汤，就是南方的消夜，也可以说是吃晚饭。场广一亩至数亩，平时为曝农作物之用，喝汤时则分配次日工作，或谈闲天。一日我的表弟说：“我读完百家姓，何以县官的姓，书中不见呢?”四外祖答道：“他们是满洲人呀！满洲人打败了我们的祖先，将中国的江山占了，所以我们的百家姓上不要他。”当时我亦莫名其妙，但起了一个民族意识的憧憬。后来学习举业。循例应试，这个民族意识，亦若晦若明，旋蛰旋动，没有什么确定的界限。及至从朱佛光先生游，先生识见甚高，讲学亦极为大胆，时时得闻革命的绪论，但仍只是一个启蒙时代。及庚子以后，我的民族思想，始日益高昂。时有拳案罪臣毓贤的二弟毓俊等，隐居三原东里堡，在清凉山唐园等处题壁诗甚多，满怀悲愤，写作俱佳。我却以民族的立场深非其人，曾题诗其旁，有：“乃兄已误人国家”之句。我之为升允所注意，殆以此事为始。
我此时心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至大的事业，但是东奔西突，终于找不到一条路径。平时所读的书，如礼运，如西铭，如明夷待访录，甚至如谭复生仁学，都有他们理想的境界。又其时新译的哲学书渐多，我也常常购读，想于其中求一个圆满的人生观。但书是书，我是我，终不能打成一片，奠定我思想的基石，解除我内心的烦闷。我小时，二伯父曾经叫我到香港读书，以家计困难，未能成行。及闻上海志士云集，议论风发，我蛰居西北，不得奋飞，书空咄咄，向往尤殷。因思兴平、武功一带，为周室开基之地，历代以来，名贤名将，史不绝书，颇欲一游其地，以资观感。适兴平县知县杨吟海先生(宜瀚)托妹丈周石生先生(镛)聘我教其两弟，遂欣然而往。在兴平时，我做诗的兴会甚浓，今摘录杂感一首，以见一斑：
柳下爱祖国，仲连耻帝秦。
子房抱国难，椎秦气无伦。
报仇侠儿志，报国烈士身。
寰宇独立史，读之泪沾巾。
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国民。
当时像这样的诗，做得不少，由友人孟益民、姚伯麟二先生帮忙付印，名曰“半哭半笑楼诗草”。就诗格而论，真应该悔其少作了。杨吟海先生是四川名士，从军新疆多年，在兴平县任中，勤政爱民，提倡新学，政声甚佳。我在署中，除教书以外，并帮他看学校课卷，他亦在闲时为我说西北情形。及我乡试中式，他升任商州知州，故拉我作商州中学堂监督。
我因诋諆时政，狂名日著，及诗草刊行，益为清吏所忌。甲辰年的春天，我将商州中学的事，请李仪祉(协)、茹卓亭(欲立)两先生代理，即往开封应试，陕甘总督升允已以“逆竖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等语，密奏清廷。时拿办密旨已下，会电报和驿站都发生障碍，明文未到，不好动手。同学李和甫(秉熙)先生的尊人雨田老伯(云贵)，探知升允出奏之讯，因商诸先严，拟专差往开封送信。当时颇有人以为官家交通便利，恐于事无济的，但李老伯力主用可能的方法，以尽人事。由三原至开封，驿程计十四天，李老伯用重金雇了一个认识我的信差，限七天送到。信差如期到开封后，不知我住在何处，正在询问，适我因烦闷，与同学南右嵩到街头散心，不期而遇，遂于当夜准备出走。李老伯事前擘画周详，因禹州有他所设商号，令我往避。但我早有赴上海的计划，所以天明即坐小车出城，经赴许州，倘再迟三、四小时，缇骑即至，我就不及出走了。秦豫各地风俗，新岁贺年，客人的大红名片都贴在壁上。临行，我揭了名片二十余张，沿途遇人盘诘，即随手取一名片，以片中姓名应之，居然渡过难关。到了许州，坐在火车头的炭窝中，至驻马店，换车到汉口，此时名片也用完了。李老伯平时相待甚厚，以我贫寒力学，时加周济，此次出险，尤全仗其力，在这里特书以为纪念。又同时应试的王曙楼先生(文海)，王心芸先生(存厚)，朱仲尊先生(志彝)，都是我最要好的同学，自我离汴后，捕吏追至巩县，将他们羁留经月，几被株连。旧仆吴德，历受严刑，终未将我行踪供出。这都是我所感念不忘的。到汉即时东下，舟次南京，潜行登岸，遥拜孝陵，感愤成诗一首：
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
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我25岁以前的事，大约如此，到上海以后，受恩最重，得益最多的，是亡师马相伯先生。从此即以学校和报馆为基础，尽力国事，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抄我去年答乡人劝北归的金缕曲一阕，以作本文的尾声。
百事从头起，数髯翁平生湖海，故人余几！褒鄂应刘
寒之友①，多少成仁去矣。到今日风云谁倚?人说家山
真壮丽，好家山须费工夫理。南与北，况多垒，乾坤
大战前无比。愧余生，嵯峨山下，卫公同里。不作名
儒兼名将，白首沉吟有以。料当世知君何似，闻道伤
亡三百万，更甘心血染开天史，求祖国，自由耳。
1940年1月上海大学同学会总会刊印
注释：
①寒之友，是余与经颐渊先生所组书画社
童年时代的于右任
房建琦
于右任先生两岁半时，母亲赵太夫人便因病去世。当时，他的伯母房太夫人(我的姑祖母)寡居无子，便将他收养膝下，视同己出。
房太夫人常带于先生住在娘家(陕西省泾阳县杨府村)，其兄房宗海(我的祖父)对于先生亦爱护备至，稍长，即送往本村农神庙上学，及至12岁，又让他赴三原读书。其时房太夫人也一同前往三原，以便照料侄儿，用费仍由房宗海先生供给。后来，于先生曾多次做诗怀念房氏舅家，我记得的有这样三首：
无母无家两岁儿，十年留养报无期；
伤心诸舅坟前泪，风雨牛车送我时。
记得场南折杏花，西郊枣熟射林鸦，
天荒地变孤儿老，零涕归来省外家。
愁里残阳更乱蝉，遗山南寺感当年；
颓垣荒草农神庙，过我书堂一泫然。
于先生住在房氏舅家时，常在读书之余同表兄弟一起放羊、割草。一天，忽有野狼袭来，叼走了一只跛羊，他立即举棍追赶，终于在众乡亲围捕下夺回羊只。房太夫人闻知，惊慌若狂地爬到山上，一见侄儿即紧抱怀中，视其未伤才破涕为笑。于先生后来忆及这些往事，曾做诗云：
桑柘依依不忍离，田家乐趣更今思；
放青霜降迎神后，拾麦农忙散学时。
袖中书本袋中糖，入学相携感不忘；
恸绝江南亡命日，弥留犹唤我还乡。
(原载1984年11月10日《团结报》)
于右任在宏道大学堂答卷
《周礼冢宰》以九式节财用，论者所以格君心之私。今欧洲议院亦重监财权。英主维多利亚议增幼子之俸，竟以国人皆曰不可而止，是彼国颇合古法之明证。试博考古今推论其得失。
国用界说，以不溢乎国用为界，此古今计学家之公例也。所以然者，官天地府万物之大用，必以衡天地权万物之大计平之。为君用非。盖灌输君民上下之用财，团结君民上下之为国。财者地面上之公产也，国者地面上之公器也。故文明国宪法之精义，国民之精神，财政之宗旨，以专注乎国为急务，尝闻泰东西政治家之言矣。《周礼》中国最古之书也，言财用以九式节之；议院西国最善之制也，论财权以议院监之。西国之所谓权，即《周礼》之所谓式；《周礼》之所谓节用，即西国所谓预算。理学家徒谓为格君心之私，实不若取计学家示君权之限之说诂之为碻也。夫监财权西国议院何以重之若是哉?盖财者民之膏血，国之命脉也，以膏血命脉而任暴君污吏摧残之，妇孺阉宦朘蚀之，言之至是，曷胜痛恨!以维多利亚之英武慈仁，而欲增俸幼子，非英人民气之发达，议院之权重，乌能回天哉。由是观之，国家之大计实在财，国家之大计尤在权，财以拓权，权以卫财，财权兼备，国用乃济。论者谓欧洲之财政，每合中国古法，盖公理之在人心，虽独夫民贼不能灭，崇山峻岭不能阻也。盖尝推论古今用财之道有三：曰为国，曰为民，曰为君。为国者有二：曰用兵，曰交邻；为君者有二：曰私人，曰私产；为民者有二：曰养民，曰教民。若康熙、乾隆两朝，若华盛顿、林肯，皆为民用财者也；若汉武帝、元太祖、明太祖，若恺撒、亚历山大、大彼得、拿破仑，为国用财者也；为君用财者，中外曷胜偻指，而秦皇、汉高其最著者也。盖民力物力之所积，即为国力权力之所及，不致谨于民力物力，必致解其国力权力，有必然者。览古今中外国用财政之纪事，病国、病农、病工、病商、病兵、病天下后世，而独饱吏胥、饱支庶、饱贪官、饱宠爱、饱盗贼、饱无业游民，用财不善，劣败如此，此可为痛哭流涕者也。今中国财政之病三冗：曰冗兵，绿营腐败之兵，入关从龙之彦，耗财一也；曰冗吏，朘削官帑者半，朘削民生者亦半，耗财二也；曰冗官，捐虽停而已捐者盈天下，俸虽薄者而朘民者抵养廉，耗财三也。然深究其财政之破坏，一言计之曰，无预算而已矣。呜呼，三代下最有功生民之学者惟理财，三代下最为害生民之学者亦惟理财；列国经济界最有功生民之用者惟计学，中国政治界少经济之争者亦惟计学。当今日风潮最烈之世界，一丝一粟，一珠一粒，皆与国计民生相关切，造时势者，庶几长虑而深计哉。
欧人谓俄彼得为诺颇连、查理曼二人合一论
时势铸英雄，英雄铸时势，有时势乃有英雄，有英雄乃有时势。故有时势所造之英雄，有英雄所造之时势。然则衡时势者衡英雄，论英雄者论时势而已矣。俄罗斯野蛮国也，大彼得野蛮王也，然辟荆榛、广教化、兴学术、励实业，使俄臻文明之域者，果何人哉?不畏谤怨，不耻师学，不惮跋涉，开窗闼以眺欧洲，留遗命以辟亚洲，使俄执万国之霸权者，果何人哉?彼得，真铸时势之英雄哉!若夫后彼得而生之诺颇连，固一世之雄也。观其蹶奥覆普，抗英伐俄，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然其性急而褊，勇而无谋，世或惜之。虽然，开欧洲今日之文明学术，与有力焉。说者曰，具彼得之一体而已，时势所铸之英雄也。若夫先彼得而生之查理曼，故第七世纪中之雄主也。观其取伦巴多，击萨索厄，伐巴威略，其武功之振荡有如此；建招贤馆，兴学校，恤贫民，劝农桑，其善政之卓绝有如此；习各国语，汇古名将勇士之歌，挥剑举重，旁若无人，其智勇之绝特又如此。然不能脱教皇之羁，而转受金冠，世或惜之。虽然，欧洲开化实原于帝，共功德不可没也。说者曰，具彼得之一体而已，时势所铸之英雄也。然则为时势铸之英雄易，为铸时势之英雄难。彼得者输外国之文明，以敌己国者也，故独为其难，诺颇连、查理曼引己国之文明，以敌外国者也，故特为其易。敌己国者，以一人与一国战，英雄铸时势也；敌外国者，以一国而对一国战，时势铸英雄也。铸时势之英雄只得其一体；时势铸之英雄，与铸时势之英雄比较，则铸时势之英雄独现其全神；故欧人谓彼得为诺颇连、查理曼二人合一，蒙无以易之矣。
两利为利说
计学家有最大公例焉，曰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己利人非也，损人利己益非；损上益下非也，损下益上亦非。斯密亚丹创此旨，作书数十卷。生计学出版之日，即政治界革命之时，而经济主义遂飞跃于地球。数百年来，蠲保富之法，平进出之税，皆斯密氏此宗旨所振动。而改革者也，然后知大利者，同利也。必区区于彼此盈绌之间，非天下之公理也。
(抄自中共三原县委统战部，窦匀哲标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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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0 23:08: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