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风亚雨 虎穴龙潭—抗日救国传奇人物于炳然传

于振华

【作者】： 于天存 于波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12-01

目 录

第一章 　　逃荒人家 　　聪明的孩子 　　初露胆识，两次学潮的领导者 　　留学日本，只落赤身归故土 　　协进社与《协进月刊》 　　一介书生抗争一省学阀 　　清算贪官许桂昌 　　收回法政大学二院的风潮中 　　凶暴军阀陶司令，并非骂死 　　大学毕业的彷徨 第二章 　　伦敦，传来“九一八”的炮声 　　与驻英总领事交锋 　　走上无产阶级革命大道 　　赴“旅欧华侨反帝总盟会议”及讲演会上的雄辩 　　柏林——罗马，影响李杜将军 　　同张学良将军从论政到相知 　　与国民党势力的大辩论 　　赴莫斯科参加五一节活动 　　起草影响欧美华侨界的三篇宣言 　　击破四川军阀刘湘的阴谋 　　欢迎翁照垣、蔡廷锴两将军 　　在“英国反战大会”作报告 　　告别英伦 　　在莫斯科：中国共产党人，编辑，作家 第三章 　　失望的回国第一闻——少帅被羁溪口 　　“某政府要人”寻找于斌 　　戴笠公馆的不寻常晤对 　　见到潘汉年 　　“东北救亡总会”成立 　　赵一荻：“汉卿特别关心你……” 　　蒋介石的召见与授命 　　策反德王之行 　　初到武汉 　　面对“杀”与“用”，舌战戴笠 　　预见太平洋战争 　　“东总”，一出壮丽多彩的剧目 　　救国救乡的激切呐喊 　　刻苦与助人 　　遭遇“借刀杀人”之计 　　婉拒王芃生        戳穿“伪造文件案”

第四章 　　任东北抗联政治部主任及辗转入川 　　智建情报线 　　重振“东总”及开展统战工作 　　烤灼人的一把火 　　政论写作：鉴古论今，犀利警策 　　 　　赴东北作战——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设计委员、少将参议——特殊的战线 　　“东总”在艰难中撑持 　　出入刀丛的非凡英雄 　　周副主席细致人微的关怀 　　从重庆到榆林 第五章 　　延安，在马列学院学习 　　在中央政研室及情报部 　　正义与莽撞：批评陈伯达 　　惨遭康生、陈伯达的毒手 　　周副主席亲为作证 　　重回中央情报部 　　赴东北说劝卫立煌，不负使命 　　依然奔忙的最后数年 　　家乡亲人的悬望 附录一  于炳然的部分作品 　　甲午战争的教训 　　从“叩马书生”说起 　　英法苏三国协定谈判面面观 　　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感言 　　七年来的东北义勇军(节录) 　　对于汪兆铭叛国媚敌的声讨 　　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迈进 　　三年抗战的回顾与前瞻 　　寄东北青年·第十封信 　　访韬奋 　　在莫斯科的寓所 　　纪念伟大的高尔基 附录二  战友的忆念 　　怀念于炳然同志 　　深切怀念于炳然同志 　　笔吟——序于炳然同志的《反攻集》 　　我同于炳然同志的交往 　　从重庆到延安——深切忆念于炳然同志 　　忆在南京时的于炳然

于振华

序言：他站在历史的大地上

       我在耄耋之年，完成了父亲于炳然的传记。在顿感轻松的同时，又不禁感慨良多。

　　父亲，既可以说是一位平凡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位非凡的人。他的一生，和中华民族的苦难、奋斗联系在一起，和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曲折历程联系在一起，也和现代中国的许多重要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
　　张学良将军视于炳然为大才、至友；如果将军不被幽禁，得以在抗日事业中施展怀抱，是要委炳然以如“舵手”的重任的。李杜将军也深为敬佩于炳然的人品和才干，在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准备出关杀敌之际，任命炳然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既是于炳然崇敬的党的领导人，也是他的相知与恩人。他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情报工作。当炳然将撤回延安，而可能遭到敌特杀害时，周恩来亲自为之细致筹划，尽力避险。后来当炳然在“抢救运动”中遭到迫害，又是周恩来站出来证实于炳然的所为是因工作需要，是经党组织同意的。1952年春，还是周恩来，指示调于炳然到国家外交部工作。
　　另一方面，于炳然又曾被蒋介石召见,授以全国抗战中一项重要使命。他曾被戴笠当面以“高官”相诱惑并以“杀头”相威胁，并在几年中与戴斗智，周旋。他因正直敢言,第一个站出来批评陈伯达,而遭康生、陈伯达联手陷害，成为“抢救运动”最早的几个受害者之一。
　　父亲离家赴欧洲时，我才10岁，不想那就是“永别”。
　　作为于炳然的后人，我们曾以他的爱国赤诚、才华、事迹为骄傲，也曾因他从事抗日救亡而遭受日伪的恐吓、欺凌，后又莫名地因他而长期背负着来自自己队伍的无形的“包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大量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逐步展开。我开始了弄清父亲真实历史的努力(那时我已六十几岁)。当炳然的老战友们见到我时，伤感万分；如李时雨老人夫妇俩竟长时间抱着我痛哭，不能言语。他们都深情地回忆了炳然的品格与才干、业绩，为他的早逝而深深惋惜。国家安全部人事局的朱玉琳、王展等同志见到我，又惊又喜，说：“想不到于炳然的儿子找到这里来了。我们看于炳然事迹时，被吸引得舍不得放下，有时晚上带回家去接着看——在我们这里保存档案的干部中，他是才干最杰出、经历最富有传奇性的人物之一。我们曾想：于炳然的后人了解不了解他的这些经历呢？”
　　1987年，国家安全部为于炳然作了政治结论：“……于炳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战士。他从青年时代起即积极从事进步活动，进行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抗日战争开始后，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他不避艰难困苦，机智灵活，勇敢坚定，善于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为人干练，有活动能力。在长期斗争中，工作是有成绩的。解放后在西南地区从事公安侦察工作，对肃清匪特、维持社会治安也作出了贡献。”
　　1998年，国家安全部又作出了对于炳然历史的“复查结论”。其中有：“关于反对陈伯达领导问题……综上，于炳然同志向组织写信对其领导人提出批评意见，是党内生活正常现象，原定‘反党表现’不当，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另有：“据周恩来等同志证明：于炳然同志因工作需要，同戴笠往来，是经党组织同意的。鉴此，对于炳然同志任军统临澧训练班教官存疑一事，应予撤销。”
　　这时——已是于炳然在“抢救运动”中被整后五十几年﹑辞世后46年，才剪掉了康生暗中给他拴上的“辫子”。也直到这时，亲人与尚健在的战友才明白于炳然生前拖着的是什么“辫子”。
　　终于，于炳然可以以他的真实形象堂堂正正地站在历史的大地上了。
　　1991年第5期《纵横》杂志(全国政协主办)以头稿位置发表了《一位功不可没的共产党人——隐蔽战线上的杰出战士于炳然》长文。同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东北救亡人物传》一书编入《在抗日救亡战线作出独特贡献的于炳然》长文。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黑龙江省志•人物志》编入了于炳然事迹。《党的生活》等多种杂志连载或刊载了于炳然革命生涯的传奇性故事。
　　我代表于炳然的所有子孙，深深感谢周恩来同志等炳然当年的可敬领导、可敬战友，感谢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的有关同志。
　　这部传记，我们是依据来自各方面的可靠资料严肃认真地撰写的。《正义与莽撞：批评陈伯达》《惨遭康生、陈伯达的毒手》两节，参考了叶永烈所著《陈伯达传》和程敏所编《党内大奸》中的有关内容;《赴东北说劝卫立煌，不负使命》一节，参考了洪沛霖主编的《剑啸石城——国民党老巢覆灭前后(公安长篇纪实)》中的有关部分，在此一并致谢。
　　于炳然以他的整个生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祖国的光明与发展,注入了一份推动力。撰写这部传记，则是要为中华民族宏大的文化宝库，增添一份精神的珍品。
                                                                                                                                                          于天存
                                                                                                                                                        2005年5月

于老五

向于炳然先贤致敬{:soso_e163:}...

于振华

第一章

逃荒人家

　   于炳然，原名于斌。1903年4月20日，出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县永安镇西北双榆树屯。　　于家祖籍是山东登州府文登县司马庄。先辈都是以农为业。大约在于炳然的前五代，因在山东已无法维持生活，锅碗瓢盆，一担挑起，携妻率子，沿路乞讨，来到东北，在西边外落了户。

　　绥化、望奎一带，原是一片大草原，是清廷封禁用于狩猎的围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廷准许百姓领荒垦殖，荒价极贱，谓之“放荒”。于是于炳然的祖父率全家来到绥化十间房一带开荒。先是父子四人代财主开荒，按一定比例分得土地。过了几年，居然脱离了雇农生活，成为了自耕农。此后，日子一年比一年充裕起来。祖父去世后，虽家境正在向上发展，但因人口渐多，不免时有摩擦，于是父辈的三兄弟相商分了家。于炳然之父于长盛又在更北的拜泉县买了一些荒地，开垦了三年。于炳然的童年，就是在这个背山面水的小小村落中度过的。

聪明的孩子

       于炳然八岁时，父亲把他送到私塾。他天资聪慧，学习刻苦，三五百字的文章，过目能诵。启蒙的塾师王先生对学生管教颇严，不苟言笑。但他对炳然却特别喜爱，常常夸奖炳然有“两好”：一是记性好，二是悟性好。炳然的父亲听了，当然高兴。炳然十一岁时，于家搬到拜泉县元字六牌九井村。此次他离开了蒙师王先生，就读于一位山东人杨先生。这位杨先生学识颇好。炳然前后在私塾就读五年，学了“四书”和《诗经》《书经》《易经》《左传》，能写半篇八股文，还会作点五言、七言绝句等旧体诗。
　　于家所在的村庄，只有五户人家。相比之下，他家比较富裕，时而受到官欺匪扰。在亲戚的劝说下，于家离开了乡村，搬到望奎县城。
    这时，私塾正逐渐被淘汰，城里已没有私塾；要念书，只有到学堂。于是炳然入了望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乍入学，在同学眼中，他是个土头土脑的孩子，课程也不如人，特别是英文——他没有学过。但在作文时，他可以一显身手，让大家不能不佩服。炳然学习特别勤奋，每到夜晚，待家人入睡后，他悄悄地起床，在油灯下夜读。他常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有志者，事竟成”等名言自勉。一个学期后，他赶上并超过了一般同学，成绩已名列前茅了。

　　次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了望奎这个荒偏的小城。在学校的组织下，学生们在县城进行了游行示威、街头讲演、检查日货等活动。虽然这次运动是教员们指导的，但已经开始萌发爱国意识的炳然，热情投入其中，成了学生中的小领袖。1919年6月，炳然高小毕业了。

初露胆识，两次学潮的领导者

       炳然小学毕业后 ，父亲和母亲想让他学中医。但老师们都认为他天资很好，应该升学深造。在这样的鼓励下，炳然选择了继续求学。

　　1919年7月，炳然考入了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校址在齐齐哈尔。入学后，他一如既往地勤奋学习，一连三个学期都保持了成绩第一名，颇得教职员和同学们的赞许。但第四学期，因为闹学潮，几乎被开除学籍。校方对他另眼相看，他也打算离开学校，去投考东北讲武堂。但讲武堂的入学条件之一是必须有大官保送；炳然没有这样的社会关系，只好打消了这一念头。偏巧，这时黑龙江开全省运动会；炳然体质好，短跑出色，在运动会上拿到了奖项，为学校争得了荣誉。这样，他又受到校方的重视，恢复了在学校的地位。但此时炳然已不似过去那样重视课程，开始参与校内外的社会活动。他是“短跑健将”、“足球好手”；还主编学校周刊，主办演说会，主持学校剧团；甚至连学校的伙食团、消费合作社、学校银行，都有他的参与。后来他回想起来，觉得自己颇像个学生中的活动家。

　　“五四运动”后，于炳然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越来越多了，逐步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1922年，他在齐齐哈尔市组织、领导了两次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学潮。

　　第一次学潮，发生在这年5月。

　　1921年的第一次直奉军阀混战，张作霖败退关外。张的本、兼各职被曹琨、吴佩孚的“北洋军阀政府”免去后，他采用了杨宇霆之计，通电宣布东北三省独立，实行所谓“保境安民”，并诡称东北人民选他为“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为顺应一些民意，取得一些民心，他宣布了“联省自治”——各省省长由民选产生，由本省人担任。

　　张一麟、黄炎培等学者也极力提倡“联省自治”，通过《东方杂志》等刊物将他们的主张介绍到了黑龙江，使青年学生们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此时的黑龙江、吉林两省，已为奉天人所控制；从各级官员来看，上自督军、省长，下至巡官、巡长，无一不是来自奉天。因此黑龙江人民仇奉的情绪甚为激烈，只是久处淫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

　　年初，奉、吉两省都实行了“自治”，选出了本地人担任省长。当时的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吴俊升，是个绿林出身的大混蛋。他对“民选省长”一事竟不声不响，若无其事。对此，一些知识分子十分气愤，他们想通过青年学生冲破这种沉寂局面，而敏感的学生们也了解这件本省大事，已在摩拳擦掌、酝酿行动了，所以这两股力量一拍即合。这样，就掀起了一场黑龙江省空前的学潮。

　　在以于炳然为首的部分同学倡导下，省一中和政治、师范、工业、农业等五个中等学校，组成了“黑龙江省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于炳然被推选为学联主席，在学潮中任学联总代表。

　　为了打破黑龙江的沉闷局面，学联组织了有冲击力的行动。5月的一天上午，各校学生千余人在一中操场集合后出发，迅速冲进省议会。他们缴了门卫的械，剪断了电话线，然后把议员们圈进会场。

　　于炳然代表学联向议员们提出质问，斥责省议会不制定“省宪”、不另行选举省长的行径，并要求立即召开会议，讨论选举问题。有的议员答复说：“议长缺席，议员不足法定半数，不能开会”。显然，议长是逃避了。这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他们动手砸碎了省议会所有门窗的玻璃，拥进各个房间进行搜查。虽然没寻到省议长的踪影，却搜得了议员们的十几副鸦片烟具。

　　学生们高举缴获的烟具奔向街头游行，一路高呼口号,揭露省议会的十大罪状。因事出突然，地方军警当局束手无策，未敢进行干涉。

　　学生们的这一次冲击，倒真促成了一次“选省长”——由省议会私下选出议长梁子明为省长。但因为他们的选举并非“民主选举”，反被吴俊升利用了其破绽。不久，吴俊升任命于驷兴代理省长。这样，本省人的地位丝毫没有得到改变。

　　同年8月，炳然收到两封从本省外县寄来的信，信中揭发省议员耿之光在民间骗取巨款以饱私囊。耿的手段是：利用当时省内土匪遍地、人们要求购买枪支以自卫的形势，自称有办法从外国买到物美价廉的枪支。于是有几个县的人纷纷托他购买。他把钱骗到手以后，根本没买什么枪支，而是给自己买了青苗(长着庄稼的土地)，以待秋后打下粮食发一笔大财。显然，这是一桩极其无耻的欺诈。

　　从信的文字看，像是读书不多的人写的。除揭发上述问题外，还称赞“学联” 5月的学潮之举，并希望“学联” “为民除害”。炳然知道,揭发的人不敢公开出面,一是因为官官相护，赴诉无门；二是怕告状不成，反遭迫害。据此，炳然召集各校学生会代表，讨论应如何对待此事。代表们当即表示，为民除害义不容辞，并作出决议：再度包围省议会，迫使他们开会，质问耿之光，听取他的答复。如果情况属实，要求省议会令耿之光退还所诈骗的款项，并开除其议员资格。

　　第二天，一千多名学生闯进省议会。当局的军警也赶到了，声言维持秩序。开会后，学生代表宣读了民众来信，要耿之光回答。耿之光支支吾吾地说了些避重就轻、含糊其辞的话；对问题既未敢否认，也没有老实承认。当即遭到学生们的怒斥。但因在场的议员不多，不能立即讨论开除耿之光的问题。当场有几个议员出面，担保改日一定开会研究耿的问题，并请“学联”派代表参加。学生们觉得这样可以，于是离去。

　　耿之光是个狡猾的政客，他自知情势不妙，自己应付不了，便急忙跑到吴俊升面前哭诉此事。吴俊升正在怀恨学生，于是答应他：“这些学生再闹，我来管教。”

　　耿之光施展了卑鄙手段，于三天后，假借省议会名义通知“学联”：“本日×时讨论耿之光问题，希派员出席。”同时通知督军署：“学生又来捣乱，请速派兵保护！”吴俊升闻讯,立即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去对付学生。

　　不料“学联”已经得到消息，并未前去会场，而是散发传单，严正揭发了他们的阴谋。最后耿之光无计可施，狼狈逃走了。

　　这次学潮，又闹得满城风雨，群众称赞“学联”为民除了一害。

于振华

留学日本,只落赤身归故土

       炳然中学毕业后，仍希望有升学深造的机会。但因家境并不宽裕，父母不同意他继续读书。当时东北各县均设有留日公费学习名额。公费的留日学生王济舟，已经毕业，但还要再赴日实习几个月，然后即可空出名额。按惯例，如果有在日本的本县学生，就可以递补。

　　炳然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便与父母商量，能否凑上一年半载的学费。父母同意了。

　　1923年7月，炳然随王济舟去了日本。到东京后，寄宿于中华留日青年会——在这里，饮食与语言交流都比较方便。数日后，入东亚备习学校学习日文。在这里，他认识了三名同住青年会的黑龙江同乡赵景龙、陈瑞明和韩树棠，他们是半年前来日的。四人朝夕相处，感情甚好。

　　9月1日这天，因学校没有课，炳然在青年会楼上寝室里自修。忽然，他感觉楼房像醉汉一样东摇西晃，他不得不伏在地板上，感觉像身在摇篮之中——炳然知道是发生地震了。随之地板破裂，一面墙壁坍倒下去，骇人的巨响，震得他心脏如欲裂；窗上碎下的玻璃、壁上碎下的土块，横飞乱落。炳然见势不妙，急忙从四楼沿楼梯向下跑去。出楼后，只见周围楼倒屋塌，一片狼藉，男哭女叫，惨不忍睹。这时，炳然才感到背后疼痛，一摸，满手鲜血，身上还有多处被碎玻璃划伤。炳然只穿着背心裤衩，书籍、衣物和钱都在楼上。这时的青年会楼房已摇摇欲坠，怎敢再上楼去取！只好随同从青年会逃出的众人向郊外逃去。这时，回头再望，青年会楼房已被大火吞掉，方才所经之处，几乎成了火海。原来，地震发生时，正是家家户户做午饭的时间，正在燃烧煤气，所以倒一楼立刻烧一楼。地震如海洋的波涛，甫伏又起，势头甚猛。

　　他们这个逃难的人群，越走人越少——有办法的人都离开他们了。后来，仅剩下七八人了。眼看着天色渐黑，炳然十分焦急：身上无衣，腰内无钱，又不会说日语。

　　他思考了一下，提议去中国公使馆，大家都表示同意。赶到那里，见公使馆也已被火烧了。正在此时，忽然遇到了赵、陈、韩三人。彼此庆幸，于是一同跑到了郊外。

　　这一夜，大家冻得要命，饿得要死。夜里又发生了四五次余震。回头再看城内，一片火海，还不时传来爆炸声。人人心里都怀着东京城完全陷落的恐惧，好不容易熬过了这凄惨的一夜。

　　后来知道，这是东京历史上空前的一场大地震。

　　第二天，他们返回城内，打算寻访几个同乡。走到九段公园，又赶上一次强烈的地震，只得暂时停留在那里。

　　后来炳然与陈瑞明去了趟早稻田大学，找到了同乡李胜云。彼此互述了两天来的遭遇。他俩向李借了一套衣服和二十日元。

　　再回到九段公园时，已是薄暮。两天没吃饭了，当务之急，是买些东西吃。他俩各处去寻，也没见到卖东西的。

　　就在这时，忽然跑来几个日本人，不由分说，把陈瑞明捉住，捆上了双手。炳然心想，自己不会说日语，无法与他们分辩，得赶紧给赵景龙、韩树棠送信去，于是抬腿便跑。日本人一吹口笛，四面八方围上来二十余人，手持枪、刀、钢叉，把炳然围住。

　　见不能再跑，炳然便站住，向对方作了个笑容，表示自己没做什么。但日本人并不相信，一个人从后边突然冲上，把炳然拦腰抱住；几个人一拥而上，拳脚齐下，打得炳然两眼直冒金花；又一个人抡起酒杯粗的铁棍，朝炳然迎头打下来……这时炳然又一次“自度必死”——第一次是在青年会楼墙壁倒塌时。

　　就在这一瞬间，有人抱住了他的头——是一个警察！原来此时陈瑞明已说出他们是中国留学生。于是警察给陈瑞明松了绑，说这是一场误会；并解释说警方正在防止高丽人放火和向井中投毒，是错把他们当做高丽人了。

　　但这时，围上一些“青年自卫团”的人，狂喊乱叫:“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排日？”“你们中国人不是正在喊收回旅大吗？”炳然强压怒火，心想：“将来有和你们争辩的时候！”

　　后来知道，在东京大地震中，日本人乘机打死了许多高丽人，受害的还有中国留学生王希天等数人，也有日本的进步分子。

　　这夜又是没有任何食品。次日，经过许多困难，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家中国人开的饭馆——尚友学社。虽然四面大火仍在燃烧，虽然余震仍时时发生，虽然周围是残垣断壁，但毕竟每人可以拿到饭团吃了。

　　他们一直挣扎了十五天。终于盼到中国驻日使馆雇了一艘船，将第一批难民送回中国上海。炳然就这样结束了这次短命的留学，犹如一场噩梦。

　　炳然感叹不已，在归轮上吟诗一首：

　　苍天何故太无情，偏我来时祸遽生。

　　只落赤身归故土，几将白骨葬东瀛。

　　日本东京发生大地震时，国内传说东京已完全陷于海中。望奎县教育界的朋友们深为于炳然而惋惜与悲痛，筹备着举办一个追悼会，以表达哀思。于家的人更是哀痛万分。这时，忽然收到炳然从上海寄来的家信，说他已脱险回国，要大家放心。这真令亲友们喜出望外，消息立刻传遍了县城。迨炳然返乡，各界人士为他开了一个欢庆会，好友杨永春即席读给他一首诗：

　　满城各界庆于斌，一世真同两世人。

　　乍见浑疑梦里会，开谈犹令座生春。

　　山喷火焰悉成烬，海啸风涛莫问津。

　　脱险归来天有意，似将留待救蒸民。

协进社与《协进月刊》

       鉴于炳然在东京的死里逃生，父母断然反对他再去日本。而炳然仍坚决要继续求学。父母不得已，答应了由家中出钱让他去北京读书。凭家里的收入，要供一个大学生，家中只得省吃俭用来度日了。

　　1924年3月，炳然到了北京。因为尚未到各大学招生时期，暂在私立弘达学院补习功课。至同年7月，他考入了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该校于1929年初改称“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该校学制是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分法律、政治、经济、商学四系，后添俄文系。炳然入政治系学习。

　　炳然在预科时，学习勤奋，成绩突出。但到本科以后，逐渐把更多的时间用于阅报纸、看杂志、读小说，同时参加了许多校外活动。

　　在北京读书期间，由于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炳然更坚定了救国救民的志向，满怀热情地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各大学为声援上海学生的斗争而举行了游行示威，同年5月北京学生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包括罢免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以及主张关税自主等游行、集会，于炳然都是组织者之一。

　　在北京的黑龙江学生，一部分加入了国民党。他们首先组织了一个外围团体，定名为“励进社”，主要负责人是王星舟(后来曾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该社办的刊物叫《励进月刊》。“竞进社”是黑龙江籍北京师大的学生组织的，以改进本省教育为己任，成立得较晚。其刊物为《竞进月刊》，但出刊不久即停了刊。

　　于炳然是“协进社”的发起人之一，并一直担任主要负责人。最后两年，他还兼任社刊《协进月刊》的总编辑。这项工作是与他六年的大学生活相始终的。

　　协进社的宗旨是这样表述的：“本社以联络感情、交流学识，并促进本省自治为宗旨。”实际上它的前两句不过是个陪衬，最后一句才是真正的宗旨。从于炳然的角度来说，自从中学时候在齐齐哈尔参加的那次促进本省自治的学潮以后，他就下定决心，早晚要把奉天人赶出黑龙江去。就一般黑龙江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促进本省自治”六个字，确是当时普遍而又迫切的要求。当然，他们深知这也是全省老百姓的普遍要求。

　　“协进社”的主要工作，就是发行《协进月刊》，每期出五百份，分赠给全省各学校及全省各教育机关。两年后，有了数十个订户。每期经费需大洋十二元——都是社员们每年暑期回家在各县募捐来的。该刊内容属综合性质，大体分为“时评”、“专论”、“文艺”、“杂俎”等专栏，其重心是讨论本省政治、教育、社会各方面问题，稿件多出自本社社员、本省中等学校学生及小学教员之手。

　　此刊发行六年，起到了传播进步思想、唤起人们关心国事的作用，在本省教育界影响尤大。就稿件内容而言，初期比较幼稚，但后期大有转变；特别是1928年以后，张甲州、于天放等共产党人加入“协进社”后，人们甚至以为《协进月刊》是共产党的刊物。炳然曾发表一篇题为“醉后”的小说，就引起了这样的评论。

一介书生抗争一省学阀

    当年在黑龙江的教育界，谁都知道王氏兄弟，称之“王氏五虎”。这五人是：王宪章、王宾章、王宇章、王宸章、王宏章。最初，他们看到当时中国有三大势力，较大的三弟兄，便每人各参加一个方面：王宪章参加了国民党；王宾章投入奉系军阀，历任省一师校长及省教育厅厅长；王宇章投入皖系军阀，在西北边防军任军官。人们对此引为笑谈，炳然更戏称他们是“不倒翁政策”。皖系失败后，王宇章回黑龙江任教，王宸章后来曾任省甲种农校校长，王宏章后亦在省城学校任教。

　　王宾章当教育厅长后，蓄意形成自己的势力，不但各县的教育局长几乎完全出于他的门下，而且省城各中等学校的教职员，也大多是他的亲信或门生。所以教育界称他为“学阀”。

　　但另外又有一支逐渐成长的新生力量，那就是以前后两任一中校长邓觉民、孙景尧为首的所谓“中学派”——这些人都是一中毕业生，其实并无什么组织，只是看法比较一致，都不满于“王氏五虎”。而于炳然，则被王派视为“中学派”的大将。

　　1925年初，黑龙江省对在北京各国立大学的学生设有津贴定额，另有奖学金。津贴，是每年银洋一百元，奖学金是凡考试平均成绩80分以上者，另奖四五十元不等。因有名额限制，必须遇有空缺时才能补入别人。

　　当轮到于炳然递补时，王宾章以教育厅长的权势，竟命令由另一人(与他关系亲近)补入。炳然正当年轻气盛，对此愤愤不平。他给教育厅写了一封信，有理有据地指出津贴发放之不公，行文锋芒犀利。

　　信发出不久，就接到教育厅的复信，说是打算另外给于炳然补一份津贴名额。但教育厅随后向北京法政大学发一公文说，“因投函辱骂本省教育长官，应取消该生之津贴”。这件事似已告一段落，但由于另外一个因素，却引发了一次更大的斗争。

　　望奎县教育局局长张克范、视学刘伯澜，初级师范校长富如九等，均系王宾章的学生。他们三人利用地位，以“赴京参观”为名，请准了公款——他们实际是到北京做买卖，推销土特产品。到北京后，他们还花天酒地肆意享乐，根本未到学校参观。

　　三十余名旅京的望奎学生得知此事，十分愤恨。乃以“同乡会”的名义请张、刘、富三人出席“欢迎会”。到场后，见学生们面容严峻，三人便觉得气氛不对。众学生对三人的行径群起质问，义正词严，“欢迎会”变成了“斗争会”。三人自知理亏，无言以对，狼狈不堪。会后，同学们又以“同乡会”的名义就此事编印了传单，寄到全省各县。

　　张克范等被辱后，因感到自己地位受到威胁，便从北京直奔省城齐齐哈尔，向王宾章诉苦，反诬学生们欺辱了他们。王宾章听罢，对于炳然的“旧恨新仇”使他怒火中烧。他让张克范等回县以司法手段正式起诉，并叮嘱：只控告于炳然一人，不要涉及其他人，以便使于炳然孤立。

　　张克范三人领受机宜后，返回县城，仔细谋划了很久，然后在县署提起诉讼。家乡教育界有许多炳然的朋友，他们来信告知了张克范等人的举动。时值寒假，“同乡会”商量后，决定大多数人都回望奎县应对此事，并乘机整顿一下本县之教育。

　　回去后才知道，他们控告的仅于炳然一人——到了“对簿公堂”的时候，其他人也只能作为旁听出席。

　　开庭时，轰动了小小的县城；许多人前去旁听，其中教育界的人尤多。原告是张克范，被告是于炳然，法庭开始了问讯。……

　　问：此传单系何人所发？

　　炳然答：望奎县旅京学生同乡会。

　　问：“同乡会”系由何人所组织？

　　答：望奎县旅京学生，共三十余人。

　　问：你是否其中之一？

　　答：是，我是“同乡会”的一分子。

　　问：根据刑法第三百六十条，“无论有无事实，凡公然散发传单者，应处以公然侮辱罪”。那么你是否承认犯了“公然侮辱罪”？

　　答：“同乡会”印发传单，是否触及刑章，乃另一问题，姑不置辩。首先必须认清：法人是法人，自然人是自然人，二者不可相混。“同乡会”是法人，于斌是自然人；“同乡会”之行为，于斌不能负责。举例来说，望奎县“农会”，名义上是属全县农民之组织；假如“农会”有不法行为，不能随便捉一农民要他负责。

　　问：即便如此，你不负印发之责任，亦应负散发之责任。印发的是法人，散发的却是自然人——你于斌。

　　反问：有何证据？

　　答：这就是证据。(从卷宗中拿出一封信)你在×月×日邮寄给女校学生于田(于田是炳然的妹妹)一封信，内有传单。

　　炳然辩：于田是我的胞妹，此信系我的家信。在家信中附有传单，不能谓之散发。况且此信不经拆阅，怎知附有传单？如经拆阅，是侵犯我书信秘密之自由。并且，将我的家信扣留，实系侵害权益之不法行为，应即提起反诉。

　　问：假使你是教育局长，假使此传单是攻击你的，试设身处地想一想，你将持什么态度？

　　答：此问只关人情，无关法理，仅能就人情方面答复。假使我是教育局长，假使此传单是对我发的，那么，我要看传单所述是否是事实。是事实则引咎自责，速避贤路；不是事实，则问心无愧，一笑置之。

　　……

　　经过这番对质，张克范知道自己已处于劣势的地位。加上由于于炳然的反诉，势必牵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与教员——她们都是张、刘等的亲戚。于是他们就请萧子麟出面调解(萧是当时省议会议员和国会议员)。炳然等也感到耽误时间已久，急于回京，决定把此事暂告一段落。但只提出一个条件：当面谈开。

　　面谈时，大学生们或质问，或训斥，或嘲讽，使张克范等三人张口结舌，面红耳赤，只恨没个地缝可以钻下去。这次斗争虽然没使张克范当即下台，但他的劣迹已完全暴露于世。半年之后，他便灰溜溜地离开了教育界。

　　炳然回到北京，同乡们告诉他，据传他已被学校开除——说与他“投书辱骂教育厅长王宾章”有关。

　　为弄清真相，炳然径直去访校长屠孝实。见面后，屠校长让炳然坐下，望着他微笑说：“这件事已成过去了，你去查看最近一期学校《周报》，便知始末了。”炳然便告辞了。

　　从学校《周报》上得知：王宾章将一份报告呈请黑龙江省长公署，转呈教育部。有关人阅后，命令法政大学开除于炳然的学籍，理由是“投函辱骂本省教育长官”。

　　但法政大学据理呈上复文，且措词颇为得体：

　　查该生于斌，在校读书，向称勤勉，并无任何过失，碍难遽尔开除。即便该生有投函辱骂该省长官之行为，亦属青年学子意气用事，比比皆然，无足多怪。该省长官已取消该生之津贴与奖学金，已足警戒其将来；若必绝其上进之路，毋乃太过。况该生果否投函辱骂，缘何投函辱骂，事之有无，理之曲直，本校不得而知。即使事果有而理果曲，该省长官不妨以法律从事。若必令本校开除无过之学生，势所难能。况本校进退学生，自有定章，局外之人何得越俎代庖。

　　复文论理严密，无懈可击，于彬彬有礼之中，隐含讥讽与挖苦。读之令人忍俊不禁。

　　王宾章利用权势之便，对于炳然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青年大下毒手，实未料到自己却碰了一鼻子灰。

　　恼羞成怒的王宾章并未就此罢休，在他所主持的教育厅给炳然备了案：第一，取消于斌中学毕业证书之有效；第二，在于斌求学期间不得享受奖学金及津贴之待遇；第三，于斌由学校毕业后，黑龙江省的教育界不得录用之。

　　这可以说是用尽了他的权力——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宣判了于炳然的“死刑”。

　　炳然并未被吓倒。作为一介书生，他的武器只有一支笔，只有《协进月刊》。他用“几乎跌倒”、“春夜不寐”、“王婆骂鸡”等为题目撰文，继续揭露、嘲讽王宾章之流的丑恶与卑鄙。

于振华

清算贪官许桂昌

      这年暑期，北平学生回家度假，正赶上县长许桂昌要“荣转”到另一县去任县长。许桂昌在望奎县任职期间，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是县内最大的贪官。老百姓对他怨声载道。

　　地方上有三十多人，受许桂昌所欺，忍气吞声已久，此时想跟他算账。他们在一起讨论了几天，还是决定不下来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于是去找于炳然，请他出来领导这次斗争。炳然研究了他们所谈的情况和准备的材料，感到有理有据，就答应了大家的要求。

　　第二天，炳然召集了池蓄龙、赫修文等由北京返家度假的同学，又约来了十几位中小学教员，正式成立了“清算委员会”，决定了斗争的策略和步骤。炳然拟出一份措词激烈的电文，由一人送到电报局。电文强烈要求省政府“缓令许桂昌离县”，指出“其吞搂巨款必须清算与退还”，并说：“彼如强行，必遭民众武力阻止。”

　　“委员会”一方面派出两名代表到哈尔滨，作出准备上告的姿态；一方面派人监视县政府，以防许桂昌溜走。

　　他们的斗争策略生效了。许桂昌极为惶恐，当天晚上就派人来进行调解。要求电报缓拍，说对他“属僚”的贪污行为愿负全责。

　　第二天，“委员会”与许桂昌派来的调解人开始谈判。对方是想拿出一笔钱了事。于炳然等代表则坚持一项一项地清算。最后采取了个折中的办法：一、许桂昌退还赃款“黑龙江官贴”一百四十万吊。二、许桂昌向地方各界人士和全体清算委员交代他的贪污行为。

　　这笔一百四十万吊的款子，当然不是他贪污的全部，但在当时，也已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许桂昌在会上当众承认：“属僚们的贪污行为，本人失于检查，不但应负责任，而且对不起地方父老……”

　　事后，“委员会”把这次清算的情形，在报纸上公之于众。结果许桂昌“荣转”未成，反而被撤了职。对于这次斗争，家乡人无不拍手称快。

　　1928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对我国侵略和掠夺，要在我国东北强行修建五条铁路(延吉到海林、吉林到五常、吉林到会宁、长春到大赉、洮南到索伦)，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反对。

　　东北学生更觉得是责无旁贷，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了“东北旅平学生路权保持后援会”。在北平的东北学生都参加了这个团体，每一所大学选出六名代表(奉、吉、黑每省两名代表)。这是一次在北平的东北学生的空前大团结——国难当头，爱国爱乡之忱，把大家聚到了一起。

　　组织起来之后，发宣言，发通电，谴责、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在北平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并向国民党党部及北平外交特派员等请愿，还发行了一种《护路特刊》。当时议定，把护路运动作为经常性的运动。

　　为了募集经费，举行了募捐文艺大会，编排了《山河泪》《一片爱国心》等话剧，演出了三夜。东北学子的演出表达的忧愤，强烈地感染了观众。

　　这一运动，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后因日本帝国主义者暂时未敢实施掠夺东北的路权，这一组织才停止了活动。

　　炳然是这个团体的主要负责人。日常工作，他是常委召集人；示威游行时，他是总指挥。

收回法政大学二院的风潮中

       北平法政大学(简称法学院)原有三处校舍：宣武门内众议院旧址为第一院，象坊桥参议院旧址为第二院，李阁老胡同进士馆旧址为第三院。1926年张作霖在北京出任安国军总司令时，其手下的刘哲动用军警将法学院师生逐出二院，强制改为北大女子学院的校舍。张作霖退出北京后，法政大学曾屡作收回二院的努力，终无结果。

　　1929年3月，于炳然作为法学院学生会主席，在对此问题进行充分研究后，偕同九名代表，面见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与之交涉移交二院问题。谈判中，双方均态度强硬，直到深夜，仍相持不下。

　　李书华假托有事，离开了屋子。不多时，炳然他们从窗子看见，大批警察开进了院子——李书华召来了军警。

　　炳然针锋相对，立即给法学院打回电话，召来数百名同学包围了居仁堂。

　　气氛相当紧张。李书华见硬的办法难以奏效，就亲笔写了一份字据，保证在半个月内将参议院旧址退还给法学院。于是双方人员都撤去。

　　半个月的期限已到，李书华并未兑现其承诺，竟去天津躲避起来。

　　就此，法学院学生中的地下共产党员杨尔瑛、白树堂、张笑良、向心力、韩桂琴(韩幽桐)等，连夜贴出了大量标语，号召同学们以“直接行动”收回二院。次日清晨，同学们纷纷响应。上午，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一致通过成立“收回二院委员会”，以强力实行收回。推选于炳然为接收总指挥。

　　会后，“收委会”立即部署行动，派六七百名同学，开赴参议院旧址(女校)。他们首先守住了大门，断绝出入。接着把办公室逐一上锁，并贴上法学院的封条。随后，派出一批人，到有关机关及新闻界，陈说不得已才采取直接收回方式之苦衷。

　　这时，女院组织学生群出抵抗。于炳然命法学院同学勿与对方冲突，这样，态势平静了下来。但不多时，有宪兵与警察，整队开进了参议院旧址。这就形成了三方面同在的局面。

　　军警当局张荫梧等，召集双方代表协商维持秩序的办法。协商中发生了激烈争论。于炳然作为法学院的代表，在操场上两校学生及军警的旁听下，从容不迫，据理慷慨陈词。女院代表开始还气势颇盛，振振有词，但在炳然的犀利辩锋下，渐觉理屈词穷，无奈低头退出了辩论。

　　第二天，女院通过报纸发出“宣言”，其中有“于斌、萧昆等率三百余人闯进女子学院”等语句。女院还派出几伙人到各处活动，哭诉。国民党市党部、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立即表示对女院声援，并拟定了对付法学院的办法。他们把法学院这次行动说成是“共产党的阴谋”。因于炳然是学潮的主要负责人，所以对他攻击的火力最猛。在《北平日报》《世界日报》《华北日报》等各报发表的女子学院第二次“宣言”中，有“CP分子于斌”字样；在其第三次“宣言”中又有“共产党领袖于斌”字样。

　　这次学潮，表面看是两校学生的校舍之争，实际上已演变成法学院学生的一次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斗争。由女子学院在上述“宣言”中的攻击，可以看出国民党当局的背景。国民党市党部负责人在讲话中说：“共产党在南方站不住脚，现在来北方鼓动学潮，以为暴动的第一步。”河北省主席商震亦在报上发表讲话说：“法学院这次风潮，难免有共产党从中操纵。”在这种形势下，韩桂琴等几名共产党员同学，只得采取回避策略。他们找炳然谈话，希望他一定要坚持下去。炳然很理解他们的处境，并感受到他们对自己的坦诚和友谊。他当即表示：“他们尽管喊我是共产党，我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不怕他们那套。你们可以放心，我一定坚持到底。”

　　法学院的代理校长毛以亨(他这时是冯玉祥驻北平的代表)，对学生收回二院甚为支持。他也找于炳然谈话：“有些同学，因为有一些议论，不能不谨慎些。你是不必顾虑的，希望你领导同学们干下去。”此后，这次学潮更是完全由于炳然领导了。

　　4月24日，国民党党部召集了两千多学生(大部分为不明就里的中学生)，由学联和妇联出头带领，配备了木棍等武器，准备开赴二院实行“武装调停”。

　　当他们在市党部集合时，法学院“收委会”得到了消息。于是集合了千余同学，也准备了木棍和砖瓦石块，关闭了大门，决心坚守。炳然将同学们编为六个大队，东西南北四方、大门，各由一个大队防守，以一个大队为总预备队。院内还设了司令台。

　　要实行“武装调停”的队伍，先派十余人骑脚踏车前来侦察。见二院周围戒备森严，无隙可乘，乃回去报告。接到报告后，他们知道法学院一方已有了准备，但觉得还应该探一探防守的实力，于是提出要派代表前去调停。

　　炳然等人看穿了对方的意图，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十二个“调停代表”到来时，法学院同学开门迎入，并让他们见到了自卫队伍。自卫队伍高呼“誓死保卫二院”等口号，显示了高昂的士气。“调停代表”回去汇报后，他们觉得用“武力调停”一招恐难占便宜，于是作罢。

　　后来，由河北省主席商震出面，提出了具体解决的三个条件：

　　一、法学院学生暂时退出参议院旧址；

　　二、限半月内，女子学院移出，将参议院旧址交还法学院；

　　三、前参议院的一切家具，均归法学院所有，女子学院不得搬移。

　　并声言任何一方如不接受这些条件，必将强制执行。炳然认为，这三个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但由于部分激进的同学，不听许多教授的劝说，拒不撤出二院，使事态又增生出一些复杂和曲折。迨半月期满，女子学院迁出，法学院收回了二院。这场斗争终于胜利了。

凶暴军阀陶司令, 并非骂死

       1930年初，于炳然正在齐齐哈尔市替别人办一件事，接到望奎县的来信，得知省政府主席万福麟的女婿、陶斌英的儿子，到望奎县去霸占留日公费生名额。正值炳然的几个朋友从北平回家度假，他们便以“旅平望奎学生同乡会”的名义出面反对。信中，他们请炳然帮助在省里交涉此事。

　　炳然约会另一名同学孙德立一同往访省教育厅厅长高骥哲。高骥哲早闻炳然之名，见面时，颇为客气。炳然单刀直入，提出陶姓依仗权势霸占学额的问题。高骥哲不能回答。

　　炳然进一步据理抨击了此事。高骥哲摆出无奈的样子说：“我是本省人，你知道咱们本省人是处处受气的。我虽然担个教育厅长的职务，但并无实权；人家叫我做什么，我是不能抗拒的。这事你们向我发再大的脾气，也是无济于事的。我看这样，你们可以直接去找陶斌英，但要以理胜，不要以气胜。我相信凭你的口才，能够取胜，而且能够使他自动放弃这个学额。”高骥哲的态度显得很恳切。　

　　炳然听罢，觉得他说的也是实情——他确是不敢违抗陶斌英。所以二人不再与他多谈，决定去找陶斌英。

　　高骥哲可谓老奸巨猾，他一方面让炳然等去找陶斌英辩理，使自己脱身；另一方面又立即报告陶斌英，让他早作防范。

　　陶斌英，过去曾是旅长兼镇守使，与时任省督军兼省长的万福麟是好朋友，又是儿女亲家。这时他是黑龙江省政府的委员、老万的撑腰人。此人凶恶残暴，一年前，他曾杀害了本省一个很活跃的知名人士刘薇伯。刘薇伯是1927年的国会议员，主张本省自治。

　　第二天，于炳然与孙德立一到陶公馆，就感觉到陶斌英已严阵以待——十几个马弁排列两旁，威风凛凛。

　　陶斌英走进会客厅，开口便问：“哪一个是于斌？”他身体肥胖,满面红光,嗓音响亮。

　　炳然感到了他先声夺人、压下对方锐气的意图，心想自己也不能示弱，便朗声说：“我就是。”

　　陶斌英走过来握手，然后让座，作出轻松而和蔼的态度。

　　坐下之后，他说：“你们二位今天来，我事先就知道了；你们二位为什么而来，我也知道了——你们是为了望奎县的留学名额。这件事我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炳然说：“望奎是二等县，原设县费留日学额两名，但过去只送一人。我们连年力争，最近才实现了两名……”

　　陶斌英插嘴说：“这名额是我向高骥哲说出来的，并不是你们争出来的。”

　　炳然说：“好，就算是你争出来的。但留学章程并未规定谁争出的名额就应该由谁留学；而是规定进行公开考试，选成绩最优者留学。再说，这是望奎县学额，应由望奎籍学生享受；你家并非望奎县人，不该霸占。”

　　陶斌英急忙分辩：“我怎么不是望奎人？我在望奎有土地，有不动产。”

　　炳然说：“是的，我听说你在望奎有不动产，可是有不动产并不等于有籍贯。我还听说，你在天津、在沈阳、在黑龙江的许多县都有不动产，但你的籍贯却只能有一个……”

　　未及炳然说完，陶斌英即插嘴道：“有一个，那么就算是望奎。”他似乎觉得这下占住了理。

　　“那也不能由你现在来选择。根据籍贯法，你须在望奎住过三年以上，而且须有户口登记。”炳然用教育他的口吻说。陶斌英沉默了一会儿，又面现微笑：“这样，我们商量一番。我是本省人，这次回本省来，原打算提拔一些本省青年，但我不知道谁是本省人才。这次很好，由于我们会面，我知道二位就是本省人才。我的小孩子已经去望奎了，就不要叫他败兴而返了吧。你们帮帮忙！于先生呢，据我知道你并不想再去日本；这样，今年咱省考送留欧学生，你可以去欧洲，由我负责。孙先生，我听说你想去日本，我可以另外给你想个办法，管保你拿到公费。你看，你们望奎用一个留日学额，换一个留日学额，另外还白捡一个留欧学额！”陶斌英咧嘴笑了起来，显然为自己想出这样的点子而颇为得意。

　　炳然说：“我们不是为个人利益而来，是代表全县的青年学生而来的。我们不敢假公济私。别人可以不顾舆论，我们不能不顾舆论。你的意见，我们不敢接受。再说，既然你有办法，可以替令郎另谋正当的学费来源，何必强占望奎县学额，致失人心。”

　　陶斌英说：“我家节省一点菜钱，也可以供给学生留学——钱不成问题。只是，如不弄个公费名额，出国去被人瞧不起，所以才想了这个办法。”

　　炳然说：“据我所知，并不如此。私费出国，更为一般人瞧得起——因为最低限度可以显示他家是有钱的。再说，公费学额，原是为一般贫苦学生而设的；有钱人既然有自费留学之能力，何必与贫苦学生相争！何况，以不正当的手段，斩断贫苦学生的上进之路，自尊者决不如此。”

　　陶斌英勃然变色：“说话最好不要言中有刺！青年人要走正路——尤其是有才气的青年人。刘薇伯很有才气，就因为不走正路，闹得身败名裂，丢掉性命。青年人应当以刘薇伯为戒！我们本省人最没出息，对外省人不敢说话，本省人谁一上台，就有人扯腿或拆台。”

　　炳然听出陶斌英话中的威胁，但仍平静地说：“刘薇伯是否身败名裂，是另一问题。我们这次来，决非拆任何人的台或扯任何人的腿，而是为望奎县青年学生争上进之路，为望奎县青年争人格。另一方面，本着‘君子爱人以德’的道义，忠告陶先生不要因小利而失众望。”

　　陶斌英大怒：“我已经说过，不要言中有刺！我陶某不受这个！我偏不考虑你们的‘忠告’，谁能怎么样？”他语气一转，又说,“再说他去望奎也不是我的意思，是他大舅子万国宾的意思。”

　　万国宾是省主席万福麟的儿子、一个横行霸道的家伙。

　　炳然淡然地说：“不考虑我们的忠告，我们还要另想办法。总而言之，望奎县学额是不容他人霸占的。”

　　陶斌英冷冷地说：“请便，我看能怎么样！”

　　这次谈话(实为“谈判”)，陶斌英先行引诱，不见上钩；继以威胁，不见屈服——大感意外，深为恼火。

　　鉴于谈判破裂，炳然等一方面以书面形式向东北政务委员会控告；一方面向“留日学生监督处”陈述陶某系霸占留日学额，不应承认其公费生的资格。还函告“留日同乡会”就近对此事予以道义的谴责。另外，又通过报纸发表宣言，要求社会对此事予以公正裁判。

　　不久，陶斌英骤然死去。其子也登报声明放弃望奎县公费留日学额。

　　一向痛恨陶斌英的人们就传说：于炳然效法诸葛亮骂死王朗，把陶司令骂死了。炳然与孙德立听了,只有相对苦笑——当时他们只是据理劝说,争辩,哪里敢骂呀;倒是陶斌英气势汹汹,提了刘薇伯,以杀人威胁他们。当时还有人作了副对联称:

　　军阀陶司令作恶多端暴疾丧命，尽人称快；

　　青年于炳然才华出众折桂留洋，有口皆碑。

　　这件事在全省流传一时。

大学毕业的彷徨

       炳然深深地热爱家乡，他总是愿意尽自己所能为家乡人民多做点事情。他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常把外地的先进办学经验介绍回来。时任通江埠学校校长的孙首春，为学习先进办学经验、提高教学质量，曾赴北平进行教育考察；炳然给予他许多帮助，并陪他走访了师范附小等几所学校。炳然还常把一些进步书刊赠送给各学校的同学们。每逢暑假回县，他都要到母校望奎中学和女子师范学校，给学生补习英语。他还曾利用两个暑假，帮助望奎中学师生排演新剧，剧目有《复活的玫瑰》《爱国赋》《悲凉的青春》《一片爱国心》等。还帮助他们举办大型学艺会。这些，在他家乡这个小镇是破天荒的。后来他出国前，把在北平六年时间里收集的所有书刊，捐赠给望奎县民众教育馆。

　　1930年春，炳然大学毕业前的几个月，他陷入了忧虑与彷徨。萦绕他脑际的是职业问题。本是个农家子，偏要学政治；毫无靠山可言，又不愿奴颜婢膝。想要从事新闻事业，又自知无法筹集资金……像他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在当时的具体情势中，这种苦闷是必然的。他在《协进月刊》上连写了两篇文章，用的都是同一个标题——“我将如何”，虽然还不是穷途的哀鸣，也是对前路茫茫的叹息。这大概是当年大学毕业生的共同心理状态吧。5月，他参加了毕业考试，结束了大学的学业。

　　同年秋，炳然回到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适逢省教育厅招考留欧学生，已到了报名阶段。但因留英名额只限于学习商业，炳然无意于此；加之王宾章任厅长时，为泄对炳然之恨，留有“永不录用”之备案，所以他不打算报考。但一些好朋友都极力劝说，鼓励他报考。特别是李桂五、许德振、王吉昌、彭雨辰几人，未与炳然商量，竟联名呈请教育厅撤销了对炳然“永不录用”的备案，并替他报了名。有一次炳然遇见教育厅厅长高骥哲，出乎意料，他也劝说炳然报名，看来态度是诚恳的。朋友们给他买来了需要的书，让他好好准备。这种友情，鼓起了他再读几年书的愿望，于是下了应试的决心。

　　8月，炳然赴省城应试。试后，共录取五人：杜春宴和刘咸一(望奎人)赴德国留学，王宏章赴法国留学，于炳然和朱广心赴英国留学。

　　家乡人都为这次省里招考留学生本县人能拿到两个名额而感到振奋和自豪。1931年春，全县各界人士及县城各校师生，在望奎“第一舞台”举行大会，热烈欢送于炳然、刘咸一赴欧洲留学。

于振华

第二章

伦敦，传来“九一八”的炮声

       1931年4月5日，于炳然与朱广心同行，乘火车由哈尔滨启程，取道西伯利亚前往欧洲。车行八日，出苏联境后，经华沙、柏林、布鲁塞尔……乘船渡多佛尔海峡到达伦敦，时为4月15日。炳然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国际问题。

　　炳然这次出国，下了决心：闭门读书，不问外事，一定要取得博士学位。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他选择在伦敦比较偏远的CLAPHAMCOMMON一带居住，做了一个英国普通家庭的房客。每日专心学习英文，很少到伦敦城中心区去。这时，常与他往来的人，有东北同乡周鲸文、何松亭、张伯琴，山东人崔晓岑，河北人卢郁文、高文伯，广东人缪培基。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密令其守备队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随即反诬为中国军民所为，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六小时后，日军占领了沈阳。随后，在吉林、黑龙江也发动进攻……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各地，也传到了伦敦。

　　后来，炳然写了《九一八在伦敦》一文(发表在《反攻》半月刊上)，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兹摘录如下。

　　“九一八”的翌晨，房东的女儿来到我居室的门外，不是像往常那样说声“早安，你的报纸”，而是轻轻地叩一下门，然后静等在门外。

　　开门后，她歉然地说：“对不起，我给您带来了不祥的消息。”

　　顺着她的手指，我看见了报纸上赫然的“日军突然侵占沈阳”的标题,只觉得浑身血流加速。接过报纸，仔细看几遍——哎呀，为什么这消息这么简短？为什么消息以外，没有任何批评和判断？

　　午饭后，几个同乡来了，Y君一进门便喊：“完了，完了，这回一切都完了！”他一张激愤而又颓丧的脸，显得单纯而又可怜。

　　维鲁的感情也很激动，他只在重复着一句话：“回国去，哥们儿，到了干的时候了！”

　　伯琴比较沉静些，他在估量这一事件的发展，并征询别人的看法。

　　Y君的表现，似乎是最激动的：又要这样，又要那样；一刻好像要杀人，一刻又好像要自杀，坐立不安；后来在地上直跳——他变态了。

　　我心中想：“当心，这样的人是容易坏事的。”但只轻轻地说了一句：“张皇有什么用？”

　　经过草草的商讨，产生了几项决定：组织“同乡会”，发宣言，推动“留英学会”召集华侨大会……

　　我想了解更多的华侨的反应，便特意跑到东伦敦——工商界华侨聚集的地方。到了那里便走进“张朝包子铺”，一边吃着便饭，一边寻人攀谈。但这里的华侨多是广东人，我还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话，感到有些失望。一刻，有个年约五十的朋友走来，他衔着烟斗，拿着纸笔过来——是来和我笔谈。他写的，颇具古文风味。

　　我问他对于“九一八”的感想。

　　他写道：“慨也夫，吾将披发左衽矣！”

　　我问他中国应采取何种对策。

　　他写的是：“唯有破釜沉舟耳。”

　　后来，别人也过来和我谈话，我有听不懂的地方，他就为我“写译”。

　　于是我知道广大华侨都是富有爱国意识的，对于“九一八”事变，他们都极度愤慨，极度关心。从东伦敦回来时，我心里盛着一种满足、一股力量。

　　两三天来，英国报纸上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逐渐多了，并且有“绝非偶发事件”的评论了。我们的“同乡会”也组织了起来，主要负责的是维鲁，担任宣传工作的是松亭。

　　记得我们那天聚会时，Y君拿出一纸信稿(是写给留英各地同乡的)，朗声宣读，摇头，扭身，拍案，顿足……不记得哪位，不完全有意地说：“好一篇新的《讨武氏檄》！”

　　Y君听了，大有感激涕零之概。那时的爱国朋友，也真是各具情态的。

　　为了“九一八”事件，一个比较大的集会开幕了。立在主席台上的一位，也是一个所谓“留学生”，他一再叮咛人们：“不要轻举妄动，静观变化。也许用军事力量，也许用政治力量……所以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一位平日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时表示异议。

　　于是触动主席大发雷霆之怒。

　　又有某君高喊：“国家到了这样地步，你们自己还吵架吗？”

　　风波平静以后，主席便宣布请W博士讲话。

　　W博士用宏亮的声音，讲东北的自然地理，接着又讲述些“国耻史”。最后，说出了人人所在等待的“结论”：“我们已经有这么多国耻了，这次日本侵略我们的东北，又增加了一次国耻。我们一定要雪耻的。雪耻的办法是，我们要把这些国耻告诉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再把这些国耻告诉他们的儿子……”

　　看来，用不着战了——此博士之所以谓“博”也。

　　一般英国的民众，还有正义感，对于“九一八”事件，尚能作公道的裁判。可是，“绅士”便不同了，他们有特殊的高见，据我所听到的有三种：

　　1.中国是无秩序的国家。虽然有极好的客观环境，但不能独立创造文明，需要日本的援助，正如印度需要英国的援助一样。

　　2.日本人口过剩，中国土地过剩。过剩的人口应当向过剩的土地发展。

　　3.日本利用中国人维持那里的秩序，可谓得到了“征服的秘诀”。日本的崛起，不过十年，而竟如此老练，令人惊服。

　　在伦敦，当“九一八”时，并非只有这种使人泄气与愤怒的景象。在另外的角落，有一群刚毅而果敢的青年，“九一八”擦亮了他们认识现实世界的眼睛，坚定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意志，加重了他们对复兴民族的责任感；他们不断地在互相策励着，互相教育着，互相学习着；他们要以奋斗的今天，争取胜利的明天。

　　“九一八”事变几天后，炳然已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整个东北的野心。于是，与常相往来的同学，组织了“同乡会”，开始了宣传工作。并时常去参加“留英学会”的活动，尽力以自己的观点影响更多的留英学子。11月,日寇唆使张海鹏进攻齐齐哈尔、马占山江桥抗战的消息传来,炳然看到故乡即将沦陷，心情十分焦虑。他给在家乡的朋友宋漪村、张敬纯、李桂五、刘晨光等去信，鼓励他们组织义勇军，并计划自己回乡实施领导。另一方面，同乡们推举留德的刘咸一回黑龙江省去了解实际情势。

　　炳然在参加“留英学会”或“华侨救国会”的活动时，发现到处都有争论。多数人主张与日寇开战，而国民党人则说“听候国联解决”或“政府自有办法”。

　　炳然是坚决反对“不抵抗主义”的。在会场上，多次对国民党人的这种论调作猛烈抨击。如国民党员学生王慕尊、李超英、葛覃、洪轨、李孝雍等，都曾被炳然驳斥。他言事真切，说理透辟，词锋犀利，感情激昂慷慨，有一种势不可当的雄辩力和感召力，受到同学们及到会的爱国华侨的尊敬和喜爱。

　　国难的加重，让炳然思考了许多问题。他发现过去自己的眼光实在狭小，只是念念不忘本省如何从奉天人压迫下解放出来，很少注意整个国家，很少思考救国之道。又发现过去自己强调个人才能，而忽视集体的力量，所以只在一个小圈子里打转(例如“协进社”)……经过痛苦的思索，他感到，自己必须选择一个能够拯救中国的主义，而坚决奉行之；还必须参加一个政党，靠群策群力来实现目标。他想到了“共产主义”理论，想认真了解一下，但却连共产主义的书名都不知道。跑到书店去翻阅了许久，只买回一本《苏联的五年计划》。翻开一读，里面尽是些数目字，看不出共产主义的定义和理论，不免大失所望。炳然又陷入不知所之的迷惘之中。

与驻英总领事交锋

　　“九一八”后，东北留英学生，无论是公费生还是私费生，都接不到国内的汇款了，生活渐显拮据。

　　有一个私费生于程九，平日寡廉鲜耻，大家都讨厌他。他用拍马手段，从中国驻英总领事杨光泩那里借来几十英镑，扬扬得意地吹牛说：“你们公费生都是草包。我凭私费生身份能从领事馆借钱，你们谁有这样本领！”

　　这本来是句很无聊的话，炳然听了，也没在意。

　　过了几天，大家更困难了：已经无法买生活用品了，都在悄悄算计着，手中的钱还能支撑几天的伙食。

　　这时，炳然想起了于程九的话，想起了那个平素装腔作势的杨总领事。他对几个同乡说：“这样情景，怕几天之后就要断炊了，我找总领事馆试试吧。”

　　炳然给总领事馆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我们是黑龙江省公费留学生，因‘九一八’事变，学费收不到了，日常生活已难维持……”

　　总领事馆回复了一信，信中有这样的话：“……现正向某方进行，于最短期间内，当有结果。祈稍安勿躁可也。”

　　炳然再写一信，信中说：“……所谓某方，究系何方？既属公事，无隐讳之必要……理宜稍安勿躁，其奈饥肠辘辘何……”信发后第二天，总领事馆来信约炳然去面谈。炳然作了准备，便前去了。

　　总领事馆的人见炳然走进来，相视而笑。他们引炳然上楼，来到总领事办公室。杨光泩正神气十足地伏在写字台上办公，仅说了一个“坐”字，仍继续写字。炳然便坐在沙发上等待。

　　十分钟后，杨光泩掷笔于案，燃起一支雪茄，吐出一口白烟之后，慢慢地说：“你的信，我们看过了。你们要我们帮忙，我们也没有办法……我过去在美国当了十年总领事，有了经验，公费不敢动。如果与日本开战，使馆也可能接不到政府的公款。我个人呢，上海那号老九彰因‘一•二八’关了门，只剩下天津那号老九彰，将来还不知道怎样；所以也是爱莫能助……”开始他说得很用劲，见对方一声不响，渐渐松缓下来，歇了口。

　　停了一刻，炳然才开口：“我的信，措词直率，因为觉得你们是总领事馆。我想，在外国可能沾些外国风气，不像国内的官僚机关——谁说几句拍马话，不应成者亦成；谁敢直言奉上，应成者亦不成。现在看来，你们还是国内那一套风气。我只得承认自己是估计错了，这是我深感可憾的。”

　　炳然接着说：“现在我们应该先把对话双方的身份弄清，免得误会。我是代表东北公费留学生，来与总领事说话，并非以于斌私人身份来与杨先生私人谈话。也就是说，在一种特殊困难情势下，我们向中国驻英总领事馆要求援助，不是于斌来向杨先生讨饭吃；因为于斌即使真到了讨饭吃的那一天，也不一定到老九彰门前去讨……”

　　杨光泩说：“好，事情很简单，一句话：你们的事，我们不管。”

　　炳然把随身的提兜打开，拿出来毛巾、牙具、书籍等物，摆在茶几上，然后说：“你说简单咱们就简单，一句话：从现在起，我搬到总领事馆来了。如果有必要，我的同学们也会搬来的。”

　　“那不成！”杨大声说，“伦敦有几千华侨，如果都搬到总领事馆来，成吗？”炳然平静地说：“如果几千华侨都与我们同样情形，就是说都是公费留学生，家乡都因为政府不抵抗而被日本人占去了，他们完全有理由搬来总领事馆。”

　　杨说：“你们并不是总领事馆的公费生，总领事馆不负你们学费的责任。”

　　炳然说：“在伦敦，对于华侨来说，总领事馆是代表政府的。”

　　杨问：“你是否国民党员？”

　　炳然微微一笑,说：“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我不是。”

　　杨又问：“你是否‘留英学会’会员？”

　　炳然说：“对付我是顶容易的，我背后并无任何势力。”

　　杨说：“你以为我们没有办法对付一个来领事馆捣乱的人吗？”

　　炳然说：“有的，你们可以喊来英国警察，把我捉进英国的监狱，或者还有更妙的其他办法。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总比饿死在伦敦街头要好些。因此，我已决定，欣然接受你们的任何处置。但你必须收回‘捣乱’二字，因为这不符合事实。”

　　说毕，炳然展开书看起来。杨光泩起身走了出去。事情陷入僵局。

　　大约过了一小时，副总领事跑上楼来，要炳然下楼去接电话。

　　炳然说：“我在看书，不想离开这里。”

　　过了一会儿，他把电话拨转到楼上来。炳然拿起听筒，听到杨光泩的声音，他说：“请你来×街×号，这里是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已经答允暂借给你们一些英镑，你可以马上来签字领款。”

　　炳然回答：“那么谢谢了，我现在就过去。”

　　带着借来的英镑,炳然回到同乡中,说明了事情的过程。大家先是愣住了,随后一个人忽然喊起来:“这回我们饿不死了！于斌,英雄！”大家把炳然抬了起来,有人喊着:“救苦救难的观世音！”

　　这样，东北留学生们渡过了这次生存危机。在留英学生中，此事被传开去，并名之曰“于斌大闹总领事馆”。

走上无产阶级革命大道

      “九一八”的炮声，强烈地震撼了炳然。“乡难……国难……救国救民……选择一种确实能够拯救中国的主义……参加一个政党……”这些，一直萦回在他的心头。但究竟该信奉何种主义、参加何种政党呢？因所知甚少，一时尚难以确定。由于走出闭门读书的状态、热情参加华侨与留学生的各种集会，又基于自身“亡省丧家”的境遇，炳然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深恶痛绝。所以在各种集会上，都与唱国民党论调的人作激烈的争辩。无形中，与一些持相同观点的人站到一条战线上了，其中比较活跃的是程希孟、彭道真、罗长海、高文伯、崔敬伯、何松亭、蒲子政、亢心栽、陆元诚、原政亭、乔辛瑛等。

　　这时，同乡何松亭与他的往来越来越多。一次，何松亭对炳然说，柏林和巴黎都有“反帝大同盟”组织。“反帝大同盟”是由宋庆龄、高尔基(苏)、罗曼•罗兰(法)、巴比塞(法)等名人发起的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持被压迫民族为宗旨的一个国际组织。炳然听了，当即表示赞赏，并与何松亭进一步商讨能否在伦敦组织这样一个团体。其实，这次谈话是何松亭根据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的决定，来了解于炳然的政治态度。

　　几天后，“旅英华侨反帝大同盟”成立了，盟员有十四五人。高文伯当选为常务负责人，何松亭当选为宣传委员，于炳然当选为文书。“大同盟”发行了期刊《中国工人》，由于炳然任主编。在这之后，炳然经常收到一种油印的刊物——《赤光》(这是王炳南等在德国办的)。虽然内容较简单，然而也片断地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情况，使炳然从中感受到了一些革命气息。

　　这时他觉得只读《赤光》还不够劲儿，迫切要求读到更好的革命理论书籍。何松亭借给他一本中文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他细心阅读下去，觉得自己的眼前光明起来了——过去所学过的什么“国家的界说”、“国家的源起”、“国家三要素”及其他一些所谓“政治学原理”，完全在他脑子里被粉碎了。他确认，这次才是接触到了真理。对书中的理论，他领会得比较深刻；对许多精辟片段，甚至可以背诵下来。他把学习心得与何松亭、蒲子政讨论，二人都认为他理解得很好，很深。

　　此后，他又用心研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他下了决心：一定要参加共产党。不久，何松亭与蒲子政先后与于炳然谈话。1932年5月中旬，于炳然经何松亭、蒲子政介绍，经英国共产党批准，被接受为共产党员，参加了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英共中语组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完整历史的一部分。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前史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活动，后史为欧美各国共产党的中国语言组。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等烈士，都与它有历史联系。

　　英共中语组是“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于炳然入党前，它只有三名党员，即蒲子政、何松亭、原政亭，组长是蒲子政。英国党派来领导中语组的是PERCY GLANDING同志。英共中语组是完全秘密的，纪律与作风、自我学习与自我批评等方面，完全保持中国共产党的传统。

　　这时，“反帝大同盟”的原负责人高文伯已去德国柏林，党任命于炳然为“反帝大同盟”的常务负责人，并负责东伦敦的华侨工作，特别是海员工作。

　　1932年11月，何松亭、潘定九、蒲子政、原政亭四人，因留学期满或学费没有来源，准备回国。后来英国共产党决定介绍他们去苏联莫斯科学习。

　　这时，“反帝大同盟”领导有“留英学会”、“旅英华侨工商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两个组织。“旅英华侨工商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已发展至二十余人，并有一个工人小组。这样一些工作，放在于炳然这个入党刚刚半年的新党员身上，他们当然有些放心不下；因而在两个月以前就加紧培养、训练炳然，并在群众中建立他的威信；同时还再三地叮嘱他：“布尔什维克即使只剩一兵一卒，也要作战到底！……在英国的华侨中，你是唯一的革命种子……”又与英共的葛雷丁同志说好，以后由他与炳然保持联系；炳然难以决定的，都向他请教。还决定从“反帝大同盟”中吸收几人加入党组织。炳然深感责任之重大、任务之艰巨，但他是有自信的。

　　经过认真考察，于炳然先后介绍张为先、王北辰入党。过一阶段，又先后介绍陈玉麟、陈洪海、侯雨民入党。这样，中语组更加壮大了。1934年，又接受涂长望、乔辛煐、杨亦周、老潘为党员，加上从莫斯科转来的杨秀峰、由柏林转来的老郭，中语组党员人数最多时为十二人。

于振华

赴“旅欧华侨反帝总盟会议”

      “旅欧华侨反帝总盟”原设于柏林。1933年1月，德国纳粹党魁希特勒上台。鉴于形势的变化，总盟移往巴黎。1933年3月，在巴黎召开各分盟代表大会，英国分盟选于炳然为代表前往出席。德国分盟代表王炳南，比利时分盟代表张一诚、晋增，法国分盟代表朱云、董希白、孙西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的工作，部署了未来的工作，选举了总盟的执委会。

　　正在这时，巴黎的国民党宣传机关“书报社”贴出广告：“特请吴秀峰博士与王芃生先生讲演”，连讲三天。在第一天讲演时，炳然与朱云等进去听了听。所谓的吴秀峰博士，满嘴胡说，纯系为国民党作欺骗宣传。因此炳然在总盟代表会议上提议：发动法国分盟盟员去揭穿他们的公开欺骗，将他们的讲演会变成辩论会，把他们的宣传变成我们的宣传。这一建议当即得到全体代表的赞同。在“书报社”讲演会的第三天，总盟去了二十余人。除法盟的张一诚、朱云、晋增、孙西林、秋华成、张杰、董希白等盟员外，炳然也去参加了。他们分散在会场各个角落，准备开战。

　　国民党学生见他们到来，大为惶恐。大会主席于开会时郑重宣布：只许聆听，不许讨论。吴秀峰先讲了一通老生常谈：“好好读书，以备国用”与“结交好友，互相砥砺”，又说了些不满现实又必须维持现实的废话，其中自然含有对日本人侵略东北“听候国际解决”和“政府自有办法”的毒素。“反帝大同盟”的人正在寻求挑起论战的机会，他便草草结束了讲演，换上了王芃生讲演。

　　大会主席忽然宣布：此会是专为中国人开的，不欢迎外国人参加；要会场检查有没有外国人(指日本人)。大家正在四下张望，主席忽然用手一指说：“这位先生是不是中国人？”他所指的恰好是炳然。炳然站起来说：“我在精神上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在身体上也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但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使我的家乡东北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满洲国’，因而使三千五百万同胞的国籍发生了问题。而你们还要我们‘听候国联解决’……”大会主席一听话锋，急忙打断说：“你是中国人，请坐，请坐。”炳然说：“别忙，我要顺便对吴秀峰博士说几句话。听过你的讲演，我有许多不敢苟同的地方。如果你真是学者，如果你作的是学术讲演，当然不怕公开讨论，因为真理是不怕探讨和争辩的。如果你是个政府的宣传员，如果你承认在这里是做欺骗群众的勾当，那么，贼人胆虚，自然怕人驳斥。现在吴博士应当表明态度，敢不敢与听众讨论。”

　　吴秀峰回答说愿意讨论；虽然经大会主席阻拦，他还是宣称愿意讨论。接着，是王芃生先生介绍了一些日本的情况。王芃生曾留学日本，学习过陆军、经济；回国后曾被聘为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咨议，后又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是位日本问题专家。之后，首先由炳然对吴秀峰讲演作了全面批评，并给他提出几个问题。吴秀峰面现窘态，张口结舌。经过几个回合，吴已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会场显然已为“反帝大同盟”所掌握，他们的观点赢得了绝大多数与会群众的赞同。会上，他们痛斥了吴秀峰，但没有攻击王芃生。因为王芃生讲的主题是“日本侵略中国是必然的”，他分析日本又是以阶级观点为基础的。

　　法国分盟盟员张杰，是炳然在北平法政大学时的同学、好友；他是湖南人，与王芃生是同乡，互相熟识。事后，张杰对炳然说：“王芃生对你评价颇高，他愿意与你做个朋友。”后来王芃生去伦敦时，持着张杰的介绍信去见了炳然。他们交谈甚是投合,成了朋友。王芃生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恐日病”和“睦邻政策”，赞扬“反帝大同盟”的活动，还曾捐款支持《解放》半月刊。分盟代表大会后，炳然还同与会的同志们在巴黎进行了参观，并将观感写成一篇题为《巴黎之游》的文章，发表在邹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兹摘录其中一节：

　　我们十余人去游凡尔赛宫。此宫是法国封建时代帝王的行宫，由始建、改扩建、直到形成现在的规模，历经16世纪至18世纪。宫室外，山湖林园，应有尽有……宫室中已看不到什么陈列品，唯独壁画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十分惊人。所画，强半是法国历代武功。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之残暴，在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显然，作画时的目的，不在于揭穿帝国主义的狰狞面孔，而在于昭示法国的后世子孙：应当继承先人功业，去征服弱小民族。可我们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上，便可以寻出另外一种意义。

　　会议厅中陈列有一长方形桌子，这就是历史上有相当地位的《凡尔赛条约》的签字处。想起来，帝国主义者也算不了怎么聪明——《凡尔赛条约》是欧洲第一次大战的总结，但又何尝不是欧洲第二次大战的开端？胜负消长，循环不已，这是引起我无限感慨的。但思想得再深入些，便知道直接受战争损害的，只有各国的无产阶级。不但在战场上所表现的是此国的无产阶级与彼国的无产阶级相残杀、此国与彼国的资产阶级同样站在后方空喊；而且战胜国是为资产阶级争到了市场与原料，战败国则很巧妙地在无产阶级的肩头加上了一切损失的负担。看吧，帝国主义混战，就是这么一回子事。

柏林——罗马，影响李杜将军

      旅欧华侨反帝总盟会议之后，炳然在巴黎停留时，忽然接到刘咸一、杜春晏从柏林的来电，约他速去柏林。这时，炳然从报纸上已经知道马占山、李杜、苏炳文三位东北抗日将领到了柏林。他想，约自己前往必定与此事有关。

　　炳然到柏林后，才知道是王炳南让刘、杜二人电约他前来的。王炳南还介绍炳然与德共中语组负责人谢维实见了面。谢维实说，马、李、苏三位将军到柏林后，已被中国公使馆公使刘文岛派一批人包围起来，使进步的学生无法与他们接近。只有杜春晏、刘咸一(共产党员)，因为是黑龙江人，还可以经常在三位将军身边。但杜春晏仅是“反帝大同盟”的同情分子，政治上能力较弱；刘咸一是“反帝大同盟”盟员，但对国民党只是愤怒批评，对三位将军难以产生深刻的影响。故此约思想、口才兼优的炳然前来，以强化工作力度。

　　马占山将军，“九一八”事变后被张学良委任为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曾在嫩江江桥击退日军；后撤至克山，又在林家店设伏击退日本追兵。但1932年，一度投降日本，任伪黑龙江省省长、伪满洲国军政部长。4月，又通电宣布反正，组成“东北救国抗日联合军”，自任总司令。苏炳文将军，“九一八”事变后，也率部参加了江桥抗战，后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在东北抗日。马占山与苏炳文的部队后都在日军进攻下退入苏联境内。

　　炳然在柏林停留了十几天。与马占山的相处，总体上是不错的。但马占山已听说于炳然等是共产党人，对他们似有戒心。炳然等人希望通过工作，使他能正确地认识国民党,甚而反对国民党。这期间，炳然应马占山的请求，替他写了一篇讲演稿，以备回国后到各地讲演及回答新闻记者的提问。

　　李杜将军是位职业军人。“九一八”事变后，任“吉林自卫军”总司令，率部坚持与日本侵略军作战。1933年退入苏联境内。此次，是由苏联来欧洲。与他同来的秘书长刘序伯，是炳然中学时代的国文教员，对炳然评价极佳。由于他的介绍，李杜与炳然等格外亲切。他很愿意与炳然等交谈，给他们的印象相当好。炳然发现，李杜有着强烈的反对国民党的情绪。一次，他就一些重要问题与李杜单独恳谈，谈得很深；可惜这时有人走来，使他们的谈话中断了。第二天，马、李、苏三位将军起身去罗马——这时张学良将军已到了罗马，他电邀三人前去聚会。几天后，炳然也离开柏林，转道巴黎，回到伦敦。

　　于炳然回伦敦后，陈洪海(共产党员)去了罗马——因为他哥哥陈洪陆在张学良将军部下任东北军空军队长，张将军曾答应供给陈洪海学费，他就是去办理此事。三四天后，炳然忽然接到陈洪海、刘序伯发来的电报，约他去罗马某大旅馆。炳然估计若没有重要事情，不会有电报来约，便起身前往。

　　到了罗马才知道，是李杜将军要他们二人约炳然去的。这次，炳然与李杜同住了二十几天。他们每日必谈，从世界大势到国内政治，而且谈得颇为融洽。有一次，炳然问他：“你所领导的义勇军，为什么不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李杜沉吟半晌，不知如何回答。实际上，这一问，使李杜的思想为之一震,国民党的长期宣传在他心里筑起的反共堤坝，开始动摇、坍塌了。在他们二十几天的相处后，李杜对国事有了新的认识，他认同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认同了中国只有得到苏联的援助，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

　　李杜将军这次约炳然前来，除了探讨救国之道，还有另一打算。那时正当盛世才在新疆驱逐金树仁，而李杜的抗日部队撤入苏联之后，已转到新疆。因此张学良曾发电报力保李杜任新疆省主席。于是李杜打算，如果能够去新疆就任，就请炳然与他同去。后来，张学良接到回电，说已公布了任命盛世才任新疆省主席。这样，李杜便决定回国了。李杜在罗马的时候，身边已没有几个钱了;他住旅馆的费用，是由张学良的账房支付的(张住在另一旅馆)。但在李杜将要回国的前几天，张学良突然偕同端纳、沈祖同等飞往巴黎。这样一来，李杜最后一个礼拜的旅馆费用就无法支付了。

　　炳然提议给张学良拍一电报，求他解决。李杜说不可,他打开了唯一的皮箱，从中取出一个布包，内有几枚金耳环等首饰。 “这是我岳母留给我内人的纪念品，我不应卖了它。”他说，“但现在再没有其他办法了……”说着，不禁流下泪来。因他身边的几个人都不会外语，只好请炳然替他出去卖掉。

　　炳然同李杜的副官刘观仁来到街上，但炳然心里却在思忖着:既然将军这样不忍心卖掉,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眼前的用款呢?他忽然想起，陈洪海来罗马时，张学良将军曾给他一笔钱，是意大利里拉。陈洪海因当天匆匆回伦敦，托炳然替他将这笔钱汇出。炳然早已将钱汇出，汇票还在身边。但他不敢断定，此款能否在罗马支取。炳然一试，果然将款支取了出来;他和刘观仁四目相视,两人都笑了。回到旅馆，炳然将李杜的首饰布包原样交还给他，并递给他钱，说明了原委。李杜喜出望外,感叹良久。(他回国后，即将此款汇给陈洪海。)临回国时，李杜还特地向炳然表示，他到上海后，希望共产党派人与他联系。

　　炳然将与李杜交谈的情况、自己对他的了解以及李杜的要求，写成材料寄给王炳南，要他们转到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因为那时英共中语组还未与中国代表团建立直接的联系。

同张学良将军从论政到相知

    1933年春，张学良将军正式辞去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和东北边防军总司令的职务。4月11日，他携夫人于凤至，女友赵一荻，女儿张闾瑛，儿子张闾琪、张闾珣，秘书沈祖同夫妇、李应超夫妇，顾问端纳(澳大利亚人)及医生瑞德•卡尔维特等，乘意大利邮轮出访欧洲。

　　此行，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考察外，他还准备在旅欧留学生中遴选一批干部。据说有四个条件：第一,不论思想(指政治信仰)，左至共产党,右至法西斯；第二,不论省籍；第三,坚决主张抗日者；第四,真正有学识与能力者。此事，张将军委托留德学生田树滋负责物色。按于炳然的思想与才干，理应被推举；但田树滋出于忌妒心理，只推举了刘咸一和杜春晏——原来这是因为在代马占山将军起草讲演稿时，由于炳然和田树滋各写了一份；大家比较后，否定了田树滋的文稿，而一致同意采用炳然的文稿。

　　炳然回到伦敦。这时，他的学费已无来源。因马占山部队败撤齐齐哈尔后，黑龙江省已在日本人统治之下。“九一八”事变前的省教育厅厅长郑九鸣曾给炳然等留学生写信说，只要他一天不离开教育厅，就一定给他们汇学费。但在1933年3月成立了伪“满洲国”后，情况就变了;郑九鸣也已离开了黑龙江，省里已停寄留学生的学费了。在刘咸一、杜春晏接受张学良资助的学费后，刘咸一知道是田树滋未向张将军提出于炳然的名字；他给炳然去信说，他与杜春晏已商量好，三个人可以平均使用这两个名额的学费。炳然在给咸一的回信中说：田树滋不会提出我的名字，也是意料中的事，不必介意……我正拟以直言向张将军问询国事，无异于赠之‘大黄’一味也……刘咸一接信，茫然不知炳然何意。

　　中药“大黄”，性大寒，味苦，能攻积导滞、泻火解毒、行瘀通经。但服之大泻，一般医生不敢轻用。1933年5月，张学良将军到达罗马。于炳然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三个问题：一、“东北之失，你以为原因何在？”二、“你是否准备收复东北？”三、“如果你想收复东北，将采取何种方法与步骤？”

　　信寄出约一个星期，便接到了张学良将军的亲笔回信。信中，他相当恳切地表示，愿意就抗日救国问题进行共同探讨，并对于炳然所提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对第一个问题，张将军说是因为当时东北建设的飞速发展，如修建打通路、四洮路、克齐路，开辟葫芦岛军港等，都深为日本人嫉恨，所以才迫不及待地侵占东北。对第二个问题，张将军的答复是肯定的，并且说：“如果说与日本人可以合作，没有比张氏父子更早就与日本人合作了。日本人所以杀死我父亲，所以夺取我的防地，正是因为我们不与日本人合作……国仇家仇，誓死必报。”对第三个问题，他说：“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时，只要我们站在日本对立一方，就一定会打垮日本……但彼时如果仍是国民党统治，如果国民党仍持不抵抗主义，挑起内战亦在所不惜。”他最后说，“不日将去伦敦，愿当面再为详谈。”

　　7月下旬，炳然从报纸上知道张学良将军到了伦敦。他既然先有“面谈”之约，炳然便静候着，未去访他。一个星期后，炳然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不应错失这个同在一城的机会，应将自己的观点对他宣传，给他以影响。于是又写了一封长信，字数不止万言。用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必然性，阐述了党所主张的对内全国团结、对外联合苏联、开展抗日战争、收复失地的抗日救国方略。并驳斥了“先安内而后攘外”之说及“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说……最后炳然郑重表明，对张将军毫无所求，唯一的目的在于指给他以真理。这封信付邮的第三天，张将军托陈洪海约于炳然去共进晚餐。这次晚餐，是一次朋友式的会面。同餐者除张将军和于炳然外,只有陈洪海和将军的两个儿子。席间，张将军问起于炳然的家庭状况；炳然回答后，他感慨地说：“这真是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炳然说：“贵子与公卿倒不见得，不过我的家可以说是寒门或白屋了。”

　　餐后，张将军说：“明天我去北欧参观丹麦、挪威与瑞典，大约二十天后再回伦敦。那时我再约你详谈。”一天，常在张学良将军身边的王芃生来访于炳然。他说：“贵同乡张汉卿先生听说你的学费发生了问题，他极愿予以援助；要我来征询你是否肯于接受的意见。”炳然问：“他从哪里知道我的学费发生问题？”王芃生说：“有一天张将军对我说，过去的干部多是陪同他玩耍的，没有一个人才。这次来欧洲，打算寻一批新干部,只问人才，不问省籍；要我在伦敦替他物色。我当时就对他说，‘在伦敦的真正人才，正是你们东北人’，于是我介绍了你的情况。”王芃生又追问炳然，是否愿接受学费援助。炳然反问王芃生：“你的意见如何？”

　　王芃生说：“不管怎样，张将军主动要帮助你，总是好意;我想是应当接受的。”

　　炳然想了想，说：“如果我不接受，不但辜负了他的好意，而且也辜负了你的好意。”

　　张学良由北欧回到伦敦，即约于炳然去单独面谈。谈话一开始，张将军围绕抗日救国，提出一连串问题。于炳然仿佛面对一个老朋友一样，坦率而真诚地滔滔宏论达四小时之久。这次谈话中，张将军主要是倾听于炳然所谈，始终没发表任何政见。最后他对于炳然说：“我很想了解一下社会主义的情况，如果你愿意，就作个准备，同我去莫斯科。我已通知了颜惠庆(中国政府驻苏联大使)同苏联接洽，我要去参观。”事后，于炳然把此次谈话的内容，写信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作了汇报。几天后，得到答复，同意于炳然陪同张学良将军前往。十天之后，张学良将军又约于炳然谈话，还是两人单独面谈。这次,是张学良将军宏论滔滔了。他先说：“颜大使已有回电，苏联记了我1929年(指“中东路事件”)的仇，不同意我去莫斯科。这次出国，最想看的是四个国家——德国、意大利与苏联、土耳其。苏联既然看不成，土耳其便不想看了。”接着他说:“中国的出路，只有两条——极左或极右，我已看了德、意，很好。但不能参观苏联，这次出国是白来一趟了。听说苏联确有进步，五年计划是成功了，但还没有达到文明国家的程度。很想去看个究竟，可惜这次不能前去参观，很遗憾。”

　　张学良又说：“我从各方面了解，你确是个人才。但你的思想是左倾的。不过我并不怕你，你的思想是从书本上来的，并未在实际中试验。你将来回国之后，给你点责任，思想就会逐渐切合实际了。”这次会面，于炳然对张学良的政治观点只略提了几点意见。张将军说：“彼此多考虑，有时间再详细讨论。”

　　最后张将军说：“你如果愿意在伦敦读书，我愿意帮助你学费。但我希望你去苏联读书，你去后，要与苏联朝野人士好好联络，一定要建立起最好的友谊。将来我们抗日，如能得到苏联的支援，那要比你带十万大军在前方作战的功劳还大。”当谈到于炳然如何去苏联时，张将军说，他一方面给颜惠庆大使去信，要他在苏联联系；另一方面待回国后，向苏联驻华大使鲍哥莫洛夫面托。并说他认识加纳罕，可以写信向他介绍炳然。至于学费，他说：“如果你去莫斯科，咱们实报实销。”10月下旬，张将军又约于炳然前去——这是他们的第四次会面。在场的除了炳然，还有陈洪海和田树滋。张将军告诉大家他次日将去罗马，希望以后经常通信。随后交给每人一封信，便一一握手而别。炳然感到，将军用力握着他的手，微笑着注视他，有好一会儿。给炳然的信封中，是一张二百英镑的支票。

　　四次会面,两次长谈,炳然一方面看到了两人在政治观点上的同异;另一方面,张将军真诚、磊落的品格,深沉的爱国之忱、忧国之思,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事后，炳然把与张学良将军见面的详情，报告了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

于振华

与国民党势力的大辩论

      英共中语组在伦敦的力量与影响在日益扩大。仍领导着“反帝大同盟”和“留英学会”；发展壮大了“旅英华侨工商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其会员包括致公堂、忠信堂、商店、饭店的老板、店员，洗衣工人，水手，学生，银行职员等;还组织了“留英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在专为华侨而办的“中华俱乐部”中，也发展了力量。中语组还将原来传单式的《中国工人》停刊，改成一种杂志型的《解放》半月刊,由于炳然任主编。虽然是油印的，但无论内容的革命性、生动性,还是形式的新颖性、艺术性，在伦敦都是空前的。在“留英学会”之下，还设了“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为理论教育与时事教育的公开集会，与国民党学生经常作理论上、思想上的斗争。

　　有一次，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集会上，杨秀峰同志(1933年冬，他从莫斯科转到伦敦)主讲“中国法西斯的形成”，揭露国民党“蓝衣社”及其反革命的理论。会场上，以在英学习军事的窦济华为首的国民党学生，纷纷站起来激烈争辩，他们的观点聚焦于“先安内而后攘外”。“留英学会”当即提出召开公开辩论会的挑战。对方表示同意。经共同商议，规定了双方以正方与反方的形式展开辩论；各方发言人名额：台上三人，台下三人；发言时限为主辩十五分钟，其他辩手台上发言十分钟，台下讨论发言五分钟；最后由双方主辩作总答辩。还规定:辩论结束后，由听众表决决定辩论之胜负。不久，在伦敦轰动一时的“共产党大战蓝衣社”一幕便拉开了。

　　这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双方都感到事关重大，不能掉以轻心。“反帝大同盟”在台上的阵容是：第一发言人(主辩)于炳然，第二发言人王北辰，第三发言人涂长望；台下讨论，中语发言人杨秀峰，英语发言人张为先，中国粤语发言人侯雨民。

　　辩论一开始，“反帝大同盟”一方便以逻辑严密、锋芒犀利的滔滔宏辩，占据了压倒的优势。对方各发言人用尽心机，一再反扑，而终是软弱无力。在理论与气势两个方面，“反帝大同盟”一方都把优势一直保持到最后。这时对方竟提出：“今天的辩论会，已为一方所控制，况是学术性质的探讨，恐无表决之必要了。”“反帝大同盟”一方当即驳斥：“表决一举，是筹备时双方共同议定的;目的不在辩论技能之评判，而在对国事主张的一种民意测验，应该表决。”双方相持不下。“反帝大同盟”一方又提出，先对“是否表决”进行表决；对方无奈，只得同意。结果，听众都支持按原定计划进行胜负表决。

　　正式表决时，赞成“反帝大同盟”一方的人多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同盟”大获全胜。为纪念这次胜利，更为了扩大这次胜利的影响，于炳然决定《解放》半月刊编发一期辩论会专号。另一次较大的斗争，是“中华留英学生会”的改选。这个团体原来为南洋华侨主持。适逢从国内新来一批国民党学生，又从美国转来一批国民党学生；他们感到人多势众，正是时机，便策划从南洋华侨那里夺取“中华留英学生会”，以之与共产党人领导的“留英学会”相对抗。而共产党人因需要在南洋华侨学生中开展革命工作，也准备进入该会。因此在该会改选前，激烈的争夺已在酝酿之中。炳然与几个同志进行了研究,定下了计策。

　　国民党学生，以南洋华侨学生为对手，进行了充分准备。开会时，他们对于会章，对该会过去的方针、策略都进行攻击。此时，共产党人默不作声。而到了对章程进行表决、对人事进行选举时，共产党人突然出击。国民党学生感到大出意外——由于双方人数对比的变化，他们立刻陷于劣势。知道大势已去，他们悻悻地退出了会场。原来，共产党人领导的学生与南洋华侨学生已在会前进行了沟通，建立了联合战线。从此，共产党人在“中华留英学生会”中也有了很大的影响。

　　国民党学生失败以后，四处拉拢人，准备另建一个“中国留英学生会”。但其内部意见不统一，所拉拢的一部分人又很散漫。共产党人了解了这种情况，定下了策略。迨其召开成立大会之日，一部分共产党人领导的学生前去参加，经投票选举，当选了半数以上的执行委员——可谓大获胜利。

　　经过这些工作与斗争，“留英学会”成了进步的学生组织、“反帝大同盟”的外围。其他几个学生会中，都有共产党人的力量，基本上为共产党人所领导。“中语组”的工作，有声有色，节节获胜。炳然也威信日高，“反帝大同盟”中有人称他为“小陆逊”(陆逊是三国时吴国名将，有儒将风，善谋略，能用兵，曾任大都督，对魏、蜀作战均有大功)。

赴莫斯科参加五一节活动

      1934年4月下旬，于炳然接到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廖焕星同志的来信，要他从英国“反帝大同盟”中选定六七人赴莫斯科参加五一节活动。因随后要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中语组的代表会，指定英共中语组书记于炳然必须前往。于是于炳然决定率张为先、涂长望、杨亦周、乔辛瑛、钟殊漪同去。

　　但在他们动身前夕，又接到廖焕星的信。说是在法国的同志们因为筹不到路费不能前去莫斯科，要于炳然先去巴黎，将他们的意见带上。因此，炳然先去了巴黎。

　　于炳然一行于4月29日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接待他们的就是廖焕星同志;过去一直是书信往来,这次他和炳然见了面,倍感亲切。

　　次日晚，在克里姆林宫灯火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了盛大宴会，招待各国来宾。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坐在中国同志席间，亲切地与他们交谈，要他们在观礼后多游览些日子，到各地看看。炳然对主人的盛意表示感谢。五一这天，他们登上红场的观礼台，参加观礼。当斯大林出现在检阅台时，广场上万众欢呼，红旗挥舞。斯大林演说后，开始了百万军民大检阅——“伟大的力量”。

　　随后他们参加了许多招待晚会，听取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和加里宁同志的报告，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学校、博物馆、研究所和重要工厂。然后去南部参观，到了基辅、哈尔科夫、斯大林格勒、敖德萨等地,回头又到列宁格勒，再转回莫斯科。这次旅行，将近一个月,一路上受到热情款待。参观的所见,充实了大家的思想，振奋了大家精神。炳然心里思考着中国,他相信,赢得抗战和革命的胜利后,中国也会走向新生、走向光明。

　　活动结束后,同行之人返回伦敦。于炳然留下来准备出席各国中语组代表会。但因为柏林的王炳南等同志临时被纳粹当局阻止，没能来莫斯科，原定的代表会没有开成。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领导单独与于炳然谈了几次，让他负责到柏林、巴黎、阿姆斯特丹向各国的中语组传达新的精神和决定。炳然遂离开莫斯科，一路完成使命后，返回伦敦。

起草影响欧美华侨界的三篇宣言

      回伦敦后，于炳然着手的第一项工作是组建“旅欧东北学生抗日救国总会”。以此会的名义发表了三篇重要宣言，即《为反对通邮通车告全国同胞书》《告东北同乡书》《告海外侨胞书》。

　　这三篇宣言，都是于炳然在莫斯科时执笔起草的。三篇宣言又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寄至国内国外各地。纽约的《先锋报》，伦敦的《解放》半月刊，柏林、巴黎的反帝刊物，以及莫斯科出版的《中国报》，对三篇宣言群起呼应，纷纷转载。在整个欧洲和美国的华侨界，产生轰动性影响。

　　在英国期间，炳然还写了“英国通讯”系列文章，在国内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杜重远主编的《新生》周刊发表，其中主要的文章有《英国的新闻事业》《世界经济恐慌中的英帝国主义》《巴黎之游》《访韬奋》等。

击破四川军阀刘湘的阴谋

       四川军阀刘湘派聚兴诚银行董事长张某、经理杨灿三等，来英国与某公司接洽，要联合组建一个矿业公司，开采四川各种矿产。但此事实质上是以四川矿产为交换品，向英国借款，大量购买军火。

　　得悉这一情况后，炳然召集中语组开会作了分析:我们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正在川北，刘湘大购军火，显然是准备用来进攻红四方面军的。因此,必须尽力阻挠之。随后,拟定了斗争策略:先将张某、杨某打一顿，然后发表宣言，揭露他们的阴谋,痛加谴责。

　　这时,福建独立派的邹德高、郑震宇等人也在伦敦。共产党人在与他们的接触中谈及此事,他们也表示了相同的态度。于是,双方约定共同行动。不料,邹德高竟出卖了这次行动计划。张、杨等人闻讯大惊，匆匆逃离了伦敦。

　　炳然决定以“留英学会”的名义，在英国并向国内发表宣言，揭穿刘湘的这一勾当，把他们与英国某公司签订的合同公之于众，并向英国该公司去信提出抗议。

　　共产党人的斗争，使英国该公司取消了这项合同。这样，刘湘出卖矿产购买军火的阴谋未能得逞。

于振华

欢迎翁照垣、蔡廷锴两将军

      福建独立派的王礼锡、胡秋原早已到了伦敦，胡兰畦也由巴黎到了伦敦。一天，他们引一人来访炳然——这人原来就是翁照垣将军。翁照垣曾任十九路军的旅长，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中，曾死守吴淞炮台。1933年福建事变后，任闽南民军司令。在交谈中，炳然感到翁照垣不但抗日意志坚决，而且反蒋的情绪也很激昂。谈了些时候，翁照垣告辞了，胡秋原陪他一同离去。王礼锡、胡兰畦留下来，向炳然提出举行一次欢迎会的想法;并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反帝大同盟”的支持，这个欢迎会是开不成的。

　　炳然考虑，开这样一个欢迎会是有意义的，可以宣传团结抗日，又可以揭露国民党的一些罪恶，便欣然同意。为此，炳然亲自去了东伦敦。这里的华侨百分之九十是广东人，对翁照垣在“一二八”的英勇奋战，印象颇深，很愿意为他开欢迎会。

　　欢迎大会是以“旅英华侨工商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名义召开的。参会者达千人以上，王礼锡、胡秋原、敬幼如、胡兰畦都提前到会。

　　会议开始前,炳然去打一个电话，本来很快就可回来；可王礼锡趁这个当儿突然宣布开会——原来，他们想夺取大会主席之位，终于抓到了“机会”。虽然“反帝大同盟”的人已到场，但他们都不知王礼锡是何人、有什么用意，所以也没想到去找炳然。当王礼锡刚说出“推举大会主席”几个字时，一个东伦敦来的工人高喊：“老于，老于！”随后，一大片人高喊：“就是老于吧！”据会后胡兰畦说，当时王礼锡等甚为惊讶，他们不能不深深敬服共产党人深入群众的程度。

　　这个会开得极好。翁照垣的讲话，恰如他与炳然见面时所谈的一样，对国事态度鲜明，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接着，炳然又作了有分析力的讲话。会场内群情激愤，有的群众自发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等口号。不久,抗战名将蔡廷锴也来到伦敦。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蔡廷锴同蒋光鼐率领驻守淞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这就是“一•二八事变”。1933年，他与蒋光鼐、陈铭枢等在福建宣布独立，后被蒋介石派兵击败，改编了十九路军。蔡廷锴乃流亡国外。

　　于炳然仍以“伦旅英华侨工商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名义组织了欢迎会。会上,蔡廷锴就抗日救国讲了话。随后,炳然也作了讲话。

在“英国反战大会”作报告

    英国共产党召开的“英国反战大会”,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国际反战大会”在巴黎召开时，英国《工人日报》便透露消息说，巴黎大会后，有许多重要代表将来伦敦，参加“英国反战大会”。开会的日期已近,英国当局竟然拒绝这些代表登岸。而伦敦的这次大会还非开不可，英共抓紧进行着各项筹备工作。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鲍力蒂同志要于炳然出席会议，以中国工农红军代表的身份讲演。

　　当时英国共产党在英国是公开的，但中语组是秘密的。他们考虑到中国同志将来回国工作的问题，对炳然说，已想好办法保证他到会与离会的秘密。之所以对保守秘密特别重视，还因为炳然曾受过英国警察的警告：“下次在英共的大会上，如再发现你，你将必须离开英国。”炳然大胆地接受了这一工作，并作了认真的准备。

　　开会那天，英共同志派人用一辆私用的汽车接炳然到会，把他安置在会场的休息室中。这次大会，到会的人特别多，整个市政厅TOWNHALL座无虚席。会议一开始，主席宣布:“第一位讲演人是中华苏维埃区域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顿时，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当主席之一把炳然从休息室引到台上时，群众的掌声变成欢呼声，继而欢呼声又变成口号声：“拥护世界工人第二祖国中华苏维埃！”“向我们中国的兄弟姊妹们致敬！”“向英勇的中国红军致敬！”……在激昂的口号声中，全场起立高唱《国际歌》——没有任何人指挥或发令，只是有两三人情不自禁站起来一唱，全场人便跟着合唱起来。

　　炳然在讲演中，介绍了中国苏区的状况和红军武装斗争的发展。讲演后，又响起了欢呼声和口号声。英国进步群众对中国革命的热情赞扬、对中国人民的火一般情感，使炳然感动得热泪盈眶。

　　炳然回到休息室，从主席台上走下一个绅士装束的人，引导炳然从后门出去，拐了几个弯,来到另一条街道。那里正停着部漂亮的汽车，司机穿着制服——一望便知道这是一位有地位的人的自用车。

　　炳然刚上车入座，送他的那位同志正要上来，只听一声哨响，他们已被警察包围了；抬头一看，远处还有警察的一道防线。

　　四五个警察走过来，问：“车上是什么人？”

　　答：“我的朋友。”

　　问：“他的国籍？”

　　答：“外国人。”

　　命令：“要他下来！”

　　经过一番盘问后,他们对炳然说：“明天上午十点，你在家里等候，我们去谈话。”

　　炳然说：“可以。”

　　于是他们向后撤去。炳然二人进入汽车，驶往市内,直到炳然住处。

　　第二天早晨，炳然让侯雨民去见葛雷丁同志，把昨天的事情告诉他。十时许,两名警察来到了炳然的住处。炳然避而未见。警察叮嘱房东，要炳然次日上午在家等候。

　　炳然又派人去见葛雷丁同志，向他提议自己去柏林躲避几天。葛雷丁表示同意。炳然便于当晚乘车去了柏林。

告别英伦

       1934年8月，于炳然接到张学良将军的来信，告诉他去苏联留学一事已办成，去莫斯科的手续，与中国驻苏大使馆直接联系。还附一封写给加纳罕的信，请他给于炳然以关照。并汇来了二百四十英镑。

　　炳然把来信寄给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不久，接到复信，通知他，组织同意他去莫斯科;但到莫斯科后只能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联系,以后组织派一名同志与他联系。

　　炳然给中国驻苏使馆去了一信。使馆回信，表示到莫斯科后诸事会尽量帮助。

　　在伦敦的诸多工作，一时放不下来，需要时间来妥善处理；另外，又因躲避警察去柏林半个月；所以直到10月初,炳然才前往莫斯科。

　　东行的旅途是漫长的，眼前掠过欧洲的一座座城市、一片片原野、一条条河流。炳然忽然感到，三年半以来，自己似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面对一片宁静，让身心得以放松。

　　他不禁回想起这几年的经历——

　　如果说是来“留学”，那么自“九一八”之后，便搁置了许多课程,却意外地学得了一种最重要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从党组织那里认清了：马列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指针；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

　　为真理而奋斗，为革命而献身,这是他入党时就抱定的决心。他准备跟着组织一点点地学、一点点地干。但没想到半年之后，领导这个组织的重担就压在自己的肩上。初期，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并无联系；而英国党因不了解华侨情况，充分信任他，让他放手工作。

　　没有组织监视，没有别人督促，但信念与责任使他每一天都要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思考应该开展的工作——只要是对抗日救国、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共产主义事业有利的工作——然后再精心策划，部署，实施。实际上，这个“留学生”已经变成职业革命家了。他独当一面地苦干着。有时忽然感到不敢断定这些苦干的成果，将来中国党如何评价；但这丝毫未影响他的热情与干劲，他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在当时欧洲的兄弟组织中，英共中语组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了尊敬与好评。他们的影响力强，号召力大，开展的活动丰富而富有成效，凝聚了广大华侨，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使伦敦成为抗日救国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英国共产党以中语组为成功典型，号召其他语言组学习。

　　他想起了何松亭、蒲子政临别的叮嘱：“布尔什维克即使只剩一兵一卒，也要作战到底”“在英国华侨中，你是唯一的革命种子”。他在心里问：“松亭、子政，你们对我的这些工作,还满意吗？”眼前闪过许多面孔：留学生、洗衣工、水手……张学良、李杜、马占山……

在莫斯科：中国共产党人，编辑，作家

       1934年10月9日，于炳然到了莫斯科。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派曹树铭到车站迎接于炳然，送他到新莫斯科旅馆——这是一家专为外国旅行者开设的旅馆。

　　曹树铭在大使馆当主事。他曾在英国伦敦住过一个时期，对于炳然在英国领导“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开展的有影响的活动,相当清楚。得知于炳然将来莫斯科的消息，便在大使馆散布说,于炳然可能是共产党员,此次来莫斯科，是专来做大使馆工作的。这样一来，大使馆的人们对炳然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炳然也感到难以与他们接近。

　　炳然尽快见到了廖焕星同志。过了几天，廖焕星让炳然写一份自传。炳然写了后交给他。再见面时，廖焕星对炳然的态度显然发生了变化，提出了许多疑问。炳然据实一一回答了。

　　这时，炳然接到张杰从巴黎的来信。信中说，“自己营垒中有人放冷箭”，巴黎那里有人向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打报告，说于炳然勾结军阀张学良、马占山、李杜等多人……”

　　读罢来信，炳然只有苦笑了——他似乎明白了廖焕星让他写自传和态度变化的背后原因。以我们党的思想影响那些爱国将领，尽力促进他们靠近共产党，促进他们坚定地抗日——炳然回想自己做那些工作的初衷和取得的成果，仍感到坦然和欣慰。其实，那些“勾结”，炳然都及时地向党组织报告过。此时，炳然又坦荡地将张杰的来信交给了廖焕星。

　　12月初，钟殊漪由伦敦来到莫斯科。她也是留英学生，接受了进步思想，后来成为旅英华侨“反帝大同盟”的工作骨干。她对炳然十分敬佩，两人在共同工作中产生了感情。炳然将此向组织汇报后，组织同意她来苏。从此，两人开始共同生活。

　　由于工作的需要，炳然没能实现学习的愿望。两年中，在从事党的工作的同时，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并在那里过党的组织生活。他还兼做《救国时报》的编辑。《救国时报》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报纸，出版三年多，发行一百多期。它根据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宣传中国共产党坚定抗日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该报在莫斯科编辑和排版，制成纸型，航空寄往巴黎；在巴黎印刷后，向中国国内发行。当时，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各路红军都在战略转移。在这段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此报成了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主要渠道；许多失散的党员和群众，是通过这一报纸听到党的声音、看到革命的希望的。

　　工作中，常有与苏联同志的联系、往来。一切正常、友好的合作，炳然都认真配合，尽力做好。但对于某些苏方官员的傲慢、蛮横，炳然颇不以为然。

　　一次，因工作炳然与一苏联军官发生争执。那人忽然怒道：“你知道你在同什么人说话……”炳然平静地说：“我在同平等的同志说话。你们的本事应当是善于对付敌人，而不是无礼地对待同志。”中国共产党人的尊严与倔强的天性，使炳然据理抗争，寸步不让。“不必心急，等下次见面再商量吧。”那军官的态度不得不软了下来。后来,他们同意了炳然的意见。

　　在莫斯科，炳然做了大量对国内的宣传工作。其中，写了若干“苏联通讯”文章，在《新生》《永生》《大众生活》《世界知识》《东北之光》等刊物发表;还给《宇宙风》写了多篇稿子，并介绍了一大批别人的文稿。后来《宇宙风》杂志社编辑出版了《苏联见闻》一书，其中文章，除炳然撰写的外，还有炳然推荐的艾寒松、戈宝权、钟殊漪的稿子。

　　这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它按着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理想和观念创造的新的社会形态，前所未有，别开生面，展现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令全世界的关注者眼前一亮。炳然深深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西欧期间又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比照中，对苏联的观察就格外敏感与清晰。他的“苏联见闻”系列文章，记述的是耳闻目见的真实，抒发的是所思所感的心声；其中，有他的热情赞扬与推崇，也有他发现的问题与不足。《到苏联来》一文，从外观勾勒了苏联清新质朴、祥和有序的面貌；他也议论说：“若说苏联一切都建设到尽美尽善的程度，那便失掉了真确性。因为苏联人民无论如何努力，也必须经过必要的时间。只要是根据科学来推断，便不能苛求苏联一口气把全国的建设事业吹成。

　　明白了这一点，便可想到现在的苏联一定还有相当多的缺点。”《苏联的英雄》一文中，炳然根据对苏联的观察，把新的英雄观介绍给艰苦奋斗中的中国人民。他先说：“一提到英雄，有的人便会意识到雄纠纠气昂昂的一条大汉，有的人便会想到‘一怒而天下定’或‘叱咤则风云变色’之类的人物；总之，一定要给英雄披上神秘的外套。”接着他笔锋一转“还是谈谈苏联的英雄观吧。苏联的英雄，可以说大都是很平凡的人。然而他们何以被举行了英雄的加冕礼呢……”炳然一气列出了斯达汉诺夫、丹青科(女)、布塞根、克里沃洛斯、斯美坦宁、杜霞和玛露莎姐妹这些“英雄”的群像。随后写道“这些就是苏联劳动英雄的代表人物。掘煤者、上鞋者、开车者、织布者、打铁者、种糖萝卜者，都成为了英雄，都得到了国家的最高荣誉——列宁勋章。除了苏联，在任何国家里都不会见到这种奇异的现象。”《苏联的女性》一文，介绍了“在苏联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可以看到女人在活跃”，“经济独立了，这是苏联的女性引为至高无上的光荣”。

　　由妇女的工作、参与政治活动、享受教育，谈到她们的物质生活、精神风貌，又谈到国家为妇女解放建立的各种社会公共设施。文中议论道：“在现代的国家中，还有人主张‘家庭是妇女的乐园’，甚至喊出‘妇女回到厨房去’的口号；而苏联恰好和这种主张相反，他们主张妇女不做‘家庭的奴隶’、从厨房中解放出来。”时至21世纪初的今天，世界上仍在进行着关于妇女的生活、事业定位问题的争辩。在七十年前，炳然把苏联的妇女状况和妇女观介绍给中国妇女和中国人民，对于他们争取独立与解放的奋斗，无疑具有启示与先导的意义。《我们的寓所》一文，记述了炳然在普希金广场、真理报馆一带的住所与生活。它使读者如同与作者并肩立在露台，凭高放目，把各方景物收入眼底，不能不感叹异国壮阔、美丽的情调。它仿佛是上世纪30年代莫斯科文化中心街市的一幅风情画，留给了生活在若干年后的我们。

　　炳然在莫斯科的两年中，与张学良将军经常有书信往来。炳然对国内的救国运动热烈称赞，并对张将军的爱国热情予以鼓励。1936年8月，张将军给炳然寄来一张近照，照片的上款写“炳然同志”，下款写“张学良寄于洛川”。炳然望着照片，不禁微笑；根据“同志”二字，他判断此时张将军显然已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了。

　　此后不久，炳然又接到王芃生从日本东京寄来的一封信(这时王芃生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事)，信中说：贵同乡处之苗君，顷来东京，与我畅谈，至为欢洽。知贵同乡拟买一艘轮船，万事俱备，只欠舵手，拟请你回国担任。不知意下如何？

　　所谓“苗君”，即张学良将军部下的苗剑秋，属少壮派军官。而“贵同乡”，指张学良将军。炳然从信中感觉到，张将军可能已有不寻常的计划，而希望委自己以“舵手”之重任。

　　炳然给王芃生写了回信。

　　几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了。消息传到莫斯科，炳然又惊又喜——张学良将军果然做出了挽救国家、震动中外的义举！他回忆着他们两人在伦敦的几次长谈，回忆着最近他在信中对张将军的鼓励……他知道，这一事件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抗日政策和大量工作的结果——其中，也包含着自己这个海外的共产党员对将军影响的因素。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都异常兴奋。炳然打算立即回国。他与盛世才的弟弟盛亦庸商量,盛亦庸说，如果能到达新疆，他保证用飞机把炳然送到西安。随后问王明的意见，王明说：“即便乘飞机，也赶不上时局的发展，还是等几天看吧。”迨到“放蒋”之消息传来，同志们又异常懊丧——虽然相信为了促进全国抗战，这或许是必要的。随后,又传来张学良将军被羁及受审的消息,炳然心头十分沉重。

　　1937年3月上旬，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一则消息，说“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将军，已经恢复了自由，并乘飞机去太原接洽重要问题。根据这一消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研究后，交给于炳然一项新任务——尽快回国，帮助张学良将军巩固东北军，使之成为抗日的一部分力量。党的关系，是到上海寻找潘汉年同志。炳然与鈡殊漪在苏联时生了两个孩子，男孩名鈡灵，女孩名若莎。他们回国时，把孩子留在了莫斯科的第三国际托儿所。后来鈡灵在德寇进犯莫斯科时被炸而死。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派专人把一批尚在苏联的干部子女接了回来，若莎亦在其中，当时13岁。若莎归国后用名“于彬”。

于振华

第三章
失望的回国第一闻——少帅被羁溪口

     于炳然和钟殊漪于1937年4月1日到了上海。住进新亚旅馆后，第一件事便是要服务员把当天的报纸各买一份来。服务员听了,面显惊异之色；见炳然并未改变吩咐，便转身出去了。一会儿，服务员怀中抱着一大摞报纸进来，这回轮到炳然面显露惊色了——上海的报纸居然比伦敦的还要多！

　　炳然在报纸上查寻张学良将军的消息,终于在一张小报纸上看到，此时的张将军正在宁波溪口“韬光养晦”。炳然心头猛然一震——原来《真理报》上说张学良已恢复自由那则消息竟是误传！

　　炳然凝眉思索了一会儿，拟了封“溪口探投”的电报，电文是:“我已回国，现寓上海新亚旅馆。愿早日见面，请告以会面之时间与地点。”交给服务员去拍发。

　　当晚八时许，桌上的电话铃响了。炳然到上海后并未与人联系，所以他以半开玩笑的心态拿起听筒；清清楚楚地送进他耳朵里的是：“你是于炳然吗？我是于毅夫。”

　　炳然忙问：“你怎么在上海，又怎么知道我回国了？”

　　于毅夫说：“你在旅馆等候吧，我们就去。”

　　不多时，来了四个人：于毅夫、田雨时、吴焕章、刘丕光——都是炳然在北平时的相识。互相一问，才知道于毅夫也是刚到上海。原来在上海的王卓然为了寻找于毅夫，向各大旅馆打电话询问，无意中先问到了“于炳然”，然后找到了于毅夫。王卓然只闻炳然之名，还未相识,所以转告了于毅夫。

　　炳然谈到给张学良发电报的事。大家说张学良确实并未恢复自由；他们这次南来，正是为张学良恢复自由而活动。

　　三人告辞后，于毅夫又约炳然去他那里接着交谈。炳然这才知道，国内局势并未好转。于毅夫估计说，给张学良的电报，不但张学良见不到，还可能给炳然带来麻烦。

　　第二天上午，孙西林来访——他是在巴黎“反帝大同盟”代表会议上与炳然相识的,现也回国了。他认为，因给张学良发那封电报，炳然应搬家，并叮嘱炳然要随时小心。

　　下午，王芃生与王卓然来访。原来，王芃生刚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事任上回国。谈了些时候，二人辞去。一会儿，王芃生又第二次回来，说炳然刚回国，一定没钱用,执意要送给炳然三百元钱。炳然拿出存款折给他看，折上还有八百多美金,坚决让王芃生把钱收回了。

　　当夜，炳然搬到法租界的滃洲饭店。恰巧李杜将军也住在那里，久别的两位朋友立刻见了面,简直有说不完的话。

　　从此，熟人多了，几乎每天都有欢迎的宴会。又过几天，来往的人更多了；老朋友王炳南、胡兰畦等，文化界人士杜重远、胡愈之、金仲华、沈兹九等，都会了面。

　　炳然急于见到潘汉年同志。先后向孙西林、王炳南、胡兰畦打听，但一时尚无线索。

　　炳然想，张学良将军不得见面，助他巩固东北军的工作无从谈起。此外，组织上要他回国后从事统战工作，所以自己先须有个公开的工作、公开的身份。可以选择的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在上海办一种杂志。关于启动资金，他想到了几个可能帮助他的人:首先是张学良，只要能通上消息，就极有希望；第二位是李杜；第三位是四川的张志和，他曾允诺如果办刊物可以给予帮助；第四位是万福麟。第二条路，是回北平大学去教书，也可以兼办一种杂志。

　　朋友们也很关心他的职业问题。于毅夫、王卓然主张他去北平主编王卓然办的《外交月报》。胡愈之另有一主意：以炳然的名义去登记注册办一种杂志，如果当时生活书店办的《国民公论》再被查封，即以炳然的名义，继续为生活书店编杂志——他们当时就用此办法来应付国民党的查封。

　　杜重远要把他介绍给宋子文。杜是著名东北抗日救亡人物，曾因创办《新生》周刊，刊发的《闲话皇帝》一文提到日本天皇，引起日方抗议，被国民党政府判处十四个月徒刑;他对推动张、杨“双十二”事变也起过作用。

　　一天，杜重远引炳然去了宋子文处。见面后,交谈的气氛颇好。如果不是不久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宋子文已安排炳然在他那里工作了。(后来在武汉杜重远告诉炳然，“七七”事变后，宋子文曾要杜重远转告炳然去他那里——但那时炳然已离开上海了。)

　　这段时间，王芃生常来炳然的住处。他已是日本问题的专家，拥护抗日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的剿共政策，是个能写善作的爱国学者,并有服从真理的倾向。在伦敦时，就与炳然相处甚好,甚至对炳然颇为崇拜。他还曾要求加入共产党。

　　王芃生曾几次询问炳然关于就业的想法。炳然推说刚刚回国，不忙就业，打算到各地旅行一下再说。一次王芃生说，他组织了一个“国际问题研究会”，《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王云生等人都参加了。可谓各国问题专家都有了,只少一位苏联问题专家，想请炳然以苏联问题专家的资格参加，每月可支车马费三百元。

　　炳然一笑，说：“我对苏联所知甚少，不敢当专家之名。”

　　王芃生却说：“我说你成就成。”一副不允许炳然拒绝的态度。

　　炳然还是摇头未允。

　　他对炳然说：“想请你写一篇文章，谈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

　　炳然说：“这是人家国防秘密，一般苏联人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王芃生说：“这样的文章有好处，可以促进中苏邦交，使那些害恐日病的人，更愿意靠近苏联。”

　　炳然说：“再大的好处，我也不能面壁虚构啊。”

　　炳然怀疑王芃生是在做国际情报工作。后来与孙西林谈及此事，他也认为很有可能。

　　这次谈话后不久的一天，炳然接到王芃生的电话，说他患了沙眼病，现在医院治疗，想请炳然去谈谈。

　　见面后，炳然问候了病情。

　　王芃生说：“我的小恙无妨。我想你刚回国来，还有些留学生的热气，应抓紧时机早些寻得职业。前时我跟你谈过的‘国际问题研究会’，无论如何你得帮忙。”

　　炳然表示还得考虑考虑。

　　王芃生又说：“现在不是应不应当反蒋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反蒋力量的问题。东北军已经东调，红军拘于西北一隅，已无能为力。”

　　他这段话说得轻轻飘飘的，似乎并不郑重其事，但炳然感觉到了其中的含义。因是来探病的，炳然不好作正面驳斥。望着他双目被纱布蒙扎的样子，炳然笑着说：“光明就在你的眼前，可惜你看不到。”

　　炳然回去后细想一番，感到王芃生的思想，比起在伦敦时，已有了变化。

“某政府要人”寻找于斌

        大约在5月20日，炳然收到一封从南京寄来的航空信。拆开一看，是王芃生写来的：……我回到南京，有某政府要人请客。席间，他问到认识“于斌”否。我问，是哪个“于斌”。他说不是那个当主教的“于斌”，而是曾留学英国与苏联的“于斌”。我说不但认识，而且是我的朋友。他说:“你赶快给他拍一电报，请他来南京，我想和他谈谈。”我正要给你拍电报，又一想，恐惊动了你，不如写一长信说得清楚些。我看某要人对你并无恶意。尽管前来，我用身家性命及人格担保你的安全。来时请先拍一电，我到车站去接你。你如不来，那就是表示对政府不合作。请考虑……

　　读罢，炳然觉得情况不同寻常。当时还没有找到潘汉年同志，举目四望，有茫然之感。最后他想到了孙西林，炳然知道他是党内同志——虽然他们之间没有组织关系，但除他之外再找不到自己人来商量一下了。

　　炳然把王芃生的来信交给孙西林看。西林看后，皱起了眉头，问炳然打算如何应付。

　　炳然说：“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大踏步走到南京，站在张学良的立场，站在沦陷区人民的立场，不屈不挠地和他们周旋一番；第二条路是迅速钻进地下去，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从此与王芃生也断绝来往。但是我回国前，组织上要我回国后做统战工作。所以隐藏起来，从此‘消失’，恐怕不是办法。这样一分析，我觉得还是走第一条路——去南京。”

　　孙西林思忖一会儿，说：“我看你的考虑是对的。你可以再与李杜商量一下，听听他的意见。”

　　炳然问：“可以吗？”

　　西林说：“可以。”

　　当天晚上，炳然与孙西林来到李杜住处。董林阁也在那里。炳然把王芃生的来信给李杜看了。

　　李杜抬起头来，那目光是想听炳然的打算。

　　炳然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李杜点了点头，他也同意炳然去南京；他估计，在当时形势下，还不至于有什么危险。

　　于是，炳然便这样决定了。

　　第二天早晨，炳然给王芃生发一份电报，随后登车，中午便到了南京。

　　王芃生与另一人来接站。迎面走来时，他笑着对另一人说：“抓他好抓，他的头发是弯曲的。”

　　炳然也微笑说：“当然好抓，这不是送上前来了吗？”

　　王芃生向炳然介绍,同来者是洪松龄(洪涛)。炳然与洪松龄互相致意。

　　出了火车站，坐上王芃生的自用汽车，驶向城内。

　　王芃生忽然用手扪在炳然的胸前，说：“我摸摸你的心跳不跳。”(在欧洲时他们彼此也常开玩笑)

　　炳然笑了笑，说：“世界大都市伦敦、巴黎、柏林、罗马、莫斯科都逛过了,难道到了小小的南京还会心跳吗？”

　　王芃生也笑了。车进了挹江门，右首山坡上，绿草铺成了八个大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王芃生用手遥指，说：“你看这八个字怎么样？”

　　炳然说：“很好，但是还缺少一个更大的字。”

　　王芃生问：“什么字？”

　　炳然说：“‘诚’。”

　　彼此无言。车开到了王芃生家中。

　　洪松龄谈了一会儿，告辞了。王芃生盯视着炳然，认真地说：“不瞒老弟，我就要引你去见的政府要人，就是戴笠。”他告诉炳然不要出去，“我接你来，我送你去；我决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炳然说：“我这人还会有什么危险，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王芃生说：“别人恐怕不这么看——你是从第三国际回来的，一定负有重要使命。”

　　炳然说：“请你更正——我是从莫斯科回来的，而不是从第三国际回来的。”

　　王芃生说：“方才说的是别人的看法，并不是我的看法。”

　　这天下午，王芃生在家里设宴，欢迎炳然。请来的客人有何廉、段锡朋、何永估和另外几个人。

　　晚上，王芃生告诉炳然，明天戴笠请他吃饭。

与戴笠的不寻常晤对

       第二天中午，王芃生同炳然到了鸡鹅巷“军统”总部。戴笠迎出门外,王芃生介绍炳然之后，他用像唱戏一样的语调，连说了几声“久仰”。

　　三人入室落了座。戴笠说：“这不是客气，对于炳然兄，我确是久仰——你在伦敦时我就知道。炳然兄是考察过英国与苏联的，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假如我们对日本开战，你看英国会不会援助我们，苏联会不会援助我们？假如都会援助我们，在本质上有无不同？”

　　炳然说：“惭愧得很，我在国外跑了几年，所得甚少。对于英国与苏联，也不过是走马看花，谈不到有什么认识。但既蒙雨农兄下问，只好姑妄言之。假如中国对日开战，我以为英国会援助我们，那是为了他们的‘在华利益’，也就是为了他们的市场、投资及其他特权。但英国的援助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们既不愿日本独占中国，也不愿中国完全独立——这是其帝国主义者本身的要求所决定的。“至于苏联，我以为更是会援助中国的。

　　首先是因为唇亡齿寒的关系。试想，假如日本征服了中国，五十年后，苏联将会处于何种境况？真正的政治家，其眼光不能不注视到遥远的将来的。再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扶助弱小民族与国家，是其天职。这不是一种标榜，而是恰好合乎其本身之利益——扶助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独立，正是削弱帝国主义者。再有，苏联是实行计划经济，不会因为生产品过剩而需要国外市场；他们也是地大物博，不需求国外的原料。中国呢，不可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所以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由受压迫变为独立，对苏联只有好处而无坏处。因此，苏联之援助中国将是真诚的，而且是贯彻长久的。这就是苏联与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在援助中国上的本质不同。”

　　炳然谈毕，戴笠连连点头，说：“佩服，佩服，佩服！果然名不虚传！”

　　接着，戴笠说道：“炳然兄确是一个人才,我早就听说了。你这次回国来，我知道你主张抗日救国、打回老家去，这都是好的。但是，你既然要抗日救国，就必须与政府合作。如果你南走两广，北走平津，在主观上，你是为了抗日救国，但在客观上一定会发生反作用。我们党，过去有三个领袖：蒋、胡、汪。胡汉民不得志郁郁而死，汪精卫不得志呶呶不休；只有我们伟大领袖蒋委员长……”他陡地立正，两腿碰出响声——炳然与王芃生均端坐未动——戴笠又坐下，接着说，“不但得到全党拥护，而且得到全国拥护。为什么？就因为他处世待人有一个秘诀，这就是个‘诚’字。我们不但要抗日救国，而且要有效地抗日救国。我这些话，不知炳然兄以为如何。”

　　在戴笠说话时，炳然已打定主意，决不向他示弱。见戴笠把炳然在挹江门对王芃生说的“诚”抬出来了，炳然觉得自己不能避而不谈。

　　戴笠说完后，炳然便说：“是的，我主张抗日救国，我要打回老家;可是我并未想南走两广、北走平津，这一点雨农兄尽管放心。至于说到委员长的伟大、委员长的‘诚’，我倒希望在已有的伟大之外更伟大一些，在已有的诚之外更诚一点。”

　　戴笠显得神色有些紧张，抢问：“此话怎讲？”

　　炳然说：“假如雨农兄此刻没有重要公务，我想讲个故事。”

　　戴笠说：“请讲！”

　　炳然说：“战国时代，某国有两个政见不同的政治家，彼此仇恨。其中之一当了宰相。但因为他肚量狭小，睚眦之仇必报,所以在他上台之后，众臣不安，舆论哗然。他正愁无法改变这种局面时，另一政治家——他素日的政敌来见他，问说：‘你知不知道当前的舆论对你很不利？’答说：‘知道。’又问：‘你想不想平息舆论、安定人心？’答说：‘想。’那个官员接着说：‘那么你重用我。见以你我之仇隙，你都能不计较既往而予以重用，别人自可释然。’于是宰相重用了此人。两人同乘一舆，在都城绕行一周。

　　果然，人心很快就安定了。“现在再谈现实的问题。‘双十二’事变，姑且不论张汉卿之方法如何，其动机是纯洁的，是为了抗日救国；结果也是美满的，保全了委员长的形象。假如在他恭送委员长返京之后，在其被判罪而又被特赦之后，不来一个‘严加管束’，不使他失去自由，我相信今天政府希望来京之人，如南方的李、白，北方的韩、宋，四川的刘湘，都必会欣然而来——因为看到委员长对汉卿尚能原谅，别人更何所恐惧？我希望蒋委员长作为国民党之领袖，作为全国抗战的领导者，心胸更宏大些，更‘诚’一点。”

　　戴笠连说：“很好，很好；佩服，佩服。”随后做一手势，“饭已经摆好，请用餐吧。”

　　吃饭时，另有三人作陪，戴笠一一作了介绍。

　　戴笠又问起：“炳然兄住在上海法租界？”

　　炳然说：“是的。”

　　戴笠说：“在一个白俄的家庭里？”

　　炳然答：“是的。”

　　戴笠说：“不好，可以搬出来,因为白俄大多是给日本做间谍的。”

　　炳然说：“就算他们是日本间谍吧，我又不知道国家的机密，有什么关系。”

　　戴笠说：“不好，总是不好；搬到南京来吧，朝夕请教还方便些。”

　　炳然推托道：“对我来说，住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关系。不过，我正打算在上海办一种杂志，所以还是住在上海方便些。”

　　戴笠说：“搬来南京吧,职业还成什么问题！芃生兄，×街×号有一座小楼，上下六间。吃完饭，你同炳然兄去看看。如果满意，就租下来，我请炳然兄来南京住。”

　　饭后，戴笠说：“今天谈得很欢洽，改天我再请来长谈。下午我还有点小事，再会。”

　　炳然与王芃生离开了鸡鹅巷。坐上汽车后，王芃生要炳然去看戴笠所说的楼房，炳然拒绝了。王芃生颇为不解。

　　炳然对他说：“如果我有居住的自由，我不愿来南京居住。如果我没有居住的自由，你们放我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何必还看什么楼房呢？”

　　王芃生说：“不要误会，我想他不是恶意。不过，你既然不愿意看，就算了。”

　　回到王家，午睡之后，炳然说：“芃生，我今天就回上海。”

　　王芃生说：“何必这样忙呢，他不是还要和你谈吗？”

　　炳然说：“回上海确实有事。他什么时候想再谈，你给我去信，我随时可以再来。”

　　王芃生只好派人买了车票，晚饭后，送炳然到车站。炳然乘火车回到上海。

　　炳然把与戴笠会面的情形，说给李杜与孙西林。二人都说，没想到王芃生说的“某要人”竟是戴笠；又都称赞炳然应对之好。

于振华

见到潘汉年

       一日，胡愈之来到炳然住处。他曾和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名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他告诉炳然，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位“救国会”领袖，被当局以“危害民国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为罪名，经苏州高等法院提起公诉，已被捕入狱。

　　炳然听了，心情沉重。他觉得自己应该代表华侨，前往慰问。

　　第二天，胡愈之、韬奋的夫人沈粹缜、炳然、钟殊漪一同来到苏州。

　　“七君子”中，炳然与邹韬奋最熟。自1931年炳然还在欧洲时，就是韬奋的《生活》周刊的特约通讯员。后来韬奋到伦敦时，他们经常往来，相处甚好；炳然曾帮助韬奋联系、办理去莫斯科参观事宜。事异时移，如今竟在狱中见面，二人都感慨不已。

　　其他诸位，虽是初次见面，但大家谈得都很投合，欢快。史良女士单独住一监号，炳然等也特意去探望了她。这时，炳然筹办杂志的事，经过与王炳南商量，有了新的进展。这个刊物将是“西安事变”精神的继续，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来领导，由东北人与西北人合办。西北人实际参加者原政亭，是炳然在伦敦时英共中语组的同志。王炳南建议求助杨虎城将军拿出一笔款来，作为基金。王炳南与炳然还约定，一同去与杨虎城将军会面。

　　炳然从南京回上海的第二天，孙西林通知他，潘汉年同志约他到某旅馆会面。西林说，潘汉年前些日子在南京，也是刚回上海。

　　他们一同去见了潘汉年同志。炳然把回国后的情形、与王芃生的往来，以及面见戴笠的情形，向他作了汇报。

　　潘汉年神情专注地倾听着。听罢，长出了一口气，笑着说：“你回国不久，可‘奇遇’不少呀！”他思考了一会儿，接着说，“一般地估计，在目前的形势下，戴笠还不会对你怎么样。已经往来了，就继续往来一个时期看。”他对炳然应对戴笠的策略和辞令，大为赞赏。

　　他与炳然约定，以后有事可用书信联系，或者让孙西林转告，互相可以随时见面。这样，炳然就和党接上关系了。

　　5月26日上午，炳然正在家中，听到门外有人与房东白俄老太婆说话。是一个来看房子的，说一口相当流利的俄语。在问完房价之后，他问：“这屋里住的是什么人？”

　　老太婆说：“于先生和于太太。”

　　“是做什么的？”那人又问。

　　老太婆说：“不清楚。”

　　那人还在向老太婆问什么。炳然隐住身子，隔着玻璃窗向外望去，见那人身材高大，一张驴脸，眼睛细小……炳然已把他的模样记下了，这一半是出于好奇，一半是出于警惕。

　　两小时后，炳然与钟殊漪要去街上吃饭，刚出院门，见从右边走来一人,炳然一眼就认出，就是那个找房的人。

　　那人疾走几步迎过来，笑嘻嘻地搭讪：“你们住在这里吗？房东老太婆怎样？干净吗？我正在找房，方才来这里看过了，所以向您打听一下。”

　　炳然说：“房东不太好，房子临街，不肃静，也不干净，我们正准备搬家。”

　　说完，炳然二人就走了;他告诉钟殊漪，不要回头看。

　　走了一段路，拐个弯，来到另一条街。在一家纸烟店门前，炳然停步，转过身来，看见那人也转进这条街来。炳然断定，那人在盯他们的梢。他假装不知道，买一盒纸烟，继续往前走，进一家叫“洁而精”的小饭馆吃了午饭。从饭馆出来，没见到那人。

　　晚上，炳然他们又到“洁而精”吃饭。刚刚坐下，见那人也走进饭馆，坐在另一张桌上，并与炳然二人打招呼，想搭讪着谈话。炳然则把头转向别的方向。

　　炳然二人每天在这个饭馆吃饭，过去从未见过此人。所以分析，这人很可能是被什么人派来监视他们的。炳然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孙西林，要他转告潘汉年；并约定晚7时与西林在法国公园接头，还商定了防范危险的办法。

　　傍晚，按着事先的约定，炳然与孙西林分别来到法国公园，绕湖散步。他们第一次相遇时，彼此若不相识般擦肩而过，由西林观察炳然身后是否有人盯梢。确信无人盯梢后，第二次相遇才一起交谈。西林说，老潘约炳然面谈。

　　见到潘汉年，炳然详谈了遇到的情况。老潘决定炳然他们暂避一段时间。他给钟殊漪另一项使命，让她去四川;让炳然去北平出席一个会议。

　　于是，炳然于5月30日乘车去了北平。

“东北救亡总会”成立

        炳然这次北平之行，当然一方面是暂避一下那个可疑的盯梢，另外还有几个目的：一是参加“东北救亡总会”的筹备与成立大会；二是想面见万福麟，请他拿几个钱，帮助办刊物；三是想给自己安排个备用的工作——万一在上海不宜再住，可在北平大学当教授。此外，他在北平的朋友与同乡甚多,分别已多年，也很想会会面。

　　到北平后，炳然立即参加“东北救亡总会”的筹备工作。一同工作的最积极的骨干人物有：高崇民、卢乃赓、栗又文、苗勃然、王俊卿、于毅夫、何松亭、赵濯华、徐仲航、张希尧、陈先舟、邹大鹏、车向忱、周鲸文、李向之、徐寿轩等。刘澜波同志因去了延安，未及参加。

　　6月20日，在北平白塔寺东北大学召开“东总”成立大会。“东总”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关怀、领导下，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吸收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和形形色色的东北流亡同胞的团体，并邀请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负责人为代表的东北抗联加入，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大会有一百二十余位代表参加，各地的东北同乡会、东北抗日会等组织都派了代表出席。大会主席团由五人组成，他们是高崇民、卢乃赓、栗又文、苗勃然、于炳然。

　　大会选出了执行委员，再由执行委员选出常务委员，常务委员会下设一处、四部、五个委员会。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

　　秘书处：主任栗又文 副主任徐仲航张庆泰

　　组织部:主任刘澜波 副主任张希尧赵濯华

　　宣传部：主任于炳然 副主任于毅夫关梦觉

　　训练部：主任苗勃然 副主任何松亭李向之

　　联络部：主任徐寿轩 副主任陈先舟邹大鹏

　　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 杜

　　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 高崇民

　　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卢乃赓

　　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阎宝航

　　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金兆梓(孟绂)

　　“东北救亡总会”成立之后，为了筹集办刊物的经费，于炳然与于毅夫去见了万福麟。

　　见面后，万福麟显得很热情。他还要陪同炳然去见宋哲元，要宋在晋察政委会给炳然安置个职务。

　　炳然婉谢说：“以后再说，暂时先不必。”

　　关于办刊物，万福麟表示：“如果办刊物，写信告诉我，一定帮忙。”

　　这样，炳然和于毅夫感到有了点结果，便告辞了。

　　炳然一到北平，母校——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就设宴欢迎他。王之相校长表示欢迎炳然回母校任教，向炳然征求意见。炳然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说，如果到北平来，当然回母校。在北平，炳然还会见了许多同乡、同学。

　　因为杨虎城将军将在6月底出国，王炳南与炳然约好，在将军出国前和他谈一次；所以炳然离开北平，6月28日赶回了上海。遗憾的是，杨虎城将军于28日晨乘飞机出国了——只差几个小时，炳然未能见到杨将军。

赵一荻：“汉卿特别关心你……”

      回到上海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了。7月7日晚，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入宛平县城搜索，被拒，便炮轰宛平城。国民党二十九军冯治安师吉星文团奋起抵抗，全歼进攻卢沟桥的日军百余人——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了。在北平时，高崇民、卢乃赓为炳然写了一封给张学良将军的女友赵一荻女士(赵四小姐)的信，向她介绍了炳然。炳然到上海后便去访她。

　　正在她家中的王副官，是黑龙江人，与炳然相识，由他传达，立刻就与赵一荻见面了。炳然首先表达了对张将军的惦念，询问了将军的近况。赵一荻详细地讲给了炳然。交谈中，炳然感到赵一荻很有见解。她说两天之内要去看张学良，要炳然写封信由她带去，随后拿来了纸笔。

　　炳然在信中，除了称赞“双十二”之义举外，把“东北救亡总会”成立的情形告诉了张将军，还把办一种杂志的打算说了一下。

　　7月12日，炳然接到赵一荻的电话，约他在虹口摩里根饭店会面。

　　见面后，她说：“看了你的信，汉卿很高兴。他特别关心你，赞成你办杂志，但嘱咐你要慎重，不要像杜重远似的，闹出事来(指前文谈到的‘新生事件’——本书作者)。现在不要多活动，等他出来，一切都有办法。”

　　随后，她拿出两千块钱，说：“这是给你办杂志的。不够用，以后向我说。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汉卿给你的，必要时，只能说是我给你的。”

　　这次见面，使炳然心头一则以暖，一则以酸，抚今追昔，感慨良多。

　　回到上海后，炳然特别忙。经费有了着落，他开始为“东总”出版发行《反攻》半月刊奔波。他在莫斯科时写的《九一八以来的东北》书稿，在北平又搜集了一些素材，赶着充实内容，准备出版。炳然正满怀信心地运筹在文化界打开一个局面时，出现了意外的事情。

蒋介石的召见与授命

       7月18日，炳然接到王芃生的电话，约他去南京。

　　这里应该补述6月间炳然去北平参加“东总”成立大会期间的一件事情。一次，于毅夫对炳然说：“赵福海(赵是炳然过去的朋友)很不好，给内蒙古德王(德穆楚克栋普鲁)做驻北平办事处处长，并且最近在冀东殷汝耕那里作广播讲话，完全是一套汉奸论调。大家原本都是朋友，弄得现在对他都不好说话。他对你很敬佩，是否可以利用久别重逢的机会，开诚布公地和他谈谈，或许可以挽救他。”

　　炳然觉得可以试试，就与赵福海见了面,二人谈了两天。赵福海是蒙古族人，说了许多国民党大汉族政策的恶果，也说了德王与日本人拉拢的“苦衷”。炳然严肃而耐心地开导他，告诫他：外敌入侵，国难当头，历来是考验一个人民族气节的关头，可万万不能糊涂。并叮嘱他接近德王时，应相机晓以国家民族大义，使其勿陷入投敌的泥淖。

　　迨炳然回到上海之后，在一次与王芃生的谈话中，说到国民党政府的昏庸，曾举了德王的例子。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想不到王芃生竟记在心上。

　　这次他在电话中说：“最高当局请你来南京。”

　　炳然说：“你开什么玩笑？”

　　他说：“真的，与你谈关于德王的事。”

　　鉴于当时正值“七七事变”之后，团结抗战的气氛相当浓厚，炳然便第二次去了南京。

　　见了面，王芃生认真地说：“蒋委员长要见你。团结一切力量抗战，德王也不例外。凭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如能说服德王归来，那就是对抗战的一大功绩。”他对这件事很有信心。

　　第二天上午10时，戴笠亲自乘车来接。一番寒暄后，他请炳然上车，车开到了鸡鹅巷。进了客厅，戴笠请炳然稍坐。他自己进入内室，一会儿，拿出一个卷宗样的纸夹，放入皮包。

　　二人再乘车，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后院。戴笠引炳然进了会客室，他自己先进去与蒋介石商量。

　　过了一会儿，戴笠出来，引炳然进入另一宽敞的会客室。室内各个角落都有便衣侍卫。蒋介石座位的后面，有一排很长的围屏；围屏之下，是一排木椅。炳然估计围屏后另有保镖侍立。

　　戴笠引炳然入室后，便站立在一边，让炳然自己前去。

　　炳然走到蒋介石面前，蒋起立，面现微笑，与炳然握手，然后伸手向身旁的沙发,说:“请坐！”

　　两人入座后，蒋介石的第一句话是：“你是黑龙江人？”

　　炳然答:“是的。”

　　蒋接着问: “你到英国是怎样去的？”

　　炳然答:“是考取公费留学去的。”

　　蒋再问:“你到俄国是张汉卿送去的？”

　　炳然说:“张将军去欧洲考察，到伦敦时,我们见了几次面。他建议我去苏联学习,又帮我办了手续。”

　　简洁地回答了蒋的所问后,炳然觉得，蒋介石这样问几句，似在表示他对自己有一定的了解。

　　蒋注视着炳然说：“听说你对内蒙古问题颇有见地,想请你去华北接洽德王反正，你有什么意见？”

　　炳然说：“我回国不久,人微言轻，恐不足当此大任。最好是另派大员，我可以同去帮助。”

　　蒋介石说：“你是不是人微言轻，只看政府对你是不是信任。如对你信任，人不微，言亦不轻。必要时可以派人——但那是派人帮助你，而不是要你帮助别人。一切详细情形，去与戴雨农商量。”

　　炳然说：“好，我当尽力。”

　　从这次会见中，炳然感到，当时他们确实很重视德王反正。如果实现了，可以借此宣传全国的团结抗战。为了让炳然感到有所倚恃，胆气壮盛，特地安排了这次会见。

　　见面之前，炳然曾想乘机从东北人的角度，进言希望政府支援东北抗日联军和恢复张学良将军自由的问题；但在时间上和气氛上,都未找到机会。

　　离开军委会，再回到鸡鹅巷。戴笠对炳然说：“不管德王要什么条件——钱呀、官呀，都答应他。”

　　他迫不及待地喊他的交通秘书胡子英，要他马上买一张飞机票，那样子是想让炳然马上动身。

　　炳然说：“先不忙买飞机票，我得回一趟上海。”

　　戴笠问：“为什么？”

　　炳然说：“我得将上海住处安顿一下，还得准备随身携带的衣物。”

　　戴笠表示这些都是小事，可以在这里准备衣物。炳然极力说次日上午一定返回南京，只耽搁一天。戴笠只好同意了，不过仍嘱咐了几遍“明天上午一定回来”。

　　炳然之所以一定要回上海，是想把这事报告给潘汉年，听取他的意见。但返沪之后，潘汉年竟不在上海。炳然只好将事情经过说给孙西林,让他转吿潘汉年。

　　当天晚间，报纸就发出“号外”：北平失守了。

　　炳然在次日上午赶到了南京，住到王芃生家。他与戴笠通了电话，戴笠要炳然再等几天。

　　过了四五天，戴笠派人送来一封信，内有聘书一纸——是聘炳然为军委会第二处设计委员、少将参议。还附一信，说请炳然次日去吃午饭。

　　对于聘书，炳然颇觉突兀和不解。但王芃生却说，这是表示非常尊重——不敢用“任命”而用“聘请”，是表示并非上下级，而是朋友关系。

　　第二天，炳然又到了鸡鹅巷。戴笠这次请的客人，都是“设计委员”。吃饭时，戴笠一一作了介绍，其中有李果谌、王化一、余驼、陈耀东;由李果谌负责。戴笠说：“这个设计委员会，是专为抗日事业而设的，是委员长的智囊团。”

　　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由于国内外人士的声援及“七七”后形势的变化，这时已获保释，住在中央饭店。李杜、马占山、杜重远、李延禄等许多朋友、熟人，也都住在这里。炳然无意间还遇到了潘汉年，原来他也住在这儿。炳然把这些天的经历向他汇报了。潘汉年说，去北方策动德王反正,可以，但不要冒险。

　　过了几天，钟殊漪从四川回来了，炳然和她也搬到中央饭店住。

　　“设计委员会”开过三次会。第一次是讨论“设计委员会”的任务、办公制度等。大家讨论后，推举于炳然起草一个类似“简章”的材料。第二次会，讨论如何动员群众。有人提议拉拢青红帮、组织僧尼救国会等。这次会上，李果谌要于炳然起草一份《蒋委员长告东北同胞书》，印制后迨李杜将军去东北时散发。第三次会，是讨论战时如何管理经济,比如限制银行提款等。

　　很快，李果谌就通知于炳然，马上去北方做德王反正工作。戴笠安排孙殿英负责把炳然护送到北平。并且约定：到北平住中央饭店,到天津住国民大饭店。此去，要炳然用化名“李安”；说他们在平津的特务机关，见到“李安”的名字，便与之接头。路上，无论用钱、拍电报及其他需要，都可以向接头人说，他们负责帮助解决。然后，李果谌交给于炳然一个密电码本和一千元路费。

　　行前，炳然又与潘汉年见了面。老潘说：“你这次北去，注意安全，不要傻干。”

于振华

策反德王之行

       孙殿英这次去南京，是与戴笠接头，研究组织游击队的事。孙殿英夸口说,从门头沟到北平西直门，都是他的势力范围,都有他的便衣队。戴笠责成他护送于炳然到北平，他一口应承。

　　炳然北行的同行者，除孙殿英外，还有戴笠派到孙殿英处工作的八个人。

　　他们由浦口车站上车,到徐州，转陇海路至郑州，再转平汉路至琉璃河。然后到周口店。房山县一带,中国军队正在与日军激战，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炳然在这种环境中，不得不滞留了二十多天。一次半夜，敌军逼近住处，情势危险，不得不紧急转移。派了一个人去北平办些事，竟一去无归。

　　这时孙殿英突然说，因环境发生这么大变化，不能护送炳然到北平了。

　　炳然便给戴笠拍电报，说明不能继续前进的原因。

　　戴笠的回电却是“在非常时，立非常之功，政府决不亏负吾兄”这一套话。

　　炳然又去电，说拟绕道青岛，乘海船赴天津。

　　戴笠回电表示同意。

　　于是炳然辗转经济南到青岛，搭乘英国轮船“顺天号”北上。路上炳然是化装为商人。

　　船到烟台，发生了一件事。因为进行检疫，头等舱与二、三等舱隔离，门口设一个白俄人卫兵。而这扇门又是上岸必经的通道,船上决定这里暂时不准通行，理应先对旅客说明；可是旅客们尚都不明情况，卫兵已站在了门口。见有人想通过，他不是示意止步,而是举手就打一耳光。

　　炳然住在二等舱，这情景就发生在他的舱门前。他看到被打的中国人那可怜的样子，不禁怒火中烧。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想过去,被卫兵猛力一推，摔倒在地。

　　炳然气得忍无可忍，冲上前去用英语(最初以为那卫兵是英国人)问他：“谁给你打人的权力？”

　　卫兵气势汹汹地用俄语问：“你是谁？”

　　炳然改用俄语说：“我与被你打的人一样，是旅客,是中国人。”

　　卫兵却骂道：“中国人，我看是中国狗。”

　　炳然气极了，反骂道：“我看你才正是个丧家犬呢！”

　　那卫兵竟骂道：“我×你们娘……”

　　这时，不少旅客围拢上来，有的高喊：“打他！”

　　那卫兵见势不妙，掉头跑了。

　　一会儿，船上的英人大副来了，他用英语问：“谁与我们卫兵捣乱了？”

　　炳然也用英语反问他：“你们卫兵无故打人，提出质问就是捣乱吗？”

　　他说：“现在禁止通行，强要通行就是不遵守秩序。”

　　炳然说：“谁知道不准通行？你们并没通知旅客。再说，花钱乘船的旅客，不是你们奴隶，你们没有打骂的权力。”

　　他无言以对，气冲冲地走了。

　　一会儿，又来了两个洋奴——大买办与二买办，径直冲到炳然面前说：“我们大副说了，你如果不满意我们的船，可以在烟台登岸。”

　　这可把炳然气坏了，问道：“这就是你们船上的规章吗，谁不忍受你们的打骂，就驱逐谁上岸？”

　　那人说：“这不是驱逐，是建议。”

　　炳然说：“我自己知道我应当在什么地方上岸。”他把脸转向旅客们，说,“外国人这样欺侮中国人，我们要反抗！”

　　炳然的话音一落，周围的群众怒吼起来。

　　两个洋奴见势不好，软了下来，连声道歉。

　　船又启碇前行了。这一场纠纷中，旅客们把炳然看成英雄;但炳然猛然醒悟到：糟了，这一下自己的身份露了破绽——一个身穿夹长袍的普通商人，怎能会说两种外语？与两个买办的辩理，也已不似商人的形象。炳然深为自己没能压住火气而后悔。

　　船驶到大沽口，海关宣布船上发现了“霍乱”传染病，不准乘客上岸。日本人更是以此为借口，要上船检查。英国领事出面与其交涉,他们越弄越僵。每天还是有人上船来检疫，把认为有病的人拉上岸去。据船员说，被拉上岸的旅客都被烧死了。船上充满了恐怖的气氛，并且传布着要将船击沉的谣言，人心惶乱到极点。

　　这样持续了二十来天后，日本人到底还是上船来检查了。上来的都是日本宪兵，外面穿着医生的白衫——情势万分危险！炳然为防意外，果断地将密电码本撕碎，由厕所冲到海里。

　　这次检查，将八个人定为可疑对象，其中竟有炳然。

　　与日本人一同上船的英国领事也带来了英国医生。紧急中，炳然只得用英语向英国领事呼吁，要求接受他们的检查。经英国医生检查，认定炳然无病，这才渡过这次危险。

　　又过了两天，才准许头等舱、二等舱的客人上岸。于是炳然与众旅客另登小轮船至天津大沽码头登岸。

　　到了天津，炳然首先到了住在英租界的何松亭家。第二天，搬到法租界的国民大饭店。当晚，戴笠特务机关派人来访。炳然拟一电文，说明途中遭遇，让来人去发拍。

　　在新绥汽车公司，炳然寻到了老朋友池蓄龙。炳然请他去北平给赵福海送信，约赵来天津。

　　三天后，赵福海与杜超杰一同来了。炳然与他们深谈后，赵福海说还是由他们先去张家口见德王为好;让炳然先在天津等候,必要时再前去。炳然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于是把劝说德王的思路、策略详细交代给他们;并对一些关键之点,作了叮嘱。

　　在天津，与炳然常相往来的有何松亭、陈先舟、周鲸文、杜超杰、李时雨、张伯琴，常见面的有赵濯华、李向之、池蓄龙。总之，都是些东北老乡。炳然在津期间做了如下几件事。

　　帮助赵、李、池等成立了“东总平津行动委员会”，与刘清扬领导的“华北抗日救国会”共同工作。

　　李向之在给赵侗游击队做交通及募捐工作，炳然给予他许多帮助。

　　陈先舟和周鲸文说，“西安事变”的“三英雄”之一苗剑秋，现在天津，情绪极坏,既骂国民党，也骂共产党。二人希望炳然与苗剑秋谈谈——并说苗剑秋也敬重炳然，愿与炳然见面。

　　炳然见了苗剑秋，同他作了长谈,细致分析了“西安事变”以来的许多问题及抗战的前途,耐心进行了引导。

　　当时在天津地方法院任推事之职的李时雨，是炳然和于毅夫的好朋友；他们夫妇二人均是共产党员，但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炳然帮助他们接上了组织关系。李时雨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段往事：

　　“我和孙静云常去他(炳然)那里聚谈。他总是那么豪迈，爽朗，诚恳，热情，像老大哥对弟弟妹妹那样关心,那样亲切。

　　当然我也不能对他保密，便向他说明我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北平学生卧轨斗争、南下示威运动,曾回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后来打入东北军，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做抗日救亡工作。由于东北军在淮阴被改编下来，党组织决定我到北平与“东北救亡总会”的于毅夫同志联系，找一个掩护职业，在北方工作。刚由南京到天津，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党组织要我到北方找到党，再设法转移关系。现在由于情况变化，尚不能决定行止;急切需要找到党，接上关系。

　　于炳然同志听了我的情况后，说：“何松亭同志就是党在天津的地下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我可以介绍你同他谈谈。我主张你们留在北方工作。”

　　我和孙静云喜出望外，遂与何松亭同志见面详谈，从而顺利地找到了党组织，在天津继续做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我深深感到，在天津遇到炳然是极有意义的重逢，是我们一生之幸。

　　12月20日左右，赵福海与杜超杰回到天津。说已见到德王,按照炳然拟定的思路和策略,对德王进行了充分的中华民族大义的宣传、抗战前途的分析和反正劝说。德王表示，反正不成问题，只是须待国军与他的军队能够衔接的时候；此时反正，徒遭损失。

　　炳然让赵福海把德王的话写在纸上，并在上面签了名,以便带回去作个交代。

　　炳然分析，如果自己不被一路上这些意外的遭遇贻误了时间，早到北方，可能策动德王反正会有较好的结果。而赵福海二人去张家口时，正值北方的国民党政府军队全线向南败退，南京亦失守,日军势头凶猛,气焰猖狂,的确不是易于使德王转向的时候。

　　上海、南京先后沦陷,国民政府已移至武汉。陆路交通已经阻断，炳然便于12月25日乘客轮离开天津去香港。在香港，不期然遇到潘汉年。炳然将北行的经过向他作了汇报。炳然在上海有一点存款，打算取出来用，托老潘想办法；老潘便与廖承志联系。过了几天，廖承志将炳然的存款取出，带了过来。潘汉年是奉命与廖承志一同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及开展统战工作，并为新四军、八路军募集抗战物资。

　　炳然由香港动身去广州，再搭粤汉车北上，于1938年1月15日到了武汉。

于志才

向前辈致敬！