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于 俊
1926年，我刚刚上了民治小学，听说大伯父由苏联回来了，还有几位苏联顾问随同。那时民治学校可真热闹。记得有一天，许多人拥挤在一个教室里学唱《国际歌》，不几天大家都会唱了，使《国际歌》很快就在校内外传唱起来。1927年春，我姐姐于惠珠和陈家珍的婚礼由大伯父主持，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前来参加婚礼的有当时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夫妇，王陆一夫妇，及中外宾客百余人，证婚人是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婚礼中由新娘新郎读了“总理遗嘱”，还让我唱《国际歌》为之助兴。在姐姐的婚礼中，旧的习俗完全破除了，新娘不再披戴婚纱，合影后开了个大茶话会就结束了。既隆重又简朴，充分体现出婚事新办，移风易俗的良好风尚。
那时社会上倡导除旧革新，制止赌博，禁止鸦片，劝妇女放脚，女孩子剪短发等。对此，大伯父是积极支持，带头实践。记得他与冯玉祥将军等人，曾带头清扫街道，植树育苗，给士兵和群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振兴民族之本，首先在于振兴民族的教育事业。大伯父自1920年创办民治小学后，又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创办了民治中学。任课教师大都是聘请当地颇富教学经验，且思想进步的人士，如至今还健在的张卓儒先生等。在大伯父的关怀支持下，经教师们辛勤教导，教学成绩显著，家长和学生非常满意，社会影响很好。教师除了教课外，还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搬砖，到校门前的小河里运石子铺路；经常开展一些小型多样健康有益的活动；召开演讲会，出墙报，跳舞唱歌，组织大刀队，每逢节假日组织排练文艺节目，演出话剧等；清明节前后，又组织师生出外春游，参观文物古建。这些活动，体现了大伯父的教育思想和凝聚着他老人家的心血，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启迪了智慧，丰富了知识，又开阔了视野，培养了学生的文明道德，使其得到全面发展。为了不断美化校园，给师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大伯父经常从外地运回一些名贵花木，奇石异草，把校园装饰得四季景色宜人，花香扑鼻，使人进入校园就会产生一种舒适爽快的感觉，从而得到了全体师生和周围群众的称赞。
1941年秋，我正在国立西北工学院读书，忽接家信，得悉父亲病逝的噩耗。此时，大伯父已由青海赶回三原，经与我母亲等商议不让我回家奔丧，一切后事由大伯父、二伯父等主持。特别是大伯父在外闻悉我父亲去世的噩耗之后，悲伤之情，溢于言表。随即挥泪作《西宁逢重九闻三弟作新之丧》，诗云：“巴颜喀拉山容白，秃发乌孤墓草黄。无限茱萸无尽感，独来青海作重阳。”其兄弟之情真是亲如手足，情浓如血，使我们后辈永铭在心。
我兄弟姐妹七人，如果没有大伯父的关心和鞭策，就不可能个个读书成才。当大伯父在宁沪一带工作时，我常去信问好，汇报学习情况。大伯父将我的信又寄了回来，在背面写着：“写得好!奖洋五元。”真使我喜出望外。还记得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大伯父在学校靠河边的篮球场乘凉，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问我手上有没有死肉(老茧)，鼓励我勤奋学习，热爱劳动……这些话至今言犹在耳，记忆仍新。
当抗日战争处在极端艰苦的时期，大伯父虽然国事繁忙，备受怨气，心情十分沉重，但对我们小辈仍然关怀备至。他从重庆给我寄来了计算尺，后来又托人给我介绍女朋友，使我这个失掉父母的孤儿感到无比温暖。1947年，我同吴仲祺之次女吴引曼在三原结婚，大伯父亲作主婚人，一切都办得很俭朴。
1947年秋，我由四川飞机制造厂调差到台中，路经南京时曾与他老人家匆匆会面，他赠送了几幅题字、照片和诗集。1948年10月，我同大伯父又有幸在上海会面欢聚。1949年春，国共和谈正在紧张进行之际，听说他也准备到北平参加和谈，但后因变故未去成。从此，大伯父心情沉郁，我们也不便声言，唯恐他老人家生气。这时，他也预感到身不由己，不久果然被迫去了台湾。万没想到那次在上海的聚会，竟成了与他老人家的永别。
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亲自登上台北玉山之巅，为他老人家献上束束洁白鲜花，以寄托多年的哀思；我更深信，终会有一天，我们迎葬他老人家的遗骨于故乡。 |
|
发表于 2013-4-23 15:32:04
发表于 2013-4-26 00: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