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于右任先生(三篇转载）

于振华

回忆于右任先生   
王鸿俊

   
    于右任先生，陕西三原人。父于新三，行商于四川。于先生母早逝，受养于伯母房太夫人，太夫人爱如己出，先生青少年时起，即交结豪侠，如与三原陵前的刀客黄明(黄子祥之父)往来，及壮奔走革命，致太夫人病逝未能亲视含殓，曾有“做炮孤儿今白头”之痛，曾亲撰并正楷书碑文以表其哀思。
    先生青少年时，曾与茹欲立诸先生，受业于三原朱先照(佛光)先生主教的泾阳味经书院。后与茹先生在商县办新学，鼓吹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
    先生的革命思想，启蒙于朱先生。朱先生为清末关中有名的汉学家。时称北朱南毛(毛俊臣)。因列强不断侵略，清政府丧权辱国，朱先生力反科举，主张新学，初赞赏张之洞，嗣反康、梁，晚年尤崇拜孙中山先生，鼓吹革命，终生从事教育事业。三原三代人几均出于朱先生门下。
    犹忆1923年，朱先生年近八十高龄，更病腿持杖以行。仍为三原三师、渭中、县高各校教授国文及历史。曾把广州报载“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文油印，对县高二年级学生讲授，并说：“我等不及了，你们年轻，须知这个主义为绝大多数穷人讲话，将为世界上主要思潮。”1924年朱先生曾对三师二年级学生推荐《独秀文存》(四册)。并说一部《古文观止》只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可读。烈士赵宗润(富平杜村人)即为该班学生。朱先生逝世时，犹恨未能生见孙中山先生。
    清光绪末年，于先生与三原王文海先生同赴开封应科举考试，因题“半哭半笑楼”反清诗，那拉氏(慈禧)下令通缉。遂亡命日本。即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后回国主民呼报笔政。专从事于革命，这是与他青年时代受朱先生教育有密切的关系。
    先生奔走革命不克定居，除原籍高仲林夫人外，外地尚有黄(仁爱)、沈二夫人及居香港之陈夫人。先生有四女(长女于芝秀为高夫人所生，此外尚有绵绵、想想、无名)三子(长子望德、次武、最小者中)，长女与屈经文结婚，生子北大，长子与胡瑛结婚，均曾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生乔基。
    先生原籍故居在三原西关文昌巷，并在西渠岸设民治中、小学及斗口农事试验场。此外北京西城菊儿胡同及上海静安寺路均有寄居及重庆以西山洞(地名)平房数椽。
    1918年先生拥护孙先生护法(临时约法)，在三原与胡景冀成立靖国军，与北洋军阀陈树藩(督军)、刘镇华(省长)战斗经年。
    袁世凯窃国称帝时，在上海刺杀了宋教仁先生，于先生冒险亲自料理宋之后事，并照顾其遗族。1929年先生任南京审计院长时，任宋子振吕为该院协审。先生与宋先生相知甚深，而与代表江浙财阀的陈英士不睦，此为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嫉恨先生之主要原因，其不和由来久矣。南京政府成立，蒋介石宁使五权缺一权，畀于先生以审计院长。而只设行政、考试、司法、立法四院，直到1930年与阎(锡山)冯(玉祥)中原战争之后，以赵戴文系阎锡山派，始成立监察院以赵为院长，1931年赵辞职后，始任于先生为监察院长，殆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如此耳。
    1926年秋，于先生访问苏联归至三原，此时三原城围甫解，北伐军汀泗桥，贺胜桥大捷、叶挺军正围攻武昌，湖南农运蓬勃发展，三原群众在东关召开大会欢迎于先生，先生号召驻军(当时三原驻有田玉洁、姚振乾、王保民、李子高、党跛子、牛腿等部)响应北伐，歌颂苏联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歌颂世界革命导师列宁，记得先生曾有吊红场诗：
    一片红场红复红，照耀世界日方中。
    列宁同志何曾死，犹呼口号促进攻。
    于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国共合作前，即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大学，自任校长，聘共产党人瞿秋白为该校社会科学系主任。此外李季、恽代英均为该校教授，李季授政治经济学，恽代英讲中国近代史(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瞿秋白授唯物史观及普罗文艺论(普罗列他里亚系英文无产阶级的音译)，不少上大学生去苏联学习，凡由中共介绍去的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由国民党介绍去的则在孙逸仙大学。但均参加了中共旅莫支部。于先生不仅把女儿于芝秀送苏联学习(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而自己也去苏联访问，这在国民党左派中，大概是唯一的(陈友仁是宁汉合作汪精卫背叛革命后才去苏联的)。
    1926年于先生由苏联回国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冯玉祥部解西安之围，先生出任该军驻陕总司令兼陕西省主席。
    当时不仅先生周围多是共产党人，如魏野畴、刘含初、王绶金、马骏天(马文彦)，而西安当时唯一的日报——《国民日报》也由共产党人白超然、刘云汉(天章，1931年任山西地下党省委书记，被阎锡山残杀)主笔政。且省农协、工会、妇协及青年革命组织均公开成立并展开活动。党并在东大街设立了“廿八书报社”。国民党也召开了全省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陕西省党部。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及各部部长均为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人。当时长江以北以陕西革命形势之高涨为北方第一，这与于先生是分不开的。
    宁汉分裂时，于先生赴武汉，及汪精卫背叛革命，继之蒋冯汪合作(1927年7月15日郑州会议)。先生迫于形势始去南京。但1941年先生为中央训练团讲国民党史叫我代为编写讲稿，我曾向先生询问有关宋教仁主张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当时先生同意宋的主张与陈英士对立从此始)及郑州会议后，继之清党等问题，先生沉思后说：“我一生任何时候总想免生民遭受涂炭，所以……”似有难言之痛，此种隐衷，见于先生在重庆时写给我的醉高歌(曲牌名)第五阕“山河百丈人民病，五丈原头自省。”
    1931年2月先生继赵戴文任监察院长后，南京政府始把审计院改组为审计部，以该院副院长茹欲立先生任部长。
    同年国民党著名政客胡汉民策动两广的军阀，发动了蒋陈(铭枢)战争，蒋在抗日运动及内部倾轧双重压力下曾一度下野。由于英美日帝国主义支持，1931年1月蒋重新控制了国民党中央政权。同年6月发动了对江西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军费骤增。茹欲立先生拒绝核签财政部拨付南昌行营的非常经费(非经审计部核准国库不得付款)，蒋介石遂对于先生及茹欲立大施压力，因审计部隶属于监察院，于、茹曾躲至上海。但至1933年1月茹先生仍不能不辞职，后即一直寄居南京，再未任国民党官职。蒋之所以对于先生虚与委蛇者，主要在利用于先生在北方的崇高人望。河北的张继、山东的丁维汾，陕西的焦易堂、山西的王用宾均不能与于相比。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先生至洛阳迎蒋介石，蒋下飞机对于先生说：“张汉卿年轻，但杨虎城是于先生部下，竟能出此，实出我之所初料。”(这是随于先生同去的王陆一以后告诉我的)。足证蒋介石对于先生怨深恨极，又不能如对李任潮(李济深)予以禁锢者，盖栗于先生在北方(尤其是西北)之声望耳。
    我是1941年9月被于先生由审计部四川省审计处调到监察院任专员的，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我虽两次入狱，再没见过先生，直到1937年11月日军逼近南京，南京政府撤退到汉口，一天两湖监察使高一涵先生约我到武昌他家吃饭时，才和于先生见了面。先生说第二天上午他要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号召抗战讲演，嘱我代为写讲演稿，第二天清晨我把稿子送去，从此才和于先生恢复关系。
    我到监察院后，先生即派我在院长室为他办秘书事务。于先生虽为国民党中央政府五院院长之一，又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但我所担任的秘书事务，除先生个人应酬的婚、丧、庆、吊外，无一所谓大事。但于其中琐事，亦可窥见先生内心之隐，尤其在每晚客人走后，闲谈中多所流露，盖此时为子夜较自由之时。
    一次，先生说：“子超(林森当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先生近来右膀子疼痛”秘书长李崇实就说：“年老人，应即请医生诊治才好。”先生却说：“医生治不了，如改用木戳，或者要痛的轻些。”这是先生自我借以解嘲，因身为国家元首的林森，也是蒋介石的傀儡，何况他乎?
    又一次先生说蒋的顾问端纳临走前向蒋辞行时曾向蒋说：“委员长没有朋友，只有部下。”先生说端纳一语中的。先生亦视蒋为独夫。
    尤其一天我收到陈果夫给于先生一信(当时陈任蒋侍从室主任)要于先生派吴绍澍为监察院上海监察使。我把信拿给先生看，先生说：“放下，上海还在沦陷中，怎么派监察使?”没过几天即收到蒋介石同样来信，先生阅时，我看到他的手在颤抖，当他把信仍交我时，连信也落在地上了，我只好拾起，没再问怎么处理。隔了两三天，先生对李崇实说：“伯纯(李的字)，星期四国防最高会议你代表我去，把蒋先生嘱办的事提出来。”而绍澍从未来院向于先生谢委，我们才知道吴是徐恩增的骨干分子(徐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局长，是中统特务头子)。陈果夫的跋扈于此可见，而先生的处境亦可悲矣。
    周伯敏到重庆来看望他的舅舅于先生。先生晚上对我说：“你不要让伯敏乱翻看我的东西，不要以为他是我的外甥。”但周对外仍扬言他任陕西省教育厅长是于先生提拔的，而陕西人均以为并非如此。
    立法委员张默君(其夫邵元冲死于双十二西安事变)持其个人诗集请于先生题签。因其诗悼邵，讨张、杨(张学良、杨虎城)，先生拒绝题签。
    一天接丁维汾给先生一信，推荐延国符(1928年任宋哲元政治部长，曾给刽子手、军事裁判处处长肖振瀛书写折扇，有“治乱世当用重典，对敌人宽恕便是自杀”语，肖持扇至西华门狱中让在押的共产党人看，以推卸他残杀共产党的责任)为监察院监察委员。先生对我说：“你知道延国符，可代我接见，但以不得罪丁先生为宜。”延来时我对延说，我在西华门狱中时叫刘伟堂，谅他还能记得，院里陕西人很多，都想见见他。延没坐稳即辞去。先生从卧室出来说：这样很好，他不会再来了。
    1941年5月4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动三百架飞机轰炸重庆，审计部专员张镜秋先生不幸被炸死，于先生与张先生为味经书院同学。张先生系烈士张保全、张根全(仲超)的父亲，保全同志死于“四一二”，根全同志死于“三一八”。旅渝陕西同乡会(于先生任会长)为张先生筹开追悼会，我负筹备之责。先一日先生问我他为张先生追悼会送什么挽幛，我脱口而出地说，送个“满门忠烈”的挽幛，先生一听连声说好，立刻就写，我把它悬于灵堂正中上方。事后先生对赵寿山先生说：“根全反对北洋政府，北京‘三一八’被段祺瑞杀害，保全‘四一二’时被凶手追捕躲到上海静安寺路我的家里，凶手把他从黄夫人(黄仁爱)卧室拖出，装入麻袋，连戳数刺刀，血洒沿途，被抛入黄浦江，今镜秋先生又死于抗日，一家父子三人，死占三个时代，堪称‘满门忠烈’。”先生憎爱分明于此可见。
    由于先生之故，不仅黄夫人对共产党人十分同情，大太太(高仲林夫人)在南京除对我多方照顾视如子侄，且对被捕在押的共产党人亦同情，如对师露冷烈士生前及余大奎同志在押中央监狱均予照顾。先生两个侄女均与共产党人结婚(一为四川人陈家珍，一即余大奎)。西安解放前民盟成员王菊人(王若渊)被捕在押，高夫人曾多方营救，并照顾其家庭。
    先生尚气节、笃友情。如对章太炎先生被捕不屈推崇备至，常赴苏州专程探望，而对于吴敬恒(吴稚辉)卖友求生则十分蔑视，终生不与吴相往来。抗战中马相伯、章行严诸先生到重庆，先生延至“山洞”(地名)寓处居住。马步芳送先生的哈密瓜，仅有五个，先生即着我为“山洞”送去两个，并以马先生年已百岁，嘱我转告照顾两先生生活的徐琥以瓜汁进马先生。沈尹默先生因曾久居陕西，喜食决片面，每次沈先生来院，先生即嘱厨房作决片以待。
    先生虽年逾七十，犹风趣盎然，出语幽默，如黄炎培先生老年新婚偕夫人来看先生，先生见黄先生剃了胡须，即笑着说：“你新婚割须，如我不仅要割须还要弃杖。”我的友人俞珪如持纸要我请先生为他写一副对联，先生一看题款的名字，即挥笔写了：“岂是池中物，堪作席上珍”，书后题上款时连说：“这写给他很恰当。”俞亦视为珍品。有一收藏古货币的人欲展出其所存古钱，先生写了“爱钱如命”四字，其人连说：“先生知我”，并悬于展览厅门口上方。
    随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办报的老同盟会员刘成隅(湖北人)虽年近七十，犹砥砺廉隅，敌恶如仇。于先生引为监察委员。宋美龄当了国民党委员，刘先生在吃晚饭时勃然大骂，程沧波(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果夫假蒋介石把程塞到监察院、继吴瀚涛任秘书长)讽刺说：“刘委员你只能在此发泄。”饭后，移时，刘先生忽拉我同去作证，及到上清寺求精中学门口，他便站住，不久，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伴宋美龄乘车来到，黄甫扶宋下车，刘先生左手提着布长袍的下摆，右手指着宋大骂：“你男人当了总裁你就成了中央委员，老子提头干革命的时候，你干吗去了?”黄看了一眼，就扶低头不语的宋美龄急步进门。刘先生始拉我说：“走，回去给我作证。”回到院里客还都没走，刘即叫我作证。于先生听了说：“刘委员，你只能在我这里作个吃闲饭的监察委员，官虽不显，却没人愿惹。”
    但香港沦陷前夕，原熊克武第一军副官长于奋(广东人，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到重庆，深夜来看于先生，先生听传达说于奋来了，神色略显紧张，迨于进了会客厅，我即退出。约一小时后，院长室工友培芝上楼说院长请我去。先生对我介绍于奋先生后，告诉我请于奋住在楼上我的房间里，我即叫总务科的人，准备床铺、被褥、帐子后，伴于奋先生上楼休息，我刚上楼，先生又着人叫我下去，告诉我：“注意于先生安全，最好不让他出去，吃饭就开到你房子里。”
    于奋先生曾告诉我：孙中山先生派蒋介石到沙面熊克武任第一军军长驻地任参谋长，他不仅叫传令兵把蒋的行李扔出门外，并打了蒋两记耳光。他到重庆只能看看于先生后就去成都，熊先生(克武)已去成都刘湘处住，重庆非他安居之地，否则必将带累于先生。
    于奋先生走后，我和先生谈起刘成隅和于奋不同的处境时，我说刘先生大骂宋美龄蒋能容忍，盖以刘先生二子(美籍)现在史迪威处分任美军新闻处职务，而于奋先生仅一亡命客耳。
    1942年初，一天先生出席国民党中常会归来，神情异常沉重，晚上闲谈时，才知蒋介石要他去西北找马步芳，先生要我随他一道去，我借口要代他写给中央训练团讲国民党史的稿子(实际上我写到改组中华革命党因先生与宋教仁先生主张一致而停笔)，略表迟疑，先生遂改带张庚由(监察院参事)前往。归来时说是于剑阁翻车受伤，久滞成都，迟迟返渝，仅张庚由一人回重庆并传语阻止李崇实和我前去探望，西北之行的真实内容始终不悉。
    1942年3月我借口程沧波擅改我代先生写的文稿与程冲突，遂辞职到财政部任国库署查账稽核，离开监察院，以免定居重庆行动不便，但每次查账回渝仍去叩先生起居。
    1949年4月中旬李崇实衔于先生之命由南京乘飞机到西安，说于先生叫我随李即赴南京，我婉谢。
    以后才听说，于先生在张治中、邵力子两先生最后由南京飞北平代表国民党最终和谈，于先生亦到南京城内明故宫机场要与张、邵同去斡旋和平，被蒋介石亲到机场阻止未行，后竟被劫持去台了。
    （1982年9月）
    （原载《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于振华

回忆于右任先生
    吴学衡

   
   
    1924年7月，我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即经旅寓在上海的画家黄宾虹介绍我到南京，往谒先生于其鼓楼寓邸。旧社会毕业即失业是常有的事。出乎意料，这年冬先生就派我在监察院秘书处编译组工作。除抗战期间，一度离开先生前往国立高中教书，我和先生相处前后共15年。日月不居，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而先生平易近人的风貌，犹萦绕于脑际。兹凭记忆所及，略述梗概。
    先生陕西三原人，昔日在孙中山领导下，为推翻清朝政府，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先生恒以生命与敌人对垒，经常以诗歌艺术形式，以献其丹诚。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称帝而扫除障碍，杀害宋教仁于上海北站，先生当时送行，目睹这一凄惨情况，深感沉痛。先生在《清承县麻鞋歌》中写道：“熊罴在后狼在前，革命之难如是者!”歌的末句说：“文章报国余肝胆，岁月催人杂风雨。”这就可见以革命与诗歌并进，而认识最明。
    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的事件发生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对此感到非常气愤，决计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于右任再去日本。
    1918年，于右任衔孙中山之命回三原，8月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在当时敌众我寡的形势下，靖国军在战斗中受到挫折。于是先生决定绕道四川去上海，行至重庆北碚，先生左右相谓曰：“这个地方荒凉，人民生活困苦，地方不靖，我们还是早点离开。”先生莞尔一笑说：“这有什么害怕，我倒愿见见穷苦人!”说着，先生就脱衣沐浴于温泉。
    顷刻间，温泉房顶瓦片响了，掀开一个大天窗，从房顶上跌落一个光着上身，背上背一把大刀的壮汉，跪倒在先生面前，口里不住地喊着：“神父!神父!请饶恕我的罪!”先生笑道：“我不是神父!你有什么罪呢?你不要害怕，回去种庄稼吧。”这个从房顶掉下来的人还是不相信先生不是神父，左一磕头，右一磕头，颤抖抖地走了。
    事后，先生对人说：“外国人在中国把老百姓欺负太苦了，一见外国人就怕得要命。我因为胡子长了，就把我看成是外国神父，我们不把帝国主义打倒，这怎么得了!”后来先生在一首题为《北碚道上》的绝句中写道：“髯翁战败归来日，一浴荒池震两川”。先生虽然在反袁斗争中失败了，但英雄气概依然不减。
    “七七”事变爆发后，一次，我们在先生寓邸时，记得先生给我们说了这样几句话：“抗战的号角吹响了，全国人民都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抗击日寇侵略保卫国家民族这个上面来。抗战必胜，日寇必败，这个信念必须坚定，没有犹豫的必要，犹豫是没有理由的。为了坚持抗战到底，政府可能西迁。”
    武汉是西迁入川的第一站，先生决定暂时不再西进。在法租界克勒满沙街十九号设立监察院的临时办事处，以卢前教授主编《民族诗坛》，派我协助高一涵、田炯锦两监察委员创办《报国半月刊》，事实上高、田因公忙迫，所有编辑、出版、审稿、发行，都由我负责。从这个刊物命名来看，意义甚为深远，表明先生民族意识和报国思想的深厚感情。
    有一天，先生把我叫到跟前，郑重地对我说：“现在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收复失地，拯救中华民族，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为了完成抗战大业，万众一心，才是战无不胜的力量。来稿中，有损于国共合作的言论，统统不予刊载。”我谨遵先生的指示，来稿中言论均经细致审查才予选用。
    1938年上半年，抗日战争形势一天天险恶，看来马当封锁已起不了作用，武汉处在风声鹤唳、一夕数惊的紧张状态中。8月间，先生派我担任领队，把还留在武汉的监察委员和职员，负责照顾入川。抵达重庆后的第二年，即1939年四、五月间，日寇大批飞机轮番轰炸，先生只得迁到离重庆约50里的山洞。就在这时候，戴笠带领便衣特务窜到先生的山洞寓处，说是蒋总裁叫他们来问候的，特务们东查西找了一番，事后我们才知道，说先生在山洞设有电台和延安通消息，故前来窥探。先生一气之下，操起如椽之笔，命题为《小园》，调寄《浣溪沙》两首词，以抒愤懑之情。其词曰：
    歌乐山头云半遮，老鹰崖上日将斜，清琴远远起谁家?依旧小园迷燕子，翻怜春雨冻桐花，王孙绿草又天涯。
    自制新词苦未工，山川清响古无同，沉思往事更朦胧。江作青龙蟠左右，关连玉垒拱西东，归舟知趁几番风。
    山洞东边是老鹰崖，西边是歌乐山，纵横几十里路的上空，阴翳蔽天，在这黑沉沉的天地里，还受到特务横行的威胁?“依旧小园迷燕子，翻怜春雨冻桐花”两句，是先生沉痛的写照。
    隔了两天，重庆《大公报》把先生这两首词刊载出来，先生已于当日拂袖去成都。后来听说蒋介石派人到成都赔礼道歉。先生深知难以脱离虎口，只得又回重庆。
    1940年10月，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代电的形式，说我“言论不当，有背叛党国”的罪嫌，幸当时先生大力营救我，保护我，幸免一场灾难。记得当时先生给我这样讲：“现在有的是抗战建国纲领可循，尤其青年人要注意谨言慎行，不要有怨毒之气!”“你的问题，不要害怕，我替你完全负责”。当年若不是先生以国家元老卓越声望，把我保护了下来，我早已葬身于中美合作所了。
    抗战八年，国事难虞，而先生也处于艰虞日子之中。先生平日不多言语，寄情倚声，颇多沉郁。一天，我和南社姚鹓雏往见先生，谈话间，先生说：“清人俞樾，在其《咏落花》一首词中，有‘叹年华，我亦愁中老’两句，俞樾是这样，而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后来，先生为《岁寒三友图》题句中说：“破碎山河期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
    1946年底，国民党发动内战，集结军队向解放区猛烈进攻。后来1948年10月间，蒋介石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还搞所谓“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有人往见先生，劝告说：“现在居正也参加竞选总统，先生何不竞选副总统呢?”先生拈着长髯，摇摇头，庄严地表示说：“居院长吗?居院长参加竞选，是陪伴的。”讲至此，先生停了一停，微笑着说：“古人有所谓‘伴食宰相’，于今有伴选总统，真是凑趣呀!我是没有什么趣味可凑的。”这个劝告的人又说：“我和先生是至交，无话不谈，竞选不竞选关系着政治态度问题，现在共产党不是反对国民大会的召开，而先生从抗战一开始，直到以后，政治处境就十分不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到今日，先生何不作坚决的抉择?这不是什么明哲保身，而是在当前要权衡利害得失的关键问题。”
    当时竞选副总统的有李宗仁、孙科等，他们的竞选不是凑趣的，而是真心真意的。实际上争夺副总统的位置，只有李、孙两个人，如先生竞选，失败是意料中事。
    再回头看1948年上半年，所谓实行行宪的监察院，要改选院长和副院长。在这时候，先生本想回到老家陕西三原，度其安静的晚年生活，据说，先生受到百般阻挠，不能如愿。并且要先生参加竞选监察院长。这实际上是把先生羁留下来。
    1949年3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即行横渡长江，南京政府负责人都已纷纷逃走了，先生迫于当时的形势，不能自主地离宁去沪，住在离徐家汇不远的一座楼上。一天上午，我和姚鹓雏(当时他和我是监察院上海留守办事处正副主任)去看望他，一见面先生紧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不去台湾，很好，很好。”我们说：“上海还有极少数的职员因地位不高，经济又困难，被撂了下来，我们还需要照料他们。”先生微微一笑说：“你们做得对，这就是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我们接着问：“上海旦夕就要解放，院长作什么打算?”这时于先生脸色深沉，声调缓慢地说：“还轮到我打算什么!前两天毛人凤来通知我，说什么蒋总统从奉化来了急电，要赶快准备到台湾去。毛人凤临走时，又说是日内就要陪同我飞到台北。”我们困惑不解地问：“如果院长不去台湾不是也可以吗?”于先生把他的长髯往左右一抹说：“我的生命还攥在人家手里，哪里有我的自由!”讲着讲着，于先生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口一站，喊我们到他身边。指向天空说：“你们看天色这样阴暗，啥时见到明朗的天?!”
    我们将要告辞时，于先生以十分关心的态度对我们说：“上海解放后，你们如有什么困难，可用我的名义往见我的至交王炳南，请其为你们帮助解决。”孰料这一次会见，竟成了最后诀别。
    先生以垂暮之年，漂流孤岛，郁抑愤激的心情，经常寄托于诗歌，令人不可卒读。
    1962年4月，先生已达84岁高龄，身体日衰，而思乡之心更殷切，写了一首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表达了他怀念大陆故乡的深厚感情，也跳动着台湾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脉搏。正如先生在另一首《齐天乐》词中所说：“天下一家，何人今后敢予侮!”爱国不分先后，爱国本是一家，祖国统一的大业必将实现，先生的夙愿——灵柩迁返大陆安葬已指日可待，先生在黄泉如其有知，必将拈髯纵情大笑，感到极大的欣慰吧!
    (原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有删节)
   

于振华

回忆于右任先生二三事
    李楚材

   

     一、于右任先生的书法
    于右任先生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最近重印出版，引起书法界的兴趣和重视。我曾在于先生手下工作多年，对其书法略有所知，《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出版，使我欢欣异常而又思绪万千。
    于右任先生早年即追随孙中山先生，属于民主革命行列中的一员，是国民党元老。解放前夕被迫去台，但对大陆一直怀念不已，他的怀乡诗句如“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引起很大反响，革命老人何香凝曾做诗以和，周总理对于右任先生亦有肯定的评价。
    于右任先生的书法根基于北魏，宗法手章草，融会四体之妙，博采众家之长，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草书于跌宕中见俊逸，于疏放中见规范，晚年尤为苍劲国妙，时人誉为“舞鹤游天”、“有力而无用力之迹、深厚而极从容之貌”，故无论初学和书法家都十分喜爱。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于右任先生在书法上的成就，得功于毕生精研苦练。于先生幼年在三原家乡私塾就学时，即以书法见赏于业师同县毛班香先生。青年时代在上海办报之际，专习北魏碑帖，并精心临何绍基(清末大书法家)的书法。尤其临何收藏的《张黑女墓志铭》十分神似；并从何绍基入手，临写《石门铭》及《龙门二十品》，这些都是北魏书帖中的珍品。以后又由北魏旁及各家，真、草、隶、篆，各体均学，博采众长，自成一体，因此书法大进，名噪一时。传说于先生在沪办《民主报》时，因报社失火、机器烧毁，不得已与报社编辑杨天骥(也是名书法家)用手写办法石印报纸，因书法精妙，该期报纸竟售价一元一份。
    于右任先生的书法，是在兼习今、章、狂的基础上专攻章草，也临写索靖的《月仪》帖和无名氏的《出师颂》、王羲之《兰亭序》。特别当他一九三一年就任国民党监察院长以后，有机会广泛临读各派各家书法以及新疆发掘出来的汉魏木简等，视野既广，草书益见成熟。但于先生草书的猛进，还与草书名家王世镗老先生有关。
    王世镗老先生河北省天津市人，后居河南开封，一生专习章草，功力深厚。晚年隐居汉中，不为人知。他曾修订旧《草书百韵歌》，纠前人之失，抒自得之见，并在汉中刻石印行，为此还引起一场官司。因当时北京大学教授卓君庸等人在报上撰文认为这个刻本只能出于前朝名家之手，王世镗何人岂能写得这样好，并以为“三百年以来无此人”。这个说法受到当时绥远教育厅厅长靳志的反驳，指出王世镗其人其书均在，卓君庸焉能发此谬论。卓愤而上告北京法院，报上登了这则消息后，于右任先生甚为关怀，到处打听王的下落，均无人知。一天，监察院秘书周伯敏到于先生处，于先生顺便探询，不意王世镗老先生竟是周伯敏的叔岳丈，于大喜过望，便托周函请王老至京，并予以监察院参事名义，专搞书法。王老常在于的中山陵园别墅中研究草书及汉魏木简，于先生与他朝夕过从，切磋研讨，书法猛进。时有浙江黄岩人柯璜亦善草书，故言草书者有南柯北于之誉。
    王老先生在南京仅两年即不幸逝世，但生前仍重新修订了《草书百韵歌》，又为于母房太夫人重书其行述。这两种著述于右任先生均用河罗版印出使流传。于先生对王老先生十分推崇，王老逝世后，于葬之于南京牛首山玉梅花庵旁，与清末书法家李梅菴(号清道人)墓为邻，并题诗云：“牛首晴云掩上京，玉梅庵外万花迎，青山合伴王章武，一代书家两立盟。”
    于右任先生虽身居高位，草书亦一代宗画，而毕生苦练不辍。我在于先生左右时，每见他临书《出师颂》帖，一气就是五十多遍，这需要长期深厚的功夫，一般有书法基础的也是难以做到的。于先生平生作书不计其数，代表作为《正气歌》与《标准草书千字文》。然而，《标准草书千字文》曾修改再版十一次之多。后几次我曾参与修改，深为于先生刻苦求精的精神所感动。他曾赋诗云，“朝临《石门帖》，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文，夜夜泪湿枕。”可见他对书法锤炼探求之功夫和内心境界之苦乐。
    于右任先生亦善书擘窠大字，曾为南京明孝陵书自撰的对联：“与锺山不朽，为民族争光”，字大到近二尺见方；又为南京新灵谷寺书自撰对联“古寺名灵谷，高僧有志公”，约一尺五见方，雄伟壮观。
    于右任先生清古而不泥古，反对摹似，主张创新。他曾为王世镗老先生逝世赋诗云：“一代离奇章草案(指前面谈到的那次修订《草书百韵歌》而引起的官司)，都因爱古薄今人。”他对有的人学他的草书只求形似而不求神似，认为这样“照描画虎是不行的”，并说“学我不能光摹我，要临我学的那些碑帖，这样才能学好。”
    学于右任先生草书书法的很多，过去学得较好的有周伯敏、王陆一、李生芳、胡公石及李祥麟等人，周王、二李俱已作古，胡公石先生现仍从事书法研究，以学于驰誉书坛。
    二、于右任先生的诗文
    于右任先生的诗文豪放雄健，夭矫不群，尤其是旧体诗词颇有苏、辛之风，率多佳作，惜为书法盛名所掩，知者较少。
    于右任先生早年曾受教于三原名儒朱佛光，朱先生不仅学识渊博，且具有进步的反满兴华思想。朱先生在关中书院、特别是在三原设励学斋讲学时，把慈禧太后重呼为那拉氏，并举其祸国殃民之害，对学生影响很大。于右任先生既长于诗文，又接受了进步思想，因而在青年时代即痛感民族危难而写出了《半哭半笑楼诗草》，其中多有斥责慈禧之诗句。由于这些诗触犯清廷，因而当于右任先生去开封参加进士考试时，被人告密，清廷密令陕西大吏收捕于先生，有“……逆竖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着即拿办并就地正法”等语，幸家中事先得讯，急派专人通报，于先生始得逃亡上海，这倒促成了他更早地参加民主革命，也使他的诗文具有更磅礴的气势。
    于右任先生的诗文得力于《诗》、《骚》、《昭明文选》、汉魏乐府古诗等。加之早年接受进步思想，以后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诗文更加涵浑开阔。他的文章多为政论文，文笔畅达，观点鲜明，当时推为大手笔。他的作品主要是诗，旁及词曲。这些诗词均辑入《右任诗存》，并由王陆一先生为之笺注。以后为庆祝生日，还曾以朱红字选印其中一部分印赠亲友，我也得到一部，惜现均已散失。
    于右任先生的诗不仅气势雄伟，而且即景抒情，词句洗练，结构严整，律诗尤见擅长，如一九一八年他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陕领导靖国军，由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处境不利而暂居耀县时，曾有五律一首云：
    北去将何去，南还不忍还。
    迎春王翦庙，卧病药王山。
    柏老添香叶，碑残印泪斑。
    南军丛葬处，新月似弓弯。
    以后靖国军失败，他避居三原东里堡半耕园时，又有七律云：
    南园急雨北园晴，载酒西国又月明。
    天上风云原一瞬，人间成毁不须惊。
    高坟玉盌儿孙盗，曲沼金鱼将士烹。
    凄凉范公穷塞主，力穷西北泪纵横。
    这两首诗既愤时局之不利，又显示出对革命的信心；苍劲悲壮，意境浑成，词句精炼，对仗工稳，的确是上乘之作。他的另一首七律则想象奇丽，充满信心。如云：
    十月之交雨一犁，瞢腾盘马灞陵西。
    东征大队驱河洛，北伐偏师起晋齐。
    尽殪渠魁消阀阅，广传文化到群黎。
    荒鸡四唱天难晓，又梦鸾凤枳棘栖。
    他的《翠亨村杂诗五首》，我现在记得其中两首。
    当年首义同堂者，大节堂堂天下闻。
    一代人豪争想像，犁头尖下陆公坟。
    (陆公，指陆浩东，孙中山挚友，革命先行。)
     山环海绕翠亨村，郭外朝西故宅存。
    世界劳民思救主，同来瞻拜圣人门。
    两诗对孙中山先生及革命先行极尽敬仰、想念之情，真挚感人。还有他在苏联参观时写的《舟入大彼得湾》诗云：
    二百余年霸业零，天风吹尽浪花腥。
    掬来十亿劳民泪，彼得湾中吊列宁。
    此诗立意新奇，以在彼得湾中吊列宁来赞颂列宁的功绩远胜彼得大帝，而为广大人民所怀念。另一首《由欧入亚东归》诗云：
    鄂毕河前饭，乌拉山下眠。
    无戈肱作枕，有产舌为田。
    金鼓劳民檄，冰山债主钱。
    神州竟何似，怅望一凄然。
    此诗以苏联之崛兴而怀念祖国的艰危，意境极为深远。
    于右任先生的诗可称为豪放派，但有时写乡思家情，亦深婉动人。如《外家杂诗》：
    朝阳依旧郭门前，似我儿时上学天。
    难忘白头诸舅母，几番垂泪话凶年。
    无母无家两岁儿，十年留养报无期。
    伤心诸舅坟前泪，风雨牛车送我时。
    身边事，眼前景，信手拈来，而深情自见。
    于右任先生以儒生自许，而以不谙军事为憾。他的《无锡尚父湖》诗云：
    尚父湖波荡夕阳，征诛渔钓两难忘。
    穷羞白发为文士，老羡黄泉作国殇。
    落叶层层迷去路，横舟缓缓适何方。
    枫叶如血桂如雪，猛忆关西旧战场。
    既对自己作了评价，也流露出临岐的哀思。如果与他另一首词中的“……不作名儒焉名将，白首沉吟以有俟”联系起来看，则自许自憾之情，就更清楚了。
    于右任先生不但自己善于诗文，而且大力倡导。抗战时，著名曲家卢前先生在重庆，于先生聘为监察院编纂，委托卢主编《民族诗坛》刊物，为鼓吹抗战和民族气节的作品提供阵地。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由于作曲的人特少，于先生对卢说“请你多写曲，我也学着写一点。”以后应卢前先生的要求，我也曾参加了这个刊物的一些编辑工作，并写过几首曲。《民族诗坛》共出二十多期，给当时的旧体诗词曲坛上，添了一点生气。
    至于于右任先生去台后创作的怀念大陆诗词，前些时报上已有介绍，这些诗词情真意切，直抒胸臆，读之怆然。
    于右任先生的诗文，尤其是诗，是有成就的，在研究评价于先生的一生时，对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是应当特别给予重视的。
     （原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